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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创建革命根据地概况
&&来源：云南网
1935年春，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雄东北；1936年春，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又经过镇雄西南。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成立了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组建了红军游击队，在边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镇雄县是红军游击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游击队在镇雄坚持斗争到1941年春，足迹遍布全县各村寨，其主要活动的有22个乡镇，占镇雄所辖乡镇总数的79%。
一、红军长征过镇雄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在镇雄的活动
镇雄位于云南省东北的乌蒙山北麓，东南与贵州毕节、赫章接壤，西北与云南威信、彝良相连，县东北角的坡头镇德隆村襟黔带蜀，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全县总面积3696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彝、苗、白、回等1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9.5%。境内沟壑纵横，奇峰林立，雄关遍布，道路崎岖。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封建统治，使镇雄长期处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的状况。历史上，镇雄各族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同封建统治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党员赵斐亚、杨伟贤与镇雄罗坎的陈名芬、赵文海等分别组织游击队，战斗在川滇边境，并到镇雄策动镇彝威剿匪指挥部营长范敬章兵变，因叛徒告密，范被捕入狱。1932年7月，杨伟贤率游击队袭击趁天灾“操纵粮价”的罗坎土豪，开仓救济饥民，号召群众参加游击队。1933年8月，在杨伟贤等人策应下，范敬章越狱，率游击队一部在坡头、母享一带活动，并与中共毕节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4年5月，中共毕节党支部负责人林青到镇雄泼机联络范敬章，并在当地宣传革命道理。同年夏，范敬章入党，继续在镇雄一带发展革命武装，母享串九胡昆组织30余人参加游击队。1935年6月，范敬章被捕牺牲，游击队余部加入红军二、六军团组建的抗日救国军三支队。
二、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和镇雄游击区的开辟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建立新的苏区。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决定由徐策（原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原红军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红军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邹风平（中共四川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任特委书记，负责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整个区域的地方工作；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川南叙永游击队汇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徐策任政委，王逸涛任司令员，宣传部长余泽鸿，参谋长刘干臣（原红军新编师师长），副司令员曾春鉴（原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纵队”在“特委”领导下，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此后，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更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
4月， “纵队”收编镇雄茶木艾宗藩部武装六七十人，编为一个支队，由艾宗藩任支队长，驻守水田寨，以此为据点，在镇雄花朗坝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7～8月，“纵队”回旋镇雄，先后到达雨河、茶木、坡头、母享、黑树、鱼洞、泼机、以古、场坝、芒部、木卓、罗坎等乡镇，开展宣传活动，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击退滇军阻击，扩大了“纵队”在镇雄的影响。
