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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admin1@&&&&&&&&&&&&&&&&中国人种之谜：纯种汉族人消失了吗？
“北京人”头盖骨(额骨)化石真品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称，他最近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纯种汉族人已不存在，“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总人口约为13亿。根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
但是，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汉族人?他们应该长什么样子？现在住在哪里？现在的汉族人，除了拥有血统外，还有什么“根基”？
最近，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
北京人头骨
汉族：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我们一般认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告诉记者，最近，他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
“但这个说法又不对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谢小东说。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根据研究，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地区，这些地区实际上都不属于中原。“这些地方曾长期被成为北狄。”
“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的。”谢小东告诉记者。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的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中国不存在纯种汉族人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也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
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大多数内迁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
五胡乱华真的乱了汉族的血统吗？（转载）
转贴）kimds：关于汉族血统的权威报告，破除谎言！( 21:02:27)转载▼标签： 杂谈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北方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那么突厥语民族（匈奴、突厥）、蒙古语民族（鲜卑、契丹、蒙古）、满语民族（女真、满州），应该和汉族有相同的共有Y染色体类型分布。
　　但我们研究R1a1、C3c、O2b三个染色体类型，却发现，汉族人中找不到这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
　　首先说C3c，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金力院长的数据库里有560多个北方汉族样本、1200多个南方汉族样本（2004年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C3c，而在外蒙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比例为17%，在哈萨克族人中为12%，在图瓦人中24%，也就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民族人口中出现频率都特别高！而560多个汉族和1200多个南方汉族人群样本中，竟然没有一个是C3c，基本排除了历史上突厥语、蒙古语民族和汉语人群的大规模融合，至少在父系上的Y染色体中找不到证据。
　　其次再说R1a1，这个是中亚突厥语民族特有基因，在乌兹别克人中为20.1%，在维吾尔族人为16%，在Hkoton人中为80%以上，而在汉族人中，没有发现R1a1，汉族人中有将近1%的R1和P*，但不是R1a1，而是他们在1.5万年前的远亲，中亚突厥人的R1a1出现在1600?00年，对汉族的Y染色体类型多样性的贡献为0！
　　最后说O2，O2在560个北方汉族人出现的频率为零，一个也没有找到，而在满族人中，为23%，在中国朝鲜族中为44%，在韩国朝鲜族中为32%，在日本人中为30%。完全可以排除北方汉族和满语民族、朝鲜语民族的融合可能。在南方汉族人1200个样本中，有非常少的O2，但不是O2b,虽然可以检测到，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泰国O2（不是O2b）为63%，在壮族中，O2为36%，南方汉族的O2必然是来自这些民族，而不能隔着北方汉族来自东北亚地区。
　　简单说，汉族有R1没有其子类型R1a1（M15），不可能来自突厥语民族！！
　　有C3（M217）但没有其子类型C3c（M48，这个是成吉思汗的基因，已经通过测定其后代而确定），不可能来自蒙古语民族！！
　　不要说O2b、O2a，就是其总括类型O2（M95）北方汉族都没有，不可能来自满语、朝鲜语、泰语、马来语民族。
