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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各大山头海拔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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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你是否因为想不起一个山头的海拔而抓耳挠腮？各位姐妹，你是否因为记混了山头的海拔而搓手顿足？熟记各大山头海拔，请收藏以下对照表。海拔（米）山头大雪山千家寨 冰岛1800小户赛1800弯弓1800薄荷塘1760布朗山班盆1760勐宋保塘1750懂过老班章1700刮风寨1700巴达山邦崴1650南糯山1600新班章1600勐宋那卡1460落水洞困鹿山贺开1396丁家寨1375曼松1360莽枝1350麻黑1300革登1300曼糯帕沙攸乐龙帕1200老曼峨景迈大寨1100蛮砖750昔归565~1950倚邦??普洱茶之家，微信号：puerbang以上对照表涵盖了一些知名山头，为方便对比，各山头海拔值都以该山头古树茶的海拔为准。为什么要整这么一个海拔表呢？1是不是海拔越高的茶越好？当然不是！这样想啊，海拔高的地方也能种台地茶呀，海拔高的台地会比海拔低的古树品质好吗？普洱茶的品质跟很多因素有关，先不讲制作工艺，单从普洱茶树本身来说，就和品种、树龄有关，还有生长环境、日照、温度、湿度、土壤等因数。所以普洱茶各大山头口感才会各不相同，那么我们记住一个山头的海拔，有何用？2同一片茶区的古树，海拔高的品质好吗？是的！同一片茶区的古树，海拔越高，品质越好。为什么呢？因为高海拔影响温度、湿度和普洱茶树周围的生长环境，从而影响普洱茶的品质和口感。高海拔的普洱茶更鲜爽据科学研究通常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5℃。高海拔气候相对比较温和、气温较低，有利于茶树氮素的代谢，从而形成较多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等含氮化合物，茶味比较鲜爽。高海拔的普洱茶茶汤浓度高我们都知道高山上昼夜温差更大，白天光合作用积累的有机物质多，而夜间温度低呼吸作用消耗少，茶叶中有机物积累多，泡茶时水浸出物含量高，茶汤浓度好。高海拔的普洱茶香气更好高山云雾弥漫，光照短而漫射光多，这使得光质中红黄色光多而蓝紫光不易透过，减少紫外线的照射，有利于叶绿素、含氮物和香气的形成。就拿易武茶区的几个山头举例，刮风寨、弯弓、薄荷塘的海拔就明显高于麻黑、落水洞，口感上也略胜一筹。所以价格嘛，也是跟着海拔走的，海拔越高，价格也跟着高。今年的普洱茶价格请参考文章《。3为什么海拔1600米左右的山头那么多？的确，海拔1600米左右聚集着很多有名的山头，海拔1600米及以上被认为是最适宜普洱茶古树生长的海拔，很多古老的茶树都生长在海拔1600米之上，如千家寨的世界最古老的茶树，邦崴的世界过渡型古茶王，海拔均在1600米之上。4小武，你的海拔是多少？这。。。问身高和体重的朋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关注普洱茶之家，登上永不翻船的普洱茶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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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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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之家 热门文章l953年，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海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准备工作1952年和1955年进行的干部评级与评衔工作，是实施军衔制的两个重要“铺垫”。许光达、徐立清等高级将领主动让衔一时转为佳话；但也有个别将领争衔，毛泽东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一、1952年评定军队干部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军队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先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1950年9月成立了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总干部管理部（简称总干部部），隶属于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并列为当时军委四总部。中央军委任命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总干部部首任部长，并调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赖传珠为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徐立清为第二副部长。总干部部下设5个处，其中有掌管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衔奖励处。同年10月底，军衔奖励处调整为军衔奖励抚保处。1951年底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总干部部编设5个局，军衔奖励抚保处调整为军衔奖励局和抚恤保健局。1952年8月，经中央军批准，总干部部所属局改称部，军衔奖励局再次调整为军衔奖励部，曹广化任副部长（缺部长，后曹任部长）。这一时期，军队高级领导人以多次谈到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日，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在朝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七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提到：“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是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彭德怀所说的“官阶制度”就是军衔制度，“采取过渡办法”，就是先评定级别。邓小平在1951年西南军区干部工作会议上也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短短几十个字，就把军衔与职务、资历、待遇的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日至24日，总干部管理部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全军干部的评级问题。会议确定，我军干部先评定排连营团等军队级别。经会议讨论修改的《干部评级工作指示》草案，呈请毛主席审批。毛泽东委托中革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处理。日，刘少奇批示：“在你们的评级指示上，用‘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等，似不如用将校尉还来得简单些。”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规定凡人民解放军所属陆、海、空军各兵种，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均进行评定；凡任职三年的班长，及具有五年军龄之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侦察员、卫生员、驾驶员、老战士等均可参加评级。