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难民出售少女怎么不往伊朗跑,阿炼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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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个教士的死就能让沙特与伊朗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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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越禁忌 越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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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管理员的备注:《ACROSS穿越》是穷游的媒体合作伙伴。这期《越禁忌 越美丽》的专题刊登于杂志2013年12月刊。《ACROSS穿越》的资深编辑携摄影师,经过24天从首都到东部圣城,从南部游牧民族部落到北部里海之滨,为你揭开神秘的面纱,展现鲜活妖娆的。现节选部分与穷游er分享,喜欢本期专题的小伙伴可以在线购买 -------------------------我们是纯洁的放荡汉,与伪善者水火不相容,真主掌握时间的秘密,可为我们的行为作证。——哈菲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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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头巾之旅,确切说是从我在广州的家里开始的。我戴上网购的穆斯林头套,把刘海和鬓角努力塞进头套里,按照视频教程的步骤把长围巾层层缠绕到脑袋上,确保它不会滑下来,再换上宽松如水桶的及踝长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看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陌生女人。除了长围巾和头套,我决定再带上一双深色袖套和一把固定围巾的别针,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放进行囊的还有多件长外套、长裤、长裙、长袜,这些衣物足以把我从头发到脚趾都包裹起来,而我的目的地却是一个阳光终日炙烤、气温高达三十多度、南部地区地面温度能超过50度的沙漠国家。飞机一落地,不待空姐提醒,我便自觉戴上头巾。9月初,仍是炎夏,火辣辣的阳光、干燥的空气、让人呼吸困难的汽车尾气协力组成一个大烤箱,烤箱里还有层层衣物包裹成的桑拿屋,每一刻都是煎熬。而把滑落的头巾拉起,从此成为我每天重复频率最高的动作。行走在街头,我很快发现,德黑兰姑娘们打扮得远比我想象的开放和时髦。她们画着浓重的眼线和艳丽的口红,在脑后扎起高高的发髻,头巾松松垮垮地搭在发髻上,露出大片染成金色甚至更夸张颜色的秀发,长风衣外套和窄脚裤让玲珑浮凸的曲线若隐若现,长袍下摆和裤腿下露出高跟鞋和黑色丝袜。于是,我也换上中袖裙子,把头巾搭得更松些,当它被风吹掉时,我四顾无人,便贪恋着微风拂过汗湿的脖子和头发的清凉,延缓几秒才拉上。旅馆所在的街道是一条汽车轮胎街,每天走过这条街,总感觉得到那些男工人们比正午太阳还炙热的眼光,我下意识地摸摸脑袋,头巾没掉,他们为什么这样盯着我?不戴头巾有什么后果?会被“道德警察”抓起来。伊朗女作家阿扎尔o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写到,他们开着白色丰田车到处巡逻,逮捕违反着装规定、化妆、和男人牵手的女人。那是1990年代初,街上贴着大字标语,“戴头巾的女人就像贝壳里的珍珠一样受到保护”。如今,戒律已然松动许多,然而“道德警察”仍在工作。据一名德黑兰的公务员描述,“道德警察”不穿警服,是一群穿着黑袍、戴着袖章的中年妇女,谁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现,有时好久不露面,有时突然出来抓人。初犯者会被警告、留下不良记录,再犯、三犯则可能被罚款或面临更严重后果。不过,她安慰我别担心,“我已经好久没听说过谁被抓了。”于是,每一天踏出房门的16小时,都像是放风,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安全”边界,一旦触碰到电网,便迅速缩回。这张看不见的“网”,除了“道德警察”,还有无数平民组成的“辅警”大军。伊朗的出租车大多没有空调,车内恍如火炉,我在这封闭空间里短暂脱下头巾透气,但下车时司机总不忘提醒我,“please, police”,哪怕我四处张望,既没看见制服警察也没看见袖章大妈,仍然心底发怵,觉得某个便衣警察正躲在角落里监视着我。在旅馆看见我露出一小截小腿,一名客人甚至跟我做了个“砍头”的手势,表示善意的警告。作为一名女游客,我很难对伊朗一见钟情,但换个角度看,我也庆幸自己可以切身体会到在伊朗身为女性所受到的种种束缚。这样的旅行,注定跟在其他国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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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背影从外表看,不是一座讨人喜欢的城市,千篇一律的土黄色大楼肃穆沉闷。早在公元前的米底王国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德黑兰就已是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从卡扎尔王朝、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作为首都也已有218年,却毫无古都气息。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们就在大巴扎里迷了路。有近千年历史、绵延超过10公里的大巴扎比起我去过的、的巴扎都要无趣得多,价格低廉、粗制滥造的衣服饰品大多来自,伊朗商人除了北京、上海,第三个知道的中国城市就是义乌。一名为地毯店拉客的男人告诉我,我所在街道曾经是铜器一条街,现在都改做布料批发了,因为更挣钱。商贩们忙碌地用手推车四处运货,让我恍惚以为身处广州的中大布匹市场。巴扎商是清一色男人,神色自然地贩卖着各色镂空、镶水钻、镶羽毛的性感文胸,内裤都被大衣架撑得滚圆,醒目地挂在半空,与擦身而过的黑袍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年代,在礼萨沙赫o巴列维(即礼萨汗)的命令下,德黑兰的大部分古建筑和波斯花园被系统拆除,代之而起的是警察局总部、电报大楼、军事学院等没有伊斯兰元素的现代建筑。电报大楼是霍梅尼广场附近最显眼的建筑,楼顶竖着密集的卫星锅,恍如居高临下的哨所,摄影师说起他5年前在大楼附近拍行人,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的经历,警告我别拿出相机。到了年代,穆罕默德-礼萨o巴列维又掀起第二波“现代化”热潮,彻底把德黑兰改造成一个现代都市。如今许多建筑外墙上都刷着巨幅壁画,有宗教领袖霍梅尼,也有在两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年轻的脸庞。