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失败原因分析，假如换毛泽东来指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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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失败原因分析，假如换毛泽东来指挥结果如何？
淞沪会战失败原因分析，假如换毛泽东来指挥结果如何？
淞沪会战过去已经好多年了，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给了日军极大的杀伤，是中国抗战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役，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鬼话。但是中国军队自身也遭受重创，甚至有人怀疑这么惨烈的一场战役是否值得。本帖就这场战役做一些假设，分析得不对的地方，大伙儿权当一笑罢了。
有人说淞沪会战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故意在上海攻击日军，把日军进攻中国的方向由从北往南改成由东向西，这个是整个抗战的全面战略，是否正确咱们不去品评了，但是仅仅从战役的角度上讲，淞沪会战实际上是有不少失败之处的。
首先，在知道思想上有失误。蒋介石淞沪会战的思路应该说不是很清晰的。按照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指导思想是争取在上海歼灭日军一部分兵力，以达到国际上的关注，最后通过谈判来解决战争问题。这首先在战略上就是错误的，没有立足于战争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所以就导致了后来的失败。本来是想成建制歼灭一部分日军把日军赶出上海，后来看目的无法达到就改为在上海尽可能地坚守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到最后战线几乎崩溃仍抱着国际干预的幻想不肯撤退，最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抄了后路导致整个战线的崩溃。
其次，在战术上忽视了中日之间重火力之间的差距。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是无险可守的地方，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美英列强在上海有租界，毗邻租界的地方日本进攻时不敢动用重炮轰击，租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是无险可守，论重炮火力，国军的重炮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日军，空中力量也不及日军。在这种情况下将大量的精锐部队投入到上海战场，冒着日本鬼子的军舰的重炮和飞机的杀伤，根本就是送死。一个师一个师的往里填，悲壮固然悲壮，可是效果不大啊。那都是精锐的德械师啊，假如不是在淞沪战场上牺牲，日后的抗战定会大有作为啊。
日前有网友曾经大胆假设，假如77事变后蒋介石承受不住压力下野让贤，毛泽东众望所归地担任国民政府领导，红军和国军迅速完成整编，各种势力迅速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一致抗日对外。由毛泽东来领导淞沪会战，结果会怎样?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这一仗由毛泽东来指挥这样仗肯定就会大不一样。
当然，由于掌握了国家的整个军队资源，毛泽东应该就不会把军队化整为零打游击战了，毛泽东的强项其实不是游击战而是运动战。
首先，国军的伤亡肯定没有蒋介石打得这么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叫花子不跟龙王比宝。虽然守土有责，不能轻易放弃，但打运动战这也不是轻易地把国土送给日军啊，换个地方打总是可以的吧?打仗要主动，总不能在日军想要的时间地点来跟人家打吧?那还打个什么?你总不能把老本拼光吧?同样是淞沪会战，假如换了毛泽东来打肯定采用诱敌深入之计，首先在上海稍作抵抗后撤退，诱使日军轻敌冒进，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布置几个大口袋，按照日军在中国之前的战果，轻敌冒进几乎是肯定的，只要布置得当，日军进入口袋的概率是相当高的，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重兵歼灭日军冒进之敌，这就有点象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打法。这个充分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看起来是对的，也符合逻辑。但是里面有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进去，那就是国军的攻坚能力。日军虽然是多路进攻，但是一路日军的兵力最起码在一个师团以上，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在2万左右，即使是被包围也不容易短时间吃掉，那么周围的别路日军肯定会围过来，说不定那么问题就来了，吃掉少部分的日军不顶用，打不痛日军，日军多了又吃不下，的确是难事啊。那么能不能在日军的后勤补给上面动动脑筋?我们知道，历史上日军进攻到南京一带的时候后勤补给就有点跟不上了。能不能在日军的后勤补给线上插上一刀?由于我军是本土作战，熟悉地形，有民众基础，虽然打游击不是国军的强项，但是这是红军的强项啊。日军轻敌冒进，后勤补给肯定兵力不足，红军的几个师可以预先布置在苏州一带，专门袭击日军的补给线，每次作战都是啃一口就走，日军回防就撤，这样反反复复，反正是要达到日军不能正常补给的效果就对了。
其次，就算万一在南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毛泽东肯定会疏散南京的民众，绝对不会导致南京大屠杀。
第三，以上是基于国军的战斗力不如日军的，假如有红军的加入而使得国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的话，那么结果又不一样了。说不定可以把战线维持住也未可知。
第四，就算由毛泽东来指挥，但是由于中国海军不强，中国海岸线这么长，日军可以随时选择地点登陆，而中国无法攻击日本本土，而防守总是防不胜防，所以假如没有美国的参战，中国想打败日本也困难。
