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2013—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汪行福：国外马克思主义2013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热”还在持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正如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在“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30周年”编者按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急迫任务是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的领导地位。
　　1 回到马克思：从方法论到社会实践
　　马切罗·穆斯托在《今日马克思》中指出，随着全球危机的出现，我们迎来了“马克思的复兴”。这场复兴具有双重特征，一是把马克思从正统中解放出来，使之与多个研究领域和思想结合；二是重申马克思的批判和革命精神，为资本主义批判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探索提供资源。
　　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
　　近年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文集《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大纲〉的批判诠释》中，罗伯托·芬奇提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四个层次的抽象：简单循环中的抽象，资本作为普遍性的抽象，资本作为特殊性的抽象，资本作为单一性的抽象——意味着达到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马克思既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也把抽象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结构和过程的思想工具。
　　在资本主义的一切抽象物中，货币最为重要。托尼·史密斯指出，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是支配一切的先验权力，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把历史地产生的货币这一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定性。而在巴塔查里亚看来，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并非是隐藏了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幻形式，而是真实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构成性条件。（参见《资本的谱系》）克里斯蒂安·洛茨也表示，货币不仅构成社会关系的意义框架，也构成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今天，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等抽象物，不仅人的想象和记忆日益被整合到货币的抽象关系中，而且人类生活对抽象物的依赖性将会随着电子产业和脑科学的发展与日俱增。（参见《资本主义的图式：时间、货币和抽象文化》）
　　安瑟姆·杰普认为，索恩·雷特尔将“现实抽象”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深刻的，成功地解释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但雷特尔的理论只承认现实抽象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以现实抽象为中介的。“现实抽象”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像雷特尔那样仅仅着眼于对唯心论哲学进行认识论批判，还应该着眼于对当代现实进行社会批判；不能仅仅把研究限制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释上，还应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抽象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既在“中心”也在“边缘”
　　2010年问世的《处于边缘的马克思》（凯文·安德森著）在2013年继续受到关注。大卫·诺曼·史密斯指出，这本书不仅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阶级、国家等核心主题的贡献，也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对文化、族性以及地缘政治等“边缘”领域的贡献。
　　可以说，近年来伊冯·基尼奥的《回到马克思：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和美国哲学家彼特·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探索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和世界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关于马克思性别观、家庭观的探讨，《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指南》、《法国马克思主义导论》以及《今日马克思》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的讨论等，既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的努力，也展现了一幅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图景。
2 资本主义批判：从新自由主义到债务资本主义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深刻影响着劳动者和中产阶层的生活。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及其社会经济灾难，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释放的资本积累的盲目冲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新自由主义却依赖经济危机来强化自身的逻辑。诊断和解释资本主义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性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由资产阶级及其金融制度的霸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主要特征是资本所有者支配公司管理者，代表人物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拉德·杜梅尼尔。二是强调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瑞德伊卡·德赛在《地理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市场神话、帝国神话和美国霸权神话是三个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神话。德赛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宰的全球秩序既不公正，也不稳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证明。三是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经济生活的消极力量，而且是消极的文化力量。劳尔·德尔戈多·怀斯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文明危机，它毁灭了劳动者，也毁灭了自然。J. D.泰勒的理论相对温和，但他在《否定的资本主义：新自由时代的犬儒主义》中把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对犬儒主义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为新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四是主张新自由主义是新的等级制。新自由主义一贯主张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消除官僚等级制和民族国家壁垒，但它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等级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德国学者冯克也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重新封建化。
