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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的特点与川商的走向
来自： 东方网
　　&商人&概念源于&商族人&，可以追溯到商朝，但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崛起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诸子百家，还有大量有名的商人，如白圭、管仲、弦高、子贡、范蠡、猗顿、乌氏倮、卓氏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作为商朝遗民，商人是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现代商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专业从事商品买卖交易的人了，而是指以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并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人，或者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
　　企业家与商人有区别，主要体现在思维层次与经营规模上，有量与质的差异。企业家是战略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数学家等元素的组合，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理论、套路，必须有上规模的企业，必须是纳税大户，必须有慈善行为，必须诚信守法经营。企业家是大商人，是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塔尖部分，商人是个大概念，包括企业家。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从法语中借来的，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的命运是国家兴衰的风向标。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因此，任何国家都非常尊重和爱护自己的优秀企业家。
　　&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Guild)，基尔特是职业相同者基于互助精神组成团体，相互救济的制度。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商会是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依法自愿组成的，是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商会具有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具有工作的灵活性和桥梁性，会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商会有&五个特征&：公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自愿性。同时，还有&七个作用&：
　　一是参政作用&&及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反映企业困难和问题，进而参与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二是代表作用&&是行业代表并维护该行业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三是自律作用&&制定行业公约，维护行业权威，有效地矫正营业的弊害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质量认证、质量检测等。四是服务作用&&提升行业水准与素质，进行行业培训、评审，组织学习、参观、考察，推动行业共同进步。五是协调作用&&协调业内企业之间、与业外企业甚至外地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纠纷，协调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与相关政府部门交涉，有效地抵制有关部门和人员吃、拿、卡、要的行为。六是交流作用&&通过行业组织，及时上情下达，掌握最新信息，了解商机，让业内企业少走弯路，还可与外地行业商会加强联系，结成联盟，共谋发展。七是推荐作用&&对业内优秀人士做好政治推荐工作，使精英分子能担任地方或上级机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经济顾问，更好地为本行业的发展做贡献。
　　&异地商会&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类民间组织，近年其作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受到各地党政高度重视，有的地方还专门出台了支持异地商会发展的政策，建设了商城或大楼。比如福建省四川商会、辽宁省川渝商会、四川省浙江商会、四川省温州商会等，就是异地商会。除了商会的一般特征之外，异地商会还有&四个特性&和&四个功能&：
　　一是经济性：从事经济工作，不涉及政治，是地方政府的合作和保护对象;二是异地性：从外地进入，是政府间的横向合作平台;三是类聚性：从大致相同地域而来，是异地经商人口和老乡的&娘家&;四是民间性：自愿组合，有社会公信力。&四个功能&包括：第一，多元利益的整合，把各方柔和一体。第二，实现&两个连结&，就是充当政府与企业之间、所在地政府与原籍地政府之间的中介。第三，集团性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会员群体权利。第四，为特定群体提供公共服务，要为会员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如培训、协调、信息等。异地商会本质上是一个俱乐部，必须协调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是以追求团体组织利益为目标，具有排他性。作为一个民间性、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商会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老乡们之间的聚会场所，更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的特殊地带，也不是简单的论资排辈的&帮会&机构，要用好&六缘关系&&&即文缘、乡缘、业缘、物缘、神缘、婚缘等，树立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思维，发挥以商会友、维权、互助、联网、回馈的作用。以商会为桥梁和纽带，发挥商会亲商、识商、引商的商缘人脉优势及其亲和力，实现投资引资的增长和发展。商会的乡情、亲情、友情，更有感染力，更有说服力，能构建政府与商会的良性关系。
　　四川省委高度重视川商的发展，很早就推出了&川商培养计划&，并召开了几次川商发展大会。&川商&为老四川(包括1997年前的重庆)商人的简称，主要包括土生土长企业家，也包括走出四川的四川企业家和在四川创业的外地企业家。作为华夏大地上地缘性极为特殊的商人群体，川商历经了千年的兴衰起落。千年以来，川商曾开辟了茶马古道、金牛道、南方丝绸之路，发明了全球第一张纸币&交子&，创建了全国最繁华的盐都，是古代三大商帮之一。2000多年前的秦朝，除了秦始皇嬴政，谁最富有?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重庆长寿)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历贞元年间，从事造船业。近代的还有民生公司卢作孚。川商曾创造了富甲天下的财富神话和无比灿烂的辉煌!但近代，川商的表现一度默默无闻、无声无息，重铸&川商&品牌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勇于担当这一重任，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创辉煌!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家乡父老的期望，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川商的本质是蜀商，蜀字&野蚕&，虫也，丝绸原料。&川&为水，岷江水。蜀字，虫在内，在家是虫，在外是龙!走出门外才有出路!川商善于学习和沟通，与外地文化能完美结合，形成文化的&化合物&而不是&混合物&，结合中有光、热、新物质产生。川商与外地文化是非线性结合，就是1+1>2或者是1+1=2+&x，这里&x>0，即大于零，具有杂交优势，因此更加优秀。四川盆地是椭圆形封闭的外流型盆地，具有开放的本性和条件，盆内是增长才干的练功场(道场)，盆外是大展拳脚的新舞台，因此要有&破盆精神&和意识。勇敢、包容、创新、开放是川商的优秀品质，但单打独斗、小富即安是川商的另类特点。四川盆地有1049条河流，形成了川商的&水&文化内质。水的特点是刚柔兼济、坚韧图强、随遇而安、滴水穿石、不屈不饶、一直向前。水有各种形态&&固体冰的坚硬、液态水的随意、蒸汽水的弥漫飘逸，在不同环境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川商是黄色文明(内陆土地)的代表，中国任何文化几乎都与四川有关，比如嫘祖、大禹、女娲、苏东坡、武则天、郭沫若等。个人努力是加法、团队努力是乘法，团结出力量，川商要整合，要团结，要大力办好商会!会员之间要多一些坦诚，多一些付出，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信任，多一些包容，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合作，形成正确的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和团队优势。中国有一句名言：&做事做人&。从商道来讲，小商道做事，中商道做市，大商道做人。得民心者则得天下，这是一个硬道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是一个好商人!人生的生物价值在于健康，人生的生活价值在于幸福，人生的社会价值在于奉献。川商要诚信经营，多做善事，团结拼搏。我们相信川商能正视自身问题，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家，重整川商辉煌!　　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李后强　　(本文系作者于2014年8月在沈阳为3+5川渝商会所作报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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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真实的晋商：成功的“黑社会”组织
