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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斯特利:中国梵文研究现状让我惊讶
作者：王光明
　　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 深圳商报记者 王光明 图
　　夏斯特利获得印度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王光明
　　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Satya Vrat Shastri)先生,堪称当代印度最知名的梵文学家。“他是印度的季羡林,在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地位,值得采访”,5月20日,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经过11位评委一致通过,夏斯特利获得印度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该奖项相当于印度的诺贝尔奖,印度总统亲自颁发证书、奖章及约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夏斯特利今年81岁,5月9日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10天的学术访问交流之后,5月19日、20日在深圳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中国梵学研究非常出色,同德国、英国等梵学研究大国相比毫不逊色”,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说。
　　夏斯特利为人非常谦和,笃实敦厚。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已经是四代同堂,但潜心梵学研究七十余年未变。郁龙余介绍说,夏斯特利先生博学精深,在印度乃至整个国际梵文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与影响。
　　研究印度国学“梵学”七十年
　　给王子和公主授课
　　梵文是古代印度通行的文化语言,意思是文雅的语言,和比较接近各地方口语的种种“俗语”相区别。
　　梵文中包括早期的吠陀语和后起的规范化的梵语。从古至今印度有用梵文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在12世纪以后梵文古典文学逐渐衰落,重要作品很少;到近几百年间,各种地方语言的新文学兴起,已经取代了梵语文学的地位。但梵文作为印度的“古代汉语”对印度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等领域的影响非常大,梵学属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印度的国学。
　　夏斯特利出生于德里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精通梵文。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夏斯特利五岁开始学习梵语,到十一岁时,他已经陆续使用梵语创作了许多诗歌并出版成册。夏斯特利告诉记者:“编辑刚收到一个孩子写的梵语诗歌时非常惊讶,但他们非常宽容,照样予以发表。”在那个年代,印度已经有24种主要流行方言,使用梵语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但是,许多方言他虽然没有学习过,但仍然可以听懂并理解。因为,梵语是许多方言的基础。
　　夏斯特利桃李满天下,曾任印度梵文大学校长、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尼赫鲁大学荣誉梵文教授。他的学生有不少是王子和公主,其中包括泰国诗琳通公主。他一生翻译、研究著作数十种,誉满天下,印度和许多国家给他颁过75个奖。2010年,在印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活生生的传奇》专门记录他的传奇人生授徒、著作、获奖。
　　在退休多年之后,夏斯特利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梵学研究。在印度首都德里市中心,他宽大的庭院里“隐藏”着印度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收藏着两万余册梵学相关书籍,不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夏斯特利说,经常有来自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学生上门求教、探讨,“我会接待好每个人”。
　　中国古代大部分佛经译自梵文
　　民间学者与印度来往密切超出想象
　　记者向夏斯特利询问,梵文是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的古言,为什么国际学术界研究梵文的热情还那么高?
　　夏斯特利表示,梵文是古代印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不了解梵文,古印度文明就是被切割的文明,“因此,梵文同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夏斯特利说,梵学的影响当然并不局限于印度。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外宗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学习、使用、翻译梵文的人数非常多,中国成为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大国。当然,梵学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地。