1935年秋，“纵队”派阮俊臣等人到镇雄组织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游击队很快便发展到500余人。年底，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取得联系。1936年1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决定以毕节为中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抗日救国军，将阮俊臣部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支队长阮俊臣，政委欧阳崇庭（红二、六军团某团政治部主任）。阮俊臣奉命率部继续在镇雄开辟根据地。此后，三支队以母享、黑树、鱼洞为中心，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在镇雄、毕节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金银山伏击中央军九十九师十四团；奔袭孙家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打击边区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摧毁民团武装，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在阮俊臣和欧阳崇庭策动下，5月10日，在毕节参加“围剿”红军的中央军柳际明旅二团三营在陶树清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三支队。6月8日，三支队在镇雄花朗坝伏击柳旅后与“纵队”会师，又在当地与柳旅雷团恶战，毙敌军官1人，士兵二三十人，将敌击退。“纵队”和三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号召边区爱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此后，“先遣队”转战镇雄，先后攻克以勒地霸陈家岩洞，击毙自民国初年来一直在当地作恶的地霸陈明发。又在母享古洞坪伏击击退滇军镇彝威独立营的进攻。
正当“先遣队”在“特委”的领导下在镇雄进一步开辟革命根据地之际，蒋介石发起对游击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此后，“先遣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反“围剿”的斗争。
7月初，阮俊臣部与原“纵队”失去联系后，在镇雄、毕节间与敌周旋。8月下旬在镇雄雨河一带多次与柳旅和镇彝威独立营激战，伤亡很大。30日，在雨河街上又遭柳旅袭击，死伤30余人。9月上旬，陶树清在威信小溪口被捕牺牲，阮部在威信黄莲坝、镇雄黄水河等地与镇彝威独立营激战，伤亡甚重。
三、镇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特委”在水田寨听了阮俊臣在反“围剿”斗争中受到重创的汇报后，召开会议，认为滇东北较之川南及黔西北更便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决定首先在威信、镇雄、彝良建立根据地，并制定了具体措施：（1）在镇彝威农村组织地方游击队，逐步赤化农村，建立工农兵政权。（2）挑选一些老同志，经过训练，派到农村场镇开展地方工作。（3）做好统战工作，发动白军起义，争取绿林武装。（4）有计划地摧毁游击区的反动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地主武装。会议任命阮俊臣为贵州游击支队政委，率部到贵州与赵文海一道组织贵州游击支队。10月，“特委”又在镇雄栏马坎召开会议决定：（1）依靠工农，团结边区各阶层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及同情革命的个人与团体，宣传动员他们支持抗日救国，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反对亲日和镇压人民革命。（2）保护边区小工商业者，争取他们帮助红军游击队采购军用物资，为游击队传递情报。（3）保护边区场镇学校、邮电、医疗、交通等人民公益事业设施。（4）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严守中立，互不侵犯，并协助“纵队”解决困难。（5）彻底摧毁根据地内国民党政权和地方武装，铲除创建根据地的障碍。
1．地方革命武装建设
除红军长征经过边区时组建的“纵队”和抗日救国军三支队外，1936年后，纵队在镇雄组建了母享游击队、大湾子游击队，三支队四大队在镇雄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1936年8月，“纵队”布置黄华先、李廷珍等人在母享成立联络站，组建游击队。11月，黄华先集中队员120余人公开行动，配合“纵队”开展反围剿斗争。母享游击队由黄华先任总指挥，下设两个大队。11月下旬，“纵队”联络员将7条枪和两箱子弹交给黄华先，传达了“特委”继续发展队伍，在边区坚持斗争的指示。1937年春，游击队隐蔽整顿，制订了5条纪律，对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40年9月，整编为3个大队，游击队设司令部，由詹绍武任司令。此后，又收编母享王伯川部为第四大队、威信石坎子王发成部为第五大队，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
1936年夏，苏焱波根据“特委”布置，在镇雄大湾、花朗组织七八十人的大湾子游击队，配合“纵队”开展斗争。
1936年9月，阮俊臣率旧部西进贵州，命叶少奎等人率主力四大队留镇雄活动，并把红二、六军团留下的政工人员钟品山、姚显庭等人派到四大队工作。本年冬与大湾子游击队汇合后，转移到镇雄西南坪上红岩隐蔽。1937年春，发展到四五百人，5月，四大队整编后由叶少奎担任大队长，钟品山任政委，下设7个中队。根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八条纪律。教育队员要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在队员中教唱《游击队抗日歌》等红军歌曲。11月，成立梭镖队。此后，这支以镇雄农民为主体的游击队东进贵州，镇雄绿林武装甘绍清、铁军鳌等部又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发展到1200余人。11月下旬，在贵州姑开整编，部队设司令部，下设3个团，1个游击大队，1个特务营。
2．根据地内党的组织建设
