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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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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作者:陈恳
　　厚重的思索，细腻的观察，独家的材料，资本之博弈，企业之兴衰，行业之矛盾。
　　纵切90年的历史断面，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志刚，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教授 郝演苏，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 郑伟，资深保险人、紫金保险副总裁 谢跃，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吴晓波联袂推荐。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30年间，中国人寿的市值已经位居全球寿险行业之首，中国平安也跻身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之列。究竟是市值泡沫，还是真实增长？究竟是统计数字的幻觉，还是制度进化的嬗变？究竟是竭泽而渔对于保险资源的掠夺式开掘，还是已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向上力量？到底该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
　　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洋洋9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梳理，用编年体的写法，记录其中的商业故事：著名事件、典型公司，以及独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厚重的思索，细腻的观察，以及独家之材料，生动活泼地白描了一个行业的变迁历程，并进而延及资本之博弈，企业之兴衰，行业之矛盾。纵切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历史断面，来探寻崛起背后的真实。
　　同时，《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这个行业庞大到过千万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以此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陈恳，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保险专业，并留校任教，参与国内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和课题研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保险条线的资深记者、《理财观察》副主编；为国内最好的保险商业记者之一，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目前为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理财机构诺亚（中国）财富管理中心研究部总经理。
　　出版著作：
　　《西方经济学习题精编》（2002年）、《西方经济学解析》（微观部分，2004年）、《西方经济学解析》（宏观部分，2004年）、《金融学解析》（2005年）。
　　推荐序
　　“保险的水，真的很深”
　　书稿尚未完成之前，作者陈恳就约我为其写一篇序。我没敢答应。
　　半年后寄来初稿，读了真有些感慨。陈恳在从事非保险的本职工作之余，付出了无数个本该用于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周末和夜晚，“越情别恋”于中国保险业，用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中国商业保险的故事，一个纷杂而难以梳理出头绪的故事，一个还远没有讲完的故事。
　　为这样一本关注中国商业保险的书写序，我有两点顾虑：
　　第一，我的学究风格与作者的写作风格相差太远，尤其是多年从事精算教学和研究所养成的习惯，要求对每一个判断和结论都给出充分的证据，否则就不能得出明确的判断和结论。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作者，故事就没法讲了。作者的风格，是将保险业中的一系列“人”和“事”串成一个个故事，以故事的方式传述对保险业的认知，抑或对保险业中一些现实问题展开或深或浅的思考。应该说，这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书中所涉及的这么多人和事，其真实和完整程度该如何去考证？离开了这个前提，作者从中所观察和总结出的判断和结论还有意义么，甚至会不会生出些是非、惹出点官司呢？
　　第二，我一直以为，中国保险业的故事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虽然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保险专业科班出身，又在《21世纪经济报道》、《理财观察》等平面媒体从事过保险领域的记者和编辑工作，我仍然怀疑他能否真正讲清楚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保险的故事。关于这一点，我也先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几年前，一个我十分敬重的、刚从某保险公司领导岗位上退休的前辈对我谈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从银行业被调到保险公司主持工作时，觉得保险公司的经营并不复杂，工作感觉得心应手，但随后20多年的保险工作经历不断地告诉他，保险经营并不简单，而且越来越复杂。现在临退休了，对保险业的感觉，反而比刚入行时糊涂了许多，一句话，就是“保险的水，真的很深”。
　　从学术逻辑的严谨角度，这个真实的小故事并不能推断出“保险的水，真的很深”这个判断。作者的书中也讲了许多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二代保险人物的故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于我国保险业的领军人物，最后能够全身而退、完美谢幕者并不是太多。这或许算得上“保险水很深”的旁证材料吧。
　　作者的这本书，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变革过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读，虽然不是一本逻辑严谨、证据翔实的学术著作，但可以为我们了解和认识真实的中国保险业提供一份参考。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关心中国保险业的人来说，需要这样的“另类”的中国保险故事书，至少属于“可以有”的书吧。
　　因此，我决定为这本“另类”的保险书写一篇“另类”的序：以我个人的观察视角，表达自己对中国保险业的一些认识与困惑，尤其是想与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一道，探讨中国保险业的水究竟有多深，深在何处？
　　说实话，当初听那位保险前辈说保险业的水很深时，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似懂非懂，只是因为记住了这句话，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提醒自己，所以保持着对保险业的观察和独立思考。
　　在完成这篇序言的过程中，笔者做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查，分别针对100名普通社会公众、保险客户、保险学者、保险监管者、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和销售人员，询问其对我国商业保险的满意程度，包括对商业银行业和证券业进行比较的相对满意程度。初步的结果显示，被询问者普遍对我国保险业的评价不高，且普遍低于对银行业的满意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商业保险，为何我国保险业却能够在这30年内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呢？如作者书中所记录的，我国保险业的保费规模从1980年的4.6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8年的9874亿元人民币；保险公司则从当时的1家增加到现在的115家。
　　对于这个问题，书中所给出的答案线索是：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的增长，是“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的‘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他还引述了一位学者的估计，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着保险营销”。
　　这样的描述和引证算不上严谨。但我却宁愿作者对此说得更深入和更直白一些，让我们直面一个令人更不愉快、不安或不愿意说出来的命题，而让读者自己以严谨的方式去思考和论证。这个命题就是：商业保险是“卖”出去的，而不是客户自己来“买”的；将保险“卖”出去的保险营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传销制度。
　　初步的逻辑分析如下，读者则可以自己补充支持或反对的论据。
　　商业保险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之一。如果将保险公司的客户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实有保险需要并愿意主动找保险公司买保险的人；另一类是并不需要保险的人，那么，对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来说，后一类客户是更优良的客户，保险公司当然更愿意将保险卖给并不需要保险的这类客户，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强大的保险营销体系。这也解释了商业保险的营销成本为何如此之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考察中国保险业近30年来的真实发展状况，不能只考虑保险费规模和保险机构的增长指标，因为商业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并为意外损失提供经济补偿，最能反映商业保险发展状况的指标，应该是保险公司究竟为全社会承保了多少风险，即风险保额指标。可惜，我国保险业还没有统计和披露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额，普通公众只能观察到，每当发生了类似于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这样的灾害事故时，商业保险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总是微不足道。
　　而保费规模和保险机构的数量指标，用于考核我国保险营销体系的发展状况倒是十分恰当的，该指标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商业保险的营销体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讨论至此，先小结一下，为了探讨保险经营的水究竟深不深，我们初步分析了保险究竟是“卖”的还是“买”的问题，以及保险营销体系与社会上的传销究竟有多大的差异问题，如果难以达成共识，保险的水恐怕还真不算浅。
