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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急辞工，员工工资应该怎么扣？工厂损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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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急辞工，员工工资应该怎么扣？工厂损失怎么办？
广东 佛山 南海区发表时间：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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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广东尚尧律师事务所 回复时间：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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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工资2000出头还常被克扣，这些童工为什么不愿离开黑工厂？
“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常熟童工事件背后：回不去的学校和乡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龚龙飞本文首发于总第784期《中国新闻周刊》日，梨视频拍摄制作的“常熟童工”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今年9月，拍摄者老韩卧底于常熟市的一家服装制造作坊5天，拍摄了多家劳务中介介绍童工的情况，并记录了几位童工的生活工作状况。视频中，童工们在弥漫着烟尘、棉絮和服装纤维的小作坊里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只休息2天，月薪仅2000多元，而且每月的大部分工资还被老板扣押到年底才结清，甚至还存在老板扣押身份证、银行卡、没收手机，乃至使用暴力的情况。当天，常熟市政府连夜开展排查，共排查了近2000家小作坊和100多家企业，发现童工10名，他们均来自贵州、云南、河南等地的贫困地区。《中国新闻周刊》见到他们时，他们已被相关部门安置在某宾馆，等待讨薪结案后返乡。“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拍摄者老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流水线上的孩子日，江苏省常熟市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流。在宾馆内，记者见到了四名童工，他们是14岁的韦军胜、14岁的黎一隆、16岁的刘杰飞、15岁的杨俊鹏。他们都穿着执法人员为其新买的冬衣。尽管穿着臃肿，也难以掩盖他们的消瘦。他们都有很重的黑眼圈。三个孩子靠在床边玩着手机游戏，刘杰飞的游戏级数最高，这让另外两个孩子很羡慕，他们紧紧盯着刘杰飞的屏幕，不时发出惊叹。他们的手机中并没有电话卡，只是上网玩游戏和使用社交网络。与父母的联系全部依靠他们的带班师傅，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同乡人。 9个月前，刚过完元宵节，他们四人一起乘坐大巴车离开了贵州大山，经过两天车程，到达1900公里之外的常熟。带领他们的小作坊主冯健，如今已被刑事拘留。2016年正月期间，制作服装的小作坊业主冯健前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找到了他的老员工王明家，通过他召集愿意去常熟打工的村民。王明在这个自然村里辈分较高，召集起来并不费事。有父母带着孩子到了王明家里，说因为孩子辍学在家，又无人管理，希望他们能够带孩子出去打工。双方还谈好工资待遇。经办此案的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日，冯健带走了该村的10个人，其中有4个未成年人。小作坊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天上午11点10分和下午5点10分是吃饭时间，同时也是休息时间，总共不超过10分钟。“我们刚来的时候，老板没有定工作量，我们每天7点就下班了，觉得很轻松。过了不到10天，工作量就定到了500，然后是700，再慢慢加上去，一直加到1300件，再加上去就干不完了。”负责给衣服“上腰”的刘杰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韦军胜说，每餐基本上吃一碗饭就基本没得吃了。到了下半年，因为工作量很大，偶尔有一点肉吃。每天夜里下工后，只要还有钱，孩子们就去买一碗5块钱的炒饭，或者泡面充饥。因为是流水线作业，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板曾经严肃地告知他们，不准缺岗，请假一天要被扣300元。只有韦军胜请过一天假，“我那天发烧了，实在是起不来。”他回忆说。他没有去买药，在阴暗的宿舍里躺了一整天。那次，老板没有扣他的钱，他觉得有些庆幸。为了卧底，老韩去小作坊里干了4天活，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工作看上去没有风吹雨淋，其实非常辛苦，因为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几千次，胳膊始终都是抬着的，全身的肌肉酸痛。