文章提交者：大洋飞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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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之一。晋商的票号恰恰深得其髓。晋商正是按照“黑社会”的管理模式、思维、行为方式来进行组织管理的。也正是如此，晋商方驰骋商场五百年，“黑社会”化的组织管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我想问问各位看官：你们说，这世界范围内，有多少“黑社会”生存过百年了？除过其他外在因素外，内部的这种封闭性、结构的森严性等，恰恰会逐步影响到组织内部的更新，以及与外界的吐故纳新。当一个组织渐渐封闭起来的时候，它也就离死不远了，尤其是国门大开世界逐渐融合的时候。晋商就是“黑社会”？一个商帮背后的组织管理各位看官，别一提“黑社会”就紧张。在谈论晋商的“黑社会”问题之前，需要讨论什么是“黑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黑社会”与近代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持久成功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组织成立黑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再烦请各位看官一次，还是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黑社会组织的目的也不例外，且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以组织的形式获取财富，以求生存。“黑社会”一词是外来户，译自英语和日文。在英语中，“黑社会”的基本含义是“地下社会”，即under-worldsociety，其最初特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后来，其含义才逐渐抽象化，而概指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现代意义上之“黑社会”，基本含义具有以下三种：一是指相对于主流的公开社会的“地下的、秘密的、隐藏的社会”；二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具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三是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黑社会”概念的是“帮会”。但是，现在的“黑社会”概念是贬义的，而在中国古代，“帮会”并非完全都是贬义的。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帮会，其实都是商帮，都是成群结队一起做生意的人。前文提到，自古中国商人最低贱。经商需要历经的地方，自然条件自然不会好的，长途贩运，山高水长，成群结队是最理想的形式，既可保证安全，又可互相帮助，更何况中国人自古重乡情祈同福，出门一般都是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结伴而行，由此形成所谓商帮。古代商人主要是贩运货物进行交换赚取差价利润。那个时候能贩运的途径是水运、陆运。丝绸之路上的骆队，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等等，皆是商帮。水运，也叫漕运。在那时，基本上是最经济的，也是能承载最大运输量的，因此，水运往往是官方控制或者是半官方的。中国的政府管理千年来是以土地和乡村为核心和维系的。当大批人马彻底离开了土地，摆脱了以乡村为主的生活方式之后，原有的管理规范对这一批人来说已经失效。如何能在内部形成有效的管理，抵御外来的麻烦与侵辱，使自己的生存、生意能够得到保障，也使得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下去，自我维持和发展，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像一个企业组建后，如何能保证内部各个环节的顺利运转，制定各类规章制度就是首要。商帮亦如此，在实践中，各类商帮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规范和制度，于是，“帮规”登场。人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许多人将江湖与帮会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漕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超出陆运，因此，以漕运为主导而产生的帮会传统就成为正宗。“漕运”在何处？自然是“江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使得此“江湖”非彼“江湖”了。以致“江湖”一词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帮会的代名词，“码头”一词也是中国古代帮会最重要的行话之一。这两个古代帮会的行话现在都成为黑社会的术语，它们的起源都来自于漕运。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帮会组织是江湖内部次级组织形式。江湖早有，江湖中人常有，而帮会组织则要晚得多。帮会因此形成。那么，有几点诉求就是共同的、公认的：平安、发财。平安就是外侵不溃，内部团结不乱。基于此，再看看帮会供奉的神像。中国的财神有几个，关公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公是武将，怎么会赐予财富？实际上，把关公作为财神，是祈祷安全。发财重要，生命、生存更重要。有神勇的关老爷的保护，发财求富的路上，强盗和其他危险自然能解除。把关公作为财神还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内部的忠义团结。以“忠”为核心，桃园结义的异姓兄弟就能够保障商帮内部成员的忠诚，为了整体利益，彼此奉献牺牲而毫无怨言。将关公作为财神，还有一层隐晦的诉求：关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政府所倡导的、尊崇的“道德标兵”，是“关帝”，那么我们商帮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思想政治要求，接受政府倡导的关公这一最高道德形象，是以此表明，我们接受政府的管制，目的在利而不在政权，以显示自己不会犯上作乱，由此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平安。在脱离了乡村与土地之后，如何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共同维系感情不做有悖于帮会的事情？道德登场了--以道德的力量约束、规范、要求你，让你在做事的时候三思而后行。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如果你一旦有悖于公认的道德体系，对不起，你也许就不能衣锦还乡，死了也难归故里，你做的事情会让你以及你的祖宗八代后世之人蒙羞。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岂能做有失于“面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的帮会都将道德标准放在利益之上。中国古代其他的财神也都反映出那个年代里商业活动的道德标准。例如比干，传说是商朝的一个大臣，被商王挖心而死。比干这个财神突出的就是他没有心，演绎之后就是没有私心，绝对公平。另一个财神灶王爷，也叫赵公明，是一个瞎子，意思是说他不会受到利益的诱惑，只凭良心办事。形式往往决定结果。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为了某一个目的，我们的老祖宗往往设计了许多的礼仪或者程序，有些已经到了繁琐的地步。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过程不容易，众人看到了，结果要珍惜。