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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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的一场殊死决战。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中国人民始终聚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决定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殊死决战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丰碑，以辉煌的胜利载入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史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并推动国民党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旨在彻底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华战争。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急关头，能否凝聚全民族力量，怎样凝聚全民族力量，这是有效抗击强大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个重大考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曾经携手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1927年背叛革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此后不顾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先失东北三省国土，又丧华北部分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毅然放下遭受血腥屠杀、围追堵截的阶级仇恨，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率先呼吁武装抗日，发表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此后，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并采取切实步骤，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通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必要的让步，争取国民党抗日，赢得了全国民众和各派爱国政治力量的热烈支持，促使国民党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1937年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由此，国共两党在经历了十年厮杀之后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强调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全国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加剧，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在与各党派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方针策略的成功运用，使国民党顽固派受到限制，从而有效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曾是一种由中华文明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朴素的民族心理进一步升华为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国民党抗战、动员全国军民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陈毅在1937年8月所写的这首带有伤感却又充满理智的五言诗，正是中国共产党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真实写照。对于国共合作的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曾评价道：“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崭新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的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必须让千千万万的民众清醒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组织他们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原本在内战中相互消耗的国共两党得以携手抗战，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孤立顽固势力，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力武器。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全体中华儿女“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战热潮。1937年以后长期居留于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傅吾康，曾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对他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历史描述道：“抗日战争开始时，一种抵抗敌人到底的民族感和决心的浪潮弥漫了全中国。统一战线的口号首先克服了一切中国国内的纠纷。”“因此，中国人对进犯的敌人所作的抵抗超出日本人最初的一切预料。”
　　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增强了中国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团结，而且两党以各自的政治理念和实际行动分别影响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有力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战。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有条件地开放党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改革，对于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国民党内曾相互对立、倾轧的派阀和反蒋势力，在国难当头之际也都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民众空前地团结起来，各社会团体自觉地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参加抗战。解放区广泛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根据地的经济基本自给，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国统区人民群众把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以服兵役、力役、劳军、献金、纳粮等方式，支援前方抗战。在沦陷区，遭受日军残酷屠杀、掠夺和奴役的中国民众不屈不挠，以各种形式同侵略者展开斗争。爱国知识分子或以笔为枪，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或投笔从戎，奔赴血与火的战场。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起来，创作大批抗战文艺作品，激励军民的抗日热情和斗志。爱国实业家抱定“决不以厂资敌”的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将工厂迁往内地，为发展大后方经济、积聚抗战经济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怀着赤子之心，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竭力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不仅在岛内开展了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战期间还有约5万人渡海翻山，冲破封锁，回到祖国大陆参战。
　　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中华民族呈现出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力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与组织起来，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毫无畏惧，以血肉之躯铸就抵抗侵略的铜墙铁壁。曾寄希望于中国一直分裂的日本侵略者，从此被迫开始跌向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手的战争泥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得好：“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人，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
　　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示了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创新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抗日救国的严峻现实，急迫地呼唤民族解放战争理论和实践的独辟蹊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环境，则提供了中国人民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创新民族解放战争形式和内涵的广阔舞台。
　　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科学把握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战争基本特点，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与特色的反侵略战争指导方略。一是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强调战争伟力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全国军队、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并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创新了人民战争的动员途径和组织形式，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问题；二是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持久战的最后胜利，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争取持久取胜的战略战术，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如何发展和怎么进行的问题；三是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赋予其新的使命，并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问题。这一套战争指导方略及其灵活运用，深深根植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土壤，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激发出的无穷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略目标下，执掌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组织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相互支援、相互依存。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这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