而且童工的工资平均每小时才5块钱，这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冯健的流水线作坊里，一个童工的工作量与一个成年人并无差别，却只拿到成年人一半的薪资。带班师傅的月薪在5000元左右，而童工的工资前半年每月是2500元，后半年每月2800元。每半个月，发放300到500元不等的生活费，其余的薪水要扣押至年底才发，这个情况倒是与成年人相同。冯健雇佣了4个童工，一年就可以少支付近12万元人工成本。“一方面‘温水煮青蛙’，慢慢使得童工麻木；再配合上扣押工资年底结清的方式，使得童工不敢逃离。他们被扣押的工资越多，忍受力也就不断加强，这是老板的一个策略。”老韩说。童工多集中在服装加工行业从已公开的案件看，童工较集中出现在服装加工、建筑、煤矿、烟花制造、餐饮和娱乐服务等领域，其中服装加工行业最为集中。在体力要求较低，细心和耐心要求高的服装行业，童工的生产率并不低于成人，而报酬却低很多，加上童工普遍更温顺，更利于管控。而常熟市是全国服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目前常熟有36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年产值和市场交易额双双超过1200亿元，有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中国最富裕的五个县级市之一。雇佣童工现象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作坊中也有类似本地学徒的未成年人，当时法律不健全，观念也没有跟上。后来社会进步，产业升级，童工现象少了很多，而且劳动力又充足又廉价，没必要雇佣童工。”常熟市虞山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支惠良长年与小作坊打交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是近些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这种现象又出现了。”在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呈现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水，用人工资不断增加。不断抬升的人力成本使得制造业不断寻找新的工价洼地。冯健到2000公里之外的贵州农村招工，他开出的2500元薪水，相较于贵州当地的工资水平，已让村民们和家长觉得满意。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小作坊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市场招工，要么自己找人，要么倚赖中介。“已经被捕的冯健认为，比起中介介绍，老乡、邻居彼此知根知底，更可以信任。而中介带来的人不仅要缴纳中介费，而且常常有逃跑的风险。”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劳务中介也水涨船高，在常熟，通过中介招工，一个人的中介费就要元。对于黑中介而言，只按照人头数算钱，所以在成年人中夹带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在作坊中见到那些超过16岁的工人，其实他们刚来时都是童工。”老韩说：“而且很少成年人愿意去小作坊工作，只剩下年纪小的人。”早在2002年，中国就出台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但不论是企业使用童工还是中介非法介绍童工就业，劳动部门查处起来都颇为困难。“小作坊主肯定是清楚法律规则，但是因为童工年纪还小，在老板或者家长的诱导下谎报年龄，他们一般说自己成年了，只不过是没领身份证，因为贫困地区不领身份证的人也常见，或者冒用长相相似的亲属身份证。”长期与务工企业打交道的支惠良介绍说，他们的执法难度很大。在已破获案件中以举报最多，大多是因为同行老板相互揭发，或者是童工领不到工资前来报案。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共处罚金300多万元。根据公开的新闻索引，在2012年5月与2015年7月，常熟市有两起正规企业也查出雇佣童工现象，线源均是来自举报。而黑作坊同样难以发现查处。它们化整为零地隐蔽在民宅中，不纳税，不缴纳“五险一金”，利润颇为可观。以老韩所在的那间小作坊为例，生产一件上衣的利润在5到6元之间，每天他们要加工720件上衣，老板一天的收益额就至少有3000多元。打工的动因冯健和王明被抓的消息传到十二茅坡，村民们都很惊讶。一些老乡在QQ上问刚满16岁的刘杰飞，“不读书了不能打工吗”？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位于贵州省中西部腹地，辖区面积虽有3.8平方公里，但多是山地，耕地面积仅有1300亩，该辖区有人口1379人，人均不足一亩地。主要经济作物有中药材、茶叶、烟叶、葡萄等，2014年，该村的人均年生产总值为6500元，这与一个在发达地区地打工者的月薪差不多。韦军胜是4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手机的人，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父亲电话号码的。他的手指粗糙，指甲很长，指甲缝都是黑的，还夹着几丝棉絮。9个月来，这双手至少翻过了30万条裤子——他的工作是将裤腿翻面，并贴上棉片。现在，他安静地坐在宾馆的床边，双手夹在膝盖间，一时沉默不语。他并非家里的第一个童工，他的姐姐就在15岁时外出打工，姐弟俩从此失去了联系。“她一会跑一处，谁知道她。”韦军胜说。据《中国青年报》对十二茅坡的报道，韦军胜的家门口就是学校，但他在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家里一度困难到“吃不上盐”。问及父母的工作时，韦军胜转过身，不愿谈论。