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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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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源:经济与文化(一)
&经济与文化（一）
一、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在现代西方世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的反映；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证明了与此相反的关系存在，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个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这种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韦伯正是用这种观点考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对在20世纪享有盛誉的韦伯理论（韦伯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奠基者之一），世界学术界存在多种诠释。我们如能理性地、智慧地对其经济和文化关系进行研究，可能对今日经济无不裨益：一是韦伯非常注重对东方文明的研究，表示“世界诸宗教”是指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及回教五大宗教“或由宗教所制约的生活规则体系”，并有《儒教与道教》一文问世，其论点固然不必视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经大法，但较之于中国目前一些流行观点还是有明显的过人之处；二是在中国古代，没有研究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专门课题，因为按照中国的人文传统，教化与行为终不离“道”，追求合道而行，文化意识已经内化到教育、实业、营造、军事和行政行为之中，它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一直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基础。可是，在近现代社会，经济随着文化的衰落而衰落，在对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传统文化的衰落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停滞，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传统文化本身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工业经济的不适应性。对传统文化的鞭挞闹剧上演了一个世纪，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进步与繁荣，并没有诞生对当代和历史产生影响力的“新文化”，并没有增强对外国文化、制度和技术吸收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国际社会尊重和产生丝毫的国际共识，恰恰相反，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华人的个人才华才能在衰落中的中国继续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作为东方文明复兴的凭籍。文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应该永不封闭，不断吸收新的因子，但历史的演化已经证明，文化的创新绝非对传统的轻易割裂和否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存在视角的选择，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教改革是对世俗教会的批判，而追求基督教原始精神的回归，绝非否定上帝。回到儒家文化来说，在儒学产生以后的数千年中，后来传承者可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既可能与时谐进、发扬光大，也可能偏离儒学的本来精神，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反对者并不深谙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儒家思想的文化特质，以简单地“打倒孔家店”来作口号式的宣泄，把店员的过失全部记在店主头上，不仅要赶走店员，还要使店之倒闭，即使让顾客挨饿也在所不惜，“文革”时期的文化荒漠就是这样造就的，其遗毒之深广至今不可小视。对于众多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的人，韦伯的学说至少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参照系。
本文重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此，对韦伯的观点也不妨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观作简单评述。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说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构成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根，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符合阴阳法则，“文化”侧重精神方面属于阴性物质，“经济”侧重实物方面属于阳性物质，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总体，不能简单地归结谁主谁从。马克斯&韦伯关于经济类型需与伦理道德相适应观点贵在对道德精神的凸现，至于是否属于“既定的”，要结合时空点具体分析。人类早期不同文化类型的形成，与基本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地理环境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几大文明古国基本都位于冲积平原区。当某种文化意识和宗教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传承上的稳定性和传播上的超地域性（如发源于恒河平原的佛教，几千年来经久不衰，超越地域，不仅光大于中原、朝鲜、日本、东南亚，还扎根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近代社会开始进入欧美国家），能在相当程度上摆脱物质条件和地域界限的束缚，彰显“既定”色彩，经济类型对文化类型和伦理道德的适应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在这种新的经济类型获取成功的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意识和伦理道德会因为经济运行和法律关系调整的需要而变化，变化的程度和形方式在不同的国度和区域而不同，基本的因素可能包括：原有文化的底蕴和内在价值，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及融合能力，国民对新经济的参与程度，民族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对外影响度，国家或地区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官方的导向作用等。