　　所以历史上基本上可以排除发生过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可能！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汉族、藏族、羌族、白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标志性Y染色体类型O3e，也就是M134，各地都超过了30%，，出现时间95%的置信区间为2000~*****年，概率峰值4900?00年，这个必然是汉藏语系年前共有的基因，而不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汉族的基因在年前汉藏语分化时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变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地区的大规模融合。
　　尤其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某某汗特有的类型C3c，我汉族是没有，不论南方还是北方！该类型出现在1100?00的时间内
　　C3c（M48）是某某某汗的类型，已经经过对辽宁阜新、内蒙通辽等地“包”“宝”等姓氏给历史人物后裔的检测，此基因在汉族出现的频率为0，某朝1279年我华夏亡国，至1350年时，该朝代基本丧失了80%以上的汉族地区，着70年间由于民族隔阂，基本不存在融合！
　　相反，东北某族和西北突厥语民族中，倒是有不少C3c的出现
　　接下来科普一下，人有46条染色体，其中44条为常染色体，X、Y两条为性染色体。XY组合的为男性，XX组合的为女性，所以，Y染色体只能父子相传，而血统的传承一直都是以父系基因为准。
　　我国历史上，民间曾有着摔头胎的可悲传统，我想智商正常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再谈一下汉民族的形成
　　东亚黄种人开始可能分为四个大集团：北亚人群、黄河上游人群、黄河下游人群、中南半岛人群。
　　北亚人群代表了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由于生活在气候寒冷地区，无法种植农作物，其他人群都无法涉足，所以很难取代他们。
　　黄河上游集团代表了古代汉藏语系民族（先羌，标志性基因O3—M122），黄河下游集团也是一个古老人群，他们特有的是O1—M119。大约在6~5千年前，古代汉藏语系先民开始分化，一支向西、向南发展，成为了藏缅语族、另一支向东发展，就是汉语族。汉语族部落并击败了黄河下游的古老居民，这些具有M119的民族失败后开始分化为两支，北支M119进入了辽河流域，并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南支M119向南发展，成为后来的“百越”。从此，M119基因从黄河流域消失，取代他的是带有M122的先羌人（汉语族部落）。
　　这段部族迁徙史，也许就是我们民间口口相传的著名的黄帝战胜蚩尤的历史传说！虽然我们找不到当年的战争遗迹，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吻合的考古和基因的证据：考古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从此消失了，取代它的正是从陕西河南来的龙山文化，此后山东存在的文化就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基因上，证据更加明显，山东、河北两省的汉族人中M122和M119的比例接近50：1，超过95%人以上都是随黄帝东来者（先羌部落，M122类型）的后代。
　　经过这次原始的部落战争，汉语族的各部族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他们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方国，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近2000年。大概在距今3100年前，一支小部落从甘肃天水迁徙到了陕西周原，就是周族人。他们在周武王的带领下，周族人消灭了商朝。灭商后，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周族也随着分封扩散到了全国。
　　周族人称自己国家是“有夏”，此后各诸侯国都自称“有夏”，对外统称自己“诸夏”，夏者，本意是区域广大。周族自称自己的本民族为“华”，称外族为“夷”（异），此后凡是与周族有同源关系的血亲部族都开始自称“华胄”，称外族为“非类”“夷（异）人”，意思是非华族类，华者，本意就是高贵壮丽。从此，“华夏”也就成了这些诸侯国的统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中华”两字的来历。周族人的语言叫“雅语”（夏语），在全国通行，孔子讲学，学生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但孔子的话他们都听得懂，因为孔子说的是当时的普通话——“雅语”，这在《论语》里有：“子所雅言”的话，不说“雅语”就是被称为“野言”“非文”，由于有着交流需要和文学推进，“雅语”最终成为了全国通用的语言，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汉语。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将这些互相强烈认同的割据国家统一起来，后来又经过汉朝的统一和强盛，华夏族终于发展成为汉族。
　　先秦的发展，使得汉语族各支系语言全部统一到周族的“雅语”下，经过长期的融合，不断的人口迁徙，到今天，长江以北的汉族人，各地之间差异已经非常小了，从山东到甘肃，都没什么差异。
　　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开始了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大量的**开始迁往南方，今天，南北汉族在Y染色体上差异很小，90%的相似性，也就是南北方汉族父系都是同源的。南北汉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mtDNA上，也就是母系来源上。
　　简单的说，南方汉族基本可以表示为=父系（北方汉族Y染色体）母系（北方汉族线粒体mtDNA
