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什么没有打下“九一三”直升机？
舒云按：看到网友传上来的此文，非常高兴。很早就想知道这个“夜航师”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详细情况，终于看到了！谢谢网友石洪行，谢谢作者一直在飞。看来作者也是个“老飞”。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非常多，尤其是空军指挥所、北空及有关部队。希望当事人写出来，希望网友推荐更多的九一三事件当事人的文章。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
当年一线指挥员可以说清楚。网名“一直在飞”的文章：
父亲的空军生涯写了有将近30篇了，有心人应该早就可以查出父亲的姓名，职务。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当年的中国空军中是否有这么一个一直在飞的歼击机飞行员。应该不会有人再质疑我写的一切是否属实了。但还是一直不敢写父亲的913之夜，我还是有顾虑。直到一个网友的来信震动了我，他说：“我们有义务记下历史，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于是，我写了，如实记下父亲那晚的经历，任凭大家去核实、考证。
文中涉及的一些人物，我都用真实的姓，名字除公开文献上有的，其他的目前我不会公开，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目前绝大多数都健在，如有需要，他们均可以证明本文的真实性。
下面就开始吧！
1971年8月初到9月6日，父亲在北戴河西山空军疗养院疗养，期间经历了两件事。
一次晚餐时，空勤灶的工作人员给每个飞行员发了薄薄的一片哈密瓜。这可很不正常，平时发水果，有点像现在的自助餐，基本上是随便吃，这一片哈密瓜使有的人嘀咕起来。
正在这时，有个负责的军官大声宣布：“林副主席现在也在北戴河，他非常关心大家，这是林副主席送给大家的哈密瓜。”
听到这个消息，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有的人就把这片哈密瓜留起来不吃了，说是要带回家去，作为永远的纪念。
又一天，父亲和五、六个一起疗养的飞行员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离疗养院两公里左右的北戴河的河边（咸水河）。看到一群人在岸边正从水中向岸上拉一辆经过改装的北京吉普。父亲他们停下来，父亲认出那些人里有林立果。
当时空军各部队都在搞一些技术创新，主要研究一些如何利用现有设备的改造来更有效地打苏修。父亲也当过一、两年“团科技小组”组长，对这种试验并不陌生。
这时有人轻轻说：“看来水陆两用车的研制工作不太成功，怎么一下水就沉了？”
大家对这件事也不太关心，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9月6日，父亲疗养结束，返回部队。
9月10日，上级通知父亲，从9月11日起，作为现场指挥员，在机场负责战备值班一周（父亲负责白班，夜间战斗值班由独立大队负责）。
9月12日晚，父亲在机场的值班宿舍休息。
半夜，值班的调度员刘*军来了，叫醒父亲，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要到我们机场落地，上级要你指挥。”(由于是被突然叫醒，所以父亲回忆不起具体时间，根据查找现在的文献，应该是12：00之后)
父亲出了值班宿舍，说：“我是白天的值班指挥员，夜航飞机落地不应该找我，应该找独立大队。”
刘：“上面让我就找你一个人，这架飞机执行的任务是空军首长亲自指挥的，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
听了这话，父亲没话说了，两人一起向指挥塔台走去。父亲心里觉得不太对劲，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空军指挥所越过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直接调动他这个机场战备值班指挥员。
正常情况下，空军领导下达一个指令，要经过空军指挥所——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机场战备值班室。
