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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管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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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专家简介：程远，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思想文化与先秦军事历史、军事思想。出版专著三部，主编教材两部，参与编撰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代表作：《先秦战争观研究》。
&&&&《鬼谷子》书影
&&&&第六计：声东击西
&&&&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
　　开篇的话&&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它的影响不仅仅在战争领域，也影响到了政治、经济，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处世方式。时过境迁，其中的许多东西虽然不完全适用于当代，但其精华仍然是构建当代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资源。就此，记者采访了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系博士生导师程远教授。
　　记者：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战争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翻阅古代史书，最多篇幅、最受重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战争的记载了。积累了几千年，经验之丰厚、认识之深刻、军事文化之丰富多彩世所罕见。
　　程远：之所以如此，从现象层面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多。中国古代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很难统计清楚，不过，用“数以千计”来形容，绝不是夸张。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战争，往往决定或影响了历史的演进，决定或影响了某些民族、某些王朝、某些政治集团的兴衰存亡。这些丰富的战争实践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二是研究战争的人多。不仅兵家研究战争，许多思想家、甚至文学家也都关注和研究战争。比如先秦诸子，都有关于战争的论述。三是“兵书”众多。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现存著录兵书有3380部，23503卷；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这还不算史书失载，散佚失传的兵书。经、史、子、集等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也有许多论兵的篇章，其数量当在兵书数量之上，内容之丰富，也决不逊于兵书。
　　记者：在这些数量庞大的兵书和论兵篇章中，蕴涵着色彩纷呈、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您能否对其精华作一个扼要的概括？&
　　程远：如果去除糟粕，总括其中的优秀思想，我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祸福相依的辩证思维、惟实求真的理性精神、战本于政的政治意识、运乎无方的谋略思想。辩证思维是古代优秀军事思想的哲学依据；谋略思想和惟实求真精神是筹划和指导战争的思想方法；战本于政的政治意识是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众等各种关系的深刻认识。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辉煌大厦。
　　1.福祸相依的辩证思维&
　　记者：“祸福相依”出自《老子》。《老子》的原话是：“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这句话非常凝练地概括出了古代辩证思维的精神实质。辩证的思维方法在古代军事家那里表现得也非常突出，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精粹之一。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远：首先是注重整体性。也就是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军事问题。比如，面对某次战役，不是仅仅局限于这次战役本身，而是把它放在更为广阔长远的时空背景中来考虑。这次战役与别处的战役或后续战役，眼前的对手与其他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可靠的同盟者或潜在的同盟者，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等等关系之中来思考、谋划、布局。总之是把与战争相关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对待的。
　　记者：这种思想在多极竞争中更管用，更具长远性和科学性。
　　程远：是的。在我国古代，战乱频仍，屡次出现群雄并起、诸侯林立的多极竞争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各种力量之间彼此利害交织，敌我关系不明确，具有很大的可变性，今天的敌人，明天可能就是盟友；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成了敌人，斗争异常复杂。弄不好，就会陷自己于多面作战的孤立状态。所以，选准主要战略对手，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是多极战略必须遵循的原则。能不能选准，关键看有没有全局观、整体观和长远观，能不能总体谋划、宏观决策、综合分析、统筹调度。
　　记者：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强调在多极格局中，认清敌友的重要性。
　　程远：可以这样理解。古代这方面的战例很多，比如，秦朝灭亡以后的楚汉战争，原本弱小的刘邦战胜了强大的项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有全局观、整体观和长远观，能够从天下一体的角度谋划、布局，非常注重战争要素各个方面的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项羽只盯着眼下的战役，没有从整体上谋划、布局，所以，经常处于多面作战的窘境，尽管是貌似强大、气势汹汹，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记者：古人不仅在战争的战略层面上要注意整体性，在战术和其他微观层面也注重整体性。比如：人才选拔，《孙子》就提出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强调素质要全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程远：是的。辩证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变化性，即：以变化的观点把握军事问题。