过了好一阵才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就是在家守着我奶奶。”事实上，韦军胜的母亲在他离开前几年就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开了家。韦军胜的爷爷背部长着一个碗口大的肿瘤，仍然要下地务农。2016年，他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已无法讲话与行动，韦军胜的父亲只好放弃打工，回家照顾老人。韦军胜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养家。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村14至18岁之间外出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黎一隆的家庭状况也类似。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读初三的姐姐，和两个妹妹。往年，母亲务农兼顾照料孩子，全家就依靠父亲在外打工生活。因为两个妹妹经常生病，加上建房子的欠款，家里始终背着一万多元的外债。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用电器，也很少有肉吃。所以在常熟的生活，他基本是满意的。他跟母亲通话时，也总说：“老板对我很好，吃得还可以。”冯健在十二茅坡招工时，只告诉了招工对象每月的工资和发放方式。而具体工作内容、时长，休息安排，吃住条件等等一字不提，村民们也没有多问。黎家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没有与冯健有任何书面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冯健的姓名。黎一隆的母亲能够想到的沟通方式，就是送给冯健一篮花生，这是家里最像样的礼物。刘杰飞的家庭情况好很多。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少，家庭也负担不重。所以他领到第一笔工资时，并没有特别欣喜，“都没有压岁钱多。我只是不想待在村里。”在“贵州省万村千乡网页工程”的网站上，记载着该村3位致富农民的事迹，他们都有早年外出打工的经历。韦军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就很羡慕那些出来打工的人，他们穿得很有派头，还说出来没人管，很好玩。”老韩在云南文山采访时，遇到准备外出打工的少年小文。小文之所以想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挣钱养家，而仅是想和同村的打工者一样“有一个很厉害的发型”。这对老韩的冲击很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新鲜事物迅速地介入了那些原本单纯闭塞的山区生活，当地村民面对很大的冲击和诱惑，他们也希望获得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那种小作坊的环境里，打工者都会买高档的笔记本电脑，用来游戏和娱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韩原计划去云南文山采访童工小熊的家，却扑了个空。小熊的邻居告诉他，小熊一家四口人全部在外打工，生活条件一直不差，“他想要出去，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离家人更近一点。”回不去的学校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说，“王明在事实上承担了童工中介的角色，但并没有从中获利。他还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这4名孩子中，韦军胜和黎一隆是初一辍学，杨俊鹏初二辍学，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没什么用”。中国的儿童基本在6至7周岁入学，初中毕业时的年龄为15至16周岁，也就是说，至少要到初中毕业，才能到达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而初中的高辍学率是童工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了关于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真实情况要更为严重，隐性辍学的比例要远大于此。早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就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该研究中心小组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认为，农村初中辍学情况在这两年来并未好转。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他们成为童工的重要来源。如何让学习差的初中生留校读书，并有可预期的升学空间，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技能人才总量仅占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市场缺口巨大。而当前，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教育状况却颇为令人担忧。以这4名童工的老家贵州为例。