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古代文化和经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中期以前，全球重大发明300项，属于中国人发明的175项，至于在数学、历法、哲学、文学、农业、冶炼、建筑、航海、服饰等方面的成就更勿需赘述了。在全球地位中发生逆转是近500年的事情，即便如此，在这几百年的发展史也是十分令人寻味的。如：明代的炼铁炉得到较大改进，并发明了活塞式风箱；冶炼工艺方面，明代发明了生熟连续生产法；明代的造船技术先进于欧洲，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有“巨舶百艘”，最大的宝船长48丈、宽18长，船队的总人数达27000人，此后60年，当哥伦布驶往美洲的时候，他所带领的是载着88人的3只小船，最大的“圣玛丽号”才5丈长，1长8尺宽。更为奇特的是在衰退的大趋势中，还是出现达130多年“康乾盛世”，版图空前辽阔，相当中国目前面积的136%（尚不算琉球、朝鲜、安南、缅甸、克萨哈、科布多、布哈尔等属国领土）。城市、农业、纺织业、冶炼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北京、扬州、江宁（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汉口等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冶铁业、采煤业、纺织业、铜矿业规模不断壮大。到道光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28
%（一说36%），对英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正是如此才导致英国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以后的多桀国运人所共知，在对其内因的解读上，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清皇“独尊儒术”所致。这类似是而非的反传统观点流行了一个多世纪，为祸至今，真正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人对此应有一个理性认识，以免再遗（贻）害后代。一种文化，无论多么优秀，久则生弊，确实需要正视的和变革，但变革并不以否定传统文化的特质为前提，正如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反教会而不反《圣经》，此其一；清室入主中原，以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治手段，是使天下安定的必然选择，无可非议，真正的复杂性在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应将其与正统儒学厘清。“从南宋以来，因程、朱章句之学对中国文化七、八百年的影响太大了……它的思想，后来影响了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使汉唐以来的文化发展受到障碍。严重地说，中华民族的积弱成性，也是由此种因”(注：引自复旦大学出版社《原本大学微言》，因篇幅有限，对宋儒理学兴起的背景、朱熹对“四书”注解的局限等相关内容不作详细引述，请读者参阅《原本大学微言》)，清室入关以后，很快就举行科举考试，大力提倡尊孔诵经，难能可贵，《圣谕广训》就是在今天读来，也是符合适宜和极富文采的；大规模搜集、编篡和注释古代典籍的工作亦可谓利在千秋。但遗憾的是清室对程朱理学的特别遵崇，康熙曾言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查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不知是韬略之计，还真是肺腑之言，反正程朱理学成为事实上的官方哲学。而程朱理学及与之相关的考试规则、文字狱弊端与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并无内在联系，此其二；从清末反传统潮流出现至今的教训证明，反传统后果与初衷相去甚远。例如：反旧八股文后，“新的八股比旧的变本加厉，以前的八股，只是文章规格的限制，现在的八股，反成为思想控制的工具”，且文采更差而浪费纸张笔墨更多；又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分离后带来的文化恶果，“在过去时代，是属于儿童启蒙的书，现在应归国文研究所的课”，过去我们到欧美的留学生数量很少、有的在国内学历很低甚至根本没接受过现代教育，但留学后成功率非常之高，即使没有出国经历的者而成就卓著者也不在少数。那一代人的成就至今仍具有世界性影响，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潜力与智慧，如严复、詹天佑、张元济、梁思成、费孝通、王国维、辜鸿铭、晏阳初、钱学森、钱伟长、华罗庚、马一浮、梁漱溟、胡适、陈寅恪等，过去在学术、实业界和政界成大器而对国学一窍不通者几乎闻所未闻。现在一年到国外留学生达数万人之众，同样就读于西方的大学，但再也不易听到有多少国际级大师出现；再如，反传统最盛、对传统等级观念大肆鞭挞而号称民主、平等的年代，恰恰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血统论、等级划分和制造城乡差别登峰造极的年代，此其三；在清朝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内乱外患不绝，但内政外交仍颇具收获，对内推行了“洋务运动”和清末宪政改革，平息了多种内乱，出现了“同治中兴”，现代实业、邮政、教育和军事初见端倪，部分领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对外战争中，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击败俄国、在保护朝鲜的战争中曾击败日本、中越边境上击败法国……正因如此，在我们面对俄、日、法、德、英五大国（前三者对中国极具领土野心,又以俄日最盛）的侵略压力下，中国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在清朝结束时还保持了1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国大人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同样不可轻视，在日本和法国争夺中国属国的过程中，各属国普遍站在中国一边，明显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而在亚非拉其它国家，沦为某一个列强的殖民地的比比皆是，如大国印度，仅仅一个英国就使其全面殖民化，一个小小的荷兰就使作为大国的印度尼西亚屈服。所以，与其说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不如说依靠传统文化的支撑以致于中国没有全面衰落、分裂和殖民化。内政外交卓有成效者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等人，无一不是儒士出身，此其四；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地方，如台湾、香港、澳门，分属不同列强统治，但后来经济都相当成功且民族文化、民俗保存完整，反观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南美众多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能实现经济转型的微乎其微，民族独立带来的往往是一幅乱象：畸形单一的经济结构、宗教的冲突、族群的对立、动荡的政局，此其五。
中国经济长达几千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文化渊源在于，古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始终不离一个“道”字，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以传道”、“文以载道”；追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参赞天地之化育”，“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一而论。这种人文精神，客观上成就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和行政环境：
