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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影响,说明有利有弊.地形：北部是山地,不利于种植业发展；南部是沿河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地势平坦开阔,利于农业.气候：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降水丰富,雨热同期,热量充足.但是季风气候降水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大,易发生旱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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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佛教交流：东南亚国家的案例
中国的佛教交流以佛牙舍利三次巡礼缅甸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最为典型，影响最大。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是佛教圣物，世界上仅存两颗佛牙舍利，一颗被保存在中国（北京灵光寺），另一颗在斯里兰卡；而佛指舍利仅存一节，现在被保存于中国（陕西法门寺）。
1955年佛牙舍利第一次巡礼缅甸，揭开了新中国“佛牙外交”的序幕。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持续8个月，巡礼期间有上百万虔诚的缅甸佛教徒瞻仰朝拜了佛牙。1994年，佛牙舍利第二次巡礼缅甸，共持续45天，除了在仰光和平塔大圣窟供奉，还在缅甸全国巡礼，每天24小时接受信徒朝拜。据不完全统计，仅仰光和曼德勒两地的朝拜总人数就达300多万人。1996年，在缅甸政府请求下，佛牙舍利第三次巡礼缅甸。
三次佛牙巡礼缅甸大大增进了中国和缅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所说，中缅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同饮一江水，共念一本经，佛牙舍利三次赴缅甸巡礼供奉对加深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的友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三次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时，正值缅甸军政府受到国际制裁，处境十分困难，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缅甸佛教信众得以朝拜心中的圣物，对军政府认同度大大提高。为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对中国政府充满感激，认为中国政府把佛牙舍利送到缅甸巡礼，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缅甸政府的信任与支特，也说明中、缅两国是真诚的兄弟。
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是中国政府佛教交流的另一典范。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一直深藏于法门寺内，1994年赴泰国供奉为其首次出国。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前往顶礼膜拜。泰国的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在泰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中国驻泰国大使的金桂华先生说，中国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充分展现了佛教与外交的因缘。
中国僧众在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修行，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成为当地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1996年，应缅甸政府邀请，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中国僧人来到首都仰光国立佛教大学学习。他们学成归来后从三方面总结留学的收获：一是提高了外语能力，二是加深了对南传佛教的了解，三是与缅甸的僧人、佛教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佛教徒到缅甸和泰国修禅学佛，推动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还有一些法师到东南亚国家弘法。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凭借其在弘法方面的贡献，被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授予“弘法功勋奖”。
思考与建议
从已有的佛教交流和民间交流活动看，佛教在增进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外交平台和通道的建设。
应该加深对佛教交流的认识、加强佛教交流工作
任何工作都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充分认识到佛教交流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努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佛教交流才能够真正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外交充分展现了佛教交流独特的魅力。但是除了一些供奉舍利的佛事活动外，中国的佛教交流其实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一是可以在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的基础上，争取承办国际性佛教活动。由中国佛教界发起的、于2006年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国际性佛教大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宗教大会。其宗旨是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世界佛教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三届将在2012年举行。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佛教界、学术界、企业界、文艺界和政界代表参会，其中第二届论坛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代表和2万多名佛教徒参加，堪称世界佛教交流的空前盛会。论坛在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形象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普遍认为，世界佛教论坛让他们了解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他们也看到了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即将举办，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论坛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工作，在国内外媒体上广泛宣传，尤其要做好海外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了解世界佛教论坛，并通过论坛了解中国。
