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营销的十大基本要素
理解“社群”
在社会科学中，社群是个古老的概念。自从出现人类社会，就有了以各种标志来命名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学角度看，社群大至民族、阶级、阶层，小至家庭等共同体。从政治学角度看，社群是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利益群体。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一个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源远流长的思潮就叫“社群主义”。一般意义上说，社群是指由某个（些）方面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组织成的、存在特定功能和意义（目的）的、遵循一定规则规范运行和活动的群体。
这里所说的“某个（些）方面”的特征，是区隔社群的标志，也是对社群的命名。比如，同学社群，其成员的共同特征是曾为某个学校、某个年级及某个班级的学生。从此定义可见，社群的基本要素有3个：社群成员、社群价值和社群规则。
社群价值是指社群成员动机的满足。从价值角度，社群可分为3类：
第一，功能型社群。社群成员加入社群是为了获得特定的实用价值和利益，比如为了获得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了学到能帮助自己职业成长的知识，为了寻找一个知心伴侣等等。而社群可以满足社群成员的某种（些）利益愿望。
第二，情感型社群。社群成员加入社群主要出于情感动机，而社群能为其成员提供情感交流、情绪疏解、情感抚慰和情感归宿等价值。典型的例子是发小群，闺蜜群等。
第三，使命型社群。社群成员集合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想、践行某种价值理念、承担某种群体及社会责任或是在群体中实现自我认同。这种社群的主要功能是群体使命的达成。比如某些公益性社群。
这3种社群彼此是存在交叉和叠合的。有的社群3种价值兼而有之，有的社群具有其中的两种价值。这几种分类模型，参照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3种社群定义：“工具意义上的社群”，“情感意义上的社群”和“构成意义上的社群”。
从社群运行规则看，社会可分为中心控制型社群、自组织型社群以及中间型社群。中心控制型社群设有指挥控制的中心，其运行依赖中心的命令以及社群组织者制定的制度规范。自组织型社群则是多中心、分布式的结构，无控制中心和指挥中枢。但自组织社群也有一定的运行规则和规范，生物界里自组织动物群的规则可能来自于遗传密码（或是“上帝”赋予）。而人类自组织社群的规则除了源于生命本能（遗传基因）之外，还源于千万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以及社群成员博弈后的相互约定。实际上，社会生活中，自组织型社群是很罕见的；大部分以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为连接平台的社群都是中心控制型和自组织型的融合。即社群既有组织者、影响者（有时也是指挥者）以及规则的提供者；同时社群又给予了社群成员彼此之间连接以及形成分布式多中心的自由空间和途径。就好像大学里的班级，有学校派来的班主任（或辅导员），有班级正规的领导机构（班长等），也有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但是同学们之间还是可以自由动态地形成多种组合、多种结构，组织还是有自动自发的勃勃生机，还是能通过结构的变换创造出多种价值、实现多种想象。
谈到社群，就会想到涵义相近的词：社区。有人说，内部成员强联系的是社群，弱联系的是社区。但也有很多社群内部的联系并不紧密和牢固，谈不上强联系。有人说，凡有情感价值的是社群，无情感价值的是社区。当然，社群成员如果长期、重复交往，通常会生成、积累情感，社群的组织者和运营者也会努力使社群具有情感价值；但是肯定有部分社群是没有什么情感价值的，比如一些纯粹功利性社群，为特定的工作任务而组建的社群等。还有人说，范围较窄、人群规模较小的是社群，反之则是社区。但从社会学角度看，社群可大至整个民族以及“地球村”上的所有人。但社群更侧重于人（社群成员）和相互关系，而社区更具平台、生态意义。
从营销角度，社群是由企业（品牌）组织和运营的、吸引目标顾客加入和参与的、为社群成员创造价值的共同体。它可以是线下的，也可以是线上的，还可以是线下线上两栖的。社群的形式，包括顾客会员组织、客户联盟及俱乐部、顾客微信群、粉丝团体等。不同的社群组织化程度不同，有的紧密，有的松散；有的规范，有的灵活。
社群营销的策略框架
常说的社群营销，即面向企业（品牌）内部社群成员的营销。它不同于企业（品牌）在外部线上社区、社群里进行传播和沟通（广义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社群营销）。营销的目的是使顾客加深对企业产品（服务）及品牌的认知，在社群内部实现产品（服务）销售（这意味着社群也是一种通路），以及发展、深化和顾客的关系。即认知、交易、关系的一体化。但在这三者之间，社群营销的重点在于发展和深化与顾客的关系。企业（品牌）需依托社群的组织形式，持续不断地与顾客互动。为顾客创造价值、增进与顾客的情感，与顾客结成贯穿双方全生命周期的伙伴。
社群营销，目前是我国市场上的一股热潮，几乎到了“无社群，不营销”的地步。限于篇幅，各种营销技巧也是各有说辞，下面从策略角度概括说明社群营销的关键变量和环节。
1、社群对象。即目标人群。它的范围和边界，与社群运营主体所经营的产品（服务）的目标市场基本上相同。有些社群的范围比较宽泛，包括了已经成为用户的顾客，也包括了尚未成为用户的潜在顾客；有些社群的边界狭窄和封闭一些，以已经成为用户的顾客为主。
2、社群入口。即吸纳社群成员的途径和场所。这是决定社群规模大小、社群发展速度快慢以及社群内部结构是否符合心愿的关键。入口总体上分线上和线下，其吸纳社群成员的引流成本和引流效率高低不同。无论什么社群，目前均需将线上、线下多个入口整合起来形成互补的结构。但不同的社群，入口在线上线下分布的重心不同。
3、社群引流。即通过入口吸纳社群成员的方式。线上吸纳社群，主要依托切中需求的内容、应用以及公共空间内的讨论、评论，也依托在目标人群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网红），还依托在利益、社交、学习、体验、参与、情感等方面富有吸引力的线上事件和活动。线下吸纳社群，除了依托产品和服务自身外，主要依赖现场（比如零售终端及其他场所）的引导，以及“种子”社群成员的口碑。
4、社群利益（价值）。这是社群运营和社群营销的核心所在。只要社群存在不可抗拒的利益（价值），“入口”“引流”等技术环节都不是问题。利益（价值）是把每个个体联结为社群的主要纽带。社群成员参与社群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使用价值需求，也有精神价值需求。社群需通过利益（价值）以及利益生成方式，使社群成员的动机和利益诉求得以实现。当然，不同的社群，给社群成员创造、提供的利益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社群利益（价值）的具体形态和形式很多，常见的有会员积分、会员优惠、会员联谊和学习、会员旅游等多种活动。
5、社群结构。这里的“结构”主要不是指社群成员的分类，而是指社群内的“圈层”结构。“圈层”通俗地说，就是不同层次的圈子，社会上存在多种圈层，较大规模的社群同样存在“圈层”。多层级“圈层”是社群内部的联结、传播机制，也是一种影响力和权力机制。任何一个社群，都有一些核心成员，他们是社群得以维系的关键。以他们为中心，分别形成了多个“圈层”，它们是社群中的“亚组织”。社群内的信息和利益往往是从核心成员“圈层”向外部依次传递和实现的。而核心成员的变化以及其所属“圈层”的变化，是部分社群内部自组织运行的主要图景。如果社群的形态是分布式，那么就会存在多个彼此关联、交叉的同一层次“圈层”。这样的结构状态及机制，是社群（内部传播和社群成员发展）的重要依托和途径。较大的社群，为防止从核心圈层和次级圈层信息衰减和影响力减弱，可以将社群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子群），在统一的平台上分别运行和管理。
6、社群纽带。联络社群组织者（运营者）与社群成员之间、社群成员与社群成员之间的纽带，有两个层次：一是深层次的利益纽带和信任纽带，这是一种心理契约。而信任来源于长时间内利益承诺的兑现以及重复交往。二是操作层面保持、提升社群粘度和温度的话题（内容）以及公共事件和活动（“公共”相对于社群而言）。其中，主题性的事件和活动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社群内的各种事件和活动，既为社群成员提供了体验和分享的内容，也为社群成员提供了参与的途径。&
撇开话题和事件（活动）本身具有的利益（价值）属性不论，它们的创意和形式应具有魅力和吸引力，为社群成员所喜闻乐见。目前已有人专门研究社群内的“引爆”话题和事件（活动）。技巧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对社群成员需求、动机、情感、态度等心理因素的精准体察，对人性洞幽烛微的理解，以及对社群成员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的准确把握。
7、社群运行。主要指社群成员（顾客）价值链（价值流）中各项业务流程（顾客加入或退出、信息搜寻、意见分享、活动参与、利益获取、交易及结算、物流配送等等）以及支撑顾客价值链（价值流）的各项管理流程。流程及作业模式的细化和优化，可以使顾客得到更高、更好的体验价值。
8、社群文化。社群经过长时间的外部适应和内部互动，会积累和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她是社群成员的行为习惯以及行为背后共同默认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社群赖以存续的基本规则；也是社群的整体氛围以及风格个性，以及社会成员之间沟通交往的“密码”。社群文化“内化”于社群成员之心，少数内容“外显”于社群成员的行为，以及社群的一些特有的文化程式（比如一些具有文化意味的活动）和语言形态（不被外部理解的沟通、表达方式）。合符企业（品牌）和社群成员共同期望的社群文化，是社群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源泉；面向社群成员进行理念、价值观营销，是社群营销的最高境界。