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开始推行教育“9+3”计划（即巩固提高9年义务教育和实行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即从该年秋季起，免除省内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学费，60％以上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刘杰飞本是这一计划的获利者，他在初中毕业后，父母将他送到了贵阳的汽修学校读中专，但仅仅在一个学期后，还是辍学了。因为从小没有职业培训基础，刘杰飞的动手能力很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很小，条件还不如初中，很多学生才分到一台破车来修。”他将一年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所中专校内的网吧里。他听说该校毕业的学生就在当地汽修厂自谋职业，薪酬也很低，刘杰飞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辍学出外打工了。 在刘杰飞就读中职学校的2015年，贵州省中职招生的考核指标是33万人，但实际招生总人数仅为23.8万人。贵州省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30比1，远低于国家标准的20比1，每个学生人均仪器设备值215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30位。由于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贵州省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资金多半是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垫资、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职业院校基本上是举债发展，并且学校布局过于分散，办学规模小，平均每校仅有1300人。2012 年，贵州省有中职学校 229 所，2年后，就减少了20所。 11月25日下午，四个孩子被安排在常熟市区游玩，这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9个月后，第一次离开作坊和宿舍，走进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完成最后的劳动强度鉴定后，他们即将返乡。常熟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作坊对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收益，只有行政负担。我们此前也考虑要关停取缔，但基于缺乏法律依据，并且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比较为难。这次童工事件，可能会成为取缔小作坊的一个契机。常熟市已经展开了为期15天的童工严密排查，视频里中介说的6000人，目前还在排查中，只发现视频里的小熊一名童工。”在面对镜头或者记者采访时，这四个孩子均表示要回学校继续读书，但常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请了心理咨询师给他们一对一谈心，咨询师的心理鉴定是这些孩子根本是不想上学的。”当记者问起韦军胜将来的打算，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想起来了，在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爸说让我去学理发，可能学理发会好一点。”刘杰飞想学电脑，但“不知道学不学得来”。小文事后给老韩发短信说他已经准备复学了，而小熊已不再回他短信。（为保护未成年人并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韦军胜、黎一隆、刘杰飞、杨俊鹏、冯健、王明、老韩均为化名。）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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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为留人扣押年底工资 劳动者盼钱过年愿望落空
&&&& 16:55
　　【导读】面对农民工讨薪，包工头称按行规合同来，自己很无辜。包工头也成为被欠薪受害者。用工荒的背景下，工厂为留住工人，克扣年底工资。辛苦工作一年，劳动者很受伤。《天天315》本期继续聚焦：该怎么拿回我的血汗钱？
　　央广网财经北京1月2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天315》报道，临近春节，农民工讨薪事件逐渐增多。欠薪包工头不给工钱，是否真有隐情？用工荒背景下，工厂克扣工资现象如何遏止？《天天315》本期继续追踪：该怎么拿回我的血汗钱？
　　上月中旬，经济之声《天天315》报道了内蒙古杨女士的先生梁根柱在一个叫李建的包工头手下做电工。本来承诺一个月给7000块工资。但两年时间里，包工头从李建换成了一个叫李根娃的人。如今快过年了，梁根柱却没有一分钱进账，急坏了全家人。杨女士手里攥着的就只有欠条和一份没有完工时只能发60%工资的协议。
　　记者联系到包工头李根娃后，李根娃承诺会主动向杨女士解释，并承诺一定会给杨女士家发放工资。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杨女士最近告诉记者，李根娃告诉她只能按合同来，欠着的工资还是发不了。
　　杨女士：他打过来一次，之后就没再打了。他的意思是还没完工，就是不给你结帐。他说还雇着你。我说，你雇着每个月7000元的工资，你不给钱怎么叫雇着呢？他说停工了，怎么给你钱？我说，协议上面又没写着停工就不给人家发工资，是不是啊？
