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幼童案中案-小故事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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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幼童案中案& 热度：
　　一、四岁幼童被绑票
　　对于保定市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校董、油画老师井端阳来说，1951年立夏这天绝对是他人生中的黑道日。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外人还是圈内人眼里，井氏家族都是令人羡慕的。早在清朝咸丰年间，保定府的井氏家族中就出了优秀人才井宝昌，从九岁到二十二岁十三年间，完成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跳，挣得了一个“同进士”功名。三十二岁那年，井宝昌头上已经有了四品顶戴。按清朝官制，四品官处于第八档，介乎如今的正厅与副省之间。这个井宝昌，就是井端阳的高祖。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里出了这么一个“高干”，往下井氏各房一切就都好办了。几十年下来，井氏家族中或官或商，或儒或医，能人频出，代代不绝。到了井端阳这一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是当官的没了，二是富商也没了，三是名医的传承’也断了，只留下若干儒雅之根。儒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的，井氏家族的各房祖上不是做官就是经商，遗下的财产足够他们玩儒雅了。井端阳玩的儒雅是丹青，玩出了若干名堂，竟然被由蔡元培创办、林凤鸣任校长的“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录取为旁听生，毕业后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北平、天津、保定从事美术教学工作。1948年11月保定解放，井端阳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资创办“国康艺术专科学校”，于1949年元旦正式开张。
　　“国康艺专”租用的是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教育厅下辖的一所职业学校的校舍，该校在抗战爆发时解散，日军占领保定时，校舍成为特务机关驻地，后院的教工宿舍则改建为日军军官的住所。抗战胜利后，校舍由省教育厅收回。但职业学校并未恢复，校舍遂由教育厅出租。至保定解放之前，一共有三个大房客租过。而“国康艺专”则是在保定解放后向省教育厅租下了该校舍，井端阳一家四口就住在后院的原日军军官住所里面。
　　立夏这天，学校放假。井端阳和母亲、妻子、儿子上午在家，做夏饼、捞面，忙碌了半天，吃过午饭就去外面游玩。这年，井端阳三十六岁，其母薛氏五十五岁，其妻吴淑琴是井端阳后娶的填房，二十五岁，儿子井孝祖（乳名圆圆）年方四岁。一家四口高高兴兴出了门，打算去逛庙会。他们在距“国康艺专”一个街口的北关街吉祥胡同对面等候载客马车经过时，井端阳去上厕所。他刚离开，从南边来了―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货郎，薛、吴婆媳俩被担子上打六折的无包装香皂吸引，当下就围着担子买了几块。两个女人付了钱，正捧着香皂又看又闻时，井端阳上完厕所返回了。他一眼就发现儿子不在奶奶、妈妈身边，心里一凛，一边问“圆圆呢”，一边睁大眼睛四下寻找。可是，视野间已经没了那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了！
　　三个大人顿时着急了，一迭声叫着“圆圆”，分头四下寻找，遍寻无果。也就这么短短两三分钟时间，孩子竟然就失踪了！
　　婆媳俩已经撑不住大放悲声了，井端阳强自镇定： “妈您去胡同，淑琴和我往大街两侧，咱三人分头寻找，才这么点儿时间，孩子走不远的！”
　　其时保定解放已经一年半，经人民政府大力整顿，治安形势与解放伊始相比大为好转，诱拐儿童的案件基本绝迹，因此井端阳只认为儿子是走失了，根本没往诱拐方面想。直到三个大人从三个方向寻找一阵无果而返，他们脑子里才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诱拐”两个字儿。
　　那时候，老百姓遇上这等事儿，大都先自己想办法解决，因此井端阳也没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分局，而是立刻返回艺专向一干同事求助，还惊动了校长。校长当即叫上一些在校的师生分头寻找。薛、吴婆媳俩也分头前往附近的几家亲戚处求援，众亲戚自是二话不说，纷纷出动加入了寻找圆圆的行列。