9、社群数据。社群运行过程，会生成、流动、积累许多数据，它们是社群的宝贵财富，是社群未来智能化运行的养分。对于这些数据，需进行挖掘、整理、分析和利用。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从轮廓和微小颗粒度两端理解、把握社群成员的特征，也为我们根据数据分析以改进社群服务和运作提供了支持；同时，为我们通过智能商业系统预测社群成员行为创造了条件。
10、社群生态。当社群已到一定规模并稳定运行时，围绕顾客资源提供多维价值的商业模式就可能出现。而某一个企业（品牌）很难为顾客提供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将自身变为平台，开放经营边界，吸纳其他主体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几乎成为必然选择；以社群为基础和核心的多边市场结构以及社群生态也就形成：
上图中，虚线框中各个厂商（A、B、C……）是从外部引入的多种不同价值的提供者；它们和社群共同构成了平台服务者（社群的组织者和运营者）的顾客，即多边市场。随着顾客群不断扩大，外部引入的厂商将越来越多，平台服务者的服务支持亦会随之延伸。从理论上说，企业（品牌）的经营范围、体量将不再存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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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各阶层政治分析
香港社会各阶层政治分析张定淮　　涂春光 （深圳大学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摘　　要］　香港回归只是“一国两制”实践的起步，并不等于“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 在新的形势下，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剧、中国全面加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香港 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 香港政治行政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分析探讨。 其中， 香 港社会的利益整合问题成为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香港社会阶层大体分为三个：工商 资产阶层；中产阶层；草根阶层；每个阶层不仅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日益关注 自己的政治利益，尤其前两个阶层均有政党组织代表其利益，是社会统治的重要基础。７０［关键词］　香港；社会阶层；政治分析 ［中图分类］　Ｃ９１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ＧＤＢ－１１３０（２００４）０２－００７０－１３早在延安时期，曾经有人问毛泽东： “你认为什么是政治？”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 许多文豪巨 擘纵使穷经皓首也没有完全研究透的古老问题， 而毛泽东的回答是： “政治嘛， 就是把你自己的人 搞得多多的， 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１］寥寥几句， ” 使人豁然开朗、 茅塞顿开， 表现了高超的 政治智慧。 这一智慧正是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 的灵魂和指导思想，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 而这也是我们对香港社会各阶层做政治分析的落脚点所在。 应该看到， 香港回归只是 “一国两制” 实践的起步， 并不等于 “一国两制” 的成功落实， 在新 的形势下，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剧、 中国全面加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 香港向知识经济转型 的新形势下， 香港政治行政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分析探讨。 其中， 香港社会的利益整合问题成［收稿日期］ ２００４－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 张定淮，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 男， 研究所教授；涂春光， 深圳大学 男，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生。为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而在１９８７年起草香港基本法时， 邓小平就曾针对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前瞻性地指出“能够设想 ： 香港就没有干扰， 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２］ Ｐ２２１） 对于各种政治力量纷纷 ”（ 。 粉墨登场、 政治生态日趋复杂多样、 甚至 “爱国都成了 ‘争论’ 的问题和 ‘民主派’ 横加攻击的目［３］ 标” 的今日之香港， 重温邓公２０年前的警示方显其高瞻远瞩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鲜明地提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２］ 出了 “港人治港” 的界线和标准， “港人治港”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Ｐ６１） 即 必须 。什么是爱国者？ “爱国者的标准是， 尊重自己民族， 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不 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２］ Ｐ６１）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 ”（ 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 不可分割。 基本 法第 １０４ 条规定： “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 人员在就职时必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４］　就是爱国爱港要求的具体体现和法律化。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 而 香港确有一些掌握［５］ 着某种政治权力的人不符合 “港人治港” 的条件” 。从特区政府来看， 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政府， 最根本的是从执政基础上着手。 香港特区政 府作为 “港人治港” 下香港人民自己的政府， 不能停留在仅以松散的左派与工商界联盟为基础， 而 应更广泛地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精英， 整合全港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 努力扩大自身代表的广 泛性， 特别是把团结中产阶级的作为执政施政的重点， 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 从中央政府来看， 港澳工作一直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政府过去实行的是 以传统左派为基础， 重点统战工商界的策略。 在主要是经济城市的香港， 这一策略非常奏效， 团结 了下层， 也稳定了上层， 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创造了条件。 但是， 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 中产阶级在 香港的影响力日益凸现， 香港的公民社会也日益壮大成熟， 公民意识不断增强， 特别是在经济不景 气的情况下， 由经济要求转化成政治诉求的趋势业已端倪初现。 为了香港长期稳定和繁荣， 中央政 府对香港社会的变化应给予充分掌握， 积极扩大已有的统战基础， 团结香港的中产阶层。 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对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历史、 政治观念、 经济诉求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 博弈做一个初步分析， 为回归后一度沉寂的香港问题研究做一个资料性铺垫， 希望香港问题能够重 新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共同致力于面向２００７年的香港政治行政发展研究。７１一、工商资产阶层香港的工商资产阶层主要包括大商人、 土地发展商、 银行家以及企业家。 在香港社会中， 工商 资产阶层是掌握和控制着香港政治及经济战略高度的阶级， 在当前的香港政治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 地位。 香港是亚洲的主要国际商业中心、 而且名列全球第九大贸易实体， 工商业极其发达。 