　　再回过头来与作者讨论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宣称，要“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扩大其参考的基准”。相信这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期望，但这又谈何容易。如果能够将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进行归纳并表述清楚，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对此，作者作了勇敢的尝试，他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归结为三个突出矛盾：（1）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2）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3）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笔者以下就针对作者所总结的这三点逐一进行讨论，将其当作这篇序言的主要内容。
　　一、影响商业保险的三种资本力量
　　作者认为保险业是“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他观察并分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的不同目标和特点。笔者赞同研究资本的属性和特征及其对企业经营行为、保险行业和市场的影响，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实际上，我国保险业这30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可以看作是国有资本不断改制，并与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进行融合与博弈的过程，或者说，我国保险市场是由原来一家国资公司垄断，不断向海外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开放的过程，改革与开放相互交织，竞争与合作此起彼伏。将其放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整体背景下，份额占比不超过我国金融资产5％的保险业，充当了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寿2002年的改制模式及其2003年底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的试验，该试验为更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海外上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试验是在向海外资本开放寿险市场的中外合资公司模式，作者观察到的结论是“没有成功案例”，至于是否可以以此结论来推断当初“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仅仅是一厢情愿，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回到资本的耐心和耐力，又与另一句需要认真论证的口号有关，就是“寿险公司开业后5—7年才能盈利”。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新成立公司的高管总是等不到“盈利”年之前，就跳槽到另一家更新的公司继续实践这句口号。而更加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是，三类不同属性的保险资本，究竟会在我国保险市场上演什么版本的“三国演义”？对此，吴晓波先生在其2008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一书里，对普通企业有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总结，其所揭示的规律也吻合于保险业。至少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海外资本一直在努力与国有资本进行合资或参股，力图形成“强强联合”的资本构成格局，这对民营资本保险公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难以适应在前者主导下制定的市场规则，并不断以各种方式违反既定规则，比如难以遵循佣金、手续费的规定等，导致市场难达到有序状态。这又有点像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对大学的观察，他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在我国保险业中，似乎只有平安保险集团的资本路线图超越了这种境界，作者的书里讲了不少平安保险的故事，但对平安保险的资本属性的演变过程，介绍得不够清晰和深入，尤其是关于员工和高管持股构成。
　　总之，资本是商业的核心问题，也是读者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保险业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
　　讨论这个问题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客体是保险，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就是保险业在社会中的形象。但我们所讨论的“保险”是同一个概念么？用上文的话说，是“卖”的保险还是“买”的保险？
　　让我们首先将保险的概念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保险，即“大数定律”原理下通过汇集资金来分散和分摊风险损失的传统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我们将其定义为要同时承担“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的商业保险。
　　笔者相信，这两种不同的保险概念，对我们社会中的不同人群产生了不同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长期以来被相互混淆，严重影响了狭义保险在社会中的形象。
　　对于确实需要商业保险的人来说，自然希望保险是“买”的保险，比如我们开车上路时不敢不买的三责险，出门旅行时以防万一的意外险，孩子出国留学时不能不买的医疗健康险，为了改善我们的退休生活质量的年金保险等等，对于这些“买”的保险，公众的合理的预期是，保险公司所收取的保费大部分都能返还给客户，而不是将这些保费的近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钱用于支付销售、管理和其他环节，不是用客户交的保费来解决数百万营销人员的就业问题，更不是用保费来维持保险公司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金融服务业中的高薪及社会地位。而社会公众和潜在保险客户最容易接触到的保险，往往是“卖”的保险，是代理人不厌其烦的电话联系、直接敲门，甚至通过请吃送礼或利用亲友情面等途径向大家推销的保险，这类保险是不受公众欢迎的，人们对此避之不及。而当这类保险的比例远远超过“买”的保险，人们也不留意区分“买的”和“卖的”保险时，公众对商业保险的信任感就崩溃了。
　　对于保险行业的管理者来说，自然希望保险业能够像银行业和证券业一样，构成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支柱之一，能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三大功能”，希望“做大做强”。但在如此宏伟和美好的目标下，更需要研究商业保险的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总是相辅相成，比如，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成本是否会影响其经济补偿作用？还有，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把握不清楚，也会严重影响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
　　总之，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与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相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保险究竟是“卖”的还是“买”的，现行的保险营销体系是否具有传销属性？
　　三、保险监管的伪命题
　　作者指出了保险监管的两个典型问题：其一是严厉的监管与保险业的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其二是分业监管似乎已经落后于保险控股集团的综合经营模式。
　　第一个命题的表述恐怕是错误的，是个伪命题。如果严厉的保险监管会遏制保险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本身值得反省，或者是监管的目标和方向有问题。
　　事实上，发展我国保险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套健全的保险监管体系，包括建立监管法律体系、明确界定监管者的监管职责和监管目标，建立实现监管目标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标准，即市场游戏规则，以及落实这些制度标准的监督保障体系。逐一梳理这些要点，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确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监管法律，从日开始实施的最新版《保险法》，已经是1995年版《保险法》基础上的第三次修改。但该法的基本架构仍然是将属于私法性质的“保险合同法”与属于公法性质、用于监管目的的“保险业法”或“保险监督管理法”合二为一，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在《保险法》中明确监管者的监管目标是要保护保险客户的利益。因为现行《保险法》的性质决定了，它要公平对待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国保险业已经落后于商业银行业，后者在2003年就实施了专门用于授权中国银监会实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法》，区别于私法属性的《商业银行法》，在监管法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监管者的职责，中国保监会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03〕61号”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授权，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的管理机构。实际上，中国保监会一直承担着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的双重职能，包括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监事会的日常工作。