指出，干部评级是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其目的：①通过评级，进行一次带普遍性地、有组织地了解与考核干部，从思想上教育干部正确认识自己，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纠正错误，鼓励上进。②便于有计划地提拔干部与调整使用干部。③相对统一地确定干部等级，尤其对机关、学校、技术等各种干部的待遇问题，可以求得合理解决，以适应今后机关学校及各兵种之建设要求。④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指示》规定了评级标准：应以德才资的标准衡量干部现任职务，来确定其等级。评级时，对德才资三者之互相关系，应以德、才为主，资为次，但又必须互相结合，反映出一个干部的全貌与本质。《指示》中还确定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掌握原则，如对资深干部应区别三种情况处理：①资深，德才均好，但过去因客观条件或身体情况限制，发展较慢者，应适当照顾；②资深，对革命忠心耿耿，但能力稍弱者，亦应适当照顾；③资格虽老，但一贯工作搞不好，则不应照顾。妇女干部评级与一般干部同，但其因受生理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评级时应给以适当照顾。技术干部评级与一般干部标准相同，为其才之内容应以掌握技术为主，组织上为照顾技术干部而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不等于级别待遇，评级时不可与此混淆。新参军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一年半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作半年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可参加评级。并确定全军干部的评级工作于当年完成。后因中共中央提出整党任务，为了使评级工作在思想、组织上作充分的准备，中央军委又决定1951年进行试评，取得经验，1952年结合整党进行。1952年3月中央军委在《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中确定，军队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军委委员级；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正营级，副营级；正连级，副连级；正排级，副排级。《指示》明确规定了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下各级干部的评级幅度（当时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军委委员以上职务的人数不多，且情况比较特殊，军委对他们的评级没有规定幅度）：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职 务 评 级 标 准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 一般应在正、副、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个别资深的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干部部副部长 一般应在正军至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一般应评为正兵团级，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 一般应评为正军级至准兵团级，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干部部副部长 一般应在准军至正军级范围内评定，个别不适宜者应酌情降低。军、师、团三级干部 各按正、副、准三级评定。各级正副参谋长、政治部（处）正副主任，一般应评为准级；副职干部一般应评为副级；正职干部一般应评为正级。但因其德才条件不同，亦可按高评或低评一级。营、连、排三级干部 各按正、副两级评定，但因其德才资具体条件不同，可酌情按现职评高或评低一级。机关干部评级幅度职 务 评 级 标 准军委各部之局、处长及一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部、处长 正团级至正军级总后勤部本部之直属处长，一级军区后勤各部部长 准师级至副军级兵团后勤部长 副师级至副军级兵团司令部、政治部部、处长 准师级至正师级军后勤部长 正团级至副师级军委各部及一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之科长 副团级至副师级军司令部、政治部科长 正营级至正团级师后勤部长 副团级或正团级师司令部、政治部科长 正营级至副团级团后勤处主任 正、副营级或准团级军委各部及一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之参谋、干事、科员 正连级至正团级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参谋、干事、科员 正连级至准团级团司令部、政治部股长 正连级至正营级军司令部参谋、政治部干事 副连级至正营级师司令部参谋、政治部干事 副连级至正营级团司令部参谋、政治部干事 副连级、正连级各级后勤部、处之参谋、干事、科员 可参照同级司、政机关之干部标准与后勤干部的配备情况评定中央军委《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下达后，经华北、华东、西南、西北军区若干单位试评和中南军区全面评定后，1952年4月根据总干部部指示，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全面展开，并于当年基本结束，正式建立了我军干部的等级制度。通过这次评级，使全军各地区、各部队之间的干部级别取得了大体一致，即连排级干部在师、团范围内，营级干部在军、省军区范围内，师团级干部在大军区和军兵种范围内，军以上干部在全军范围内，取得相对平衡，从而为下一步实施军衔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军委委员以上各级的任职情况是：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高岗、程潜；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 毅，政委饶漱石；中南军区司令员林 彪，第一政委罗荣桓；西南军区司令员贺 龙，政委邓小平；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军委委员：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在以上人员中，一部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要职，一部分为起义将领，都不评定军队级别，真正需要评定军队级别的高级将领不到半数。后来被评为元帅者，多数定为大军区级，少数为军委副主席级；后来被评为大将者，多数被定为军委委员级，少数为正兵团级。评为正兵团级至正师级各级人数（只计以后正式授予军衔者）：正兵团级36名，副兵团级42名，准兵团级57名，正军级203名，副军级215名，准军级345名，正师级446名。以下为根据有关资料整理的正军级以上部分将领名单（按后来授衔排名，个别可能不准，供参考）。