师指挥所指挥员与机场指挥员的关系是：师指挥所把握原则，下达指令，监督任务完成情况，并不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机场指挥员负责具体操作，进行现场指挥。例如：上级命令进入一等战备。师指挥所负责通知机场指挥员并监督执行情况；机场指挥员负责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做好战斗准备，安排布置任务，进行现场指挥。
各级指挥所具有战斗值班作用的同时，也保证要有一个高级军事干部24小时在指挥所内值班。具体到师一级指挥所，如果一线领导牺牲，指挥所值班的师领导可以接替指挥。保证指挥系统的通畅。所以各级指挥所都设在隐密地点，建筑设施坚固异常，可以防空袭，甚至防核。
父亲又说：“我十几年没有飞过夜航了（从1959年福建轮战后就没飞过，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也没有指挥过夜航飞行，很不熟悉，怎么办？”
刘回答：“有什么问题，咱们研究研究……”
父亲是他所在航空师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曾经指挥过周总理、林彪等许多要人的专机，有专机指挥经验。
所以父亲问：“夜航指挥（信号）灯怎么用？飞机落地后是否加油？都加什么油（飞机除燃料油外，还有滑油等）？三叉戟是专机，飞机上有什么人？落地后准备饭吗？加油后是走还是住下来？用什么规格接待？”
刘：“咱俩研究一下怎么用夜航灯的问题。上面通知这架飞机是执行任务的，其他的什么都没说；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接待规格也没提；只说是（这架飞机）完成任务后回来落地，住不住吃不吃饭都不知道。”
父亲：“这些情况，你要了解清楚
俩人正说着话，塔台到了。
进了指挥室，父亲犯了难，平时指挥飞机，身边有助手：
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十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机场夜航时还要有各种保障车辆到场，如救护车、消防车、牵引车、加油车、着陆探照灯车，电源车、冷气车、氧气车、及相关医护、消防、地勤机组人员等。而今晚的这次指挥，只有指挥员和调度员两个人，连个标图员都没有！
也没有地勤机组人员，实在是太反常了。
不管怎么样，要先将飞机降落所需的各项条件准备好。
父亲先让刘*军通知雷达和无线电开机。
之后，父亲就开始试验夜航指挥信号灯，想通知远处的负责控制跑道灯的战士打开灯光。
那个年代，塔台是通过塔台上不同颜色的信号灯与跑道灯管理员联络的。
父亲试了几次，分别开关几盏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跑道灯管理员明白了父亲的指令，打开了跑道灯。
此时雷达与无线电均已开机，雷达值班员也已看到飞机，不断向塔台指挥室报来飞机的坐标方位。但由于塔台内既没有标图员，也没有地图。无法知道飞机准确的位置。父亲和刘*军只能根据经验，通过报来的雷达坐标，对照脑中的地图，记下飞机的大致方位。有点像下盲棋。父亲此时没有向空中的飞机喊话，也不知道飞机编号。所以只是随时关注着飞机的飞行航向，等待其执行完任务后与机场塔台主动联络。
不管怎么困难，此时机场已具备飞机降落的基本条件了，父亲有了指挥飞机落地的把握。
雷达员又报来飞机的新坐标方位，父亲对照了脑海中的“地图”，一下子警惕起来：飞机已飞过机场，到了离机场250公里处的化德一带，这是飞行控制线。任何飞机在飞行时都不可以超出这条控制线。出去了就算叛逃，可以派战斗机去追。
于是父亲请示空军：“这架飞机到了飞行控制线了，我们怎么办？”
空军答复：“你们不要管！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任务的。”
父亲感到可疑，问刘*军：“这种情况，过去有没有过？”
刘答：“有过，有两种情况：
一是去侦察中苏、中蒙边境，飞机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出发时谁也不通知，由空军直接指挥。刚才不是通知我们这架飞机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吗？所以可能是这种情况。空军会在飞机完成任务后直接通知某一个机场，指挥该飞机落地。
二是我们国家已经有原子弹了，如果有新的原子弹爆破，飞机可能是去采集空中样本。这种情况也是由空军直接指挥，完成任务后才通知某机场引导飞机降落。”