　　记者：变的思想在《易经》中就论述得很充分了。
　　程远：《易经》曰：“易穷则变，变则通”，“穷”者，不通也。不通了怎么办？有两种路径：一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结果肯定是头破血流，一败涂地；一种是换个思路，变个方向，则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变”最少有两种结果：一是变好；一是变坏。怎么才能变好而不变坏呢？办法是：不能任其自然，更不能瞎碰，而是要依据实际情况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所以，《易经》又说“变通者，趣时者也。”“趣”同趋，“趣时”就是趋时，即依照当下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古代军事家们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战争之中，认为战争中的许多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提出了许多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概念，如：利与害、奇与正、虚与实、强与弱等等。
　　记者：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认识，很精彩，也非常了不起。
　　程远：我国古代军事文化辩证思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注重能动性。主张在尊重客观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造条件，去克敌制胜，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孙子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又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巨大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如果能把这种创造力发挥出来，即便敌人在数量、质量上占优势，也可以使之丧失战斗力，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战例就是证明。
　　2.惟实求真的理性精神&
　　记者：惟实求真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在精神实质上是基本一致的。
　　程远：是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任何一个判断、任何一个决心都必须从真实准确的实际情况出发，来不得半点虚和假，否则，就要打败仗，就可能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亡国。数千年血与火中的锤炼，锻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惟实求真的理性精神。
　　记者：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的比率和战争的胜率成正比，凸现的就是一个“实”字。“知”如此重要，“知”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程远：孙子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即所谓“五事七计”。既包括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将帅、军纪等情况，也包括了战争区域的天候、地理。《六韬》的概括是：“知其心”、“知其意”、“知其情”。“知其心”，就是要知晓敌方心理特征和情绪，特别是指挥员的心理特点。“知其意”，就是要明了敌人想干什么，打算怎么干？“知其情”，就是要全面准确掌握敌方各方面真实情况，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这些都是正确制定战略战术的基础。
　　记者：古人对“知”的过程有什么具体要求？
　　程远：首先是要“先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知”是否及时至关重要。所以，“先知”贯穿于战争活动的全过程。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中，要以“先知”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不能忘记战争，要未雨绸缪，谋划在先，准确预测未来的作战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搜集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信息。一旦战争在即，就可以为“庙算”提供翔实可信的依据。在制定具体的战役战斗计划时，也要以“先知”为前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先得知道敌人何处“不备”；避实击虚，也要知道何处是实，何处是虚。这一系列战术原则都要以“先知”为条件。
　　记者：事后诸葛亮，仗打败了，才恍然大悟，“知”就晚了。
　　程远：正因为如此，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这是血的代价凝练成的经验之谈。“知”的另一个要求是“尽知”。就是要对与战争有关的所有信息尽可能掌握得全面翔实、了如指掌。
　　记者：我理解，“尽知”包括“知己”和“知彼”两个方面。知己当然很重要，但相对比较容易。最重要、最困难的是知彼，因为“知彼”是“所恃而动”的依据，进行军事决策的前提。但是，“彼”不是死物，不会敞开大门，毫无戒备地让你去“知”，反而会尽一切手段隐真示假。怎么才能有效“知彼”？
　　程远：孙子认为，用间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他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知彼”不能迷信鬼神，不能机械类推，也不可用星占来判断吉凶祸福，必须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搜集情报。强调的是“知”的真实可靠性。
　　记者：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的较量，敌我双方都是武装起来的活人。战争中我方想尽一切办法“知彼知己”，并以此为据，部署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计划；敌方也以同样的办法对我。因此，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怎样才能保证对战场的变化反应及时、应变适宜、措施得力，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
