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杨红娘婚介所的农民工婚介报告·时代信报数字报
第006版：封面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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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杨红娘婚介所的农民工婚介报告
15年中仅20对农民工新人在此跨过鹊桥
　　不愿在“拜拜车”上笑　　24岁的舒敏，来自四川岳池。她14岁进城打工，干过餐厅服务员、搞过保健品推销。2008年，舒敏来到杨家坪新世纪超市，成为一名营业员。　　自三年前恢复单身之后，曾有一个在本市某机械加工企业工作的老乡，对舒敏抛出过橄榄枝，也有同超市的男同事向她送来过玫瑰花。不过，这些举动均未打动舒敏的芳心。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收入过低，前途渺茫。　　舒敏清楚，自己并没有傍大款的资本，也无意非要钓个金龟婿。不过她也很明白，谈婚论嫁，男方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父母也希望她找个依靠定居城市，别再回农村过苦日子。　　在这一点上，舒敏是有教训的。17岁那年，舒敏曾和贫寒的初恋情人经历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个年纪真的很单纯，我们曾经用二十块钱过了一个星期！”　　这段差点导致舒敏与父母决裂的爱情，最终却只维持了四年。结局不出舒敏父母所料，双方曾以为的牢不可破的爱情大堤，在经济导致的生活琐事的不断侵袭下，轰然倒塌。　　舒敏从此悟出了一个道理：婚姻很现实，激情不能替代面包。当风靡全国的《非诚勿扰》成就了“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拜金女马诺之时，舒敏把QQ签名改成了“纵不在宝马里哭，也不能在拜拜车（三轮摩托车，编者注）上笑”。　　根据自己的综合条件，舒敏把“一定的经济基础”量化为“在城里有房，月薪原则在3000元以上”。平心而论，舒敏择偶划定的经济标准算不得高。这样的收入，在重庆充其量也就“奔小康”的水平而已。　　不过，对于像舒敏一样的超市营业员来说，真要按照这个标准择偶并不容易。舒敏们其实同样面临着周旭东们面临的问题：社交圈子过窄。　　形形色色的顾客与她们的交往，大都流于浅表。缺乏深入交流，没有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她们很难吸引相当条件的异性注意。那种影视作品中一朝邂逅有钱帅哥，乌鸡骤变凤凰的情节对于她们来说，更只是奢望。　　再者，无论是学识、谈吐，还是容貌、三围，她们的自身条件，远未达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地步。她们有限的吸引力，大都囿于本单位范围之内。而那些被吸引的异性同事，一开始便因经济不能达标被一票否决。　　并且，和那些城里的同事不同，她们在城里缺乏父母长辈积淀的人脉，少有同学朋友构成的裙带，“没有人牵针引线”。　　和舒敏一样出身农村，跻身城市的剩女还有很多。她们的出处，包括但不仅限于超市。　　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中，她们等待着命运的眷顾。当代中国男多女少的局面，把婚恋的主动权更多地赋予了女性。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剩女的出现，也制造着大批身世雷同的剩男。　　想把自己放上货架　　舒敏曾经揶揄自己：有时候真想把自己打上条码，将优点和要求逐一罗列于《产品说明书》，然后放上超市货架，等待有缘之人将自己领走。　　这个揶揄颇具“创意”。如果说品质优良的周旭东们，是由于被摆在“姻缘超市”的角落而导致无人问津，那价质相当的舒敏们，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销路不畅”。　　如何打开人生的“销路”，是每一位寓居城市的单身农民工都在冥思苦想的问题。　　舒敏爱上网，一段时间，她曾频繁地穿梭于各个婚恋网站和聊天室征婚交友。不过，由此换来的，却多是骗取汇款的信息和登徒子般的戏谑。　　如今，舒敏改用打网游的方式“曲线救国”。由此异性倒是认识了不少，但不断曝光的网恋迷局，却又让她有些踌躇不前。　　屡战屡败的周旭东，如今也淡定不少。除了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父母的相亲策略，他目前还在筹划回家买车，准备改行跑运输，“到时候接触面广了，或许缘分自然也就到了”。　　或许除了某些茶叶和酒，对于任何商品来说，存放过久都不会是一件好事。就在周旭东和舒敏依然寄望于未来之时，一些来自农村的大龄青年开始对自己施行“打折促销”。　　舒敏的同事黎燕和老公陈平，分别在自己32岁和37岁时，依靠最传统的渠道，将自己成功推销了出去。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工，如今通过婚介所解决终身大事的比例已经很少了。