　　这些人总共不下五六十位，一直奔波到黄昏。那时的保定市区远没如今这么大，这番寻找，大致上已经跑遍了全城，可是，谁也没发现孩子的影踪，更没打听到任何相关线索。如此，井家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孩子给人拐走了！
　　到这当儿，只能惊动警方了。于是，井端阳就到艺校校长室拨打电话，向其住所地同时也是案发地的管辖公安机关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报案。电话还没接通，其妻吴淑琴急急奔进校长室，手里拿着一张拆开了的香烟盒纸：“快看！快看！”
　　烟盒纸上写着： “若要孩子，备好二十两黄金候命。报警，杀！”一笔一画全都笔直，似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
　　井端阳看着，双手不住发抖。校长董永初凑过来，看到纸条上的内容，马上指着电话机：“报警！”
　　吴淑琴声音颤抖： “那上面写着报警就要杀我儿子！”
　　董校长果断地说： “必须报警才救得了圆圆，公安同志肯定会注意保密的。”
　　这时，井端阳回过神来，也连声道： “报警！报警！”
　　三分局接到井端阳的报案，自是非常重视，当下就指派刑侦队副队长宝大贵负责处置该案，片刻，宝大贵打来电话，说鉴于案犯可能会对艺专这边进行窥视，因此他不便过来，问井端阳是否方便出来一趟。井端阳说没有问题，于是双方约定半小时后在北关街的“天龙茶馆”门口见面。
　　井端阳匆匆出门。他赶到“天龙茶馆”门口时，宝大贵已经到了，还带着一个便衣刑警小田。那时的茶馆，同时也是书场。最近这段时间，正由当时在北方小有名气的艺人萧少海说《隋唐英烈传》，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两个小时，场场爆满。刑警约见井端阳的时候，茶馆门口已经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过宝大贵因为经常办案，跟茶馆的老板、伙计都熟悉，当下打了个招呼就领着井端阳入内了。他们没去喝茶听书的店堂，而是由跑堂领着去了后面的一个小间。
　　这时候，无论是两位刑警还是井端阳，都不曾也不可能料想到，他们三人竟然被人盯上了，而且正准备采取措施！
　　二、政保侦查员抓了刑警
　　一个月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政保侦查员偶然抓获了一名以印度尼西亚华侨身份入境的特殊来客――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情报特工雷炳辰。
　　据雷炳辰交代，他此行的使命是获取由上海、南京、保定、天津的台湾潜伏特务递交的情报。他从香港搭乘客轮前往上海，凭借合法身份证件顺利通过了边防检查。之后，雷炳辰先后在上述四城市“观光”，顺利地获取了由潜伏于当地的特工递送的情报。如果雷炳辰在天津获取情报后，直接去广州经香港返回台湾交差的话，或许这趟特别差使也就侥幸完成了。可是，在印度尼西亚土生土长的雷炳辰却没立刻滑脚，他寻思自己从未去过北京，现在难得摊上这么一趟“官费出差”，已经到天津了，离北京不过三小时的车程，何不借机到北京去转一转？于是，他就登上了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
　　雷炳辰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好运竟然到头了。在北京入住宾馆时，大堂一侧扮作清洁工的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便衣侦查员正奉命蹲守另一反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雷炳辰想来，他在办理人住手续时一切都是按照美国教官所教授的方式“从容进行”的，在上海、南京、保定、天津入住宾馆时经过实践检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次不知怎么露出了破绽，竟然引起了那个便衣侦查员的注意。于是，就出现了“搂草打兔子”的戏剧性效果，仅仅过了半天，雷炳辰就折进了局子。
　　雷炳辰倒也识时务，还没等人家确认他的特务身份，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全部情况。那时特务活动的技术含量比较低，雷炳辰传递的情报就是四本书，情报是用密写药水写在书里的，虽然用的是暗语，但对密码专家来说，也没有太高的难度，不过折腾了数天便全部破译了。情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社情民情，但并没有我党政军的重大机密，有的甚至是公开报道过的，估计潜伏特务也是应付差事。