正兵团级：被授予大将2人：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上将33人：萧 克、张宗逊、王 震、许世友、邓 华、杨成武、傅 钟、萧 华、 甘泗淇、宋任穷、赖传珠、王宏坤、苏振华、刘亚楼、陈锡联、陈士渠、宋时轮、叶 飞、杨得志、黄永胜、谢富治、杨 勇、李 达、周士第、韦国清、朱良才、王新亭、周 桓、李志民、赵尔陆、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被授予中将1人：徐立清；副兵团级：被授予上将19人：李克农、彭绍辉、张爱萍、韩先楚、李 涛、傅秋涛、王 平、吕正操、洪学智、郭天民、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陈奇涵、刘 震、陈伯钧、钟期光、唐 亮、李天佑；被授予中将22人：萧向荣、张经武、张 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 勇、吴法宪、成 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被授予少将1人：贺晋年；准兵团级：被授予上将1人：贺炳炎；被授予中将54人：万 毅、王 诤、孙 毅、朱 明、王宗槐、蔡顺礼、邱会作、张令彬、饶正锡、倪志亮、梁必业、李作鹏、赵启民、方 强、罗舜初、王秉璋、罗元发、聂风智、曹里怀、周赤萍、邱创成、匡裕民、向仲华、谭家述、李寿轩、崔田民、欧阳毅、冼恒汉、王恩茂、张国华、萧望东、丁秋生、赖 毅、旷任农、林维先、周贯五、刘先胜、刘培善、彭嘉庆、黄火星、刘兴元、文年生、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毕占云、陈正湘、彭明治、姚 喆、杜 平、甘渭汉、曾思玉、郑维山、聂鹤亭；被授予少将3人：解 方、段苏权、陈 沂；正军级：被授予中将97人：王尚荣、苏 静、刘少文、刘西元、孔石泉、袁子钦、傅连璋、韩振纪、李 耀、邓逸凡、汤 平、余秋里、陈庆先、刘 忠、孙继先、张 藩、徐斌洲、韦 杰、滕海清、庄 田、刘浩天、杨秀山、周希汉、顿星云、周仁杰、康志强、方正平、饶守坤、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朱辉照、余立金、吴富善、黄志勇、胡奇才、周 彪、彭 林、 刘昌毅、韩练成、张贤约、郭 鹏、刘金轩、张达志、赛福鼎、钟汉华、秦基伟、孔从洲、范朝利、谭冠三、李成芳、陈 康、张才千、张翼翔、覃 健、鲍先志、皮定均、周志坚、张祖谅、廖容标、刘 飞、梁从学、钱 钧、张仁初、饶子健、陈仁麒、杨国夫、晏福生、吴瑞林、杨梅生、田维扬、欧阳文、张池明、刘转连、孔庆德、谭甫仁、何德全、徐深吉、韩 伟、袁升平、王道邦、王紫峰、赵 榕、萧新槐、吴信泉、周玉成、曾泽生、温玉成、曾绍山、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 胜、黄新廷、吴先恩；被授予少将107人：谷景生、钟 伟等。二、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评级工作刚刚结束，1952年冬有关部门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日，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例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4年1月，实行三大制度，即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又加上勋章奖章制度，称四大制度）。彭德怀解释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几天之后，彭德怀就召集了实行四大制度的准备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和准备，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的需要，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也是激励官兵上进心和荣誉感的需要，逐渐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军衔制势在必行。日，总干部部在向毛主席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最近邀请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卡苏林等，对实行军衔制度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拟制了初步计划，先报请军委审批。中央军委曾计划于1953年7月在全军实行军衔制。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应在上半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日，总干部部根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对军衔鉴定的内容及基本要求，军衔鉴定工作的领导与方法，作了规定与要求。此后，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组织领导与业务分工日，为加强四大制度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兵役法委员会、薪金委员会、勋章条例委员会，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黄克诚（第三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第四副总参谋长）、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劲光（海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赖传珠（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苏静（军委军务部部长）、孔石泉（总政干部部第二副部长）11人组成军衔实施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聂荣臻还兼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识别符号的研究审定。3月7日，在军衔实施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军衔审查研究组，负责军衔制度的具体工作，以曹广化（总干部部军衔奖励部副部长）、王宗槐（总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孔石泉、袁子钦（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王文轩（总干部部特种兵干部任免部副部长）等九同志组成，曹广化任组长，孔石泉为副组长。日，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作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明确总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在军衔准备工作中的任务分工：总干部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督促各级干部部门审查干部档案，为军衔鉴定提供材料；对军衔审查工作做充分准备；收集与研究目前干部等级中存在的某些悬殊情况，以便在评衔时提出意见；召开一次全军干部部长会议，研究布置评衔与动员工作；负责起草军官服役条例。军务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制定各兵种的肩章、标章、识别符号的图样、式样；拟定所有职务的军衔等级（即编制军衔）；规定无军籍之雇员职务；对士兵的军衔问题进行研究，做必要的准备。总政治部：除总政干部部协同总干部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外，并参加军务部、总后研究与制定编制军衔、职务与军衔薪金等工作；宣传部拟制军衔动员教育材料；对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动员教育工作指示。总后方勤务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制定职务与军衔薪金标准及各种待遇问题；研究实行军衔制后的军装式样；根据规定制作肩章、符号。《规定》中对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要求：全军各级应将军衔实施准备工作列为一定时间的中心工作，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布置评衔工作，并对全体干部进行动员教育。各级首长和党委，除指导与督促干部机关抓紧整理、审查干部档案外，并应集中十天时间，亲自动手对下级干部作出军衔鉴定。再以十天时间按级分工评定军衔，填写《军衔呈请书》，逐级上报。