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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他32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让家里人就当我出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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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你就当我出差了”
　　地坛公园电工班长 32年庙会过春节
王建荣带着电工班工作人员布线安装调试。北京晨报记者 李木易/摄
　　32年的春节，没有一年在家与家人团聚，没有一年能在大年三十守岁、看春晚，地坛公园电工班班长王建荣的春节比平时要忙得多。节日的地坛，灯火璀璨，音响欢腾。王建荣几乎每年提前一个月就要进入庙会的“状态”：布线、安装、调试。“凡是和电有关的，我都能保证万无一失。干了这么多年，这个包票我敢打。”
　　“我亲自盯着心里踏实”
　　第一届地坛庙会时候，王建荣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回想起当时，王建荣说就算现在走在地坛公园里，脑子里还能像演电影一样地回放过去：“那时候庙会比现在规模大多了，地面都是黄土地，逛一圈，裤子上的黄土能有膝盖那么高。”
　　“那时候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王建荣说，“冷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为了办庙会，必须要拉设临时电路，每个摊位的电线，都是我们一个个给接上。我们每个小伙子兜里都揣着好几盒火柴，因为太冷了电线皮根本剥不开，所以必须划开火柴，先烤电线皮，烤软和了，再剥线。”
　　时光荏苒，地坛庙会逐渐成为北京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年菜”，王建荣也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地坛公园电工班的班长，脸上刻下岁月的痕迹，一双手也因为常年的接线、剥线变得粗糙不堪。
　　到了2004年，为了提高安全等级，地坛庙会的饮食区禁止明火，开始采用发电车给摊位供电。到2008年，政府对地坛公园实施电路增容改造，原来的发电车被取代，新建了固定配电柜并通过一级、二级配电供给饮食摊位。这样的升级改造后，地坛庙会更加环保、更加安全，但是王建荣却觉得责任更重、心理压力更大了。“生怕电路出故障，保障不了商户的安全使用。”
　　“西门票房需要一个接线板？知道了！”“斋宫旁边的小吃摊位的电是吧？我马上就过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王建荣接了四五个电话。王建荣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没回家过春节，领导也挺“心疼”自己，也劝过他要不回家吃个团圆饭，“我想了想，觉得怎么着都不如自己亲自盯着踏实，这样虽然累点，但是我心里有底。”
　　“到春节我就‘出差’了”
　　庙会原来是七天，现在改为五天，但就是为了这几天，王建荣和同事们基本上提前一个月就要准备。因为每年庙会根据环境布置、活动用房设置等不同，用电需求及位置也不同，这就需要他带着他的电工班重新布线安装调试。到今年，王建荣已经32年没有回家过过春节。“我和家里人说，到了春节你们就当我出差了，什么时候庙会结束了我算是回来了。”
　　“我大年三十那天早上六点从家出来的时候，跟媳妇说了一句‘拜拜’。”王建荣说，每天上班的时候，他都会跟妻子道别，晚上下班后说一句“我回来了。”但是大年三十的这一声告别，两口子都心知肚明，再见面、再等到那一声“我回来了”，至少就要大年初五了。“我从刘家窑坐上地铁，春节时候的地铁本来人就少，每到一站都下去几个人，到了东单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当时特别想发个朋友圈：寂静的街道，一个人的地铁。别人的春节都是热闹，我的春节却比平时都安静。”说到这儿，这个严肃的北京爷们儿摆了摆手叹了口气。“后来想了想，这么大岁数了，我就别这么煽情了。”
　　“退休后我最想踏踏实实过一次春节”
　　“父母都80多岁了，他们一直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不会觉得‘我儿子多么爱岗敬业’‘我儿子做了多大贡献’，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说白了就是干的就是这个工作。”王建荣说，他记得1976年时自己刚刚17岁，唐山地震，北京也有强烈震感，“就算那样，父母都没有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
　　以前过春节的时候，父母都会在家包好饺子，放在保温盒里，给王建荣和同事们送到公园的值班室来。而今父母年迈，身体不似之前硬朗，这顿爸妈亲手包的饺子王建荣已经好多年没在大年三十吃上了。“我的春节每年都会比别人晚一个多星期，别人团圆欢乐的时候，我们都是最‘要劲儿’的时候，北京城过年的气氛过了，我才能回家，‘打扫打扫’过年的剩饭。”王建荣笑着说。