　　内蒙包工头拖欠工资 称停工期间不发工资是行规
　　包工头李根娃也向记者解释，由于内蒙地区冬天天气严寒，所以必须停工几个月的时间。停工期间不发工资，是行规。工程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开工。
　　李根娃：在内蒙地区，普遍都是停工期间都不发工资。每年都是4月份以后就开工了。
　　李根娃还说，他之所以和工人签订完工之前只发60%的工资协议，是怕出了问题找不到工人。并且，这份的劳动合同已经在当地的劳动管理部门得到了认可，是有效的。
　　李根娃：因为去年工地就他俩在那管理，别人是没法再弄的，就得他弄。我给了工资，肯定就找不着他，所以我和他的合同就是那么定的。我把合同给劳动人事局看了，给商贸中心什么的都看了，他们都说没问题。
　　看来，杨女士要想在过年之前拿到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河北唐山包工头：没拿过一份工钱 40、50工人工资没法发
　　内蒙包工头李根娃被讨薪，河北省唐山遵化县的包工头王国印，却是被欠薪的受害者。他的工程队有40多位工人，从2010年受到河北唐山遵化县的公路管理站的雇佣，负责公路绿化、清洁、刷漆等维护工作，几年时间过去了，他们从没有拿到过公路站付的一分钱。王国印自己包工头的活也干不下去了。
　　王国印：2010年以后，来公路管理站干的工钱还没给呢。就是在道边上刷漆、刷树、扫大道这些乱七八糟的活。
　　记者：欠了多少工资？
　　王国印：欠了20多万，我们这边是40、50个人呢。
　　记者：等于你有点像维护公路的包工头是吗？
　　王国印：对，都是找人给干的。不给钱，我这工钱都没法发。
　　记者：干了多长时间啊？
　　王国印：干到2012年。总不给人家工钱，后来工人也就没去了。
　　记者：你跟他们有签署劳动合同协议吗？
　　王国印：协议都有，但是协议上并没有写多长时间付清。
　　拖欠工资公路局承诺：年前发一半工资 剩下的年后补齐
　　连包工头都要不到工资，可想而知，他手下的40多位工人更是讨薪无门了。记者根据王国印提供的电话，联系到了遵化县公路局副局长李志强。
　　李志强：我是下半年分管公路管理站的。
　　记者：那您了解这个情况吗？比如说这个公路管理站现在的维护公司雇的工人工资发吗？
　　李志强：我到这以后基本上都没有发过。因为它过去欠账，我现在正在了解呢。到底欠多少钱，特别是农民工这一块多少钱？是因为财务没审计呢，也没出具体数字呢。
　　记者：春节之前还能给他们发吗？
　　李志强：春节之前应该发，但是全部发还是发一部分，这是由我们全局统筹安排。因为我们全局有10多个单位，不光我分管的公路站，还有乡道办，还有工程队之类的。
　　记者：那一般什么样的条件先发，什么样的条件后发呢？
　　李志强：从这几年我们掌握的原则，是以农民工为主。欠的工资，欠的机械费、材料费都放后，先发给农民工，然后再发给材料商、机械商这方面的钱。
　　记者：他说已经签订了相应劳动合同，要是落实了以后，您看我什么时候再给您打比较合适呢？
　　李志强：2号以后都可以。
　　就在今天（2日）节目播出前一小时，王国印联系到记者，说交通局已经有领导和他谈过，并承诺在春节前给他解决一半的欠款，剩下的一半春节后补齐。
　　王国印：就是交通局的领导跟我说，给我解决50%。
　　记者：已经给到你手里了吗？
　　王国印：现在还没有呢。剩下他说开春给我弄出来。
　　福建晋江鞋厂扣押女工3个月工资 坚持年后才发
　　农民工欠薪的社会问题一直存在，但近些年又有一些新情况暴露出来。最近，在经济之声的新闻线索平台上，来自东部沿海省份服装、鞋帽等制造业企业的欠薪投诉案例多了起来。在福建省晋江市某鞋厂工作的一位女工，向节目组投诉，上个月她忽然接到一则通知，通知中说，2013年最后两个月和2014年1月份的工资都必须等到2月26日才会发，她本来盼着回家过年时能给老人孩子买些礼物，这下全落空了。
　　鞋厂女工：我们是晋江市嘛，一个鞋业公司，我在这里做很多年了，也不是拖欠工资，就是跟我们员工说年底不发工资了，就是押工资，押到明年2月份再发。他就说2月24号再发给你，你们想走的话，辞工。但我们辞的话还是不发工资。我们都没办法。
　　记者：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鞋厂女工：大概有。
　　记者：对所有的员工都是这样吗？
　　鞋厂女工：对，我们一个厂的员工都这样。我们厂有200来个员工。
　　用工荒已经成为近两年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紧缺的特点逐渐显现。记者了解到，为了防止来年人手不足，不少工厂采取克扣员工工资的手段留住工人。这位投诉的鞋厂女工告诉记者，她所在工厂的工人流动性很大。
　　鞋厂女工：就是到年底钱没有结，那你不愿意来就不来了。再好的厂也有人走，再差的厂也有人进。过年流动性很大，但走的人也很多。
　　鞋厂否认扣押工资 称工资都是月结的
　　记者在网上搜索到福建省晋江市该鞋厂的联系方式，一位前台工作人员接了电话，口风相当的紧，甚至连人力资源部的工作电话都不愿透露。最后，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之下，一位自称是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抢过电话对克扣工人工资的事情矢口否认。
　　负责人：您是说我们的工人投诉我们12月份、1月份公司都不发工资是吗？
　　记者：对。
　　负责人：我们的工资都是按月结的。
　　记者：她说的是全厂发的一个通知，通知工资接下来就不发了，等到2月份才会发。
　　负责人：没有这个，我们工资肯定是按月结的，每个公司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按国家规定操作的。
　　记者：那就完全没有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对吧？