　　情报虽然不重要，但侦查潜伏特务这事儿是重要的。按照当时的规定，这已经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活儿了，于是就上交公安部，由部里把活儿分派下去，责成上海、南京（当时还未组建江苏省，南京直属中央管辖）、河北（当时保定、天津均属河北省）三地公安机关侦查。
　　河北省公安厅政保处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奉命侦查保定地盘上向雷炳辰传递情报的潜伏特务。这二位原是省委社会部的，接受任务时刚调到省公安厅，都是干过几年反特工作的熟手。两人领受使命后，先去北京提审了雷炳辰。
　　雷炳辰交代，他抵达保定后，按照事先上峰的指示下榻于“燕赵饭店”，然后，什么都不干，就去名胜古迹旅游，玩累了回饭店睡觉，睡醒了下馆子吃喝。那么情报怎么交接呢？不用交接，那本书是通过邮电局寄到“燕赵饭店”的，没有写房间号码，只写着“燕赵饭店转交下榻旅客封金富先生收”（封金富是雷炳辰的化名）。
　　吴富生、李春君返回保定后，随即就去邮电局调查。那时没有摄像探头，对于邮寄人的线索全凭经办营业员回忆。由于雷炳辰在收到情报后立刻把外面的包装纸处理掉了，侦查员也就无法知晓这本书是由哪个邮局的哪个营业所收寄的，而饭店方面因不是挂号邮件未作登记，经手的服务员对寄件人落款什么的也没留下任何印象。因此，要想调查，就只能―个个营业所跑了。可是，跑遍了保定全市的邮电营业所，也没发现任何线索，所有营业所的窗口工作人员、邮局里面的分拣员都回忆不起自己是否经手过这样一件印刷品。
　　这条渠道走不下去了，于是，吴富生、李春君改变方式，对那份隋报的原件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传记文学《卓娅和舒拉》，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本风靡全社会的超级畅销书。吴富生、李春君请来痕迹技术员对全书各页进行检测。技术员使用了当时属于高科技的检测技术，最后在书的封底发现若干字迹，经仔细辨别，内容是“可与他校标准齐平”几个字和一个长宽各为半寸的正方形框框。这个发现说明什么呢？吴富生、李春君分析后认为，有人曾把这本《卓娅和舒拉》作为垫底，在上面放上一张纸写下了上述文字，又在后面盖了一个私章。
　　为了印证这个分析正确与否，他们找到了一本同一版本的《卓娅和舒拉》，将封底作为垫底，把白纸放在上面，用铅笔写字以观察留下的印痕。结果发现，要想在封底表面留下通过化学显影剂加放大镜才能勉强分辨的字迹，在白纸上写字时必须下笔非常轻才行，而且力道要十分均匀。两个侦查员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推测，这个写字的人应该受过专业训练，有可能是美术工作者。再联系到“可与他校标准齐平”这几个字和私章，基本可以断定此人是某所学校的美术老师，并且掌握着一定权力，因为寻常的美术老师是不可能作出此类批示的。
　　这样，吴富生、李春君两人又查了数日，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国康艺专”。因为在全市各类学校中，只有“国康艺专”的领导层中有接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由于这是一所私立艺校，没有党团组织，也没有工会或者其他跟官方有沟通的组织，所以吴、李两人小心翼翼，唯恐一不留神惊动了被调查对象。查了几天，最后终于查清写下这行批示的人是该校油画老师、校董井端阳。
　　那还是今年寒假结束刚开学时的事儿。保定市教育局向全市各类学校发出通知，要求学校主管部门须关心教职员工的生活，对于晚上加班的，应该发放夜餐费。“国康艺专”自然也收到了这个通知，校长于是就向学校董事会打了一份报告，请董事会定夺。艺专的董事会由五人组成，井端阳是其中之一，也是五名董事中唯一在艺专担任老师的，因此是校长和校董会沟通的渠道。校长把这份报告送到了井端阳手里，井端阳跟其余四位董事商量后，同意按照与其他学校相同的标准发放夜餐费。董事长史超在电话里请井端阳在报告上写个意见，然后把报告送到他那里，其余四位董事只需批示“同意”，然后签名盖章就行了。于是，井端阳就写上了那句话，又盖了个私章。当时面前正好有一本刚从新华书店购买的《卓娅和舒拉》，于是写字时就随手垫在下面。
　　吴富生、李春君锁定井端阳后，向政保处领导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政保处向厅领导请示应该怎么处置：是立刻动手抓呢，还是暂不下手，放长线钓大鱼？这个，省厅领导也不能拍板，因为是公安部交办下来的案子，于是就向北京方面请示。这天上午，北京的回复到了，让河北省厅“相机行事，就地处置”。省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立刻逮捕井端阳。这桩差使还是交由吴富生、李春君承办，政保处领导另外还调派了两个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侦察兵，负责下手拿人。
　　傍晚，吴富生、李春君和那二位擅长擒拿格斗的前侦察兵穿着便衣，悄然来到“国康艺专”门前，正撞上井端阳匆匆出门，叫住一辆三轮车，让车夫去，“天龙茶馆”。吴富生寻思这主儿急匆匆奔“天龙茶馆”，莫非是要跟同伙见面？于是，就跟李春君交换了意见，决定先不下手，跟踪上去视情再作打算。