　　程远：孙子提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是要避免墨守成规，根据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随时调整作战方案、重新配置作战力量，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并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将能而君不御”。对君主而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任命将帅之日就是移交战场指挥权之时。既然经过慎重选择，任用了将帅，就要大胆使用，给将帅以充分地临机处置的权利。若任将而不放权，时时遥控三军，是为败军之举。第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将帅的角度来说，就应从接受委任之时起，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切战略战术的制定均应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战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以取得战争胜利为目标，而不能唯君之命是从。
　　记者：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唯实不唯上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到更难。因为，国君掌握着将帅的进退去留，乃至生命。
　　程远：正因为唯实不唯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孙子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将帅，称之为“国之宝也”。
　　记者：可见，提出一种正确的理论不易，要在实践中运用并坚持下去更难。
　　程远：这就是古人说的“知易行难”。这些年我们党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正确的理论，但是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因也在这里。
　　3.战本于政的政治思想&
　　记者：“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名言，列宁认为它揭示出了战争的本质，非常欣赏，多次引用。
　　程远：其实，中国古代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在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捍卫国家安全时就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史记》记载，有一次吴起与魏武侯等人泛舟于黄河，看到黄河水急岸险，魏武侯得意地说：“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当即予以反驳，说：“在德不在险”，并用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于政治是否清明，而不能依靠山河的险要。古代许多军事家都有类似的论述。如：《商君书》曰：“战法必本于政胜”。《尉缭子》说得更明确：“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支干和根基、表和里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战争问题上，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已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表现的卓越思想。
　　记者：如果把古人思考战争问题时强烈的政治意识的归纳一下，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远：首先是把战争区分为“义战”和“不义之战”，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战。
　　记者：“义战”有哪些特点？
　　程远：在古人看来，义战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目的是“禁暴救乱”，保民安民。《左传》记载，楚庄王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荀子》说：“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尉缭子》也说：“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第二，战争进行中不扰民，不害民。《投笔肤资》说：“凡兵之兴，不得已也。国乱之是除，民暴之是去，非是残民而生乱世。”意思是：兴兵作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根除国家祸乱，消除害民之暴乱，不是用来残杀民众，制造混乱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司马法》提出来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而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政治意识的第二个表现是：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记者：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都充分意识到了战争的成功或失败，政治统治的稳固或崩溃，不取决于天命鬼神，而在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民心向背，有时甚至将它与战争的胜负直接对应起来。
　　程远：是的。《管子》就曾说过：“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荀子》也说过：“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就是说，治国安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战胜攻取，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记者：为什么古人会有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主要因素这样的思想？
　　程远：《管子》讲得非常到位，它说：“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意思是打仗要靠民众，只有和民众同心同德，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记者：如何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程远：首先要“利民”。《六韬》曰：“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意思是要与天下之人有福同享、乐共戴天；有财同用，不藏于私。这是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的途径之一。其次要“爱民”。《六韬》曰：“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优；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爱民”还包括对敌国人民也要施以人道主义。《六韬》曰：“无蟠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家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古代许多精明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懂得这点。他们不但争取本国民众，也利用一切机会争取敌国民众的同情、好感和支持。