黎燕几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到重庆杨红娘婚介公司登记了自己的资料。　　在超市的农村籍员工中，黎燕拥有少有的“高学历”。早年进城务工期间，她利用业余时间拿到了党校颁发的大专文凭。　　在一大群初中、中职、中专学历的同事中，这个文凭显然实现了黎燕对自己的提档升级。在单位，她因此被提升为柜长，工资也比同僚多出两三百元。　　黎燕当年的择偶标准原本比舒敏更高，无奈自身优势不明显，交际圈也不广。转眼人过30，婚恋的事仍遥遥无期。　　去年中旬，黎燕到杨红娘公司留下了自己的个人资料。她原本并不相信婚介，倒是红娘对她不冷不热的态度，让她减少了上当受骗的担忧。　　在个人收入一栏上，黎燕诚实地填上了“1500”。在要求对方收入一栏上，她壮着胆子填了个“月收入3000元”。　　不久后，她便收到了重庆杨红娘婚介打来的电话。那个叫陈平的装修工人尽管比黎燕大五岁，并只有初中文化，不过老实可靠，并且据说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在向婚介公司缴纳了150元见面费后，他们一见钟情。经过近一年的交往之后，两人结婚了。　　唉呀，你又遭骗了！　　并不是每一位病急乱投医的人都能有黎燕和陈平那般幸运。贵州农民工汪大伟的运气显然差了很多。　　上周，汪大伟在一本“社会人文类”杂志上，看到了一则小广告，大意是富婆交友。富婆唯一的要求是，应征者身强体壮。对方在广告中还特别提到“可助有缘人成功”，落款为“重庆杨红娘婚介”。　　33岁的搬运工汪大伟几年前离异之后，一直思忖着交个女朋友。但自己条件差，交往面又窄。这则小广　　告，特别是“白皙丰满”“可助有缘人成功”的字眼，让他不禁浮想联翩。自己别的没有，身强体壮却绝对符合。　　汪大伟拨通了对方留下的手机，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对他农民工的身份毫不介意，让他赶到重庆见面。条件是，先向一个账号上汇上512元“诚意金”。对方表示，这笔钱纯属表达诚意，见面合与不合，都将如数奉还。　　汪大伟激动地汇去诚意金之后，准备周末跑趟重庆。不过临行前，他开始对此事有些不放心。7月10日，他通过114查到了重庆杨红娘婚介的电话。　　“唉呀，你又遭骗了！千万莫到重庆来，那些都是骗子！”7月9日，两路口中华广场，杨红娘婚介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世明对着电话那端的汪大伟，几乎在怒吼。　　杨世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是咨询富婆征婚，就是询问美女借种，此外也不乏上当受骗者的怒斥。　　杨红娘是重庆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婚介公司。骗子们身裹杨红娘公司的大旗，频频通过媒体广告向单身农民工痛下杀手。对此，杨红娘公司毫无办法。　　杨世明说，打来电话咨询的受骗者，大都是农民和农民工。骗子正是瞅准了他们社会阅历浅，急于解决婚恋问题的特点，对他们大肆诈骗。2007年，重庆警方曾对破获的500起婚介诈骗案进行过一次梳理，发现受害者多为农民工。被骗金额少则几百，多则数万。　　婚介所的“跳楼货”　　本来，婚介所是农民工解决婚姻问题的良好渠道。但杨世明坦言，农民工大都无房、无钱、无学历，条件稍好的人，是不会愿意找一个农民工为伴侣的。因此，正规的婚介公司“根本不愿和他们多费唇舌”。杨红娘公司的做法是，农民工可以在公司免费登记，公司也可以为他们推荐合适的对象，但相亲必须先交见面费。成功牵手的黎燕和陈平，就缴纳了150元见面费，　　“黎燕和陈平的结合，纯属偶然。如果不是黎燕的长相和学历还算过得去，如果不是陈平的收入还算比较高，这桩姻缘能否成功还得打个问号。”杨世明说。事实上，杨红娘公司创办15年来，每年能促成数百对新人。而促成的农民工新人，即便把那些同居的也算上，15年来总共也不超过20对。　　“人人都想找个有房子、有车子、有样子的对象，身份越高的人，越能够给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而农民工呢？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杨世明说。　　按照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杨红娘公司把会员分为三个的档次。在包见面的前提下，为会员介绍普通会员的年费为800元，介绍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会员的年费为2200元，介绍商人、企业主会员的年费为3200元。　　杨世明说，来公司咨询的农民工不少，但一听到上述收费标准，他们便只是草草登记便没了下文，转而到那些所谓“免费”和“成功付费”的婚介所求缘。　　“婚介这个行业对于农民工来说，不谈免费，即便是‘成功付费’，生意也根本没法做。婚介所太像一个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了，农民工几乎成了没有要的‘跳楼货’。”杨世明毫不避讳地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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