镇雄属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工作辖区，“特委”随纵队行动。1935年春，“特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在川南领导武装斗争受挫，把保留下来的干部分散到川滇边隐蔽斗争，共产党员周一戎回到家乡镇雄罗坎。6月，邹风平带着党员侯建成到罗坎隐蔽养伤。此后，邹风平等3人在罗坎建立了党的组织，配合纵队在当地开辟革命根据地。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派到三支队中的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由欧阳崇庭任支部书记，通过考查，吸收阮俊臣为党员。
1936年夏，“特委”准备在镇雄一带物色地方干部，够条件的吸收其入党，分配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党组织。此后，黄华先随“纵队”活动。本年秋，“特委”吸收黄华先为党员，并派党员张金标与其一道在母享开展工作。黄华先等人在母享游击队中成立了党的组织，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领导游击队配合“特委”在镇雄、毕节开展工件。还在母享游击队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要求党员“接受共产党之党纲，实现共产主义，以期达到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之目的”。
1937年初，“特委”的主要领导人牺牲，3月，邹风平离开罗坎，“特委”停止活动。黄华先、阮俊臣、周一戎、侯建成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继续率领游击队在镇雄宣传抗日救国，开展反“围剿”的斗争，一直活动到1941年春。
3．开展统战工作，建立“白皮红心”政权和两面政权
1935年初，“特委”根据中央、中革军委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的决定，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在《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的斗争纲领》中强调：川南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自由、土地、房屋和衣食”。1936年1月，在洛柏林“特委”扩大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是支援红军游击队战胜敌人进攻的后方。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川滇黔边区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 “特委”在地方物色、培养建立革命政权的骨干，并把“纵队”中老弱病残而又自愿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留在农村开展群众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特委”根据镇雄实际，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游击区内建立 “白皮红心”政权，改造了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使之成为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
1935年6月，“特委”委员邹风平到罗坎后，即着手改造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工作，指示地下党员周一戎到县城活动，担任了镇雄第六区（罗坎区）李子乡乡长，建立“白皮红心”政权。此后，“特委”与思想开明的第六区区长王应崧建立统战关系，基本控制了当地地方政权。周一戎、王应崧为“纵队”提供粮食，采购弹药，保护游击队队员家属。邹风平与王应崧商议后，还在当地创办了锦庄小学，由邹风平、周一戎任教。锦庄小学的学生部分参加了“纵队”，有的经过培养还被地下党镇彝威支部吸收为党员。1937年，驻罗坎滇军准备逮捕邹风平，王应崧、周一戎冒险将其送出镇雄。王应崧因此被捕，后经多方周旋，方得释放。
责任编辑: 王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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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地图，有一支红色的箭头，它以贵州西北部的赫章为中心，划了一个大圆圈，然后急转直下滇东。这就是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乌蒙山战役粗略的轮廓。
一九三六年的初春时节，云贵高原犹自天寒地冻，雪盖冰封。红军第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和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从湘西出发，转战数千里，来到了黔西北的赫章、威宁一带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寻求有利战机，在这次战役中，红军采取了兜圈子的战术，穿插迂回，达到了甩开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千里回旋，就成了这一战役的一大特点。在军团总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二十三天的艰苦奋战，以一万七千之众战胜了敌人十数万大军。战场位于乌蒙山北端的赫章、威宁、昭通、镇雄一带，军史上称为乌蒙山战役。是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一个带关键性的大仗，也是有数的运动战的成功战例之一。