一百多年 前， 香港正是因为其能够作为商业贸易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而被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觊觎， 并最终予 以霸占， 其转口贸易得到大力发展 在经历了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的经济转型后， ； 第三产业更上升成 为了香港经济的主导产业 而在大陆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 更为香港工商业的充 分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广阔的空间。 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促成了香港工商资产阶层在香港的政治 生态中处于相应的主导地位。 香港的工商资产阶层是逐步从由英国商人占主导向由中国人占主导过渡的。 其主要成员大部分 是移民香港的外来资本巨头， 不仅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来到香港的英国海外人员， 还包括１９４９ 年前由上海逃到香港的大陆资本家， 以及８０ 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到香港发展的大陆投资者， 其中 较早来到香港的怡和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大财团在香港经济发展的早期构筑了香港的经济基础， 而上海资本家为殖民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由于殖民地政府奉行自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由主义经济政策， 对商业竞争干预很少， 随着中国工商业新星如李嘉诚、 霍英东等的上升， 香港的 英国工商业在与中国工商界的激烈竞争中迅速衰落， 香港工商资产阶层最终以中国人为主。 英国工 商业在香港影响力的衰落部分地归因于他们对香港１９９７以后的前途的担忧， 部分地归因于中国工 商资产阶层抓住了香港政府关注人口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 大规模渗透并扩展了房地产市场， 在香 港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迅速成长壮大， 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商资产阶层对香港经济的领导地位。 在英国与中国工商业的竞争中， 港英殖民地政府通过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扮演着一位公正 的仲裁者形象， 使得香港的经济发展处于一种 “相对自治” 的状态。 这是因为港英政府清楚地看到 ： 工商界自身并不团结， 而是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分歧和呈现多样化特点， 这些利益之间相互展开激烈 竞争， 而没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形成可以对政府施加其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 “追求利益 最大化” 的资本本性决定了香港工商业无一例外地又具有将其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加速资本积累的共 同利益。 只要殖民地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包括法律在内的有利的商业环境以使工商业能够从中获取经 济利益， 而经济利益又是其第一位的价值诉求， 他们就不会认识到参与政治、 鼓吹民主以及要求任 何政治改革的要求。 因此， 在殖民地香港时期， 香港的工商资产阶层纵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却鲜有政治诉求。 当然， 纵使工商资产阶层的政治要求欲望不甚强烈， 在港英政府时期也并没有在政治上完全被 边缘化， 而是被有限度地吸收到执行委员会、 立法局及其它咨询机构， 从而享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影 响力。 １９４７ 年， 殖民地官僚的本地化作为一项官方政策被采纳， １９８４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 声明正式签署后， 公务员本地化的步伐加快。 １９８５年， 职能机构的设立使工商资产阶层在殖民立法 机构中的政治代表合法化。 这些职能机构包括商业、 贸易、 教育、 社会服务、 劳工、 律师业、 工业、 金融和机械行业。 虽然其中很多部门是由小有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代表主持， 但是立法局中的职能７２机构却是由工商资产阶层主导。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随着回归日期的日益迫近， 香港面临着一次历史转折， 对很多人， 特 别是那些香港维系着他们巨大利益的人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 这是一次可能的利益格局大调整， 必 须先发制人、 抢滩登陆。 因此， 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统一战线的努力下， 工商资产阶层的政治热情 空前高涨。 １９８８ 年卫奕信 如 （Ｄａｖｉｄ　Ｗｉｌｓｏｎ） 任港督时期， 中国政府、 香港有产阶级以及香港官 僚队伍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组成了一个联盟， 共同反对推迟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机制的计划。 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 工商资产阶层由其 “经济存在” “政治存在” 而向 发展， 并通过 “政 治存在” 强化其 “经济存在” 的取向日趋明显。 以李氏家族为例：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数码港工程未经招 标就让李嘉诚夺得数码港专营权；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政府延迟两电联网计划， 而李氏下属的港灯便可 以继续扩张其电厂；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ｔｏｍ．ｃｏｍ 网站获得多项政府豁免， 成功地在创业板上市。 特区政 府接二连三地为李氏财团开绿灯最终促成了 “李家天下” 的神话。 当然， 这样的垄断的不止是一个 家族， 现在香港还有很多大财团都是垄断了不同的经济领域， 成为回归之后的一种新的垄断经济。 当前香港经济业已为几大财团所垄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无怪乎， 香港社会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回 ： 归前，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资大财团在香港获得全方位的经济特权。 回归之后， 公众关注新的［６］ 特权经济是否开始滋长？” 　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 工商资产阶层也确实对政府施加了巨大和持续的压力， 例如从大陆引进技术工人的要求、 解除每年建造８５，０００ 套房屋的政策的要求、 小时 ２４ 通关以方便到大陆的物流和人员交通的要求、 以及降低制约商业利益增长的收入税要求等。 在亚洲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金融风暴中，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特别会见了工商业领袖， 试图安抚他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市 场可能会崩溃的担忧。 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开表示， 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崩溃的房地产市场。 很清楚， 特区政府不仅对工商业界的利益高度敏感， 而且深切关注急剧衰落的房地产市场对公众信心的负面 影响， 特别是对工商资产阶层利益的影响。 另外， 在加强与大陆的联系上， 工商资产阶层是开路急先锋， 尽管这一浪潮从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 才开始， 但是它客观上为保证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工商资产阶层的共识是 ：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 其中孕育着巨大的经济动力和庞大的市场潜力， 他们 的积极参与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的现实收益。 而特区政府亦认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香港特 ： 别行政区的经济复苏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 特区应该从中国全球地位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获 益。 香港工商资产阶层， 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和发展商， 把特区政府和大陆视作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拓 展其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和通力合作的伙伴。 总之， 政局的稳定是香港工商资产阶层最大的政治诉求， 因为香港的稳定维系着工商资产阶层 的既得经济利益， 他们不希望香港出现任何过激的政治行为， 也不愿意过分卷入政治漩涡。 