　　再过几年，王建荣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他说，他给电工班的年轻同事们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工作日志。“所有的工作、大事小情我都一点不马虎地记录下来了。等我退休了之后，最想能踏踏实实地过一回春节，也不带任务、而是带着家里人高高兴兴地逛一次地坛庙会。”
　　北京晨报记者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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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春节，让我们共同感受每位中国人心中那有关幸福团圆的平凡期许，那涌动在中国社会中的春风真情。
2017年春节假期已经拉开帷幕，这个春节旅行有什么样的新鲜趋势？住宿方式又会有什么样的时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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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京籍网约车司机转行谋生感叹下辈子当北京人
来源：网络整理 12:00
原标题：网约车司机的“乡愁”：进不了的城，回不去的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创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而14岁的刘建东离开了家乡河北邢台市平乡县，乘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在通州的一个皮鞋厂开启了他的外出务工生涯。 刘建东的打工版图跨越了蒙古国、俄罗斯和非洲。他如今的身份，是北京的全职网约车司机，与他一起的还有32位平乡县的老乡。他们建了个微信群，叫“大东车队”。 他们睡觉的地方在北京南六环边，天安门城楼正南约20公里处，一个食品厂所在的“城中村”。他们都是老乡，男性，30多岁为主，老婆孩子留守家乡。他们的生活是中国1.7亿来自农村的那群人的典型写照。 他们大都是80后，早已与土地失去了联系。尽管还是农业户口，家中有几亩土地，但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回去耕种。大多数人都曾三番五次回到家乡，但呆不了多久，又选择再次进城。如此反复。 今年春节过后的100天里，刘建东的同村老乡陆续来到北京开网约车，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当时，一个月能赚一万元左右，少的也有七八千。 这份收入让他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得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司机的身份与北京建立了新的联系。但与过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亲密不同，新的联系显得有些脆弱。 网约车新政“京车京籍”的要求，给这段脆弱的关系砸了下重重一锤。上半年，“这边人多，快来拉啊”这样的信息，还在“大东车队”微信群里互相传递。随着北京网约车新政消息的发布，这个微信群如今越来越沉寂。 他们都在讨论未来要干什么，网约车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开。有人说，不给干就去开黑车。大东车队的命运就像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让人看不到前方。 一 大东车队居住的地方，紧挨着南六环，附近有许多工厂厂房。没有高楼，空气偶尔飘过塑料燃烧的味道，这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老乡们全部住在以食品厂为圆心的城中村里，其中20多人住在同一幢楼里。这是一栋4层的筒子楼，每个房间约十一二平米，一般两三个老乡睡一间，每间每月500元。 这天是星期二，中午阳光明媚刺眼，但如果不开灯，楼里就漆黑一片。一个老乡说，这里就是比较潮湿。 刘华把被子拿到楼道走廊“晒”，那里采光好些，不过依旧晒不到太阳。刘华是这群司机的介绍人，32岁，当初就是他把刘建东的同村老乡们带到了北京。 住在2楼的刘建东，1985年出生，1999年进城，十几年来做过流水线工人、建筑工、收银员以及今天的网约车司机，现在有3个儿子，媳妇在家乡带着。他在家乡还有三亩地，父母在种。 刘建东的职业经历，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切换。1999年，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的第一驱动力，占三大产业比重45.76%。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江浙地区发达的制造业，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进城务工人员，流水线上坐满了来自外省的工人。 而随着房地产在中国的兴盛，给外来务工人员打开了另一入口。2003年8月份，国务院发文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不断增加，楼盘在一座座城市里拔地而起，建筑工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里。 