为了找个制高点拍德黑兰全景,我们乘车前往西部城郊的Milad电视塔,烈士、鲜花、机关枪、Jihad(圣战),这些革命海报上的画面和词语不时在眼前掠过。又经过不少筑着高墙铁丝网的机构,司机紧盯着我们手里的相机,“NO PHOTO! I want life!”他用仅识的几个英语单词叫道。“那是什么地方?”“Eh……Iran FBI!”司机终于找到了双方都能明白的表达方式。位于城市心脏的古列斯坦(Golestan Palace),其名字在波斯语里意为“宫殿”,历四百多年修建、维护,是德黑兰幸存的最古老建筑群之一。拐进皇宫旁边的林荫道,仿佛进入沙漠绿洲,街道宽敞宁静,把德黑兰的喧嚣车流隔绝在外。花园、水池、喷泉、地毯、花纹瓷砖、令人目眩神迷的镜宫,无不透着浓郁的波斯风格,但作为波斯帝国的两朝皇宫,古列斯坦的面积小得不相称,这是因为礼萨汗入主皇宫后拆毁了相当一部分建筑,以免它们“阻止一个现代城市前进的脚步”。穆罕默德-礼萨o巴列维11岁就被父王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成为伊朗2500年来第一位出国接受教育的王储。伊朗石油国有化后,每年出口原油超过2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巴列维也成为中东举足轻重的统治者。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在1963年发起“白色革命”,让占伊朗人口40%的佃农得到土地,给予妇女选举权,成立“识字军团”,以山村扫盲替代兵役,提供从幼儿园到14岁的免费义务教育,设立伊斯兰毛拉神学考试,支持伊朗学生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留学……也就是在伊朗驻大使馆接见伊朗留学生时,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其皇后的法赫o帝巴。连续10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伊朗也与诸多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在中东率先承认,与过往甚密,俨然波斯湾和中东霸主。1974年,德黑兰成为首个主办亚运会的中东城市,迎来25个国家的运动员和官员。宗教学者鲁霍拉o穆萨维o霍梅尼曾在一次演说中愤怒指责巴列维“可怜、卑鄙”,并质疑他是“异教徒”犹太人,直接导致了一场暴乱、军队屠杀以及自己的被捕,最终被驱逐出境。1979年,巴列维夫妇“出国度假”,霍梅尼卷土重来,把伊朗改造为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霍梅尼不仅成为凌驾于总统之上的最高领袖,还被尊称为“伊玛目”——人和真主之间的中介。伊玛目地位神圣,尽管按什叶派教义,伊玛目必须拥有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血统,而末代伊玛目早已在一千余年前隐遁。城头变幻大王旗,霍梅尼的头像取代曾经铺天盖地的巴列维画像,占据了伊朗的城市和乡村、街道和民居,他的名字也成为许多的新称呼,以及伊朗纸币10000里亚尔的昵称。古列斯坦皇宫不仅曾是巴列维王朝的寝宫,还曾举行两代国王和法赫o帝巴的加冕礼,但皇宫几乎找不到王室生活过的痕迹,没有画像,罕见相关物品,琳琅满目的展品和文字介绍都属于1925年礼萨汗登基前的卡扎尔王朝。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藏有6000年波斯文明精华,而关于那个短命的末代王朝历史,只能在Ebrat博物馆了解到一星半点——当然,是不光彩的那一星半点。Ebart博物馆前身是一座监狱,在1970年代曾有数百名政治犯在此受尽萨瓦克(Savak,巴列维王朝的国家安全情报组织)折磨。博物馆以蜡像和道具展示沙阿(Shah,波斯君主头衔)的残酷统治,巴列维的爪牙都打着象征西化的领带,还挂着多幅王室照片,以提醒参观者“这就是凶手”。至于霍梅尼上台后展开的同样惨烈的政治清洗运动,以及被西方称为“人间地狱”的政治犯监狱Evin,当然就不会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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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车,请注意的司机却能抓住一切机会飞驰,遇到行人也不减速,满大街的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呼啸而过,司机和乘客都不戴头盔。每次过马路都像是在拿命来玩转盘,我无法控制地在脑海里播放自己被撞飞的画面,常常要等当地人过马路,以他们作为“人肉盾牌”才敢亦步亦趋地跨过那道生死线。踩上油门的司机,就像是回家脱下头巾的妇女,终于可以为所欲为。而他们的国家,已被统治者猛地一打方向盘,来了个180度大逆转,其戏剧性和强烈反差,比德黑兰的交通更令人目瞪口呆。“我的父母每每说起革命,都后悔莫及。”在德黑兰从事翻译的思敏说,她父母虽然不曾加入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队伍,但跟大多数平民一样,对革命充满了希望,以为赶走了独裁的沙阿,伊朗就会好起来。由于霍梅尼认为“宗教高于物质”、“经济是笨蛋的东西”,加上与长期战争、人质危机引发制裁,伊朗的绝对贫困人口在其统治的前6年猛增近半,失业率达到史上最高。革命前,美元兑伊朗里亚尔的汇率是1:70,革命后里亚尔汇率一落千丈,2010年1美元能兑1万里亚尔,2012年7月涨到2万,今年大选前暴涨到4万,里亚尔成为全世界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伊朗政府甚至一度考虑把伊朗货币去掉4个零。“财富来得像只龟,走得像只瞪羚”,伊朗人无奈地引用此波斯古谚。在思敏好友歌娜姿家里,我看到了歌娜姿父母的黑白照片,她母亲烫着夸张的复古发型,时髦得像个好莱坞明星——没戴头巾,父亲则穿着西装。歌娜姿的父母居住在伊斯兰圣城——伊朗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女性的穿着打扮都紧贴欧美潮流,与今日之保守有着天壤之别。全民佩戴头巾是拜霍梅尼所赐,初执行时屡屡受到抵制,两位女性作者玛赞o莎塔碧和阿扎尔o纳菲西分别在她们的作品《我在伊朗长大》(Pespolis)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用了不少笔墨描绘她们对头巾的厌恶,和大量女性不戴头巾被捕的事件。除了管制着装,霍梅尼还禁止了酒精、大学以前的男女同校,以及绝大部分西方电影、音乐和文学。“我们现在自由多了!”思敏说,这是她母亲那一代女性不懈抗争的结果。去她家做客,她穿着低胸吊带背心来给我和男摄影师开门,没戴头巾,家中还有几位男性朋友,显然完全违反了沙里亚的戒律。客厅一角,堆放着几十只空酒瓶,又犯了禁酒令。我颇有“大开眼戒”之感,半晌才回过神来,穿自己觉得舒服的衣服,跟朋友聊天畅饮,有什么不对?才来了伊朗几天,我竟然已经不习惯这种正常的生活。晚上10点多,歌娜姿和思敏准备出门参加另一场朋友聚会。她们娴熟地对镜化妆,歌娜姿打上小麦色粉底,把眼睛下方的皮肤刷上亮白闪粉,画上粗重的眼线,戴上长项链,最后披上宽松的外套和头巾。如果说戴头巾的女人有别样风情,那不是因为头巾的遮盖,而是因为在头巾之下,她们仍竭尽全力彰显自己的美,化浓妆,涂艳丽的指甲油。我曾经在古列斯坦王宫见过一个16岁女孩,她涂着红绿双色指甲油,呼应着她脚上凉鞋的颜色。仿佛是砖头下的嫩芽,在这里被压抑,就要从别的地方冒出头来。“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跳舞!”坐进歌娜姿的车,把车门车窗关上后,她猛然把音响开到最大,和思敏在座位上舞动起来。