　　开辟敌后战场并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争取战争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长，针对日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的弱点，做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人民武装力量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按照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发展的步骤，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连同东北抗日联军开辟的东北抗日游击战场，并称为四大敌后战场。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与行动，重塑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态势，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改变了战争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由此发挥了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相互配合，奠定了中国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格局和抗战胜利的现实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伟大的民族精神，蕴藏着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她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永恒动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 人民日报 》（ 日 11 版）
(责编：钟伟、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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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已经写在书面报告大纲里面，现在只是根据那个大纲的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和补充。　　
　　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一）中国九个月抗战的简单经过。
　　中国抗日战争，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111]起到现在，共有九个多月，战争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并且是在继续扩大当中。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顽强持久的抵抗，初则想以少数兵力，占领平津，屈服中国；继则同时进攻华北、上海，想以速战速决方针，击败中国而达到占领华北之目的。然在上海、南京、太原失陷后，中国仍不屈服，乃采取第二期作战方针，企图继续进攻武汉，并夺取西安；同时在政治上运用其“以华制华”手段，利用汉奸、亲日派、托派，破坏中国的团结与抗战，使德意从中活动调解，企图从各方面逼迫中国承认其灭亡中国的条件。到现在止，中国政府仍然是采取坚决抵抗方针，且抵抗力量逐渐强大，使日本第二期进攻遭到中国强烈抵抗而遇着很多的困难。　　九个月当中，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也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到上海战争[112]爆发以前。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是动摇不定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时还不愿立刻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尚希望用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认为全面抗日战争，需要有四五年或至少两年的准备，一方面增调一部分军队北上，另方面由宋哲元[113]与日本谈判。但是日本利用谈判时间，继续增兵，占领平津后，又分三路向西向南进攻，同时进攻上海。　　第二阶段，是从上海战争爆发到太原、南京失陷。上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进攻的逼迫，我党抗战的号召，全国人民与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乃定全面抗战方针，由临时召集之国防会议，调动全国各省军队，开赴前线，划分战区，进行各种动员，乃展开了华北与上海的战争。　　第三阶段，是从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后到现在。日本原拟以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来威逼中国政府，使之接受条件而屈服。占领南京后，即经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下列谈判先决条件：　　1．加入防共协定，肃清反日反满运动；　　2．撤销中国某些城市地区的军队；　　3．中日满经济合作，用日本顾问；　　4．赔款。　　中国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失陷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在南京失陷后，政府当局丧失了阻敌深入和保卫武汉的信心。蒋介石及其左右对持久抗战各项具体办法，当时亦无多大兴趣，而表示希望苏联出兵。蒋介石虽拒绝了德使的谈判条件，但政府中主和分子相当活动。当时的情势是相当严重的。　　当时我党采取下列方针，努力争取抗战能够继续。　　1．向蒋介石继续提议，支持前线，并提出一些抗战的基本方案。　　2．争取前线将领，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推动阎锡山[104]、程潜[114]、李宗仁[115]、白崇禧[116]、陈诚[117]、张发奎[46]等，稳住前线。　　3．推动白崇禧设法加紧巩固前线与整个部队的工作。　　4．推动陈诚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以整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5．继续作建立军事工业及新军队的活动，并与国民党讨论招募兵役运动与开展民运等。　　6．迅速集中新四军，派出南京、上海、杭州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　　7．由党中央发布宣言，号召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由于这些活动，前线得以支持，蒋介石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中央政府，宣言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且召开各个战线将领、参谋人员及政治工作等会议，传达坚决抗战方针；严整军队纪律，枪毙了韩复榘[118]，制裁了一些畏缩的军官；政府中的主和派亦不敢大活动，使中国第二期抗战得以继续开展。
　　（二）九个月抗战的估计。
　　九个月的抗战，中国在军事上虽然遭受了部分的严重的失败，华北和华东大块领土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绥远、济南、芜湖等重要城市被敌占领，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中国军队有八十到一百万的消耗，但是，日本的部分胜利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的。根据日本自己在今年一月宣布的材料，它的军队伤亡已达二十万。到现在止，总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左右。财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日军士兵中的厌战情绪是在生长着。而战争愈持久，日本的消耗和困难必然是要更形增加的。　　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的抗战只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与挫折，而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失败。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去解决。　　中国在九个月抗战中，虽然遭受了军事上的部分的严重失败，但是在抗战过程中，使着中国有了迅速的重大的进步。　　中国在过去百年来，经过中英（一八四○年）、英法联军（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中法（一八八四年）、中日（一八九四年）、八国联军（一九○○年）、中日（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等战争[119]，遭受失败后，中国政府对外来侵略完全采取投降屈服的政策，对于邻近的日本尤为惧怕，养成一种积弱的传统与恐日病。广大人民对外来侵略虽有深刻仇恨，但常为政府屈辱方针所限制。这次抗日战争，表示着全国人民、政府与军队一致合作，打破了这种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坚决起来为着保卫民族生存而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而且在抗战当中，使着中国有了下面显著的进步与收获：　　1．由于坚决抗战，造成了中国内部从来未有过的统一团结。中国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政府后，经过长时期不断的军阀内战，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又经过了十年的内战，中国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向少合作。抗战起后，各党派重新合作，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密切起来，人民对政府的关系也改善了。　　2．中国政府过去在对外政策上，对日本的进攻只是妥协让步；对内政策上，以一党专政，进行“剿共”。抗战起后，中国中央政府逐渐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联共，相当地实现了民主。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治罪法》[120]，某种限度的开放民运，召集国防会议，最近成立人民政治参议院[121]，准许进步分子参加政府某些机构，同汉奸及不守职责人员斗争等，都是进步的具体表现。　　3．中国的政府军队，过去是一种互相争夺地盘，对内进行战争的工具，地方军队不能受中央指挥调动。抗战起后，也逐渐成为统一的国防军。全国各省军队均被调赴前线（惟以青海、宁夏两马[122]最坏），一般能够受中央统一指挥，并且能够以民族利益为前提而英勇坚决地进行战斗（经常在前线作战的约有一百万军队）。韩复榘被枪决后，情形更好一些。　　由于中国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提高了许多。我们估计在继续坚持抗战当中，必然会要更加进步。　　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发动抗日战争是很难得到的。　　中国抗日战争遭受军事上失利，是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许多原因：　　在客观上，因为日本是一个武装齐备的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侵略准备与布置，且有德意的援助与配合，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不统一的，武装不完备而且还少抗战准备的国家。　　在主观上，有不少军事上与政治上的缺点与错误。　　首先就是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致使敌人利用了时机，调动兵力来华。而中国军队，反因和战未定，未能全部动员，以致未经激烈战斗，即失去平津，使敌得依托平津为军事重点，迅速沿津浦、平汉、平绥三路，向西向南进攻。　　其次，在战略布置上，没有能够以基本主力使用于华北战场，利用开阔战场，打击与消耗敌人，而被敌人将中国主力，吸引于上海不利地区，与敌人决战。上海战场狭窄，中国军队精锐消耗甚大。