服务业则在2014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且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快递员、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成为打工者们最新的阵地。 伴随着产业的兴替过程，这群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刘建东说，他们这一代人，基本没人再愿意种地。过去，种庄稼带来的收入可以养活家里几口人，再换些钱过生活，基本够用；如今，种庄稼的收入，一亩地能赚几百元就已经算不错。 他掰着手指头仔细算了一下账，按照今年的玉米价格，除去肥料、除草和收割等成本，基本只能刚回成本。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每亩地一年是100多元。 刘建东说，如果种地能够解决家庭温饱，够小孩的学费，谁不愿意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因为不挣钱，所以把人赶进了城市。“就算回去了，也还是得出来，因为没钱挣。”刘建东过去已经回了家乡好多次，最后仍然跑了出来。 “而且物价涨得太厉害，”刘建东说，现在的钱不像过去“经得起使”，他的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每年学费生活费要2万元，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念一年级和幼儿园，开销也不小，种地的钱，根本不够用。 与刘建东相比，1994年出生的王果智，从来没种过地。王果智家里有六亩地，他说估计一亩地一年应该能挣个一千来块钱，一旁的刘建东听了立刻叫了起来：“哪有一千来块钱！” 王果智声音减弱了几分：“啊，没有吗？”他是大东车队里面年龄最小的，有三个姐姐。 2010年，初中没毕业的王果智想到外面看看世界，跟着几个同乡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当时月薪1500元。后来的几年里，陆续回家了几趟，又多次进京，相继做过网管、保安队长、电工和司机。 王果智说，感觉以前人都特别重视土地，但是现在都不怎么重视了，“随它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过，刘建东说，家里的地哪怕不挣钱，也不能让它空着，“空着会遭村里人笑话”。 如今，不论是80后的刘建东，还是90后的王果智，离祖辈们曾赖以生存的土地正越来越远。对他们来说，更为熟悉的生活方式是在城市里游走，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如果不挣钱了，就再换一份。 二 王果智已经不再像刚来北京的时候一样，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忍受低廉的工资。23岁的他，开始把结婚的事情提上日程，并且在家乡相了好几回亲。 王果智说，在他们家乡，男方有房有车的前提下，需要给女方10万出头的彩礼钱。他们90后这一代正碰上计划生育抓得紧，很多人怀孕的时候都去查性别，只想要个男孩，导致当地男多女少。 这让娶媳妇的事变得更加困难，女方对男方的经济条件要求越来越高。王果智把挣钱作为找工作的第一目标。而对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大东车队大多数80后来说，这一目标从未改变。 像刘建东这样30多岁，结了婚，有老婆和要上学的孩子的，是车队里的典型。 他们有的是以每月4000元到5000元的价格租的车，有的车是老乡贷款自己买的，价格在8万元到10万元之间。租来的车自带北京牌照和保险，买车的老乡则需要另外租一个北京牌照，每年13000元，然后再付一年4000多元的保险费。 绝大多数人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家乡，28岁的赵农是为数不多的带媳妇一起来北京的人。他今年七八月份贷款买了车，10万元的大众朗逸，贷款五六万，现在每个月还5400元，要还满一年。 房间里，赵农边用手机开着直播。他说，这个直播开上一天，可以拿100元左右的补贴，“什么都不用做，打开放着就行。” 赵农说，直播的补贴肯定也会慢慢没有的，就跟那些网约车的补贴一样。当初开网约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能补贴会消失？问题一抛出来，旁边的刘华抢过话头说，没想到会这么快，原以为补贴起码会持续个一年半载，没想到几个月就“噌噌噌”往下降。 网约车新政的消息传开之前，他们每天开车的时间都在十三四个小时。刘建东说，因为车子投入太大，几乎每天的前十个小时都是在为贷款、保险和油费开车，后面的三四个小时挣的钱才是自己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尽量多开一些时间。早上7点起床，晚上12点回家，是他们工作的常态。车辆限行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休息日。 喜不喜欢北京？刘建东说：“喜欢啥啊喜欢，还不是为了挣一两个钱。” 从开车至今的大半年时间里，他拉过上千个乘客。刘建东至今没交到一个北京本地的朋友。在他眼里，北京人吃喝不愁，买车有车补，加油有油补，而他们只有种地的补助。 空闲的时候，刘建东和老乡们也几乎不怎么去北京别的地方，开车几乎是他们与北京唯一的联系。