商帮创造性地将这个发扬光大了：滴血结盟、跪拜发誓等等，实际是要告诉你，你在其他帮会成员、财神面前发誓了，你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同甘共苦，团结向前，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受到商帮成员也就是你所有的熟人社会的唾弃。上述这些程序礼仪，在今天某些黑社会那里，依然存在，这是古代商帮传统的延续。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发生于清朝。此时，随着西洋铁制火轮的出现，海运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内河漕运。与此同时，清朝当局为镇压东南沿海以为首的抗清力量而颁布了《迁海令》。《迁海令》十八年(1661)颁布，二十二年(1683)终止。当时，郑成功一部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为了最后消灭抗清力量，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省沿海居民均属迁海范围。清廷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施以严刑。四省中尤以闽省为最严。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被全部烧毁，城堡被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栏，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迁海令的实行，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迟迟都不能恢复。清朝初期如此，到了清朝晚期，西洋火轮不仅以海运代替了漕运，而且在中国各地的内河航运中开始了竞争，也剥夺了一大批传统航运行业的生存空间，于是，大批的漕运工人逐渐遭遇“下岗”“失业”，可是，那时候的政府无力实施“再就业工程”。怎么办？要活下去啊！怎么活？抱团，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与途径活下去。什么是好途径？依靠一定的组织。单帮独立你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是不可避免地会被湮没吞噬。于是，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漕运工人利用原先的组织结构，转化为真正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的黑社会。素质决定行动。这些“下岗工人”们转化成“黑社会”后，依旧不忘本色，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自觉形成的社会责任。中国的帮会真正成为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形成的。按照历史的脉络抚摸梳理，我们就会达成共识：本文里面的“黑社会”并非指现代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彻底的“黑社会”。基于此，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晋商。现在的人们谈论晋商，更多的是谈论其票号。在许多人眼中，晋商就是票号。因为，票号能够代表晋商的辉煌与巅峰。但是，纵览透析晋商的票号，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出许多的特色来。正如前文所言，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晋商之所以能够称雄神州，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社会”的特征是必然的色彩。一步一步来。先说晋商票号的诞生问题。晋商票号是怎样起源的？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晋商票号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初期的发展，始于民间，是写不进官方正史的民间历史。也正是基于此，关于晋商票号的起源才在学术界多有争论。其中最传奇的说法，是说票号的起源缘于傅山与顾炎武的谋划。两位先生发现了李自成留在山西的藏金，于是组织起票号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清机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书第一章有关李自成遗金让晋商兴起发展的内容，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怎么分析理解，这个问题始终与晋商是如影随形的。侯文正先生研究整理出的《傅山年谱》中，在傅山70岁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话：“谢国桢《顾亭林学谱》引章炳麟《顾亭林轶事》云：亭林先生45岁时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都，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窑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然则发金置号之说，似非无因。”侯文正又做了如下按语：“今山西民间耆旧，犹有传傅青主与戴廷设票号、且戴廷为之经营事者。顾、傅、戴创设票号，容或有之，姑附于此，俟考。”前些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大传》，系台湾学者方闻所著。书内中也有傅山先生与顾炎武一道，秘密创建山西票号，在全国调动资金，以图谋进行反清复明的秘密工作一说。尽管是种种传说，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人不相信是，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顾炎武确实在后期经商了。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遁迹商贾。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直至日逝世。有趣的是，顾炎武祠堂在什么地方呢？在北京市宣武区的报国寺旁边。祠堂位列报国寺旁，面对的正是当年斩决犯人的菜市口。如此，这可谓历史的巧合与有趣。看看，顾炎武先生的这些信息是不是吻合一些传说呢？我们现在无法让顾炎武先生接受采访现身说法，但是通过上述的传说、记录、史料，我们会意识到，晋商票号发家起源太具有传奇性。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想：晋商票号在创立之初，就似乎是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的外在掩护形式？以至于有研究者慨叹：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商人怎么能构建如此复杂的严密组织？管理高度自闭，控制严密详尽，这是不是“黑社会化”倾向？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晋商的这种起源传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晋商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背景，是很深的“黑社会”印迹，或者说倾向。我们再看晋商的敬仰与道德。关公以“忠义”著称于世，他很早就成为晋商崇敬仰慕的对象，因为关公的身上正体现了晋商所需要的商业道德及精神支柱，更何况，关公是山西籍人士。因此，众多的山西商人不仅在店铺与家中虔诚地供奉关圣，还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专门为他修殿供奉祭祀。后来，晋商们又把关公当作财神加以朝拜，把他奉为商人的保护神，这一观念随着晋商足迹走遍天下而在全国各地流行。晋商讨论重大商事，都是聚集在关帝庙前，祭祀完后再具体讨论，这就是以关公的忠义来衡量和规范晋商的商业行为，维护良好的商业美德。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晋商具有“帮会”，也就是“黑社会”鼻祖的所有特点。从前看过一句戏言：黑社会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之一。晋商的票号恰恰深得其髓，我们来分析对比。“黑社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有其组织体内部的系统结构与“法律”。因为“黑社会”要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小王国”来实现自我循环获取财富，而“黑社会”的人员组成、分布等等因素都要求它在内部管理上有比正常政府、社会管理更高的水准，因而要求这种结构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影响范围和更强的运作能力。严密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模式、内部细致的分工，森严的纪律、较为庞大的成员数量等等，是“黑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黑社会”内部，建立起了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并且自成一体的管理架构：有至高无上的首领，上下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拥有对下级的绝对权力；还有严格的“帮规”、“家法”、“规章制度”等，作为组织运行的规范，其内容涵盖组织的宗旨、目标、纪律以及奖惩措施、对外行动、对外部人员的处世方式等内容。其内部职能机构齐全，有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严格实行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正是这样的组织与管理，才能保证“黑社会”组织的生存及其活动有效、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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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说狂，狂人心存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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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污辱黑社会，他们只是一帮官商结合的汉奸卖国组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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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