与我国商业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监会却不需要承担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出资人的管理职责，后者由控股方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承担该职责。虽然我国于2008年底颁布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我国金融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和管理者的责任问题。其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保监会在制定保险业的经营规则和监管标准时，需要很好把握维护保险业的稳健发展大局和保证国有保险公司的安全经营，制定监管政策和措施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至于作者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即分业监管落后于实际中的集团控股模式下的综合经营问题，笔者则以为，实质要重于形式，通俗地说，分业监管与综合监管，无非是一种监管协调机制，将现行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为一个“金融监管局”之类的机构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高，就像现行各监管会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很高一样。反之，要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提高监管工作效率，也未必需要通过合并机构来实现，举例来说，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标准，就是要有一套协调一致的、适合于各具体金融服务领域的特殊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这项工作在理论上是由我国财政部牵头，但具体标准的制定则需要各监管机构组织行业内的技术力量来支持，这项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但不是通过合并机构等形式化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在更高层面，则涉及到建立适应未来新的金融环境下的《金融控股法》等大量繁重而具体的工作。
　　无论如何，笔者以为，作者所总结的这三个问题还是点到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顺着这三个方向的深入思考和研究，都将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监管发展。
　　笔者自己的初步研究结论是：我国社会公众需要商业保险，我国市场经济离不开商业保险。由国家和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无法代替诸如上文所列举的社会公众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即使从资金融通的功能看，寿险公司资产的长期性质和特点，也不能被商业银行、更不能被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所替代。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上文曾提及的、笔者所进行的关于对我国商业保险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中，虽然被调查者普遍对我国保险业的满意度不高，但大多都没有否定商业保险，在［-100，100］的分值判断中，普遍给出了30～40的分数。据此可以判定，商业保险必将在我国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有可能继续探讨和研究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问题。
　　作者的这本书，当然不是解决我国保险业发展问题的方案。但确实是一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保险业的书，一本用独特视角讲述中国保险商业故事的书，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和判断或许不够严谨，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平时不大关注的人和事，是一般保险书籍所不具备的，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保险业的问题，值得推荐。
　　谢志刚
　　2009年9月上海
　　前　言
　　追寻向上生长的力量
　　“我也是画家。”
　　孟德斯鸠于《论法的精神》中，如此定位自己记叙社会制度万象时的角色。
　　时间跨越260年，翱翔于万里南空，身处上海至广州飞机座舱的我，沉陷于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跌宕起伏，挣扎于视角与定位问题。
　　机舱中，再次翻开孟德斯鸠，我豁然开朗。
　　2009年6月刚刚辞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于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兴起和衰退已经形成规律，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热那亚开始，不断在荷兰、英国和美国身上演绎，此起彼伏。
　　曾经辉煌，历经沉沦的东方古国，承接谜一般的兴衰轮回，仅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国家百年奋斗史上的奇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已经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等大型公司。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43家，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有34家。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能体会其中复杂的情绪。仅仅20年前，这个国家曾占据了1989年1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的8家！
　　流星，抑或恒星？除了人口红利、城市进程，以及双高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因素似乎看不到尽头。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30年间，中国人寿（China Life）的市值已经位居全球寿险行业之首，另外一家非国有企业，中国平安（Ping An）也跻身2008年《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之列。
　　究竟是市值泡沫，还是真实增长？究竟是统计数字的幻觉，还是制度进化的嬗变？究竟是竭泽而渔式地对保险资源的掠夺式开掘，还是一股可持续发展的向上力量？
　　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溯源与回顾，过去30年的风起云涌绕不过去；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只有纵切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历史断面，或者才有可能逼近于时间的真实，尽管以此归纳结论依然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冷战坚冰重重。
　　1975年的一天，一架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舱门打开，走下一位50岁的美国商人，悄悄扣响“红色中国”的大门。这位访客的来意独特，不为游览北京的长城，而是谋划做一笔生意。他巧妙地用了“加强合作将会如何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之类的套话，意图匹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政治言语。
　　种瓜得瓜。17年之后，他获得中国市场唯一一张寿险独资牌照；甚至30年后，在他被老东家抛弃之时，2005年他依然被中国方面授予“马可·波罗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
　　这位被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为“中国真正的好朋友”的人，就是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叱咤风云于保险界的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
　　龙永图曾评价：“AIG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格林伯格和这家公司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因为这里留有AIG创业发家的“根”。
　　但是，前缘难续。1958年之后，中国内地就不再有商业保险。20年间，保险公司关门歇业，人才散失殆尽，仅余海外业务延续香火。这几乎就是一片商业保险的不毛之地！除了格林伯格稀缺的“归根”相思之外，几乎无人会关注中国，更遑论中国商业保险。
　　传奇恰恰就此写下。
　　就在这片被中断的土地上，短短30余年间，中国的商业保险不仅被唤醒，而且诞生了超越AIG的中国巨头。
　　究竟是谁，什么力量演绎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
　　神奇的制度！时势造英雄，皆于斯般。
　　不过，如何评价中国商业保险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制度发展，我与当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的老师谢志刚教授却存有不同。2009年春节，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我们一起讨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共识是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中国保险业的激荡30年。
　　直到飞跃于距离地面的万里高空，再读孟德斯鸠时，我顿生醍醐，还是做画家吧——既能深入，又可独立。
　　英雄亦造时势。如果说哈耶克解释了时势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刺激的问题——是哪些善良，抑或非善良的“英雄”呢？30年间于中国商业保险的商战博弈中，这些人有过怎样的挣扎和奋斗？
　　恰恰这些人正在悄然隐去。
　　日，我回母校参加上海财经大学许谨良教授30年从事教学生涯的研讨会。许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险教师之一（年，他被公派去美国Temple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保险）。回国之后，许老师就开始从事保险研究和教学，再未选择离开。蓦然间，几近半个甲子，一去30年！
　　作为当年学生的我，面对华发尽染的许老师，这样的紧迫感更加强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读李秀成被擒后写就的数万言时，大兴感叹，“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