一天十三四个小时驾驶时间下来，他们疲惫不堪，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而他们觉得自己早已经过了出去玩的年龄，身上负担太重。“北京，钱比老家好挣啊，”刘建东说：“你出门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挣钱，要是不挣钱，还不如呆在家里。”好几个老乡说，幸苦不怕，能赚到钱就行。 三 现在，这份唯一的联系也在风雨中摇摆不定。 刘华说，新政出来后，大家都很心慌。 之前，他每天早上7点出门开车，车子每天洗、天天擦。 现在，心情好就去拉一拉，有时候睡到10点才起床，一点动力都没有。 中午见到老乡齐士辉的时候，刘华正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一个网约车新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岿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目前以北京市网约车征求意见稿的细则来看，它跟五个原则可能会存在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况……”齐士辉盯着手机屏幕说，有人替他们司机说话了，觉得至少有个心理安慰，会舒服一些。 法律专家的话有没有用，政策会不会改变？他心里没底。 心里没底的不仅仅是齐士辉。如今，大东车队的微信群越来越沉寂，开始陆续有人另谋出路。已经有人找了快递员的工作，也有人想把刚买几个月的车卖掉，更多的老乡还在观望中，一边找新的工作，一边时不时出去拉几单。 开车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是被“钓鱼执法”。跟齐士辉一起住的郭房说，自己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一个地方开滴滴的时候，被钓鱼执法，罚了3000元。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把收据的图片拿了出来。 但网约车司机是他们的理想职业吗？刘建东和齐士辉自言自语地重复了几声：“理想职业……理想……”然后说：“嗨！没啥理想，关键是能挣钱就行。” 刘建东反问：“衣食无忧了才能谈理想，没吃没喝啥都谈不成，对不对？” 刘建东和齐士辉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计划。但他们的共识就是，现在不能回农村，农村不挣钱，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必须留在城里才有机会。 中国的城市正越变越大，但对城镇化来说，这还不够。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城市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只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便被统计在内。大东车队的老乡们，或许都曾被算作为城镇人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城里人。户籍制度目前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教育、就业、医疗到养老，户籍几乎贯穿每一个普通人一生所有的重大环节。若以户籍计算，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齐士辉是车队里为数不多的接触过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时候，工厂给他买过一段时间的社保。然而，刘建东和王果智却搞不清楚“五险一金”区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一会，说出了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保险。然后王果智说，这东西感觉对他没什么用。或许齐士辉也有理想，那就是成为北京人。他对刘建东说，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这的确是一些外乡人对北京的看法，虽然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不过，刘华觉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继续开网约车，还能慢慢想办法提高收入，但现在，关键是不让外地人干，“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最近，朋友给他介绍了个接送一户人家小孩上学的活，每天早上五点半接上孩子，然后七点前从南六环赶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小学。每天酬劳120元，来回60公里，油费自己掏。 对一个北京本地人来说，“京籍京车”政策影响不大，只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而对刘华和大东车队的32个同乡来说，换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换户籍呢？看起来遥不可及。 他们生活在南六环的城中村，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个变化，便能轻而易举地颠覆他们的生活，切断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而家乡的土地，好像已经再也无法回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刘建东外，文中出现的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友情链接：北京一市民户口现32个“影子户” 曾有人上门求助