上海失陷后，又以重兵守不易固守之南京，复受重大损失，而华北主要战场多系各省地方军队，战斗力弱，并且复杂不易指挥，故在溃退中损失甚大。　　再次，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术上，在整个时期中，多采取消极正面防堵作战方针，而未采取积极防御的侧后方面的运动战的配合。以武器居劣势的中国军队，特别在平原地带，是不能抵御敌人新式武器――坦克、大炮、飞机的强烈火力，而容易被突破溃乱下来。　　在政治上，政府机构中未能坚决淘汰亲日主和分子，吸引进步分子加入，而加以改革。这就一方面影响坚决抗战方针，同时使许多应有的动员工作及进步法令不能实现。对群众抗日运动，则惟恐群众起来走入共产党影响之下，而不敢完全开放。这就使公债（五万万元公债只销了二万万元）和新兵动员成绩很差。　　一般说，中国与日本作战，战争的初期，遭受某些失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主观上的缺点错误，早可能取得更多胜利，使战争的发展处在比今天更为有利的情况之下。　　在南京失陷后的第二期战争当中，显然有一些新的进步，其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军队在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有了一些进步。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改变过去单纯正面防堵的阵地战，除正面防阻敌人外，部分地组成了野战军，在敌人侧后进行运动战，并注意游击战的配合。津浦线徐州以南及以北，就是用这种方式，迟滞了敌人前进。最近台儿庄胜利[123]，也是因为战略战术的进步而获得的。山西方面，也因为蒋介石严令所有黄河北岸军队，不准南渡黄河，敌虽进到黄河北岸，因有三四十万军队留在山西、河北敌人后面，打击敌人，断截其后方交通，敌陷于孤军深入而不敢贸然地渡过黄河。　　第二，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近两三月来，有着普遍性的发展，政府和军队也去注意组织人民的游击队，或由正规军拨出小的部队，深入敌人后方，配合人民发动游击战争。所以游击战争不仅在八路军活动的华北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也有着很大发展。敌人因为被游击队到处袭击，破坏其后方交通线（铁路、汽车路），已感受重大的威胁，而不得不分出重大兵力，以应付游击队。　　第三，中国军队本身也有了一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进步。官兵的政治觉悟有了一些提高，开始注意部队政治工作的建立，纪律比以前严紧，指挥上比以前更统一与进步。军阀制度逐渐减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比以前稍改善了一些。政府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的武器，故一部分军队技术装备也提高了些。特别是空军的战斗力，又重新恢复并比以前还要增强。　　这些进步，使着中国抗战开始了一些新的转机，不象过去那样遭受严重损失，或是随便向后溃退；使敌人的消耗增大，困难也增多。
　　（三）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与前途。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　　中国的持久抗战方针，是具备着以下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军队在武器上虽然比日本落后，但中国是一个版图宽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国家；中国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虽然被敌人占去大块领土和许多重要城市，但依托现有地区，仍然可以继续抵抗。敌人则因兵力限制，只能占据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而不能巩固已占区域，使中国仍然可以在敌占领的广大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中国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在持久战中，中国会更加团结，民族仇恨愈益加深，新的力量可以培养生息。这都有利于持久的抵抗。　　第二，日本虽为军备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其国家的人口和财富有限，且其侵略方针并不能得到全国的拥护。战争愈加持久扩大下去，一方面它的兵力将感不够，兵力愈加分散，弱点困难必更增加，且经济财源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矛盾必然增大，反战情绪可能增高，以致引起前线作战士兵更加动摇厌战。　　第三，这一次中国的抗战，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上次是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局部稳定之后，中国革命比现在要孤立些。现在是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和平阵线的力量正在增大。且日本在东方的侵略，加重了与英美法的矛盾，使中国的抗战能够得到比上次大革命时代更多的外援。　　这一切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致胜日本的。如果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加紧组织各种力量，奋斗到底，的确是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必须以很大的忍耐心。要取得战争胜利，免不了经过许多挫折、困苦、艰难的斗争过程。　　在目前中国抗战局势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与危机。这些困难与危机表现在：　　第一，政府的机构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分子和贪污作恶分子，还是包容在政府机构中。他们破坏与动摇中国的抗战方针，阻碍抗战动员工作（不过目前他们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决心将其驱逐淘汰出去。　　第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的困难，政府的基金快要用完，借外债也很困难。现在到英美法等国购买武器均需现款，而中国本身的军事工业基础本来薄弱，在抗战中又受到了一些损失，这就使中国的武器来源觉感缺乏。现在有些军队在战争中受损失后，人员补充起来了，而轻重机枪甚至步枪还未完全补充齐备；而政府对于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很迟缓的，认为中国缺乏钢铁，建立军事工业很困难。　　第三，政府及国民党对群众运动，虽然比以前开放了一些，但是还表示一种畏惧的心理，对群众运动加以限制。如今年二月，还要解散西安某些群众团体。因为群众运动不能充分发展，故新兵动员的成绩还是很差，过去多以强迫方法去征集新兵，引起人民的不满，只能勉强补充原有军队人员的损失，因此新军队的组织成绩还是很差。　　因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情形，武器的缺乏，旧有军队力量削弱，而新的军队建立很慢，使得抗战派内部的一部分人，缺乏持久抗战的胜利的信心，甚至感觉在敌人更大进攻时无办法与失望。　　敌人在台儿庄失败后，目前正增加新的军队，继续向徐州积极进攻，仍未放弃第二期作战计划夺取武汉的企图。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取得新的胜利，使河南、武汉、陕西能够长期保持在中国手里，则中国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组织新的力量――组织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这对以后继续抗战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如果徐州失守，河南、陇海铁路一概被敌占领，武汉、西安危急，甚至短时期内被敌占领（我三月初离开中共中央时，按照当时的情形，中央估计武汉在两三个月内有失陷可能），则可能引起政府对抗战方针产生新的动摇。因为武汉、西安失守，可产生下列情况：　　第一，武汉是今天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它可以连接北面与东南的战线；西安是今天中国一条最主要的对国外的交通线。如果武汉失去，则中国北面战线与东南战线会被分割；西安失去，则外援的困难增加。而在这一战斗过程中，中国军队必然会有更大的消耗，一时来不及补充、整理，组织新的力量的条件比现在更坏，会引起失败情绪的增长。　　第二，在新的困难情况之下，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派等，必然抬头活动，他们会要积极起来，破坏政府的抗战方针。　　第三，日本在占领武汉后，可能提出一些和平谈判条件，且提出的条件在表面上可能比过去还要低些，以便引诱和威逼中国政府承认。如三月初日本曾向蒋介石夫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比南京失陷后经德国提出之和平条件，表面上要温和些，其内容如：1．黄河以北为特区，并请日本顾问；2．日本有权驻兵平、津、京、沪；3．中国赔款三万万元，而不提参加防共协定及中日满经济提携等类条件了。　　第四，因为日本畏惧中国长期抵抗，想逼使中国承认其条件而屈服，可能邀请英国出面调解。英国近几个月来，外交政策之改变，有向着侵略主义者投降的倾向，此时也可能出面调停。这可能引起中国政府中某些分子的动摇。　　但是，我们虽处在这些困难与危机前面，就目前的情形看，在中国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主和投降派的力量。目前政府中，亲日与主和分子，主要的是政学系的张群（行政院副院长）、熊式辉[124]及汪精卫[32]、何应钦[125]等，但他们没有实力；而主战派中有许多实力派和一部分国民党中的元老，如两广军队将领，蒋系之陈诚、罗卓英、卫立煌、胡宗南、汤恩伯、孙连仲[126]等，在今天均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阎锡山亦主张抗战。川滇两省军队在前线作战有进步，尚坚决。东北军（于学忠）、湖南军（刘建绪）、山东军（原韩复榘部）、陕西军（原杨虎城部）[127]虽不能起重大作用，但还是要抗战的。一般说经过九个月抗战，军队虽受相当重大损失，但所有前线抗战将领尚未灰心，更无整个部队叛变投敌，如满洲失陷时那样可耻的现象。在国民党元老当中，如孙科[33]、冯玉祥、于右任、张继、邵力子[128]等，现在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他们有政治上的号召作用，但因无实力，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要坚决抗战的。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是不愿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　　以上说明中国抗战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与危机，特别是武汉万一失守，可能产生严重动摇。但今天的情形是，台儿庄胜利后，抗战有些新的转机。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可以提高中国军队及人民的抗战自信心。如能继续取得新的胜利，则抗战能够顺利地支持下去。即如武汉万一失守，只要很好地去推动、影响政府和前线的军队的将领，在困难的情形下还是可能争取继续抗战的。　　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目前最中心的一环，是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以一切努力保卫河南、武汉与西安，巩固徐州与津浦南段，阻止敌人由山西及平汉铁路南渡黄河，继续争取新的胜利，以达到破坏敌人第二期进攻计划。　　万一武汉、西安不幸而被日寇占去，我党亦应推动政府与军队，仍然坚持抗战方针，并且提出继续抗战的具体方案。估计在武汉、西安失守后，中国仍保持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仍然可能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保障抗战能够持久，而且使抗战转入有利的发展，直至战胜日寇的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培养与创造新的力量。这须要从各方面推动与帮助国民党、政府真正地而且迅速地组织新的军队，建立必需的军事工业，使中国军队在质量上和技术上逐渐提高。　　为着防止和克服政府对抗战方针的新的动摇，须努力提高政府、军队与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反对一切投降理论与失败主义的思想。　　这就是中共在目前抗战问题上的中心任务。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般状况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针。