　　就算是格林伯格，2009年已经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而过去30年叱咤中国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例如马鸣家、唐运祥、王宪章、戴凤举、王国良、谢仕荣等都已经让出身位，再如平安的马明哲、中国人寿的杨超、太保人寿的金文洪等逼近让位的年龄；即使有老当益壮，梅开二度者，亦是英雄迟暮，更不消说那些不见于正史却仍马不停蹄奔走的幽光者。
　　于是，我执意收拾那些30年的碎片。
　　并由此上溯一个甲子，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90年的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线条，为过千万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过的幽光者记叙，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一、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30年，一段光辉岁月。笃行观察，需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可以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可以扩大其参考的基准。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市场换技术，甚至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大凡市场换技术，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之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或者异变为假合资真外资，或者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至于2009年，更为退合资，变身中资的“创举”。
　　作为对照，只有基因改良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善于学习的民营资本，才最终演化为先进的商业力量之一。
　　凡是局限于牌照生意，都缺乏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中国30年之改革，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重结果，轻过程；重GDP，轻结构；重现在，轻将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式发展观，亦折射于国内商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饥渴症”。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一）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海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保险行业最阔绰地发放了一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蛇吞象大戏，批量染指“2004系”新公司。
　　资本决定一个行业走向，而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魅惑的故事，其操纵者亦成为最为风云的人。
　　但是，这个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
　　肩负“做大做强”最大使命的国有保险资本，历次都成为执行保险行业政策的急先锋，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但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某些政绩要求甚于行业健康发展。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无利不起早，急于提前变现。他们或为利润，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
　　最有商业耐心的，似乎仅剩海外资本，这亦是外资进入市场时大谈之道，“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甚至于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化神奇为腐朽，外资的信誓变身旦旦。
　　（二）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过去3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1亿元（简单统计口径），比上年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00多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的总和。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第一个资产过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但是，从第一个1万亿元，到第二个1万亿元用了3年，而积累第三个1万亿元用了仅仅一年多。放眼全球，中国保费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6位，成为最为诱人的新兴保险市场。
　　于此相对应的却是，保险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首先是代理人队伍的向下发展。整体从业素质的下滑，保险公司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以及由于生存和业绩压力下销售的夸大或者不当承诺，伤害着行业的口碑。
　　三次产品危机使得保险产品备受质疑。第一次为2001年平安的投连险危机，第二次为2006年友邦的重疾险危机，第三次为2007年的交强险危机。第一次险情源于产品设计有失公允，误导销售；第二次则是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理赔陷阱重重；第三次危机则是对于交强险“暴利”的质疑，“外行看不懂，内行讲不明”的保险，于公众的眼中猫腻多多，迷雾深深。
　　更大的危机潜伏于失衡的产品结构。整个行业热衷于叫卖保障功能极度退化的“投资型”保险产品，上保费、冲规模，只“做大”不“做强”。产品结构上失衡，行业可持续发展乏力，大起大落的风险加剧。证券市场火爆，投资收益尚可之时，矛盾被掩盖，被隐藏。但是，一旦潮水退却，证券市场牛熊切换，宏观经济进退维谷，所有的暗礁均将暴露于阳光之下。
　　2008年全球股市的暴跌，中国保险行业多数公司的盈利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数量不少的保险公司出现了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现象，需要发行次级债或者再次注资。押宝投资型保险，资产配置在二级市场暴露，实际上成为高悬保险行业的“堰塞湖”。上游积累的能量越大，下游越是惊心。
　　（三）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中国保险行业于综合金融的道路上疾行，综合金融早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抱负和梦想，而是渐入藕花深处。2009年6月，7000亿平安鲸吞5000亿的深发展，被认为是一石二鸟（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绝妙好棋。马明哲已经构建了保险体系内，体量最大的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的金融集团。
　　不仅平安，正在改制、意图整体上市的人保集团，在新一代保险干部吴焰的布局下，已经从原有的保险和资产管理，扩展至信托、基金等非保险金融领域。
　　除了自身的扩张冲动，2008年的危机还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大而不死”（too big to fail），而综合金融架构，大行并购之道，似乎也是做“大”的终南捷径之一。
　　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变革的风起于青萍。
　　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而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改造”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
　　二、2500万幽光者的嗟叹
　　“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
　　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曾作出一个惊人的估计——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保险营销。
　　从1992年，上海友邦率先引入代理人制度之后，这个制度一边发展，一边衰败，又一边进步。善与恶，进步与退步，同时加之这个制度。
　　数量上，越来越多；然而，离职的人则更多，素质每况愈下，只要有心跳都可以卖保险；底层代理人生存艰难，行业形象整体溃败；部分中心城市，人力扩张艰难，出现空心化，县城和农村市场成为各家公司增长的来源。
　　但是，如“蚂蚁雄兵”般的他们，却创造了中国寿险业务之发端，同时亦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辉煌。
　　他们的业务是保险公司中最值钱的业务。个险期缴保障业务成为保险业务中的“软黄金”，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最为得意的内含价值。不仅如此，数度在国家或者社会危机重重之际——不管是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潮，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失业、就业危机——他们都成为吸纳不稳定人群最多的“工作”。
　　“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但是，他们却承受这个行业的负重——“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
　　扫完了家属、亲人的血缘单，朋友、同学的友情单，个人资源被洗“白”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是市场的残酷超过想象——写字楼的大门口挂着这样的提示牌，上面用黑体大号字打印着：“保险推销请勿入内！”被高薪诱惑和职业前景刺激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渐至于殆尽。
　　“卖保险的没保险。”代理人没有底薪和社保，收入完全依靠业务提成。从保险公司角度，没有底薪的代理人，其实是保险公司迅速切入寿险市场成本最低的一条路径。
　　百万代理人大军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寿险行业的三大支柱（个险、银保和团险）之一，客观而言，百万大军也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生计，这或许是中国寿险行业最大的贡献之一。