换言之， 他们的政治参与是有限度的，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维护既有经济利益和寻求拓展市场的机会是他们 政治参与的出发点， 而维护政治稳定则是他们政治参与的暂时上限，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作是 的“业余政治家” 。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 本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传统阶层划分上的小资产阶级。 如果按照经济 状况决定人们政治态度的推论方式， 中产阶级虽不可能是政治过程中的中坚， 至少也应该是政治过 程中的活跃分子。 但香港的情况却由于其特殊的发展历程而有所不同。 香港是一个高度中产化的社 会， 中产阶级是香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占全港人口的六至七成［７］， 主要由中下层官僚、 教师、 专业人士、 公司白领、 工薪阶层、 自主经营的店主和中小企业主等构成。 香港中产阶级呈现出以下 特点： （一）回归前迅速成长壮大， 回归后受到的冲击最大 香港经济在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以转口贸易为主， 经济高速发展， 迅速 崛起成为 “亚洲四小龙” 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 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 大陆的改革开放又为８０－９０年代的香港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带动了香港更高速地发展 特别是临近 ； 回归之前， 港英当局为保证其 “光荣撤退” 刻意营造出香港经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不负责任 地开始实行“高地价、 高工资、高福利” 的“三高” 政策，尽全力发挥 “地价牌” 在香港经济中的［８］ 作用。 据统计： “仅仅１９９６ 年年底到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这半年多的时间段， 香港楼价足足上涨了３０％” ，７３极大地拉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 不仅使得香港政府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也造就大量一夜暴富者， 更 使香港经济泡沫疯狂膨胀。 其客观后果是， 香港普通市民从中确实获得了实际收益， 生活状况得到 极大改善， 香港社会迅速中产化， 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是回归前香港经济发展实实在在 的既得利益者。 回归时的香港经济是一个第三产业占绝对多数比重的服务型城市经济体， 也就是一种依附性经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 济， 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已非常薄弱， 往往是国际经济形势看好时香港经济也一同繁荣， 反之则一损 俱损。 同时， 回归前香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繁荣景象受房地产业的人为主导因素影响很大， 这样 的泡沫遇上金融风暴是必然要完全破灭的。 在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 香港经济中蕴藏的 危机立刻显现出来， 股市一泻千里， 整体经济立时崩盘。 中产阶级是经济滑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他们中大多在回归前因为银行利率过低而受到房地产 市场一片繁荣的诱惑， 把购置房产作为一项投资而大量加入炒楼大军。 但是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使得 过热的经济回归理性后， 楼市随之大跌６ 成， 其必然代价就是房地产业的大出血， 投资房地产的中 产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沦为 “负资产” 一族， 每月沉重的银行供款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 香港 ； 经济萎缩， 到处都是裁员的声音， 失业率节节高攀， 使中产阶级普遍缺乏安全感；而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疫情的巨大冲击， 更让香港中产阶级处于极度的苦闷之中。 他们对前途感到迷惘， 迫切要求改善经 济际遇， 从目前的经济困难中脱离。 （二）受教育程度偏低，呈现“低智”的结构性弱点 香港中产阶层最严重的结构性弱点是教育程度偏低， 其半数以上的人士受教育的情况均在大专 以下， 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甚至离近邻的日本和台湾也颇有差距。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方兴未艾和知识型经济的来临， 香港中产阶层 “低智” 的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即时的冲击， 自然是因缺乏竞争能力而使得他们的工资面对大幅下调的压力， 而工资的大幅下调， 又必然使得房 地场市场和股票市场失去支持而辗转下滑，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使他们的境况越来越糟， 演变成为 香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当然， 这是从中产阶级自身来寻找其在香港经济日益严峻的现实中经济际遇不断恶化的主观原 因。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种结构性 ， “低智” 事实上是长期的殖民统治造就的另一个历史积７４垢： 第一， 今天的中产阶级在他们应该接受教育的年代， 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却严重滞后。 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以后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 但是港英当局不愿意在教 育上进行过多投入， 使得香港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坚持其精英性质， 直到进入过渡期以后才开始大众 化。 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联合声明时， 香港只有两所大学、 两所学院和一所多科技术学院， 能 够上大学的学生只占适龄青年３％。 而韩国１９６５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６％， １９９０ 年高达３９％　［９］。 无 论从香港七、 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还是从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来看， 当 时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不能适应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正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在香港工 业化以后才宣布实施一样，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也是在远远滞后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１０］ 的情况下出现的， 正如国外有些学者所指出的： “至少延迟了１０年！” （Ｐ１２８）这种状况直接造成了今天的中产阶级的结构性“低智” ； 第二， 香港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香港教育的定位 “主要是一种用以［１１］ 达到经济与职业目的的相当实用主义的途径” （Ｐ３３） 因此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 香港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型， 加速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这需要大量应用型人才和大批技术工人。 香港教 育在这一形势下把应用技术教育作为其重要目标， 而技术的进步和更新换代速度的日益加剧， 特别 是在进入知识经济时期， 旧的技术工人纷纷面临在转型中被淘汰的命运。 殖民统治的历史积垢和制度性缺失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结构性 “低智” 缺陷， 而这一缘由本身又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决定了这种缺失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能够加以弥补， 从而更加剧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冲击下和 香港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 香港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实现根本性改善的艰巨性。 （三）传统的政治品格：政治冷漠，关心经济实惠 这种政治品格， 是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所直接造就的。 １９８４年以前， 香港教育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非政治化倾向。 学校不进行政治教育， 也禁止一切政 治活动。 早在１９７１ 年， 港英政府颁布的第９８ 号教育令规定： “凡教育署长认为带有政治性的敬礼、 歌曲、 舞蹈、 口号、 制服、 旗帜、 文件和标志等，一律不准在学校或学校举行的活动里使用、 展示［１２］ 或佩带。 经过教育署长允许或者他认为适合的情况则属例外” （Ｐ５４９） 该法令直到１９９０年才被废除。 。港英政府刻意把中产阶级培养成 “Ｙｅｓ－Ｍａｎ” （只会对上司说 “遵命”， ） 鼠目寸光， 只顾眼前的经济 实惠， 对政治非常冷漠， 更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诉求。 有报纸形容为 “自命清高、 但又怕事， 遇到 挫折会比草根阶层更容易意志消沉， 他们不要特权， 没有政治野心， 最大的意愿是安居乐业， 为下［１３］ 一代造福” 。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对香港仅有的几个民主选举诸如立法局直选也不感兴趣， 不屑到投票站去投下自己的一票。 香港立法局直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 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缺席， 反而草根阶层全情投入， 政客为争取他们的一票， 便卖力地在议会里代表草根阶层发出他们的声音。 而中产阶级既然不屑于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也就不屑于为他们争取权利。 另外， 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 功利主义色彩浓重， 在政府刻意淡化政治色彩的情况下， 香港普 通公民的价值偏好自然朝向现实的经济利益， 追求现实的经济实惠， 不关心政治， 甚至连最起码的 政治常识都出奇地缺乏。 这就是香港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四）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远远多于对国内的认知 如前所述， 港英殖民地政府在香港教育中有意识地强化西方教育， 采用英语教学， 弱化公民政 治教育， 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灌输香港未来的主人翁， 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尽可能切断香港人的民族 认同感， 加之香港媒体日复一日的反共宣传， 把中国政府视作洪水猛兽， 使得香港社会 （特别集中 地体现在中产阶级身上） 殖民化痕迹深重， 对中国大陆的偏见甚深， 而在价值取向上因为长期的西 化教育而自然偏向于西方，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就这一点来看，与香港 “民主派” 具有所谓价值共享的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一方面不关心政治， 传统上政治冷漠， 另一方面， 一旦有政治经济诉求， 其管道自然与“民主派” 相契合，能够在 “民主派” 的鼓动下走上街头反对２３ 条立法。尽管２００３ 年的游行对中产阶级来说， 是让香港人长期积压的多种不满情绪得到一个宣泄的机会， 主观上抒发 的是对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不满和要求改善民生的要求， 然而客观上却成为了 “民主派” 在２３条 立法上的支持者。 原因就在于政治冷漠的中产阶级， 一旦有政治认知的话， 因为深受西方思潮的影 响， 认同 “民主派” 的西方的价值观。 这也就是 “民主派” 虽然对社会民生没有多少建树， 但仍然 受到不少中产人士支持的原因。 其中更暴露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民主派” 除了 在价值观上与中产阶级有所交叉外， 香港迄 今并无任何一个公开宣示代表中产阶级利益、 反映中产阶级政治经济诉求的政治组织。 也就是笔者 将要讲到的第５ 个问题： （五）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 香港的中产阶级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沮丧又很无奈的结论。 从中产７５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 阶级自身来看， “他们往往不愿意加入政党或者社团， 至多参加本行业的团体， 与特区政府的沟通［１４］ 渠道不足” 。 而从香港政治团体来看， “民主派” 尽管 力图立足香港中产阶级社会， 但是民主派所极力鼓吹的是民主、 选举等政治理想， 对比中产阶级所关心的切实的经济利益， 两者之间鸿沟巨 大。 民主派” “ 中势力最众者属 “民主党”在九七回归后也始终未能跳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圈子， ， 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和希望香港稳定发展、 重现繁荣、 摆脱困境的愿望在 “民主党” 的诉求 中始终未能得到反映。 “民主派” 至于 中的其它势力， 在代表中产阶级利益方面与民主党一样乏善 可陈。 “大陆地区越是开放、 发展和港人治港的原则越见得到落实， 民主党便将越难获得中产阶级［１５］ 的放心认同” ， 香港学者李鸿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入木三分。 “民主派” 整个 被中产阶级边缘化更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 香港其它政治党派中鲜有明确宣称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代表者， 自然既不 能为中产阶级所接纳， 也不会全心全意为中产阶级谋福利。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时亲切指出 ： “加强与中产阶级及社会其他各界的团结， 在香港经济调整中发挥群体优势， 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与 振兴作出新贡献。［１６］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接见民建联、 ” 港进联以及自由党访京团的时候， 也一再 强调了中产阶级对香港社会的重要性， 勉励这些政党扩大其代表性， 注意整合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诉 求。 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中央政府对香港中产阶级问题的重视以及对香港各政治团体的殷切期望。 综上所述， 今天香港中产阶层的困境， 可以说是香港经济难题的缩影， 主要集中在 工资不断 ： 下滑， 失业压力凸现， 其所拥有的物业及资产价值不断萎缩， “负资产” 沦为 一族。 由于传统的政 治冷漠， 中产阶级对经济实惠的诉求远远大于政治诉求， 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呼声非常高 但是需 ； 要注意的是， 随着香港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 如果其利益持续得不到代表， 其不满情绪得不到舒缓， 在 “民主派” 的引导之下， 必将迫使过去在政治上冷漠、 组织上分散的中产阶级， 开始自发地表达７６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从而演变成 “政治犬儒主义” 即把自己的经济遭遇归结到香港政府和政治体 ， 制上来；而一旦中产阶级具有政治诉求， 如前所述，在心理上也将是偏向 “民主派” 认同西方的 ， 民主、 自由、 人权观念。 因此， 尽管七一游行并不是由中产阶级发起的， 中产阶级在其中所表达的 也只是对经济形势一再恶化的不满， 但是中产阶级毕竟是其主体， 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中 产阶级要求进行政治表达的一个信号， 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引导。 现任香港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对此也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他认为： “要稳定社会， 先要［７］ 稳定中产” 、 “要重振香港经济， 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 甚至可以说 “凝聚中产阶级以达到社会稳定” 业已成为中央和香港乃至学界的共识， 团结中产阶级应该被纳入特区政府振兴香港战略 选择之中。三、草根阶层（一）对草根阶层的界定 对香港草根阶层的界定向来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笔者倾向于认为， “东方明珠” 作为 的香港， 尽管其经济发展进入了低潮期， 但是相对而言仍不失为高度发达， 而且针对下层市民的社会福利保 障制度比较健全有力， 因此， 香港草根阶层呈现出以下特点：经济上相对贫困；温饱无虑， 但在社 会的阶层结构中他们处于最底层；政府的社会福利救济占其收入相当比重；在社会机会面前他们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属于弱者；没有外力的救助， 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难以摆脱贫困回归主流社会。 应该明确： “一国两制， 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 香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５０ 年不变” 这 ， 是 《基本法》 中的既定原则。 