溶入的南方很多的民族的线粒体mtDNA），南方汉族不但和北方汉族在mtDNA上有差异，其实他们之间也不同，湖南的汉族和福建的汉族mtDNA就不同，甚至同是广东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mtDNA上也不同。
　　怎么解释11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而母系上差异明显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看50年代时内地人迁往拉萨的情况，当时的规定，进藏只有部队团级以上干部、地方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带家属，那些年青战士和青年工人由于无法带家属，他们娶的都是当地的藏族女青年，今天拉萨、日喀则等地有大量汉藏混血儿，他们青一色都是父汉母藏，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在汉族南迁的历史也是类似的，迁往南方的汉族主要是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这些人基本都是男性，带家属的情况不多，所以他们肯定是娶了当地的女性，就造成了南方汉族有着和北方汉族相同的父系祖先，却有不同的母系祖先。
　　所以网上一些挑拨南北汉族不同的都是别有用心之徒，南北汉族有着一支的父系基因。
　　最后做个总结，汉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华夏先民各部落形成一个松散的汉语言集团，直到周王朝建立，历经春秋战国，其间诸子百家初步奠定了我华夏文明的道统，然后经过秦始皇统一和汉王朝的统治，正式确定了汉民族的血统和文化传承，此后两千年内，我汉民族遭受过的大规模外族入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为五胡乱华，第二为辽金时期，第三是蒙古统治，第四就是满清。
　　在这四个时期里，可以说汉族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和压迫，但是汉族的血统并没有乱，五胡乱华时期，五胡屠我汉人，并以之为食，其中妇女生育胡子微乎其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代，一个妇女生下胡人的子女会受到怎样的歧视，摔头胎的习俗也就源于此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个习俗很残忍，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在古代，对于讲究血统的古人来说，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五胡时期，真正和汉族进行融合的只有鲜卑人，但是鲜卑人的人口基数不足以和汉人相提并论，最后也只是给汉人多样化的母系基因多了一个来源，至于父系基因在历史的长河里连个涟漪都没泛起来，要知道五胡时期的鲜卑人是白种人，如果鲜卑人的父系基因存在于汉族中，那么我们中应该有金发绿眼的同胞，但是很显然没有。
　　而除了鲜卑以外，以后的异族入侵，都严格地保持着和汉族的民族隔离政策，而汉族的保守也保证了血统的纯净，所以所谓的民族大融合除了鲜卑人主动融入汉族那一次以外，其他的不过是现在为了团结而搞出来的说法。
　　要说民族融合，只有现在是确实地在进行，但是民族的认同感我个人认为不单是靠血统维持，而是靠文化，转贴以上，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真以为我们汉族是什么杂种，自从秦汉华夏一统，汉族正式形成以来，我们的血统可以说是最纯净的。
血统这玩意。。。我爸是满族人，我妈是朝鲜族，我奶奶是日本人。。。。但是还是一个东亚人哈哈
血统越纯越不好，又不是马，还有血统证，混血更好，主要是一个文化认同感。所以我家到现在还保留用宣统来记载年号的习惯。
我家的人，不论男女，从我们这一代不上幼儿园和小学。
家庭教育1音乐（每个人必须会乐器）2四书五经3看圣经4体育5英语
我家的家训：跪着对祖先，站着对世人
血统越纯越不好，又不是马，还有血统证，混血更好，主要是一个文化认同感。所以我家到现在还保留
血统越纯越不好，又不是马，还有血统证，混血更好，主要是一个文化认同感。所以我家到现在还保留用宣统来记载年号的习惯。我家的人，不论男女，从我们这一代不上幼儿园和小学。家庭教育1音乐（每个人必须会乐器）2四书五经3看圣经4体育5英语
我身边也有满族和蒙古朋友。有一位蒙古姐妹就直接说“我是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不过教会里大家听了就是一笑置之。其实目前来说大环境总体走向融合，全球皆是如此。人口流动、科技革命、美国为代表的大一统文化特征，这都是大潮流；另一方面，国内这几十年，汉满蒙文化的一起经历破四旧之后的衰败已经造成。
我个人建议是不忘历史，才能在未来避免无谓的民族残杀。如今无论是蝗汉、藏读、东突……都有意识地要用谎言来诋毁民族和平政策，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特别国内经济如果继续不景气下去，很可能有一部分野心家就会煽风点火，制造民族矛盾来转嫁民众的愤怒。那时局势会变得悲观。这是我一再担心的。
嗯，民族主义是最可怕的，不忘二战希特勒。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堡垒。
我爸爸常说一句话：不要忘了，我们民族的老舍先生怎么死的？他一句名言：我爱我的国家，谁来爱我、
我说句实话哈，不要生气，“真正”的中华文明在厦门的海峡那一边。
是的，没有老舍在茶馆里坦直地描绘了八旗子弟最后的回眸，如今的很多民粹主义就只惦记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了。南明痛史，迄今不忍卒读，如今知满语者寥寥，可谓岁月变幻，恰如传道书一章所言，过去的不再被纪念，今生白驹过隙，营营苟且于今生又有何益。