当然历史不会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至于仗怎么打，网友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转】淞沪会战的纯战术反思
淞沪大会战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今天，我们才知道，在那场战役中，我军伤亡人数在四十万以上，参战的七十多个师大部份中途补充了三、四次，营连排级军官损失殆尽，大多数部队的伤亡率均在80%左右，我方则丢失了上海、苏洲、杭州、无锡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首都南京随后也丢失)沿途的民众百姓更是遭受了家破人亡，流浪内地之苦，我方的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日军的伤亡却只有四万人左右。
显然，失败的是我军。
我军为什么会失败呢?几十年之后，当年参加过那场大血战的我军官兵，从高级军官到连排长，都在回忆文章中从多方面反思了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日军的武器装备占绝对的优势。尤其是飞机和大炮给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我军只有少量的老式火炮和轻武器。
②地形地势对我军不利。我几十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水网系地带，只好趴在一米深的战壕中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的打击。正如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指出：
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倭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③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的爱国的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正如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几十年后总结的那样：
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视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后的思想了。
④战场上，我方后勤工作跟不上。官兵以往往空腹作战。还有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请看第21集团军一个连长篮中民的讲述：
……到半夜才接到团部命令，把全部带回后方休整。阵地同友军重新部署作战。我撤退时，就有不少士兵表求说，我腿断了，走不动了，请求连长设法带我们回去吧!不然就给我们加一枪，免得受苦。我难过地对他们说，我自己背不上你们，各弟兄都带有弹药武器，怎能扶你们走，请你们安心在此，待我回去请团部派担架来抬你们回去!此时真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感。后来有没有担架去救他们，不得而知。云南部队王甲本副师长在前线视察阵地，经过我连阵地时，和我交谈彼此情况，我说几天来，我广西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王副师长说，他们的部队伤亡更惨，将士尸体填满战壕。
⑤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没立预备兵团。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被打烂。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地油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军统帅部在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战役之初，当我军未能攻占日军据点时，就应该及时撤出以对付左翼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而当日军的主力向我军攻击时，在我军作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应该将部队逐次的撤到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中作有倚托的持久抵抗，更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从内地调到上海附近和日军做决战。尤其是日军的立体火力导致我军伤亡之重时，我军应立即撤出狭小的战场到广阔的腹地中与日军作运动战和持久战。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十一月一日前，当我军已经准备撤退时，反而节外生枝，命令我军停止撤退再坚守一个时期，以等待国际联盟开会讨论制裁日本政府的决议结果，使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概而言之，正是我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方才导致了我军的大失败。
而在这种错误方针下，我军的官兵无论是如何的勇敢和不怕牺牲，都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场走向失败的局面的。 [ 注：真想象不出来，在淞沪战役牺牲的几十万我爱国官兵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作何感慨? ]
以上的六点，当年的国民党将士们总结的是正确的，除了这六点，我还想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一下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战役的起因，即我军应不应该在当时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调动部队对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主动性的攻击?