　　四人是开着吉普车过来的，停在附近的胡同里。当下，就分为两路，一路招了辆马车尾随三轮车，另一路开了吉普车抢先去“天龙茶馆”那边守候。坐在三轮车上的井端阳心思全在被绑票的儿子身上，根本没留意后面有一辆马车不紧不慢地尾随着。而那辆吉普车，则早就到达茶馆，车上二位看到井端阳匆匆赶到，跟两个男人（即便衣刑警宝大贵、小田）进了茶馆。前面说过，这天夜场评书已经客满，吴富生等人是没法儿进入茶馆了。吴富生、李春君正商量该怎么办，两个前侦察兵之一的小黄忽然发现茶馆的一个伙计是他的发小，就悄悄跟伙计一说，让伙计带他进去观察一下。
　　小黄进去转了一圈儿就出来了，汇报说井端阳跟两个男子在后面一个小间里密议着什么，那二位怀里鼓鼓囊囊的，显是揣着家伙。与此同时，和宝大贵一起来的刑警小田也注意到了“鬼鬼祟祟”地从小间门前经过的小黄，怀疑是绑匪的同伙，便出来查看。小田假装买香烟，在茶馆门口转了转，已经把吴富生四人扫在眼里，觉得甚是可疑，遂匆匆回里面向宝大贵报告。
　　吴富生、李春君顿时警惕，寻思这小子多半是已经发现井端阳受到监视了，若三人一起从茶馆后面翻墙逃跑，这事儿就折腾大了。于是，打了个手势，四人拔枪就往里闯，直奔后面的小间。宝大贵和小田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已经被下了手枪，和井端阳一起上了铐子。
　　三、被绑幼童安全返回
　　省厅侦查员和保定市公安局刑警之间的误会，自然是到了地头一下子就说清楚了。市局刑警立马获释，为表歉意，人家还送了一条香烟。
　　从省厅出来的时候，宝大贵心里有些郁闷，暗忖井端阳这一被捕，不知绑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担心绑匪把井端阳的被捕视为井家失去了顶梁柱，赎金没有着落，一怒之下撕票了事。因此，宝大贵此刻甚为被绑票的圆圆小朋友的命运担心。
　　宝大贵知道，此刻最重要的补救措施就是与井家人取得联系，获取绑匪随时可能送去的新信息，以便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侦查。可是，眼下情况特殊，尽管省厅侦查员没向他说起井端阳为何被捕，但明白人一眼就能看透――被政保部门捉拿，还会因为什么案子呢？案子只要跟政保部门沾边，旁人就得慎重，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扯进去，落个“通风报信”的嫌疑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宝大贵返回分局后连夜向值班的蔡副局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蔡副局长也没敢作什么指示，说待次日上午局长来了再研究吧。
　　宝大贵考虑到，如果这个案子在明天上午前再发生其他变故的话，井家或者艺专肯定会连夜来分局报案，所以，他决定当晚不回去了，就在分局过夜。这个决定倒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午夜后，就有人来三分局了，而且，一来就来了两拨。
　　第一拨是“国康艺专”的董校长和一个姓程的老师，说傍晚后公安局约井端阳去外面谈情况（井端阳没透露刑警约他去了“天龙茶馆”），可是这一去竟到现在还没回家，井老师的家人心急如焚，就向董校长求援。董校长赶紧拉上程老师，两人合骑一辆自行车来公安局询问。
　　董、程两人的到来使三分局这边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虽然知晓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没法儿跟人家说；而不说呢，就没有一个交代――人是公安局叫出来的，如今他上哪儿去了呢？难道继儿子之后这个老爸也失踪了？即使真的失踪了，也要找三分局，人家得报案啊。
　　接待民警并不知道井端阳已经被捕的情况，立刻把董校长反映的情况向蔡副局长报告。蔡副局长就把宝大贵唤来，商量应该怎样处理这事儿。宝大贵也感到很棘手，两人正商量时，第二拨人来了。
　　第二拨来人竟是省厅政保处侦查员吴富生、李春君，他们二位是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从省厅赶来的。这二位的午夜来访，跟被捕的井端阳有关――
　　井端阳供出了他的特务身份，他是1944年在重庆做美术老师时加入“军统”的。井老师其实并非做特务的料，但当时“军统”方面很需要在他执教的学校发展一个对象，以便开展某些工作。于是，就派人跟井端阳谈了数次，遭到婉拒。接着，人家就玩阴招了，又是美女勾引，又是诱其豪赌。井端阳很快就掉进了陷阱，只好就范。不过，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投降，井端阳在重庆并未发挥“军统”预期的作用，反倒白领了津贴。
