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老崔_毅丝联盟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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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用那张照片作为开篇。就挑一张当年的老照片吧，虽然不是老崔的经典形象，但是那硕大的广告还是很有代入感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右下角了。）
你且听，我且说，咱们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视频来自：
（摘自南方周末）崔健和他的年代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万众欢呼中，52岁的崔健略微弯曲的身影出现在幕布后面，挎着吉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浮现在黑色屏幕正中。这是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向信念致敬”。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会开始不久，他就开始挥舞双手，带着周围一群年轻人高喊“牛B”，喊得主办方负责人——西安音乐厅总经理曹彦恨不得冲过去揍他。这个激动的胖子，是音乐厅的策划总监曹继文。兴奋的同时，他会不时履行自己的职责，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来。1990年，刚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观众群中。在举办这场演出前，西安音乐厅做了市场调研，结论是：百分之六七十社会中层以上男性对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结。但在路边做随机调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剧降低了。曹继文坚持：这场演唱会，最有可能买票的，就是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向信念致敬”这个名字更有商业号召力。他说服了所有人，演唱会的海报也用了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的那张红色头像。年轻，锋锐，桀骜不驯。那是二十多岁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轻人的模样。
日，北京崔健“蓝色骨头”演唱会。一块红布蒙住双眼，是崔健的标志，也是大多数崔健歌迷的记忆。（CFP/图）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1985年下半年，中国摇滚乐孕育期，整个北京地下音乐圈到处弥漫着深重的压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本人。压抑首先来自生活。这一年6月，“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它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乐队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员。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找到乐队队长、北京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员文博：“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那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乐队解散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掀起的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编辑部被迫写检查，收到的六万多封青年来信被集中销毁。“七合板”的七名成员全部来自北京歌舞团，离开四五十块的月工资便无法生存。他们只能回去，继续“百鸟朝凤”、“丹凤朝阳”。崔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个成员杨乐强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对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今天他还记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个清晨敲开他的房门，满脸兴奋地给他看一条满是兜和拉链的牛仔裤，刚买的。“怎么样？操，哥们儿现在更热爱生活了！”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有后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有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内部，崔健也只是三个主唱之一，而且年龄最小。磁带的封面是七个人叠成四层人梯状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回到家，崔健要面对一个更加逼仄的空间。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栋筒子楼，他父亲单位空军军乐团分的一套老式两居室，没有客厅。崔健和一张桌子、一堆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还有弟弟崔东一起挤在小屋，吃饭都要去父母卧室。“那时候崔健真是一无所有。”认识崔健时，曹平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戴着墨镜参加各种音乐比赛，上台弹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还没有后来“中国摇滚传教士”的称谓。他说自己当时“特别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从来都一屁股坐下。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几乎个个有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工作要丢了，你能干什么？这摇滚乐是美国的……那是美国！”崔健的父母已经算宽容的了，从来没有给过曹平脸色看。但终于有一天，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这是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1985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写出了13首作品。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己那一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就产生于北大。在高考升学率只有3%的1980年代初期，“天之骄子”对大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正面评价。