台湾人给我印象都颇好。许多年轻人格律诗词上对仗平整，平仄严谨，可惜大陆这边唯有寥寥无几方内人才晓得。当年高晓松的民谣流行，我就嗅出古诗词的味道。这种清新的汉语意味在国内太难得了，流行起来是必然的。然而民谣文化毕竟流于表浅，大部分还是年青一代在进入工业化社会时的一种怅惘，而缺乏民族风格的反思。当然，用这要求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太过分了。中国大陆整整三代人都要为此负责。有些损失是镜子摔碎了，很难再修复了。
但是台湾的社会文化总体还是历史上南中国的外向型文化（商贾、贸易文化风格），而缺少在北中国的内敛型大陆性文化气质。后者才是中国文化曾经的主流，在如今的华人文化圈中已经无处可寻，痛哉。
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传承文化我个人认为大体四个方面：哲学、宗教、科技、故事。
中国人哲学早已经变得不知所云，儒家思想不能说全错、也不能说全对。仁、礼、孝，早在新文化运动儒家思想就开始破灭了，而破四旧中更是化为人人自危的东西。形而上学已经成为贬义词，伪马克思主义者横行。不否认马克思在辨证和历史上两个论点的正确性，全世界有众多信徒。而第三个科学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错的，他不是再找朋友，是在找敌人，最后找到资本主义了。
宗教上面，我不评论，我尊重三自，不效忠三自
科技，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中国当代一个大学科研的现象。
古代汉人不是汉族？
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指“汉族”，即“汉人”，但后来发现难以解释，又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
腾讯文化 陈文嘉 发自北京
如果古代有身份证，那个用来描述你所在族群身份的，或许不是“X族”，而是“X人”。你认同中原地区文化，那么你可能被登记为汉人，如果你待在草原地区，从事游牧，那么你可能被登记成“匈奴人”或“蒙古人”“满人”等等。
这种区别于现在某某民族的称呼，“严格说都不具有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所说的‘民族’的特征。”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向腾讯文化记者表示。
变化之所以产生，乃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影响所致——东亚区域尤其是中国境内形形色色的族群，被定义为“民族”。
在李大龙看来，清代，兴起于东北亚的满人将农耕王朝藩属体系和游牧族群行国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在完成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通过弥合族群之间差距的各种努力，试图推动境内的“臣民”向“国民”转化。然而受到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梁启超用“中华民族”这一中西合璧的词语来称呼了这一未完成的“国民”塑造结果，孙中山先生则赋予了“中华民族”更多的政治含义。
李大龙认为，目前对东亚历史的解读被人为地割裂，“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是汉族国家”等观点也在国内外有了一定市场。目前为多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尚未完成统一，而同时中华民族也尚在建构过程中，其构建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腾讯文化记者专访李大龙的第二篇文章，重点论证民族国家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古代族群凝聚的问题。
元代女真人契丹人被称为汉人，但不是“汉族”
腾讯文化：您说先秦时期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最终凝聚为“汉人”。如何理解？
李大龙：是中原地区族群凝聚的一个整体变化。这是民族国家理论不能解释东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历史的关键因素。
先秦时期因为夏朝的存在而有了夏人的称呼。其后因为有了商朝的存在而有了商人的称呼。周朝的存在则导致了周人称呼的出现。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则有了秦人的概念。汉人称呼的出现则是汉王朝长期的存在。由夏人到汉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国家理论体系并不能解释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族群凝聚的历史。
夏人、商人、周人、秦人，尽管学界一般以“民族”称之，但严格说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更准确说它们是一个政治体，是在政权下面控制着的一些人，但这些人也不是单一的。夏人因为来源相对单一（炎、黄部落），可能相对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民族”，周人（主体是西戎）则比较复杂，涵盖了夏人和商人（北狄），是三个不同的来源。秦人的称呼起码包括了七国的人，更繁杂，更不纯粹，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因此，称之为政治体，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汉人是因为汉朝的长期存在使中原地区的族群凝聚而成，所以有了“汉人”的称呼，但汉人也不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提到，汉朝成立之后，汉民族共同体形成，只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我不太认同这种认识。