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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出租客运四种类型。
班车客运是指城市之间、城镇之间、乡镇之间定期开行的客运。
其具有固定线路、固定班次（时间）、固定客运站点和停靠站点的特点。道路班车客运按运行区域可以分为五类：
（1）县内班车客运：指运行区域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班车客运；
（2）县际班车客运：指运行区域在设区的市辖县与县之间的班车客运；
（3）市际班车客运：指运行区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区的市之间的班车客运；
（4）省际班车客运：指运行区域在我国省与省之间的班车客运；
（5）出入境班车客运，指国与国之间的班车客运。
包车客运是指行驶里程或包车时间计费的一种运输。包车客运与其他客运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由于包车客运的需求不确定，业务发生的随机性强；二是与班车客运相比，在接洽、开行线路、开车停车、开车停车时间、乘车对象、运费结算不同。包车客运不定时间、不定线路；三是与出租汽车客运相比，在使用车型、要车、使用时间、行驶距离等方面不同。
旅游客运是指以运送旅游者游览观光为目的的旅客运输。道路旅游客运和班车客运、包车客运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运送的旅客是旅游者；二是开行线路的起讫地一方必须是旅游区；三是以观光为主，中途停靠点和时间服从旅游计划的安排；四是大多数情况是往返包车；五是车辆舒适性能较高，适宜旅游休闲。
出租汽车客运是指以小型客车为主要运输工具，按乘客意愿呼叫、停歇、上下、等待，按里程或时间计费的一种区域性旅客运输，是包车客运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点为：一是不受定线、定班、定时的，经营上机动灵活；二是营运时间长，同时又方便旅客要车，方便旅客的出行需要；三是载客人数较少；四是营运成本高，因此运输价格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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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内江到昭通的客车/大巴=票价咨询10月23日两市净流入前20股(名单)5:09:20来源：金融界网站龙佰利前三季净利同比增15倍全年净利预增约5倍6:44:31来源：金融界网站电商资讯入口根据息搜索发现，原尚股份所涉诉讼事项并非只有上述一个。通过天眼查网站搜索显示，原尚股份共涉及24个法律诉讼。从所涉诉讼的具容来看，主要分为货物运输司机因交通事故而与公司发生医事赔偿、事故责任认定等纠纷以及员工劳动争议纠纷等。雄安新区概念龙头股分层大解析8:18:38来源：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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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1部：2 客户服务2部：8　　可爱的苏东坡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　　当我们看着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江水，我们不禁会高声唱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当我们在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之时，我们不禁会深情的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我们在沉醉在西湖美景中时，我们会不禁想起“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当我们登高望远，在庐山顶峰，我们会记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都是出自苏轼之口。　　自唐代大诗人李白写出“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后，其他“庐山诗”似乎都黯然失色，没谁能把李白拍在沙滩上，而苏轼，改变了这一状况。　　苏轼由黄州赴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游览了庐山。原先本来是打算不写诗的，但耐不住瑰丽的山水触发的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多首庐山记游诗，最后写了首游览庐山后的总结，写完后，他说：“恩，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们来看，他写的这首诗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诗中内容及蕴含哲理无需赘言，大家都熟悉。这首诗是“苏诗”中非常名的一首。然而世间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个词人，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嘛。其实，苏轼首先是个诗人，他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多（人教版教材上说共四千多首，有的地方说三千多首），流传至今的有二千八百多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苏轼诗集》点校本，包括补编、他集互见，辑佚诗共2823首），且多为精品，甚至是千古之作，比如上面提到的《题西林壁》。他的诗，是宋诗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个丰碑。那么，我们不禁想问，同样是为一代超级大诗人的李白，究竟他俩到底谁更厉害呢？别急，有位皇帝自有定论。　　一天，大臣们又在议论苏轼，宋神宗问了句，众爱卿，你们来说说，我们的苏学士像谁啊？一人率先答道，像前朝的大诗人李白，他的诗无人能比啊。而后，神宗皇帝金口一开：“不对，李有苏之才，却无苏之学。”也就是说，你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但没有苏轼的广博的学识。（语载宋?赵葵《行营杂录》）　　孰高孰低，不言而喻。那神宗皇帝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苏轼，在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夏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四川眉山。据野史记载，苏轼出生时，眉山县原郁郁葱葱的彭老山里草木全部枯死，树的 “钟灵毓秀”全部灌输在苏轼身上，而苏轼在去世后，彭老山又回复了原态，焕发生机。（载宋?张端义《贵耳集》）　　他的弟弟苏辙在一篇文章里也说，哥哥小时候常喜欢一个人跑到山丘里去，采采花草，喝喝山泉，乡亲父老们看见了，都以为是天上的小神仙呢。　　苏轼家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所以常有鸟雀来这里筑巢、栖息，这么多的小鸟，苏轼和小伙伴们非常的高兴！而他的母亲非常善良，就“命令”小孩子们，不许捕鸟。小孩子们常给小鸟喂食，十分有趣。苏轼后来还写了一首名为《异鹊》的诗纪念这件事。母亲在家还教苏轼《后汉书》等，督促小苏轼学习。受宽厚、仁慈的母亲教导、熏陶，苏轼一生都善良无比。　　苏轼小时候和喜欢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挖到块石头，形状象鱼，外表湿润，为浅绿色，很能发墨。就拿给严厉又博学的老爸苏洵看，老苏一瞧，说：“此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与形而（这是一方天然的砚台，具有砚的品质，只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因而赐轼（所以郑重的交给苏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事载苏轼《天石砚铭（并序）》）　　这是雅趣。　　等到苏轼十一岁时，进入了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当时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即“句读”），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轼也是，他抄过一百卷的《汉书》（又叫《前汉书》，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字数有多少？将近七十五万字！而他前后共抄过三遍，最后以至于每段中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全意而后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事载陈鹄《东坡抄书》）他还借着抄书，练习书法，所以他在书法方面也是大家。　　他还发明了一种读书方法，叫做“八面受敌”法。意思是说读书，分多次来读（读多遍），每次确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掌握某一方面内容，不要涉及旁的问题。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读，书中各方面的内容都精通了，应对起来，便能够得心应手。