在这有限的封闭空间里,她们的手指像蟹爪兰一样舒展、卷起、回旋、缠绕,上身晃动着,抛着媚眼,神情充满挑逗意味,看到我都要醉了。波斯舞天然具有含蓄又大胆的魅惑力,头巾黑袍都无法掩盖,难怪那位当代伊玛目要禁止在公众场合跳舞。当摄影师举起相机,舞得兴起的歌娜姿不忘把头巾拉上一点。后来,我加了歌娜姿微信,发现她发在朋友圈的所有照片,以及那几乎每天一换的头像,从来不戴头巾,大大方方地跟异性好友亲密拥抱——都是在家里或在国外旅行时拍的。思敏和歌娜姿对头巾的态度在伊朗年轻人中颇有代表性:不喜欢戴头巾,但出门仍然会遵守规矩,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所有的个人欲望都留着在私人空间里舒张。某种程度上,对头巾的态度也就是对革命的态度,思敏说,人们都对现状有许多的不满,但她不认为伊朗会出现另一场革命。正如美国记者Christiane Bird在她的著作《非东非西:一个女人的伊斯兰共和国之旅》里写的:“每个伊朗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公共的和私人的。公共的世界是穿暗沉颜色、遵守伊斯兰社会的律法、向世界普遍展现一副严肃虔诚的面孔。私人的世界是穿明亮颜色、大笑、与家人朋友社交,以及精思默祷。”而观察伊朗人如何在两个世界间转换自如,成了我在伊朗旅行最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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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世界“人?欢迎来!”与这座城市严酷乏味的外表有着天壤之别的,是当地人要把我融化掉的热情。我们一再遇上主动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伊朗人,“你可以留下我的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这是他们的口头禅,再聊几句,就要邀请你到家里住上一阵子了。他们谨记着波斯大诗人萨迪的名言:“一位尊贵的人会照顾好他的客人。”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所打造的伊朗人的形象——狂热的宗教恐怖分子和千人一面的虔诚教徒,轻而易举地被打破,种种成见,瞬间消弥在伊朗人的礼貌和笑意里,消弭在伊朗姑娘的皓齿红唇里。思敏和歌娜姿是我们到德黑兰的第一天,在街上问路时认识的。当时我们正在找《孤独星球》推荐的Ayyaran饭店,饭店其实就在我们身后几米处,但因为没有宽敞的门面和大字招牌而被忽略。街边竖着一个侠盗罗宾汉画像,罗宾汉的右手指着通向地下的饭店入口。就像是《1Q84》里的高速公路入口,走十几级狭窄的台阶下去,就从伊斯兰共和国“穿越”到了波斯——大理石喷泉流水汩汩,传统音乐咿咿呀呀,水烟烟雾缭绕,墙上的画仿佛挂了几百年,以描花瓷砖、铜茶壶为背景,穿白长衫黑背心、戴瓜皮小帽的年老茶博士一边抛着媚眼,一边表演把近10只茶杯和茶碟堆成莲花宝座状的绝技。仿佛是一个预兆,我们从此打开了德黑兰“地下世界”的大门。在饭店,我遇到了一位皮肤白皙、橙色头巾下露出大片烟灰色刘海的姑娘巴,在德黑兰学话剧的德女学生,今年21岁。巴哈兰的发色是染的,“这个是紫色,这个是蓝色”,她用涂着黑色甲油的手掏出刚买的两瓶染发剂给我看。她写了一部关于库尔德人的话剧,深知不可能通过政治审查得到公演资格。“舞台上看不到恋人,只有兄弟姐妹,吻戏是绝对不可能演出的!”巴哈兰想要到留学,在国外享受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父母也愿意资助她。她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却总能找到各种不回家的理由,与在咖啡店当服务生的男友秘密同居。按照伊斯兰法规,没有婚姻或亲属关系的男女连眼神接触都不能有,同居当然是被严格禁止的,巴哈兰却敢向她刚认识几分钟的外国人和盘托出,口吻里有甜蜜、有得意,唯独没有恐惧。我想起在德黑兰地铁上见过的一对年轻恋人,女孩没有站在女士专用车厢,倚在车壁,男友站在她对面,两人四目相投,越靠越近,仿佛周围的世界都不存在,终于十指相扣着下了车,手上没有婚戒。同车乘客心照不宣,只有我这个外国人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制止的,大家都能理解,”听我讲起这个故事,思敏说,“伊朗没有外界媒体报道的那么严格”。“你们知道最近哪里有地下演唱会吗?”我问思敏和歌娜姿——只有传统音乐能公开演出和在电台播放,外国音乐和本土摇滚、说唱都是被禁止的。“这是神的旨意!”歌娜姿变魔术般掏出一张Rap演唱会传单,这是她在上班路上收到的,传单上只有演出时间和电话,没有地址,主唱乐队在德黑兰小有名气,热衷在歌词里讽刺政治。按照思敏帮忙探听到的地址,我们先是搭地铁,再转出租车,在一家聋哑人慈善机构前下车,完全摸不着方向。最后,一个小姑娘带我们找到了演出所在地。又是一扇没有招牌的小门,楼梯通向地下,我们满怀期待地下楼,却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剧场。尽管比传单上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到场,但演出还没开始,场下稀稀拉拉地坐着几十名观众,台上一名键盘手在调音,披着蓝色刘海的年轻姑娘跟我们兜售门票,前排45万里亚尔(约合人民币90元),在花个二三十万就能吃顿大餐的德黑兰来说,可算天价。而且,这可跟我想象的“地下”差太远了——太光明正大了,太“高雅”了!它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地下酒吧,灯光昏暗,站着密密麻麻的观众,双手高举,随音乐晃动、怒吼……“音乐太糟糕了!”摄影师呆了不到10分钟就出来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台下观众还看得挺投入的样子。如今的伊朗年轻人能轻易从网上接触到国外流行音乐,品味不至于这么差,就连偏远山村的出租车司机,也会用手机给我们放《江南Style》呢。后来,我读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写到的一场地下演唱会,哑然失笑:“表演内容受到严密监视,而且大多由业余爱好者演出”,“可是会场总是挤得满满的,门票总是销售一空,节目总是延迟开演”,演出者“并非毫无才华,但他们的音乐水准永远没机会得到客观的评价,当权者批评他们西化堕落,观众却给他们丝毫不加挑剔的赞美——并非因为演出一流,而是因为他们演出的是禁忌的音乐”,观众“享受的不见得是音乐,而是晚上外出的兴奋”。相隔近20年,德黑兰地下乐队似乎进步不大,又或者,只是我们运气不好没遇上好演出,乐队则运气很好地遇到了依然宽容的观众。Ayyaran饭店虽好,却不允许女人抽水烟,我站在门外看摄影师跟几个男人吞云吐雾,心下不爽:伊朗是男人的天堂,与女人无关!思敏答应带我去个女孩也能抽水烟的饭馆,“我第一次抽水烟就是在那里,会勾起很多回忆呢。”搭了半个多小时地铁从德黑兰南部平民区到北部富人区,一出地铁站,便觉得凉爽了许多,空气也干净了许多,因为这里离伊朗的滑雪胜地德拉万山很近。宽敞的水烟馆里摆着多张竹榻,男人们慵懒地靠在床上含着烟管,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正待进去,却被拦住了,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改了规矩,女人可以上二楼吃饭,但不许抽烟。店小二告诉思敏,附近一家水烟馆仍接纳女顾客,让我们去试试运气,而他们这里,或许是名气大了,怕招来麻烦,干脆把女人拒之门外。深夜11点多,我终于抽上了在伊朗的第一管水烟。