　　中国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久已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93]结束，国内战争停止以后，才逐渐具体化。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召集的三中全会[95]，在原则上接受了我党的建议。七月，我党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发布两党合作宣言；之后，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我党亦取得初步合法的活动地位，过去被国民党拘捕的党员也次第释放出来。经过十年血战的两党重新合作，我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飞速地提高和增大起来。　　在去年十二月前后的短时期中，两党合作问题上引起了一些摩擦。如捣毁《新华日报》馆[129]，限制我们活动，甚至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说八路军不听指挥，不愿牺牲等；禁止我们成立游击队，不准八路军就地筹办粮食，不优待八路军新扩大兵员的家属，以限制我们的扩大等。　　这些摩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上层分子看到共产党与八路军在全国群众中有极高的影响，八路军不断地壮大，引起他们的畏惧。他们还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故意从各方面来限制和破坏我们。同时，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在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缺点也是重要原因。　　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30]，根据王明[131]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132]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详细检查了统一战线工作，认为我党号召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由于国共的合作，发动了抗日战争。同时指出，目前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又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与先决条件。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认为此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长时期的。并且指出，目前抗日战争的任务与动力，同苏维埃革命时代有了一些基本上的改变，即：过去中国党六次大会[133]上规定的任务，是打倒一般帝国主义和消灭中国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现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则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的亲日汉奸，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革命动力不仅只是工农，而且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认为这一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是很长的。　　其次，指出与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就是抗日。一切抗日的力量，都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应服从于抗日的基本利益，提出的要求不应过高与过左。　　再次，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之下，共同奋斗，不是谁去削弱谁的力量，而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虽然不能消灭，但是要尽量减少和避免。　　各个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指出我党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另方面又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　　中国党根据这些原则教育全党同志，同时并向外宣布。在去年十二月宣言[134]中，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是长期的，不仅为着抗日，而且在抗日胜利之后，共同建国。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135]，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　　共产党、国民党以外，中国还有一些力量不大的小政派，如第三党[136]（不超过一百个党员）、国家主义派[6]（只四五百人）、国家社会党[137]（只数十人）等，他们过去也受国民党排挤压迫，现在向我们表示尚好，也参加了统一战线的活动。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很小，所以国民党是不重视他们的。　　另外还有一个政学系，他们是由一些政客、官僚、买办组成的，也不过数十人，他们中的领袖分子是亲日的。
　　（二）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合作中的困难与阻碍。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十年以前的大革命时代有过一次合作（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间经过十年的武装斗争，现在又重新合作。上一次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单独地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仍保持它独立的组织。　　这次合作与上一次合作，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上次合作时，国民党仅有广东一省尚不十分巩固的政权和数量不很大的军队，而且是受着外部与内部敌人的压迫；现在它有了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全国的舆论机关。　　上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但在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现在是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地区，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　　上次合作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北洋军阀[138]，这次合作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上次是打倒军阀的内战，这次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　　从上次合作到这次合作中间，经过了十年血战，共产党曾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已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立了军队，实行了土地革命。　　因为国民党现在一方面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军事力量，并且有十年一党专政的统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过去十年的反动统治，失去人民的同情与信仰，且有了过去与共产党斗争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故它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因此，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的障碍与困难。　　国民党在卢沟桥事变不久以前，在它的庐山军官训练班[139]的政治教材中说：现在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现在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分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国民党还可以保持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与苏联平等谈判。如果共产党力量在抗战中不消耗，苏联再帮助它一分，则它将有六分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要到莫斯科请训，那就不好。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　　山西的阎锡山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枝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枝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但共产党有一个漏洞，他们是不要祖国的；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时，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很大势力，但后来终被希特勒[140]压迫下去。他说，山西政权在他手里，将来还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存着削弱企图和自大心理，故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我党合作建议的决议中，还用着“根绝赤祸”的名称，表示共产党是向它投诚。我党要求共同发布宣言，亦被其拒绝。而我党单独发布之宣言内，所提“国共合作”字样，被其删去，改为“国共两党，推诚相见”的字样。国民党还禁止在其报章上用“国共合作”的名词，不愿意公开表示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　　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各个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他在抗战爆发前，曾提出一种合作方式，是在两党之上成立一个共同的党，两党分子均可加入，由两党选出同等数量人员组织最高委员会，而以他为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必需服从这最高机关的决议而行动，共产党不再与第三国际[141]发生关系，即由最高委员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这一建议，被我们拒绝了。　　后来他想引诱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即想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内，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认为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他说：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并说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均取消而加入为一派，党内是可以有派的。　　复兴社[142]的上层领袖，勾结托派分子，更依据蒋介石的意图，利用“统一”的名词，利用我党七月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向我党及八路军进攻。在其机关报《扫荡报》上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并引证苏联、德、意都是一党专政。因此，中国现在应当尊重国民党的惟一性，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们说，中国团结有两种方式，一为联合，一为统一，而联合式的团结，不能坚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种情形之下，还要火并起来。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溶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则根本没有离心倾向；所以主张加紧团结的人，应该主张合并。