　　对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学者们也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沃勒斯坦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视为“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走向最终衰亡的前兆。而在最新推出的《17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大卫·哈维指出，即使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灭亡，矛盾只是蕴含着革命的可能性，结局仍然取决于人们的斗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僵而不死，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认为，奥秘在于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实则通过巨型公司控制大众的生活。因此，克服新自由主义应该把大公司拉回到政治辩论之中，让它受到社会公众领域的监督和民主的约束。（参见《新自由主义奇异的未死》）
　　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也引发了西方左翼的反债运动。在近年来关于债务资本主义的研究热中，大卫·格雷伯的《债：第一个5000年》和拉扎雷图的《债务人的形成》影响最大。
　　格雷伯认为，人类生活存在交换、等级制和共产主义三种道德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包含在人类给予和帮助的实践中。但是，市场和债务把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关系异化为由金钱衡量的债务关系。对此，罗宾·布莱克伯恩指出，人类生活本来就是由“给予”与“接受”的关系构成的，只是在新自由主义脱域的社会中，它们才会变成债务关系。而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穷人与富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金钱机器与人类生存和繁荣之间的冲突。杰弗瑞·阿提克也肯定《债》的核心观点：“债首先是一种允许行使权力的制度。债是等级制度的基础，因而也是很多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认为，非人格的、由法律强制做后盾的债务是充满暴力的，抵抗债务也常常成为人民起义的动因。
　　《债务人的形成》一书认为，债务机器结合了权力、道德和经济，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人”。在对该书的讨论中，斯塔沃拉卡克斯提出了“债务社会”的概念，指出债务社会把后民主制特征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不仅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且借金融危机深化其政治逻辑。提出“债务时代”概念的沃特姆，尽管同意“债务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一架机器”，但他认为设想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债务关系是可能的。
　　债务资本主义不仅引发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特征和社会控制新形式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债务危机国际政治后果的关注。在《欧盟危机：一个对策》中，哈贝马斯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主张通过法律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克服危机。在他看来，债务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可营造欧盟成员国之间休戚与共的政治氛围，也有助于限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拉帕维塔斯则认为，欧盟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缺陷，危机是由欧盟内部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在《欧盟区的危机》中，他提出，边缘国家应该退出欧盟，由民主选举的政府管理经济。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
　　以“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为主题的美国2013年左翼论坛代表着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贝米拉·福斯特在2013年刊发的系列文章中指出，生态解放具有总体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的解放，也是社会的解放，不仅是人类生产问题，而且是人类自由问题。菲利普·克莱顿与贾斯丁·亨兹科尔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替代》则试图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老子的中国智慧、社会主义的遗产与生态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只有可持续的协调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围绕生态危机的性质和根源，2013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安迪·袁在《失败政治学已经失败》一文中指出，过分强调生态危机的灾难性质以便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一把“双刃剑”，在激励人们行动的同时也可能涣散人们的斗争。对此伊安·安格斯在《环境灾变论的神话》一文中进行了批评，认为安迪·袁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是片面的，环境主义者应充分研究危机的客观性质和严重性。对于这场讨论，纽约大学教授萨姆·吉丁表示，面对环境危机，最迫切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形成社会反抗力量，他主张把环境问题结合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纲领之中。上述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安格斯的生态主义政治观点，认为只要对克服生态灾难有意义，生态斗争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安迪·袁和吉丁的政治生态主义观点，强调除非把生态危机批判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否则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取向的政治问题，既是人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两种话语必须辩证地结合起来。
3 社会批判的哲学新视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还没有提出像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样的突破性创新理论，但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债务危机的批判不仅需要经济学视野，也需要哲学视野。在《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历史、文化和辩证思想文集》中，布莱克对德国批判理论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诺曼·莱文、罗伯维茨以及托尼·史密斯等学者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揭示劳动的主体性及其悖论性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而恢复无产阶级主体性和实体性，则是人类解放的基本内涵。
　　关于辩证法的新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中，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究竟是阶级对抗的主体辩证法，还是资本体系的结构和关系的客观辩证法，一直是存而未决的问题。对此，胡迪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一书中指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解释都存在盲点，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和规律的解释，也是对后资本主义替代社会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思考。安德鲁·布赫瓦尔特则在新著中阐述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强调社会批判的历史情境性，黑格尔辩证法是同质性的，强调现实应该趋同于概念，马克思辩证法则是异质性的。
　　唯物主义研究进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齐泽克、约翰斯顿等人的研究推进了相关讨论。在《绝对的反冲：朝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一书中，齐泽克将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并区别于传统唯物主义、福柯式的话语唯物主义、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而对于齐泽克最近的哲学立场，约翰斯顿则将其概括为先验唯物主义哲学。约翰斯顿认为，先验唯物主义意欲打通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精神分析、生命科学和当代哲学等思想资源，为激进政治的可能性提供新的解释，其代表人物包括齐泽克、巴迪欧、马拉布、米纳尔、哈格隆德、康利纳和班尼特等。此外，柯林尼科斯的新著《解码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命运》对《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就从实体存在论转变到了关系存在论，这一关系本体论构成了《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也是他构想未来社会的哲学基础。