　　按照戴笠制订的“团体纪律”，一旦参加 “军统”，终身不得退出，而且必须服从安排。这样，抗战胜利后，井端阳想回保定老家的打算一时难以实现。根据“军统”的指令，他先是去了北平，后又去了天津，均以教师为业，在大学、中学里刺探学生运动的情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井端阳的组织关系依然如故。1948年，解放军四野包围天津前夕，井端阳接到指令让其返回保定老家，任务是通过原先的家族影响和社会关系，联络故旧，创办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井端阳依命而行，可是，学校还没创办起来，解放军已经逼近保定了。井端阳向上司请示是否中断该项使命，上司说原本就计划好让艺专在保定“沦陷”后开张的，也算是为共党统治下的保定制造些许繁荣景象吧，共产党政权肯定赞同。而你呢，为团体干了三四个年头，也算是抗战时期留下的老人了，现任命你为本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少校副组长，负责收集、输送情报。具体情况，届时会由代号“野马”的组长通过秘密渠道向你交代，活动经费、器材不久也会通知你领取。
　　过了几天，果然有一封信寄到了井端阳寄宿的堂兄家里，用暗语通知他前往“利众饭店”202房间领取经费、器材。井端阳依约而去，跟前台一说202房间，人家就给了他钥匙。他打开房门入内，里面无人，于是按照信中所说的从壁橱里取了一口小皮箱就离开了。回住处打开皮箱，里面是三本密码、密写药水、显影液、三十两黄金、二百块银元以及一封用暗语写的信函，内容是告诉他应该如何与组长“野马”联系。
　　半个月后，保定解放。井端阳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野马”的指令，命其立即着手向共产党当局申请创办艺专。井端阳当即照办，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办起了“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随即登广告招生，于1949年开春招收了三个班级的学生，寒假结束后正式开学。井端阳举家从堂兄处迁到了艺专的家属宿舍。这年暑假，省教育厅批准“国康艺专”可以在整个华北地区招生，所以秋天开学时，又有五个班级韵新生入学了。
　　井端阳这个“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副组长有三个手下，井端阳有这三个特务的姓名、住址，可从未见过面，因为“野马”没有下达过活动指令。井端阳自己倒是干过一次特务活动，那就是按照“野马”的指令将一份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那本《卓娅和舒拉》的书页空白处，然后寄往“燕赵饭店”。4月中旬，井端阳收到“野马”寄来的一封信，可是那天下着大雨，信被雨水打湿，里面的内容根本无法用药水显示。于是，井端阳就按照“野马”事先交代的联络地址，于4月18日寄了一封问询函。可是，函件寄出后至今也没收到回函。
　　井端阳交代完上述情况后，向主持讯问的省厅政保处副处长蒋先铭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的四岁幼子被绑了票，请求政府帮助找回儿子。对于井端阳的这个要求，省厅方面认为没有理由拒绝，井端阳犯案是井端阳的事儿，他的儿子现在被绑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人民政府理应全力解’救。于是，省厅领导当即下令与承办这起幼童绑票案的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联系，尽快解救被绑幼童。这就是吴富生、李春君夜访三分局的原因。
　　蔡副局长对于吴富生、李春君二位的到来喜出望外，说您二位来得正好，遂把艺专董校长反映的井端阳“失踪”之事说了说，问应该怎样回答人家。吴富生和李春君商量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省厅对这起绑票案很重视，在调查时需要被绑孩子的父亲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因此井老师暂时要在公安局这边留一下。同时，让他们转告井老师的家属，如果绑匪有新的赎票消息，必须立刻向公安局报告。
　　两拨来访者离开后，蔡副局长说宝队长你赶紧休息吧，估计明天一上班，局领导班子碰头一商议，就得成立绑票案专案组了，你自然是要出大力的，再不睡觉明天就没精神了。
　　可是，第二天却用不着成立专案组了。上午八点多，分局几位领导正凑在一起研究组建专案组之事时，传来了好消息：被绑票的圆圆小朋友竟然找到了！