这些目睹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又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拿到“国家干部”身份的年轻人，充满改造世界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们与崔健相逢。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角是有外国留学生参加的ADO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之一、马达加斯加人艾迪到今天还在为崔健的演唱会担任主音吉他手。崔健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当时还没有今天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而是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出到一半，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老外，听说是CBS的记者，来拍“中国的摇滚乐”。杨乐强冲上舞台，把崔健扛到肩膀上，让他更高一点儿；何勇则和大学生们在台下喊：“他叫崔健！His name is CuiJian！”“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掉眼泪，也是惟一一次。”曹平告诉记者。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日：“他给我们喊出来了”随着《一无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公开亮相，中国摇滚乐的生日已被普遍公认为1986年5月9日。在正式演唱之前，担任这场演出伴奏键盘手的中央乐团音乐人梁和平已经在排练时被震撼过一轮。如果说《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梁和平就是为这首歌发出第一个音符的人。在拿到功能谱、按出键盘上的一个长音时，他还不以为意；等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他骤然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知道，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某种东西”。崔健穿着王迪父亲的一件旧褂子，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演唱的形象，已被载入各种“改革开放30年”媒体专题的镜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内心的庆幸。如果不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点头，这首带着明显西北风的情歌将就此湮没，再出头不知何日。崔健抓住了机会，“百名歌星演唱会”是前后十年间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场音乐会。虽然有些人甚至刚听第一句就愤而离席，但王昆自有她的底气。她丈夫周巍峙曾担任过文化部代部长。曹平演出结束去道贺时，记得崔健说了一句话：“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一无所有”之后，音乐界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被惊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上头”发指令；地下音乐圈则暗自兴奋，或羡慕嫉妒恨，或决心奋起直追。曹平再也不说“崔健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了，下决心做了一名专教各种乐器技术的摇滚乐教师与研究者。崔健的分量迅速变重。臧天朔曾大叫：“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为崔健看不起自己。后来担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则说：唱完《一无所有》，别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一无所有》开始在社会上以野火之势蔓延，这首歌传到美国，有十年知青经历的艺术家陈丹青听得热泪盈眶。“这首歌是社会上所有苦逼和屌丝的心声，他给我们喊出来了。”2012年11月，陈丹青站在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回忆说。这种传唱的范围也包括同行。有一天，曹平去孙国庆家，发现孙正在清唱《一无所有》。发现他来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拿这歌练练嗓子。至于后来孙因为在磁带中翻唱这首歌而被崔健指为侵权，则是后话。需要强调的是：《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社会压力远远高于赞誉。1987年初，已经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的北京交响乐团贴出一张海报将崔健劝退，理由是他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当年年底，曹平盘算办一场崔健的演出。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学提供场地，又自作主张定了崔健和每个乐手的演出报酬。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听说了，问：给崔健多少？他说：一百元。书记顿时勃然：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这场演出就此夭折。得知此事的崔健沉默了一阵，开口了：“我们这么多年创作，排练，谁给过我们钱？”沉默和眼袋一样，是崔健的突出特征。多名与他相交几十年的朋友都证实这一点：崔健最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叫，只会默默走掉。直到1989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平生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上，崔健才开始回击。中场休息时，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话走掉：这不就是一帮小流氓么？崔健听到了，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帮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年，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他一再坚持下，原本只需几天的录音过程反复磨了近一年。这盘磁带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这还只是正版的数量。这张专辑，至今也被公认为崔健最经典的一张。由于崔健是“个体户”，没有可供通信的地址，磁带里附着一张纸条：如有质量问题，请与中央乐团梁和平联系。梁和平成了崔健的邮递员。每隔几天，他抱着一堆来信去找崔健，两人同看。他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被《一无所有》震撼的缘故。2010年左右，央视做崔健的人物专题，要采访梁和平。梁和平构思了几天，抓起电话打给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谁吗？我告诉你，你就像但丁，文艺复兴的但丁！”“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1990年，崔健以“为亚运义演”的名义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现场煽动性太强”。（肖全/图）