（一）道德基础，这种基础性的价值又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性的因素表现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化、规范化、人性化，之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临财，不见利忘义”、“富润屋，德润身”，缺斤少两、假冒伪劣、金融诈骗、洋垃圾等名词具有高度的现代性，而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商界极为罕见。历史上曾经的“中国品牌”享誉全球，持续长达十几个世纪，瓷器、丝绸、水银、锌和铜镍合金等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经中亚传到西方，到13世纪意大利和阿拉伯产生了丝绸生产工业，但质量远低于中国。并且中西贸易基本是单向的，除了金银等贵重金属外，西方不能向中国提供所需要的产品，贡德正·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18世纪以前，世界贸易始终是以中国为中心来开展的。进入近代社会，洋务运动后的中国金融保险业、律师业、纺织业、冶炼业、化工业等同样维持了相当好的声誉，孕育了众多的民族产业精英，不如此，就很难有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中南地区、京津唐地区、关中地区等工业区域的发育和存在。在一个道德的社会里，经济总量可能很小、产业结构可能很单一，但是一般不会刻意将垃圾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不会故意知法犯法去侵犯诸如专利权等他人权益、不会以骗取贷款为荣。可以说，在一个缺乏道德意识的社会里，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繁荣有序的金融市场和信用体系，甚至连合伙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倍受挫折，成熟、理性的劳资关系也很难建立，过高的制度成本和教育成本在所难免。港台弹丸之地，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经济起飞阶段，短短十几年诞生了数十位世界级的企业家，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产生过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家，这与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道德意识失落密不可分，亚洲经济最成功的、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当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全为“儒家资本主义”，这本不是新鲜话题，只缘实在很少人知道其中内涵和所昭示的经济意义，古旧话重提而已。间接性因素表现为对契约的遵从，对私产的尊重，催生和维护了与现实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且，道德的经济行为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行政监督费用的节约。虽然按照先贤之解，由道的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正表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每下愈况，但必须承认，德、仁、义、礼仍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着文明社会基础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世俗价值。
（二）创造精神。追求安身立命、建功立业，是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义再高者更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直接。中国始于公元前138年西汉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大了中原的经济视野，但伴随探险者脚步的是商队马鞍驼铃而非烽火狼烟，以平等互利的商业交易而非征战掠夺实现了财富积累，单从商业文明讲，中国也不愧为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三）行政体系。经济的繁荣和政体政局直接相关，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官制度和行政体系，而“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职业文官队伍……中国文官制度经过不断调整，日臻完善。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不断交流，中国文官制度的经验传到了西方，为西方政府所吸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西方行政学家所公认的。……马可&波罗谙熟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奥秘。他对中国的精彩描述，通过《马可&波罗游记》拓展了西方人的视野，使得刚从中世纪愚昧中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东方文明的光彩……科举制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它的原则曾引起了西方人的特殊兴趣……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在1570年——1870年的300年间即达70种之多。其中的《文学考试制度》、《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书，极力称赞中国文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并力主英国政府仿行……法国伟大的学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他们的启蒙主义著作中，对中国的文官制度也进行过介绍和评述。西方人心目中表现‘机会均等’的科举制，曾使一代西方哲人心悦诚服……隋唐以后，中国录用政府官员，实行的是公开考试、择优取仕。‘考试’犹如一门重炮，轰开了保护政党分肥制的英美两国国会的大门”(杨百揆&
陈子明等《西方文官系统》)，而在中世纪以前的“西欧各国不仅没有中国那种以儒生为主的职业文职官员阶层，而且根本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14世纪末叶以前，英国的‘官吏’全部是教士和贵族；16世纪以前，法国统治人民的是占有大片土地互相割据的封建诸侯；17世纪中叶以前的德国与法国情况类似；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与西欧接近，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统治国家的官吏还主要是武士”，到了14世纪末叶以后到文官体系形成之前，西方文职官员阶层发展先后经历了“专制君主—恩赐期时期”、“资产阶级权贵—个人赡(恩)徇(私)时期”、“政党政治—政党分肥时期”，后来英国于1870年、美国于1883年、德国于1919年才使文官系统得以最终形成。现在一般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贡献认识往往局限于四大发明，而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最推崇却是《易经》和科举制度，了解中、西方文官制度的差异及演变和交流过程，对中国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和行政理念也同样富有特色，例如：藏富于民(“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固民之所利而利之”；“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仁政、节俭、无为而治的观点与现代政府行为和市场经济理论完全契合；精简的官员数量和惠而不费的行政成本观约束了官方开支；经过统一考试经皇榜录取的官吏较之其它途径产生的官吏肯定更具有公平竞争意识和为政的崇高感；这种吏治与大一统的政权体系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政局，有的朝代可持续繁荣达数百年之久，减少了经济的波动和人为破坏。
（四）经济理念。经济行为归根到底是为人类创造更多的效用，涉及到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在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无止境的需求和创造力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正是现代社会的难题之一。在非洲大陆、南亚、南美等一些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至今呈现一种原始农牧和采集方式，居民长期贫穷，对自然资源的运用相当粗放和原始；而在其它一些地区既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造成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把握人的创造性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方面，中国古代有相当精当的论述，那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在此，我们引用《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中的一段话作为说明——“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依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天、地、人’三者并排共列，而人在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最讲究‘人道’，人文精神最为浓厚，人道的价值最为看重。假定我们现在出个考试题目，‘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若以中国文化的观点来作答，答案只有一个—