4 左翼政治学
　　当今左翼政治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理论界限，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三种最有影响的理论倾向，而围绕艺术与政治的探讨也渐受关注。
　　共产主义“再命名”
　　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兴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如居塔里和奈格里的《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雅克-吕克·南希的《非功效的共同体》。在新近的讨论中，巴迪欧认为，应当重申“共产主义”和“人民”概念的革命与解放意义，这是拯救左翼政治的前提。巴利巴尔则从“欧洲人民”概念的悖谬性切入，认为关键在于使欧盟从一个法律共同体转变为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相较而言，奈格里更为激进，主张重启共产主义视角以发掘社会现实中的颠覆性力量，主张拒绝还债、抵制货币和金融机制、建立与共同物相符的制度等斗争策略。此外，朱迪·迪恩的新著《共产主义的视域》也主张要恢复人民主权在民主斗争中的核心地位。
　　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苏联式的“现实共产主义”在官僚、政党与人民之间造成了分裂，不能代表真正的共产主义；二是为了与自由民主派立场相区别，激进左派需要自己的政治标签。然而，新的共产主义话语是内在分裂的。对此，约翰·罗伯特在《共产主义的两个名字》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包括“哲学的共产主义”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之间、“少数派共产主义”和“多数派共产主义”之间、“出离的共产主义”与“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可以说，新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激进政治的标志性符号，但尚没有真正解决好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提出一个既具有规范吸引力又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共产主义理论。
　　无政府主义的“友谊政治学”
　　无政府主义复兴有双重原因：从理论上说，任何人类解放理想中都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从实践上说，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都有无政府主义的特征，2011年更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转向年”。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上帝没有主人：无政府主义文选》、《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与实践》、《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的无政府：反对国家》、《翻转的革命》等，并有《文化研究中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当代无政府主义研究》等专业杂志问世。
　　在无政府主义复兴研究中，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韦恩·普赖斯在《激进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无政府主义导论》中指出，“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好于其他理论，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思想。”但是，就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来说，无政府主义有其独特性。2013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转向》文集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唯我论，只是强调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个人自主性基础上的“友谊政治学”。实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将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清晰的资本主义替代社会概念。
　　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女性主义不仅是性别理论，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南希·弗雷泽在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财富：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女性主义从解放政治转向了认同政治，陷入了多元主义的“万花筒”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到来，女性主义应该充分发掘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潜在力量，与其他平等主义运动相呼应，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结合。
　　《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一个批判性研究》既是一本文献学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思想性著作。作者希瑟·布朗指出，马克思指出了家庭的历史特性，并将性别视为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而非社会变化的消极被动的载体。对于女性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交集性”理论，爱娃·米切尔认为必须回到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妇女的现实地位总是由多重因素交互性作用造成的，交集性概念把握了这一特征，但关键在于以恰当的方式运用这一概念，在具体时空中把握各种要素的交叉关系。
　　政治的艺术
　　在当今左翼思想家中，朗西埃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2013年的中国行更是引发了一阵“朗旋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朗西埃认为，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悬置了社会要求，为个性解放提供了真正的场域。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的艺术：左翼的新开场》一书中，阿明和斯瑞夫特指出，主流的左翼话语对政治采取了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狭隘解释，而政治并非仅仅是对策略的计算，还需要以试验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去构想更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就培养政治想象和创造性而言，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成功的左翼政治运动，总是能够超越传统政治，并打开新的政治能动性。应该承认，艺术与审美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想和革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但再崇高的艺术、再神圣的审美情感，如果不能有助于自由与民主，就应该被拒绝。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院& 汪行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5日第718期%T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第十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
%0 Journal Article
%J 人民大学学报
%P 154-156
%U {http://xsqks./Jweb_rdxb/CN/abstract/article_8367.shtml}
%X -16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的&第十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全国近百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主题报告