二、六军团横穿黔中之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初，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在短短的二十多天中，一面休整准备战斗，一面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和反对内战的宣传活动。在广大城镇和乡村，建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人民抗日大同盟，贵州人民抗日军和游击队等组织及革命武装。还特别注意团结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毕节城里有一位周素园先生，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曾经在北洋政府中工作过。由于不满意军阀混战，尤其痛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隐居毕节多年。红军某部偶然在周先生家，发现许多被当局查禁的马列主义著作。从图书圈点的情况分析，断定周先生对马列主义是有所研究的。因此，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亲自前往拜访，从交谈中得悉周先生钻研马列主义多年，了解共产党和红军是奉行马列主义的。他不但拒绝了达官贵人们要他“出山“的建议，而且十分赞同共产党抗日反蒋的政策。因而，贺龙等同志就邀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先生慨然允诺。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被国民党遗散和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的原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投诚过来的一些地方武装，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从事革命斗争。抗日救国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一千多人。
这时，敌军以万耀煌和郝梦龄两个纵队为主力，以郭思演、樊松甫两纵队相辅助，由遵义指向黔西。敌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三师配合李觉纵队，在乌江鸭池河之线进行防堵，上述敌人的五个纵队，共约九万余人。而川军亦以三十个团的兵力，分别布置在赤水及长江一带，以阻止红军入川。滇军孙渡纵队又陈兵滇东，前沿深入到贵州的威宁一线。敌人投入这次战役的总兵力不下一百二十个团，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围困在黔、大、毕地区，聚而歼之。顾祝同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贵阳，遥控各路纵队。
红军除派出少量部队钳制敌人、掩护地方工作外，首要任务在于集中主力，迎击东面向我急进之敌万、郝、李诸纵队，争取各个击破，造成于红军有利的局面。同时，红军还以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先生的名义，给滇军纵队司令孙渡去函，晓以抗日大义，申述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信中着重指出：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松甫等纵队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虢有明鉴。这封信利用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矛盾，指明了龙云的处境，也击中了孙渡的要害，这是滇军在昭通一带按兵不动的原因之一。暂时免除了红军西顾之忧，把力量集中于东线。因此，二、六军团能在黔，大、毕地区休整达二十余天之久。部队恢复了体力，并扩充新战士近五千人。为继续长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东战场上，红军虽然有力地阻止了东南面敌人的推进，但在东北角，却未能及时占领三重堰的有利地形，兼之在攻占打鼓新场(金沙县城)的盐碉时，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同志不幸阵亡，加上几次迎击敌人未能达到予期目的，敌万耀煌纵队乘我回援不及之际，袭占了黔西、大定，并接应了乌江东岸敌人渡江。这样，敌人三路主力便逐渐靠拢，向我逼进，给红军继续留在黔、大、毕地区、造成了很大威胁。
时值军委来电指示：“(一)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华北五省。(二)你们即可取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
因此，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坚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暂时放弃黔、大、毕，转向安顺地区，进行运动战，创立临时根据地，等待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
二月二十七日，二、六军团退出了毕节，沿着毕威大道向西转移。抗日救国军周素园先生也随军长征。兵贵神速，红军以迅猛动作兼程西进。当天红二军团直进到撒拉溪，第四、五师抵杨家湾、七星关之线，第六师到达长春堡。红六军团到达朱昌及五股、田坝地区。川、黔、滇省委机关随六军团行动。二十八日，红四、六师在高山铺伏击万耀煌纵队未遂，第五师在七星关攻打地主武装。二十九日，红二军团直和第六师来到了野马川，第四、五师到达赫章。红六军团到达平山堡之线。