听了刘的介绍，父亲相信了，觉得这架飞机可能是去执行任务，由于自己没有执行过夜航指挥任务，少见多怪了。于是埋头算起飞机的油量来（按该飞机在北京加满油后，先飞到山海关机场再起飞完成此任务的航线来估算），担心飞机飞回来时不够油。
过了一会，刘告诉父亲，飞机现在在中蒙边境二连浩特附近盘旋。父亲觉得，既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任务，盘旋一下也正常。
过了一会，刘说：“飞机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父亲问空军：“飞机为什么飞出去（中蒙边境）了？！”
空军答复：“唉！这架飞机不应该飞出去的！但是它出去了！唉！”
父亲：“那我们怎么办？”
空军：“回去睡觉！”
由于父亲一直在计算飞机的油量，按在北京加满油计算，飞机在二连浩特盘旋时，应该还剩两吨半油。
这次夜航指挥任务，由于是空军越过北空——军——师直接调动的父亲。所以直到现在，知道这件事具体经过的人仍然很少。北空、军、师的领导均不知情。应该只有空军指挥所的人员、父亲、调度员刘*军知情。其他的诸如雷达值班员、跑道灯控制人员和无线电值班员均不在指挥塔台内，他们只是在完成各项指令，不可能知道详细情况，但他们应该记得接到的开机开灯命令。
这段经历，父亲一直守口如瓶，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他保密。
回到值班宿舍，父亲睡不着觉，点燃一根烟，抽了起来。
这么一折腾，另外四名团里的战备值班飞行员（王*德等）也醒了，问父亲怎么了？
父亲说：“有架三叉戟跑了，你们分析一下是谁跑了？“
大家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分析起来。
都觉得有可能是刘、邓、彭、叶中的某个人。
大伙正讨论着，父亲手里的烟还没有抽完。一等警报铃响了。师战斗指挥所的电话来了，通知父亲：立即进入一等战备，有一架直升机，里面有五个特务，他们是反动的，是敌人。要求坚决把这架直升机打下来。又补充说：但是这架飞机是我们，机身上有红五星标记，不要发生误会（不要以为飞机是我们的就不打了）。
这个一等战备的命令是按正常途径经空军——北空——军——师一级级传达下来的。命令同时也传达到相关各部门和夜航独立大队。整个机场顿时沸腾起来。
父亲立刻向指挥塔台跑去，飞行员们则迅速向飞机方向跑去，到了塔台，相关人员陆续赶到，父亲指挥他们又一次打开跑道灯，雷达，无线电等设备。
一切工作准备完毕。父亲命令独立大队飞行员郑*道（其子郑*宇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起飞拦截敌机。
这时塔台内的工作人员已全部就位。 师长和一套作战班子随后也在一等警报铃响后半小时左右赶到了机场。
师长在塔台下大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一直在飞，上飞机起飞！”
父亲说：“师长，我有十几年没飞夜航了，夜航技术很生疏，硬让我起飞我也可以飞，但我实在没有把握。”
师长沉吟了一下，说：“那叫独立大队的邓*道（其子邓*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起飞！”
这时，机场内共有歼五战斗机7架，其中属于独立大队的是2架歼五甲（父亲说是俄文发音：泼—F飞机，此时均已起飞），还有属于父亲团的5架歼五。
独立大队在进入一等战备后，也将其所属的其余飞机拉到了现场。
由于是实战，父亲考虑飞机数量可能不够，没有请示上级，擅自决定从洞库中拉出属于本团的战斗机8架。指令下达后，地勤人员从洞库中拉出8架歼五待命。
执行截击任务的战斗机则始终保持着空中有一架战机在地面引导下搜索敌机，一架飞机在返航途中，一架飞机在地面准备起飞的状态。
父亲一边指挥战斗机向雷达通报的直升机靠近，一边向直升机驾驶员喊话（上级已通报驾驶员飞行编号，事后得知这个编号不是陈修文的，而是另一个飞行员陈士印的。陈修文休假刚归队，被临时拉来当驾驶员，所以此时机内有两个驾驶员），叫他回来。但直升机一直没有答复，但父亲发现该机驾驶员会有时打开无线电开关（是个按钮，在油门上），可以听见机内的一点声音，但没有听到交谈声。
向直升机的喊话一直没有停止，执行任务的战斗机也一直在寻找着目标，但均未寻获。
那时歼五甲飞机的雷达有效搜索距离只有几公里，而且只能搜索机头雷达正前方一定角度范围内的目标，在夜间执行任务时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直升机的飞行速度远远低于歼五的飞行速度，加之又是夜间，所以搜索起来难度很大。
这时地面雷达报告，说失去目标，看不见直升机了，接着无线电也与直升机失去联系。