　　记者：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要讲政治，这是培养领导干部大局意识、长远意识、忧患意识的重要举措。军队各级领导在谋划和指导军队的各项建设时，确实有很多需要向古代优秀军事家学习的地方。
　　程远：古代军事家的政治意识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这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4.运乎无方的谋略思想&
　　记者：战争不单是力的竞赛，更是智的较量。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古语说：“一计之出，可以倾覆百万师；一谋之就，孤军亦可以制胜。”先贤们把谋略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到位。
　　程远：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古代军事理论家们非常重视研究谋略，军事家们也非常重视在战争实践中运用谋略，积累和总结出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记者：《汉书·艺文志》把兵书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类。“兵权谋”自成一家，列于四家之首，从而确定了军事谋略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的地位。
　　程远：在古代军事家们看来，战争不单纯是物质实力的竞赛，而且也是智谋的较量。战争的这种客观本性决定了必须把军事谋略作为用兵作战的根本。所以，《投笔肤谈》说：“不角力，惟谋以为之本”；“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认为军事谋略是用兵作战的根本。
　　记者：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谋略？
　　程远：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家们追求的最高战略目标，军事谋略是实现它的唯一途径。要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一靠实力，二靠谋略。有实力无谋略，非但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失败。淝水之战时的符坚拥兵97万，结果被只有8万人的东晋打败就是一个证明。第二，军事谋略能够实现以较少的损失换取较大胜利。战争也有效益问题，歼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仗划不来，不能打。怎样才能以较少的损失换取较大的胜利？办法只有谋略。所以，《虎铃经》曰：“谋以御敌，虽有百万之众，可不劳而克矣”。第三，军事谋略能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欧阳修说：“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用者，虽多而愈少也”。这就是所谓的“以计代战一当万”。
　　记者：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古代战例，许多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谋略给人的感觉很神秘，不好把握。
　　程远：孙武提出“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膑创造了“围魏救赵”、“攻其必救”的经典战例等等。古人总结的战胜敌人的计谋和策略，可谓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就是两个字“诡道”——使敌人判断失误，举措失当。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多方以误之”确实是抓住了谋略的核心。
　　记者：怎么才能做到“多方以误之”。
　　程远：古人认为，主要应从四个方面着力：第一，见情而谋。《鬼谷子》曰：“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因”是指影响及决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因由；“情”指敌我双方的实情及其联系。就是说，筹划和制定谋略的最根本方法，就是要根据决定和影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因由去了解事物的真相；从而“见情而谋”，使自己的部署和决策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第二，谋深虑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有预见性。战争充满着盖然性，因此，在筹划和制定谋略时，对各种可能出现情况都要预先考虑到，并制定出对策。二是要有全局性。要站在战争的全局谋划战争，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三是要有长远性。也就是在筹划和制定策略时一定要立足长远，不能急功近利。第三，谋周而善。战争所涉及的问题很多，指挥方法十分繁杂。因此，在筹划和制定军事谋略时一定要做到全面而周到，决不能顾此失彼。第四，谋密为宝。《六韬》曰：“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把保密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泄密，就会陷入被动，正如《淮南子》所说：“谋见则穷，形见则制。”
　　记者：谋略很重要，但是，如果走向极端，企图空手套白狼，就走入歧途了。
　　程远：的确如此。谋略要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必要的实力保证谋略的有效实施，即便孙吴在世，也无计可施。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这些特质，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勇敢和智慧的结晶，对我们今天还是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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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及其启示
