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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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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如何跨出反腐“双重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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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财媒荐书|《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评魏德安的《双重悖论》
上海证券报
　　《双重悖论》　　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美）魏德安（Andrew Wedeman）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主流的传统腐败理论认为，腐败是不可能和经济增长并存的。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爆发式增长却是伴随着严重腐败。有西方学者为此提出了&政商联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政客与企业和商人之间的联盟关系，商业体为政客们提供政治献金，得到的是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政策或扶持倾斜，而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未必只针对少数特定对象，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腐败有效论，比如莱夫和亨廷顿的&润滑剂理论&就认为，腐败在有些时候是投资者避开政府错误政策和管制的有效手段，对资源的配置有积极作用。　　尽管在西方理论界对于这种解释还多有争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解释多少都突破了传统，为我们理解东亚的特殊现象给出了参考。但美国学者魏德安（Andrew Wedeman）发现，这些理论都集体忽视了一个更为特殊的国家&&中国。他在这本《双重悖论》中提出，中国不仅有典型的&东亚病&&&腐败与经济增长并存，而且从腐败类型上来说，中国是掠夺性腐败与高经济增长并存，这种双重矛盾，是过去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解释的。　　魏德安观察中国腐败现象已有十余年，据他的研究，在东亚，腐败形式大致可分为发展性腐败和掠夺性腐败两大类。前一种就是日、韩、我国台湾地区所长期存在的以&政商联盟&为表现形式的腐败。它在客观上避免了政治纷争对经济的伤害，为大型企业获得排他性利益铺平了道路。在战后东亚地区几乎赤贫的情况下，&政商联盟&在经济成长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类似情况在美国19世纪的&镀金年代&也发生过。但同时魏德安也认为，东亚病所包含的腐败在本质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在一个特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前提条件，不可能直接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同时，东亚的经济发展也正在逐步摆脱这种模式的阴影。所以，从理论上说，这些特例是不可能长期有效的，腐败破坏性的本质终究会伤及经济发展。至于那些&润滑剂理论&、&腐败效率论&，在魏德安看来都是片面夸大后的不实之词。　　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魏德安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各党派组织了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中，中国政府都无需通过商业体的支持来获得政治地位，更没有因为政治联盟的原因向企业和商人输送利益的必要。以&政商联盟&来解释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奇迹并存根本不可行。而且，&政商联盟&是一种利益互惠性的腐败，利用公权力贪腐的政客和官员不可能无节制地索取和占有，特别是在民主政治成熟之后，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破坏性腐败基本不可能出现。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初期，某些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非法利益，在后来经济改革中，又在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中低价处理国有资产，收取贿赂和回扣，或者在建设工程中接受贿赂，在某些区域和垄断部门甚至直接侵吞国家资产，安插亲友控制垄断，这种贪腐行为都无关经济发展，而更接近于掠夺性腐败。　　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个双重矛盾呢？　　魏德安指出，中国的贪腐现象也不具有特殊性，所以不存在所谓&中国特色腐败&，之所以中国经济奇迹在严重腐败中持续，他认为原因有四。第一，中国的掠夺性腐败不是出现在经济持续增长前，而是之后。由于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腐败规模、程度都较后来小，在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快速增长后，掠夺性腐败才有了可能的对象。这个顺序非常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让腐败行为没有在一开始就带来严重阻碍。第二，中国的贪腐行为主要是针对资源增殖部分，没有涸泽而渔的掠夺，也就是说大部分经济成果没有被贪腐掉，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掠夺性腐败有很大区别。比如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过程中，贪腐者只是将部分价格差带来的利益侵占了，而没有阻碍这种资源配置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三，中国的掠夺性腐败在改革进一步深化之后开始向交易性腐败转型，也就是说贪腐官员和企业以及商业开始结成利益联合体，不再是简单的一次性的贿赂、回扣，而是向双向的持续利益输出发展，这种腐败更接近于发展性腐败。第四，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是有成效的，至少把腐败控制在了失控边缘，这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可以看到，魏德安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苦于中国腐败案件数据的匮乏和对中国实情的误解，有些判断存在误差。　　比如他认为的掠夺性腐败是与中国的贪污罪挂钩的，他把贪污罪多看成是证明中国在改革早期大量存在掠夺性腐败的证据。其实经济增长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看到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自始至终主要与经济指标挂钩，所以不顾经济发展式的掠夺绝大多数时候不会出现，即使中国不是政商联盟式的发展腐败，也不应是纯粹的掠夺性腐败。还有，贿赂案件增多，也未必一定与交易性腐败增多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结果，中国司法机关对行贿行为尤其是商业贿赂的治理历史并不长，之前的案件曝光率非常低，贿赂可能一直大量存在，只是程度加深。他还认为中国腐败随着改革深化而逐步加重，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因果关系。简单地说，中国的腐败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落差的结果。再有，腐败和经济增长关系不能只看速度指标，还应看质量，正是由于腐败的扩大，程度加深，出现了局部利益集团，这是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巨大障碍，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质量。如果单看速度，会夸大腐败和经济增长并存的程度。　　虽然有这些不足，但魏德安提出的课题将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腐败现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弄懂了经济与腐败关系，才能为下一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正如魏德安所说，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视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