红军离开毕节的当天，万耀煌纵队的先头部队即进占毕节，并尾随红军西进。郝梦龄纵队进占大兔场(纳雍)，李觉纵队由织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共同向水城、威宁之线截击，企图和驻守在威宁、昭通之线的孙渡纵队连接起来。顾祝同想利用川军和滇军在西北方面的严密防线，达到四面合围，迫使红军与“中央”军主力决战。
在东、南、西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究当前形势，作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二日，军团领导同志在野马川召开了会议。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云南，又怕蒋介石乘机火并，使自己走王家烈的老路。因此，他只图保住自己地盘，不会主动奔袭红军。但在昭通一带的滇军，巳与“中央”军形成夹击之势，对红军威胁很大，这是要认真对付的。另外，川军目前尚未构成直接威胁。红军必须充分利用“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矛盾，以及顾祝同指挥上的弱点――轻信参谋人员，而参谋人员又多是伪陆军大学毕业的，惯于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正如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的“参谋划一笔，部队跑一气”一样。红军决定继续西进，采取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术，制造错觉，造成敌人指挥上的失误，使其疲于奔命。然后伺机将其重兵甩掉，进入安顺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使人痛惜的是，在三月二日进军途中，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不幸牺牲于七星关之河中。夏曦同志的牺牲，对革命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总指挥部当即任命张子意、袁任远两同志分别担任六军团政治部正、副主任之职。
乌蒙山脉位于贵州西北和云南东北部地区，是云南牛栏江和贵州乌江及南、北盘江的分水岭。贵州省的威宁、赫章和云南省的昭通、彝良、镇雄等县均处于乌蒙山脉的北端。这一带群山纠纷，多深谷绝壁，山路崎岖，交通非常不便。气候寒冷，平时多弥雨浓雾，难见天日。隆冬时节，山岭多为冰凌覆盖，飞鸟不下，走兽亡群。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个谚语来形容这个地区，确是十分贴切的。山区人民长期为彝族奴隶主和封建土司领主，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到处呈现一片凄凉景象。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红军却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把乌蒙山踩在脚下，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二、六军团抵达妈姑地区后，准备折向南行，赶在敌李觉、郭汝栋纵队之先，从狗店子进入以盘县为中心的南、北盘江地区。这时，李、郭纵队已先我占领了水城、威宁之线，截断了我军南去安顺的道路。敌人的追击部队巳与我后卫频频发生接触。特别是樊松甫纵队在北面与红军平行前进，并先占领红军右前方的朱歪。敌人包围圈逐渐缩小。当时红军仅距离西北方向的川军防御稍远，只有向西北前进，才有回旋的余地。军团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从妈姑向奎香、彝良方向前进，以便把敌人北调，使敌人闪让出南边的通路。三月六、七日，二、六军团经以则河、可乐等地进至奎香、寸田坝一带待命。
红军这一行动，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敌人认为我军将从彝良、盐津抢渡长江入川。万、郝、樊诸敌日以继夜的衔尾直追。尤其樊松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邀功心切，步步进逼。军团总指挥部决定打掉其嚣张气焰，以利红军争取主动。遂命令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从驻地返回五十里，到达以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进入阵地。红五师进占恒底，游击钳制樊敌之七十九师。在当地群众支持和掩护下，伏击敌人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绪了，并派出了侦察，封锁了消息，全体指战员静候来犯之敌。
三月八日清晨，樊敌第二十八师，仅以两个连为前导，大部队随后跟进。当敌人这两连(一个步兵连，一个侦察连)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遭到了红军密集火力的袭击，悉数就歼。敌人后续部队成了惊弓之鸟，就地龟缩。这一仗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枝、俘敌数十，给敌人当头一降。樊敌赶急收紧部队，火速构筑工事，摆出了抗击红军的架势。是役，起到了迟滞敌人的作用。红军连夜撤出战场，仍按原路返回奎香。为避免与滇军决战，红军又折向奎香东北，经乌沙寨、放马坝向镇雄挺进，准备经镇雄之牛场向赫章之哲庄坝进军，然后从哲庄坝挥军南下，穿过毕节去威宁的大道，再向安顺地区转移。
奇袭广德关