作者：崔月琴等&&&&发布时间：&&&信息来源：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5年第11期&[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政府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社会组织资源匮乏的局面有所改善，但社会组织中资源结构的不均衡、资源使用的行政化干扰、资源获取的过度商业化取向等问题仍然构成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从而对组织的自主性、价值诉求以及组织生态造成消极影响。深化政社关系调整、搭建社会组织资源平台、形成组织资源结构多元化是应对这种资源困局的可行路径。&[关键词] 社会组织 资源困局 社会治理创新&&&资源匮乏以及管理体制滞后长期被视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资源瓶颈和变革管理体制则成为近年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思路。与此同时，随着慈善捐赠等社会资源持续增长，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大幅增加，社会组织资源严重匮乏的局面出现扭转。有研究者指出，“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发生显著变化，资源总量增大来源增多，资源结构趋向合理，资源短缺局面有所缓解。”[]资源匮乏情况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筚路蓝缕，而随着资源增长这一状况能否得到改善还有待实践检验。组织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表明社会组织发展与资源的复杂关联，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政策倡导（political advocacy）促进社会资源公正分配，提升弱势群体福祉；另一方面资源作为组织运行的基本要素和必要条件，特定资源结构和资源获取渠道又可能对组织发展构成障碍和风险。由此，研究者有必要对社会组织的资源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资源状况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潜在困境，进而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和培育提供对策建议。&一、社会组织的资源特征&一般来说，社会组织的资源特征，体现为其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渠道与资源使用的社会性效益。社会组织由于其独特的价值诉求，从而体现出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不同的资源运用逻辑。&1.社会组织资源问题的历史语境&社会组织的资源问题既是组织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组织研究的关键论题。社会组织的资源问题有其特定历史脉络。“尽管独立非营利部门的形成乃是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晚近的产物，但推动这一进程的行动者（actors）、价值观和传统（institution）则有着被忽略的悠久历史。”[]20世纪中叶，欧美等国所走的“福利国家”的道路，以及理论界“国家-市场”的思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社会组织的价值。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利国家危机”浮现，“社会组织”分配资源的模式与机制才开始进入政治与学术视野，形成了由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混合福利”、“多元福利”等政策理念，由此也推动了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或者公民社会等研究领域兴起。&“资源”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理解现代组织历史以及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维度。协调大量资源是现代组织的重要功能，而“自由流动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又是现代组织兴起的必要条件。[]这里组织多指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兴的企业组织，其效率与价值已为经济学充分揭示；但市场经济也引发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社会不平等经由“看不见的手”放大且合理化。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英国社会也出现了以贫困为核心的大量社会问题，失去传统社区支持的城市底层生活处境极为恶劣，英国现代福利政策正是缘于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在国家进行制度化济贫以前，当时的社会组织就已开展了广泛的救济活动，这些现代社会组织雏形的背后则是教会、国家以及商人阶层资源占有格局的转变。[]&二战后，英美等国迈向“福利国家”道路，建立国家主导的福利资源分配体系。这种福利分配模式自建立就遭多方批评，矛头多指向官僚体系分配资源以及提供服务的臃肿和低效。到了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对既有福利体系进行“私营化改革”。同时，美国里根政府大幅消减联邦政府福利开支，转而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时间，注重社会组织参与福利供给的“福利多元化”理念成为多国福利政策改革的主流，社会组织由此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形成萨拉蒙描述的“全球结社革命”。这种大范围的扩张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组织在公共资源配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组织要吸纳更多的资源来支撑组织的个体发展与整体建构。面对社会组织的迅速兴起，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2.社会组织资源来源的多元化结构&社会组织资源的来源结构构成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组织有着关键差别。社会组织吸纳了许多慈善资源、社会资源、或是志愿性资源，相对于建立在政府财政能力基础上的政府福利，社会组织对于慈善资源或者志愿者的吸纳展现了强大的整合资源的能力，在行政化渠道之外，拓展了更为开放的社会化渠道，相应地由此促生的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推动着公众公共精神的逐步建构，进而为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铺设坚实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2013年的志愿者服务可折算为83亿元。[]因此，社会组织在得到政府的政策鼓励与资金扶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扩充福利资源的效果，对于当前中国的民政工作与社保体系都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除此之外，一些社会组织还具有经营性收入，但这种模式还基本上属于尝试阶段，社会企业也正是很多从业者所探讨的国外经验和发展方向。&社会组织的资源结构往往是多元的，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以慈善捐赠为主要资源来源的社会组织。