比如吧，他读《汉书》时，列出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贷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把相关知识的书籍找来一起读，研究透彻。所以苏轼读的书非常之多，得到的知识自然也非常丰富。我感觉他的大脑就是个图书馆，容量超大，而要用时，也能随时拎出来。譬如，他后来担任翰林学士给皇帝起草圣旨（共计八百余篇，至今还在其《文集》内）时，引经据典，就显得游刃有余，写得文采翩然。　　总之，苏轼博学。学问做得相当好，连神宗皇帝都非常喜欢他的文章，每次吃饭时停下来看书，太监们不用问都知道看的绝对是苏轼的。因为看时，皇上常赞叹，奇才啊，奇才！（见宋?王巩《随手杂录》）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三月，二十一岁的苏轼，就和父苏洵、弟苏辙（当时十八岁）进京赶考。顺利通过举人考试后，兄弟俩参加了次年礼部主持的省会，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一下，就是：请论述古代君王惩罚奖赏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不仅考验考生们写议论文的水平，还考验历史水平。苏轼考完回家后，老爸叫他把文章再写一遍给他看看。结果，老苏仔细看后，默默一笑，说道：“轼儿的这篇文章，看来已然是超过老夫了。”　　果然，这篇清新脱俗的文章也被当时的主考官、文坛宗主欧阳修看重，决定列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肯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曾子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写的，若判第一，难免会被说成徇私舞弊，所以忍痛将之判为第二。　　待发榜后，欧阳修才知道自己错判了，那篇文章原来是来自小小四川眉山的小伙子苏轼写的。而曾巩却错得了第一，最后仁宗皇帝也知道了这事。　　苏轼的文章那时就已经非常精彩，以至于他的恩师也就是当时文坛的宗主欧阳修先生写信对自己的朋友高兴地说道：“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头！”（语载欧阳修《与梅圣俞》）他还和他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没人会提我的名字”（语载宋?李廌《曲囿旧闻》）果然，过了几十年后，真的没人在讨论欧阳修，大家口中说的，都是苏东坡。欧阳修当时政治地位高，又是文坛领袖，他说这样的话，苏轼能不出名吗？当然不能啊。因为高中，皇帝接见了苏轼，看过后回到宫内，对自己的皇后高兴地说到，我今天选了两个宰相之才，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现在已经老了，用不了他们了，留给子孙不是也很好吗？（语载宋?方勺《泊宅编》）　　不幸的是在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俩中完进士，母亲去世了，兄弟俩必须回乡服丧两年。　　等到公元1061年，苏轼当了第一个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天的陕西凤翔）签判。签判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太守是市长。而陕西是京城开封的隔壁，等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事，皇帝的用心不明而喻。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而英宗1067年就去世了，只活了三十五岁，当了四年皇上。1064年，苏轼在凤翔当了三年副市长后回京，担任职史馆，修改史书，写史书等重要的工作。当时他的上级兼同事是司马光。可是不幸，这年五月，苏轼妻子王弗小姐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第二年父亲又去世（享年58岁）。于是苏轼兄弟俩回到四川为父亲守丧三年。　　熙宁元年东。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什么变法，大家都知道，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当了皇帝，为了防止武将谋反，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兵权于一手，还常常调换兵将，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当官的人非常之多，常常是一官多职，导致“三冗”（多兵、多官、多费），国家积贫积弱。正是这个时候，宋神宗即位。他意气风发，决心变法图强，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进行变法。　　这时苏轼三年服丧满回京，担任殿中臣、直史官等职务。那么，苏轼同不同意变法呢？当然不太同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反对变法，但反对做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激励，应该要循序渐进。他还上书爱戴他的神宗，多次警告皇帝要悬崖勒马。形势异常火爆。苏轼这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王安石很不爽，变法派也在找证据，想要除掉苏轼。苏轼当时察觉，于是自请外放（到外地做官）。虽然神宗皇帝舍不得才华横溢的苏轼，希望他留下变法，当他知道不可能，于是批准了苏轼的请求，派苏轼去颍州任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但宰相办公室的人却改为通判（副市长），有趣的是，神宗皇帝笔锋一转，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真是个美差啊。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一说到杭州西湖，我们会想到一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尤其这两句我们都知道，实在是绝妙。　　苏轼在杭州当官，还引出了非常多的浪漫故事。　　一天，苏轼和朋友们去西湖旁一个亭子里聊天，忽然听见一阵筝声飘飘而来，渐渐的，一叶小舟缓缓而来，就像苏东坡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里的琵琶女一样。一曲未了，那女子对苏轼说道：“我从小就仰慕先生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出来露面，可今天听说苏大人来了这，我实在忍不住出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以来的夙愿，我给您弹上一首……”说罢就乘着舟，伴着筝声，离去了。　　伤感的故事，引得苏轼词性大发。他随后填词一首，它是：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神子?江景》）　　我试着意译一下：　　凤凰山下，雨过天晴，清风流水，彩彻区明。水中一朵朵的荷花，美丽轻盈。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对白鹭，如果有意的，就和这荷花相映成趣。　　忽然听见江上传来阵阵哀怨的筝声，哀伤的声音中含着苦苦的悲情，让人感染动容！云销雨霁，隐隐约约的像是仙境。曲子停了，正想问你的姓名，你却早已不见，只留下一座座墨色的山峰在我眼前。　　我们不好说这是什么派别，有点像婉约派，至少不是豪放派吧。要说的是，苏轼创作词很晚，大概就是在杭州开始的，大约都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而其一出手，就又是传颂天下。他在密州，写过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来大概翻译一下：　　我姑且施展一下少年时打猎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随从将士们戴着华美鲜艳的帽子，穿着貂皮做的衣服，带着上千骑的随从疾风般席卷平坦的山冈。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情厚意，看我亲自射杀猛虎，犹如昔日的孙权那样威猛。　　我虽沉醉但胸怀开阔胆略兴张，鬓边白发有如微霜，这又何妨呢？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的罪呢？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就像满月一样，朝着弓矢西北瞄望，奋勇射杀西夏军队！　　苏轼在给他的朋友信中评价这首词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见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意思很清楚，无需翻译。其中提到的“柳七郎”就是柳永，奉旨填词柳三变是也，婉约词派创始人。而苏东坡开创了豪放词派，“豪放”一词，也是他第一个用来评论词作的。　　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一天苏轼问他的幕僚，“我的词和柳七（柳永）的比起来怎么样？幕僚说道：“这比不了啊。柳永的词只需要一个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您的词作，需要一个关西大汉，抱着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笑得肚子痛。　　很多人以为这是在赞扬苏轼；其实，这是在贬抑。因为当时，词的风格就是要像柳永的词一样，婉婉转转，浅斟低唱。这是主流。但是词本身地位不高，因为是填给那些官妓、私妓们唱歌的。而苏轼当时就不写那种词（很显然他会写，能写），是他，开创了豪放派。后来者有辛弃疾。　　在密州，严重的蝗虫使得百姓离家失所，苏轼走进田间地头，和百姓一起研究剿灭蝗虫。　　在密州，苏轼骑马打猎，与民同乐。　　