这一点，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只将日军的作战行动放在华北方向，原则上不在华中和上海一带用兵。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主动地对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之后，日军参谋本部方才决定将准备用于华北的日军几个师团调到华中以增援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确切的说，当年的我军如果不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日军不会调动主力部队用兵于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这样一来，我军就不会在那个狭小的地域内遭受日军的重大打击。也不会很快地丢失上海和南京，而以后我国的抗战就不会那么的沉重。
今天来看。当年我军的主动性打击，非但没有扫除日军在上海的桥头堡，反而弄巧成拙将日军的进攻矛头过早地吸引到了华中地区，进而导致了我军处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极为不利的局势。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本统帅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吧。
从战后日本政府披露的史实资料来看，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便决定向华北增兵打击中国军队，而对于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原则上不给予增兵与华作战，但可以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一定的兵力到长江下游和上海一带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集体撤到上海。而且这个行动只限于海军范围。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日军也基本上是按着上述方针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我军如果不对上海的日军主动打击的话，这场淞沪战役基本上可以避免，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而我军就有可能不在淞沪地区遭到那样的失败。
今天，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正是忠实的执行了我统帅部几年前就已经制定的作战计划，因此这个行动无可非议。
但是，我要追问一句，国际风云是一时多变，我国与日本国的关系也是一时多变，难道我军统帅部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都要机械地执行几年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吗? [ 注：战争初期，我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谍报机关不知在干什么? ]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几乎是个零，官兵的军事素质很低，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太薄，在这种劣势的状态下，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日军，我国政府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方面应该慎重，绝对不可头脑发热，更不能轻举妄动。具体地讲，当时我军在华北抗击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应该冷静观察。从我方的角度讲，不可刺激日军，以免我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更不能主动打击日军诱使日军将侵略矛头转向我上海和南京附近。除非日军主动出兵打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华中采取的方案应是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刺激尽量不刺激日军。道理很明显，一旦打起来，只能对我军不利。即使我军将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了，拥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日军仍然会不费力的从上海一带登陆进攻我国的华中腹地。所以，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是个错误的行动。
今天，很可能有人说，你这个说法是十足的投降不抵抗政案，是典型的卖国主义。
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面对日军的侵略而不抵抗，我只是说，我们是弱国，在强敌面前，我们千万要慎重，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到刀按在脖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在华中沿海轻举妄动去刺激日军，更不可主动去打击日军，等到日军一旦在华中动手打击我军的话，我们再回手也不晚。在国与国发生对抗的情况下，爱国是爱国，策略是策略，绝不能一味地爱国而忘记了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的。 [ 注：二战中，苏联的一个将军曾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你的一个外交行动可以顶我们十个师。 ]
第二点，当我军轻率地在上海地区和日军大打起来之后，尤其是打到十月中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70万疲劳不堪，伤亡重大的部队已经陷入了战场并无力地扭转整个局势时，我统帅部就应该及时地将眼光放得远一些。超越当时的作战区域而考虑问题，或是争取另外的手段将日军迅速赶下海，或是及早地撤出部队，二者必取其一。另外，我军统帅部还应及时洞察和分析日军的动向。例如，日军已经动员和投入了20余万大军及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打了二个多月了，仍然没能打开局面，作战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都自然地要积极的寻求和争取另外的方式和手段来尽快地解决这种令人头痛的困境。这本是一种军事常识，或是一种军事规律。
事实表明，日军参谋本部在十月初就开始着手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日军的困境──抽调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打击我军的侧背处。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解决方式。
按着一般的军事常识讲，日军的这种解决方式是我军任何一个稍有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及参谋人员都能预见到的。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对于日军的这种军事部署，我军统帅部中却没有人给予应有的注意和洞察。
当然，在十月之后的日子里，我军统帅部也自然地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摆锐困境，这就是在十一月初之前决定全线逐次撤退到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应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方式，除此之外，另无良策。因为我军缺少海、空军力量，所以，不可能从日军的背后打击日军，(日军的背后是江海)撤退是我军唯一的可行的解决方式。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消极的解决方式也被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个人所轻易地破坏了!　　这样，我几十万大军，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几天之后的灾难之中了。
而我70万军，无论是前线最高指挥官陈诚、朱绍良、张发奎，还是几十万下层的爱国官兵，都无法，也无力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几天之后的命运早已经被一个人给安排好了。
今天来看，正是我军统帅部十一月一日改变了撤退的计划方才导致了我军日后的失败。这个计划的改变，固然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意旨和决定，可是，深入地分析，这也是当时的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
一句话，这是一种专 zhi式的国家体制，一种非民主的决策机制。
继续地说下去，蒋介石的这个错误，不仅仅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白崇禧、何应钦、程潜、顾祝同、徐永昌、林蔚等人都有责任。而其他要人，如汪精卫、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王宠惠、邵力子、冯玉祥等人也有责任。因为正是这些人的扶助和拥戴才将蒋介石推上台的。
再继续讲下去，我国四亿民众也有责任，因为正是大多数民众的不闻不问、糊里糊涂方才导致国民党专 zhi政府的建立和统治。
最后追问根源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广大的民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将权力随便地交给、送给国民党这样一个非民主式的政党和政府呢?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去解释吧。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一定要在淞沪地区和日军进行会战?