　　如同赞誉和功绩，代理人制度裹挟的误导、不诚信，乃至于“类传销”的质疑，已经成为危及中国寿险行业的恶瘤之一。保险行业形象之差、地位之低，从业人员数量、去职人数之多，银、证、基、信、保五大金融行业中，无人出其右。这超过百万的大军，自身充满矛盾，非员工编制与福利，却按照员工管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无时无刻不在拷问。
　　三、外资巨头的进与退
　　需要一点朦胧美。
　　中国市场未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巨头都无一例外做着一场春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保险人口，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寿险业务，其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满两年。这样的规定，堵住了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
　　然而，于今回首，外资巨头赚钱者寥寥无几。
　　但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海外之保险巨头，身世显赫。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等。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既做不大，也做不强。合资公司成立10余年后，市场迄今没有诞生恒星，虽然间或曾经有流星飞过。
　　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各自负责对高管的考核和奖惩，实行的是一种股东委派治理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伪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耐不住寂寞，合资寿险公司酝酿另类出逃路径——借“口”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永明的外方股东选择直接变“性”，从合资寿险公司“退回”成为中资寿险公司。
　　日，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满足了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参股的监管标准：中资保险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为20％。
　　除了特立独行、唯一享有独资待遇的友邦保险，外资寿险的巨头依然在不断调整盈利预期计划。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中国的寿险市场，宛如一个小小的黑洞，只见投入，而且似乎是无尽地投入，考验着资本家们钱袋的深度，煎熬着保险巨头们忍耐的底线。2008年，30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从年初的8％下降至年末5％，赢家难寻。
　　不过，亦有例外。
　　投资平安的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汇丰就赚到了钱，而且是赚到了大钱。再如，香港二级市场上投资中国人寿H股的专业，抑或非专业的投资者都捡了金娃娃。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真真切切卖保险的赚不到钱；但是虚虚实实投保险股票的却赚到了这个市场最大的利润。
　　四、民营资本的红与黑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商业保险，宛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暗色。
　　综观30年中国民营资本，或者太急，希望赚快钱；或者太波动，成败转头空，富则暴富，穷则一泻千里；或者本身就带着原罪的镣铐在舞蹈，不明了保险行业最需要的耐心。
　　从寿险行业特征分析，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实现利润。虽然也有公司号称成立即赚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会计游戏，皇帝的新衣而已。
　　5年，或者更长的投资时间，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成为一个幌子，背后的意图是炒卖牌照，或者垂涎寿险公司充沛的现金流。哪怕是善良的民营资本，类似资本市场的所谓“义庄”，一心想被“套”到底的，但是，一旦本业出现问题，则可能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
　　从资本大鳄德隆开始，进入中国保险行业的民营资本，就是教训多于经验。
　　一面是亮色。
　　有一些磅礴大气者意图破解这个死结。例如华安保险斩断“车险毒瘤”的壮士断腕，以及意在构建混业金融渠道的“万店计划”；再如天平车险尝试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再如合众人寿发起的“挖角平安”的攻势，后援先行，苦练代理的坚持。
　　既要钱来得正，又要坚持得时间长，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民营资本而言，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能否认的是，恰恰是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搅活了国有保险资本的一潭死水。例如逐步去国有资本化而“混血”的平安，创造3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一个奇迹。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登陆海外市场之后，亦改良着自身的基因。或者活力渐长，或者犯错之时，经历市场的惩罚。反观如中华联合此等抱残守缺者，其最后的局面可能坏败不堪收拾，残局难解。
　　五、非对称的保险监管
　　或许是一个世界的金融难题，监管总是赶不上市场的创新。否则，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亦不会体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市场能够看到中国保险监管的一路奔跑。从简单开罚单的市场行为监管，进化至兼顾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的三支柱模型，整个行业皆感触到保险监管的飞跃。
　　但是国内监管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要发展，又要监管。不独保险监管，其实国内之银行和证券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
　　不能否认，两个目标有协调的一面；但是，亦埋有碰撞的一面。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混业，确切地说是混业的进化远远快于监管的计划。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保险产品投资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虽然至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拉开保险产品结构型调整的序幕。
　　但是，从吃荤到吃斋，谈何容易，资本市场稍有火爆，保险公司亦按捺不住。3000点左右，4家公司迫不及待，推出了8个投连险账户。
　　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立即影响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水线。2008年，腰斩式的调整，已经让众多保险公司亲历裸泳者之羞。
　　保险公司挺进混业的禁区。典型的如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以后，平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不仅身份混血，而且是金融牌照一个都不少！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人保等国有保险资本，亦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腾挪，手握诸多金融牌照。单纯的着眼保险的监管篱笆，已经圈养不住众多心怀冲动的保险资本。
　　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居于国内金融核心的银行，自然不甘接连被攻城略地。银行资本挺进保险，早就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除了借银行保险渠道之力，巧取保险公司话语权之外，资本的对决早已蠢蠢欲动。
　　可以预见的三年，中国商业保险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商业保险之间的情愫纠葛。
　　六、追寻向上的力量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且定价不透明，拥有明显高企的费用和运营成本，质疑之声让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虽历尽坎坷，不能忽视的却是，这个行业白云苍狗般的成长和变迁。
　　2003年，中国人寿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290位，此后连续入选，排名逐年上升。年，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的排名分别为第241位、212位、217位、192位。
　　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寿以434.40亿美元的业绩排名第159位，比上一年度排名上升了33位。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企业的名次上升了131位。
　　同在2008年，经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之后，中国平安以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08年度“世界500强”排名第462位。这是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30年的巨变之归因于制度变化，还可以解释为中国13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但是，我更愿意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到这个庞大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
　　然而，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再反复，至少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对于我个人，操作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仿佛攀登一座珠峰。我既没有选修文学，或者历史，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难登三宝之堂。
　　仅值一提的是，我独特的经历以及相对独立的身份。我读书时的专业为保险，毕业留校，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浅尝辄止般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全面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