在密州，东坡写出了公认的古今最好的中秋词，那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密州，待了几年后，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太守。　　一到徐州，没过几个月，一场洪灾给了他个下马威。　　黄河水携着泥沙，滚滚而来，冲击着徐州城的城墙。一些大户人家，赶着逃命，苏轼大喊，不要怕，别跑，有我苏轼在，你们就能活着！我不走，你们最好回去！终于将人们劝回城内，稳定了人心。　　紧接着，他调集人员，在城墙内又加了一道城墙，他还请求禁军们一起施工（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人不能擅自调配），禁军长官看到大人亲自动手，于是欣然同意，率领官兵一起施工。果然，城墙建好后，没多久，外墙的城墙就被大水冲破。幸亏苏轼加急建立了内墙，否则，徐州城内江沦为一片汪洋，后果可想而知。　　这场洪水在徐州外围肆虐七十多天，苏轼都没有回过家，就住在城楼上。渴了喝点凉水，饿了就啃个饼子，徐州城终于解围！百姓狂欢，载歌载舞。苏轼也高兴，他还有长远的计划，他上书神宗皇帝，请求中央拨款修建徐州防洪大坝，第二年，皇帝拨来了款，并准许地方使用部分财政、物资用于修建。神宗还给苏轼颁发了嘉奖令（载苏轼《奖谕敕记》）。八月份，大坝建成。这时，他命人在大坝旁建了个十丈（一丈≈3. 33米）的木楼，取名黄楼（黄土克水之意）。远在河南当官的弟弟苏辙专门写了一篇《黄楼赋并叙》，为哥哥道贺。黄庭坚也写了一篇。苏轼觉得弟弟苏辙的那篇更好，就叫人把弟弟的赋刻在黄楼前碑上，永垂千古。　　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干得不错，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就调到了湖州担任知府。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大难，即将临头。　　苏轼到达湖州后，按照惯例，他要给皇帝写一篇感谢的上书，《湖州谢上表》。这封几百字的奏章被李定等人（变法激进派）挖出很多莫须有的“漏洞”，接着，他们上书神宗皇帝，说苏轼变相甚至直接抨击新法。凡是有地震啥自然灾害，苏轼会归罪与新法，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后宰相舒亶、李定等人接连上书，要求处死苏轼，他们收集苏轼写的各种诗集，交给御史台（监察机构，类似于今天的“检察院”）。不久，苏轼就被打下大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写诗获罪的文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救他的人非常多，各色人等。退了休的老臣，比如三朝元老张方平。居然还有王安石！他那时也退居了，由他的学生们在改革。他写信神宗皇帝说：“哪有圣明的皇帝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连王安石都这样说了，皇帝当然慎之又慎了。　　苏轼很幸运，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也说话了，她问神宗说：“最近看你不高兴啊，有什么烦心事吗？”神宗回答说：“最近有个叫苏轼的人老写诗抨击新法。”曹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俩兄弟？”神宗吃了一惊，问，祖母您怎么知道？太后缓缓说道：“有一年，仁宗皇帝回到宫里高兴的对本宫说，他选了两个宰相之才，就是苏轼和苏辙，说他‘自己老了，用不了他们了，但要留给子孙们用不是也十分好吗？’，如今你怎么能杀他呢？”太后又说：“因为写点诗入狱的事，我朝从来没有，我患病已久，你们千万不要做有伤天下和气的事了”连皇太后都打苦情牌了，神宗皇帝不得不有所作为，所以他打算大赦天下，但皇太后说，不必释放那些有罪的歹徒，放了苏轼就行（语载宋?方勺《泊宅编》）。　　而“杀苏轼”的呼声不减，神宗皇帝也纠结。有一晚，一个小太监突然跑到苏轼的牢里扔下包袱就睡，苏轼也没管，继续呼呼大睡。半夜，小太监摇醒了苏轼，笑道，苏学士，恭喜恭喜！苏轼摸不着头脑，小太监说，你就安心睡觉吧。原来，那个小太监是神宗皇帝派去的。他就是看看苏轼心里到底有没有鬼，结果苏轼睡得可香了，啥事都没有（见《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被判“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贬到了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是个犯官，毫无实权）。但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捡了条命。　　乐天的苏轼，因写诗入狱，刚一出来，就又写了两首诗，一首是：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大概意思是：面对着酒杯，老夫我啊，好像做了个梦一样，拿起笔来，还是下笔如有神呐。大难不死，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都是有原因吗？　　苏轼写完这两首，毛笔一丢，搓搓手掌，笑了一句：“我真是不可救药啊！”（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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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沙发欣赏居士美文，赞
　　喜欢苏轼，继续关注，谢谢楼主妙文。
　　@寒烟若黛 O(∩_∩)O谢谢
　　@farawang
O(∩_∩)O谢谢你
　　欣赏，写个系列，可出本书。
　　@冷月潇潇 我已经写完了这个，不长，才两三万字。　　但最近又开始写相关的，那就准备写成本书。O(∩_∩)O~谢谢版主的支持鼓励(⊙o⊙)哦
　　二、也无风雨也无晴　　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就相当于我们县级的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但是，这个副部长是空位置，无实权，还不能出这个县。　　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个穷地方，苏东坡很苦闷，没钱没酒，没朋友。连吃饭都是问题。且看他是怎么解决的：　　用钱问题。他把自己的钱存起来，每个月取一点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每天早上用叉子取出一袋来，取完后，把叉子藏起来。每天用一袋，不够也只能用一袋，多出来的扔进存钱罐用来请客。计划好，就不必天天担忧了。　　住房问题。来了黄州后，原先住在馆驿里，但后来不能住了。苏东坡就请求官家拨给他一块地皮，用来做房子等。大雪天，房子做好了，苏东坡亲自给房子做了白色的油漆。他给这房子取名为“雪堂”。　　吃饭问题。很简单，朝廷不给，自己种嘛！不过朝廷还算给了条活路，给苏轼拨了五十亩荒地。有些做房子，其余的，开荒中粮！他特别喜欢白居易，老白曾有诗《东坡种花》，现在好了，苏轼把东坡这个名字借过来了，给自己的地皮取名“东坡”，自己呢，号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他也叫大家以后叫他苏东坡，不要叫苏轼了。他不再是那个苏东坡苏子瞻，而是潇洒的苏东坡。他脱下长袍，穿上短打，带着蓑衣，穿着草鞋，自在的走在田间地头。有词为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去沙湖看田的途中突然下雨，又没带雨伞，同行人都感到很狼狈，东坡不觉得，他淋着小雨，拄着竹杖，穿着蓑衣，穿着边走边唱歌，不畏困难。不久，太阳就出来了。　　“东坡”在东坡他种了好多大麦，收获了几千斤。大麦饭不好吃，黏黏糊糊、酸不溜秋的，而他创新，把它和红豆一起煮来吃，还写了篇文章，就叫做《二红饭》。　　苏东坡还是个美食家。他在黄州，做出了东坡肉，还写出了配方，就是《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侯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辰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大概翻译一下：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等他自熟不要催，火候到了自然美。黄州猪肉真便宜，贱价就像黄土泥。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打两碗，吃饱肚子你别管！　　他还做了东坡羹，配方比较麻烦，这里就不说了。总结来说，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盖浇饭”一样。东坡想，诗词不能多做，否则说不定又来场乌台诗案，那我写《猪肉颂》总可以吧；俸禄被取消，那我自己开荒种地；不能当官，当厨师总可以吧？我做菜，还总结出菜谱给大家总可以吧？我们会发现，就是写个菜谱，东坡都写得文采斐然，写得有趣。　　有了饭，有了肉，还差一杯酒。东坡自己酿酒。配方呢，是自己的道士朋友杨世昌提供的。苏东坡会因此写了一篇《蜜酒歌》记载自己酿酒的过程。可惜，据苏东坡儿子苏过说，他老爸苏东坡在黄州只酿过一次酒，因为酿出来的不好喝，不仅不甜，反而有点苦苦的，更可惜的是，喝了这酒还会拉肚子。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性急，还是学艺不精。　　除了吃，老本行不能落下，那就是写书。苏东坡在黄州完成了对《论语》和《周易》的注释工作，还写了《论语说》五卷，《易经》九卷，《书传》等等。写书的同时，依旧博览群书。　　黄州气候不好，苏东坡觉得就需要健身强体。于是就写了《书四戒》，编成顺口溜，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在墙上、茶几上等地，时刻提醒自己健身。