我认为汉人依然不是今天所言“民族”的称谓，汉人“共同体”是增加了一些人，包括让秦人变成了汉人，但范围之内的人群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汉人称呼出现之后，在不同时期涵盖的范围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两汉时期的汉人在南北朝时期多数已经南迁长江流域，而南下黄河流域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边疆族群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唐代之后，辽金政权统治时期也有大量契丹、女真人分布到黄河流域，这些人在元代则被划分为“汉人”，结果导致了汉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就是说，自汉代之后，黄河流域的汉人就不断补充着其他族群的血液，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族群，也使得汉人的称呼更多的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农耕和游牧混合族群。
因此，现在学者往往将夏与跟汉人、汉族等同，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是指价值观念、文化相同的一群人，居住在中原地区。住在中原地区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汉代的汉人，不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人比较复杂。基因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出这一点。
腾讯文化：您说匈奴等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蒙古化”，如何理解“蒙古化”？
李大龙：在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过程中，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汉朝的出现实现了农耕地区族群的整合，与此同时北部草原地区的整合也开始了，学者们很少关注。当时游牧族群的整合是以匈奴的面貌出现的，后来匈奴政权消失了，但游牧族群的凝聚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鲜卑取代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在匈奴单于逃亡之后，当时有十余万的匈奴人自号鲜卑——他们认同鲜卑。应该说鲜卑建立的北魏对游牧族群的整合也没有彻底完成，因为后来又出现突厥汗国、回纥汗国以及契丹、女真等对游牧族群的凝聚，但都不彻底。也就是说，这些政权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整合都没彻底完成，最后完成的标志是蒙古汗国的出现。1206年，蒙古汗国及其后元王朝的长期统治，不仅将草原地区的游牧族群带入了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轨道，而且经过蒙元长期的统治，草原族群在明代基本上以一个共同的称呼“蒙古”来参与政治活动——草原游牧族群蒙古化完成。也就是说蒙元政权的出现，实现了整个草原地区的蒙古化。
草原地区尽管在蒙元时期实现了蒙古化，但其内部的整合依然延续了很长时间，目前蒙古族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显示着内部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代王朝没有叫“中国”，但“中国”一直存在
腾讯文化：清代边疆族群，比如蒙古人，是如何认知“天下”的？
李大龙：我给清朝的定性是满人联合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王朝，但王朝管辖下主体的多数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
清朝国家防御，蒙古军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官员的配置，一般来说是满洲人、蒙古人，满人当正职，蒙古人当副职，汉人辅助。甚至有些中原官员就是满人跟蒙古人，没有汉人啥事。政权建立比较奇特。到清末八旗衰弱得比较厉害，汉官才开始逐渐多起来。
蒙古人承认这个副手的地位。他们认为康熙是他的大皇帝。西蒙古准噶尔曾想跟康熙争天下，结果他失败了。另外，满蒙联姻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孝庄皇太后曾经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代清朝皇帝，其背后我觉得体现了蒙古对清代“天下”的认识：这是满人主导的“天下”。
腾讯文化：由于族群的不断凝聚，自先秦至清，中原统治者对“天下”的认知，是否经历了一个从均质化的“汉文明中国”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转变？
李大龙：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均质化的汉文明。一方面“汉”的涵盖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汉文明”或称为“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无论是族群的凝聚，还是文明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之中，“均质化”只是一种趋势。同时，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所说的“汉人”的国家存在，即便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汉唐王朝也不是单纯的“汉族”国家。