　　“国康艺专”附近有一家菜场，这天上午七时许，前往买菜的群众发现一个穿红衣服长得虎头虎脑的男孩儿站在菜场门口，一双小手捧着半个油饼正啃着。啃完后，孩子忽然叫着“妈妈”哭了起来。于是，他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在菜场里义务治安值勤的两个大妈以为孩子是跟着大人前来买菜走失的，就把孩子领到一旁哄着等候大人来找。等了半个小时并无大人来，于是其中一个大妈就拿着洋铁皮土话筒在菜场里一边走一边喊： “谁家的孩子走失了，请到大门口去领。”一圈转下来，竟然无人前来认领。另一个守着孩子的大妈给孩子买了棒棒糖，问他家住哪里、父母是谁，可是，这些问题一个四岁孩子是无法说清楚的。这样，这个孩子――井端阳之子圆圆小朋友就被送往北关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一见圆圆，皆是喜出望外，这不是昨天那个艺专老师一家来报失的小孩儿吗？这不回来啦！正在这时候，宝大贵从三分局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听说圆圆已经找到了，长嘘一口气，说你们先别跟家属说，我过来问一下。
　　可是，当宝大贵匆匆赶到派出所时，圆圆已经睡着了。宝大贵不忍心唤醒孩子，又设身处地为其妈妈、祖母考虑，就让民警往“国康艺专”打电话告知孩子已经找到，请家属来派出所领回去。
　　当天下午，宝大贵和刑警小田前往艺专家属宿舍井端阳家。井家大人脸上愁云密布，料想省厅政保处已经把井端阳被捕的消息通知家属了。四岁的圆圆当然未受影响，正兴致勃勃地玩积木。小田和圆圆一起玩，同时向孩子了解其被绑票的情形，可是孩子基本上已经把昨天那件事忘记了，只说是一个叔叔递给他一根棒棒糖，然后附耳轻声说领他去马路对面看猫猫，就一把抱起他离开了。往下呢？孩子说他就睡着了――估计是案犯给圆圆下了迷药。其他情况如醒后怎样、置身环境、饮食睡眠、交通工具一直到最后怎么给弄到菜场门口的，圆圆一概说不上来。
　　宝大贵则跟孩子的母亲和祖母谈话，向她们了解圆圆回家后的情况，包括有何异样以及跟大人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二位对井端阳的被捕忧心忡忡，对侦查员的询问明显心不在焉，也未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返回分局后，宝大贵向领导汇报了走访井家的情况，请示是否需要对这起幼童绑票案继续进行调查。分局领导说孩子已经回家了，这个案子反正还没立案，就这样了吧。正好这时有群众来报告遭遇抢劫，于是，宝大贵和小田就被派往现场调查新案子了。
　　圆圆被绑票之事，就这样处理了。三分局方面当时没有想到，这起案件还要重新展开调查，而且是分局与省厅政保处联手调查。
　　四、七个嫌疑对象
　　回过头来，看省厅政保处对井端阳特务案的调查――
　　井端阳落网后交代出了他的三个下线，但对于其顶头上司“国防部保密局保定地区第三潜伏组”组长“野马”的情况却始终说不清楚。侦查员起初以为是其故意隐瞒，可是反复讯问下来，最后认为井端阳可能真的不知道，于是，就只好通过其他方法寻找“野马”的线索了。
　　根据省厅党委的命令，政保处抽调五名侦查员组建专案侦查组，组长由政保一科科长衣博中担任，组员除了之前负责调查井端阳案的吴富生、李春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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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法院
作者：傅爱军 张文清
庭审现场 傅爱军 摄
　　5月14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赫山区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广受关注的李某、陈某、符某绑架杀害小孩一案，近200余人参加了旁听。
　　公诉机关诉称，从部队退役后的李某在小区超市务工。他与赵某（另案处理）、陈某预谋实施绑架勒索钱财，确定常到超市内看录像的威威为作案目标。李某、赵某、陈某于2014年8月进行第一次绑架，后因担心在蹲守过程中行踪暴露而放弃。李某后改邀咖啡店服务员符某，与陈某一起预谋再次对威威实施绑架。日，威威又来到超市看电影，李某、陈某、符某遂将威威骗至超市厕所并将其捆绑封住口嘴塞入行李箱，运至常德汉寿。在用手机拍下小孩照片后，三人找到一处工地挖坑，将装有小孩的箱子掩埋。
　　经鉴定，被害人威威系机械性窒息合并颅脑损伤死亡。案发后，李某、陈某、符某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李某、陈某、符某均为90后。庭审中，法庭对三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以及影响量刑的其他因素进行了调查，李某、陈某、符某及其代理人分别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进行了四个多钟头。
　　该案将择期宣判。
责任编辑：王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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