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是个大嘴巴，有话就要说，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嘴里有苍蝇一样，不吐不快”。他儿子也说：“我老爸啊，要是一天不和朋友说话、闲侃，浑身就难受。”但到了黄州，没朋友，怎么办？交朋友。当然，士大夫是不太可能了，那就交农民百姓。有次，苏东坡跑到邻居家玩，老刘正在做糕饼，苏东坡就拿来吃了，还很脆挺好吃的，就问：“这饼真酥真脆，叫啥名啊？”老刘一边做饼，随口说了句，没名儿。苏东坡马上说，好啊，那这饼就叫‘为甚酥’（为什么酥）吧。又在老潘家喝酒，觉得酒味酸，也不管人家，就说：“你这就肯定是做醋放错了水吧？这酒干脆就叫‘错著水’（放错水）吧。”　　其实当时政府是不允许私人酿酒的，可上面说了，苏东坡明显违规酿酒。除了不准私人酿酒，当时还严禁私宰耕牛、半夜十二点进城。可有一天，苏东坡和他黄州的新朋友一起，偷喝私自酿造的酒，喝得挺大，还嫌没有菜下酒，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将自己家患有脚病的牛杀了，大家在东坡上点起篝火，烤牛肉，喝私酒。我估计肯定还要唱歌，那简直就是开party嘛。吃饱了，喝足看，肯定不止十二点了，那怎么进城呢？醉醺醺地翻墙而过。　　可能这事苏东坡自己也觉得大胆、好玩，还写了一篇小文章记了下来：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依，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我们要记得，当时苏东坡已经四十多岁了，居然还像个小青年一样，这不是可爱是什么？　　又一次夜游，苏东坡在小船上喝酒，夜色也美，一时兴起，唱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在东坡喝酒醒了又喝醉了，回来的时候好像三更了。家里的小童呼噜声好像打雷一样。敲门都不应，就倚着竹杖，蹲在江边听潺潺的水声声。　　经常愤恨这个躯体不属于我自己，什么时候能忘却为功名利禄而奔竞钻营！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坦平，驾起小船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　　据说这首歌第二天就传遍黄州，这下可把黄州太守（也是他的好朋友，常请他下馆子）吓坏了，因为他有看管苏东坡的职责（苏东坡是犯官），苏东坡要真是“江海寄余生”，逃跑了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急急忙忙带人到临皋亭（苏东坡除雪堂外的另一处住宿地）去找苏东坡，结果发现苏东坡正呼噜声如雷鸣。根本就没跑，填词唱歌只是说说玩的。　　他还喜欢和别人开玩笑，给别人取外号。他有个好朋友叫陈慥（就是苏东坡当第一个官“凤翔签判”时，上级太守的儿子），字季常，号龙丘居士，为人豪爽，精通禅学。他老婆可能是个女汉子，而陈慥是个文弱书生，所以特别怕老婆。苏东坡就写了首诗和他开玩笑：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狮子吼”本是佛家语言，意思是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就像狮子大吼。“河东”，是他夫人的籍贯地。他这一说，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美名”就远扬了。“河东狮吼”一词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了女汉子们的雅号。苏东坡开玩笑的本领真是高啊。　　我们会发现，苏东坡在黄州忙得不亦乐乎：种地，盖房，做菜，酿酒，念佛，读书，交友，串门，取外号，开patty，下馆子，夜游，写诗，填词，写书……　　真是可乐。
　　（接上）　　东坡在黄州，写出了公认的古今最好的中秋词，此词一出，其他中秋诗词尽废。这首词就是他在中秋夜写给弟弟子由的《水调歌头?把酒问青天》。在黄州，写出了他最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前后两篇《赤壁赋》。要插一句，据众多历史学家研究证实，东坡游的不是历史上的三国赤壁。历史上的赤壁大战的赤壁是在湖北蒲圻上游，而东坡写的赤壁是在下游黄州。显然，苏东坡咏怀古迹是怀错了地方。但厦大教授易中天先生说，苏东坡知道那不是真的赤壁大战之处，所以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意思是，有人说。所以苏东坡是知道的，但无所谓，不妨碍他写出千古留名的文章。他使得湖北有俩赤壁，即上游蒲圻的武赤壁、周郎赤壁，下游黄州的文赤壁、东坡赤壁。可能是为了纪念写出了三篇杰作，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黄州的朋友们专门在赤壁给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办了个生日patty。　　苏东坡曾经在杭州西湖亭子里时，有个女子坐着小舟缓缓而来，随后弹筝，填词一阕。现在当大家在唱歌喝酒的时候，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江面上传来一阵阵笛声，懂音乐的朋友说，这笛声绝非一般人能吹出。不久，小船就来靠近了。这人，就是李委，进士出身，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那天听说他们在聚会，庆祝生日，特意谱了新曲《鹤南飞》来祝贺。随后又弹了几曲，甚妙，大家鼓掌叫好。应粉丝要求，东坡赋诗一首：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李委吹笛》）　　一个个传奇故事，赤壁的名气越来越大。而东坡的名气越来越大，神宗皇帝对其的喜爱也越来越深，看其书时赞叹为“奇才，奇才”！　　元丰七年（1048）年，神宗皇帝亲自写了张圣旨：苏东坡在黄州深居简出，反省悔过多年，鉴于人才难得，不忍就此抛弃，特将苏东坡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事载《宋史?苏东坡传》）。这对东坡来说，传递出非常多的信号，因为汝州离京城开封已经不远了，而且诏书还是皇帝亲自写的。　　东坡要走了，黄州的朋友给他办了最后一个patty。席间，有人劝一崇拜东坡已久的歌伎问苏东坡题诗，因为别人早先前都得过东坡的墨宝，就她不好意思要，什么都还没有。就在东坡和大家把酒言欢的时候，那名歌伎上前，求东坡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东坡从来没听过她，就立即吩咐手下人研磨，拿笔立即写下两句：　　东坡五载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到此停下了，估计朋友上来劝酒了，他喝着酒又和朋友们聊去了，大家都以为这两句平淡无奇，索然无味。歌伎李琪真急了，又上前请求东坡写完，东坡反应过来，拍拍脑袋，哦哦，我给忘了，我该登场了（原话），别急，拿笔来！随后添了两句，一挥而就：　　恰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留诗。　　（《赠李琪》）　　这首诗看似平淡，但后两句却暗含典故：“杜工部”，就是杜甫，曾经在西川住过好几年，写遍百花，就是不曾写过“海棠”花，不用说，那是因为觉得它高贵，老杜太喜欢了。这里东坡说他在黄州住了五年，也没有写过李琪，真是神来之笔啊，必要的恭维也恰到好处。这姑娘一辈子捞着这两句诗，够本了。因为这首诗，歌伎李琪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记着她。
　　（接上）　　那年六月底，东坡北上汝州，到达江宁。一个多月后，到了常州，上书请求神宗皇帝能够批准子常州居住。但是，朝廷出大事了，计划又乱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故，驾崩了（这个皇帝真不错，笔者认为人家就是被国事给累死的）。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改年号元祐，这就是哲宗小皇帝。皇帝太小，就由太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奶奶，神宗帝的母亲垂帘听政。老太后第一件事就是启用六十六岁、退隐了十五年（这些年他写书去了，就是《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坚决反对新法的，苏东坡对于新法也是有些看法的，所以对于司马光来说，苏东坡就是“敌人的敌人”，自然是朋友了。从1058年五月到1086年九月，短短十七个月，苏东坡从犯官变成了翰林学士，飞越了十二个官阶。小皇帝赐给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宝马一匹。跟在黄州时穿粗布，真是天壤之别。更扰人的是，这年九月一号，司马光去世了，宰相的位置一直空着，很明显，苏东坡再加把劲就成宰相了。十二日，他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次年，他还兼任经筵侍读，就是给小皇帝赵煦教书。多光荣的差事啊。　　苏东坡上台，“元祐新化”，就是重敲锣鼓另开张。苏东坡猛烈的打击了当初迫害自己与弟弟子由等旧党的新党人物，首当其冲的是李定，当初就是李定更人挑起的“乌台诗案”。苏东坡觉得朝廷对他的处罚太轻，拒绝写处治状，请求把他贬得远远的，不要回来了，后来，李定被贬在远离京城一千多里的安徽，结果死在了那里。　　主观、客观来看，我们都不能怪苏东坡狠，你想想，当初他们是怎么迫害自己的，这也只是正当的回敬罢了。而这不是气度小，如果是别人骂他几句，他不放过他，这才是气度小。如果有人要杀他，他还放过他，那就是傻了。这是政治斗争。因为如果不打压他们，就等于在身边安了颗不定时炸弹，他们肯定在背后搞小动作，破坏自己搞建设，说不定还有不法之徒搞绑架谋杀。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打击新党人物。　　但，苏东坡不像新党人物搞文字狱，挖文人的作品来迫害人，苏东坡只是就事论事，秉公执法，这一点，苏东坡还是清醒的。　　当时给小皇帝教书的，还有个人，就是“二程”中的程颐。