1992年：“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警察把演出封了，还让我们挂出一块牌子：因为天气原因，今天演出取消。”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易玛·冈萨雷斯·布依的抽屉里，至今保留着1987年拍摄的一叠崔健演出照片，背面已被时间印上一块块明黄色。那时，她还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留学生，认识崔健之后，开始悄悄组织他的演出，包下一个酒吧，卖十块钱一张的票，支付场地成本后全部分给崔健和乐队成员，自己纯粹义务帮忙。这样的演出经常在开演前一小时被警察查封，只能退票。警察有时会责问她：你怎么不申请呢？她说：谁会批啊！她完全没想到，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十几年。崔健遭遇了中国摇滚界无人不知的“封杀”。“封杀”的确切含义是：无法拿到在北京进行大型演出的批文，也无法出现在电视上。1987年，崔健翻唱《南泥湾》触怒了一些人，他变成了“麻烦制造者”。亚运巡演夭折后，崔健更陷入了这种状态。北京的演出不可能得到批准，各地的演出商也都在观望。有一种说法是：崔健喜欢在演唱歌曲的间隙说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话，惹得官方恼怒。直到1991年2月，一个大胆的商人请他去广州做了一场演出，外地的局面方才打开。但是，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他只能在酒吧和迪厅里活动。从1990年4月亚运巡演归来，一直到日，崔健才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办了自己的大型演唱会“阳光下的梦”。1993年，曹平的女友在央视实习，看到过内部指令：禁止崔健上央视。做过崔健多年录音师的曹军回忆说，1990年代他去申请演出，和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市场处的处长闲聊，对方点着自己的办公桌说：看到没？我这儿玻璃板下边压着呢，崔健是不让演的。“那个处长其实私下里很欣赏老崔，还去看过好多场演出。但这事不是他能定得了的。”梁卫平补充。“封杀”也是有缝隙的。1992年末，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出“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演出的一个节点。梁卫平回忆，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副秘书长找到他问：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办一场演出？他说：可以啊，不过你得负责弄到批文。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创始人、八十一岁的著名肿瘤专家李保荣对南方周末记者清晰地回忆：“1992年，我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是李克农上将的女儿李冰。为了呼吁社会支持抗癌事业，营造影响，我们想到了摇滚乐……”八十高龄还在上班、出差的李保荣，谈话中仍不离“资产阶级倾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但颇有点严肃地声明：“我是支持新生事物的。”他当面检查了崔健的全部歌词，结论是没有政治倾向，也不颓废，“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过了几天，批文真的下来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亲自挂帅，要把崔健的这场演出变成警方工作转型的试验田。“找我去问国外摇滚乐演出怎么搞安保的。”梁卫平这才知道，原来北京警方对这类音乐会的安保毫无经验，更没有模式。“从前，他们印象中的音乐会观众都是规规矩矩坐着听完的。”崔健此前的历次演唱会，都搞得各地警方人仰马翻。演出效果非常成功。近20万元盈利全部捐给癌症基金会，崔健没有要任何报酬。第二年，他又为北京市体育总会办了一场募集资金的义演，方式如出一辙。北京大型音乐演出的安保工作，从此有了统一的模式，由警方的文化保卫部门转归治安部门负责。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设计，沿着VIP观众席坐满一圈，把观众包在当中，这叫“镶边儿”，中间再安插一定数量持票入场的便衣；武警四处巡逻，见到有站起来的歌迷就跑过去按其坐下……有许多安保措施一直用到现在。也是从这场演出开始，警方开始对演出方收取一定的安保费用。上国时代公司董事长方馨承办了崔健2011年7月的济南演出。警方对她说：崔健的演出，要收取最高的安保费用，一分钱折扣都不打。“二十年前他在这儿办演出就踩坏过椅子。”从翻唱《南泥湾》开始，崔健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但崔健想做的是“永远的批判者”，用批判让社会改进：“等到文明进步，我还会站在更高的标准上批判”。（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日：“他不是麻烦制造者，他是沟通者”----------------------------谈启蒙过去的东西都是过去，你参与它干吗？你复制它干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再牛B，再傻B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很多人抱着1980年代说想回到1980年代，我说1980年代的启蒙只不过是躺床上赖床，现在你是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站不起来，你那时候白启蒙了，你躺着躺着又睡着了，而且睡得更深，那种启蒙就没什么意义。谈“撒野”我原来确实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害怕。我最近说话越来越胆大，确实有变化了。我们以前也有胆大的时候，比如在舞台上唱“撒点野”，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你怎么可能用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得说：去你妈的，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冯翔)----------------------------对自己无法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这十几年，崔健从未公开评价和抗议过。“我感觉不到自己被封杀……我们小型演出、外地演出一直没断。”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记者回忆。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在日的北京演唱会上，崔健几次号召观众站起来听，但现场观众站起来的并不多。