除了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外，中国政府还可以考虑争取承办类似“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这样的国际性佛教活动。卫塞节(VESAK DAY)是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涅槃的节日，于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节日（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从2004年起，“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国佛教组织代表、佛教徒、专家学者和政要参与，迄今已经举行了八次，其中有七次是由泰国主办。越南于2008年争取到主办第五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的机会，对宣传越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提升越南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卫塞节虽然被认为是南传佛教传统的节日，但是真正的佛教徒都认为天下佛教是一家，所谓的宗派不过是通往解脱的不同法门、不同道路而已。既然越南作为汉传佛教国家可以承办联合国卫塞节活动，中国当然也可以承办。如果中国能够承办这一重要的大会，其正面影响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
二是大力推动中外佛教团体和信众的对话交流活动。佛教徒除了居家礼佛、诵经持咒外，大都有参访道场和善知识、交流佛法的愿望和要求，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并资助中国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开展对话交流活动，比如说可以举办“中国—东南亚佛教论坛”或“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对话”之类的活动，促进不同佛教教派之间的交流。另外，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南传佛教国家每年都会举办许多盛大的佛教节日活动，中国政府可以邀请外国佛教团体前来参与有关佛教活动，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与对方的佛教活动，以推动中外佛教徒的了解和友谊。现有的这类交流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只有双方的僧众上层往来。中国应该考虑把交流的规模扩大，推动民间佛教交流的开展。
三是鼓励和支持高僧大德到海外弘法并考虑发展海外道场。南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了汉传佛教，而台湾的汉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又超过了大陆汉传佛教。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亦受教派特点的影响。南传佛教以禅修观心为特色，对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苦苦挣扎、心灵备受困扰的芸芸众生来说，犹如一贴清凉的灵丹妙药，在欧美各国拥有大批信众。南传佛教的道场和禅修中心遍布欧美各国，这些道场和禅修中心有的是从南传佛教国家留学归来的西方佛弟子创办的，有的则是南传佛教国家著名道场和禅修中心的海外分支机构。比如泰国当代著名禅师阿姜查（Ajahn Chah）创办的巴蓬寺（Wat Pah Pong），其分院遍布泰国和欧美各地，总数超过两百座。缅甸当代著名的禅师马哈希（Mahasi Sayadaw）创办的马哈希禅修中心在缅甸境内超过三百多处，其弟子也在世界各地设立许多教导马哈希方法的禅修中心。台湾高僧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建立了一百多座分院，拥有大批的信众。而大陆迄今只在尼泊尔和印度设有两处道场。可见大陆佛教界在海外的弘法事业既落后于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亦落后于同为汉传佛教的台湾佛教界。大陆佛教界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要加强佛教英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的佛教道场和国际性的禅修中心均以英文和当地语言以及巴利文作为沟通和修行的语言，因此，英语能力在佛教交流活动中显得十分重要。而语言问题是中国僧众对外交流的主要障碍。笔者在泰国国际丛林道场（Wat Pah Nanachat）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各国的佛教徒，唯独不见中国人。据说该道场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比丘，懂中文，中国佛教徒若有需要可以提前联系他当翻译。但一旦他闭关修行，道场便找不到中文翻译，中国佛教徒就难以参与道场的活动。而缅甸的各大禅修中心虽然大都聘请了懂中文的华人志愿者当翻译，但毕竟不如直接沟通来得方便。笔者在缅甸班迪达禅修中心（Panditārāma Meditation Centre）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比丘尼，她在禅修中遇到问题，想向禅师请教，请求笔者为她当翻译。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僧众的英语培训工作。事实上，中国佛教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日，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这个班是在中国国家宗教局、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上海佛教协会、玉佛寺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具体承办的。8个月后，22名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寺院的年轻法师圆满完成英语培训，获得了结业证书。这种形式的培训班在中国佛教界尚属首次，因此被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总监净因法师认为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中国佛教走向国际的重要起步，是中国佛教的黄埔军校。”而在2010年，广东的六祖寺亦与暨南大学和尼泊尔佛教大学联合开设了为期半年的佛教英语高级研修班，共招收30名学生，开设了梵文、佛学原理、世界著名思想家生平及思想、心经英语详讲、禅宗要义、南亚历史文化等课程，由来自国内和美国及尼泊尔的资深佛学专家和高僧大德任教。
这些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规模小（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收效不明显（时间短，多为几个月）。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多管齐下提高中国僧众的英语水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现有的佛学院加强英语的教学工作；二是与高校联合办学；三是直接派僧人出国留学。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太虚法师首倡“人间佛教”的理念，而星云法师则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推动“人间佛教”的实践。“人间佛教”强调佛法的世俗性，要求佛弟子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为众生服务；而《心地观经》还教导佛弟子要感念和报答四种恩德：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和三宝恩（三宝即佛、法、僧）。因此，真正的佛弟子必然是爱国者，都会愿意服务众生、为国家效劳。我们可以期待，当有关部门给予佛教交流以足够的重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众掌握了英语交流技能，他们将能够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更加自信、更加自如地扮演友好使者的角色，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黄云静）