秦代实行郡县制，南部的郡县后来反复较多。西南土司统治的区域，到明清后改土归流，内部的整合过程非常漫长。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整合境内的不同族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帝亲自参与“正统”地位的讨论，试图弥合夷夏之别。其父康熙皇帝废除长城防御体系，以解除人为设置的阻碍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融合的障碍。雍正、乾隆皇帝在南部地区的改土归流等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为了加快境内不同族群凝聚的过程。清朝几代皇帝的这些努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将境内的众多族群整合为王朝的“臣民”（国民），是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举措，而这些是今后学者们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
腾讯文化：“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意识，是不是就看到了夷夏之间的差异性？
李大龙：对于“新清史”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实际上早在2008年所谓“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就来我们研究所做过一个报告，事后我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迹》送给了他。尽管我不赞同他的总观点，但他的一些看法还是令人深思。
所以说，我感觉存在认识角度的问题，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太一样了，主要是对“民族”的认识不同，关键点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中国历史。我认为满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是一个多族群混合的政治体。清代的八旗里有蒙八旗、汉八旗，很多成分是非满族的成分。即便是纯种的满人里面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血统。满人本身就是整合的结果。
再者满人分布的区域在汉朝时就不是一个纯粹“民族”的分布区域，那里有很多汉人。清代政权联合了蒙古人方才建构起来。“新清史”如果过分强调满人的主体意识，是有缺陷的。
另外欧立德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国”，说“中国”这个称呼消失了很久。我不认同这一点，历代王朝的国号确实没有一个叫“中国”，但大一统观念一直存在。“中国”就是“大一统”的代名词。
“新清史”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靠满文文献很难做到全面。现在翻译了很多满文文献，从实践看，还没有哪一个满文文献能够彻底推翻我们现在对清史的总体认识。清朝的档案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文，一部分是汉文的，两份往往可以互对。说汉文文献是建构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因此彻底推翻现有的清史体系。
对于“新清史”，我觉得没必要过多地去反驳，或者奉扬。关键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被民族国家理论牵着鼻子走。
“臣民”“国民”再到“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理论取代传统族群观
腾讯文化：孙中山一开始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中华明显不仅仅是汉人的，更多是“中国人”的。况且朱元璋提“驱逐胡虏”，没有构建一族一国的意思。
李大龙：对。朱元璋眼中的“胡虏”，是把整个北方人都称为胡人，并不仅仅是说“蒙古人”。孙中山使用“中华民族”是单指汉族，目的是推翻满洲的统治，后来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就提出五族共和。
现在我们说的“中华民族”，与“汉人”这个词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对不同时期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族群凝聚的一个称呼。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个词的称呼，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有点不伦不类。他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是指“汉族”，也即汉人，但后来发现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所以又有了“中华民族”是指称“中国人”的阐释。
抗战时期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蒋介石对此稍作发挥，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下面有很多族群不是“民族”，它们是类似一个宗族的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子，各种民族是兄弟，中华民族是“国族”。他可能是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理论做出的提法，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但在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便是号称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也不是单一民族。现在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当中也还存在一个整合的问题。