“比崔健更尴尬的是观众，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看过崔健演出的诗人高星如此写道。尴尬的原因主要在于：演出场所万事达中心的一万余个座位大多设在高高的看台上，稍一站起来就有令人腿软的危机感。真正站起来的，还是日西安的“向信念致敬”。西安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展厅，空空如也，椅子都是临时摆放的。所有人都脚踏实地，导致惊心的一幕出现得很快。事先警方已经声明不许观众站着，结果崔健刚唱第二首歌就一声令下：“大家都站起来跳舞好吗？”全场五千人轰隆一声，齐齐地站起来。还有人站在椅子上。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头缠红布，跳着喊着。没多久，后排观众开始举着荧光棒和相机涌向前排，最后整个展厅变成了一个巨型的live house，所有的人都成了票价2013元的VIP观众，把他们按回座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狂热背后的甘苦唯有主办方——西安音乐厅知道。他们没想到，办一场崔健的演出是如此艰难。能让观众站起来的演出地点不好挑，西安的演出场所要么太小要么太远。等签了合同，去审批时，赶上一切活动审批暂停。“你搞摇滚乐的演出，人都站着，太可怕了，我们都心惊胆颤的。”负责具体操办这场演出的西安音乐厅市场部部长罗敏每天都得去跟警方磨合，汇报安保方案、票务方案、现场搭建方案……一直磨合了几个月。最惊心的一幕，也是歌迷们最狂热的时刻出现时，现场一位负责安保的人揪着罗敏：“再有人站着，我就把你抓起来……我要给你断电！你现在就上台去说，演出到此结束！”
------------------------------（完）--------------------------------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里，那么我相信你脑中已经浮现出几个大字：这个话题我也说不好，只能从那些歌词中去看崔健，去解读崔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宋◇苏轼）这里我得再次引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不得不说南方系还是有很多独到之处的，一些ZZ嗅觉上的东西还是远超了别的同行，今年南方系可以说是遭遇了几次危机，孰是孰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里就不做讨论。其次，由于崔健的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媒体提及他的一些消息。而南方系写的又比较有代表性，就选择了这篇。--------------------------------引言-----------------------------------崔健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日，拍摄于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今天再打量崔健，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他一直力图找到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并且对这个主题进行言说。在具有这种雄心和严肃目标的人群里，崔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这个时代像一列火车，我们已经很难追上它，但崔健好像始终在和它并行。在一段陕西老腔皮影《将令》结束之后，主持人孟非走上台。“皮影被称为‘东方的摇滚’，欣赏完刚才的表演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请上一位国际级分量的嘉宾，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真正的摇滚。”话音未落，看台上全是兴奋挥动的荧光棒，欢呼、尖叫和口哨声响彻体育馆上空。这一幕发生在9月7日晚上的西安城市运动公园体育馆，电影《白鹿原》首映庆典晚会“白鹿原之夜”正在举行。“有请——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红旗下的蛋》前奏响过一阵后，一个头戴小白帽的男人身着紧身T恤走上舞台，来到主唱麦克风前，挎上助手递过来的吉他。因为低着头，就连现场大屏也看不见他的脸。最显眼的标志，是帽子正中的那颗五角星。在之前的表演环节，孟非和另一位主持杨澜一直都坐在舞台左侧的休息椅上候场。但此刻，他俩也起身站在了台下一侧。看台上人群尖叫欢呼的分贝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开始站起来，舞台正前方临时用座椅摆出的贵宾区也是如此。在崔健之后将要登台的是一群戏曲演员，现在他们穿戴好行头站在两边，拿出手机拍着侧脸的崔健，他们只能拍到那个角度。现场安保开始聚到舞台近处，防止观众再接近舞台。“这人是谁？”站在我身旁的一位保安指着舞台，用西安方言问身边的同事。同事拿起椅子上的节目单扫了一眼：崔健。“你多大？”我转头问他。“21。”“听过《一无所有》吗？”他憨憨一笑：“听过。”“崔健？干啥的嘛？”“哎呀你自己往下看。”同事有些不耐烦。透过我们前面贵宾席里起身的背影，保安掏出手机找了个空儿，也拍了起来。崔健到底是谁？1990年，左起：刘效松、崔健、刘君利、甘利匡辅、臧天朔 （肖全/图）
崔健是谁？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蓝色骨头》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北京交响乐团的黑管演员刘明记得那天他和几个哥们是托朋友从后台混进去的，“票太火，老早就卖完了。”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一进场馆，最显眼的就是舞台正中央的6个大字：让世界充满爱。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和他们一样，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也是因为与晚会主题同名的这首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单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将进行独唱，刘明的一位同事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崔健，在团里吹小号。在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演员名单上，他在倒数第三排。在刘明的记忆里，同宿舍的这位小号手除了喜欢拼命做和声习题，还喜欢玩吉他和自己写歌。几个月前，崔健曾经拿着一首新歌的小样给大家听，不是所有的歌词都能听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复问着的“你何时跟我走”。上台前两分钟，崔健觉得身上的西服“特别别扭”。乐队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这个吧！”那是王迪的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换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台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儿一高一低。“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一开口，看台上迎来了片刻安静，很快便响起了掌声和口哨，随后是欢呼声，越来越大。