黄云静：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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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证040089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云南与东南亚佛教在建设中的影响&|&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萧霁虹 吴文光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从全球化格局的角度来看，云南在中国版图上不再仅仅是边疆，而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发展的国际大通道，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之上的外交地位凸显。目前，以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内在联系的天然优势，对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古至今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不断交往，这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发挥它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这是需要正视、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文化、价值观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三个资源，强调的是价值观及其影响力。宗教和平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而宗教沟通与理解则是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行通途。可以说，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云南省是中国重要的边疆省份和多民族聚居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界线长达四千多公里，与东南亚、南亚多国邻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向西南开放的独特优势，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生。就民族而言，包括汉族在内，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25个是少数民族。而在这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是跨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他们与境外同一民族有共同的族源、共同的宗教信仰，保持着历史与现实的天然联系，也包括宗教信仰的各方面交流频繁。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云南共同发展，还有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信仰并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其中，佛教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部派集于一省，为全国独有。云南省信教总人数是400多万人，其中汉传佛教140多万人，藏传佛教18万多人，南传上座部佛教90万多人。汉传佛教信仰遍布全省，藏传佛教信仰主要集中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主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等边境地区。
　　与云南省山水相连、文化相近、血脉相通的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也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世界有名的民族博物馆，据粗略统计，全区共有400多个民族和部族。在所有10个东盟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和部族；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和部族；越南有54个民族；老挝有三大族系共68个民族；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文莱也有10多个民族；就连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在宗教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他们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区。
　　从佛教的角度。就其信徒人数而言，在东亚国家中，佛教仅次于伊斯兰教。佛教信徒大约占东南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中，佛教占有绝对优势，约占东南亚佛教徒的94%以上。泰国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宗教团体，佛教信徒约占东南亚地区佛教徒总数的34%，越南，占28.4%；缅甸，占22%；柬埔寨，占7%；老挝，占2.7%；马来西亚，占2%；印度尼西亚，2.6%；新加坡，占不到1%。其他国家更少。至于单个国家，人口中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总人口数的93%；在泰国，占92%；在缅甸，82%；在老挝，占77%；在越南，占76%；在新加坡，占40%；在马来西亚，占20%；在文莱，占13.5%。其他国家比例很小。从宗教教派来看，目前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占优势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占优势的是大乘佛教。这样，对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要特别重视从小乘佛教的角度区开展交流与合作。对于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要更加重视从大乘佛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佛牙舍利、佛指舍利曾多次赴缅甸、泰国等国供奉，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南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七国的主要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其中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教是南亚地区的主要宗教，特别是在印度，80%以上的人口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则是南亚地区的第二大宗教，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口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印度国内也有大量伊斯兰教信徒。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过浮浮沉沉之后，在印度的信徒已经很少，成为边缘宗教。