这个人太迂腐，小皇帝才十几岁，童心未泯，和程老师课间休息喝茶的时候，顺手折了个柳枝玩，没想到，程老师严肃的教训道：“现在是春天，万物在生长，皇上不可损害生命，破坏天地和气……”小皇帝玩耍一下，居然被一个老头啰啰嗦嗦的大骂一顿，狠狠的把柳枝扔在地上，跑开了。别提对这老头多恨。程老师还和皇帝说，要谨防女人的诱惑力，当时小皇帝还未成年，肯定还感觉不到“女人”的诱惑力，但他决定长大后要好好欢乐一番（后来他的确这么做的，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就死了）。你说这事给闹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　　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　　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却总觉舍他不得。”　　一样的道理。　　程老师太迂腐了，和苏东坡截然不同，他们当然相处不来。　　前面我们说了1086年的九月一号，司马光先生去世了。这天，十岁的哲宗小皇帝领着大伙在祭祀，安放他老爸神宗的灵位。这在古代来讲是吉礼，是喜事。　　等到九月六号，文武百官才能跑去司马光家吊唁。主持追悼会的就是程颐，他看见大家来了，不让进，说：“你们没听说过孔老夫子曾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天哭哭啼啼悲伤着，就不要一下又嘻嘻哈哈开心大笑）吗？你们刚参加完喜事，就不要来吊唁了，明天来吧。”　　但是有反应快的人出来说话了，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但没说过歌则不哭啊。这当然也有道理。程老师的脸一下红了，当时吵得不可开交，苏东坡擅长玩文字游戏，对于辩论那是强项啊，他也上前争辩反驳程颐，挖苦的说了句：“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呢，是秦汉时候的一个儒生，刘邦打败项羽得了天下以后，做了皇帝，需要有人为他制礼作乐，就是定规矩。叔孙通就给他定了一整套朝廷上上下下的规矩，刘邦觉得自己坐在这套规矩上面做皇帝，威风多了。所以叔孙通是汉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儒，也算是汉朝建国之初设置礼仪的一个总监和总策划。而“鏖糟陂”是什东西呢？是开封市郊区的一个沼泽地、一个烂泥坑。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这套道理、你说的这套礼仪制度，就好比是从郊区的一个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一个冒充的书孙通所制定的一套礼仪规矩。当时现场的气氛应该是要很庄严、很悲痛的，程颐一脸地认真跟人家在那争论，突然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只不过是从郊区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跟整个气氛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当时在场的人就哈哈大笑，苏东坡肯定也笑了。我们也会笑，儒雅的程老师，被无情的勾勒成一个生动形象的漫画一样的人，还脏兮兮的，多可乐。但我们平心而论，这话苏东坡倒是不太厚道了，大庭广众让人家出丑，不带这样的！　　不用想，这个程颐，同是皇帝的老师，心里肯定想，苏东坡，老子跟你没完！从此之后，程门和苏门极其弟子们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因为程颐是河南洛阳人，所以他这一派称为“洛党”，而苏东坡来自四川，所以他这一派称为“蜀党”。洛、蜀两党开始了争斗，但最后为了权力，司马光提拔的刘挚、刘安世等“朔党”也开始攻击苏东坡。他们天天吵啊吵，争啊争，苏东坡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他连续上了四道奏章，又申请外放。期间太后接见了他，但最后他还是坚持申请外放，到外地去做官。　　他起程时，皇帝赐了贡品茶叶、银盒、白马和镀金的鞍鞯，还有官服上的金腰带。　　当时苏门六君子（以后再具体写）中以李廌为最穷，苏东坡常常周济他。朝廷赐的宝马，苏东坡将它送与李廌，还给他写了张公据：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轼书。（《马券》）　　意思很明白：元祐元年，我初次进入玉堂（就是办公的地方）做事，承蒙皇帝恩赐得到过宝马。今年去杭州当市长，又得到一匹宝马。在南方，都是坐轿子的，有一匹马就够了。然而李方叔（即李廌）还没有马，所以我就把这匹送给他。又怕李廌将来会得到更好的马而看不上我这匹就会卖掉，但怕李卖这匹说不清来源的马不方便，所以写这个公据为证来证明这是我赠的。四年四月十五日，苏轼写。　　看到这，我们真是看见一个大文豪的细心之处。他知道李廌穷苦，得到马以后肯定要买马救急，但为了人家的“面子”，故意这样说，埋好台阶罢了。　　老臣文彦博，已经八十三岁了，但在政坛还是很活跃，给苏东坡送行时，劝他不要再写诗了。那时东坡已经上马了，他大笑回答道：“我要是写诗，我知道肯定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暗讽“乌台诗案”时那些小人断章取义诬陷自己）
　　【三、我凿西湖还旧观】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了苏东坡外放的请求，派苏东坡去担任江浙一带的最高行政长官，还兼任杭州的市长（太守）。　　正如他的词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东坡又回到了杭州。　　记得十八年前，自己受到变法派的排挤，自己申请外放，他也是到了杭州。那时，西湖多么美好，他写下了千古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是现在的西湖的淤泥堵塞湖底，水草疯长在湖面上，阻碍水运，影响美观。　　所以苏东坡上了一篇名为《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章，申请整治西湖。他预算这个工作需要有二十万人（笔者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来做，自己可以筹集十几万人，还需要向朝廷申请要人、钱、物。　　他列出五个整治西湖的理由，第一个竟是怕鱼儿遭秧，可见其思维不拘一格的特点，其它诸如清水供应，稻田灌溉，运河流水，最后是提到造酒的好水源。这当然与朝廷增加税源关系紧密，所以很快获得了批准。　　但是就算淤泥挖出来了，这么大坨的东西往哪放呢？经过苏东坡及官员和各位水利专家的一致投票，他们决定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八百八十丈（一丈≈3. 33米）、宽五丈的长堤。看来果然是个大工程。　　大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苏东坡工作认真，每天都去施工现场巡视，有时饿了，饭菜还没送来，就拿筑堤工人的快餐吃（人这么多，饭菜肯定不怎么好吃）。杭州的人民知道苏东坡喜欢吃肉，就常送猪肉给苏东坡。这时黄州写的菜谱《猪肉颂》派上用场了，他叫人按照“净洗铛，少著水……”的方法做了猪肉发给工人们吃。当然好吃啊，多香多有味呀！善良的杭州人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东坡肉。（载《杭州府志》）　　过了大概四个月，这个大工程就完工了（真快！）。按计划实施，水草和淤泥全堆在湖的西侧，苏东坡还叫人在堤上面种上杨柳、碧桃等观赏花草，还建了六座拱桥，九座亭阁。十分雅观。为了防止水草再长，苏东坡和大家还想出了个很巧妙的方法，他叫农民在湖上种植菱角，因为种菱角不能有水草，所以农民们自己自然会清理水草了。但是西湖太大，老种菱角也不好看，所以苏东坡叫人在湖中立了三个小石塔划出界限，“三角形”外方可种植菱角。菱角可以卖钱，农民生活更好过了，西湖也更好看了，也解决了水草的问题，一举多得。　　后来小石塔渐渐演变成“三潭映月”，成为西湖又一美景，今天的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就是西湖“三潭映月”。为了纪念苏东坡的贡献，那条大堤就叫作“苏堤”，现在西湖边上还有苏东坡的雕像。　　整治完西湖，苏东坡自己也很开心，也为自己的功绩感到高兴，他在诗中写道：　　……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　　……　　（《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　　苏东坡喜欢在西湖边上办公，大早上的，叫人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就在那里工作。垂垂的杨柳，淡淡的阳光，还有阵阵清风吹来，真是怡人。工作完后，就可以骑马归去，潇洒自如。　　在杭州，苏东坡还管理一些案子。　　一天，有人告状说有个人欠他购绫绢的两万钱不肯偿还。苏东坡于是把那人召来询问，（欠钱者）说：“我家是以制扇为职业的，正赶上我父亲去世，而又从今年春天以来，连着下雨，天气寒冷，做好的扇子卖不出去，不是故意欠他钱。”苏东坡仔细地看了他很久，说：“暂且拿你做的上等的扇子来，我来帮你开张。”一会儿扇子送到，苏东坡拿了空白的夹绢扇面二十把，顺手拿起判案用的笔书写行书、草书，画上枯木竹石，片刻就完了。就把写画好的扇子交给那人说：“去外面快卖了还钱吧。”那人抱着扇边流泪答谢边往外走。刚出了府门，就有喜欢苏东坡诗画的人争着来用一千钱买一把扇子，拿的扇子马上卖完了，来得晚的人想买也买不到，甚至到了非常懊悔地离开的地步。卖扇子的人于是全部还清了欠款，整个杭州郡都称赞感叹这件事，甚至有流泪的人。（载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写画白团扇》）　　虽然有人笑说这是苏东坡在卖弄、得瑟，是有点。但是我们未尝不可说这是苏东坡的魅力，他总是用巧方法解决问题。　　其实，在外当官期间，皇太后还多次调回苏东坡回京担任翰林学士等要职。但其每次回朝，必然受到变法派的排挤。　　最后，他去上任定州知府。