　　负责人：对。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鞋厂女工在投诉过程中十分谨慎，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不敢透露。她说，如果厂里知道有人投诉，老板会在全体大会上通报，并且一定会惩罚投诉者。随后，记者尝试再次联系这位鞋厂女工核实有关情况，但她再也没接电话，她的爱人这样告诉记者：
　　女工爱人：她不敢说了，怕人家知道了。而且拿工资又不是她一个人拿不到，全部都拿不到。发的通知，大家都知道，所以才打的这个电话嘛。
　　这位鞋厂女工的顾虑可以理解，鞋厂女工这样的表现也折射出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以往农民工欠薪的原因主要是：因分包未支付工资、包工头拿钱未付工资和总承包商资金链断裂有所不同，近期农民工集体讨薪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农民工对项目单位、主管部门等基本情况不了解，不清楚自己的诉求应向何处求援，过分依赖劳动监察部门；二是建设方、承包方企业管理不善，对分包单位监管缺失，对农民工缺乏相应的管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三是承包方缺乏应急方案，特别是对即将完工的标段或地域，没有提前安排计划，导致对即将退场班组无法及时调付资金。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春节前后，&用工荒&是横亘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一边是员工要回家，一边是订单要完成，如何留住员工考验着企业的管理智慧。但春节前后克扣工人工资的做法确实很不妥当，也涉嫌违法。
　　实际上，要留住员工，企业不惜采用违法的手段并不鲜见。比如，福建某服装企业，为了防止春节后工人流动，将公司的年终奖分成两份，节前发一半，节后发一半。或许在高压管理下，某些员工会被迫继续在企业上班，但他们的&心&呢？恐怕早已经&飞&走了。而这样缺乏温情的企业显然不是久留之地，等时机成熟了，员工恐怕会急着离开。
　　相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充满人性化的招数&层出不穷&：提高加班费、年终抽大奖、春节后走可报销车费、允诺年后安排出国培训&&&奖&到员工的心坎上，员工才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才会将&心&留在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
　　专家点评
　　结合农民工讨薪过程中遇到的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胡钢律师发表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从内蒙杨女士遇到的问题来看，包工头认为自己和工人签订了合法的劳动协议，并不存在欠薪问题。根据李根娃自己的描述，这样的劳动合同在当地的劳动部门获得了认可。实际上是否合理、合法？
　　胡钢：所有的劳动协议有一个特别需要区分的是所谓的&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劳动合同一般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合同，而这个合同一般受到《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严格的管理。另一类叫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一般牵涉的主体可能比较多，可能是公司和公司签，也可能是个人和公司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报酬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依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来进行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案例中签订的合同被认定为劳务合同的话，更多是按照合同中所约定的内容来进行执行，还是以合同的约定内容为准。
　　河北的包工头王国印自己成为了被欠薪的受害者，不过，记者打去电话核实情况之后，久拖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倒是很让人欣慰。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欠薪的现象，有什么特点？
　　包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工作交接环节上没有跟进，原有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一旦离开这个岗位之后，他的工作没有顺利交给新的工作人员和新的工作领导，这种情况导致工作的延误。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工作预算执行不到位，按道理来说，一个工程的周期是比较长的，所有工作的费用包括材料费、人工费用都是在预算中已经明确的，如果预算已经明确清晰，那就应该严格执行。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在人员交接以及预算的执行方面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以保证我们农民工的利益。
编辑：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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