红军来到镇雄牛场时，当地有一个叫陇寡妇的劣绅，纠集了一伙流氓、地痞、土匪、恶霸，组成了几百人的武装，妄图凭藉广德关天险，构筑工事进行顽抗。广德关在牛场东南面的高山上，是通往镇雄的要道。地势险要，东临伍德河，西面是乱石林立、人迹罕到的石笋沟，南面是陡峭异常的南天门。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六师先头部队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智取。一方面派出钳制部队进行佯攻，一方面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分队，从敌人认为最保险而戒备不严的石笋沟进行偷袭。小分队衔枚疾走，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来到了石笋沟。真个名不虚传，确是十分险峻的所在，夜色苍茫巾只见怪石林立，如戟如剑，拔地而起。红军战士在乱石丛中匍匐前进。在黑暗中摸索，锋利的石棱处处给战士们为难。红军指战员克服了一切困难，神速而顺利地穿越过这道天然障碍，直抵广德关下。天刚亮，红军进攻广德关的战斗就开始了。敌人猝不及防，大多数改军还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信号弹升上天际，后续部队铺天盖地杀上了广德关，残敌夺路逃命，红军胜利智取了这一天险。得胜之师云集南天门一带。这次奇袭酷似“神兵从天丽降”，居民一无所知者，当地群众把它涂染上一层神话色彩，就更加绘声绘色了。所以，在镇雄牛场一带，至今流传着贺龙南天门点兵的故事。
红军拿下广德关之后，全军深入到镇雄县西南大山之中。敌人误认为我军已疲惫不堪，走头无路了。急令樊纵队跟踪追击，令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转向镇雄截，出，令李觉、郭汝栋纵队从威宁北上加入围堵行列。当红军尚在牛场时，郝纵队和万纵队的第九十九师，已经占领了镇雄县城。红军在柳坝捉到了敌人逃兵，审讯中获悉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亲自率领其十三师，于十一日左右经哲庄坝开往镇雄。军团总指挥部立即决定派红四师、红六师，先期赶到哲庄坝，待机伏击万敌，乘胜打通南进安顺的道路。三月十二日，敌人果然耀武扬威地长驱直入。当其首脑机关进入我伏击圈时，红军火器齐发，手榴弹与血肉横飞，万耀煌几乎为红军活捉，混杂在散兵中才逃脱了性命。这一仗消灭敌人两百多，缴获枪枝百余。大杀了敌人威风，大长了红军士气。由于敌人收缩较快，加之敌第九十九师和郝敌回援及时，敌人才能稳住阵脚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巧计出重围
经哲庄坝南下安顺的意图未能实现，与敌人形成了对峙局面，这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红军总指挥部派少数部队钳制万敌，主力于十三日向财神塘方向转进。当红军到达财神塘时，才发觉郝梦龄纵队已先我到达该地。为了避免被敌夹击，红军没有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当晚，派红六师担任警戒，掩护红二军团部和四师在海头冲及其附近宿营。红六军团则进驻了小米多。其时，南面敌人李觉纵队已进至水槽堡和赫章境内，还派出部队沿毕、威大道游弋，并封锁了重要路口。该部距红军很近，随时都可投入战斗。北面樊松甫纵队自镇雄向南疾进。各路敌军互相策应向红军逼近。敌人愈聚愈多，包围圈越来越小，将红军围困在纵横约三十里的狭小区城内。大部队行动不便，容易为敌人封锁，给养极端困难，部队有时一天只能喝上一顿稀饭。无论天时、地利和敌情，都是十分险恶的。这是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长征出发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全体红军指战员紧紧团结在总指挥部周围，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总指挥部在这紧要关头，冷静地分析情况，周密地决定行动方针，认真作好了一切突围的准备工作：精简了大仃李，病伤员由各单位作好妥善安置，随军行动。把严重的敌情及红军的有利因素都向全体指战员交待清楚，使各人心中有数，临危不惧，忙而不乱。在敌情瞬息万变之际成败系于千钧一发之时，总指挥部又明确指出：敌我态势已朝着有利于红军方而发展，敌人重兵已被运动战调到红军的东面和北面，南面敌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是不难突破的。
在东面战场上，红四师依据万耀煌新败的恐惧心理，在以萨之线设置疑兵，扎了许多稻草人，设置在前沿阵地上，在林木深处隐约设置红旗，诱惑敌人，使其不敢妄动。果不出我所料，当红军撤出战斗两天之后，敌人才知道中了红军的“空城计”。
总指挥部运用高超的军事艺术，灵活而大胆的采取了“敌进我退”的方针，利用气候，地形等有利因素，准备在安耳洞以西，财神塘以北地段上，从敌人结合部的空隙间穿插过去。十四日，红军按计划巧妙而果敢地从郭、樊两纵队之间向西北挺进。红军成功地越过并进到樊纵队的后面和郭纵队的外侧，跳出了敌人的重围，摆脱了十几倍于我的敌人之围追。红二军团火速经可乐、毛姑、葛布，红六军团则经墨东、安耳洞、青山等地，迂回穿插，第三次进到奎香地区。在乌蒙山中，红军动似流水，静若泰山，把敌人弄得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红军却纵横驰骋跳出了包围圈，为红军战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二、六军团突破敌人重围之后，乘虚兼程南下，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了孙渡纵队防线。二军团经大街子、天生桥、得胜坡、黑石头、歪罗、韭菜冲、倘塘等地直趋来宾铺，六军团从奎香、七里坪、四方井、得胜坡、东洛、志戛等地，也到达来宾铺。
为了瓦解敌军，争取一切有利因素，六军团以军团长肖克同志的名义，给驻在昭通一带的滇军纵队司令孙渡去信，重申民族大义和红军的抗日宗旨，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孙渡接信后，一面火速呈送龙云，一面亲自提兵南下宣威。因为宣威城里只有滇军刘正富一个旅。红军打算消灭宣威守敌，在滇东打开一个缺口。总指挥部很快作出了攻城部署，命令红四师第十团，在东山掩护全师左翼，其余两个团在核桃园策应各方。五师在陡山坎一带严密监视并准备迎击郭汝栋纵队。红六师到石丫口集结待命，并掩护全军右翼。六军团担任正面主攻，在观音堂、来宾铺一带积极备战。当时，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这给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