日，总干部部、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对军衔鉴定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军衔鉴定工作又作了若干具体的补充规定。同年4月、9月、10月，总干部部又对鉴定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军衔延期后评定后军衔鉴定应注意的问题等，先后发过若干个文件。后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决定授衔授勋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进行。1953年底1954年初，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解放军百余名高级将领与会。历时55天的会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规划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蓝图，并确定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4年初，总干部部提出了当年干部工作要点之一，是在考核干部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评定军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准备工作。（二）立法定制在1955年正式授衔以前，制定颁发有关的法律规范文件多种。195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后来将其主要内容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作为该条例第二章“军衔和肩章符号”，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而正式立法。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规定了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在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四章、军官的现役和预备役”中，通过立法形式对中将至少尉各级军官的服役年龄作出规定。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等决定。并讨论和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服装制式和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勤务符号的样式，决定从日起在全军实行。（三）人员清理在实施军衔的准备过程中，人员清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当时我军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和薪金制，没有严格的定员定额和正规编制，军官与军士之间有些职务没有明确划分，人员组织和成分构成比较复杂。据统计，在实施军衔制前夕，全军军事、行政和技术干部中担任非军官职务的有23万余人，在非队列单位工作的干部和非正式干部有15万人，还有一批待处理的妇女干部、解放战争中包下来的起义军官，以及肃反中发现有各种严重政治问题的人。这些人将近干部总数的一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易授予军衔。因此，对这部分人必须进行清理，作妥善安排和一定的处理。日至29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彭德怀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其中专门讲了实行军衔制度前清理人员问题。“实行三大制度时，有许多干部需要复员转业，有许多干部则需要转为职员工资制，而他们在军队又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均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他们对这项改革发生某些抵触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着国家和军事建设的利益，为着这些同志的长远利益又必须这样办。因此，对这些同志要进行更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并且对这些同志在物质上和荣誉上要作适当的关怀和照顾，使之愉快地服从整体利益，而按照规定的处理原则执行。特别对复员转业的妇女干部应更多地加以照顾，因为她们的转业比男同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机关应特别重视负责妥善处理，对这个问题颁布了专门决定是完全应该的。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第六号内的九项规定和决定，其中：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军队中子女小学托儿所冶人员处理和儿童缴费问题的规定，关于处理属于军队领导的军事工厂中军队干部的规定，关于处理尚在军队中牺牲和病故干部家属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薪金制后对留学生待遇问题的规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即按照执行。”1955年上半年，国防部相继发出《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留用和处理超龄军官的规定》，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工作中对几种人员处理的原则规定》，要求在评授衔之前对下列人员进行调整和处理：1．担任非军官职务人员中各方面条件均好的，送学校培养或调整为军官职务。2．实行职员制度，将编制序列内的36种职务、约6万人，改为无军籍职员，办理转业手续，留在原岗位上工作。3．将编制序列以外的托儿所、子女小学、军事工厂等单位工作的有军籍人员，办理转业手续，改为非编单位职员。4．妇女干部中除了担任按规定可以授衔的职务，和按规定可以改为军队职员者以外，“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5．因政治条件不宜授衔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变自首分子及“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的嫌疑分子，和嫡系亲属在敌方任职，本人政治上表现不良者”，调离现职，作复员和转业处理。6．解放的国民党原校级以上军官，原则上不授予军衔，以及起义军官中部分“吃饭不做事”的，都“应提前转业予以安插”。当时对妇女干部的处理反响最大。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几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4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授衔的只有4665人，约占11％。按规定当时的女兵一般不参加授衔，大都作复员处理。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当时是西南军区（1955年5月改建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一名女兵。周围许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说，如果贺司令员的女儿参加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去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于是，刚刚穿上军装不久的贺捷生挥泪告别了军营。不久母亲蹇先任调到北京工作，贺捷生便转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北京110中前身)学习。