考虑到直升机失踪时已接近中蒙边境以及它的航向，父亲想：完了！又跑了一架！雷达看不见，无线电失去联络。战斗机起不起飞都无所谓了！
正想着，突然在机场上空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父亲赶紧向正在空中搜索的战斗机喊话，说：“敌机就在机场上空，立刻到机场上空来拦截！”脱口而出的另一句话给父亲带来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飞机上有好人！”指挥塔台内的很多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独立大队的飞行员报告说发现敌机，在前方闪了一下。
父亲下令：“坚决把它打下来！”
战斗机飞行员：“又看不见了。”
这是执行此次一等战备任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机飞行员发现直升机。
直升机在飞越机场之前，飞经空军家属院（距机场约20分钟车程），把我惊醒，哇哇大哭，母亲一边哄我，一边奇怪：怎么这么晚了，还进行夜航飞行训练？奶奶也在一旁帮忙，她们都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感觉飞的很低，好象就在我们家的楼顶上空。
从地面雷达报告失去直升机踪迹，到陈修文驾驶飞机在怀柔降落，该飞机始终处于雷达的盲区，一直没有被发现。
父亲根据直升机声音消失的方向，分析出其航向，是向北京方向飞。
于是命令空中正在搜索的飞机，向北京方向追击，搜索北京空域以北地区，要求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索，防止敌机在北京进行破坏活动。但依然没有找到直升机。
天已蒙蒙亮，轮到父亲团里的飞行员王*德起飞执行任务。这时传来消息，说：直升机已降落。于是父亲命令王*德返航，搜索行动结束。
这时参谋向父亲通报：上级通知从现在开始，任何飞机都不许起飞，飞行员、地勤人员不得接近飞机。
就这样，913之夜，父亲共指挥了13架次战斗机起飞拦截直升机。
王*德落地后，父亲发现陆军部队已接管了机场，在指挥塔台、跑道两头布置了岗哨，其中跑道两头架设了高炮。并再次重申：飞行员不许接近飞机，地勤人员不许对飞机进行常规保养检查。
军、师指挥所也被陆军接管。
军指挥所去了一个连的陆军。
军副参谋长张*兰早上走出军指挥所（昨晚应该不在战备值班室），发现岗哨全换成陆军士兵，很是疑惑，问发生了什么事？
参谋说：“我们被接管了。”
张大怒，说不像话！为什么不报告我？！要去找人理论
参谋赶紧拉住了他，说千万别说话。
张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出声了。
9月13日之后不久，父亲已知道三叉戟上的“要人”是林彪。
事情过去一两天后，一些消息走漏了出来，父亲得知后，给上级写了一份材料，反映912——913之夜父亲认为反常的现象。内容有二：
一、质疑上级传达总理指示有误。
事后开会领导说总理对直升机的指令是：坚决把它拦截回来。但父亲当时听到的指令是坚决将直升机击落，打下来。
二、明明有夜航独立大队的飞行员，为什么却命令父亲起飞？
接着，上级就“飞机（直升机）上有好人”言论开始了对父亲的审查。
军、师两级均派人来调查父亲。
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师调查组的人说：直升机里都是坏人，没有好人。
军调查组的人说：上面通报，直升机内全是坏人。
军、师一致认定：父亲的言论有问题。
军调查组个别知道内情的人还说：也太巧了！你在北戴河疗养，林彪也在北戴河。林彪跑了，又刚好安排你战备值班，还指定要你指挥！真是太巧了吧？
对于这些问题，父亲回答：
我认为我的言论没有问题，那只是个人分析。雷达最后一次发现直升机，是距外蒙边境70公里处。之后雷达看不见（直升机），无线电联络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它还飞回来，飞机里应该是有好人。
如果我有问题，事后我为什么还写材料反映当时不正常的情况？
如果我有问题，当时怎么会从洞库中调出8架飞机待命？！
我是师里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在那种情况下，这架飞机（林彪座机），应该由我指挥（上次林彪来视察，其座机就是父亲指挥的）！这很正常。
至于去北戴河疗养，是上级安排的，我本人并不知道原因。
父亲被审查了一个星期左右，江青发表了个公开讲话，大意是：直升机上有好人，陈修文是革命烈士。