　　云南有着4060公里陆上边境线，与东南亚半岛国家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临近泰国。南传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缅甸然后传入云南。汉传佛教经由云南传入越南，形成东南亚——云南佛教文化圈。
　　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宗教有增进国际交往、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这是通过宗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与国外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徒开展联系，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这对于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科学文化的交流，都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对于二战以后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赵朴初居士将之誉为“黄金纽带”关系。
　　在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宗教人员与商人的驮队一起，很早就踩出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原始“国际大通道”，不但沟通了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乃至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而且也促进了云南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在唐宋时期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就流行佛教。一般认为，南诏佛教为大乘部派，主要来自中原、西藏和缅、印，而且主要还是从天竺（古印度）经骠国（缅甸古国）传入的。保存至今的剑川石窟第五窟的“愁面观音”当地人称为婆罗门僧人，第三窟的弥勒佛称为高棉佛，还有“细腰观音”、“象首人身佛”等其风格都有异于中原地区的任何一种普通佛像，而是较接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特点。南诏以后，中南半岛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逐渐传入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说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千多年以来，宗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未中断过。
　　东南亚、南亚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多元宗教的云南省，面对着的同样是多元宗教的东南亚、南亚，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和文化（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或者“大文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古代乃至近现代，构成这种“大文化”基本要素的语言、文字、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无一不渗透着宗教的影响。宗教的传播，事实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
　　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经贸关系发展较快，文化交流相对滞后。在经历隔膜之后，相互都迫切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对方。在这里，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在当前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中，利用云南宗教源流多、教派多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丰富渊源关系，利用遍布全省的宗教景点景区，以发展宗教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宗教的国际交往功能。总之，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正当的宗教文化交流，有利于规范边境地区的跨国宗教交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建设创造有利环境。
　　大理是一个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他不仅和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也蕴含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内涵，古人称之为“妙香佛国”。而被称之为“佛都”的崇圣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经历代扩建，到宋朝大理国时期达到鼎盛。& 相传，在南诏国时期，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由南诏王异牟寻陪同下到崇圣寺祈拜敬香。到大理国时期，暹罗（今泰国）国王耶多曾两次到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以玉佛相赠。崇圣寺因而在古代便成为东南亚、南亚崇尚的佛都，2006年恢复重建后的崇圣寺则成为当今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文化交流中心，是云南与国内外宗教界友好往来的桥梁。
　　崇圣寺开光七年来与国际国内宗教界的交往不断，日，台湾灵鹫山代表团访问崇圣寺，与中方以崇化大和尚为首的僧团进行友好交流。11月25日，韩国天台宗前会长田云德长老一行访问崇圣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陪同访问。天台宗前会长田云德长老及天台宗议长分别为崇圣寺题词：“崇圣普照”、“一心常清静，处处莲花开”。
　　日—2月5日，为落实叶小文局长关于缔结中日友好寺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中日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大理崇圣寺组成了以崇化方丈为团长，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巡视员赵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为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张琳、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日本科科长李贺敏、云南省宗教局一处调研员刘玉清、云南省宗教局一处主任科员孙云霞、大理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杨化宇、大理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杨迁、大理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妙智、大理州外事办公室涉外科副主任科员杨绍东、大理崇圣寺管理委员会委员冯辉、大理旅游集团办公室主任杨文炜为成员的大理崇圣寺佛教文化访日代表团赴日考察访问。此次活动通过对日本寺院的参观和考察，加深了解和友谊，加强了大理崇圣寺与日本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的交流和沟通，为缔结友好寺院提供依据。年11月12日，省州市各级相关领导陪同台湾佛光山星云老和尚视察崇圣寺，对崇圣寺给予了高度评价。