可这时，朝廷里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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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身如不系之舟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高太后染病，不久于人世，而小皇帝也十八岁了，可以自己处理朝政了。次年九月，高太后病亡，哲宗亲政。他一上台，就恢复了与新党人物的关系密切的人的职务。　　一场政治风暴又要袭来。　　苏东坡被任命为定州知州等职，按照规定，大臣外出做官需要向皇帝当面告辞，可是，哲宗居然以各种理由拒绝接见苏东坡——那个曾教过他五年的老师。接着，他罢免了一些旧党人物，启用了大批新党人物。苏东坡是典型的旧党分子，必定遭到大大的打击。　　1094年四月，第一道诏命下达，取消苏东坡翰林学士等称号，撤销定州知州职务，改派英州（今天的广东英德）知州。不多久，他又被降级。新党人物还不放心，又上书皇帝，最后，哲宗皇帝干脆下了一道诰命，说还是担任英州知州，但永远不能升迁了。　　苏东坡从河北定县往广东英德赶，六月份到了安徽，又接到诰命，贬为惠州节度使。苏东坡的命运真是曲折，他又成为了像在黄州一样的犯官，甚至比黄州更惨，因为环境更加恶劣。经历的艰苦难以言说。他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面对这险滩，远离故乡和朝廷，生命渺茫的苏东坡，用他达观的精神，写下了这首诗：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大概意思是：我这个头发斑白的老人，只身飘零于离故乡七千里外的荒野，乘着小舟穿越赣江十八个险滩，就像在激流漩涡中翻滚的一片树叶。过那危险的惶恐滩时，忽然回想起四十年前，从四川取道陕西赴京赶考，经过“错喜欢铺”（一个店面命）的情况。年轻时功成名就，原以为可以大有可为服务百姓，可是如今却不过是错喜欢，只有垂泪孤臣的无限惶恐。　　船过了险滩，就遇到长时间的顺风，殷勤相送我这个远来的客人。船帆受风，好像鼓起的大腹。雨也下了很久，江水暴涨，我在船上已经看不见水流石头上的鱼鳞波纹，真有点美中不足。我完全可以充当个水手，为官府驾船；我一生经历如此多的风浪，岂止是仅仅知道几个渡口而已？　　十月二日，苏东坡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惠州。　　惠州的生活相当苦，他写过一篇小文章自嘲，大意如下：　　惠州这地方真穷，每天才杀一只羊。当官的把羊都买走了，我又不能跟他们去抢，怎么办呢？我就招呼手底下人说，去，把剩下的羊骨头买回来。羊骨头买回来怎么做呢？先放在锅里头煮，咕嘟咕嘟咕嘟，煮半天就煮熟了，拿出来以后在米酒里头泡一泡，然后再放到火上烤一烤，烤啊烤啊，烤得差不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弄个牙签，就从这羊骨头缝里把这肉给剔出来。你们以前吃肉，都是一口下去都找不着骨头，牙齿就埋没在肉里边了，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我吃羊肉的体会。我这是吃螃蟹，这是吃螃蟹的方法用来吃羊肉，对身体很补，大补。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用一下，不过这个方法让一众动物很不喜欢，就是狗，“众狗不悦矣”。这狗听到我们都用这方法吃羊肉了，狗很不高兴的，抢它生意了。（《与子由书》）　　绍圣元年，苏东坡的表兄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有人马上会想，这是好事啊，好歹还可以照应一下自己家！可恰恰相反，朝廷可没这么好心，刚到惠州，苏东坡就意识到朝廷的用心：就是想让程正辅搞死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程正辅既是苏东坡的表兄，也是苏东坡的姐夫。苏东坡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次，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东坡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苏东坡担心自己的表兄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　　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东坡。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　　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苏东坡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颇多。
　　（接上）　　很快，达观的苏东坡便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他看到惠州西枝江阻隔两岸，百姓往来不便，于是捐出犀带，带头募捐修桥，建起了东新、西新二桥，为百姓称颂。　　名闻天下的苏东坡来到岭南，颇得粤地的官员尊重。第一年，他就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告知广州正流行瘟疫，百姓死亡人数众多，特地想讨教有何良策。王敏仲这下确实问对了人，此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曾处理过瘟疫流行的情况。当时苏轼为救济病人，发动官员捐款，不足处又带头捐献私帑五十两，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坊”，招募僧人主管，收容病人治疗。那时候苏东坡还拿出了这独门的绝学，他有个秘方，叫“圣散子”。这是啥玩意儿呢？就是一种药，治瘟疫的。说起这圣散子来，还挺有意思：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碰到他一个好朋友，叫巢谷，俩人闲聊天的时候，巢谷就跟他说，我有个秘方。苏东坡一听秘方，眼睛就亮了，就死气白赖地跟他要这个秘方。这巢谷就死活不给地，因为他太爱这个秘方了，连亲儿子都不传。后来苏东坡是死缠硬磨，这巢谷把他拉到长江边上，指着江水要他发毒誓：不准传给别人，只可自己享用。苏轼答应了，嘴上答应了，心里不以为然，苏东坡不喜欢这种垄断行业。他拿到了圣散子这个秘方之后，那次碰上瘟疫，就把这秘方拿出来，让人到山上去采草药。因为这圣散子有个特点：它的原料非常地便宜。然后准备几口大锅，天天熬这圣散子。凡是从这路上过的，每人给喝一碗，免费的。但这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你能喝多少碗才能解决瘟疫呢？苏轼就想到应该办医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公共医疗设施。都是一些道人、僧人给人看病。苏轼当时自己掏了五十两黄金，又从公款里拨了两千贯钱，建了一所病坊，他起的名字叫“安乐坊”。据不准确的统计，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公办的，官家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这个安乐坊在疫情过后仍得以延续，三年间医愈千人，此事曾被朝廷嘉许，让各地仿效推广。苏轼于是回信向王敏仲详细介绍自己的经验说：“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莫可擘划一病院，乃长久之计……”我估计肯定又献出了自己的秘方，圣散子也。 　　除了建议设立病坊，苏东坡还特地介绍了罗浮道士邓守安关于改善饮水的建议。邓守安是苏东坡在惠州结识的朋友，既是指导苏东坡养生的老师，也是惠州建桥时出力最多的合作者。邓守安对广州的情况最为了解，得知广州疫情后，他当即指出：“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　　因为广州水质向来不好，一直导致瘟疫多发。有钱人可以买井水饮用，但贫苦百姓就没有办法了。邓先生建议从白云山蒲涧引水入广州，具体做法是：在蒲涧的山岩下置一大石槽储水，用五管大竹驳接相连，随地高下，直入城中。竹子之间以麻缠之，漆涂之。在广州城中，则设一接水大石槽，将水储蓄起来。然后，用五管竹将水分散引入城中各个方位，并设小石槽盛之，以便百姓汲取。　　邓守安还估算了一下这套供水系统的用材和费用，“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佰千可成”。如果能够实现，那么长期以来困扰广州的饮水卫生问题就可以解决。苏东坡听后十分高兴，在信中向王敏仲详细转述，还推荐让邓守安去操办此事。　　王敏仲十分重视苏东坡的意见，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东坡虽不能擅离贬地前往广州，但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去信，谈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他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途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致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　　另外，东坡还提醒每年应有一定的经费用于更换堵塞或损坏的竹竿，按他估计每年大概更换50多根就可以了，希望王敏仲能做好维护规划，使这项工程“永不废”。从信中不难看出，苏轼对广州的引水工程是多么的关注，对人民百姓是多么的关心，当然也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多么出色且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　　据广州人说，广州的这套引水系统，是广州城有记载的最早的“自来水”工程。民国初年，广州拆城墙时曾发现一个南宋的石水笕，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21厘米，石面刻“城南厢信女傅氏二娘，舍钱造石水笕，祈保平安者。