在各种细枝末节的体验里,我逐渐意识到,在伊朗处处是禁区,可也时时有人犯禁,界限在哪里,漏洞在哪里,只有四处打听,亲身去试,才会知道。歌娜姿是第一次抽水烟,每抽一口都咳得厉害,“我对这玩意儿没兴趣”,不过有了在第一家水烟馆被拒的经历,她倒来了兴头。我们享受的,不是水烟,是打破禁忌的兴奋,是争取跟男人平等权利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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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天下”的甜梦有的衬托,我轻而易举就爱上了。空气明显干净多了,虽然在南部,感觉却比德黑兰还要凉快些。德黑兰仿佛是一栋又一栋黄房子组成的沙漠,伊斯法罕则是一片又一片绿地公园组成的绿洲。树荫下散落着许多野餐的家庭,三口或四口之家,野餐垫旁总有一具小炉子在烧茶。正值暑假,这些家庭大多是从外地来伊斯法罕旅游的,晚上也在此露营。政府或许是出于“市容”或方便管理起见,划定了一个郊外的公园作为露营地,其他公园都不允许搭帐篷。但那个公园实在有点远,人们宁愿盖上毯子,以天为幕,在月光中睡去。伊朗人酷爱野餐,常常能看到车顶绑着露营装置的私家车奔向城外,难得看到什么好车,或许只是一辆小货车,人们坐在车斗里一路蹦跶。有一回搭长途车,中途停车吃饭,我看见一位妇女坐在饭店门口的地毯上,乍看跟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差不多。但我吃完饭出来,她和家人已经喝上了茶吃起了大饼。一具随身携带的烧茶炉子,一壶滚烫清香的热茶,就能把风餐露宿变成享受生活。伊朗人早已告别了游牧生活多个世纪,血液里热爱自然和自由的基因却从未消失。尽管伊朗人在荒山野岭也能铺开毯子喝茶,但最适合露营的城市无疑是伊斯法罕。1597年,阿大帝迁都伊斯法罕,成就了波斯帝国最鼎盛时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一站,东西方商贾与货物云集于阿巴斯亲自督建的,热闹非凡,在17世纪早期亲临此地的旅行家彼特罗o代拉o瓦勒(Pietro della Valle)曾感叹,连的都相形见绌!伊斯兰革命后,皇家广场被改名为,阿巴斯的宫殿只留下一座小小的(Ali Qabu),难以想象当年“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盛况,人们也忘了广场的原名Naqsh-e Jahan,意为“世界的写照”。但其实,广场附近的公园都是当年的皇家园林,伊朗人如今得以在城市中心露营,还得感谢阿巴斯大帝。长508米、宽160米的伊玛目广场是世界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天安门,而全无后者的肃穆。茵茵草地占据广场绝大部分面积,两层拱廊巴扎环绕广场四周,南面矗立着美丽的,阿巴斯时期仅供后宫妃嫔使用的谢赫o卢特福拉清真寺和普宫分处东西两侧。登上6层楼高的阿里卡普宫,就能将广场全貌尽收眼底,还能越过巴扎,望见伊斯法罕的民居和城外的山脉。当年,阿巴斯大帝站在此处观看广场上举行的马球赛,他亲手竖起的两根石头马球门柱至今挺立。如果你到过德黑兰的陶瓷博物馆,你会在许多陶罐、陶盘上看到后宫妃嫔齐上阵、云鬟衣袂与马球共飞舞的热闹场面。为了保护古城面貌,周边建筑都不得高于阿里卡普宫和清真寺,伊斯法罕因而拥有了广阔的天空。广场上观光马车颇受欢迎,许多人携家带口坐上马车,丁零当啷地绕广场跑一周,跑过喷泉水池,跑过,跑过清真寺,仿佛能重温一丝昔日帝国余风。时近中秋,子夜时分,明月高悬,广场周围的巷子早已进入梦乡,在广场餐的家庭却比白天更多,微凉的晚风让人不舍得离去。人们抽起了水烟,甚至放起音乐跳起舞,不准在公众场合跳舞的禁令不会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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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与爱情舞蹈,伊斯兰革命后就从“消失”了,我到Chehel Sotun宫去寻找。这座萨非王朝君主用以接见和宴请外宾的宫殿以门廊的20根颀长柏木柱子著称,被门廊前的水池映照着,因而有了个“”的美名。不过,在我看来,更美的是主殿墙上那些壁画。1543年,莫卧儿王朝君主胡马雍打了败仗,逃到波斯搬救兵,萨非沙阿太美斯普一世不忙发兵,先在宫中大摆宴席款待外宾。席上有美酒佳肴,更有靡靡之音,位于画面前方的4名窈窕舞者穿着尖头小靴子、间色百褶裙,身段柔软,眼神迷离,雌雄难辨。身穿绣花黄袍的太美斯普一世和身穿红衣的胡马雍及其臣下分坐两边,列席的王公贵胄头插羽饰,服饰艳丽,画面色彩缤纷。画面左下方,两名贵妇互相敬酒,画面右下方,一个男人似是不胜酒力,躺在另一个男人膝上,张嘴等着后者给自己喂果子。如今,酒精和爱情在伊朗是禁忌题材,私底下画画就罢了,在城市壁画、艺术展览等公众场合出现的可能性为零。而细密画篇幅较小,大多作为家庭装饰画使用,描绘的又都是古代题材,反倒没有这些规矩。“描眉黛色要用心上人的一路风尘,穿青戴孝要的是他的一颗痴心,喷洒的香水要用他的两行热泪,熏香的香料要用他的满腹悲辛。”波斯诗人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蕾莉和马杰农》是伊朗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可谓伊朗版“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细密画一再表现的题材。蕾莉和葛斯同窗共读,彼此倾慕,但遭到蕾莉父亲反对,蕾莉被迫退学、出嫁,葛斯失去理智流落荒野,被人叫作“马杰农”,即“疯子”,蕾莉郁郁而终。在大学绘画系女学生莎拉家里,我看到她画的《蕾莉和马杰农》,选取两人永别前的戏剧性时刻:俊美柔弱的马杰农醉倒床上,手里握着一只酒杯,蕾莉跪坐在床前,握着他的手垂泪——蕾莉深知马杰农不会眼睁睁看着她离开,只好把他灌醉,与人事不省的爱人泣别。莎拉6岁起学画,15岁开始学细密画,多年来临摹、模仿古代作品,进入大学学习绘画后,却转画当代画。“我在当代创作里能找到更多表达的自由。”细密画里的美酒和爱情离她的生活太远。她有一系列的习作,以自己的打印照片为底板,在自己的脸上钉图钉、贴胶纸、缝黑线、画黑叉,用不同材料反复表达身体和灵魂被禁锢。画作的意图如此明显,我问她,这样的画能公开展出吗?她说,只要照片上的她戴着头巾便可以。聊着聊着,莎拉从冰箱里拿出了自酿的啤酒。几天前,莎拉的弟弟阿里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在家偷釀葡萄酒,可以带上我去喝,还能见到他用来酿酒的大木桶。我满怀期待,那位朋友却连续几天放了我们鸽子。我平时几乎滴酒不沾,但这玩意儿就跟抽水烟一样,越是不被允许,越是想尝试,终日跟阿里念叨着,请一定想办法让我在伊朗喝一回酒。最终的过程其实很平淡,莎拉和阿里神情轻松,仿佛在喝一瓶寻常饮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刺激感。或许,酒精本来就是寻常饮料,是那些沙里亚的编撰者和执行者将它看得太重,正如同他们将女人的发丝、锁骨和肌肤都看得太重,反而令人起了违逆之心。莎拉跟我介绍起啤酒的酿造办法:从超市买回无酒精饮料Delster,加进黑市得到的酿酒饼和糖,在室温下发酵14天,便成为啤酒。在伊朗的酒精黑市,啤酒因为需求量大,卖得比伏特加更贵。酒精黑市是伊朗人公开的秘密,打电话给酒贩子,报出介绍人的名字或是接头暗号,对方就会跟你约定地方交易,大家都信守道义,不会跟警察告密——事实上,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自己也是黑市常客。我问莎拉,最喜欢的波斯诗人是谁,她说是哈菲兹(Hafez),“他的诗句很好懂,感觉离我们很近。”