既然如此，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不可避免具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 征， 如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 不管香港是否回归祖国大陆， 只要它继续保持资本 主义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 其 的社会弊病就不可避免， 无论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的香港还是 “港 人治港” 下的特区香港， 尽皆概莫能外。 基于此， 探讨香港的草根阶层， 必须从香港社会的两极分 化着眼。 从横向比较来看， ２００３年中国著名的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发布了一篇题为 《香港贫富分化比美 国还严重！》 的研究报告［１７］， 报告指 用国际通行的贫富差距测量指标基尼系数来比照香港与其它 ： 资本主义国家发现， 美国的基尼系数只有０．４， 而香港竟然有０．５２， 香港的情况较接近南美国家， 即智利、墨西哥、洪都拉斯等地方的情况。换言之， 香港的贫富分化问题大大超过美国。 从纵向来看， １９７６ 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０．４１， 到了 １９８６ 年已升至０．４５， １９９１ 年更恶化为０．（ ４８［１８］ ｐ２８）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年， 。 香港赤贫住户达６４ 万人， １９９６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超过一半的财富集中在最富裕的二成住户手中。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占全港人口２０％ 的最低收入者４０　万 人的收入下跌了２７．９％， 但是， 最高收入的４０ 万户其收入却增加了２％。 这表示在金融风暴之后， 受 影响最深的是最贫穷的４０　万户人， 他们现时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４，６４０　元， 下跌了２７．９％， 而最 富有的那部分人却可以说是已经收复了失地， 他们的收入增加了２％。 所以， 可以肯定地说， 在自金 融风暴以来中受最严重打击的， 仍然是低下阶层的市民。 那么， 香港的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香港政府始终没有订立一条正式的贫困线， 因此这个 问题就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 随着香港经济形势的恶化， 失业率高企， 破产数字年年攀升， 尽管中 央政府在经济上给与香港大力支持， 令香港经济恢复生气， 但是香港的贫困人口问题仍然严峻。 根 据社会福利署的资料显示 ： １９９７年申领综援的人士有１９５，０００之众， 至２００３年底这一数字已经攀［１９］７７升到了 ２８９，０００ 多。 领取失业综援金的人数在２０００ 年只有３２，０００ 人， 而到２００３年 ５月份却已经激 增到 ５１，０００ 人。 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二）贫困线问题 由于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特区政府都没有订立贫穷线， “安全网” 只以 为概念， 为最不能自助 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其中也衍生出一些问题： 第一， 贫困人口范围的模糊。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２００３年的一项调查认为［２０］ 全香港共有１２０万 ： 人以靠领取各种救济为续， 占全港人口的１８．５％， 其中长者贫困率更高达３７．９％， 近２６ 万人。 当然， 这一数据因为参照系的不明确可能有失精确。 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却是 正是因为香港没有清晰界定 ： 贫穷线， 使得各种有关贫困的数据出入很大， 各方各作各说、 莫衷一是。 另外， 除了需要领取综援 金的家庭外， 社会上仍有一群“边缘贫困家庭” 他们由于资格限制而无法领取综援金， ， 也无法接 受政府“安全网” 的保障，他们是香港当然的贫困人口， 但是却因为贫困线的缺乏而被边缘化。 第二， 社会保障的范围和保障幅度长期争持不下。 香港社会保障机制已经历时过久， 到了今天 出现许多为人诟病的方面， 其一就是保障机制过于单元化， 令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需要承当所有责 任， 综援开支激增。 其二就是保障水平没有一个可令各界都同意、 信服， 也令市民容易理解的计算 方法与调整机制， 因此， “保障金额” 是否合理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争论主题， 草根阶层要求社会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 对于他们的困难给予更多的关注， 而工商资产阶层和中产阶级传统地反对福利主义， 一再要求削减 福利开支， 造成的争议不断容易造成社会分化， 也令综援协助弱势社群、 承担互助责任的政策意图 渐次消减。 当然， 香港政府并非忽视贫困人口， 社会保障机制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虽然没有划定贫 困线， 但是港府在不同政策范畴为贫穷及基层家庭提供了援助， 却间接制定了多条非正式的贫穷线。 这些援助项目包括：公共租住房屋及减免租金制度、 租金津贴、 学费减免、 书本费津贴、 大专学费 资助、 车船津贴、 综援金、 高龄津贴、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 医疗收费减免制度等等。 只不过， 制定 一条清晰明确的官方认定的贫困线， 以因应社会经济的转型， 不但可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也有助 于明确社群与政府的责任。 （三）反思港府的“安全网”政策 吉姆．罗沃曾在 《东亚的崛起》 中指出“东亚政府拒绝保护人民正是东亚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 ：［２１］ 主要原因， 也是东亚在一个技术和经济加速变革的世界中的最大优势之一” （ｐ３６７） 这种 ， “拒绝保护人民”的东亚发展模式在香港表现为“一定限度的保护” ，换言之，不搞“福利国家” 政策一直 是港府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 也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后仍将坚持的路线， 香港政府福利政策的主 要对象是最不能自助的家庭， “全面的安全网” 政策旨在为草根阶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以保障社 会稳定，而草根阶层之外的非弱势群体如中产阶层，则不在政府的“安全网”之内。 按照 《基本法》 的规定， 香港在回归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将力求保持简单税制和维持低 税率， 所以， 特区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必定以此为规范， 其未来的发展定位仍将是作为处于困 境中的人士的最后依托， 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 笔者注意到， 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分担性的， 不同于国际上通行的以社会保险为支柱的社７８会保障制度， 而是政府为遭受不幸的人士提供经济物质援助， 不需要受援者在工作期间缴费储蓄。 也就说， 对于草根阶层而言， 其福利收入是由政府财政收入无偿支付的。 其负面效应包括：其一， 草根阶层中确确实实滋生了一种慵懒情绪， 有一部分人单靠领取政府的社会救济生活 其二， ； 引起 了社会的纳税主力如中产阶级和工商资产阶层的强烈不满， 下文将对此作详细论述 其三， ； 由于近 年来保障标准的提高， 受援人数的增加等因素也使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负担问题。 古语有云： “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全社会范围内最重要和最首要的是培植一种自力更生、 ， 互助扶持的精神， 要远远比单纯的福利制度建设更加具有现实重要性和深远的意义。 （四）阶层矛盾不断激化 如前所述， 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以社会保险为支柱的分担性质， 而是由政府财政支付， 这 事实上是把针对草根阶层的福利支出压力转移到了香港纳税人， 即工商资产阶层和中产阶级身上， 使工商资产阶层和中产阶级社会与草根阶层的矛盾激化。［２２］ 分配结构的不均， 滋生了市民内部排斥和敌视的怨恨” 。 “ 据调查资料显示［２３］ １９８８年， ： ６９．４％ 的被访者认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１９９０ 年， ； ８６．２％的被访者认为阶级间存在冲突。 到了１９９３年， ６５．５％的被访者认为中产阶级与草根阶层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这个数字在１９９５年 和 １９９７年， 上升至７３．９％及７１．３％。 １９８８年， ６８．１％ 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到了１９９７年， 有７１．３％的被访者作出相同选择。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可见一斑！其中， 中产阶级的不满情 绪尤甚。