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组织都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经营收入或者国外捐赠。[]然而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并没有使社会组织免于“资源短缺”的约束，如果从稀缺性来理解资源，任何组织都处于“资源短缺”的状态，但社会组织的“资源短缺”又有别于其他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相比社会组织而言，企业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更容易达到资源的均衡状态，而社会组织往往很难维持同外界在资源层面的均衡。企业的资源往往处于一种“扩大再生产”的循环状态，而社会组织更多是在“消费”资源。社会组织“因其非营利性和非强制性，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企业和政府更高” []。&国家和市场力量较为发达的社会，社会组织在资源的结构和规模方面也存在缺陷。在萨拉蒙关于“志愿失灵”的分析中，社会组织具有减少交易成本，塑造社会责任感和合法性的优势，但组织资源的“不可靠”是其缺陷之一，他将之概括为“慈善不足”。原因一方面在于资源志愿性质的来源难以克服集体物品生产中固有的“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在于慈善资源受经济财富波动影响，一些情形下会导致服务的覆盖面有严重的缺口。[]与政府相比较，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相差甚远。社会组织获得的外部资源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与市场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组织的资源规模受经济发展状况、重大事件等影响较大，不易形成稳定的资源格局。尤其在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刚刚起步，自身力量严重不足，市场与公众的关注与投入虽然已经有所提升，但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资源输入对于社会组织的壮大来说，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3.社会组织资源使用的社会性效益&按照经济学“需求―供给”的分析，社会组织存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它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所受的“非分配约束”[]，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竞争力得到了体现。&除了社会组织一般性的优势，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组织在资源使用方面还有其独特价值。首先，社会组织对资源的使用包含了价值诉求。转型期的社会发展已经从改革之初的“效率至上”转向了对“公平正义”的注重，“公平正义”不但为学界所热议，也成为近年来政府文件的关键词，民政部2011年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就将慈善事业视为调节利益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政治哲学的论证中，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资源分配价值，有别于市场分配的“应得原则”和福利国家“权利原则”，社会组织遵循了一种类似“需要原则”的逻辑。相比于以资源不平等分配带来效率的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加考虑弱势群体的需要。在转型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下，这种从弱势群体出发的分配原则更好地诠释了当前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其次，社会组织能够及时准确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提高资源使用的社会化效益。考察许多社会组织的发育模式，不难发现它们成立的直接动因就在于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这决定了社会组织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有着很强的指向性，其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也采取具有实效性的具体解决方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以往政府包揽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社会组织以针对性的方式回应社会需要，不仅能够切实对接和满足社会需求，也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再次，社会组织显示了一条影响政府福利政策的途径，通过政策倡导为弱势群体争取资源。西方国家福利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或者社会中上阶层出于社会稳定或者人道主义的考虑；。尽管在中国社会福利政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但随着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增强，社会组织影响福利政府资源配置的案例也开始出现。弱势群体的需要经社会组织的发声可以成为一种“表达的需要”[]，从而为国家福利资源的分配提供决策依据。近年来无论是多地“失独家庭”补助金的提高，还是艾滋病儿童福利状况的改善，都不乏社会组织在其中的推动作用。&综上，社会组织在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渠道与资源使用的社会性效益，对于社会治理创新具有诸多可兹探讨的积极意义与诸多可能。然而需要正视的是，中国社会组织仍然面临着资源空间不充足与资源渠道不平衡的局限，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调适。&4.中国社会组织资源状况的体制环境&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资源困境与机遇。在改革开放初期“后总体性社会”的情境中，“体制内资源”与“自由流动资源”构成了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理念下，社会组织在补充社会政策资源不足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合法性空间；2010年以来，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政策推动下，随着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社会组织的资源空间相应得到扩张。&1949年后，在政权建设逻辑下，国家对过去各类社会组织逐步进行消灭和改造，“单位”成为我国各类资源配置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它既作为生产组织“消耗”经济资源，也作为福利单元输送各类福利资源。[]直至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市场逐步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带来了社会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伴生出多层次的社会需求，既有公共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是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开始浮现，处境艰难，民政等部门应接不暇。对此，民政部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改革思路，以期利用社会资源补充政府资源不足。民政部2000年发布《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由国家和集体包办，存在资金不足、福利机构少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福利日益增长的需要。福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引起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必须从长远和全局出发，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大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由社会组织来补充，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组织生存的合法性空间，社会组织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长足发展。