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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点 -中国经济论文
核心提要：
多少年来，许多从事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一直在考虑如此的问题：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差不多有了相当的发展，完全能够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然而中...
&&&&多少年来，许多从事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一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差不多有了相当的发展，完全能够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然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啥始终未能从“前科学”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时代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照，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当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尽管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确信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感觉手工业能够供给生产工具、作战兵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能够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感觉从事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崇高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特别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宝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亮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感觉，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治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供给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存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宝，取得这些财宝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宝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标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宝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保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鄙弃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感觉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能够作为价值标准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钞票”，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标准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能够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尽管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显著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础观点。&《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然而通篇极力推重和歌颂“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确信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确信人类的谋利动机，确信人的“经济人”特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点的确信，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感觉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呼唤，自个儿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啥追求。而司马迁感觉假如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一定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感觉，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行，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他确信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感觉，现实社会是一般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一般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往常，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适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一定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程度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生动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利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关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显著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传“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宝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能够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含物质利益，也包含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宝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显著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宝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宝的动机最后来追溯到人类基础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显著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感觉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感觉全部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一定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操纵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含商人和商人、官府操纵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确信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显著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缘由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论述国民财宝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一定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须品和方便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须品和方便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能够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评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涉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理论上，他确信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利的干涉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如今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确信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破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履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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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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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相关信息
F120.2/210
保存本阅览室(209室)
人文社科区(E2-1室)
F120.2/02(GH)
光华管理学院
图书馆公告　　编者按：日至9日，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陷阱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讲演。该研讨会由澳大利亚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联合主办。　　本文是作者的讲演稿。应相关人士的请求，翟先生还从生产、消费、产权等三个层面讲了中国人数千年来是如何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严重缺陷的理论假定(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过度数理化，导致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这已是世人熟知的事实，前些年，甚至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系学生的抗议活动。　　但对于西方经济学内在的逻辑错误，却很少有人提及。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西方经济学逻辑本身就有问题，那将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及西方人文学术基础的塌陷。因为逻辑是理性的核心，如果逻辑出了问题，西方中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胜利岂不被大打折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的研究，我们能清楚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陷阱。　　一、科学方法不能平移到人文领域　　大家知道，西方现代人文学术集中兴起于十九世纪，那是科学高唱凯歌，横扫一切的时代。所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学术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学者们假定：人文领域也如物理学这样的标准科学一样，研究对象是客体;他们忘记了，人文领域的研究对象是人，在这一领域中无法如在物理学一样，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为保持客观性，让主体尽量少的影响客体。进而言之，科学方法并不能平移到人文领域，但十九世纪人文学者却这样做了，他们将科学方法无原则地引入了人文领域，结果是灾难性的!　　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例。它假定在一个不受干预的市场中，诸经济要素会自动实现均衡。经济学家喜欢提及的一个例子是：　　在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中，植物和动物都不是随意地或杂乱无章地分布。植物生长在山地上，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一些树木大量生长于较低的海拔地区，而另一些树木则生长在更高的海拔地区。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以后就根本没有树木能够在那一地带上生长;而在珠穆朗玛峰上，则没有任何植物能够生存。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植物所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1】　　这位经济学家忘记了根本的植物学常识，在不受干预的原始森林中，大树是会影响底层灌木成长的，是生态系统中大的要素在影响其他要素的分布。原始森林中的有序性，恰好是干预的结果。　　在经济学中，人如森林中的树木，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要想实现均衡，必须由大的系统要素(如国家)进行干预，否则市场必将崩溃。　　所以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核心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明确指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即使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由于人的能力等因素的不同，也会导致经济地位以及经济政治体系的严重失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举例说：“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抵偿成本笔者注)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所以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认为，经济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平衡。只是平衡才会使经济稳步地、长期看也是最快地增长。　　二、西方经济学株守机械的二分原则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文化土壤之中。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主、客对立，事实上西方学界习惯于将世间万物都非黑即白，非彼即此地两极化，完全忽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株守这种机械的二分原则，其主要范畴包括：　　市场与计划;　　私有与公有;　　政(官)与商(民);　　一个社会，要么实行市场经济，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私有制，要么实行公有制;要么是政界精英统治，要么是商界精英操纵。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共存相分、政商合作这样的范畴而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恰恰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理论核心。　　轻重术研究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2】即国家利用社会公共资本为国家理财。具体表现为国有经济成分自周朝以来三千年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后，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先贤看来，西式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误，被韩非子称为两末之议，认为坚持这种逻辑的结果是积辩累辞，离理失术。(《韩非子-难势》)　　面对汗牛充栋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以及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现实面前的苍白无力，是我们反思韩非子这句话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以日本为中介，将大量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引入了中国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头脑中这样一种乱码不断自我繁殖，其破坏力极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那种温柔敦厚的传统没有了，代之以五花八门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将经济计划和公有经济视为国家公敌，欲除之而后快。　　三、西方经济学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观念，自身也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随着大量行业资金进入研究人员的口袋，学术的中立性越来越差。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用的领域似乎只残存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在市场上圈钱，二是利用光鲜的理论忽悠其他国家的政府。　　比如前几年学界和决策层热议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美国学界早就拿出了现成的理论，证明资本账户开放如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那种理论根本就是游说别人的工具，只是逻辑上自恰的说辞而已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一纸外国文凭，囫囵吞枣、良莠不分地学习这类先进学说，简直是与虎谋皮式的愚蠢行为结果很可能被老虎吃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时说：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3】　　总之，西方经济学正在异化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经济学本身经世济民的本来价值正在衰退，更不用说中国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卦-彖辞》的崇高理想了。　　由于西方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逻辑，使它不仅远离了现实，也远离了应用轻重术损上益下，均平经济的可能性不仅在西方世界是这样，在被西方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殖民的中国学界也是这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一波波经济危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显得越发重要的原因所在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常常背离西方经济实践。反思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机构设置和经济管理经验。因为在西方社会，名与实，理论与现实常常是脱节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注释：　　【1】[美]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62页。　　【2】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第一章计划与市场之间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第52~67页。　　【3】日，林毅夫教授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网址:/13/GIGHG.html，访问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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