关于这个问题，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论述说：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的侵略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的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般。
李宗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即在战争之初，按照蒋介石和统帅部的设想，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就将上海的日军消灭掉，以阻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登陆并入侵我华中内地。就是说统帅部和蒋介石有一种御敌于门外的战略设想。(起码也是御敌于上海之外)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工业基地(尽管工业少得可怜)，首都南京又离上海不远，所以，对于上海而言，我方争取的是能守就守，能尽量保住就尽量保住的做法。否则，上海失陷，首都就要危矣，而国民党政府就又要沦落到穷乡僻壤，到那时，在各地方军阀势力还存在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恐怕就要失去领导般的地位而下降为地方政府的规格。这一点，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即日本政府从“九?一八”以来就不断压迫和蚕食我中国。而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的日子里，因为我国内政局异常的不稳固，蒋介石国民政府时刻受到各个地方军阀势力的威胁以及中 共红军的武装反抗，蒋介石政府只得把注意力和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国内的“安内”方面而对日本政府的压迫和蚕食采取一味忍让的政策(“不抵抗”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七?七”事变时，蒋介石政府已经基本上平衡了与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关系，并与中 共红军达成了合作协定。同时，在国际方面，蒋介石政府背靠英美等强国，并从德国获得了部分现代化军火装备了几个嫡系部队，而日本的第一号敌人苏联政府又暗中支持蒋介石政府和日本政府作对抗，并把强大的苏联红军摆在满州国边界另一侧随时准备对关东军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的大背景之下，加在拥有几百万经过国内战争磨炼的军队，蒋介石政府在“七?七”事变之后方才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要与日本血战到底!
于是，就有了三个月之久的淞沪大血战。
今天，应该客观地讲，抗战前期蒋介石政府坚定的抗战决心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但是，蒋介石其及政府却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忽视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在那场三个月的大血战中，我军唯一胜于日军的只是高昂的爱国精神和无畏的血肉之躯。然而，铁的事实已经表明，在现代战争中，仅靠无畏的血肉之躯是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的。(我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天予以阐明，这就是关于对于这场战役的历史评价之问题。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看待这场战役的呢?请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在抗战结束之后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的一段话：
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同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引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陈诚认为(无疑也是国民党官方的观点)淞沪会战，使我方获得以下几个好处：①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②国际上对我的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③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④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里，我要替陈诚补充一点，这就是，上述的几个好处的代价则是我军付出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和无数名健康身体。
今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陈诚总结的几个好处的真实性。
一、 我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其实，在当时，我国的工业极为弱小，几个重工业基地和兵工厂分别在沈阳、上海和武汉等地，只是造一些轻武器和老式山炮。而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撤不出来。而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这值得吗?
二、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可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这值得吗?