绍定三年七月中元题”。石水笕就是苏东坡信中所说的用来连接竹竿的石制管道，由此证明了到南宋时广州仍在应用这套“自来水”设施。　　东坡虽然为广州建设“自来水”工程花费了不少心血，但他身为贬官，不敢张扬此事。他在给王敏仲的信中特别叮嘱 “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指自己）也”。幸好这些信件内容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了，使这一段掌故不致湮没。　　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不仅做工程。他还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弟子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　　绍圣三年（1096）春，苏东坡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苏东坡还打了一口深达4（一丈≈3. 33米）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　　据说当时章悖（朝廷新党宰相，位高权重）他们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臣僚的贬所：苏东坡字子瞻，贬儋州，因为儋与瞻偏旁相同，苏辙字子由，贬雷州，因为雷字下有田字，其他人都以此类推。　　而对苏东坡还有一种说法，原因却还是犯了老毛病：祸从口出。因为他在惠州曾作过一首叫做《纵笔》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悖恶狠狠的道：“哼，老子在京城日理万机，累得要命；你苏子瞻睡得挺美，活得还挺快活嘛！”于是把苏东坡贬得比所有人都更远。　　苏东坡这年六十二岁了，长期流放积劳成疾，身体虚弱。接到皇帝御批，晓行夜宿一月有余才来到抚州。就在这时，他弟弟苏辙也被流放到雷州从这里经过，兄弟一见面，抱头痛哭。苏东坡想，圣上不明，我虽有报国之心，可落到这步田地，还有啥指望啊，他越想越生气，就在抚州病倒了。　　常言说，愁断肝肠，这话可真没假说，只几天工夫，苏东坡就眼窝塌陷，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像一具僵尸。苏辙看哥哥已经不行了，急忙差人往家乡送信，置办后事。　　在苏东坡养病的客栈里，有个店小儿叫杜和陶，他看这老人心慈面善，久病卧床，吃啥药也不见效，心里也很难过。有一天，他翻箱取衣服，忽然想起从家乡带来的一瓶杜康酒，家乡人都用杜康酒散郁解忧，这老人的病何不也用杜康酒试试。于是就拿着杜康酒来到病床前。苏东坡看见杜康酒，眼睛就亮起来了。一连饮下三杯，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连叫道：“好酒，好酒，我可又见到你了！”　　那苏东坡对杜康酒为什么有感情呢？原来，他在汝州做团练使，曾到杜康村觅胜观光，多次喝杜康酒。后来苏东坡又被流放江南。跟杜康酒失去了缘分。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自从苏东坡饮了杜和陶的杜康酒，很快忘了千种忧愁。病又慢慢好起来。谁知这事又被章悖知道了，于是连下金牌，催他速往海南岛。东坡叹道：“今天喝完这瓶酒，这一辈子恐怕再也难见杜康酒了。”于是，便写下“从此东坡室，不立杜康祠”的名句。　　真的，自从苏东坡到了海南岛，从此再也没有喝过杜康酒。后来，哲宗死，徽宗即位，看到东坡的诗词，忽动恻隐之心，于是让苏东坡离开海南北归，并由京师开封准备十坛杜康酒为苏东坡接风。可惜苏东坡几经折磨，已经形神分离，还未回到京师，就去世了。　　那么苏东坡在儋州的日子怎么样呢？他又是怎么去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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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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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心如已灰之木　　1097年，苏东坡六十二岁时，被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当时北宋疆土最远最远的地方。东坡真的没地再贬了，再贬就是大海了。　　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信道“身无还期，死有余责”，又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与王敏仲书》），还说到了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他很明白，这次贬谪，已不再是像往常一样，是警告性的，这次主要是打击报复。章惇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把苏东坡整死。　　从黄州到惠州再到海南岛的儋州，苏轼被朝廷贬谪到了天涯海角，生无还期。他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但超脱的他，很快跳了出来。　　他在海南岛曾写过一篇名为《试笔自书》（又名《在儋耳书》）的文章：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呼？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写得很白话，意思是：我刚开始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无边无际，凄然为此悲伤，说：“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个岛呢？”一会又停下来想想，天地都在积水中，九州也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小海中，难道有生下来不在岛上的吗？把一盆水倒在地上，小草叶浮在水上，一只蚂蚁趴在草叶上，迷茫的样子不知道如何渡过。一会儿水干了，蚂蚁于是径直下叶走。见到同类，哭着说：“我差点再也见不到你了。”知道一小会后就出现了四通八达的大道呢？想到这个可以笑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和客人喝少许酒微醉，随笔写下这篇文章。　　这就是苏东坡无与伦比的达观。　　他在海南岛，没有房住，就自己搭了几个棚居住，十分简陋，仅仅可遮蔽风雨，还是十几个乡亲父老帮忙做的，在他的《答程天侔书三首》（之一）有记载：　　……近与儿子结茅屋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　　房子的周围都是桄榔树，故苏东坡给房子取名为“桄榔庵”。（庵，有圆形草屋的意思，文人的书斋多称“庵”。当然还有尼姑住的地方也称“庵”）　　在海南，环境恶劣，伙食不好，再加上年纪大了（那时60多岁），苏东坡渐渐消瘦，他知道弟弟苏辙就在海的另一岸，所以写去信和弟弟开玩笑，且看信是：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　　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　　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従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　　俗谚云：大将军食饱扪腹而叹曰：我不负汝。　　左右曰：将军固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未尝出少智虑也。　　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　　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　　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　　诗里面很多怪东西不好翻译，我试着翻译大概的意思：　　（我来到海南后）每五天吃一顿五花肉，每十天吃次黄鸡粥。　　土著人每顿都吃芋头，还推荐我熏老鼠、烧蝙蝠吃。　　我曾经听到小老鼠就作呕，最近也入乡随俗吃这些玩意。　　想当年在京城十年连肥嫩的羊羔都讨厌吃，每天都山珍海味。　　从前肚子辜负了自己，现在正好吃糙米回敬肚子。　　有个谚语说：有个大将军吃撑了，抚摸着肚子说，嗨，伙计，俺可是对得起你哦。　　同伴们说，将军你虽然没有辜负这个肚子，可是肚子却辜负了你，你那肚子没有给你出过一次的好主意呢。　　人们都说天下之大没什么好吃的，蜈蚣没有快速超过麋鹿。　　当海南别驾还能干吗，帽子变宽大总是掉下来吓到小孩子。　　我们俩互相看看，就像是两个清瘦的神仙，要是再回家乡，咱们一定可以骑黄鹤归去了。　　我们会发现，东坡的日子真是苦到了极点，都是个老头了，吃的东西却是青蛙蝙蝠老鼠之类这些恶心东西（虽然在当地很正常，但苏东坡从内地而来，就算当初在恶劣的广东还是可以偶尔吃吃好东西的），可想而知，生活环境是多么的难熬。　　生活艰难，然而苏东坡还是坚持养生保健。梳头和沐浴据说是他的两大爱好，但在海南不能天天洗澡（因为没家伙什，也就是洗澡盆之类的器具。东坡说海南“陶匠不可求”，也就是找不到做陶器的师傅）所以就只能“干浴”。 “干浴”，道家的办法，睡觉前揩摩全身。不过还好，在海南东坡可以“夜卧濯足”，半躺着泡泡脚，剪剪指甲，做做按摩。　　当然，就算到了海南，他还是勤于写书。但海南岛上，很少好墨，东坡决定自己制作。据东坡儿子苏过说：有一天，制墨名家潘衡来访，家父就和他在一个小屋子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了半夜，那间房子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第二天，从焦黑的残物中取到了几两黑烟灰，但是没有胶，父亲只能用牛皮胶把这些灰混合起来，可能是因为凝固不好，只得到了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了一阵，不久，潘先生就离开了。