&2006年以来，中国进入“社会政策时代”，政府加强对“民生”问题关注，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张，而且开始意识到“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服务和资源使用的优势，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输送资源的购买服务等模式开始推行。在官方的文件里，社会组织资源使用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肯定：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由此，社会组织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社会福利体系的补充，而是开始成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工具，同时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开始成为社会组织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后，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进一步参与到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之中。随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其价值和意义已经成为理论话语和治理实践中的共识，社会组织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地方政府也开始认识到社会组织不仅能够补充社会福利体系不足，而且社会组织在资源利用方面有其优势。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都拿出资金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2013年全国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达到150多亿元，2015年中央财政社会组织专项预算支出2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和开展各类服务。地方上，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组织资源注入力度尤其可观。2015年东莞市政府拿出1000万元用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深圳市福田区也设立每年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治理理念的逐渐调整，社会组织在国家层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政府购买服务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增长，为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经历着发展初期草莽乱象的同时，也在逐渐明确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竞争优势，凸显自身的专业职能与社会属性，以期在社会领域中扮演更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社会组织仍然处在成长阶段，依旧面临着外部环境的种种约制，因而有必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做进一步探讨，分析其发展过程中那些持续的和潜在的困难与风险，寻求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二、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政府资金的投入带动社会组织资源空间的增长，这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无疑是一个机遇，然而这并不必然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充分条件，同样也形成一种潜在的障碍。可以说，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摆脱发展初期那种资源匮乏的状态，政策层面的推动和外部认同的强化无不促进了社会组织资源空间的扩张，外部的支持与投入缓解了社会组织的生存压力，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组织的内部紧张。不平衡的资源结构与持续性的内部紧张，构成了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1.资源与组织自主性的紧张&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社会组织被不同学科赋予了多种功能和使命，然而自主性作为其发挥各类功能的前提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假设。正是由于社会组织在选择目标人群、开展社会服务时有其自身的服务理念与评判标准，才使有别于政府和企业。政策文本中往往会强调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而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改革也多围绕如何“松绑”以给予组织更多自主性来进行。&如前所述，社会组织具有多元化的资源来源结构。一般而言，对环境中资源的依赖是所有组织的共同特征，各类组织通过交易或权力让渡来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自身目标。然而，社会组织目标的特殊性使自主性对其尤为重要，无论是承载多元价值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往往都包含着超越既有社会结构的“行动的力量”。这就使社会组织相比一般组织同环境有着更大的张力，而组织的自主性则是维持这种张力的必要前提。对于企业组织而言，其价值更多体现在能够充分回应市场信号，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调整产品和服务。社会组织则不然，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固然要考虑资金提供者的意图，但社会组织的考量标准更多的是依据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与社会效益的切实提升。社会效益始终是社会组织的理念与标尺。&社会组织对于资源的依赖性与理念的自主性之间无疑会构成某种紧张关系。当它们之间存在理念和目标上的差异时，社会组织有时不得不在目标与资源之间权衡以达成某种均衡。对资源的筹募甚至会造成组织目标与手段的错置（goal replacement），损害组织功能，违背组织使命。“组织总是容易受到控制着它们所需资源的组织的影响”[]，这是组织发展难以避免的一般规律。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这种影响可能更为明显。中国当下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扶持与投入无疑有助于社会组织的繁荣发展，既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也通过资源的流动增加了政社的互动。然而，社会组织的研究与发展经验都表明政府资源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双刃剑”，一些研究者强调政府资源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些研究者则指出政府资源对社会组织的文化、结构和行为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对于组织自主性的损害。[]对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利用政府资源谋求发展既是社会转型使然，也符合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规律。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还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政府所倾向的项目内容、操作指标、评价标准等，还没有形成较成熟完备的体系，可能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合理，对于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与工作开展形成诸多限制，使得它们难以伸展手脚；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是嵌入权力关系之中的，政府的项目设置与资源支持中往往意味着政府意志的伸张，这既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沿袭，同时也是某种政绩体现的要求，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使得社会组织有时不得不依从于政府的指挥。而社会组织失去自主性不仅会使组织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而且部分组织对于政府部门偏好的迎合也可能带来组织之间的恶性竞争，进而损害组织生态的健康发展。&2.