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简称“日宗恳”）会长持田日勇、理事长山田俊和率第11次“日宗恳”访华代表团于日－28日赴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日宗恳”成立于1967年，是日本佛教界成立最早的对华友好组织之一，先后十一次送还我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对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2月25日上午，大理崇圣寺方丈崇化大和尚、大理州佛协会长圣光大和尚、大理州佛协秘书长妙智大和尚率两序大众及百名居士热情接待“日宗恳”一行参观崇圣寺，双方在崇圣寺方丈院进行了友好会谈。日方给予崇圣寺高度评价，双方互赠了纪念品。中方在风花雪月大酒店设午宴宴请“日宗恳”代表团，席间日方签名留念。崇圣寺管理委员会有关领导全程参与接待。通过此次友好访问，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为进一步加强中日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千年古刹盛世重辉、佛教文化一脉相承。根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大理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中国大理崇圣寺与日本国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缔结友好关系”的通知精神，经中日双方协商，日本国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一行39人于日—2月23日拜访中国大理崇圣寺，参加由中方主办的“缔结友好关系”庆典及签字仪式。此次“缔结友好关系”庆典及签字仪式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为指导，立足世界和平、社会和谐、人类和睦，着眼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历史为依托，以日本四僧塔为贯穿历史和未来的纽带，以佛教文化为载体，通过民间文化交流，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通过互访、佛教文化研究与交流等形式，不断拓宽友好交流的渠道，丰富友好往来的形式和内容，为促进中日友好的健康、长远发展做贡献。对弘扬佛教文化、推进大理地区的佛教历史文化研究、提升大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展示大理的悠久历史及多元文化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月19日，新加坡佛教协会副主席、新加坡慈光福利协会主席、新加坡佛牙寺方丈、新加坡护国金塔寺方丈法照大和尚率104人组成的佛教朝拜团访问大理崇圣寺，参禅礼佛。崇圣寺监院崇利法师率僧团全程陪同此次访问。第二次来访的法照大和尚给予了崇圣寺极高的评价，并表示将以崇圣寺为平台，进一步加强两国佛教界间的联系、交流，期待在崇圣寺的再次相会。
　　日，闽南佛学院第十二届本科毕业班参学团90余人访问大理崇圣寺，随后双方在大理崇圣寺讲经堂进行了友好交流，崇化大和尚向闽南佛学院参学团一行介绍了崇圣寺的历史渊源，双方互赠了礼品。闽南佛学院副团长逹源法师给予了崇圣寺极高的评价，并表示进一步加强两地佛教界间的联系、交流，共同弘扬佛教文化。7月22日至25日，大理崇圣寺崇化方丈一行赴浙江普陀山参加全国汉传佛教规范传戒研讨班。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先生、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学诚副会长、王健秘书长等出席研讨班。研讨班就传戒、持戒、学戒、传承延续弘扬戒律精神等议题进行研讨；就各省佛协，各省寺院传授三坛大戒法会经验进行交流；并对“传戒管理办法”修订说明展开了讨论。同年8月，崇化大和尚代表大理崇圣寺陪同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一行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拜访了日本各大佛教团体及寺院。其间，崇化大和尚向缔结友好关系的日中临黄友好交流协会赠送了由他本人和十二位大理崇圣寺文化、艺术顾问联手精心制作的书画长卷，受到了中日各方代表的高度赞誉，深深感动了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们。
　　日，崇化大和尚赴香港参加中国佛教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通过与世界各国佛教界人士的交流学习，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今后大型活动的举办积累了更多成功经验。5月6日受世界佛教僧伽协会的邀请，崇化大和尚赴斯里兰卡参加庆祝佛祖诞辰2600周年庆祝活动。此次活动增进了云南佛教界与斯里兰卡和各个国家及地区佛教界的认识与交往，同时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友谊，有力的推动了佛教事业的传播和发展。11月29日，应印尼大丛山寺邀请，崇化方丈及惟圣大和尚代表大理佛教界参加大丛山寺寺院落成及开光庆典，来自世界七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共同主持了开光庆典法会。
　　日至23日，应“联合国卫塞节”国际执委会主席、泰国最高僧伽委员会成员、泰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帕&菩拉玛攀迪长老邀请，崇化大和尚代表云南汉传佛教界随同以中国佛教协会祜巴龙庄勐副会长为团长、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旦巴司长为顾问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31人赴泰国出席了庆祝泰僧王智护尊者百岁寿辰暨“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时，大理崇圣寺积极进行文化推广，加强佛教文化研究院。日，首届大理佛教文化研讨会在大理崇圣寺成功举办。会议邀请全国著名的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大德高僧40余位参会。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崇圣寺》（创刊号）。日，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大理佛都崇圣寺、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2崇圣论坛在大理隆重举行。本届论坛邀请到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志远教授等40余位国内知名佛教研究专家参会。就唐代佛教密宗与大理白族佛教密宗进行深入研讨，充分肯定了大理地区独特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对大理和云南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佛教文化交往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搭建了桥梁，发挥了文化纽带的积极作用。通过佛教文化交往，一方面间接体现了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通过佛教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对方的优秀文化，不断创新发展，永葆自身文化的生命活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正视佛教文化交往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服务，同时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提升云南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国家软实力建设水平。
　　（编辑：孙燕）[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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