而老潘回到杭州，他的墨生意做得非常火爆，因为他声称自己做墨的技术是和苏东坡学的。很显然，他是借东坡的名气在卖墨，讲究的是明星效应，而苏东坡，就是他的形象大使了。　　苏东坡非常多朋友。前面已经说过一人，那就是拥有治疗瘟疫“圣散子”配方的巢谷。他跟苏东坡是同乡、好朋友，对他非常好。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之后，巢谷当时七十多岁了，听到这消息非常着急，徒步要从老家四川出发去海南岛看他，他先到达的梅州，见到了苏辙。苏辙吓一跳，感动的叫他“您呀，别再走了”，可他还要再去。苏辙又说“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儿去，更远，路途更艰难，千万别去了”。他非坚持走，结果走到一个叫“新会”的地方，包被小偷偷了，老头报了案之后接着走，等走到“新州”，知道小偷被抓了，他又返回去想把仅有的一点路费给拿回来，但是岁数太大了，走了不久就病倒了，还一病不起，就去世了。老头这么大的岁数，走那么远的路，就为了想去陪一陪苏东坡。这个事让苏东坡非常地难过，非常地过意不去，给他写文章祭奠。苏东坡在海南，还写了一百七十多首诗，散文、赋、颂铭等一百五十多篇。在那期间，他向隔海的广州朋友借阅了千余卷图书，修订了《易传》和《论语说》，还写完了《书传》。还完成了“应和陶（陶渊明）诗”的工作，共109首，其中在海南和了15首。　　不仅写书，还教学生。公元1099年九月，在海南，有个叫姜唐佐的读书人慕名前来求学，大概过了半年，他辞别而去，临行前，他请求老师苏东坡在他的扇子上题诗一首，东坡提起笔来，写道：　　沧海何尝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并说，等你将来考到了进士，我再为你完成这首诗。姜同学没有辜负东坡的厚望，好几年后他考中进士，可惜的是，东坡已经去世了。续诗的任务当然由弟弟子由完成，苏辙为他写道：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引》）　　东坡不仅为培养海南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培养出了进士，还教当地人开荒种植稻米，劝诫不要杀牛祭祀来治病，要爱惜耕牛，教牛犁地。《琼台记事录》中还说：“宋苏文忠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新。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六、兹游奇绝冠平生　　文/泊静居士 　　公元1100正月初九，苏东坡已经六十四岁了，他曾经的皇帝学生，宋哲宗驾崩。哲宗才活了二十五年，当了十五年皇帝，十五年中还有九年都是由高太后（他奶奶）垂帘听政，老太后管皇帝管得比较严，很多事都自己决定不问皇帝，所以小皇帝打小就生了怨恨。而高太后十分欣赏苏东坡等人，所以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恨透苏东坡等旧党人物，加上原先变法派中间的小人（东坡的老同学章惇宰相为首的一伙）煽风点火，甚至莫须有，苏东坡等人都被贬，而东坡的威力最大，就相当于原子弹，章惇他们当然把这颗原子弹扔的远远的，不错，苏东坡是所有人中被扔得最远的，海南之南。哲宗死后，徽宗即位。　　二月，苏东坡接受旨意内迁，离开生活了三年的海南岛，跨琼州海峡，前往廉州（今天的广西合浦）。但因距离远，交通工具也不发达，到了五月苏东坡才接到圣旨。六月十二日，东坡登船而去，海南百姓不舍、送行。东坡养的狗“知我当北还，摇尾喜欲舞”，高兴的摇尾巴。这个晚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东坡赋诗一首：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渡海》）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意思是：发船渡海正是三更时分（约在晚上十一时至十二时），参星横挂在天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已转得很低。连绵下个不停的阴雨，总有止的时候，成天刮个不停的风也总有停的时候，它们也知道要晴，也能变成风静晴朗的天气。天上的乌云散了，一弯明月挂在天空，不知这景致是什么人安排点缀的？（暗喻这次遇赦，不知是谁在朝廷帮忙说情，为我驱散政治上的乌云）天空的面貌，海水的颜色，本来就是澄澈清白的。徒然剩下鲁国老人孔丘关于“乘桴”的主意。（言外之意是，本想学“乘桴”退出政治舞台的，现在不用学这个了，孔丘的主意对我来说是用不着的了。传说古时黄帝演奏过《咸池》这个乐曲）我大略领会到黄帝的《咸池》乐曲温润的乐声了（言外之意是，政局转为平和了）被贬到这南方边远的荒岛上，虽然九死一生，但我并不悔恨，正如屈原《离骚》里说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次南游，见闻奇绝，饱览异景，是平生所不曾有过的，难道不是件值得快乐的事吗？　　这就是苏东坡，生性豁达的苏东坡。　　苏东坡离开海南后，诏令多为改动，他依然飘摇不定。　　幸运的是，接到诏令后，东坡曾写信给海对面的秦观，相约在徐闻县见面。可九月，秦观去世，东坡悲痛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还说，“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与欧阳晦夫》）　　秦观秦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所谓“苏门四学士”，就是在苏东坡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并加以宣传的就是苏东坡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东坡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其中秦观与苏东坡关系最好。黄庭坚写诗也是闻名天下，与苏东坡并称“苏黄”。东坡擅长行、楷书，与学生黄庭坚、朋友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学生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世人皆知王羲之《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少有人知“天下第二行书”为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更少有人知，这“天下第三行书”便是苏东坡在黄州时创作的《寒食帖》。这是书法。　　再说“画”。苏东坡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北宋“文人画”理论的画家，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绘画实践上看，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学习文同文与可的墨竹图并与其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　　这就是苏东坡。诗、词、赋、文、书、画，样样精通，样样是泰斗级的人物。诗与学生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开创豪放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实婉约词写得也相当漂亮，可与弟子秦观，同代流行词人柳永柳三变比肩；散文与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书法与学生黄庭坚、朋友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还居于首位；其画，与表哥文同文与可开创了湖州画派。苏东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全才的文豪，去世了。　　自从1100年6月离开海南，东坡已染上瘴毒，加上一路颠簸，本就年过花甲的，身体更是衰颓。不久，就一病不起。　　当时从海南归来，正是酷暑，天气炎热，苏东坡大晚上还在外面乘凉，贪凉还吃了很多冰棒（史料记载是“‘冷饮’过度”），结果“痢疾”了。第二天他非常衰弱，就吃了些黄芪粥，感觉好多了。还邀了米芾（四大家之一）吃饭，不曾想，不过几日，旧病复发，消化系统完全紊乱。　　病情不断加重，东坡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忍痛给最亲的弟弟写信，嘱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意思是，自己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东坡的朋友钱世雄对自己非常好，在常州给租房子住。苏东坡把自己在海南的心血，《论语说》、《书传》、《易传》三本巨作交给他，并嘱咐其三十年后拿出来出版，必受重视。　　公元日，东坡的病情恶化，发高烧，且牙龈出血。但是熟读医书的东坡，算是半个大夫，但毕竟没有拿过医师资格证，不是正规的大夫，对于自己的病，他误诊了。他只吃人参、茯苓等温补之药，和“麦门冬”等凉性药，导致“药不对药，以致伤生”。　　二十三日，他写信给好友维琳方丈，告知病情，并相邀来访。　　二十五日，他手书一段话与方丈告别，文章是《与径山长老维琳二首》（其二）。　　二十八日，苏东坡进入弥留之态，听觉、视觉渐渐模糊不清。维琳方丈和钱世雄陪在旁边。　　儿子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不料东坡寂静的躺着，没有应答；又放了些毛发在父亲鼻子上，已是一动不动，发现父亲已去了，享年六十四岁。　　这一天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二十五年后，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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