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曾诱降国民党为什么谈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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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丨日本侵华曾诱降国民党为什么谈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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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决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侵华方针后,便加紧实施诱降策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诱降活动是日本侵华的最重要内容。▲吴佩孚,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为达成目的,日军制订了各式的诱降计划,建立了专门实施的特务机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诱降行动———“和平运动”。早在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了旨在分别诱降中国各类势力的“谋略计划”。该计划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各项阴谋都取了代号。第一部分定名为“鸟工作”,要“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强有力的政权趋势”,目标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战阵营,在中国建立较有影响力的伪政权;第二部分定名为“兽工作”,要“使蒋政权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势力”,目标是在军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拢名单的有:宋哲元军、韩复榘旧部、东北军旧部、阎锡山军、石友三军、刘建绪军、徐源泉军及其他的武装团体;第三部分定名为“山工作”,主要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进行拉拢;第四部分为利用银行破坏法币,以扰乱中国经济。▲土肥原贤二负责主持“对华特别委员会”为实现阴谋计划,日本决定设置代号为“竹机关”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中将主持(故又称“土肥原机关”),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土肥原起初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等出面组织“中央政府”,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作了不少努力。当时,曾在民国元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住在上海,土肥原竭力拉拢唐出山组成伪政权,但国民党军统派人以利斧将唐劈死。吴佩孚在与土肥原的接洽过程中,坚持要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军,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土肥原难以接受,以至前后经过半年多仍未有结果。后又想撮合吴佩孚同汪精卫结盟,也没成功。吴佩孚于1939年12月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计划受挫。日军还试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唐绍仪与夫人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回绝了日军的诱降。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但在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坐下来谈判的仅有一次,即1940年的“桐工作” ———双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触。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为机关长(公开身份为武官),要他设法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铃木履任后,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线,经过互相摸底,双方均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日本方面制订了详细的谈判计划,并把此次谈判定名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双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方出席者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代表中国派遣军)、臼井茂树(代表参谋本部);中方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蒋介石,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谈判开始,中方提出3项条件:日军必须保证撤兵;日本明确“和平”的条件;会谈绝对保密。经过4天讨论,日方提出了备忘录,要中方代表签字,中方却在最后关头提出了名为“和平意见”的8条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签字,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没有形成共同签字的文件。6月3日,双方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性会议,在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华北驻兵权、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接着,双方又开始筹划由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3人参加的高层正式谈判。但此后,重庆方面的热情大减,并提出以日本须在“满洲国”和在华驻军问题上让步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觉得蒋介石缺乏“诚意”,陆相畑俊六于10月1日下令“军方立即与和平工作断绝关系”。“桐工作”正式收场。纵观日本诱降活动,虽然拉过去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但结果与日本政府的预定目标有很大差距,多数正直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为所动,坚守了抗日阵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未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但在民族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形下与日方的这些接触,在民众的心理与士气方面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其它公号如需转载,请回复『转载』了解事项▌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文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授权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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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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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前副总统连战将参加中国大陆9月3日的大阅兵,此举令劝阻退役将领等人与会的台湾执政当局相当尴尬,在野的绿营人士则以“作贱自已”相讥。  两岸长期以来争夺抗战主导权,大陆方面主张,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是被动抗战;台湾则称抗战是蒋介石政府领导,共产党是三分抗战,七分壮大自己。  
  上面说法哪个更客观?  
  据台湾媒体报道,总统府事前数次透过党内人士与连战沟通未果,连战坚持登陆,总统马英九相当不认同。党内人士质疑,九三阅兵涉及两岸不同的抗战史观,解放军曾在抗战时扯国军后腿,何况大陆一直不放弃武力犯台,连战出席九三阅兵,“看的又是大陆解放军,难道不觉得不妥吗?”  
  国军为什么否定共军抗战?为什么在共军说自己是抗战“中流砥柱”时,国军自说自话的说自己“才”是抗战主力?  中流砥柱和抗战主力是一个意思吗?  
  我上面提的问题,请国粉特别是党工回答。回答不上来,就不要去做党工了,容易折寿。  
  台湾还有中国国民党吗?只有台湾国民党,连我是中国人都不敢讲,还有脸讲抗日。
  国民党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对一个不存在的靶子开火?  国民党还是先解释为什么否定共军抗战吧。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你应该知道,当年你们没本事逃居小岛流离颠簸活命到现在算你命好,当年内战消耗多少贫民生命谁有忏悔过!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国民党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越是造谣试图混淆视听越是恶心真么一个垃圾废物厚脸皮的党  
  共产党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这一点是抗战中流砥柱。台湾人读不懂,台湾只有唧唧歪歪。不要太在意台湾,台湾人的智商低下有目共睹。慰安妇自愿、日本是祖国。
  沒有忽視你們呀!