国外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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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于汝波&&& 当前世界上的《孙子兵法》研究内容大体分为四大块，一是关于《孙子兵法》的文献性研究，包括《孙子兵法》的作者及成书；《孙子兵法》的版本；《孙子兵法》的文字校勘、注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二是关于《孙子兵法》自身军事思想研究，包括它的战争观、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理论、军事心理、军事经济、军事地理思想等。三是关于《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是介于《孙子兵法》自身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之间的一种更直接指导军事斗争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如《孙子兵法》与现代高技术战争指导，《孙子兵法》与核威慑理论，《孙子兵法》与军队管理等。四是关于《孙子兵法》的非军事应用研究，如《孙子兵法》与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医疗卫生、体育竞技、教学艺术、演讲技巧等。&&& 从目前世界各国研究《孙子兵法》的状况看，我国在《孙子兵法》的文献性研究和《孙子兵法》自身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方面，美国可称是后来者居上；在《孙子兵法》的非军事应用研究方面，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及应用效果都比较突出，马来西亚也开始崭露头角；我国近年来虽然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但总的看，层次不够高，创新不够多，实践效果不够大，尚未走到世界前头。总而言之，在《孙子兵法》应用研究方面，我国在世界上不居领先地位，外国在这方面的许多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里着重对国外《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情况作一分析，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益的启示。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将《孙子兵法》运用于战略决策的特点突出&&& 在现代国际斗争中，《孙子兵法》的一些原理已被一些发达国家运用于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决策，或用以评析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的得失，这一特点颇引人注目。&&& 在年进行的越南人民抗击美军的战争中，美军以惨败告终。美国国会防务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森斯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用孙子的思想总结了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就是其决策人忽视“伐谋”，只强调“伐兵”。他认为，美国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愚蠢地投入了战斗，导致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的脱节，因而遭受失败。这是从大战略层面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击中美国战略决策失误要害的分析。1989年5月，美国学者詹姆斯?克拉维尔在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也说：“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们近代的军政领导人研究过这部天才的著作(指《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就不会是那种打法，我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的失败……”他总结了美国在以往战争中的教训，提出：“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还要更进一步，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的军官，特别是所有的将官，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是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80年5月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运用《孙子兵法》战略，提出了”退一步，进两步”的新战略。他说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的战略家孙子写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真正的战争》七《军事力量》)因此，战胜对手不能单靠军事威慑，必须运用孙子“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的谋略。他写道：“在当今时代，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以正合’――以我们的军事力量抗击苏联的军事力量；保持我们的联盟团结和加强西方的联合力量……下一步――走向胜利，‘以奇胜’――紧接而来的是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也更加艰巨……苏联推进的方式总是进两步，偶尔退一步。成功地逆转其推进的方式，将是退一步，进两步。”(《真正的战争》十一《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胜利》)尼克松所说的“以奇胜”，很大程度上是指依靠西方的经济实力、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分化瓦解苏联等国家，用表面的“缓和”达成”退一步，进两步“的目的。&&&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排顾问布热斯基在1986年出版的《运筹帷幄》中也提到：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应以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美国与苏联斗争的总方针。即利用苏联经济问题严重、国内矛盾突出等弱点，以实现“不战而胜”。他还从地缘政治角度引用了孙子《九地篇》中关于“衢地”(四通八达的地区)的论述 (孙子认为，“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衢地则合交”)，提出了“关键性国家”(Linchipin State) 的概念，认为“如果波兰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分离主义倾向可能随之加剧，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的支配地位。”&&& 美国对苏联和东欧采取的这种由以“遏制”为主转变为以“缓和”、瓦解为主的新战略，使美苏之间外部矛盾“缓和”，东欧和苏联国内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因而促成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美国真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是将《孙子兵法》用于作战指导的特点明显&&& 外国的一些决策者把《孙子兵法》的某些原理直接用于现代战争作战指导的例子更多，效果也更为直接和明显。&&& 日美国陆军颁布的新版《作战纲要》，首次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这一理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主动、纵深、灵敏和协调。