腾讯文化：您说在“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之前，东亚不仅存在着独特的对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认知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什么？
李大龙：天下范围内，由五方之民转变为夷夏二元，成为天下大一统的族群凝聚结构。在这种框架内，百姓被分成两部分人，“夏”已经不仅仅是汉人，他是接受中华文明的这部分人，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人。汉人一旦出现，一直在不断发展，它的吸纳力、融合力比较强。
唐代时出现一个很奇特称呼——“中华人”。这在唐代律法（《唐律疏议》）、唐诗里经常见到。“中华人”就指唐朝辖境内的所有人。但是很多人一说起它，就光看“中华”，没有注意到“中华人”这个群体。古人经常用“人”来称呼群体，族是“家族”，范围更小。
这种体系与理论是具有中方特点的。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能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区分开来。现在我们这个体系认知全是用民族国家理论，概念都是源自字面。
“族群”本身也是如此。中国传统用来划分人种差异的词汇是“人群”。没有“民族”的称呼，古人心中的“民族”是指家庭之类。
所以汉人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它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历朝历代对他们的称呼，有百姓、民人、臣民。后来为了跟西方对接，就称为国民。“国民”的称呼确实也能跟西方对接，但“民族”这个体系对接不上。
腾讯文化：我们虽然强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叙事，但在中学教材中，我们仍然难以避免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往往详汉族政权，略边疆族群。
李大龙：从现有的教育而言，有两个理论主导着我们的教育，一是王朝国家的体系，一是民族国家的体系。
王朝国家体系跟民族国家体系有点类似。好多人通常以统治者是否汉人来确定王朝是哪个族群的王朝，认为国家就是汉人的国家，但这不符合实际，王朝不仅是汉人的王朝。
我们天然地会认为伊斯兰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其实不是，中国文化包括了伊斯兰文化，起码包括了我们境内的伊斯兰文明。
尽管汉族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主导了我们整个的历史认知，但是还有一个帽子扣在上头——多民族国家。谈起多民族国家，应该强调不同族群的统一性、融合的趋势，相比融合的提法，我觉得用“共创”更加合适，即共同构建。目前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统一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尚在建构过程中，其构建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谈起“中华民族”，我觉得用“中国人”的称呼替代更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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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取名：阳刚霸气 多用单字
跨越四个多世纪的汉朝，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取名充满了霸气和阳刚之气，表现出尚武和奋发之朝气。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许多汉人的名字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是汉代以前的取名文化延续
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姓名文化都有一些特别之处，能反映出特殊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就秦汉两朝而言，因秦朝短暂，姓名文化尚未形成明显特征，可视为战国时期的延续。汉代虽然长达四百余年，但西汉和东汉的姓名文化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有人说，汉代姓名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流行单字名。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西汉人取名有单字有二字，到了东汉，人们取名才全部用单字。其实，用单字名一直是汉代以前中国人取名的主流，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秦代，取单字名的人远比取二字名的人多。如周朝天子中只有共王繄扈、孝王辟方、幽王宫湦、平王宜臼、釐王胡齐、顷王壬臣、灵王泄心等取二字名，其余二十多人都取单字名。汉人喜欢取单字名，只是这种取名文化的延续而已。