　　机缘巧合，我曾经一度深度“窥探”行业，以写稿、赚取稿费为生，但是现在离开媒体行业，并不以保险或者其关联为养家糊口之本，可以相对独立之眼光再度回顾。失去才知珍贵，割舍之间知易行难，于行业幽光者，心有戚戚焉。
　　然而心境通灵，异然。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一章　“冒险王”传奇（）
　　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但是，中国却未有新气象。4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全面失败。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人。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青年们的热血喷涌而起，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觉醒的民族意识，以及间歇掀起的抵制洋货运动，逆流而进的民族商业迎来一个小小的春天。
　　纷纷扰扰的乱世，并没有打断一个青年的远东冒险梦。
　　这一年11月，冷冬，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
　　纷杂喧嚣、熙熙攘攘的码头，涌动着西式圆礼帽和中式破毡帽。
　　一艘来自日本的蒸汽汽船正停泊靠岸，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下一位27岁的美国白人青年，这个年轻人名叫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缔造者，而东方的上海将承载史带传奇般事业的起点。
　　12月12日，到上海一个月后，史带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创立了一家只有两间房子和两个雇员的保险代理公司，将其命名为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AAU）。这之前，这位白人小伙子只在旧金山卖过冰激凌和汽车保险。
　　创业之初，美亚主要代理一些美国公司的水险和火险业务。两年以后，即1921年，经营颇有起色的史带，在上海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成为一家可以向中国本地人士提供寿险的外资公司。(1)
　　向中国人销售寿险，此前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如同将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或者类似把梳子卖给和尚。
　　冒险是有回报的，《上海地方志》记载，“截止1936年（民国25年）底，友邦的保单准备金7208624元，有效保额元，其中华人投保占90％，且大半系从内地招来”。
　　这件事情也表明，史带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创立友邦之后，史带开始了最初的本土化，他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他的董事会；选聘当地人担任管理工作，这后来成为AIG全球业务的标准流程之一。
　　那时，友邦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2)出人预料的是，跨越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居然还有精明的上海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拿出50年前的老保单要求再次回到上海的友邦保险支付，上演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拒赔老保单”事件。
　　这是金融巨擘友邦的全部起点。
　　1927年，史带将友邦人寿迁入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即今日之友邦大厦。
　　“外滩”这个词，其实也源于西方文化。外滩当年的开发者们大都是“暴发户”，可是他们的大楼却力求有贵族气派。他们把东方殖民地城市的近水滩涂称为Bund，所以“外滩”由此而来。
　　到1941年，史带已经在中国创建了八家保险公司（含合资公司）。业务最好的时候，这些公司占据中国保险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据民国25年（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美亚保险公司每年营业额达800余万元，其中关于华人方面的业务和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费约占70％以上。
　　表1-1　年美商美亚保险公司盈利情况表
　　单位：元（货币单位为规元银(3)，即银两）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停业，友邦的远东业务被迫中断。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带另辟蹊径，积极抢占之前被德国和意大利主导的拉美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史带旗下的AIU（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紧紧跟随英美占领军的脚步，迅速挺进日本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战争虽然让史带的公司遭受一定的损失，但也赋予了其全球市场布局的巨大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史带马上开始重建远东的业务，友邦成为首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资公司。
　　不过，短短几年，中国的政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史带将上海的业务重心转移至香港。1951年6月，友邦停业，撤离上海。
　　友邦离开中国市场之时，走得太过“匆忙”。
　　《保险中国200年》一书披露，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作为对应措施，上海市政府于12月30日宣布，对美亚以及北美洲两家美商保险公司实施军管。不过，军管后发现，美亚保险公司水险自留额高达旧人民币332亿元，而交验的准备金仅旧人民币5000万元。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美亚按照营业准备金的四分之一作为最高自留额。此后，美亚收入骤减，不得已于4月1日申请停业。
　　撤出中国后，史带在美亚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等的基础上，又组建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动荡的国际局势曾经让史带的公司遭受损失，例如古巴的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资产国有化运动。但是，这并未改变AIG多元化、全球化以及不断商业创新和商业冒险的策略，尤其到史带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时期，“冒险”已经成为AIG个性中的一部分。
　　尽管史带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却迟迟未有大突破。“美国寿险公司排名”数据显示，2006年，AIG的总资产居美国保险市场第三，但是其有效合同仅排第九名。
　　创业型的史带在个人生活方面颇不成功。44岁时，史带经历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妻子名叫玛丽。但是结发15载之后，妻子离他而去，和一个俄国画家再度结合。1968年圣诞节前夕，76岁的史带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的家中去世。
　　表1-2　美国寿险公司排名（2006年）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ACLI、平安证券
　　链接：“间谍”史带
　　鲜为人知的，史带还是一个出色的传媒人。除了保险的主业之外，史带还投资房地产、汽车、报社等企业。
　　1930年，史带以2500美元，一个很高的价格收购了一家英文报纸《上海晚报》（Shanghai Evening News），将其更名为《邮报》（Post）。后来，史带还曾创办一份带有插图的杂志《北方》（North）。尽管这些出版物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史带对出版的兴趣已经超越了利润本身。
　　1935年1月，由卢斯创刊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6位居住在上海，并且震动上海的外国人，史带就是其中之一。《财富》饶有兴趣地观察到，史带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中文，但是他对中国却是无所不知，更以善于和中国人共事而闻名。
　　抗日战争期间，史带还利用旗下的媒体，帮助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协助抗日活动。“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自然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招商局曾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4)、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虽然名曰“招商”，但“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仍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按照时下的标准，唐廷枢是典型的唐骏式“海归”职业经理人。唐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香港政府翻译、上海海关大写和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润不仅是他同乡（广东香山，今中山），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入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响应，100万两很快募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行业的政府专营权利，例如漕运。但是，隐患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尽管，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轮船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第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投保难限制了航运业务发展。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日，《申报》刊登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
　　“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