来源：综合
作者：北京青年报
　　“近日，家住海淀田村的市民李宝顺称，他的户口上被疑陆陆续续挂上了多人。李宝顺称，自己从未同意任何人迁移到他的户口上，他也并不认识这些疑似“影子户”。李宝顺表示，这些陌生人为何上了我家户口？为了弄清楚自己的户口上的实际人数和真实身份，他咨询了很多部门。田村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给李宝顺的解释是，2000年办理入户手续时，“应该是当时楼号弄错了”。此外，派出所查询的信息显示，目前李宝顺的户口上还有20人。”
　　居委会找上门 才知“户口上还有陌生人”
　　市民李宝顺称，3月13日，田村街道景宜里居委会通过他所在的田村小区物业人员，联系他签字。李宝顺说：“他们告诉我，由于申请两限房，我是户主必须签字。”李宝顺十分惊讶，他并未申请过两限房。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宝顺，一个名叫单飞的人，挂靠在李宝顺的户口上已14年。由于单飞申请了“助房”的救助项目，居委会需要将认定材料交由户主签字，因此找到户主李宝顺。
　　李宝顺当即用手机拍下这份材料。纸质材料上的信息显示，这是一份名为“北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公示书”，其所在辖区为“海淀区田村路”，所属的居委会是“景宜里居委会”。
　　这份认定公示书上写明了申请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包括“单飞”在内，其妻子和儿、女共有四人。认定公示书上还提到，该家庭本次申请的救助项目为“助房”。
　　李宝顺看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出示的认定公示书，上面提到的户籍地址和他户口本上的地址一模一样。在“户籍住址”一栏，填写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小区1楼3门301号”，而居住地址填写的是“北京市海淀区田村什坊院×××号”。
　　李宝顺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出示了他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李宝顺的户口本上，户主姓名一栏写明为“李宝顺”，其住址为“海淀区田村小区1楼3门301号”，在李宝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上，住址信息与前述住址一样。此外，李宝顺户口本上，另登记有他的女儿，户口上共计两人。
　　李宝顺找到其户籍所属辖区的田村派出所。李宝顺说，当天一位姓段的民警接待了他，民警为他查询了户口情况。查询结果显示，李宝顺的户口上有多人，但当天民警并未告知其具体人数。
　　居委会提供材料 户口上曾“多出32人”
　　“他们开口就问我，&你们家有没有32个人&？”景宜里居委会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让李宝顺惊讶，“户口上多出了32个人，我完全不知情。”
　　李宝顺称户口本并未丢失过，上面也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其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
　　景宜里居委会向李宝顺出示了一份户口材料的复印件。该材料为一份户口本的首页，在户别栏写有“非农业户口”，户口性质为集体户，名称为“某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该户口的地址与李宝顺户口的地址一样，同为“海淀区田村小区1楼3门301号”。而根据户口人数一栏的信息显示，在该集体户口上，有20名男性，12名女性，共计32人。
　　“我的户口本上多了32个人，这个地址就是我家的地址，但这张单子没有在我的户口本上出现。”李宝顺说。
　　“影子户”找上门 想让户主帮忙签字
　　“单飞来找我，想跟我私下解决，让我同意签字，办理他申请&助房&的事。”李宝顺表示，4月11日那天，他户口上的一位“影子户”找上了门。
　　田村小区的物业向北青报记者证实，4月11日当天，一名男子通过田村小区的物业联系李宝顺并见面。李宝顺向北青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录音，记录了当时与单飞第一次见面的对话。
　　一见面，李宝顺就问对方身份。前来的男子自称，他叫单飞。“就是挂靠在你的户口上的。”单飞这样自我介绍。
　　李宝顺提供的录音中，单飞承认他与李宝顺并不认识。“咱们不认识”，单飞称，此次是为个人的事来找李宝顺。
　　在这次见面中，单飞提出，希望李宝顺能帮忙在“助房”公示认定书上签字。李宝顺直接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李宝顺说，他只会在单飞办理迁出户口时，才会签字。