又说，这个合并，根据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143]，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他们说，共产党既承认三民主义又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是反复无常的。他们并谓中国有两种危险势力：一种是封建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指八路军）。散布封建势力抗而不战，反动势力游而不击，这两种势力不肃清，中国不能统一等等谣言，中伤我党。他们在行动上，收买流氓，捣毁我党在汉口的《新华日报》馆。今年一月间，在武汉一带，造成相当严重的形势。　　复兴社这些领袖，与托派勾结，想借统一之名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们这种活动，除得到国民党内一部分对共产党成见很深的分子的同情外，还有少数政治见解很低而希望中国统一团结的分子，也对他们盲目地表示一些同情，以为其他党派都取消，而加入国民党，中国会更团结统一，更好反对日本。　　为着答复复兴社分子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揭露蒋介石引诱我们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派别的意图，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谈话[144]，说明苏联一党存在，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其他政党的社会基础。在德意两国，虽为法西斯党专政，但还有其他政党不合法的存在与活动，并非只有一个党。指出英法美等国许多党合法存在，仍然保持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说明国民党过去以武力消灭其他政党的企图，经过十年纷争，已遭失败，今日合作，反能统一，并能抗战。那种借统一之名，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理论，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最后引用孙中山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145]，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能够相容。我们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绝不会放弃相信了多年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发表后，一般是得到很好的印象。国民党中一部分元老和许多党员及进步群众，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而对复兴社和托派分子所引起两党关系之恶化，表示忧惧，惟恐因此而引起两党合作的分裂。对于复兴社利用与勾结托派，表示不满意。他们之中，仍有人提出新的方式，如提出在各党独立存在之外，另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146]，各党分子均可加入。有的认为可以保持现状，有的则赞成我党提出之合作组织形式，也有主张恢复上次大革命时代合作方式的。　　蒋介石后亦声明并不取消共产党，只要意志统一，思想可以自由，并表示复兴社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意见。自此以后，一个党、一个主义等类口号，也不再提出了，且下令各报不谈党派问题。　　我们党本来提出的各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采取民族联盟的组织形式，即按民主原则，由各党选派若干代表，成立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委员会，依照共同纲领而行动。各党派仍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种组织形式的建议，因为复兴社及托派分子的捣乱，及蒋介石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并未完全打消，故尚未得到具体解决。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147]对此问题，亦无具体决定。目前尚只是由两党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谈判，与蒋介石及其左右和国民党元老中一些进步分子，讨论某些重要问题。两党委员会内，因为国民党的四个委员（陈立夫、张冲、康泽、刘建群[148]）有两个是复兴社顽固分子，故谈判得不到很多具体结果。　　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形式之主张，我党准备加以赞助，因为这可以吸引广大青年，经过它可能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和改造。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已通过成立民族青年团组织。
　　（三）国民党的现状及其进步的趋势。
　　国民党主要依靠民族资产阶级为其基础。当它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它便靠拢小资产阶级以至工农，逐渐淘汰地主、军阀成分，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及许多工农也加入了国民党，军阀势力被淘汰出去，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的政治联盟的组织。当国民党离开革命的时候，它又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联合起来，逐渐将工农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它进到专门以反共为主的反动时期，它必需与军阀、地主势力结合，军阀、地主就大批涌进国民党内，并占主要地位；工农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里面分化出来。　　现在，国民党由反动地位又重新回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来。既然它要起革命的作用，就需要革命的群众力量来支持。它必须靠近工农小资产阶级。　　在抗战起后，国民党一般的是在向前进步的过程，它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起来。除去对外对内政策改变，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的上层，如蒋介石及一部分元老和进步分子，已渐感觉到国民党组织之无力量，不改造无以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下层党员，对国民党组织之腐败无能，毫无民主生活，也表示着深刻的不满，而要求改造。故蒋介石近已提出复兴国民党的问题。在这次临时大会上，也讨论到一些关于改进国民党的问题。　　我们估计，国民党在继续抗战过程中会要进步，但进步的速度，因为许多条件的限制（内部腐旧分子把持，有害怕群众与共产党等思想成见）不会很快。而在国民党前进中，其中的顽固分子，还可能从事破坏。　　我们要使国民党不仅能与我们合作抗日，而且能与我们共同在抗战胜利后合作建国，就必须使它的机构进步。故我党对于国民党的复兴与改进运动，采取赞助方针，设法使其组织内能够增加大批进步的成分，逐渐淘汰腐旧的封建的分子，争取内部民主的实现，以达到其内部左派势力壮大，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为着这个目的，准备以一些色彩不浓的共产党员加入进去。这样可以推动国共两党向着巩固合作的前途前进。　　这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因为有着比上次大革命时代不同的条件――有红军和苏区，这是顺利地取得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还是太小；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力量，今天还不大。因为我们有军队，有地区，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有战争经验，我们能与它合作，经过与他们的上层谈判，能影响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及军事上的进步。但正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群众中的组织力量薄弱，不能以群众力量影响和推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机关。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仅在开始，且内部顽固分子尚在捣乱，故今天国民党对我们还不能以平等地位相待，使合作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与障碍。　　然而，这次与国民党重新合作，是在对日抗战的过程当中形成发展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军事进攻的状况下，必然要推动中国更加团结，这比上一次的合作有着更加顺利的条件与基础；在日本的进攻之下，国民党要抵抗到底，就必须进步，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向着巩固的前途发展。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方面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
　　（四）当前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中国党认为，中国要战胜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必然还要遭遇许多的困难与挫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合作，则能抗日，能够胜利；国共两党如果分裂，则中国的抗日必定要失败。日本、亲日派、汉奸和托派正从各方面来破坏中国的统一团结，首先就要破坏和挑拨国共两党的团结。特别是日本最近的进攻遭受一些挫折后，它必然要以更大的努力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因此，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当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虽然在国共合作当中，还有许多的困难与阻碍，党还是在努力说服国民党及其领袖，使他们打消那种并吞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使得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之间，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合作的共同纲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具体问题的谈判。　　中共认为目前的统一战线，尚偏重于上层的活动，广大群众缺乏组织，这就使得统一战线的下层基础不坚实、不宽广。因此，将广大的无组织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成为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最重要的迫切工作。　　抗战起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军队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人民对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显然比抗战以前大为进步。但这还没有达到必要的密切程度。有些地方军队对中央政府不给予他们补充与枪械，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人民因政府的许多设施与处置的不得当（如强迫征兵与强募公债等），尚有许多的不满，这需要从各方面推动，使这中间建立起合理而密切的关系。　　我们准备在国共合作关系进步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党政府采取更多的进步的设施，逐渐改革现有的政治机构，淘汰亲日派、汉奸、托派，引进进步分子参加政治机构，充实政府组织战争的能力。　　以上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摆在中国党前面的迫切的工作。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
　　（一）八路军的工作方针和它在抗战中的作用。