　　“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日）起至二年十二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代为转保（即为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保险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区，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国内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这4个中国台湾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上海领事麦华陀在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华商独力筹办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筹集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两年后，即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轮船招商局。“官督民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883年。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驶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出现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据《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轮船招商局另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风头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据相关史料，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成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唐、盛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齿奇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的中心。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令人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新公司拥有资金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得上海静安寺路一块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的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赢利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今南京西路10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元。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入价16％以上，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巅峰时期。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优势渐渐消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大量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华安的客户数量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办金门饭店。
　　另外一方面，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险业的传奇人物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
　　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国内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诚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诚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诚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水火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诚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诚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音广告“太平保险，保险太平”。
　　1933年，金诚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业务。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1933年9月，太平保险决定人寿保险部的会计独立，这一决定极有远见。
　　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实行分业经营，规定同一保险公司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该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
　　由于准备提前，只用了一年时间，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就于日正式公告改组成功。到1938年底，太平寿险的有效保额已达700万元。
　　同时，从1934年起，3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6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不过，和一般的合并不同，上述3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
　　1935年，太平设立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4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就可处理4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太平保险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
　　数年间，太平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到1939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增至1000万元，1941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达3500余万元。至此，太平人寿已成为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最大的民族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这9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约3年跨一台阶，发展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不过，1949年成为一道分水岭。
　　逼近1949，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衰败。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
　　汇集当时多家华商保险的华商联合分保集团管理层悲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
　　《中国保险史》记载了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混乱不堪，于现今似乎依然有启示：（1）追求保费数量，忽视业务质量；（2）违反公平竞争业规，擅自提高经纪人、代理人佣金或延期收交保费；（3）个别公司不按规定签发外币保单；（4）极少数公司私立暗账，偷税漏税。
　　表1-4　年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年》，第435—436页。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年》，第435—436页）；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年》，第372—373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此后10余年间，国内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顺势而为的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其中国营背景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了一半以上的资金。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
　　民营保险的历史被暂时终止，伴随一个时代的结束。
　　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人保独家经营国内业务）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对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
　　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这一去就是45年。
　　45年后，另外一位国内保险业强人将“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两张牌照再度唤醒，以当时极为稀缺的内资保险公司身份“复业”，重返内地市场，翻开新的一页。
　　1949年之后，还有一家得以延续其之前名字的华商保险公司——就是中国银行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至今在海外市场，仍然可见“中保”名称。
　　人保轮回：“四起三落”
　　对旧中国私营保险的改造只是春花一支，同一时期，长期雄霸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主体迅速分化，各奔东西。
　　所谓“官僚资本保险”，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接管；而外资保险则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撤离了中国市场——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全面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破不立。