纲要的第二章直接引用了孙子名言“兵贵胜，不贵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贯彻其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性思想。了解这一《作战纲要》制订过程的前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白恩时上校曾撰文说：“这一新的理论所体现的特点是：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和孙子理论之间，在火力与机动之间，在直接手段与间接路线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1986年，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的理查德?劳伦斯中将来中国国防大学作关于《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的演讲时，也明确指出，这一作战理论所根据的原理就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其后这一理论逐步发展为“空地海天一体战”，成为美军作战的重要原则。&&&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即对敌实施了空、地、海、天一体多维的联合打击。战争开始时，美军就在阿富汗周边地区和海域集结了5个航母编队，700架战机和近8万人的兵力，对塔里班政权和”基地”恐怖组织进行了猛烈的联合打击。仅从日到1 2月1 7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军就出动战机5000架次左右，投射炸弹导弹1.2万多枚，美军分别从太空，高空和空中，从海上，从陆地对敌实施多层面、多方向、多方式的攻击，这场战争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相比，联合打击向空、地、海、天多维方向发展的特点更趋明显。这种打法与孙子集中兵力、“奇正之变”、“避实击虚“的思想同样也是相吻合的。&&& 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订和实施的攻打的伊拉克的一些作战计划，也体现了《孙子兵法》中关于“先胜后战”、集中优势兵力、“上兵伐谋”等思想。比如，美国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十分注意分析研究萨达姆的政治和军事谋略，破坏萨达姆的战略意图，摧毁其指挥系等，这些都是经过认真谋划的，用孙子的话说，叫作“庙堂多算”。美国国防部在总结海湾战争的报告中说：“总之，联军取得了孙子所说的最大成功，即‘上兵伐谋’。萨达姆的战略是通过使联军遭受伤亡消磨其意志，通过使以色列卷入战争瓦解联盟，通过使以色列遭受伤亡声称阿拉伯人取得了胜利。萨达姆本指望联军会落入其圈套，但他大失所望……”(《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中译本，上册，第1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国在制定对伊拉克地面进攻计划时，采取了“左勾拳”行动，所谓“左勾拳”，就是孙子的“以迂为直”，“避实击虚”。在实施地面进攻时，联军避开伊拉克的正面防线，用2个军的兵力从巴廷干河以西，插入伊军主力后方，发起攻击。其中第1 8空降师直插伊拉克纵深，切断科威特战区伊军与其后方的联系；第7军在其东侧北进，然后向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发起进攻。由于伊军在其西南部的沙漠地带防守空虚，联军得以长驱直入，伊军很快土崩瓦解。为了实施“左勾拳”行动，美军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欺骗的措施。时任美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在《海湾战争：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中称，美军的欺骗行为十分成功，一方面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沿海进行两栖登陆演习，使伊拉克认为两栖登陆是联军进攻计划的一部分，从而牵制住伊军几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美第7军和第18空降师从科威特以南原集结地向西转移了几百公里后，美军还在原地发送无线电信号，造成美军仍在原地的假象，使伊拉克对联军的“左勾拳”毫无准备，因而惨败。这种军事欺骗体现了孙子“兵者，诡道”原则。&&& 1971年爆发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以印度获胜、巴基斯坦被肢解而告结束。印度的H?c?卡撰《印度军史》中评价这场战争时，认为印军的胜利，也得益于孙子的理论。他说阿波罗(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按孙子的名言‘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行事，战术计划是包抄、侧翼迂回，到达达卡，而不是进攻边境防守坚固的重镇被箝制……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印军在孟加拉国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照此做了。”&&& 三是将《孙子兵法》用于对现代战争指导理论的探讨&&& (一)认为“诡道”是现代军事欺骗学的先驱&&& 西方有两本书都持这种观点。&&& 一是1982年美国佩尔格蒙出版社出版的唐纳德?丹尼尔和凯瑟琳?赫尔比格编写的《战略军事欺骗》一书，这本书高度推崇孙子的“诡道”理论，并对孙子的“诡道”进行了概括，认为这些方面包括：(1) 预知有关情况是作战的先决条件，即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 选择时机和客观环境因素，如地形和天气，“攻其所不守”。(3) 不先“伐兵”、“攻城”，而先“伐谋”。(4) 诱敌深入，而我付出最小的代价，遇到最小的危险。即孙子所说的“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作者指出：“孙子认为，战争中衡量‘诡道’成功的最恰当标准是看它能否使领兵之将以最小的人力物力代价实现战略目标，保护战略利益，而所谓的风险又最小。在孙子的文章里，诡道是制敌的若干因素之一，它总是强调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交战。”该书的基本观点借鉴了孙子“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思想。&&& 二是英国军事问题专家马克?劳埃1996年出版的《军事欺骗的艺术》一书，此书也把孙子的“诡道”思想奉为军事欺骗的鼻祖。&&& (二)奉孙子情报思想为“经典”&&& 在这方面，日本和美国都有突出表现。如英国作家理查德?迪肯所著《日本情报机构秘史》一书指出：“日本人搜集情报的灵感是受中国2450年前的战略家孙子的影响，《孙子兵法》中详细阐述了间谍策略，孙子的名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等，显然一直是历代日本谍报机构的座右铭。也可以说《孙子兵法》为历代日本谍报活都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一领，以至于成为日本从事间谍的经典。”&&& &&& 1963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其所著《情报术》一书中，对孙子的《用间篇》十分赞赏。