而哈菲兹,恰恰是一位三句不离饮酒的虔诚穆斯林。比起酒精,更难以禁锢的是两情相悦。阿里把他交往了3个月的女朋友阿缇菲介绍给我们。阿缇菲皮肤白皙,有着一双轮廓分明的大眼睛和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跟腼腆温和的阿里恰好互补。阿里在学电影,而阿缇菲也即将到学习,但他们恋情还瞒着双方家人。26岁的阿缇菲对母亲说,早早嫁人生子不是她想过的生活。“我妈妈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女人,但我会试着慢慢改变她的看法。”在公园的大树下,我给阿里和阿缇菲拍合照,他们轻轻搂在一起,路灯暖暖的光照亮他们甜蜜的脸庞。我想起在贾玛清真寺见到的另一对恋人。与世人熟悉的繁花绚烂的清真寺不同,贾玛清真寺几乎全然不用克瓷砖装饰。柱子、穹顶都是砖头原本的颜色。“贾玛”在波斯语里是星期五的意思,这里周五会挤满朝拜的教徒,而我在周四下午来到,清真寺里空荡荡的,安静,穹顶中央透进日光,祷告的吟唱若有若无。我循着声音走到主殿,只见角落里坐着一对年轻情侣,祷告声来自他们脚边的小收音机。细听,祷告声中还夹杂着轻微的啜泣,那位姑娘俯身趴在男友的腿上低泣,男友无声地抚慰着她的肩膀。突然一只鸽子扑腾而起,空中飘落几根翎毛。清真寺、祷告声、哭泣声和被禁止的拥抱,在此时此地奇异地共存着。他们是穆斯林,他们也是恋人。比起那些直言不信教、思想西化的年轻人,伊朗的穆斯林呈现出更复杂更多层次的面目。他们祷告,他们喝酒,他们当着陌生人亲吻,他们直视外国女人,他们在清真寺里说“我爱你”,他们家中挂着阿里和霍梅尼画像,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他们的形象。我只知道,他们不是媒体上大放厥词的内贾德、表情肃穆的霍梅尼、黑袍裹身的教徒,不是阿电影里温和含蓄的乡村百姓,也不是《我在伊朗长大》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激烈反对伊斯兰革命和霍梅尼政权的中产阶级。而这些人组成的国家,更不是布什嘴里的“邪恶轴心”。伊朗,或许像伊朗菜里常伴kabab左右的烤番茄,焦黑的外皮像女人们的黑袍,裹着鲜嫩多汁的果肉。这样的番茄总是被我当作焦炭,碰都不碰就丢弃,直到伊朗之旅过半,我才尝试拿叉子剥开那层黑皮。把汁液淋漓的番茄放进嘴里的一刻,我马上感到又惊喜又懊恼,自己此前只看外表,错过了多么美好的东西。伊朗,或许像波斯人热爱的镜宫,在德黑兰古列斯坦宫和圣陵,贴满四壁和天花板的是成百上千面比巴掌还小的镜面玻璃,以不规则的角度组合在一起,你无法从镜子里看到一副完整的形象,只有支离破碎的映照,每一片碎片都反射着一点真实,每一片碎片都与其他不同,放弃一眼看穿的念头,仔细端详那些碎片,才能拼凑起自己双眼所见的真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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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是,是现实,是未来,粗犷而生猛;是波斯,是梦境,是过去,美丽而温和。德黑兰的现实太粗砺,夜里也有摩托车的呼啸声侵入梦乡,到了伊斯法罕,真实和幻觉的界线开始模糊。最让我感到不知身在何地、今夕何夕的,是阿酒店。穿过金碧辉煌的大堂进入中庭花园,气温瞬间低了几度,凉风习习。穿过修剪整齐的柿子树和蔷薇花丛,来到花园中心长方形的喷水池,凉意更浓,仅凭植物和喷泉就能实现降温效果,令人啧啧称奇。路灯和缠绕在树枝上的小吊灯,黄橙橙地亮得恰到好处,餐桌摆放在坠满果实的树下,食客们衣冠楚楚,举止优雅,朝我们微笑点头致意。这个地方……很贵吧?花园分为茶座和餐厅两部分,价格只是普通餐厅水准,花上人民币几块钱就能享用热茶和点心,听着哗啦啦的流水和音乐,消此长夜。我想起从前参观过的花园乃至,这些庭院无不受波斯花园的影响,鲜花、果树和水池等元素对我都不陌生,但在这里,我才初次感觉到波斯花园“活”过来了,它不只是游人白天来晚上走的景点或文物,它还能让人们坐在树下,吹着凉风,像几百年前的波斯人一样享受生活。“天堂的微风在花园中吹过,天仙般的女郎与我对坐共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只差一壶酒,便是哈菲兹笔下的天堂。伊朗是个严重干旱的国家,坐汽车从北部的德黑兰到中部的伊斯法罕,坐飞机从南部的飞向东北部的,一路都是光秃秃的山和干涸的河床,极少能看见绿色。在这片不毛之地却诞生了波斯花园,绿树荫浓,鲜花繁茂,果实累累,幽香阵阵,凉风习习,碧波涟涟,如此精致,如此美好,与外面荒芜干旱的世界如此迥异,如果不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天堂的英语paradise其实就来自波斯语pairidaeza,原意为周围(pairi)有墙、砖(daeza)的空间,古历史学家色诺芬据此造出希腊语的parádeisos,随后该词又进入其他欧洲语言和犹太语,衍生出花园、果园的意思。公元前2世纪前后,parádeisos开始被用来指代伊甸园,阿拉伯语和古兰经里也出现了类似用法。古兰经对天堂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天堂里有花园,樟脑或生姜味的甘泉,以珍珠和红宝石砌成的谷地;有水河、乳河、蜜河与酒河;有金银、珍珠以及其他名贵建材打造的宫殿。天堂一日等于地上千日。天堂居民都是33岁,他们快乐,没有悲伤、恐惧或耻辱,穿着贵重的长袍、穿戴贵重的手镯、享用精致筵席时擦上贵重的香水。“他们躺在宝石镶嵌的床上,长生不老的少年端着碗、壶和一杯最纯的酒服侍着他们(这酒既不会让他们头疼,也不会让他们迷醉)……他们还会得到深色眼睛的天堂美女,如同蚌壳里的珍珠一样贞洁;这是对他们的行为的报偿……我创造了这些天堂美女并使其成为处女,作为他们的贴身爱侣。”(古兰经第56章12-39节)记录先知言行的《圣训》(Hadith)则提到了天堂处女的数目:“听到先知穆罕默德说:‘给天堂中的人们的最小奖赏,是一座有8万名奴隶和72位妻子的住所,它的圆顶上镶嵌着珍珠、碧玉和红宝石’,它的跨度相当于从Al-Jabiyyah(的郊区)到Sana’a(首都)的距离’。”正是这些文字被极端穆斯林组织利用,鼓励那些穆斯林年轻人为圣战献出生命,为了真主,为了天堂,为了天堂里的72个处女。而一些在伊斯兰革命期间被捕入狱的年轻姑娘则被狱警轮奸,因为如果她们死去时仍是处女,就会上天堂。“我不相信古兰经描绘的天堂,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不信。”阿里跟我坦承,“对伊朗年轻人来说,天堂就是。”阿里的女友阿缇菲说。在边上的Bastani饭店,一个小姑娘独自跑过来跟我搭讪,“我叫汉娜内赫,我今年9岁。”她的英语咬字清晰、发音纯正,比不少伊朗大人都要强。“我在一所英语学校上学,”像是背诵课文似地,汉娜内一溜地说了下去,“美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不喜欢伊朗,我想去美国。”“为什么呢?伊朗很美丽呀!”“你不知道,你不生活在这里,我生活在这里,我知道。”她摆摆手,表情坚定。我觉得很有意思,掏出手机录起来,汉娜内赫的爸爸来了,“你喜欢伊朗还是美国?”我问他。“我爱伊朗,这是我的祖国。”“不,你不知道!”汉娜内赫打断他父亲。“但你女儿喜欢美国呢。”“It's OK.”他微笑道。不知是出于对外国人的尊重,还是真的宽容,他并没有制止女儿在一名外国人的摄像头前继续表达对敌国的爱。“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很美丽。”“伊朗也很大呀……”“你不知道,你不生活在这里……”跟父母离开饭店时,汉娜内赫戴上了头巾,一脸不情愿。