不过，取单字名在汉代确有越演越烈之势。西汉皇帝中，只有昭帝刘弗陵、平帝刘箕子（后改名刘衎）取二字名，东汉皇帝则无一不取单字名。西汉名人中，取二字名的并不鲜见，如周亚夫、段会宗、隽不疑、萧望之、薛广德、范明友、李信成、田广明、韦玄成、张当居、张释之等。而到了东汉，取二字名的人就凤毛麟角，几乎绝迹了。
东汉人名变成清一色的单字名，与西汉末年王莽实施“二名之禁”有关。据《前汉书·匈奴传》记载：“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王莽辅政时曾上奏提出禁用“二名”，并派使者到匈奴，暗示匈奴单于顺从这一法令。匈奴单于明白使者的意思，随后上书称臣，顺应时势改名为“知”（原名“囊知牙斯”）。王莽奏令执行的“二名之禁”，即禁用二字名。在此之前，《春秋公羊传》也说过“二名非礼也”，但此处“二名”非指二字名，而是指两个名。表明在周秦时期，一个人取两个名是不合礼数的，但取二字名从来不在禁止之列。
王莽禁用二字名的目的是复古改制，他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复名”就是二字名。王莽的长孙原叫王会宗，后改名王宗。因自画服天子衣冠像，刻铜印三枚，与其舅合谋继承大统。事发后，王宗自杀。王莽大怒，废了王宗之名，恢复其原名，以示贬辱。这件事对后来几百年的取名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王莽当政时期，无人敢取二字名。王莽覆灭后，虽然人们已不用遵守“禁二名”的法令，但取单字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不仅东汉人全部取单字名，连三国人、西晋人也把取单字名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东晋，才打破了这一“戒律”，陆续有人取二字名。
秦汉崇尚神仙之道也反映在取名上
我们知道，商代重天意，帝王取名流行用天干；周代文质并重，取名方式变化多端又有些禁忌。秦汉是称雄世界的大一统社会，人们取名往往体现出尚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充满了霸气和阳刚之气。以武字、勇字命名的有鞠武、蒙武、苏武、马武、何武、孔武、班勇等；以霸字、雄字命名的有王霸、魏霸、侯霸、张霸、杨雄、法雄、左雄等；以胜字、广字命名的有陈胜、龚胜、夏侯胜、吴广、李广、疏广、胡广等；以兴字、奋字命名的有阴兴、郑兴、张兴、石奋、孔奋、张奋等；以弘字、宏字、隆字命名的有公孙弘、宋弘、毋将隆、刘隆、樊宏等；以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含义命名的有赵充国、赵广汉、韩安国、张安世、于定国、孔安国等，这几个人取二字名，都是西汉人，至东汉已无此类人名。
另外，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希望长生不老，多次派人寻找仙药和仙人，致使秦汉两代均崇尚神仙之道。这种社会风气反映在人名上，主要是在西汉时期，而且也是二字名居多。如田千秋、陈万年、韩延寿、张延寿、甘延寿、韩延年、杜延年、王延世、孔延年、严延年、李延年、吾丘寿王等。到了东汉，这类人名极少出现，这也是两汉姓名文化的区别之一。
除了追求长寿之外，秦汉时期的人们还希望五福齐全，常选择有吉祥含义的字入名。追求吉祥是中国人取名的传统，商代帝王用天干入名就是希望得到上天的保佑，周代很多人取名也表现出对健康、财富、功名利禄的追求。如芈弃疾、寿梦、公孙喜、吕禄甫、鹿毛寿、夷伯喜、姬福、富丁等。到了秦汉时期，此类人名更多。直接以吉字入名的有丙吉、王吉、郑吉等；以喜字、贺字入名的有孟喜、傅喜、公孙贺等，以福字、祉字、祐字入名的有梅福、刘祉、刘祐、朱祐等。此外，宋无忌、魏不害、李广利、霍去病、陆康、范康等名字均寓意健康吉祥。郑当时、叔孙通、李通、霍光、孔光、邓禹、张禹、刘顺等名字寓意事业畅顺发达。
中国古人是如何起名的？
名中有“君”字未必真君子
秦代重法家，汉初崇尚黄老之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所崇尚的忠、孝、仁、义、礼、乐等理念便深入人心。加上汉武帝喜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将察举孝廉确定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科目，在社会上形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对两汉的姓名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汉人的名字“儒味”特别浓。如以贤、良、直为名的有韦贤、董贤、刘良、王良、吴良、费直等；以忠、义、仁、乐为名的有陈忠、李忠、蔡义、周仁、徐乐等；以恭、俭为名的有淳于恭、鲁恭、张俭等；以宽、厚、纯为名的有兒宽、丁宽、陈厚、耿纯、张纯等；刘儒则直接以儒字入名。
在两汉时期，除汉初部分开国元勋有名无字外，其他名垂史册的人士除了有名，还有字。名与字，既可各自独立，又可互为表里。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不仅表现在汉人的名上，还表现在字上。如刘嘉字孝孙、张湛字子孝、丁鸿字孝公、宗慈字孝初、岑晊字公孝、徐璆字孟本、李膺字元礼、蔡茂字子礼、张纯字伯仁、阳球字方正、蔡伦字敬仲、冯衍字敬通、桥玄字公祖、周燮字彦祖、李云字行祖、刘祐字伯祖、巴肃字恭祖、羊绩字兴祖等。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粗野)，文胜质则史(虚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汉人崇尚君子之道，取字常用君字。如路温舒字长君、贾捐之字君房、龚舍字君倩、贾复字君文、臧宫字君翁、岑彭字君然、王梁字君严、邳彤字伟君、马成字君迁、桓谭字君山、京房字君明、郅恽字君章、杜诗字公君、张堪字君游、张宗字诸君等。
受儒家思想影响，汉朝多孝子、多君子、多清正廉明之士。当然，以孝、顺、恭、礼、君为名或为字，并不代表此人就是真孝子、真君子。如汉代有名的伪君子王莽，他的字就叫巨君，字与其人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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