陈先达教授和衣俊卿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报告。陈先达教授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现实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简述了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及其相互关系。（1）历史事实的一次性。历史事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重复性，它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历史。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价值评价具有主体性、多元性，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历史事实，历史不只是一连串的价值判断。（2）历史现象的相似性。历史现象不同于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可以具有相似性，所以历史才有规律可循。（3）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历史规律不同于历史现象，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可重复的本质联系。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决定论有内在联系，要承认历史决定论，从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与人的活动相关联中考察历史决定论问题。（4）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者紧密联系。没有历史事件，就没有历史事件的相似性，没有历史事件的相似性，就没有规律的重复性，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原因从规律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历史研究不应成为被历史唯物主义工作者遗忘的角落，既要注重事实，也要注重历史。
衣俊卿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需要走向现实的深处。他提出，要准确把握新时期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着力点，要通过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来对当代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现实和社会历史思想的变化进行深刻的透视，要不断完善和创新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主要包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重新整合和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影响和制约当代社会运行的新的权利谱系；以丰富的微观权力的网络体系为中介或平台建立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结构与个体微观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走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外在对立的宏观理解模式；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宏观的、微观的、多维的、多层面的、多视角的透视，解构单纯的宏大叙事，破除外在的决定论历史模式。
学者们围绕两个主题报告展开了深入讨论。孙正聿教授首先通过探析恩格斯所述的&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形成了关于现代唯物主义的两点基本结论：其一，现代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扬弃，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无条件前提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把该命题确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二，现代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接着，他又探析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内涵：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的世界观，是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世界观，是以人类解放为其价值诉求的世界观，是以&改变世界&为其理论指向的世界观。张奎良教授针对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混淆并用的现象，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与一致。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内容指向不同、确立的前提不同、基本问题不同。虽然二者有所区别，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一直以隐蔽的形态而相互连接、相互融合的。何萍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受到了挑战，因此必须转化研究范式来应对现实和理论的挑战。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从技术理性转向文化理性，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通过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式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等。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是本次论坛的分论题之一，旨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更全面、更深入、更确切地理解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
安启念教授通过对马克思的《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首先用物质生产力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强调这些现象和物质生产力都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着的。其次，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包括纵横两个维度，既唯物主义地说明了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又唯物主义地说明了这些因素的历史发展，而以往对纵的维度研究不够，今后应当加强。张文喜教授在论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危机表现的历史目的论危机之最终澄清的东西是什么？他通过重述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史，通过两个视点对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批判：一是历史哲学的解放范畴的错失；二是超越欧洲的特殊性和普适性之迷思。李淑梅教授认为，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李斯特和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迈出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马克思从量和质的统一中把握生产力，揭示了现代生产力与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以及发展趋势。陈新夏教授提出，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除了传统认为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相当重要的近代欧洲启蒙思想、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现实观照突出表现在其社会批判功能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其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邹广文教授的论文主题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批判。他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存在盲点和缺陷：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科学误解为一种抽象的自然观，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陷入到抽象逻辑之中；鲍德里亚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伦理学的平等；在消费社会和共产主义问题上，鲍德里亚陷入了符号学的逻辑空洞。汪信砚教授在论文中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演变。他指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从此出发，马克思才得以扬弃和超越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邹诗鹏教授指出，马克思对欧洲思想的超越必然会表现为唯物史观对启蒙的扬弃。在当代境遇及其思想状况下，唯物史观与启蒙的批判性关系出现了新的视界：一方面，当代人类精神状况以及唯物史观对启蒙的扬弃，使得启蒙被带入一种复杂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语境，导致所谓的启蒙话语的终结。另一方面，启蒙及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反弹与恢复连同一起被强化的逻辑及其历史观念，成为当代思想家反思和深化的对象。唯物史观乃现代性问题之谜底。