同样在伊斯法罕,有一回刚坐上的士,那位50岁上下的司机照例问我们是不是“秦尼”(波斯语对人的称呼),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大声说:“秦,霍!兄弟!”“霍”在波斯语里是“好”的意思,我们乐呵呵地附和着,他由此展开了一场“国际审判”——“美国,坏!,坏!日本,霍!,霍!”“露西亚呢?”我用波斯语问他如何,“露西亚,霍!”“内贾德呢?”“内贾德,霍!奥巴马,坏!”比起看不见的天堂,美国更具体更真实,我一再遇到主动跟我谈论起美国的伊朗人。他们似乎有点急切地想让外国人知道:尽管被制裁封锁了几十年,但他们不恨美国。像司机那样的老一辈或许对美国还有点敌视,思敏这些年轻人则深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他们从网络下载美剧和流行歌,思敏甚至对美国的当红主持人如数家珍。当我们对某个问题看法一致,思敏伸出手来要跟我击掌,不,是击拳,“奥巴马跟米歇尔就是这么庆祝连任的。”思敏计划到留学,另一位德黑兰姑娘亚姿已经递交了技术移民申请,我们还遇到不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的留学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伊朗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超过15万人离开伊朗,造成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估计有25%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朗人、包括超过6成的学术精英已移居发达国家。在英语里,人才外流有个很形象的表述——brain drain,大脑枯竭,而美国恰恰是接受伊朗“大脑”最多的国家之一。阿里是唯一一个告诉我不想移民的年轻人,“我觉得伊朗更适合我,我在国内过得挺自在的。”黑色卷发、瘦削脸庞、上唇留着一字胡的阿里有着一张典型的伊朗脸,他感觉自己无法被西方社会接纳。另一方面,近年在国际上拿奖的伊朗电影越来越多,让担任电影摄影师的阿里感到乐观,“留在伊朗会有更多机会,很多人在努力,情况会慢慢改变的。”而一位地毯商两代人的故事,则是美伊关系和伊朗这30年命运的缩影。我们在巴扎问路,他干脆开车送我们。把车开上路,他目视前方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有美国绿卡,去过三次美国,可是我妻子不想过去。她父母都在这边,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难。”他父亲革命前留学美国,那时候伊朗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伊朗护照就跟美国护照一样好使”,所以他父亲压根就没想过要拿绿卡。革命后,他父亲满怀期待地回国,以为祖国会变得更好,但终归失望。好在,他哥哥在美国出生,成为美国公民,11年前,他父亲终于得以移民,一年后,他也申请到了绿卡。“Everybody loves America.”目的地到了,我们下车话别,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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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的占卜晚上8点多,穆沙拉花园外门庭若市,有拍照留念的游人,有卖烤红薯的小贩。一位留着长须的老人朝我走来,左手拿着一盒小卡片,右手食指上站着一只鹅黄羽毛的夜莺。他把夜莺放到卡片边上,夜莺便低头啄出一张,我猛然醒悟,这是在邀我算命呢。位于Ruknabab河北岸的穆沙拉花园是所在地。作为古代波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设拉子,历史至少有4000年之久,在公元前2000年的楔形文字碑文上就出现了设拉子的名字。古城有“玫瑰与夜莺之城”的美誉,夜莺指的就是出生、长眠在设拉子的哈菲兹。的景点大多在傍晚五六点钟关门,而哈菲兹墓一直开放到子夜,要不然,怎么能听到夜莺的歌声呢。“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两本书,古兰经和哈菲兹诗集”,亭亭如盖的柏树下,一座穹顶八柱亭子里,安放着的正是哈菲兹的大理石棺。人们俯身亲吻石棺,低声诵读哈菲兹的作品。一位16岁的姑娘靠着凉亭的柱子,手里捧着一本哈菲兹诗集。我请她选一首最喜欢的诗读给我听,她羞涩地笑着想了半天,选了一首,我问她诗里写的是什么,她说,“爱情,美好的事物。”生活在14世纪,经历了莫扎法尔王朝、帖木儿统治的哈菲兹,在世时就已广受赞誉。他的诗歌一再出现在波斯传统音乐、绘画和书法作品中,至今仍在新年、婚礼等节庆活动中被频繁引用,更从设拉子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西方诗人梭罗、歌德都是他的“粉丝”,歌德曾写到,哈菲兹是“一艘鼓满风帆的大船”,而自己“不过是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舟”。“蔷薇无限妩媚可爱,夜莺与蔷薇难分开;夜莺没有她活不下去,她却不把夜莺理睬。”哈菲兹的诗浅白如话,在今天读来也毫无隔阂,而丰富的意象又被人们作多层次的解读,苏菲派觉得他的情诗都是歌颂真主的诗句,更多人用他的诗句来占卜。或许是因为他常常写到夜莺,以其作为爱情的象征,或许是他的诗句如夜莺鸣唱般优美,波斯人把哈菲兹称为“设拉子夜莺”,算命先生们也费尽心思,训练夜莺叼卡片,给占卜增添了不少情趣。37岁的商人穆萨维几年前曾到过,在墓园见到我们,就像见到老乡似地,诉说着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想念。他原来卖中国产的T恤,最近决定转做镭射机,“我很担心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就来这里算一算。”他拿出卦文给我看,那张由夜莺为他挑选的命运的秘密,背面是一幅才子佳人的细密画,正面上方是两行哈菲兹的诗句,下面是算命先生的诠释。他念一句波斯文,再努力用不太流利的英语给我翻译:“鲜花盛开,这是个美好的日子,你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日后你的事业和家庭都会顺利美满,只要你相信真主,真主会继续保佑你的。”算一次卦只需1万里亚尔,穆萨维求得上上签,打赏了算命先生双倍价钱,还许诺带300杯柠檬水回来施舍给人们。设拉子因哈菲兹而收获美名,但若是没有设拉子的酒,哈菲兹或许就不会写下这许多传世诗篇。早在公元9世纪,设拉子就已成为波斯的“酒都”,其出产的葡萄酒也被认为是中东最好的。设拉子主要出产两种白葡萄酒:新釀的干酒和陈酿的甜酒,后者与当时欧洲最名贵的老雪莉酒齐名,据说,5年的甜酒会有鲜花和果仁的香味。如今,在伊斯兰禁酒令下,设拉子酒已经成为历史,那些葡萄庄园生产的葡萄只能当水果吃掉,要么制成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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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陵电视上出现战争的历史画面,头扎白布条的年轻人奔赴前线,受伤的士兵被担架抬走,扛着火箭炮的军人倒下……切换到新闻画面,小学生们兴致昂扬地摇着国旗,接受采访,总统鲁哈尼检阅军队……披头巾的妇人坐在地上静静看着。这是在一个家庭旅馆,会讲英语的男主人不在,他妻子在房间里裹着长袍摇晃着身体做完祷告,回到客厅看电视,一言不发,电视机前的气氛与电视上的画面同样凝重。