　　八路军是由过去中国红军改编而成的。它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击败过国民党几次的进攻，是在这种不断的战争当中长大与锻炼出来的。所以它有着革命战争的丰富的经验。但是八路军的武器，都是在过去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夺取过来的，所以是比较陈旧而不整齐，并且没有重兵器，连山炮都是没有的，更不必说大炮、坦克、飞机等类新式兵器了。它作战主要是依靠战士的政治觉悟与热情，指挥人员在战术上的灵活机动，指战员作战时的坚决勇敢，以战胜敌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首先向政府要求开赴抗日前线，并开始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当时蒋介石还不许我们开动，因为他恐怕八路军首先开赴前线扩大了影响；并且他尚在和战未决当中，恐怕我们军队去了，会把战争扩大起来。在那时，蒋介石还不给八路军成立总指挥部，只许改编为三个国防师，由他直接调动，并分开使用到各个战线上去。　　去年八月，华北战争吃紧，蒋介石这时才给了八路军的名义，调八路军到平绥路南口附近作战。八路军去年八月即由陕西向山西北部开进，参加晋北的战争。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注意与兴奋。　　我们军队到达山西时，即确定了下列方针：　　第一，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我们是从敌人的侧后面去打击敌人，在敌人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打击其增援部队，配合其他友军作战，并求得我们行动的胜利，以影响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　　第二，在八路军作战的过程中，加紧做组织与武装地方居民的工作。在敌人后方，创造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正规军队作战。以这些工作的成功来证明：只有发动和组织民众，发展人民的游击战争，才可以使战争能够持久，能够胜利，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去注意组织民众和发展游击战争。　　第三，加紧八路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及对敌军的瓦解工作，建立与居民的亲密关系等，来推动其他军队去改进政治工作及改善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起到模范先进的作用，去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　　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型关的胜利[98]。这是抗战起后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击溃了日本最精锐的第五师团，消灭了将近一个旅团。后来，我们的军队转入到敌人的侧后方，截断它深入山西北部的后路。正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坚决抵抗，我们在敌人的后面，打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夺获和毁坏敌人千辆以上的辎重汽车，二十架飞机，使得进入忻口（太原城以北）的四万余敌人没有粮食、炮弹和汽油，大炮、坦克被迫停止活动，仅靠飞机运送少数粮食和弹药，使忻口得以支持二十余天的猛烈战斗[99]，敌人陷于非常危险的地步。　　我们的这些胜利与成功，逼得敌军不得不改变过去常以支队迂回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法，因为这种迂回的小支队时常被我们在侧面消灭掉。同时逼得敌人不得不分散一些兵力，去守卫交通线上的据点。　　我们的这些成功与胜利，一方面使着国民党抗日军队的作战信心提高，他们说八路军的武器比他们坏得多，还能够打胜仗，他们一定能够同敌人拼一下。这就使得当时向后溃退的军队，也坚决抵抗起来。另一方面，使得国民党军队逐渐认识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而开始采取新的作战方针，推动了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最近台儿庄的胜利和津浦南段战争能持久，就是由于战略战术上进步的结果。　　八路军在山西北部作战过程中，毫未放弃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八路军活动区域以内，经过一两个月工作，成立了许多救国会、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成立了大批的人民游击队，由八路军抽出一批有游击战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的武器，一部分是收集民间的旧枪和中国军队在抗战中遗散在农村中的枪支，另一部分是在行动当中夺取敌人的枪支。自然，他们的枪支数量还是差得远。他们的粮食和给养，则由当地群众供给，特别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之下，向地方上的富豪募集一部分粮食或金钱。自然，游击队的生活过得很差，有的到冬季还没有棉衣。医药对于他们更是困难的问题。　　那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不断的战斗当中力量逐渐壮大，而且逐渐集中起来形成较大的队伍。特别是在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设有军区，统一指挥他们的行动，成为在敌人后方创造新军队的模范。他们时常伸到北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到津浦路附近天津以南地区打击敌人。　　在晋察冀边区内，现有四十多个县、五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已经恢复了中国的政权，并建立了该边区的统一的政权。这政权能够在我党领导之下工作。这一区域内，普遍组织了民众，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时常截断平汉、平绥、正太铁路，给敌人重大损伤。敌人曾经用了很大的兵力，分八路去围剿他们，但是他们用着很灵活的游击战术，将敌人击退。现在，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人后方一个有基础的游击战争根据地。　　八路军在红军时代，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今天依然是保存着的。士兵中系统地进行了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许多问题的教育，战士的政治文化水平比中国一般军队要高，他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打日本和持久战能致胜日本的基本知识。入伍后经过相当时期的战士，都能识得一些文字。部队不论是在驻军、行军或作战当中，都有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政治工作。部队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同时生活上能够刻苦。指挥员与战斗员间建立起友爱的同志的关系。共产党支部起着领导和模范的作用。部队中逃亡的现象很少，作战时坚决勇敢，部队内部有团结活泼的精神，这是引起友军非常敬慕的。有一次，一个国民党报纸的新闻记者，到八路军总指挥部来访问朱德同志。当他走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门口，看见一个年纪已老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戴着眼镜看报纸。他走进司令部内经参谋长介绍，才知道这老人就是朱总司令，引起了他很大的惊异。他与朱总司令同吃午饭，饭菜极简单，与士兵所食相同。他又找了八路军士兵、伙夫谈话。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八路军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伙夫、马夫，所说的话，观点完全一致，只是程度有深浅不同而已。他说，八路军的教育与团结，真是值得钦佩的。　　八路军除内部政治工作外，在抗战中还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为着这个目的，除印发许多日文、中文、蒙文、韩文传单小册子，利用政府飞机或经过游击队和地方居民，以及组织武装宣传队，散发张贴到敌人区域，并教育指战员学习几句简单的日文口号，以便在作战时向敌人宣传。对俘虏的日本士兵，给以很好的优待和教育。我们散发的传单小册子，对日本士兵已起到一些影响，时常从俘虏以及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可以找到我们散发的宣传品。在战场上被我们包围的日本士兵，经过我们喊口号，有自动缴枪过来的。俘虏来的日本兵，有很少数现在帮助我们写日文传单小册子，他们甚至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并要求设法将他们的家眷也搬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摧残。　　八路军与地方人民间，建立了很亲密合作的关系。首先是由于八路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他们驻扎民房，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损坏东西要赔偿，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请我们到他家里住，送许多东西来慰劳，而别的军队到一个地方，群众多逃走。特别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纪律很坏，发生掳掠甚至强奸妇女的现象，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一些办法，就是别的军队到了，由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我们的队伍因为得到群众拥护，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使我们好通过。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给予我们以很大的便利。　　由于八路军部队内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特别是与居民的亲密关系，引起了其他抗日友军很大的注意与兴趣。他们便回想到北伐时代，那时北伐军内部也有政治工作，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便提出恢复北伐军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并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因此，在中国大本营下，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并请周恩来同志为副部长。现在，各个集团军招收了许多学生，正在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阎锡山新组织的军队，仿照八路军成立政治部，并设政治委员制度。　　八路军是从土地革命中，从小的游击队逐渐生长壮大起来的；过去十年经过残酷的反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行军力极强，并能刻苦耐劳；指挥员多有独立行动和机动的能力，故在作战中有许多特长。能够集中起来打大的仗，同时又能够分散开来，独立行动去发展游击战争。能够以少数兵力，勇敢地去攻击数量强大的敌人。　　因为八路军的战术运用得灵活，在山西作战的过程中，使敌人遭受重大的损失与消耗。敌人在山西被八路军击死和伤者近三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这种作战方法，是消耗敌人的最好办法。我们缴获敌人的文件中，有一敌军官的日记这样写道：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因为我们与敌作战，如在极不利情况下，就避免过大的牺牲而迅速组织撤退，以引敌于运动当中再去打击它。敌人对中国别的军队的行动很清楚，惟对八路军行动是不明了的。敌很难主动地找到我们决战。　　八路军在抗战的战略战术上，军队政治工作上，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上，起到了推动和模范作用。蒋介石最近也逐渐相信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他拨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八路军指挥作战，但八路军因为还没有重兵器，如大炮、坦克、飞机等，所以还不宜于从正面与敌人进行顽强、持久的阵地战。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手里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国民党最害怕的。