二十二日，敌刘正富旅以杂牌军为先导，把自己嫡系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大队、保安第一团尾随其后，倾巢而出，向红军阵地蜂涌扑来。
六军团第十七师，在虎头山一茕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开始，红军以一个小部队进行阻击，然后边打边退。当敌人的大部队被引诱冲过了开阔地，接近红军前沿阵地时，红军就开始全线反击。敌人被打得尸横遍野。敌人溃退时，红军跃出战壕，刺刀闪着寒光，穷追猛打，十七师初战告捷。十六师、十八师相继转入了反攻。刘正富等反动头目，策马狂奔，狼狈逃窜。敌军一片惊慌混乱，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红军乘胜推进。
在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之红五师，以逸待劳，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把敌人压迫在几条山沟里，不能前进半步。直到二十四日，在红军主力撤出战场之后，敌人才偷偷摸摸的爬上陡山坡的红军阵地。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红军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陡山坡一带的农民，知道红军在挖战壕、筑掩体，许多青年农民主动送来锄头，扛来门板和木料。不少农民参加担架队为红军运送伤员。虎头山一带的农民群众，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给红军送水送饭。虎头山战斗的胜利，也有农民群众一份功劳。
当孙渡得悉红军在虎头山与滇军作战的消息后，他经过仔细推敲，认为虎头山一带，无论地理位置、双方态势对红军都是不利的。红军作战向来谨慎而周密，很少打无把握之仗，红军这次却毫无顾忌地在虎头山列阵应战，肯定是发现了滇军指挥上的弱点。他深感到刘正富旅有被红军吃掉的可能。因此，孙渡亲提援军，星夜驰赴虎头山。由于敌人增加有生力量，战斗暂时进入了对峙状态。
虎头山一仗，歼敌近千，缴获枪支四百多，滇军被杀得人仰马翻、魂丧胆落。红军威振滇东。
在这次战斗中，我四师十二团钟子廷同志，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黄文榜同志壮烈牺牲。青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
三月二十八日，红军离开宣威，接着占领了贵州西部重镇――盘县。至此，红军胜利地进到南、北盘江之间，从而结束了千里回旋的乌蒙山战役。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千里转战的征途上，同天斗、同地斗，同敌人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急流险滩。乌蒙山区自然条件极端恶劣，更以时值隆冬，给部队造成了许多天然障碍，当地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供应奇缺。部队经常缺粮缺水，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是处在四面强敌的包围之中，为了摆脱敌人，不得不进行强行军。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伤、病员没处安顿，又缺医少药，得不到起码的休息与治疗，都是由自己所在单位的同志用担架抬着走，轻伤、病员靠自己扶着拐杖跟着部队转移。
当时，有大批刚补充进来的新战士，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有的同志连枪都不会放。提高新同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环境不允许驻扎下来进行训练，必须在连续战斗和强行军中来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各级指战员只能利用出发前集合或宿营较早时，来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围炉取暖，或行军受阻时的间隙，进行一般军事知识的讲解，介绍武器性能及使用方法。
红军除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红军在乌蒙山区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把土豪的浮财散给劳苦大众，对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劣绅，则就地正法。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公买公卖，济困扶危的行动，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使乌蒙山区的劳苦大众逐渐知道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道理，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
红军在各式各样的困难条件下，之所以拖不垮、打不散，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主要是各级党组织起到了战斗堡垒的作用。由于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任凭各种险恶，同志们镇静自如。特别是广大党团员，能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在先，战斗在前，和同志们一道，坚决、勇敢地前进，从而使部队经常保持着充沛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乌蒙山战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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