33年前的这一天,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才一年,两伊战争爆发。这场两个什叶派国家的战争被霍梅尼冠名“圣战”,“这场战争是我们天大的福气!”大街上刷着精神领袖的语录。不到一年,挑起战争的单方面撤兵求和,被霍梅尼拒绝,他坚决要夺下伊拉克境内的圣城、侯赛因伊玛目成仁之地卡尔巴拉方肯罢休。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伊朗人包括儿童,拿着“进入天堂的钥匙”徒步进入雷区为装甲部队排雷。在、前苏联、、各中东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战争成了一场长跑,轰炸和死亡成了人民的常态。1988年7月,病榻上的霍梅尼勉强同意结束战争。两国伤亡接近100万人,军费开支近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宗教是教人得永生的哲学,在现实世界却常常被滥用。挑起战争,失去性命——以神的名义。来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我不敢像在和那样露出三寸小腿,乖乖把深灰色长袜穿上。“你们要去圣陵是吧?你要披长袍,可以借用我妻子的,你的同伴要穿上袜子。”男主人回来了,给我们如许忠告。来自阿拉伯语的马什哈德意为“殉难地”。公元818年,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礼萨在此被毒害,信徒为他修建陵墓,在圣陵周围建起巴扎、清真寺和更多建筑,这个小村庄由此成为什叶派圣城。阿大帝曾经从徒步到马什哈德朝拜,如今这里每年吸引超过2000万名伊斯兰信徒。广场超过一半面积铺着地毯,坐着祈祷的教徒,巨大的液晶电视播放着毛拉传经讲道的画面。有些穿白色长袍戴黑白格子头巾的男人,显然是从阿拉伯国家来朝觐的。随摄影师走入一座清真寺前,我被叫住了,原来,入口跟安检处一样男女分开,我要从旁边的侧门进去。门厅的墙壁和天花板镶嵌着无数碎片型的小镜子,我无心观赏,赶着进主殿跟摄影师会合。但,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摄影师的手机仍然无法接通,我没能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他的蓝色T恤,而他更不可能从成千上万的黑袍女人中看到我,我们失散了。在这座全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可容纳礼拜的人数居世界第二的清真寺,四面八方都有宣礼塔、穹顶和拱门,我既没有地图也看不懂波斯语标识,随潮水般的黑袍着,让拿着鸡毛掸子的工作人员指挥着,进入一间又一间大殿,穿过一个又一个广场,听着我听不懂的祷告词,看着信徒的身体如海浪般起伏。人们也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朝我微笑,甚至看都不看我,径直涌向前方。突然,夹子松开,袍子滑落,我感到在大庭广众被脱下衣服般的羞赧,赶紧奋力拉上袍子,紧紧抓住,却又险些被拖地的下摆绊倒。我不知道初次披上黑袍的伊朗女人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把这块布固定在身上,又要多长时间才能习惯把它作为自己的外套。我很快在与黑袍的斗争中疲倦,刚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便有一脸严肃的妇女前来,指着我不小心露出的脖子。我在黑袍下蜷起身体,脑袋和耳朵被头套勒得发疼,头发早已被汗水浸湿。呆看着眼前移动的黑影,我终于明白,我讨厌这袍子,不仅仅因为它让我行动不便,更因为它遮盖了我的头发、我的肌肤、我的身材、我的衣服,它让我变得跟其他女人一模一样,我,消失了。我想起伊朗人贴在大街小巷的讣告,男逝者都有遗照,女逝者只有一张戴着黑头巾、没有五官的脸。后来,我终于看到摄影师用手机录下的视频,无数信徒奋力挤向圣陵哭天抢地。已移居10年的穆罕默德随父母一同回国朝圣,目睹如此场面,感到难以理解。他告诉摄影师,他在伦敦不去清真寺,不再每天祷告三次,但仍自认是虔诚的穆斯林,“心中有信仰,形式不重要”。我想起在亚兹德那个月夜听到的晚祷。这个在沙漠边缘的城市早在6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至今全城皆是低矮的土坯房子,天空广阔辽远。站在一户民居楼顶,深蓝夜幕下,贾玛清真寺穹顶被蓝紫色灯光照得晶莹透亮,而天边尚有晚霞余光,附近的民居和院子发出黄橙橙的光。宣礼塔传来悠长的祷告声,远处另一座清真寺的祷告声也传了过来,两相唱和、回响着,全城静默聆听。回头,蛋黄般的月亮已悄然升起,正是八月十五中秋夜。虽然我听不懂祷告词,但这样的月夜,这样的回响,是可以让我沉静冥思的时刻。在星空下,大漠里,悬崖边,海洋深处,大自然和造物主令我膜拜敬畏,令我感到渺小如尘,但那微不足道的自我,仍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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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天涯车径直开到了海边。光秃秃的山脚下出现了纤细的河流和零星的树木,让我不断发出赞叹。其实换了在别的地方,也就是稀松平常的景象,但对于经历了十多天荒芜干旱的我,却是难以置信的美景。我贪婪地看着越来越浓密的云,越来越丰富的植被,呼吸着变得湿润的空气。从坐14小时大巴,凌晨回到,又转乘6小时班车到,再搭了两程的士,我们终于来到港口城市恩泽里(Bandra-e Anzali),见到了海。海边的几座度假酒店外观乏善可陈,只不过是有看得见海的阳台,海滩算不上白,沙子相当粗糙,海浪翻滚,海水不太清澈,也有些凉了。早就听说里海不美,但我们还是穿越半个来看她,毕竟,这是一个荒漠国家难得的海滩。相比南部波斯湾那些向看齐的奢侈酒店,里海的消费水平让一般伊朗人承受得起,离首都近得多,气候也更凉爽宜人得多。这里没有太阳伞和沙滩躺椅,也没有比基尼,一排排床榻式的凉棚颇有伊朗特色,搭在凉棚上的布帘都已褪色,被海风吹得鼓鼓的,把一个个破洞撑得愈发明显。废弃的沙发,歪斜的垃圾桶,夏天旺季过后,一派萧条景象。然而,轻淡的云在天边舒展,海风吹着我的头巾,阳光暖暖的恰到好处,呼吸着久违了的湿润空气,我像一棵奄奄一息的植物活了过来。我忘记了里海其实是个内陆湖的事实,无边无际的沙滩,水的那一边还是水,看不见清真寺,听不见祷告,我也可以暂时放下历史的包袱,纯粹地享受自然风光——像伊朗人一样。一个戴黑头巾的女人在海里跟两个大男孩戏水,男孩轻薄湿透的衣服紧贴胸膛,女人的头巾被海浪冲刷着,露出头巾下的红色大头花,她呛了几口水,走回沙滩喘息,不一会儿又回到海里去。她知道我在拍她,玩得更加起劲。她的老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坐在凉棚里远远看着,终于看不过眼,大声斥责。她不甘心地出水,用力拧着湿漉漉的头巾。片刻,她换了一身花裙,在沙滩上迈着大步,露出一大截小腿。男人们更加无所顾忌,许多人脱了上衣享受日光浴。5年前,摄影师试图潜入波斯湾的女性海滩,被警察抓走,在这里,女人看见了男人的胸脯,男人看见了女人的小腿,相安无事。日落后,男人们的节目愈发丰富。在大排档拉开国际象棋战场,在公园大树下打牌九,没有酒精,不能公开谈情说爱,男人们的消遣如此益智健康。不那么健康的,藏在河边的小烟馆里。“7,21,16……”一个小伙子从布袋里摸出号码牌,高声读出数字,其他人一手握着烟管,一手提笔埋头填号码,最先把纸上的号码填满者胜,余者输钱,赌注不过一万里亚尔(约合人民币2元),不至于倾家荡产。抽烟,听写,付钱,无需思考,水烟醉人,灯光迷蒙,轻易消磨一晚。赌博当然是违法的,墙上挂着的阿里在“看”着呢,不怕,这里山高皇帝远。