汪精卫在去年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两个不同的政府存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两个不同的军队存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军队。在法国人民阵线[149]中，法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共产党要统一战线，就要取消红军和苏区。　　蒋介石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初则只允许我们成立三个师，发给三个师的经费，不设总指挥部，要朱德、毛泽东出洋或到他的中央政府工作；继则想尽方法，削弱共产党在八路军中的领导。他要派副师长、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要求把我们的军事干部调到他们的军队中工作，美其名曰“交换干部”，可以交换工作经验。我们的政治干部，则须调到南京受训后，才回原队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内的教育和管理，完全与他的军队一致等。　　当时红军的数量，本来不只编三个师。为着避免过分的争执，我们就应允编成三个国防师。抗战起后，蒋介石才给了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到山西后，更升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他的其他要求，均被我们坚决拒绝了。直到最近，才准许他派四个联络参谋（每师一个，总司令部一个），这只是一种传达情报的性质。自然他还是想利用联络参谋来侦察八路军内部的情形，和进行瓦解我们军队的活动。我们不放松随时考察其行动。　　蒋介石在这些要求没有达到后，随即采取不补充八路军的办法，使八路军在抗战中消耗后，不能恢复和壮大。第一，他不补充我们的新兵，并采取一些办法限制我们自己扩大；第二，不补充我们的武器；第三，不增加我们的经费，并下令不准军队就地筹粮。除此以外，自然他还要进行一些秘密的办法来勾引和收买八路军的干部；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八路军能够打击敌人，他还是需要利用这一个力量，不得不接济我们必需的弹药和一定数量的衣服等。　　在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的情形下，八路军虽然在名称上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但原来红军时代的各种制度仍然是保存着的，并仍旧保持着共产党在这一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我们也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　　现在八路军中，团以上各级均有健全的政治机关，营有政治教导员，连有政治指导员，师、旅、团仍设有政治委员。营以上军政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各个连队，均有党的支部组织。全体军人中，在出发到山西时，党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五；现在因为部队扩大和战争中伤亡很多党员，党员占全体军人百分之二十。在八路军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在八路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作用。　　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仍然保持着工农成分占绝对多数。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人数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贫农、中农占三分之二稍弱。此外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在部队中经常进行党的主张、政策的系统教育。　　八路军人员，虽然在战争中消耗了得不到政府的补充，而且自己扩大也受到一些限制，但我们仍然进行了扩大新兵的工作。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努力，去补充在战争中的伤亡减员。我们党把扩大八路军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　　因为八路军与居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有着过去的扩大军队的经验，我们在作战过程中，组织了一批有活动能力的干部与战士，在战区进行扩兵的工作。我们的扩兵，经过群众中的政治动员，群众极踊跃地自愿参加八路军。因此，我们新兵的补充并不感觉困难。去年三四个月内，我们在山西前线作战的军队，不仅补充了减员，而且扩大了三倍。只因为经费上的限制，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底，就停止了扩兵的工作。如果经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十万人，在今年年底即可以完成。　　因为部队的迅速扩大，战争中一些干部的伤亡，现在部队中开始感到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目前正由后方的学校及前方各师与总司令部开办的随营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因为八路军受着经费的限制，现在部队是过着极苦的物质生活。许多扩大来的新兵，还没有发衣服、鞋袜、毯子，冬季没有棉衣；士兵虽规定每月发中国钱一元，作为买鞋袜、烟草等零用，但因为经费的困难而常常不能发给。伙食费虽规定每人每月为五元，但也不能发足。至于干部，则与士兵生活相等，虽曾规定零用钱连排长每月二元，营长每月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也因经费困难，不能经常发给。我们的干部的生活，与其他军队比较，是相差很远的。他们的薪水连长每月有百余元，师长有八百元，总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们的武器也很缺乏，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缴获敌人的枪支，自然可以补充一小部分，然而很不容易缴到完全好的。敌人打败仗时，往往将枪支打坏，缴来后不能使用。　　除八路军外，现在中国沿长江流域，又组织了一支与八路军性质相同的新四军。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小些，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新四军是由保存在中国中部南部原有各个苏维埃区域，如江西苏区，福建苏区，浙南、皖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边、鄂豫皖等苏区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的。这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三四年前，中国主力红军离开那些区域以后，保存在原有区域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过长期游击战争。他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了三四年的游击战争，故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　　这些部队也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内部也有很好的政治组织与工作，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原来不愿意他们集中起来编成独立部队，而想编到他们军队里边去，经过长期交涉，才允许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47]任军长。　　新四军已由各个区域集中起来，大部分开到南京、芜湖、上海、杭州之间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一部分在长江以北，深入安徽北部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上的任务。
　　为着使得八路军及中国党所领导的其他军事力量，逐渐在抗日战争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这就需要党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在数量上能够扩大，并要在技术装备的水平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的军队，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为着这个目的，中国党正在注意提高现有干部的军事技术水平，培养能够掌握新式兵器的干部与技术人员。　　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而且随着中日战争范围更加扩大，特别是万一武汉等城市失陷以后，它的作用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的许多条件，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游击战争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最近，正选派干部和一部分队伍，到敌人后方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创造象晋察冀边区同样的许多游击根据地。　　估计到国民党还未放弃削弱我们军事力量的企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托派等，必然想尽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同时，我们现在的斗争环境，比过去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外界影响容易侵入我们队伍中来，故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是目前中国党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任务。　　
　　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一）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一般情形。
　　在九个月抗战当中，中国人民一般的是英勇地起来参加抗日的各种斗争，然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因为国民党还未能完全放弃控制包办政策，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人民经过大革命的教育，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在这次抗战当中，虽然忍着巨大的牺牲，还是表示不愿屈服，而且人民参加抗战的各种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便可看出。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的人民，是采取最残酷的最野蛮的政策，企图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怕战心理。这就是在其占领区域内采取疯狂的烧杀、奸淫、掳掠方法，和用空军到中国内地到处肆意轰炸。凡是日军所到之地，常将铁路、汽车路两旁的村镇、县城及附近房屋尽行烧毁，任意屠杀人民。特别是它在某一遭受中国军队的打击或游击队的袭击的地方，它便将这些城市或村落中未及逃走的居民，大肆杀戮。奸淫中国妇女，更是最普遍的现象，而且在日军中被承认是合法的行为。至于财产的掠夺，则更普遍。中国人民在敌人屠杀、奸淫、掳掠之下，对日本仇恨愈益加深。故在战区和被敌人占领地区，人民自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向敌人斗争。同时在中国后方，各种群众组织与各种活动也在发展。国民党虽想控制这一运动，然因群众力量的壮大，也就逐渐难于控制了。同时他们自己也采用一些方式去组织群众，想使已经起来的群众运动，仍得被其控制。　　在各种群众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是先进的，积极的。特别是交通、军事工业工人，在最困难危险的状况中，他们不顾一切牺牲，修复被敌空军炸毁的铁道、桥梁，保证军事运输得以连续。在上海、山东等地和平汉、正太、同蒲、沪宁等铁路沿线敌人占领区域的各种工人，许多人自动组织游击队或参加群众武装组织。上海的工人，在上海战争时，组织有参战队，积极协助军队作战。　　农民抗日斗争，在战区和敌人后方也极为活跃。在战区，他们担负着极繁重的军事劳役，如征集农民的骡马、车辆，帮助运输粮秣、弹药、伤兵，修筑工事及道路，参加武装组织等。在敌人后方区域，则有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及各种武装组织。