刘明一听，正是之前听过小样的那首歌。“我相信很多人是傻了，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所以也没人听过。”人群中的口哨和欢呼直到崔健演出结束，都没再停过。这人是谁？很多观众对台上这个打扮 “土得掉渣”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乐评人李皖后来在《从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谁？》一文中这样写道。晚会临近尾声时，《让世界充满爱》首唱登场。这首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过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这世界，在变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联唱时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听到看台上传来的口哨和尖叫。“其实我的情绪并不适合这首歌。”崔健后来回忆，“我发现别人唱的都是特别实在的声音，但是我特别虚。”这场历时两天的演唱会结束以后，主办方迅速选取了孙国庆、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录制专辑。在这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的磁带中，第一首便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崔健当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着中分、身穿西装的崔健。音像公司给了他700元的稿费。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李皖，在几个月之后买到了这盘盒带。“那个时候一般来说磁带的封面应该是俊男靓女，很明显崔健肯定不是帅哥。除了那天晚上现场不到一万的观众，我们没有人看过崔健的演出。”他看着封面充满了疑惑：崔健是谁？这张有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的照片，据说是当时崔健在众多图片中最喜欢的一张 （肖全/图）
那是一种力量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后来很多对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崔健凭借当晚的《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记得，即使盒带发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实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无所有》。“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呢！”李皖初听崔健时的感受，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崔健的第一印象。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 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他的乐感非常好。”沈大庆说。1984年，崔健参加的第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沈大庆是成员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结束以后，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崔健抱着吉他，唱了一首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当时就有人听哭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就会喜欢上他的演唱。”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站着看演出的观众。”梁钦宁说。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2010年6月，崔健（中）和子曰乐队合影，右三为主唱秋野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这是崔健的创意。“那是一颗有很大空间张力的外星，那张脸很容易让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里最压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这首很悲伤的旋律里，再衬上这种特别遥远的想象。我们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后来我得知，崔健对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满意。因为吉他手出了一个错，乐队接下来的整体配合一直不好。“不过这是我多方面的一个冒险。”崔健说，“这首歌没有审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动用的实验元素也很多。”。“一方面为了锻炼乐队，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强调：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他一直是个特别较劲的人。”梁钦宁介绍，在当年很多人两天就能录一盘专辑，但是首张专辑那9首歌，崔健录了将近一年。在暂别大型演唱会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张元一起将早期的很多经典作品拍成MV，随后又参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问世后，他在东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大阪进行了国际巡回演出。李皖一直觉得崔健还有另一大价值：他的存在，引领和带动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对内地摇滚充满市场信心。1994年春天，滚石旗下北上内地的魔岩公司同时推出了3张新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以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崔健播下的摇滚种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艺术总监。他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他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说，“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当时在录制《乖乖的》这首单曲时，秋野的贝斯录了很多次，都无法让崔健满意。叫停之后，崔健笑着跟他说：这样吧，要么你去请一个贝斯，要么咱这里面不要贝斯了。“其实这话听着有点伤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在他那里过不了关。”按照秋野的理解，这首歌里的贝斯要内敛柔和一点，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乐玩的是声音，人和人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软一点或者硬一点，音乐的味道和性质就全变了。”秋野努力想说服自己的监制。“不，不是这样！——先 吃饭吧！”崔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录音棚。饭桌上，秋野喝着白酒生着闷气：请一个贝斯，我们自己还叫乐队吗？不要贝斯，音乐衰减了，没有低音，那跟曲艺说书有什么区别？他跟朋友直接倒出这通牢骚时，崔健就在一旁，压根不理他，安静地吃自己的饭。饭后二人又进了录音棚。“当时我特搓火。”带着巨大的情绪，秋野弹完了那段贝斯。“行了，出来吧！”崔健满意了：要的就是这个分寸！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誉为“人文摇滚”的代表作，1998年获得“中国最佳十大摇滚专辑”。从四个兜的衣服上看，大概那个时期的照片，我网上搜的。