你們貢獻了5% !   郝柏村:  “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 而且从比例上来说,“抗战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5%”。
  22場大型戰役 你們只打了平型關戰役 ...
  这是国军大范围溃逃后,中共在日本军占领区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老地图)          
  国民党连台湾都要丢了 下次叫太平洋国民党吗  
  党工敢来吗?  
  以后就扒国民党的皮,给脸不要。
  "「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 ...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亦投入作戰,當時中共於日至8月25日召開洛川會議,會中討論到自身於抗戰如何定位,  許多人熟知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中共抗日方針(七二一方針)便是出自此會,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 一書中提到: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  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它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  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從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  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  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脫。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  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某有改變著兩割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我決定不過後果、仗義執言,首先指責張聞天的謬論。" ...
  国民党政府当年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东北后干什么?搞所谓忍让。日本人又蚕食热河,搞华北自治,国民党政府干什么,与日本人签订“协定”忍让。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西安事变,蒋介石也被兵谏士兵俘虏。是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才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攻陷首都南京并且屠城,国民党政府干什么?仓惶猝逃,竟然还不敢对日宣战、虽然被迫打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军事指挥失当,都成了败仗。此后日本人都不把国民党政府当回事,反而以诱降为主,打击为辅了。而对活跃在敌占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重点打击,什么囚笼政策,扫荡,封锁沟,无人区,三光政策等等都用在八路军,新四军身上,结果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在对付共产党,而也是共产党的坚决抗日精神与勇敢作战的勇气鼓舞起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与勇气,也给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希望,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不言而喻。共产党并没有否定国民党政府的作用,正面抗日,全国抗日的政府。
  8名战死抗日战场的国军上将全部都是地方军队,最精锐最庞大的中央军(蒋军)一个没死!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这样的逃台军队,还混淆视听来冒充抗战主力?被逼着抗日的老蒋的“功劳”也只有智商不到70的人会肯定!  个人政治利益为主,国家人民利益为次,地方国军和中共武装的利益被舍弃!  这样的领导人,还有人吹捧?怎么不吹捧慈禧太后,比蒋牛X多了。  抗战抗战,是谁在坚持抗日信念?是谁在统一抗日力量?是谁在坚持14年一贯抗日不动摇?  八路军总部坚守山西不后撤,光转移就转移了60多次,始终坚持在抗日最前线。蒋军呢?  让地方军在前头当炮灰,自己不顾百姓死活,一路抗战,结果跑的比老百姓还快,这样的军队的是主力?  抗战胜利,靠的是【坚持】和【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关逃台的蒋军鸟事!
  最最离谱的是在抗战相持阶段,上百万的国军投降当了伪军,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而更可悲的是现在台湾岛上的台军连“我也是中国军队”的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这样的军队是正统????????  脑子有吗?  连岛内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郝柏村都可以接受,为何共产党说出真相,共产党的确是在敌占区人民心中的中流砥柱。为何郝柏村这样亢奋呢?  实为蒋家鹰犬!  《东方主战场》 第5集   大多在讲美国和国军在相持阶段的作用,国粉们自己睁眼看看! 
  对比下囼湾寡民党的宣传,脸红吗?  所以囼湾的教科书上才会有【中共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10分宣传】的洗脑词,因为逃台的刮民党就是【以己度人】!  充分暴露了其本质,也暴露了国粉们的智商!
  自己无耻还反咬一口。不要脸
  《东方主战场》 第5集   大多在讲美国和国军在相持阶段的作用,国粉们自己睁眼看看! @追爱大灰狼   对比下囼湾寡民党的宣传,脸红吗?