但在中国后方地区农民的抗日斗争，除某些省份进行军事训练和两广农民运动有些发展外，尚未能很大地发动起来。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抗日运动中也表现了很大作用。学生除参加一般救国团体，进行后方宣传动员工作外，近几月来，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军队。现在各省军及中央军收容了大批青年学生，正在加紧军政训练，准备培养为军政干部。有些学生，直接加入军队里当兵；有些学生，参加到游击队中活动。城市贫民，特别是被占领区域的贫民，过着极苦的生活，他们中间有许多参加到军队中当兵。　　妇女以至小孩，都有些积极的活动。组织有许多战地服务团，流动剧团，经常到前线做宣传慰劳工作，或在后方募集慰劳品，看护伤兵。如上海有一个儿童剧团，是由八岁到十八岁的工人和贫民的子女、小学生自动组成的。他们冒着一切危险，到前线与后方进行演剧宣传。　　工人、农民、学生是抗战群众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并且工人、农民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增加起来。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抗战起后，他们是站在抗战方面的。他们希望战胜日本，但对抗战的胜利信心是不坚强的。在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太原、青岛、济南等大城市失陷后，他们的企业受了很大损失。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战胜日本。但他们有过去大革命时代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取得抗日领导权，故对真正的群众运动表示畏惧。这反映在国民党的方针上，就是抑制群众运动的发展。　　中国地主阶级，一部分大地主和绅士被日本利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组织伪政府。中小地主在敌人残暴政策之下，对抗战还是表示一些同情。如在游击区域，他们还可以出一部分粮食，供给游击队。日本必然要找到中国地主阶级、绅士、官僚、老军阀和一些流氓，作为它统治占领区域的社会基础。故我们的政策，是不应过于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尖锐化，不要把地主阶级推向日本方面去，并争取其中某些部分能继续同情于抗日的斗争。　　在大后方的人民中，有许多工人、职员，有的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部分捐作抗日经费，有的甚至将全部财产捐出。南洋和美国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热情高涨，对募捐也非常积极。　　总之，中国人民虽然忍受战争的最大牺牲，他们还是坚决要求抵抗。不管国民党怎样想方设法去控制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一运动还是在日益发展、普遍与深入。战争愈持久下去，群众抗日斗争力量毫无疑义的是只有更加扩大更加强有力。
　　（二）中国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及组织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和威信。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今年一月出版的《新华日报》，二月时已销售到二万余份。在武汉出版的《群众》周刊，近二万份。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报，销数亦达万份。文化界和救国团体出版有大批刊物和小册子，是在我党影响之下，上海失陷前，有五十三种小刊物，其中有四十九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武汉最近有四十种刊物，其中有三十八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此外，在广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还有许多同情抗日或在我党影响之下出版的刊物杂志。许多书店，自动印发一些关于八路军的小册子，或汇集我党刊物上重要文章，出版小册子，因为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领的文章，在中国销路特别大。　　因为我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我党获得公开或半公开地位，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但因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于过去十年内战期间，遭受国民党白色恐怖摧残有极大损失，在统一战线成功后，才开始恢复。陕西的党，在前年西安事变后，就逐渐恢复起来，在西安城及农村中，建立了一些基础。西安及各县的许多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是在我党影响之下。国民党曾下令要解散我们领导的团体，现在正努力争取这些群众团体能够合法存在，并与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求得统一起来。山西的党在八路军的协助之下，近半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并在山西的游击战争及群众团体中，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山东、河南北部的党，也有新的发展，他们正在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上海的党，在上海战争时，有些恢复与发展。自上海失陷后，许多同志难于立足，党的工作也就困难得多。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也已经派了干部去恢复工作，最近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但是党员数量还是不大；他们参加了国民党所允许的各种群众团体内的活动，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在武汉，文化界救亡协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自卫抗战慰劳团等组织中，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党在工人中的工作，还很薄弱。　　国民党在抗战起后，只允许各地民众成立抗敌后援会，承认它为合法组织，并由国民党地方党部派人主持。另外各城市和交通工人中，过去有国民党的工会组织，然这些组织都没有广大群众基础。我党在群众运动方面，现正采取统一的方针。在工人运动中，即号召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不另成立独立工会；我们原有的赤色工会，也加入到国民党工会中去；在没有工会的地方，即用国民党允许的工会组织去建立工会。对工会和其他国民党允许合法存在的群众团体，逐渐充实其群众基础，争取内部民主，推动这些团体进步，并逐渐在其内部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敌人占领区域，我们党的活动比较自由，未受到国民党许多限制。这些区域，我们仍是采取统一战线方针。由我们在敌人后方恢复政权的地区，准许各个党派合法存在，并与之合作，共同恢复政权，建立群众工作。但在那些地方，我们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特别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在群众斗争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可能范围内求得改善群众生活，不提出过高的口号与要求，并且采用合法方式，使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能够顺利地实现。一般地说，不是号召群众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　　中国党在原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尚在恢复时期。党在这些区域的政治影响很大，而组织群众力量的工作则落在后面。特别是工人运动中，我们的力量尚薄弱。但是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有着恢复和发展工作的条件，我们依靠党的正确的工作方针，群众运动是能够迅速发展的。党最近将召集的七次大会[150]，对群众运动及工会工作，将有详细的讨论。　　陕甘宁边区是由过去的苏维埃区域改变而成的。该区域内土地过去已经分配了，地主阶级已被打倒。党在边区内有强固基础，每个乡村都有党的支部组织。　　我党在边区内的工作方针，是使边区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同时又是中国最民主与进步的区域，拿这些去影响和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的进步。最近决定在边区允许国民党成立其党部，并且按照民主的原则，重新改选各级政府机关。在民主选举中，准许各个党派公开参加选举运动，并准备在新选举中，吸引一部分国民党人参加政府；并以边区内准许国民党公开活动来取得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内公开活动的地位。　　我们边区内正在加紧战争紧急动员工作。现在全边区有十万壮丁组成的自卫队，五万青年参加的少年先锋队，正在加紧军事上的训练，准备在必要时动员补充八路军。边区政府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春耕运动，以增加耕地面积和农产品。　　边区工人有工会组织，加入工会的有三万五千工人。除政府的印刷厂、兵工厂、被服厂外，均为农村手工业工人。工会以外尚有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包括有六万余会员；儿童团的组织，包括七万多儿童。　　国民党要派它的中委丁惟汾来任边区政府主席，以前我们是拒绝了。后来我们同意了，而它尚未派来。到现在止，国民政府还尚未正式承认边区政府为合法组织。
　　（三）中国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
　　中国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走向反对日本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党的地位大大提高；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也起得了很大的推动中国军队进步的作用。中国党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来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正因为它在中华民族存亡命运中，有重大的决定作用，国内外的敌人，必然要设法来破坏中国党；故中国党更加要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为着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得到加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全国党的坚固基础，成为目前重要的工作。首先要在各个主要城市和产业、交通工人中，以及敌人占领区域内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批吸引工人、农民及先进的青年学生，加入到党里来。　　估计到党内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党在最近将有大批新的党员涌入，估计到一般党员对党的统一战线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还表现着关门主义及旧的工作方式；同时，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阶级敌人托派等，必然要利用党的弱点来破坏党，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以高度警觉性，防止敌人和奸细的破坏，也是党的迫切任务。　　培养大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改善和学习统一战线中群众工作的方式，建立地方党健全的领导机关，这又是推动党在全国工作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一环。　　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四月十四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本文是对书面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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