陈诚的这个高论真是我民族传统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观念的最好写照。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这一点是真的，即淞沪会战打乱了日军的作战布置，将日军的主力和重点调动到华中，并使日军的机械化处于湖沼山地之中。但是，结果如何呢，在这种不利于日军的地形之中，我军仍然失败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仍然碾过华中的湖沼水网地带并一举占领了南京和杭州等地(一年之后又攻占了武汉)，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只能对我军不利。所以，陈诚的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今天看来，这一点更经不起推敲。
陈诚为什么这么说呢?(战后，国民党大多数将领也是这样看的)陈诚认为，如果我军不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一带，那么，日军就要集中兵力从山西处西越黄河天险，攻占西安，继而从西安南下，越秦岭、下汉中，直奔四川的成都和重庆。日军得到四川之后。我国民政府和我军就要失去了这最后的可靠的大后方。真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亡族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国民政府和我军正是背靠这个大后方才坚持了八年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实，细分析起来，陈诚的这个结论也经不起推敲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日军的主力不调到华中而放到华北和山西的话，我军也不会调动几十万大军到华中去。而且，我军也会将这几十万大军调到山西和黄河以南等地的黄河南岸的东西两端，利用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天险和黄河天险阻止日军攻入山西或跨过黄河，(当时的山西我军如能得到有力部队增援的话，本是可以守住山西的)保卫我中原、长江流域以及四川盆地。如果可能的话，我军还可以从忻口和娘子关高处而下或跨过黄河从黄河的东、西两端攻击日军，逐步将晋北和河北的日军压迫到冀中一带及北京附近。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什么日军主力西越黄河，占领四川盆地，或是什么越黄河而南下，沿平汉路占领武汉，切断我国民政府西迁和军队主力归路的设想了。
当然，如果形成了上述的僵持态势的话，日军可能从青岛登陆，打击我据守黄河的山东境内的我军后背，而我军就可能从徐州和临沂一线出兵打击登陆的日军的侧翼，使日军的计划不能得逞。退一步讲的话，我军也可以从山东撤退，在鲁南和苏北一带逐次抵抗日军。
总之，日军的主力如果放在山西、同华北我军主力做大规模性的会战，那么，日军就不能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进攻我华中和首都南京了。(当然，我军可以利用南京-上海间的国防工事阻止和防止日军从上海方向进攻我内地和中原一带。)因为日军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也因为日军统帅部原则上本不打算在华中登陆作战，而只将主要方向放在华北，以企图利用华北平原一举击败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党政府妥协。
如果历史史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仗就好打了。第一，我军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第二，我军可以始终在外线怍战;第三，我军不会丢失大片的国土和城市，这样的话，我军的长期抗战就有了一个坚实而丰富的物资基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陈诚的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路上之成效”。
但是，我要反问陈诚一句：如果在淞沪战役暴发之前，有人让你们拿出几十万兵的生命来换取这个“政路上之成效”的话，你们同意吗?
显然，理智性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同意!(但是，淞沪战役中我官兵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和景仰的。)
那么，陈诚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不合逻辑的话呢?他真这么糊涂吗?
其实，陈诚心里是很明白的。仅仅是为了国民党政府的脸面，他才这样说的。不然的话，打了三个月，轰动那么大，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又丢失了那么多的地盘，总得在事后找出几个好处来呀!否则，如何向英美等国以及全国民众交待呢?就是说，陈诚在一九四六年的这番话是讲给国际上听的，也是讲给全国民众听的。要知道，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在中 共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面前，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总得给自己的脸上抹点什么呀。
50年前的陈诚的心里是透亮似的。而我们今天的有些历史学家却是糊涂的了。
例如，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先生在前几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也认为淞沪战役给我方带来了以下几点好处：
它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的日军不能任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第三，它消灭了日军有主力量。(伤亡四万人)
任何人都能看出，杨教授的这段话几乎是陈诚的原话。由此看来，杨教授并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淞沪战役，他所作的历史结论完全是照搬当时的政客陈诚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怎么能将一个政客的观点当做一种历史结论来传播于世呢?)看来，50年后的历史学家杨先生竟让50年前的政客陈诚给蒙住了。今天，又有多少读者和青年又让杨教授的观点给误导了呢? [ 注：这本《蒋介石传》共发行几十万册，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大概属于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 ]
我愿借此机会把50年前国民党第二号政客陈诚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定论恢复其本来面目，以免今后的国人继续上当受蒙。
气壮山河而又结局阴暗的淞沪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后的政治家们以及爱国的民众们如果能从这场战役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及教训的话，几十万牺牲于淞沪战场上的我爱国官兵们一定会感到自己的鲜血总算没有白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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