  蒋总捅抗战功绩,彪炳史册,不服来辩!(哪条不是事实?)  1、日本从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直到1941年老蒋才正式对日宣战,宣战的理由是日本欺负我盟友美英了;老共是在1932年对日宣战的;  2、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还仍然赔偿庚子赔款;  3、张学良在他的一贯不抵抗政策下,在张学良放弃东北之前,蒋的政府多次向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  4、中国已经有亡国的危险,仍然派遣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可惜张学良的两个师被干掉,让张认为没有前途;  5、据冈村宁次回忆,已经投降日本的国军,仍然领老蒋的军饷;  6、为了自己逃跑,制造了花园口决堤,导致89万平民死亡,1000多万人遭受洪灾达九年;  7、在自己被日军打得龟缩西南,仍然派遣40万远征军去保卫盟友;  8、在胜利的情况下,丢掉了外蒙古;  9、在胜利的情况下,和美国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  10、战后放弃了对日索赔,礼送战俘和日本侨民,以至于日本人专门为他建立一个神社;  11、他这个抗日领袖居然是手下用枪逼着才当的!  12、为了发动内战,居然将冈村宁次偷偷放在国内,不接受盟友的审判;多年后无罪释放;  13、在抗日紧要关头居然派遣自己的精锐胡宗南部,盯防共军;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抗战国军≠逃台蒋军
  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有很多事实不是能赖掉的,比如蒋介石大量的亲笔书信。  
  日本投降前夕,老蒋还在试图和日本言和。结果日本投降了,老蒋大吃一惊。  
  国民党和中华民国越是想突出自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收割整个民族在面对这场民族灾难时的韧性坚持成果,将越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越是以党、国立场与整个民族抗战别苗头,越得不到继续存在的正当性。  即便过去有功也早已是过去,看看自己从战后到现在干的都是些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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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穷疯了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日本就是这样。
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二战时,为了满足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就必须向南扩张,掠夺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石油...
美援大量到来前都没比日军好过,最初在淞沪打八一三的几个德械师倒是不差,但淞沪日军有海空支援,还是被虐的命。以当时的国力,连子弹和山炮都不能自行生产,拿什么去打赢...
日本的军力
二战结束以后,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日本国宪法和有关国际条约都明文规定:日本的军事实力只能维持在自卫所需的低水平。加之驻日美军的存在,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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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
  为达成目的,日军制订了各式的诱降计划,建立了专门实施的特务机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诱降行动―――“和平运动”。
  早在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了旨在分别诱降中国各类势力的“谋略计划”。该计划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各项阴谋都取了代号。
  第一部分定名为“鸟工作”,要“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强有力的政权趋势”,目标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战阵营,在中国建立较有影响力的伪政权;
  第二部分定名为“兽工作”,要“使蒋政权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势力”,目标是在军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拢名单的有:宋哲元军、韩复榘旧部、东北军旧部、阎锡山军、石友三军、刘建绪军、徐源泉军及其他的武装团体;
  第三部分定名为“山工作”,主要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进行拉拢;
  第四部分为利用银行破坏法币,以扰乱中国经济。
▲土肥原贤二负责主持“对华特别委员会”
  为实现阴谋计划,日本决定设置代号为“竹机关”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中将主持(故又称“土肥原机关”),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
  土肥原起初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等出面组织“中央政府”,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作了不少努力。当时,曾在民国元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住在上海,土肥原竭力拉拢唐出山组成伪政权,但国民党军统派人以利斧将唐劈死。
  吴佩孚在与土肥原的接洽过程中,坚持要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军,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土肥原难以接受,以至前后经过半年多仍未有结果。后又想撮合吴佩孚同汪精卫结盟,也没成功。吴佩孚于1939年12月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计划受挫。
  日军还试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
▲唐绍仪与夫人
  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回绝了日军的诱降。
  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
  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
  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礼堂
  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
  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但在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
  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坐下来谈判的仅有一次,即1940年的“桐工作” ―――双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触。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为机关长(公开身份为武官),要他设法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铃木履任后,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线,经过互相摸底,双方均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
  日本方面制订了详细的谈判计划,并把此次谈判定名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双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方出席者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代表中国派遣军)、臼井茂树(代表参谋本部);中方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
▲蒋介石,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
  谈判开始,中方提出3项条件:日军必须保证撤兵;日本明确“和平”的条件;会谈绝对保密。
  经过4天讨论,日方提出了备忘录,要中方代表签字,中方却在最后关头提出了名为“和平意见”的8条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签字,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没有形成共同签字的文件。
  6月3日,双方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性会议,在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华北驻兵权、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接着,双方又开始筹划由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3人参加的高层正式谈判。但此后,重庆方面的热情大减,并提出以日本须在“满洲国”和在华驻军问题上让步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觉得蒋介石缺乏“诚意”,陆相x俊六于10月1日下令“军方立即与和平工作断绝关系”。“桐工作”正式收场。
  纵观日本诱降活动,虽然拉过去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但结果与日本政府的预定目标有很大差距,多数正直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为所动,坚守了抗日阵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未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但在民族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形下与日方的这些接触,在民众的心理与士气方面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四卷精装插图典藏本,张宪文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授权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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