1958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后，贺捷生重返军队，并于9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这都是后话了。到1955年授衔前，需要调整清理的近40万人基本上调整处理完毕。三、1955年全军干部评定军衔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工作，军衔的拟制准备进入了关键阶段——评定军衔。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并规定了评定军衔的范围和标准。（一）评定军衔的范围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授予现役军衔的范围：1．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内和临时建制单位（如伙房、营房、公路建筑工程指挥部、各种训练班、留守处）内的军人；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学校（院）学习的军官和学习毕业的军人；3．由军队派至工厂的军代表、检验员；4．由军队派至政府机关、生产企业部门、地方学校担任军事工作或军事教育工作的派遣军官；5．由军队送至地方学校（如马列学校、党校、中央团校、政法干校及其他学校）代为训练毕业后仍回军队工作的军官；6．由我国政府派至国外任武官职务的军官。（二）评定军衔的标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都规定了评定军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少数可评为中尉；副排级，任军官职务者可评为少尉，任军士职务者一般评为准尉。据了解，这个评衔标准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正军、正师、正团、正营这几级，分别比外军低一到两级。年期间，我军实际授予的军衔基本上是按这个标准掌握的。我军评衔标准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1953年8月，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彼特鲁塞夫斯基中将在总干部部顾问卡苏林少将陪同下，到总干部部了解军衔制准备情况。彼特鲁塞夫斯基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根据苏军的经验，首次授予军衔时，一般应压低一两级。据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调查，在准备授予中校军衔的60名干部中（绝大部分为正团级，个别为副团级），对所评军衔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完全满意的，只有3人，占5％。他们说自己“贡献不大，能力不强，党和上级已十分照顾。”第二类是表示同意，但内心还不完全愉快的，有48人，占85％。这类人有的想提意见，但因不大了解全面情况，“没有理由，很难张口。”第三类是有意见，而且已公开表示出来的，有6人，占10％。第四类是公开发牢骚表示不满者，有3人，占5％。这类人怀疑上级看不起自己，要求转业或退役。可以看出，95％的人对评衔结果不是完全满意。《指示》中对于大军区以上级别的军衔评定未作出规定。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早在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段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从后来评授的结果看，评授元帅的主要依据不是级别，而是职务。当时中央军委（1954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成员共12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等11人为委员。1955年评衔时，中央决定军委主席为大元帅，军委委员为元帅。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和宋任穷等三位副部长，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命，给周恩来总理并刘少奇委员长正式报告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9月16日，周总理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邓小平。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大将军衔的授予标准，未见到文字规定，但从实际授予的人员看，多数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也有个别正兵团级的。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军级），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附合，但后一项不附，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邻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中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人员，实际授予中将军衔的人员中有一名正兵团级和部分正军级者。少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人员，也有部分正军级和战功卓著的正师级者。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当时评衔的依据首先是干部的级别，其次是资历和功绩。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就比相同级别将领军衔略低。有些将领因特殊贡献，在评衔时适当放宽条件。据说军委总干部部本拟授皮定均为少将，授衔名单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处，当毛看到皮定均的名字时，提笔批下“皮有功，少晋中。”又为：“定均有功，由少进中。”皮定均去世后，夫人张烽在80年代曾向总政询问过此事，说当年大家都这样说，如果确实，希望看到毛的批示手迹。最后有关部门回答：经查证此话是毛当时口说的，未留文字记录。这一传说流传甚广，但无独有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百战将星——韩先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5年下半年实行军衔制时，组织上从韩先楚的职务和资历考虑，以评中将军衔的意见上报的。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所以命令公布时，韩先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毛主席的文采，这两个传闻至少有一个不可信。除此之外，对高级将领评衔还有个平衡问题。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1973年一次军委办公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时，拉着工程兵司令员陈锡联的手笑着说：“陈士榘同志，假如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哩，都是井冈山的嘛。”