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社论指出： “香港中产阶级目前对政府强烈不满的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原因……是他们认为本身在社会上贡献多 （纳税金额较大） 而所享福利少， ， 对他们不公平。［２４］以 ” 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来看， 中产阶级在社会福利机构中的确处于一种投入大大超过支出的状况 同 ； 时， 政府对中产阶级的 “负资产” 问题解救不力， 使他们纷纷破产， 其中一部分草根阶层化， 更加 剧了他们对政府福利政策的不满。 据香港破产管理署公布的资料则显示［２５］ 单单２００３年３月份香港 ： 个人破产个案就达到３，１１９宗， 较同年２月份的 ２６４０宗上升 １８％， 而且这一趋势似乎并没有得到缓 解。 这种围绕社会福利政策而展开的社会利益分化和矛盾对抗事实上把政府逼到一种两难困境 一 ： 方面， 特区政府为了证明其执政能力， 在现实财政吃紧的状况下需要压缩福利支出， 轻装上阵 中 ； 产阶级金融风暴以来处境维艰， 改善中产阶级的经济困境， 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开源节流， 沉重 的福利负担成为主要的肩负对象 另一方面， ； 草根阶层在全球经济疲软、 香港经济暂时进入低谷的 困难时期也遭到了巨大损失， 对社会福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由于草根阶层在港英 ； “光荣撤退” 之前，港英当局 “高地价、 高工资、 高福利” “三高” 的 政策极大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能够享受 到较好的福利， 这给特区政府的福利政策人为设置了一个高门槛， 是殖民地政府的又一个政治遗毒， 也就是说， 倘若特区政府因应时势对社会福利支出加以削减， 必然激起草根阶层的不满， 甚至有出 现合法性危机的可能。 综上所述， 草根阶层并没有像中产阶级那样受到充分的殖民地教育， 对民主等政治价值诉求淡 漠， 其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社会福利方面。 特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高超的专业化水准、 资金与服 务相结合的福利机制、 坚守公平及保密的福利原则以及强调社会责任感等特点， 赢得了草根阶层的 欢迎和支持。 但是由于香港福利的取向是把福利作为对草根阶层的 “全面安全网” 而并非作为全 ， 体市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引起了反福利主义的工商资产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是香 港的主要纳税人， 是香港福利支出的实际负担者， 而社会福利却将他们边缘化。 围绕着社会福利范 围和幅度的利益博弈成为香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分化的主要原因。７９四、香港政党力量探讨香港社会各阶层， 就不能不涉及声称代表特定阶层利益或者为特定阶层的利益鼓与呼的香 港各种政治团体， 探讨香港政党力量的成长和成熟情况。 香港政党的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在香港政治社会中是比较活跃的因素。 但是香港是否存在 政党， 以及其功能和作用如何一直存在争议。 首先， 从与国家政权相联系这一点来看， 香港政党并 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现代政党的特征；其次， 《基本法》 并没有明文规定政党的作用和地位， 特区政 府至今也没有专门制定党法。 根据 《基本法》 行政长官人选和立法会分别按不同的选举方式， ， 由 不同的选民选举产生。 香港任何政治组织即使取得立法会的多数议席， 都没有织组政府的权力 而 ； 按照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 特区行政长官不能由政党人士出任， ， 行政长官人选在香港选举后产生， 还必须经中央政府任命。 即便如此， 香港政党在香港政坛上已经并且正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研究香港政治行政发展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拟对香港政党的大致状况作一概述 ： （一）自由党 自由党成立于１９９３ 年， 前身是港英政府催生的 “启联资源中心” 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 主要成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 员是工商专业界人士， 他们拥有或所属的财团与国际资本多有联系。 现有立法会议员８人， 区议员 ２０ 人。 自由党没有基层民众基础， 议员全部来自功能组别， 全盛时， 党员达一千五百余人， 现有数 百人。 自由党之所以能够在香港政坛上异军突起并受到重视， “ 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曾于２０００年 ６月 发起负资产阶层大游行， 通过街头政治的形式向社会展示了其政治存在， ……但其后又转到主要代［２６］ 表工商阶层的立场” 。 尽管自由党一直以来都以维护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为其纲领， 但是对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动摇不定， 不像民建联、 港建联那样立场坚定。 《基本法》 香港 第 二十三条立法草案被迫撤回就与自由党的临阵倒戈有很大关系， 事后自由党又一再宣称支持特区政 府， 充分暴露出其动摇性和两面性。 但是， 自由党在香港政治中毕竟是至关重要的少数， 是特区政 府需要团结的对象。 （二）民主建港联盟 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 成立于１９９２年， 骨干是中学教师、 工会社团领袖和其它专业人士。 成员二千余人，人数为各党派之冠。现有立法会议员 １０ 人，区议员１０５ 人， 是香港人数最多的政 党。 民建联主要面向劳工阶层， 特别是原属于工联会的成员。 民建联在香港社会中都坚定地支持中 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当劳工阶层处于政府管制的对立面时， 民进联如何 协调好特区政府施政及代表劳工阶层利益之间的矛盾， 是一大挑战 而随着香港社会的中产化， ； 传 统的劳工阶层逐渐萎缩， 民建联未来的阶级基础需要有所调整。 （三）香港协进联盟 香港协进联盟简称港进联，成立于１９９４ 年， 以中小工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居多。 成员约三百 余人。 其中立法会议员５ 人， 区议员３９ 人。 和民建联相似， 港进联也坚定地支持中央对香港的方针 政策， 与特区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扮演着香港与内地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 如何团结中产阶级和工８０商专业人士， 扩大其代表性也是港进联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 “民主派” “民主派” 是一个统称， 主要是指在港英推行代议制和《基本法》 起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泛 指民主党、 前线、 民协、 民权党、 新力量网络、 职工联、 学联、 教联等思想观念倾向西方民主思潮 的组织和人士。 “民主派” 内部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组织涣散， 甚至互相攻讦。 其中以 “民主党” 势 力最大。 “民主党” 于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由香港民主同盟和汇点两个政治团体合并而成， 主要是律师、 社工、 中大小学教师， 成员约六百余人。 该党在回归前配合英国殖民统治者撤退， 极力鼓吹代议政制。 其 党魁李柱铭高举“逢中必反、 逢董必反” 作党纲， 动辄到英国唐宁街陈情告状。 香港回归后， 策略 虽有所调整， 但路线不变， 以推翻 《基本法》 定下的宪制为目标， 采议会斗争和街头闹事相结合两 手， 企图架空特区行政长官， 架空中央政府，并期望借外国政府对特区和中国政府施压。 由港英政府力捧上来的 “民主派” “一国两制” 在 成功实施后陷入了政治困境。 香港学者李鸿 对此有过精辟论述， 他指出： “在港英政府管治的最后阶段， 总督彭定康等人大刮政治热风， 把民 主声浪提升到了足以压倒一切的境界， 以致各路人马竞相归队， 连理应以民生事务作为主要承担的 工运、 社运人物， 也都纷纷然被认、 自认为民主派， 因利乘便地搭上了民主的顺风车……但在回归 后， 政治热渐渐过去， 一场金融风暴， 更使得香港突然陷入了百业待兴、 万民求哺的困局， 政治难 再领先一切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社会菁英依然执着于颂念旧通书而不去分散就位， 前景悲观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期　　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ＮＯ．２可想而知。［２７］ ” 而具体到民主党， 香港人甚至对其发出了 “民主党为风雨中的香港整体社会利益究竟做了点什 么？”的质问［２８］。笔者认为，个中缘由有三： 第一，政纲理念不合潮流。 正如前“民主党” 副主席张炳良所讲： “香港回归后，由于中央政 府没有干预香港的法治、 人权， 令到一直以这两个方面为政治斗争纲领的民主党威信扫地， 民意尽［２９］ 失” 。第二， 派系权争定位不清。 民主党内主要有主流派、 汇点派、 少壮派三大派别， 他们之间在关 于政治路线、 斗争手段等问题上观点各异、 互相攻讦、 内讧不断， 张炳良退党就是派系斗争的后果。 第三， 政策表现不合民意。 “民主党” 宣称自己最重视民意， 但是其政策目标却经常逆民意而 动， “当前香港经济困难，市民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香港经济迅速复苏，而“民主党”却 “硬要把 市民的前途绑上自己的战车， 把香港的问题简单归结于没有民主， 对政府施政一味批评， 没有建设”［２９］， 就连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陈伟业都不满说： “有人在党内拿了控制权，却说话多， 做事少， 偏离社会主题。［３０］ ” 总之， 尽管香港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政治，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具备了现代政党 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鼓与呼的特征。在 《基本法》 的框架内， “港人治港” 在 原则的指引下， 香 港各种政治团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 并发挥着一定的监督政府的职 能作用， 对香港社会的整体发展是富有建设性的。五、结语［３１］ 按照 “多元民主” 观的说法 政治是 ： “一个相对而言较小的集团之间的稳步的妥协过程” （ｐ１４６） ，８１各种博弈力量构成一个多边形， 政治的发展指向来自于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合力所确定的方向。 而就香港政治行政发展的研究而言，透析在“一国两制” 、 “港人治港”以及《基本法》的框架下， 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成长状况、 政治意愿、 价值诉求， 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 以及这种利益博弈对香 港政治行政发展的影响， 既能够对当前香港的政治生态有一个宏观把握， 又利于对香港政治行政的 发展动向作前瞻性认识，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在这一梳理过程中， 笔者也深切地感觉到背负着殖民地历史积重和处于经济发展低谷的香港 社会， 希望和风险同在、 压力与期待并存， 其中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 未雨绸缪，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 整合和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 特区政府要扩大执政基础， 香港各政治团体要保证其代表 的广泛性， 香港社会要同舟共济、 共渡时艰， 都必须把重视中产阶级问题提上日程， 充分发挥中产 阶级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对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 这不仅顺应了香港社会的呼声， 也是中央政 府对香港各界的殷切期盼。 第二， 关注香港的阶级矛盾。 在利害关系上， 中产阶级与工商资产阶层和 “草根阶层” 之间所 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在本质上， 中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既有利益取向的矛盾性， 也有 一些相对于草根阶层的利害一致性。 譬如说中产阶级会比资产阶级有更多的争取自由、 公平原则和 反金权主义倾向。 但在抑制福利主义、 平均主义意识的取态方面， 相对于草根阶层而言， 中资与资南方 论丛SOUTHERN FORUM 产阶级却会有不少可以相通、 共存的观念。 这些分歧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 必将导致社会的严重分 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使香港的社会心态和政治生态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三， 尽管本文旨在试图对香港政治舞台上博弈着的各种政治力量加以界定和梳理， 但是笔者 也不得不衷心地提醒和重申 香港的价值在于它是经济城市， ： 而非政治城市， 香港一旦堕入 “民粹 主义” 的泥潭， 必然过分政治化， 使香港社会难以稳定， 经济难以发展――这是值得香港人和每一 个关心香港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 笔者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参　考　文　献　］［１］　社论．党内民主和民主政治［Ｎ］．南方周末， ２００２ － １１ －０７． ［２］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 ［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　林淑明．港人治港就是爱国者治港［Ｎ］． 大公报（香港） ２００４ －０２－２０． ，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１０４条） ． ［５］　社论．重提邓小平讲话的目的［Ｎ］．中国日报（香港版） ，２００４ － ０２ － ２０． ［６］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９日香港立法会辩论， 张文光议员发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ｅｕｎｇｍａｎｋｗｏｎｇ．ｏｒｇ．ｈｋ ［７］　刘兆佳． 香港廿一世纪蓝图［Ｃ］．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系， ２００２． ［８］　社论．香港地产春秋图［Ｎ］．大公报（香港） ，２００３ － ０８ － ０６． ［９］　张晓鹏．高等教育：韩国经济腾飞的‘翅膀’ ［Ｊ］．比较教育研究，１９９６（１） ． ［１０］　Ｐａｕｌ　Ｍｏｒｒｉ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 （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ｏ　ｆ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 ［１１］　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Ｍ］． 香港：香港政府印务局， １９８２． ［１２］　Ｍａｒｋ　Ｂｒａｙａｎｄ　Ｗ．　Ｏ．　Ｌｅｅ　（１９９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６．８２［１３］　社论．香港人的困惑［Ｎ］．民报（香港） ，２００１ － ０６ － ０８． ［１４］　薛群． 从访京团看中央对港统战［Ｊ］． 广角镜月刊， ２００３ －１１． ［１５］　李鸿． 代表香港中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怎样的［Ｎ］． 时代网报， １９９８－１２． ［１６］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７日电． 胡锦涛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Ｎ］． ［１７］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２００３）香港贫富分化比美国还严重！［Ｚ］． ． ｈｔｔｐ：／／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ａｎｇｄｕ．ｃｏｍ． ［１８］　颜文雄． 社会保障与香港贫穷问题［Ｃ］． 政策透视学报， １９９３（２）． ［１９］　参见香港社会福利署网站ｈｔｔｐ：／／ｓｃ．ｉｎｆｏ．ｇｏｖ．ｈｋ／ｇｂ／ｗｗｗ．ｉｎｆｏ．ｇｏｖ．ｈｋ／ｓｗｄ／ｈｔｍｌ＿ｔ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０］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２１］　吉姆？罗沃． 东亚的崛起［Ｍ］．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２］　蔡建诚、梁宝霖．对经济发展与失业问题的反思［Ｊ］．经济导报（港） ，１９９９（总 ２６３９ 期） ． ［２３］　黄伟邦． 集体回忆与社会指标：回归前的香港人［Ｍ］．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１９９８． ［２４］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１日社论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ｇｊ／ｚｇ００３＿２１０１０４．ｈｔｍｌ ［２５］　香港破产管理署　ｈｔｔｐ：／／ｓｃ．ｉｎｆｏ．ｇｏｖ．ｈｋ／ｇｂ／ｗｗｗ．ｉｎｆｏ．ｇｏｖ．ｈｋ／ｏｒ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２６］　秦胜． “此亲中”与“彼亲中” ［Ｎ］．雅虎新闻，２００３ － １０ － ０４． ［２７］　李鸿．民主派的类别［Ｎ］． 时代网报， ２００２ －０３． ［２８］　社论．狮子山下大公报［Ｎ］． （香港） ，２００３ － ０９ －０７． ［２９］　薛群． 香港民主党的政治困境［Ｊ］． 广角镜月刊， ２００２ －０６． ［３０］　参见香港立法会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ｃｏ．ｇｏｖ．ｈ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３１］　Ｒ．达尔． 民主理论序言 （英文版） ［Ｍ］． （责任编辑　　 莫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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