　　夏斯特利说,通过研究梵文,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知识。他举例说,他在一本千年以前的梵文著作中发现,古代印度皇室的专用旗帜,竟然是使用中国丝绸制作出来的,说明中印两国的经济来往早就非常密切了。古梵文著作还记载过,中国民间学者经常去印度学习、取经,来往之密切超过我们当代人的想象。明朝中期,明朝皇帝甚至派大使到印度北方地区深入交流。古代印度发达的哲学、宗教和历史知识,许多在现代印度已无史料可查,但我们在中国的佛教经典中却可以找到痕迹。因为,很多佛教经典当年都是由梵文直接翻译过去的。中国古代出过法显、玄奘、义净等众多梵文大师,翻译了汗牛充栋的佛经;现代则有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黄宝生、段晴等杰出梵文学者,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奥义书》等大量文学经典。
　　对中国梵文研究现状很惊讶
　　渴望推动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国十几天访问期间,夏斯特利说他“非常激动”,不仅仅是他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中国学者在梵文研究领域的成就也让他很吃惊。
　　记者了解到,很多印度学者限于语言解读能力,更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作祟,长期在梵文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较多,而在梵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比较研究比较少。二十世纪后期,印度的梵文研究国际化趋势明显起来,中国学者如黄宝生、郁龙余等人在中印诗学比较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另外一种文明或文化视角的加入,实际上大大推动了国际梵文研究在学术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实际上,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梵学研究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许地山等自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的积极尝试与倡导密不可分。不过,就现代学科建制而言,梵学研究学科的成立应以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为始。这一年,季羡林自德国留学归来,担任该系教授与系主任。不久,接受过印度传统梵学教育的金克木也调入东语系,与季羡林一起成为新中国梵学学科的创建者。经过几十年曲折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深圳大学等学术机构在梵学研究以及人才培训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夏斯特利说,他非常荣幸在北京大学有机会认识王邦维、段晴教授等著名学者,并给从事梵文学习和研究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亲自上课,“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人热爱梵文,收获非常大。我不但用梵语与他们对话,最有意思的是,我用梵语唱歌给他们听,而学校方面还专门录音保存下来。”
　　夏斯特利非常热情地表示,探究学问是他永远的追求,但他最渴望的还是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我非常愿意把中国《诗经》译成梵文和印地语,我也很支持黄宝生等中国学者尽快编一本《梵语汉语词典》,因为这些工作太伟大、太有意义了。我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人人网 -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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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梵文相遇
日 08:12:53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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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程云杰
　　走过天竺路“山雨空濛”的牌楼,沿山间小路直上,大约20多分钟的行走,便来到坐落于法云弄60号的杭州佛学院。每周三和周五晚上,120多名学员和他们的老师都会在这里如期相聚,学习古老的印度文字——梵文。
　　学生中既有已届耳顺之年的长者,也有10岁儿童、有建筑设计师、瑜伽师、艺术创作者、美术学院学生,也有佛教史学者、还有来自台湾的印度哲学学者和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德国美因茨大学印度学院院长康拉德·迈希西教授获悉他的同事李炜博士在杭州的授课规模后吃惊地告诉记者,“这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大的梵文培训班。”在印度学和梵文研究居国际领先地位的德国,梵文并非绝学,但授课规模一般多在20人左右。
　　迈希西教授不知道的是3月初报名参加梵文课程的学生实际上达到了380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教室,第一堂课不得不在佛学院的斋堂举行。
　　建筑设计师许宝龙得知杭州佛学院对公众免费开放梵文课后,他一直拨打报名电话却始终占线,于是干脆在开课当天直闯课堂,结果却发现一屋子里挤满人。“哎呀,这么多人,这下恐怕是上不成了”,他这样形容自己在那一瞬间的沮丧。
　　梵文一直被戏称为文科里的“重体力专业”,不仅语法规则有数百条,一个动词的变化就达几十种,一个词的书写笔画也在不断变化,而且没有标点符号。学生们说,能在一个段落里把词挑出来,再读成句就已经是巨大的挑战。
　　每当走过天竺路的牌楼,李炜都很挂牵走上这条道路的120多个学生。16年前,还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系担任汉语教师的他到印度学院学梵文也要走上一段山路。