毛泽东又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王宗槐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我刚到总政不久，在一次部务会上听罗荣桓主任说过：我们的干部工作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他说，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到几个方面军；从抗日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都有不同的经验和工作作风，各方面的干部在起工作，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负责组建总政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时，建议由原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任总政副主任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后来，总政机关各部门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和其他干部的配备，也是根据罗主任讲的原则，从各野战军选调来的。“五湖四海”的选配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军的大团结，显示了政治领率机关的高度党性原则，为全军做出了榜样。”可见，当时还是很注意平衡各山头间关系的。元帅和大将最后评定的结果，各时期的主要山头，至少都有元帅和大将各一人，这不是偶然的。土地革命时期：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红二方面军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红四方面军元帅徐向前，大将王树声；红十五军团大将徐海东。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元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大将徐海东、黄克诚；八路军一二O师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八路军一二九师元帅刘伯承、徐向前，大将陈赓、王树声；新四军元帅陈毅，大将张云逸、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后从八路军一一五师调入。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元帅彭德怀，大将许光达；第二野战军元帅刘伯承，大将陈赓；第三野战军元帅陈毅，大将粟裕、张云逸；第四野战军元帅林彪、罗荣桓，大将谭政、黄克诚、萧劲光；华北野战军元帅聂荣臻、徐向前，大将罗瑞卿。有人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已到地方工作的就不评衔了，所以邓小平、李先念等已在政府任职的原高级将领就没有评衔。但贺龙和陈毅也在北京任副总理，贺龙还是国家体委主任，为什么也评衔了？这恐怕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贺龙、陈毅的政府职务是兼职，主要精力还是在军队；第二，贺龙、陈毅长期担任独当一面军事指挥员，是军内“老总”级的旗帜性人物。如果贺龙不授衔，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O师就没有元帅了；同样，如果陈毅不授衔，新四军和三野也没元帅了。日，在最后确定元帅名单之前，周恩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他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可见，元帅和大将的评定，资历和功绩起着主要作用，但“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其实，不仅是元帅和大将，评上将军衔也有平衡问题。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位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于是，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为上将，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中央军委还命令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评定军衔工作从1955年2月份展开，到当年9月份才基本完成。据主持过防空军评衔工作的龙道权少将回忆：“（1952年）2月下旬，防空部队党委根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制定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实施计划》，开始组织力量进行这项工作。我到政治部的时候（1955年5月），这项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由于国庆节以前就要授衔，而且评定军衔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这时已提出来了，所以七八月份工作特别紧张。有时为了一名干部的评衔问题，需要反复调查，多次讨论，才能统一认识。我一面熟悉情况，一面和大家认真研究，到8月底才基本完成任务。整个防空军评定军官军衔的有2万多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3人，少将25人，校官904人，尉官23430人。”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和当时干部任免权限，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人员，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并随时向军委请示。对于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部长萧华、总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还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一起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对于一些有争议人员的军衔，也都一一仔细研究，然后定案。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在1955年3月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说：“现在中央军委正在排上将以上干部的名单，总政、总干也准备在中央军委排好上将以上名单后再排中将、少将的名单。各部队现在可先按评衔条件去排大校以下干部的名单，以后再根据军委审定的少将以上干部的名单来衡量和修正之。尉官军衔宽严的掌握，主要在大军区，我们拟着各大军区在6月份中选送各级尉官的典型材料到总政、总干来共同研究一下，使尉官军衔宽严水平的掌握，尽可能在全军中也能求得相对统一。”经过几个月细致、缜密的工作，授予军职以上干部军衔的名单终于全部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至1955年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四、高风亮节——让衔的佳话应该说，1952年的评级和1955年的评衔，无论是从军队正规化建设还是军人自身利益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但由于军衔有外在标志，比军队等级更加明朗化，当时军队干部似乎对军衔更在意，因此才有了许多让衔和争衔的故事。在1955年的评衔过程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一时传为佳话。中央决定对于在革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们，授予高级军衔和勋章，以示表彰。当时，元帅的评授条件相当高：“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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