　　1949年8月，陈云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上海财经会议金融小组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日，陈云和薄一波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年10月2日，好消息传来，薄一波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写信说：“汉宸同志，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
　　百废待兴，刚刚成立的中国人保人才奇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1950年11月，天津印钞厂职工训练班改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培训班，全体学员奉命调往该公司工作。
　　曾于1984年12月至1990年7月间担任中国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的秦道夫就在其中。
　　秦道夫曾回忆当日的情形：“1950年12月，我从天津市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
　　“人事处负责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你就到保险公司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在人民银行对面，西交民巷108号。我出了银行大门，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我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
　　这一进门就是46年！秦后来还担任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并于1996年离休。
　　纵观60年，中国人保经过了“四起三落”的坎坷路程：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几乎停办了国外业务是三落；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58年12月，人民公社化后，财政部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逻辑简单而明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都不要钱了，人民的生老病死，以及社队企业的意外损失统统可以由国家集体包下来，保险不过是将“左边口袋的钱，转到右边口袋”，即所谓“倒口袋”而已。
　　实际上，年的10年中保险公司共收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8.8亿元，拨付防灾费用2000多万元，上交国库5亿元，保险公司累计公积金4亿元。1958年底，全国设有保险机构600多个，职工近5万人。
　　1959年，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取消了保险公司建制。对于中国取消国内保险，同样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觉得“很新鲜”，意味深长。
　　不过，海外保险业务由于可以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以及出于对外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需要仍继续保留(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突出政治”的“左倾”气氛中，海外业务与再保险也几乎全部停办。
　　曾于1991年担任“保险法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老保险”王恩韶事后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指责人寿保险是活命哲学（当时的主流口号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财产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保险公司是剥削公司。”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尚在运营的海外分保业务的看法：“赚了外国人的钱是参加剥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符合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果赔了钱就更不得了——那是帮着外国资本家赚中国工人的血汗。”
　　“文化大革命”时，军代表有一句颇为经典的评语：“保险公司嘛，就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这样一个外行听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资本主义玩意要它做甚？”
　　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国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其中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业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且据称，这个小组还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
　　从年，这是一段尴尬的空白。不仅业务停滞，而且人才散失殆尽。直到改革开放10余年之后，发端南粤深圳的平安保险，以其实战中培养的人才，成为国内保险的“黄埔军校”。
　　【注释】
　　(1)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2)友邦彼时经营的保险包括终身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儿童教育保险、三益保险、双倍还款保险、定期付费休养年金、担保还款及终身休养年金、人身意外保险等业务。
　　(3)即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规元只作记账之用，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记账单位是规元等，交易却主要用银元、银角、铜元。
　　(4)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但是除了一纸“新开保险行”的启事之外，义和公司的资金规模和业务活动等资料迄今未发现，至于其何时停办更无从查考。因此，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5)有史料认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业后的头10年，吕岳泉并非总经理，先做了7年的稽核员，再任营业部主任3年，10年后董事会才聘吕岳泉任总经理。
　　(6)《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10月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上海仍维持部分业务。1967年1月国内业务全部停办，机构撤销，国外保险业务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保险科接办。
　　第二章　冰河初开（）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黑河，黑龙江最北。
　　一位下乡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于黑土地上。从团部传来的一则源自北京的消息，搅动着这颗27岁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性的高考正式恢复。
　　这位没有放弃读书，于繁重插队劳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年轻人，茫然中发现了一丝希望的星火。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飞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为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不仅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还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
　　一个上海式的草根奇迹——下过乡，插过队；坚持学习，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亲历中国腾飞30年。30年蓦然回首，已是英雄迟暮。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任太平洋寿险董事长的金文洪。
　　同一年出生，同一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却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当同龄人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杨超却可以抓住机会谋划海外学习。
　　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口袋窘迫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人保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给了回忆。
　　链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时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却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1)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为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排行榜，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公司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界。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创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保险——的幕后老板，以囤积法人股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他同时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真正感觉到政策融化的，还是身处北京的“老人们”。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为1983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人民银行中分设（1984年正式分离），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2)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