阳光下的梦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花房姑娘》“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群仍然坚持梦想的人。这场演唱会就献给仍然在坚持梦想的人们。”日，崔健再次站到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中央。他给自己的这场演唱会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阳光下的梦。我问他：被禁这么多年，怎么消磨掉心里的那些怨恨？“你一定要永远记着：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在中国尤其是这样，只要你认准一条路，永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过去，这也是一直支撑我的动力。”崔健说，“你永远能找到方法，就永远能让自己更高兴。他们每次给你设障，你就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协，你要妥协的话，下场就特别惨。”“不管是崔健这个人，还是他的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和真实。”张元说，“王朔形容他是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我说他的声音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崔健的作品最近一次在电视上亮相，是在这个夏天最火爆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上。一位在北京开服装店的青岛姑娘在盲选阶段选择了《花房姑娘》作为参赛曲目。就在“阳光下的梦”绽放首体那一年，另一档选秀栏目《超级女声》同样引发了收视狂潮。一位中性风格的成都女孩凭借350多万张观众投票，问鼎当年超女总冠军。现在即便再有百位歌星联唱的拼盘晚会，也不会有无名歌手的声影。电视，几乎成为今天缔造全民偶像的第一媒介。“其实我们也跟老崔说过很多次，有了机会就要表达你的力量。”经纪人尤尤说。“电视的阵地和观众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说，不是观众不想选择你，是因为你没给观众选择你的机会。如果有一个好的平台，一档好的节目，他能尊重我们的制作要求，为什么不去表达你的力量？摇滚乐不应该仅仅只是在你的现 场才能听到，你上一次节目，可能就有一批新观众遇到了摇滚。”今年元旦，崔健和乐队一起出现在上海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的现场。对于电视台制作方，携手崔健最大的难题在于，他要求必须真唱。10年前，崔健发起“真唱运动”，矛头直指充斥电视荧屏和商演舞台的各种假唱。很多摇滚歌手在晚会上的演出只需要乐队配合当个道具，但崔健要求乐队每位成员都必须真实表演。在跨年演唱会上，崔健乐队必须在前面的节目结束之后的半分钟内迅速摆好乐器接好电源，完成舞台切换的施工。算上插播的广告，乐队总共有两分钟准备时间。为了直播顺利，彩排时崔健试完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留下，反复练习用最短的时间上下场。那一天大家磨合到凌晨3点多。除了对歌手本身的严格要求之外，真唱的确吃力不讨好，无论对电视台播出效果，还是对演出商的现场音响设备，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依然大行其道的各种假唱，业界内外很多人曾表示“真唱运动宣告失败”。“别人我们不管，但只要是崔健乐队，一定永远会是真唱。”尤尤说。崔健刘元他们乐队80年代末的照片。腰间是什么大杀器？目测吧里认识的不超过3个。
简单表达、简单交流，但不要简单思考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红旗下的蛋》《Outside Girl》结束之后，全场歌迷终于盼来了《一无所有》。跟之前的历次演出一样，新歌的现场氛围中规中矩，而那些经典曲目，从前奏开始就能从头到尾引爆全场。崔健曾经听到过一种批评，说他“挑逗观众”、“尽唱老歌”，他也很清楚，那些一直渴望听到老歌的观众，“实际上是大众的代言人”。“崔健有一种力量，他很难被打倒。他既不会被批评打倒，也不会被吹捧打倒。”学者周国平说。2001年，他和崔健曾有过几次深入对谈，谈话内容后来整理出版成访谈录《自由风格》。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道：“作为创造者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干，一个就是重复以前的创造，一个就是继续创造不重复，或者说就是往前走、不停止。很多人一旦生活标准达到一种水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停止的机会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上不是把创作当成一种乐趣，而是当成目的，当成达到自己稳定生活的一种 手段。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正踏上了艺术征途，就看基本是个创造过程还是表演过程。”“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那个晚上了！”在采访时，崔健对谈论早期经历的话题意兴阑珊。就像要求乐队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一样，他希望封存往事，“艺术家任何时候都只拿作品说话。”崔健最新的作品是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蓝色骨头》。尽管在电影《成都我爱你》下部中，他曾有过一次执导经历，但那次合作并不愉快。这次拍摄，才是崔健导演实力的真实体现。“崔健编故事的能力非常令我意外。”先期看过影片的周国平说，“他的电影肯定不是商业片，但这个电影也肯定不是那种特别小众的电影。它的受众可能会广，因为故事还是好看的。它讲述了两代歌手之间的故事，片中的下一代就是当下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会有兴趣，而且电影的画面和音乐都非常棒。”《蓝色骨头》的摄影是香港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得知崔健要当导演，他主动请缨出任摄影。而影片所有的配乐，全部由崔健包办。目前影片已经送审，不出意外，明年年内一定能够公映。去年8月1日，崔健迈进了知天命之年。他从不过生日，那晚结束所有工作之后，在朋友再三劝说下，来到乐队一位成员自己开的酒吧，和朋友们喝了一杯。