‘参赞天地之化育’（《周易&系辞传》）。‘参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价值之所在。人生于天地之间，忽尔数十年的生命，仿如过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这个天地，佛学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类生活其上，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个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运用，便能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陷。譬如，假若天上永远只有一个太阳挂着，没有夜晚的话，人类也就不会去发明电灯，创造黑夜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气候的变化，时而下雨，时而刮风，人类也不会筑屋而居，或者发明雨衣、雨伞等防御用具。这种人类因天地间种种现象变化所作的因应与开创，就叫做‘参赞’。此等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太伟大了，所以中国文化将他和天地并举，称为‘天、地、人’三才。……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赞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对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间开演了一套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理念是自由经济的推崇。在此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广东经济出版社《经济学精神》盛洪著)中的一些观点——“整部《国富论》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合作比不合作要好。分工是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合作……当我读了一些先秦诸子后，我受到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两千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另一种语言更为简洁和优美地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看作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斯密的学说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明赖以兴起的核心秘密，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是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传世法宝……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重农主义的理论中，‘自由秩序’是一个核心概念……重农主义是最早提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干预’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文献价值……在‘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这一章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另一方面，魁奈对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是没有太大偏差的……这种理解基本上与中国古典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以及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老庄哲学的基本精神相吻合……道家所谓‘道法自然’，儒家所谓‘天行健’。而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仪式化表现……对自然秩序这种态度，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上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性条可能会影响诸如朱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像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而把这以后的两千多年与在这之前的历史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概念中。早就有人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主的经济时期，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周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在春秋时期就已崩溃和瓦解了。更少有人知道，我国很早就奉行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
第三个重要的经济理念是对产权的肯定。当然，产权界定和保护亦可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还可认为是契约性社会的必然现象，它作为正常经济秩序的基础是无容置疑的。《孟子》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意即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张五常在《会走动的资产中》中言“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实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
（五）社会的和谐。中国文化传统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所谓“浑然和气，处世珍宝”、“和为贵”、“和气生财”；主张中庸之道，以中为度，不偏激，不过分；这类精神在韩国、日本和台湾的企业界处理劳资关系、企业内部分配和管理等方面体现得相当明显，有别于欧美国家。信奉因果观念，主张积德行善；倡导君子精神，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简言之，道德高尚的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和谐与合作，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同。“小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雷同和无差异，由此又会产生他们之间的不和。“一个成熟的民族必然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社会的多样化怀抱宽容以致赞许的态度。那种把消除差异当作理想的所谓‘文化’不可能成为文明的要素。这也许就是孔子以及中华文化的先贤们摒弃‘同而不和’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就是佛、道、儒、墨的融合过程，显示了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仅将东方文明推向了高峰，也给国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籍慰，所谓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六）有序的等级观念，或称理性的位序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位序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事情，对其处理得当与否是关系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稳定。中国传统讲究师道尊严,形成了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尊重和知识的神圣感；严谨的师承关系，保证了知识和工艺的传播和继承；忠孝观念，不仅保持了家庭的稳定—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而且有利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忠孝之人造反为乱的可能性减少；宗祠和家族观念以及相关的礼仪和章法，不仅增加了社会凝聚力，还起到了“社区”管理的作用，极大地弥补了律法管理之不足。