王东教授在论文中提出：（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个焦点问题：其文本结构的生成过程是怎样的？唯物史观的原生结构是怎样的；（2）唯物史观原生态主体结构分为四个层面：现实个人起点论、历史发展过程论、社会矛盾动力论和社会机体结构论；（3）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研究的起点；（4）以劳动分工与社会交往为主线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5）物质生产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6）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在机理形成的社会有机体多层次结构；（7）弄清唯物史观的原生结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点。仰海峰教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一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二是存在与特定历史事件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能用生产逻辑来说明资本运行的过程，而必须用资本逻辑来说明生产过程，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构成了马克思的理论指向。侯才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范围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领域，同时提出了&辩证而又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概念，从而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二重化了。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公平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最终要落实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近年来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之一，可以说，公平问题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缺席。学者们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俊峰教授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他首先批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对正义的谈论很少甚至是反对正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反对正义，而是反对那种把正义抽象化的思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科学和价值确实是不同的维度，但在实践的基础上二者实现了很好的统一，我们必须重视价值维度的建设，认真反思缺乏价值维度所带来的各种缺陷和弊端。其次，他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两个向度：作为价值观念的公正观与作为价值理论的公正观。第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方法论原则，即不能从抽象的人性、理性等出发来确定公正不公正的标准，要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公正观问题。段忠桥教授通过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商榷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理解。他指出，公正的要求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历史必然性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将公正作为奋斗目标&和&公正应该成为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正义主张既包括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或利益的主张，也包括体现被统治阶级意志或利益的主张。张曙光教授以历史与价值的关系为线索指出，我们重视历史研究，就必须注重对价值的研究，价值是在历史中生成并实现的，而历史是具有价值维度的。价值不只是人的主观乃至情绪的表达，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的。汪行福教授通过分析马克思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在批判地分析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正义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用&超正义的正义&概念来阐述马克思在正义原则问题上的最终立场和真正的贡献。
（四）公共性、公共性精神与公民社会
公共性问题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之一。郭湛教授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引出了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他指出，公共存在决定公共意识，有了公共存在也就必然会有公共意识。自然界、社会本身甚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种公共存在。在阶级社会里，认识是有阶级性的，但阶级性并不排斥公共性，而是与其密切相连。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使其具有最大的公共性，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是人类由阶级社会向公共性社会的转变。王晓升教授分析和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经典命题的非普适性理解，即认为它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正确的，但不适合于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如果说这个命题也可以用来分析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形态，那么它只有在一定意义上才是适用的。彻底否定这种适用性或强调它的无条件适用性都是错误的。
（五）中国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
对&中国道路&的实践批判、理论反思和未来探讨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重大问题之一。陈学明教授以《共产党宣言》为例探讨了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对当今中国的意义，提出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同时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资本，但不能忘记资本的本性，这样，我们才能驾驭资本并超越资本。韩立新教授重新分析了马克思晚年思想中提出的道路问题，一改过去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式的解释，以多年来我们不够重视的多种马克思晚年文本为依据，从马克思对本源共同体等论述出发，提出了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种日耳曼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的。徐俊忠教授讨论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几个重要思想及其历史机遇：（1）在道路选择上是创新路线还是照抄国外经验的问题；（2）在纵向权力配置上是&虚君共和&还是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问题；（3）在经济运行模式上是商品生产还是产品调拨；（4）在农村现代化道路上是人民公社还是集体农庄。
本届论坛以坚实的理论面向广阔的时代，以实践问题促进理论的发展创新。本届论坛的最大成果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在两方面取得创新和进展：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面向时代深化发展；二是中国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聚集、概括、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