资源与组织价值诉求的张力&社会组织被视为“基于价值的组织”（values-based organizations）[]，它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多元价值理念的载体。对中国社会组织而言，价值属性一方面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另一方面也为组织赢得了最初的生存空间。[]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作为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精神基础，是其区别于政府部门与企业机构的重要特征。因而在社会组织工具理性化、科层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其价值性是多数社会组织都要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现代性的冲突在其身上有着具体体现。一方面组织作为价值载体，其行为往往遵从价值理性的准则，以期超越既有社会结构的弊端；另一方面，组织又必须在社会环境中汲取资源并运用资源，这又对组织提出了工具理性的要求。二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在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既保证了社会组织的持续运转，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运作来实现组织目标，完善组织建设；同时也维系着社会组织的工作理念，规定并指引着组织的发展方向，固守组织的社会效益。而当资源获取作为一种外部挑战始终构成威胁时，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就愈发显得重要，其与组织自身的价值诉求之间的张力被破坏消解，组织的社会性就容易发生偏移。&中国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很多时候维系于其组织领导者身上，这种诉求在组织科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中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大都尚处于发展初期，成立的时间普遍较短，社会组织的领导者普遍还都是组织的初创者，他们经历了组织从无到有，从资源状况窘迫到组织正常运转的过程，而这背后支撑他们的就是他们所秉持并在组织中贯彻的价值诉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哪怕没有一分钱项目款的时候，我也得在这干，因为这是我的孩子，但是对于组织员工来说，可就不一定了”&[]。组织领导者对于组织理念的坚持，使得他们可以在与外界的资源交流、合作互动的过程中固守这一根本原则，但随着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科层化，尤其是组织领导层正在慢慢展开的更新换代，获取资源以维持组织运行和促进组织发展成为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社会组织的价值诉求依然存在，却在组织科层化的过程中不断褪去光芒。&社会企业是国外经验提供的一条道路，也是很多社会组织选择的发展方向，但是商业化与社会化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是组织发展所要慎重面对的问题。自我造血能够对社会组织维系自身发展，保持独立自主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撑和补充，但必须承认商业行为与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要规范社会组织的组织行为，保持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不仅要靠政策法规的制度保障，还有赖于社会组织坚守价值理念的自我监督与自我调整。选择商业化发展的模式也就意味着承担商业化发展的风险，放任商业化对组织价值诉求的侵蚀会导致二者之间相互制衡关系的破裂，因此如何节制商业化的范围与尺度应当成为社会组织时刻警惕与反省的问题。&3.资源结构的矛盾&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尽管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不够充分的。除了资源不充分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外部资源结构的不平衡增长也对社会组织造成了很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组织的资源欠缺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政府用于民生的财政投入也逐年增高，社会捐助出现过“井喷”的情况，尽管社会各个层面与部门对于公共权益、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组织都有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但这种关注往往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才会产生大的波澜，汶川、雅安、玉树等地发生地震时的全民投入，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陷入信任危机时的公众声讨，确实标志着社会整体的公共精神的发展，而常态性的社会参与和公益投入的部分虽然也在快速发展，但仍然难以产生规模体量上的效果。相对的，随着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社会组织开始被视作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也在十八大以来得到大大加强，政府资源成为社会组织的资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很多组织来说，几乎可以算是唯一来源。&资源结构的不平衡对于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同样构成威胁。如前所述，政府资源的支持往往也意味着政府理念的延伸与强化。从长时段来看，得到更多资源支持的领域会出现更多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得以实现更好的成长与发育，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并没有实现多元价值的协调发展，与政府理念关联较少或者甚至某些方面有所背离的社会组织相对而言受到了压制。这终将造成社会组织生态结构的失衡，进而影响到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与相互制约，并从根本上削弱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另外，从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整体状况来看，政府确实占据较高的支出比例，但如果考虑到目前政府对于慈善资源的吸纳，其合理性就值得商榷。在社会组织资源状况改善的过程中，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体现出了远高于其他社会组织募款能力。实际上，2013年，我国慈善捐赠有11%由民政系统获得，32%由慈善会系统获得，3%是红十字会系统获得，46%为基金会系统获得，8%由其他机构获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社会组织获得资源比例较低的情况。[]在社会组织的资源结构中，政府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结构上的单极依赖对于对于政府的管理而言，有着更大的权力空间与引导能力，但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其生存空间与发展思路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环境下，需要社会组织发挥和承担更积极、更关键、更多样化的功能，因而有必要适度防守，让社会组织在“松绑”的状态下焕发更大的活力。&综上，资源是社会组织运转的环境要素，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支撑。中国当下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尚不充分，并且呈现出一种不均衡发展的态势。资源的不充分发展与不均衡发展一方面局限着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在组织内部造成了同组织自主性与组织价值诉求之间的持续紧张，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组织生态的建构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构成其发展的困局。因而有必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保持反省，推动社会组织资源状况和资源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完善。