（七）独特建筑艺术。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是建筑的艺术化和景观化特征。梁思成论及中国建筑之特征时说：“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故因此。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久，散布区域辽阔……数千年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都会边疆，无论其为一郡之雄，或一村之僻，其大小建置，或为我国人民居处之所托，或为我政治、宗教、国防、经济之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饰、车马、工艺、器用之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对于建筑这个“凝固的艺术”，梁先生还谈到：建筑是“衣食住”中的第三项，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地理、地质、气候、社会、宗教，和一切问题影响下的产品。人类在物质或思想上有任何的变迁，建筑便极忠实地反映出来，所以欧洲的史家称建筑为“历史之镜”，是一点不错的。本文之所以不惜篇幅引用建筑名家对建筑的评价，旨在唤醒当代国人对建筑意义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认同，了解建筑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意义所在，以期待中国城乡建设规划和建筑艺术的复兴。
中国建筑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不仅表现在艺术价值上，还体现在工程质量方面。其经济的意义在于：①居住条件的改善，为民众安居乐业创造了物质环境，一个居无定所的民族而创造经济奇迹是无法想象的。②建筑的艺术化和景观化效果，不仅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个民族的艺术气息和文明理念，还极大地促进了对外交流，对外来者产生吸引力。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旅游资源除了自然风光以外，人文景观几乎全为古代建筑或古风格建筑。“外国政要、大亨到北京之后要去的地方，除了故宫、颐和园、长城，就是潘家园（古玩市场）了。”西安、平遥、丽江、凤凰、镇远、周庄等古城古镇的旅游价值日益凸现；各处佛教、道教名山同样因为独特的建筑群体而惠泽当世的旅游经济，如果游客仅是为了信仰，那么得一经书足已，何处不是道场!但正是有了庄重典雅、金碧辉煌的佛寺、道观才为芸芸信众和游者展现了一个可观、可览、可拜的清凉世界；就是象中山陵这样的陵墓，也因其设计者吕彦直高超的审美技巧而极具景观价值，梁思成对此称道为：“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实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③工程质量。如公元前256年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采用“无坝引水”的形式，构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自动排灌系统，创造出独特的水工建筑艺术，2250年以来，发挥的作越来越大，灌溉面积已达一千多万亩；又如1996年丽江大地震，不少新建的大楼倒塌，而丽江老城仍保持了原有风貌，不如此，也就不可能在1997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④堪舆价值。堪舆是古代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规划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人体学、美学于一体，综汇性极高的一门学术，在秉持山环水抱、藏风得气、趋吉避凶的建筑选址理念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成就了无数通商大都和繁华市镇，也优化了人才的养育环境。
（八）复合型人才。《论语·为政第二》道：“子曰：君子不器”，即强调对通才的培养，“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允文允武。在《论语·宪问第十四》中，孔子还提出“全才”的标准，即“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人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礼记》中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由学习洒扫应对开始，渐渐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洒扫，是人生基本的生活卫生和劳作；应对；是人伦之际的语言、礼貌、态度；“礼”是文化的总合统称；“乐”是包括音乐在内的生活艺术；“射”是习练武功；“御”是驾驶技能；“书”是包括公文学习在内的文学学；“数”指算术和数学）。可见，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培养通才、全才。这种文化精神和人才培育方式于经济和文化价值十分直接，以前述的中国古代工程为例，尽管古代没有高等数学、工程力学之类的课程，没有钢筋水泥之类的建材，没有高级的计算工具，但各类工程可存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尽管没有专门的美学课程和城市规划学，但古代城市格局、单体工程乃至内农家院落皆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和景观效果，可谓无处不美；尽管就表面而言古代教育重文轻理，但古代的工程即使按今天的眼光衡量，并无违背自然规律和科学精神。那些破坏人与自然的协调的闹剧工程全部发生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如：造成沙尘暴和大面积湿地消失的开荒种粮行为；由“治水在于治山”转变为到处筑坝截流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行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造成淡水湖群泄洪和抗旱功能退化的行为；迷信苏俄专家而打击国内专家而强行上马的诸如三门峡等灾难性工程；造成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辽东半岛形成大范围的地下漏斗区甚至造成海水倒灌的地下水采集工程，以“经济建设”的旗号对文物的毁坏行为，如此等等。这类工程目前仍并无停息迹象，如颇受国内外专家争议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又如城市和风景区的乱拆乱修乱建，以至于北大建筑系俞孔坚教授在《五千年未有之破坏》中称杭州从“人间天堂”蜕变为“人间地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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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动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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