依然是女人禁地,可没有人拦我,由得我拍照、录影,最后那读数兼收钱的小伙子才一脸严肃地对我说:“dangerous”,却又跟着我出来,请我喝茶,跟我合影。离开海,我们上山。到马苏雷(Masuleh)时已经天黑,山上人家错落的灯火像银河闪烁,溪水潺潺,寒气逼人,与南部沙漠俨然两个世界。“一直往山上走,就能看到羊群和草地。”我望着山腰稀稀落落的灌木丛和嶙峋的石头,不太相信旅馆经理说的话,但还是找了辆车去碰碰运气。翻过山头,前方出现辽阔的高山草甸、珍珠一样散落的羊群,夕阳把两山之间的云海染成金黄,绵羊咩咩,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两个牧羊人拿着木棍,像国王一样巡视这片山坡,管理他们的500只羊,没有老婆。这一路,我们经过多少断流的河,光秃的山,才来到这片伊朗最湿润、最丰饶的土地——吉兰省(Gilan)不仅拥有大海,还拥有森林和稻田,不足伊朗国土1%的面积,收获全国大部分的雨水,产出超过全国1/3产量的大米。绿色山坡间散落着红色木屋,牧羊人披着粗羊毛披肩,扛着镰刀,大步走向他的羊群,仿佛是带领犹太人出、穿过沙漠、到达流着蜜和奶之地的摩西。不,不要提醒我摩西是“异教徒”的圣人,哈菲兹说,他“与每一座教堂,每一座清真寺,每一座庙宇,每一座神殿相爱”,因为他知道,“在这些地方,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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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鲁哈尼和奥巴马通电话”,从化外之地回到,赫然看见酒店前台的《德黑兰时报》(Tehran Times)头版头条。而我们来的那天,9月8日,《日报》(Iran Daily)的头版头条是“会为攻打付出代价”。果真是“天堂一日等于地上千日”,不到一个月,美国不打叙利亚了,伊朗愿意重启核谈判了,34年来不相来往的首领谈了15分钟,奥巴马还用波斯语跟鲁哈尼说“谢谢,再见”。类似于中美“乒乓外交”,美伊唱的戏是“考古外交”,美国把一只有2700年历史、估值100万美元的波斯王朝狮鹫杯归还了伊朗。消息灵通的黑市钱贩子,把里亚尔兑美元的汇率从35000压到28000,“美国和伊朗交朋友了,美元不值钱了!”一旦美伊建交,霍梅尼的年代将成为历史——或许,他已经成为了历史,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画像,和万元里亚尔的昵称。正如在恩泽里,卖瓜子的大叔请我吃瓜子,瓜子壳没处扔,“霍梅尼,霍梅尼”,他递来几张“霍梅尼”,接着与我相视大笑。或许有一天,霍梅尼也不再占据里亚尔的大小面值,取而代之的是居鲁士大帝、哈菲兹、蕾莉和马杰农。或许有一天,伊朗人不用逃离德黑兰或,去到偏远的海角山村,就可以让发丝和肌肤享受和风与阳光,在大街上牵着爱人的手,抽烟、喝酒、开party,而沉静下来的时候,心中依然有信仰。Inshallah,真主保佑。撰文/
编辑/刘子超
摄影/朱英豪
我想起人贴在大街小巷的讣告,男逝者都有遗照,女逝者只有一张戴着黑头巾、没有五官的脸。------------------------------------------------------------------------伊斯兰习俗,女人死去后任何男人(即便丈夫和儿子)都不能再看她一眼。在伊朗看到的一个讣告是,在死者照片下面有他在两伊战争期间战死的弟弟的照片。不晓得是不是对烈士的尊重和怀念?此外,所谓不祷告不去清真寺还是虔诚穆斯林,不过是自欺欺人。形式与内容不可能分离。以为首的西方文化极具侵蚀性。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我所想要的都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满足不受克制的欲望,这是西方理解的达到自由的途径。伊斯兰的途径是,克制欲望回避欲望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那个和咖啡店服务生同居的女孩必有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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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上波斯国扫货去!没有土豪金手机又何妨,到一秒变土豪。感谢欧家制裁,让伊朗无法使用国际信用卡,随便花个一百万现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当然,前提是你带了足够的银两。即使你能抵制波斯地毯的诱惑,还有太多太多东西能勾掉你的魂儿。巴扎浩大,巴扎气派,巴扎精致,巴扎古老,巴扎多浴室和茶馆,巴扎是唯一获评世界文化遗产的巴扎……除了巴扎,还有街边小店、博物馆、地铁商店,让你的钱包时刻准备着吧!扫一批波斯货回家,小伙伴们必定对你的土豪品味刮目相看。手绘锡盘推荐购买地: 伊斯法罕对于这种手绘细密花纹的波斯蓝盘子,你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买还是不买,而是到底买哪只、买几只。乍看上去都差不多,细看每一只花纹都有区别,就连盘子也有凹凸纹路变化,挑选起来非常让人纠结,当然是甜蜜的纠结。伊斯法罕边上的大巴扎有多家工艺品店,除了盘子,花瓶和酒瓶都是不错的选择。藏红花推荐购买地: 藏红花必须由人手采摘,300根花丝晒干后才一克,这就决定了它是极珍贵的香料,上等藏红花每克价格百元以上。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藏红花生产国,年产量约为200-300吨,约占全球总产量80%,大部分来自东部霍拉桑省。伊朗人也在日常饮食中处处使用藏红花,在冰激凌、米饭、馕、奶制品、糕点和冰糖里都可以看到纤细的红花丝。除了买藏红花丝,你还可以购买藏红花水浸泡制成的冰糖,学着像伊朗人一样,喝茶时往茶杯里放进一根,回味伊朗的甜蜜旅途。印染花布推荐购买地: 伊斯法罕比起动辄上万元的波斯地毯,印染花布可谓物廉价美的替代品,可做桌布、沙发巾、门帘,宜家宜室。以人手把蘸了染料的雕花模版印到花布上,往往是几个模版合用,形成重叠花纹,比如说第一道印叶子,第二道印花瓣,第三道印花蕊,复杂的花纹要印七道才完成。熟练的印染工能印得工整,不差毫厘。使用化学染料还是植物染料,印花工序的多少,直接决定花布的价格。细密画推荐购买地: 伊斯法罕源自摩尼教的波斯细密画延绵一千多年,对莫卧儿和奥斯曼细密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画中有诗,有历史,有民间传说,即使你不明白其寓意,光是细腻的画风和明亮的色调就足够赏心悦目。除了购买细密画作品,你还可以考虑买一本有细密画插画的精装哈菲兹诗集(英文、波斯文对照),它会成为你书架上最美的一本书。骆驼骨眼线瓶推荐购买地: 亚兹德伊朗姑娘热爱描眼线,于是有了别致的眼线瓶子——细颈花瓶状的小容器,鹅毛笔状的眼线棒,富有波斯色彩的手绘花纹,用这样美丽的工具来描眼画眉,想必眼睛也要大几分,眼眸也要变得水汪汪起来吧。眼线瓶的材料有木头和骆驼骨两种,后者的花纹和做工都要精细得多,当然价格也是前者的几倍。沙漠边陲古城亚兹德是购买骆驼骨工艺品的最佳地点。-还有更多内容刊登于《ACROSS穿越》2013年12月刊
美伊不可能建交。是地区矛盾的根源,霍梅尼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保守派只要占到人口的10%,伊朗现行政府就不可能垮台或者大转弯。自由派表面上看很活跃,真到关键时刻都是软骨头。保守派可以以一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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