虽然晚睡晚起，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规律作息，坚持天天运动健身，像很多世界知名摇滚歌星一样，身材依然不输当年。他从不碰毒品，在《飞了》的歌词中他写 道：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你瞧我是不是与众不同。“跟他相比，我的生活更像是摇滚圈的人。”张元笑着说。“年轻人永远是对的”，这是27岁的崔健放出的一句豪言。如今人到中年，他如何直面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危机？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恐惧：个人害怕群体，就像人们怕谈论政治一样。说到这，有人会觉得我鲁莽，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这就是恐惧的一部分，因为我已经开始想我自己有没问题了，并且试图挖掘我内心深处恐惧的根源，同时也观察周围的人是否会有同样的恐惧。我后来意识到，这种 解决恐惧的方式是对的，是和平的。摇滚乐能起到这种作用，让人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简单地去交流，但不要用简单的方式去思考。”这张照片上你能认出几个人？从左到右：齐秦、崔健、日本的Epo、马拉西亚的Sudirman（逝）、泰国的Anchalee、韩国的Koo Chang Moo、香港的张国荣（逝）、新加坡的Anita Sarawak。日。
我们追不上时代，他与时代并行我看差不多了时机已经到了，我是干脆放弃还是继续努力，拿出新的勇气还是回家去，回家把青春的爱情进行到底。——《小城故事v21（下）》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次他带给歌迷的新体验是将摇滚和交响乐融为一炉。与他携手合作的，正是他当年的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这次跨年演出，让很多老歌迷尽兴地重温了一次崔健出道至今的所有经典作品。演出最终在他3次返场后结束。“我们古典音乐走得非常难，但是崔健比我们还要难。”这次演唱会的指挥谭利华说。“我不好说什么是摇滚精神，但崔健身上，一直有他的精神。”“以后崔健的音乐，肯定是会往更纯粹的纯音乐发展。”音乐人方无行说，“其实他以后的演出可以考虑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体育馆里举行的大型演唱会，乐队是老班底，曲目就是那些歌迷怀旧的经典作品；另一种是很小的规模，最多也就二百人，观众比较高端，都只为音乐本身而来。在这种演出上，崔健就可以把他的 音乐实验，把他最纯粹的音乐拿出来跟大家交流。而且这种演出，他可以和很多新乐队成员合作，找到新的音乐思路和模式。”几天前，学者周国平和崔健进行了一次长谈。接下来他们还会约谈几次，谈话内容作为修订部分将收录进10月底再版的《自由风格》中。今年6月23日，二人共同的朋友、音乐人梁和平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他们想用版税为他接下来的治疗和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这次再见面，感觉他整个人变得平和了。”周国平说，“11年前的他性子还是非常倔，比如面对媒体他会排斥，但是现在，就算媒体抛出一些不太得体的问题，他也会配合，而且巧妙地引到自己的话题上来。”如果说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崔健是谁”会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很多昔日的歌迷，问题便是：崔健还是崔健吗？“虽然进入90年代以来，崔健的作品一直呈现一个下降的曲线，但他依然是极其少有的音乐人，甚至在整个艺术圈都是极其稀有和独特的。”李皖说，“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够使时代主题成为他的创作。具有这种雄心和严肃目标的人很多，但崔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选择了一个最有分量的对手’。他一直力图找到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对这个主题进行言说。”对于7年前问世的崔健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李皖评价说，“面对一个分化的时代，崔健找到的解决方式依然是天才的，也是有效的。从前他在作品中的角色接近于自己，他不过把这个角色抽象成一个‘我’；但在新专辑中，他用网友、民工等等不同身份的角色扮演，既聪明又富有创造力地找到了自己的解决途径。这个时代像一列火车，我们已经很难追上它，但崔健好像始终在和它并行。在今天，他始终在写中国的问题，依然在给时代画像，并且最后的成像是逼真、丰富和多彩的。不管时代怎么改变，崔健始终能够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目标，不被甩开。”在李皖看来，崔健在今天最大的尴尬就是再也不会有当年那么多听众，从前那些狂热的歌迷甚至已听不懂他了。“大家看起来像老朋友，其实早已形同陌路。对他的怒气和怨言，其实反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在今天的不堪。”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的青葱学子如今已散落天涯，有人从政，有人经商。中年心事爬上鬓角发际的 他们，会在某个久违的沉睡夜里梦回当年的看台时光吗？周国平这次的观察结果与李皖的感受如出一辙，“今天再打量崔健，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他读书不多，所以他的思考不是思辨和过于逻辑的，但也正因如此，他的思考全部出自生命本能，是建立在最根本生存状态上的一种社会思考。这种严肃的追求，可能 因为跟时代的反差，更显得可贵。”在崔健接下来的计划中，电影依然会占据很大的篇幅。《蓝色骨头》里复杂的人物线索和丰富的小传背景，让他有了很多拍摄续集的可能。当然最重要的依然是音乐，他痴迷技术，面对数码时代依然充满征服的野心。在他的憧憬中，未来还应该有一间音乐教室或一个基金，让音乐在很多孩子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崔健当年在北交的一位同事说：我们一直表演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崔健却写了一辈子自己的歌；我们循规蹈矩等到退休，他大概会自由自在地过这一生。还是“白鹿原之夜”，演出接近尾声，全场观众在崔健下场之后依然持续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在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崔健返场。《花房姑娘》熟悉的旋律响起，他习惯性地微微佝起背，逆光里抱着吉他的背影像是一只不停地挥动翅膀的鸟。既像是在甩掉泥泞，又像即将振翅高飞。全场大合唱的背景声，依然没 有淹没音响里传来的他的歌声：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实习记者李玲利、代双双对本文亦有贡献）那文章最后写了这么一句，不明觉厉→_→日，崔健在迷笛音乐节“唐·舞台”进行压轴演出。这是迷笛音乐节举办13年来，崔健首次现身北京迷笛的舞台。 （新华社记者 肖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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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崔健的“火”也有些特殊性，脑补一下当年的压抑感吧。