　　那条名为格林兄弟林荫道的上山之路与通往佛学院的小路一样美,可是在最初的一年里,每当踏上那条小路,李炜都会浑身紧张直起鸡皮疙瘩。“就是怕听不懂啊,上课还得回答问题呢!”李炜说。
　　后来李炜才知道,不仅是他,印度学院的很多学生一踏上那条小路都会紧张,有的感觉心里就像装了个小兔子。李炜至今记得一位同窗跟他说:“如果没有对梵文的热爱,仅冲上山这条路,就会想打退堂鼓。”
　　42岁赴德,55岁获得博士学位,李炜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利用工厂务工的休息时间,他自修文化课程,1978年恢复高考得以重新走进校园。
　　在哥廷根和美因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古汉语出身辅修德语的他学习了印度学、吠陀语、古典梵文、佛教混合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方言、印地语、古典藏文和印度古文字。舍不得时间给睡眠是这段求学时光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面对杭州的学生,李炜期望能“让大家学进去”。
　　“这个目标很难!”佛学院的刚晓法师说。“早在2004年,佛学院就开过梵文公开课,结果不到一个月学生就都跑光了,都觉得这是绝学,太难了,被吓跑了。”
　　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许丽珊在浙江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她很庆幸能在中国遇到梵文课程。“早期外国人想学习梵文都要到印度去,在梵文老师身边一住就是很多年,从发音、语法到经典一对一的学习。在马来西亚很少能找到教授梵文的老师,现在能够有公开课给大家免费来学非常难得。”
　　许丽珊和她的马来西亚同窗庄慧琳都是抱着好奇心走进梵文教室的。由于自小就要学习分属不同语系的马来语、英语和华语,二人对梵文的复杂和变化特别期待。
　　“有的人可能会被语言的复杂和变化吓怕了,我们却觉得越复杂越好玩。在我们的心里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想问这语言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语言跟语言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学习不同语言就像是把语言解构之后再组合,借助其他的语言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一种语言,这个过程很挑战人的思考力,但是也很有趣。”许丽珊说。
　　来自台湾的吴承庭在杭州佛学院教授印度哲学。她曾在瓦拉纳西大学选修过一年的梵文课程。这一次再遇梵文,感觉颇为不同。
　　“在印度时要透过英语来学习梵文,就像隔了一层纱,一直很懵懂。这一次就很流畅,因为李老师他走过我们走过的路,非常清楚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梵文时会遇到哪些难点,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会讲得很透。”她说。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专门针对汉语学习者出版的梵文教材,李老师授课时需要在德文教材汉译本的基础上,针对语音和语法规则增添大量的示例,以使学生对梵文的体验更现代更亲近。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魏秀秀至今仍记得自己做练习时“破译”的第一句梵文:没有比贪婪更大的罪恶,没有比施舍更好的美德。
　　在魏秀秀的床头摆放了一二十本关于印度哲学的书籍。她说:“我们对印度哲学的研究都是绕道西方,借助西方语言来理解,可是翻译就像刺绣,原版是正面,翻译是背面,明眼人会看见很多针脚和线头,倘若在背面基础上再翻译,那就不知道流失了多少美,精确度就降低了。”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梵文是一门已经死去的语言,全世界几乎很少有人在用。学习梵文的过程也很特殊。梵文课上,学生们无法像学习英语那样学习日常用语,也不可能找留学生或者设立一个梵文角练习对话。大家对发音的学习只是跟读,而大量的语法练习都来自文献和典籍。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认为加快梵汉佛经对刊对深入了解中华文化非常有帮助。他说:“唐以前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古籍不到十分之一,大量都失传了。从东汉开始,一批僧人把梵语佛经原典翻译成汉语,大家认识到这批佛经材料是很宝贵的,不光对汉语史,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哲学都有影响。可是要利用这些佛经文献,首先要把它的语言面貌描写清楚,利用梵文的材料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推广梵文教育迫在眉睫。”
　　杭州佛学院院长光泉法师是梵文公开课的推动者,他希望把杭州建成中国的梵文教育中心。“一方面是研究佛学必须要知道梵文,否则很容易道听途说,把别人的论文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不严谨,也不严肃,另一方面梵文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宝藏,值得去研究和挖掘。虽然报名很多,最后都学出来也不现实,我们就是想广撒网,因应社会的需求,最后有多少人能成就还是要靠因缘。”
　　梵文课上,最小的学员是在杭州青蓝小学就读的钱昕玥,她和爸爸妈妈一起来上课,笔记做得很认真。相比于诵读而言,钱昕玥说她更喜欢练习书写,因为“写梵文字母就像画画一样,很好玩”。
　　在她的笔记本扉页上画有一串梵文字母,她告诉记者应该读作“悉檀”,是“成就吉祥”之意,那是古印度学者在著作开篇写给读者和世界的祝福。
　　当被问及踏上那条上山小路心中是否有哪个梵文词念念不忘时,这位腼腆的小姑娘想了想说:“悉檀!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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