　　“当初谁给你办理这个（落户）的？”李宝顺问。“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在录音里，单飞回答称，户口是他的单位办理的，但具体如何办理、为什么会落在李宝顺的户口上，单飞也不清楚。
　　“这是我这么些年来，第一次和这些人中的一个人见面。其他人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打过电话。”李宝顺称。“以前家里会收到一些违章通知单。”李宝顺称，“我家里没有车。”他一直以为别人填错了地址。但李宝顺称，这些违章通知单已经扔掉。
　　陌生人如何落户？
　　李宝顺向北青报记者出示的户口本上，登记日期为日，他与女儿于这一天从海淀区田村前街176号迁至海淀区田村小区1楼3门301号。承办人签章为张士宇，签发日期为同一天。
　　而包括单飞在内的集体户口承办人的签章信息显示为同名的“张士宇”，签发信息是日，集体户名称为“某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李宝顺找到景宜里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向他出示了单飞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的信息显示，单飞的身份证上地址为李宝顺的户籍所在地。此外，该身份证在日重新办理，其有效期为日至日。
　　前日下午3点左右，李宝顺来到田村街道景宜里社区居委会。一名巩（音）姓工作人员说，她在社区工作才五六年，这些人如何挂靠到李先生的户口下，他也不知道。该工作人员称，单飞找到居委会填公示材料，需要找户主签字，才发现其挂在李宝顺的户口下。
　　“当时退伍转业，单位转的户口。”前日下午，在海淀区田村什坊院XXX号一处院落内，北青报记者找到了单飞，他解释了户口迁移的情况。此外，单飞也表示，4月11日当天找过李宝顺。
　　据单飞称，户口关系由他的单位负责办理，“当时都不知道转到他的户口上了。”单飞说， 2000年，他转业到某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如今，单飞仍然在该公司工作。
　　单飞还表示，李宝顺户口上的其他人他也认识，“但是都不在一起”。
　　“现在剩不了几户了，”单飞说，当时把迁移户口的房子地址写错了，才出现了如今的问题，如今在李宝顺户口上的人不多了。“单位在田村小区有房子。现在想转到那个房子，单位给我电话，正在联系。”单飞表示，等过完五一后再解决这些事。
　　昨日下午，北青报记者找到田村小区的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还有一个人过来联系过物业，想把户口搁在2号楼的3门301室家。“住户说这是他自个儿买的房，没让搁。”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的2号楼之前是叫过一段时间1号楼，”物业的工作人员称，在1997年，现在的1号楼修建好，在此之前，现在的2号楼被叫“1号楼”。此后重新编号，有了如今的格局。根据李宝顺的户口本上信息显示，1999年他办理的户口本，此时他的户籍地址已经是该小区1号楼。
　　警方：现在户口还有20人 或为当初搞错楼号
　　前日下午2点左右，李宝顺来到海淀区田村派出所户籍大厅，他向大厅工作民警提出，想要查询自己的户口下还挂靠有多少人。民警范海瑛当即表示，“现在有20个人，不用查了，我查过了。”
　　李宝顺进一步要求，能否让派出所给出挂靠在自己户口下的20人的相关资料或者让自己拍个照片存证，该民警回答称，因为涉及他人隐私，目前不能给李宝顺相关资料，也不能由其拍照。据该民警解释，挂靠在李宝顺户口下的这些人多数是“复转”。随后，该女警称，她去找相关领导来与李宝顺交谈。
　　约10分钟后，该范姓民警与一名男民警从里屋出来后，该名男民警对李宝顺说，领导不在，“星期一让分管户籍工作的副所长找你，给你解释一下。”李宝顺向其表示想要找当年办理此事的民警，但得到的回应是，当时主办的人都已经调走。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当时楼号弄错了。”一位民警称，他们已经去了小区物业调查，现在小区的“2号楼”在最开始是“1号楼”，而李宝顺住址所在楼房是后来建好，重新编号为“1号楼”。“应该是要挂靠在当年的1号楼的住户户口下。”该民警表示。
　　专家解读
　　集体户口迁入 需提供证明材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副所长周海旺研究员表示，集体户口挂在个人户口上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两种户口是不同类型的。”周海旺说。
　　“集体户口的迁入，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康凯表示，在户口迁入的规定中设置有一些纠错程序，如提供迁入的证明材料。
　　康凯建议，如果此事属实，虽然暂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户主应该尽快更正户口簿上的错误信息。
　　本组文/本报记者 罗京运 实习记者 赵吉翔
　　摄影/本报记者 罗京运 线索提供/李先生
(责任编辑：un649)
原标题：32个陌生人上了我家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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