&三、社会组织资源困局的应对&如何应对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资源困局，引导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制度层面的调整与引导，以及社会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提升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搭建社会组织资源获取平台，形成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结构是其可行路径。&1.深化政社关系调整&制度和资源是影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变量，然而这两个变量并不独立。在制度层面，政社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而其中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干预又被视为改革的关键。社会理论的分析中，权力和资源的关系常常难分难解，资源可以成为权力实施的媒介，而资源不均衡又会生产出新的权力关系。“组织间的依赖程度和对方所能提供的资源成正比，资源的不对等产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社会治理理念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受到既有体制和思维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方面往往“简政而不放权”，通过购买服务或其他方式向社会提供资源更多是“业务外包”的思路，将一些政府棘手的事务转交给社会组织，而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优势。通过购买服务政府部门确实能够“简政”，但其“放权”的效果未必真正实现。甚至由于资源的输入而再生产了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支配关系，这不仅在减少资源约束的同时而附加了新的约束，而且有悖于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原则，不仅没有形成新的治理主体，反而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最终也不利于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初衷。而且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各有优势，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的衔接不仅依赖于资源的调配，还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良性的伙伴关系，而非单纯的支配的关系，以免使社会组织成为所谓“影子国家”（shadow state）[]。&因此，要避免因资源输入而损害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情况出现，深化目前政社关系的调整是其必要途径。这种调整除了进一步开放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和增加资源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减少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干预，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应更多体现在公共责任的监督，而非对组织具体工作内容的干预。政府应该更多将购买服务操作化为平等的合作关系，而非是对社会组织的命令和利用。在资源的利用方面给予社会组织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而非将政府权力的逻辑延伸至社会组织。惟此才有助于践行社会治理创新的真意，才有助于真正实现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2.搭建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平台&目前中国社会组织活动开展的地域和领域，社会资源的分布以及社会需求的地区性差异使得资源在社会组织之间的配置往往难以实现最优，资源的流动往往缺少合理性和效率，锦上添花有余而雪中送炭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社会组织项目或者无人问津或者资源蜂拥而至。这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资源的持续稳定。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搭建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平台”的模式则显示了一条克服上述情况的思路。这里以北京市“社会组织资源配置服务平台”和深圳市“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慈展会）为例。二者的共同特点都在于以“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的项目信息公开展示，以吸引更多的个人、组织和资源参与到项目的运作中来。&这样的方式不仅有助于挖掘更多的社会组织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和弱势群体福利的提高，其价值还在于将不同偏好的资源同能实现其目标的社会组织项目建立联系，通过信息共享而打破了资源和组织的空间隔阂，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了资源同组织价值诉求的紧张。北京市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平台就将“直接打通资源和项目之间配置的时空障碍，让资源找到优质项目，让项目找到急需资源”作为平台的核心功能。而“慈善会”自举办以来，对接了数以亿计的慈善资源，2014的第三届展会对接资源金额50.79亿元，较2012年17.08亿元，增幅达到193.37%。[]此外，慈展会还实现了社会组织资源全国性的调配，在社会组织领域进行“南水北调”，同时也为不同社会组织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3.实现社会组织资源结构多元化&资源稀缺以及资源依赖是任何组织都要面临的问题，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如何在资源依赖的情况下坚持组织价值理念以及保持独立性是应对资源风险的关键。社会捐赠有助于保持组织运转的自主性，但仅依靠于此则有碍组织的成长。从经营活动、政府以及国外捐赠者获得资金相对容易，但组织常常不得不调整自身使命和服务内容以获取这些资金。既然以社会捐助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并不现实，那么对于这种两难可行的解决方案则是避免对单一收入来源过分依赖。而社会捐赠之所以能避免对组织运行的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捐助主体多元化使得单一资源难以因“垄断”而干预组织运行。&在资源结构的多元化方面，“慈济基金会”给出了范例。上个世纪80年代，慈济在建立自己第一家医院时，婉拒了一笔2亿美元的捐款，而是坚持从民众募款。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慈善组织，其资源来源保持了多元化的架构，一方面组织部分成员自身生产维持生计，且组织经营有经济实体，另一方面会员定期的捐赠也为组织带来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总
总而言之，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前提的发展模式一度被学界视为是“发展的幻象”，而资源增量导向的社会组织发展战略未尝不是一种迷思。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活力受到很大局限，而资源增长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也会造成一种资源风险，阻滞社会组织的发展。本文认为，深化政社关系调整、搭建社会组织资源平台以及实现资源结构的多元化有助于应对社会组织的资源风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与推进路径研究”(12＆ZD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地区城市草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14BSH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崔月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嘉渊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袁泉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0）&&&[] &王名、张严冰、马建银：《谈谈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问题》，《社会》2013年第3期。&&&[]&Robbins, K. C“The Nonpro&#6425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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