他在书中写道：“在《用间篇》中，孙子阐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人所采用过的谍报基本做法，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仍在运用……他论述了反间谍、心理战、欺骗术、安全、假情报制造等。总之，论述了整个情报术。”艾伦?杜勒斯在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间有过“用间”的成功记录。譬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6年曾成功地搞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三)重视非对称作战理论研究&&& &&& 非对称作战已成为当前美军研究的一个热点。美国国防部对非称作战下的定义是“以集中力量攻其弱点来对付敌人的强大”。美国2001财年《国防报告》中指出了非对称威胁的4个方面：信息战、核生化武器、弹道导弹和恐怖主义，并提出了以非对称对付非对称的作战指导原则。这一作战方式与孙子所说的“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出其不意”等思想是相通的。美国正在抓紧研究在非对称作战中如何占据主动的问题，并在阿富汗战争中进行了尝试，如，以己之长击敌人之短，综合运用高技术兵器和普通武器对敌实施联合打击训练和使用特种部队用于地面作战，以阿富汗人打阿富汗人等。从交战双方的情况看，美国军队长于高技术作战，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长于游击作战。所以战争一开始，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就想将美军拖入山地游击战中，使之走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老路；而美军则接受前苏联的教训，尽量采了“非接触”方式对之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利用“北方关盟”与“基地”组织直接交手。这些战法都体现了避实就虚的非对称作战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学会月刊》1995年11月号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中美海军南沙之战及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研究》。文章假设2006年中国和美国的海军在我国的南沙海域发生了海战。中国海军用《孙子兵法》原理，作者称之为“海上游击战”，采取的战术有“避实就虚”、“出奇制胜”、“以迂为直”等，打败了用马汉海权理论武装的美国海军。这说明美军高度重视对《孙子兵法》中“非对称作战”思想的研究。&&& 从美国等国对《孙子兵法》军事应用研究的情况看，其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我们至少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其一，多一些重视，少一点忽略。即对《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无用的观点，轻视对《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观点，都是错误而有害的。外国人尚且如此重视对该书的应用研究，我们自己怎能数典忘祖？外国人从《孙子兵法》中能得到那么多有益的启示，甚至用于“庙堂”决策，我们理应比他们做得更好。&&& 其二，多向前看，少往后瞧。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他的新著《国家贫富论》中指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一方面非常崇敬他们博学的祖先，另一方面却听任一代代的学术成果消亡失传，留待将来某个时候供古玩鉴赏家和考古学家们来发现”。此话虽不完全准确，但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引以为荣”有余、“引以为用”不足，咬文嚼字有余、学以致用不足的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应着眼干为解决当前和未来国家及军队的实际问题去研究《孙子兵法》，而不是为了赚“回头率”，引导国人回过头去自我欣赏，自我炫耀，自我陶醉，对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不愿想，不会想，到头来只落个满腹经纶，一脑迂阔。&&& 其三，多一点开放，少一些禁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决策者研读《孙子兵法》思路比较开阔，联想比较丰富，较少禁忌，敢于和善于跨越时空，从戟盾矛橹、丘牛大车时代的论述中一下子联想到如何解决核时代的国际战略问题，从而忽发奇想，做出决策。尼克松从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联想到对苏新战略；布热津斯基从孙子的“衢地”联想到争取和分化波兰等，都颇具战略“点穴”的味道。这些决策虽出常人意料之外而其源恰在古老的《孙子兵法》原理之中。我们自己在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方面却还有不少的思想羁绊，因而限制了联想能力的发挥。美国人的这种较少迷信、“一触即发”式的思维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海外某些国家在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程度上，在研究和应用此书思想的思维方式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古人云：“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在对《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上，我们少一点“自用”，多一点“好问”，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才可能在军事思想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汝波、潘嘉玢等《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 2、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译《海湾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 作者简介：于汝波，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国历代战略研究。独立与合作完成的著作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60篇。作品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军事科研特等奖，全军图书一等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多次参与组织举办《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到国外讲学，为国内外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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