（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看看那部长在北京的一个外国妞拍的记录片。）再摘一小文。大家别唾我搞抄袭，如果是我写，那跟妙可贴“下面图”，让大人们别往歪处想差不多一个意思。-------------------------------以上可无视------------------------------【1986】崔健：突然爆发的呐喊【三十而立·倒评年度人物】牛鬼蛇神也好，过度阐释也罢，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更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有一件当时颇为寻常，现在被视为极不寻常的事件。出于对上一年美国40位歌星援非义演的刺激，一些中国歌手好后悔没赶上，所以有好事者振臂一呼，串联了100多位歌手，在这里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节目过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现场观看到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口耳相传中，这一幕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当年7月，载有《一无所有》的唱片和磁带上街，很多人其实是冲着封面上“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买的这盘带子，冲着田震、王虹、孙国庆、赵莉这几个大名去的，而崔健是谁？不知道，不认识。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一个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没人相信，有这么土的首都青年。以平常心看去，《一无所有》歌词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但它从此不断地被引用，被放大，被过度阐释。正在搞现代歌曲的刘索拉，听到了，激动了：这正是我要找的。跟崔健一起混过、一起玩琴的小青年儿听到了，刺激了：崔健这小子居然上了这么大的台面。于是他们也开始了，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一无所有》进入了李陀等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的新声音，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与他们的思想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从文革走过来的老知青说，“文革”幻灭了，曾经相信的全成假的了，三十多年我们白活了，不就是一无所有吗？形形色色的人，主要是青年，说：过去讲理想，但那个理想靠不住了，现在讲知识，讲钱，可我们都没有，事实上我们正是一无所有。日现场，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当时就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时隔4年，美学家高尔泰却从崔健的声音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最令人咋舌的是中国知识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无”到“空”》的学术性文章，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原来没有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有；原来不明确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明确。其实，1986年，要找崔健这首歌曲里所传达出的信息，更主要的不是从字面上找，而是从这种声音里找，从这种声音的方式里找。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之后，你无法想象到，一个街巷大院里的小青年，可以在多么短的时间里飞快地长成，长成为艺术家，长成为现实的观察者和抒情诗人。仅仅3年，他拿出的就不再是2首歌，而是整整一辑更深刻的诗作，以歌唱的形式；同时，还拿出了“自信，自然，自由”这样强大的现实艺术观念。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盗马贼》……揭露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压抑、苦涩、无奈的展示，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艺术界最重要的事件则是“八五新潮”，黄永砯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朦胧诗选》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台湾来了三毛和琼瑶；法国来了杜拉斯（《情人》）；柏杨于无声处暴得大名，《丑陋的中国人》人手一册……这些书，这些人，之前多有禁书或争议之名。解冻的故事，从来不是在一处发生，潜台词无不是：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但是人们心里，各种思想在胃里冲突，混乱，相互抵消，变得越来越不明白。而崔健，正是从废墟里走出来，出来歌唱，成为“告别的聚会”上最嘹亮的声音。现在，那个过去年代的废墟彻底远去。也许，我们也的确到了告别崔健的时候。因为那个曾与之合谋的时代、曾与之合谋的我们，越来越离散，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没有力量。从一个废墟里走出来，感受到“一无所有”，是一件多么痛苦、多么苦涩的事。但今天我们不再为这种“一无所有”痛苦、苦涩，而是感到幸运。能够走出来，是一件多好的事。专辑封面
老崔首秀！86年工体百人演唱会。我看过两个版本，一个就是这个现场拍的，但是只有一半，后边不知道哪里去了，视频编辑机智的用N年后的视频补齐了，前面还有解说，好像是个讲述节目里扣出来的？最近有版本应该是录的电视版本但是音质确实有点差强人意。。当年的东西央视怎么不分享出来呢。视频来自：
一大老外，好像还挺出名的，天大黑的我没听说过老崔一激动大中文脱口而出，另外翻译剪切的也挺有意思的。典型的黑我大天朝。Vice-崔健访谈视频来自：
从一个人的起伏沉沦也可以侧面的反映出一个国家大致的走向。这里我摘抄的这些，可能有些神话版本的存在，有人说老崔是中国摇滚第一人，也有更多的人出来反驳。人无完人，那个什么希腊还是哪里的神，不也被别人掐脚脖子给弄死了么。人嘛，都有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但你要是只抓住某一点来说事儿，那趁早，别生气了，在家睡大觉比什么都天下太平。我只负责出药引子，配出什么偏方，秘方和假药，自负盈亏。你们要是能找见的话，也去听听吧，当时的声音，感觉特悲壮。有学生的哄闹，有救护车的呼啸，到最后老崔梗咽了，哎，现在那拨人应该都在美利坚各有所成了吧。可惜当年太急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到最后，唯有听取蛙声一片。扯淡太多，不如吃饭。饿了，吃饭去了。就到这里吧，休息，休息。
------------------------------（谢谢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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