这个讲话使父亲解脱了，审查不了了之。
以上是父亲亲身经历的913事件。欢迎朋友们理性探讨、指正。不欢迎怀疑一切的质疑。
几个当事人的下落：父亲——离休在京
师长——离休在京
刘*军——当时20多岁，现在何处不详
邓*道——不详
郑*道——转业到河南
王*德——转业到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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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刚是当年参加选拔宇航员的“医务人员”，30年后仍给人“正当年”的感觉，他感慨地说：“我们的检查设备比较简陋，但我认为我们检查出的这些对象，现在叫‘预备宇航员’，不比美国和苏联的差，甚至有些项目比他们的要求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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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国俊说：“我们坐在这里，周围给我们的压力是1个大气压，但我们那时的训练不得低于8个。”每当加压开始，方国俊就开始鼓气，用反作用力抗压，“加上身体素质好，训练结束时，我已经能够承受12.5个大气压了，也就是12个成年人压在你身上的分量你能承受住。”但高强度的抗“正负荷”训练，还是让方国俊的腹部留下了几十个凸出皮肤的紫色印记，他指着当时宇航员在机舱里的模拟测试照片说，看，我们的脸颊都变形了。照片上，所有宇航员脸颊的肌肉都呈几何形绷紧在脸骨上，而抗“负负荷”压力，就会让人体所有的肌肉往上推，五脏六腑也是这样。
　　已是满头白发的当年宇航员筹备组组长薛伦透露说：“训练到最后，目标定在4个人头上，方国俊当时以综合实力排在第一名。”而当年那位被气压压炸了肺的预备宇航员说：“看到方国俊被选上了很不服气啊，如果这一项通过了，我就不会被淘汰。”30年后的今天，他说这话时，微笑着，但眼神上仍是一副不肯服输的表情。
　　航天员是一种在空间从事航天活动的特殊职业的人，他们要在太空完成飞行监视、操作、控制、通信、维修以及科学研究等特殊的工作任务，并能正常地生活。方国俊说：“看到杨利伟手中的那根小棒了吗，那是宇航员延长的手臂，宇航员固定在坐椅上，有时够不到前面的仪表，你要准确地触摸按钮，不仅需要聪明也需要毅力。”
　　为了完成宇航任务，在离心机飞速旋转的训练中，方国俊控制着颤抖的双手，拿起了笔和纸，这个简单而艰辛的动作是对宇航员的基本要求。方国俊说：“自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为了国家利益你就是要当好汉。当时自己也有感觉到了极限的时候，但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硬是闯过了一道道险关。”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欣赏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前后训练一年半时间，当时科技人员已按照队员身高设计了宇航服。日，方国俊他们购买了14日飞往南京的机票，准备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了解星象情况，这是宇航员进入太空之前的最后一关。观察天象?是否因为准备仪表一旦失灵，在茫茫太空，这些星座能指引宇航员踏上回家的路?
　　方国俊笑说：“在太空有些错误可以迅速地纠正，有些错误不能出现，比如，打开舱门只能一次成功。在太空一旦出现问题，很难有生还的可能。”
　　正在此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国内政治形势严峻，航天大队解散了。带着满心遗憾的预备宇航员回到原单位继续飞行。据方国俊将军介绍，35年前，我们的宇航衣已量体做好，我国研制的那艘载人航天飞船已经制造好了，开始叫“曙光号”，后来毛主席把它命名为“东风号”。那时的载人航天飞船与现在的“神舟”系列一样。“如果不是‘九·一三’事件，个把月内我们就该上天了”。
　　坚守秘密是预备宇航员的铁律
　　宇航大队解散时，训练时的体会笔记、上课时的记录等，所有资料都被要求上交。至今，除了记忆之外，方国俊家里找不出任何那个时期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上级要求就是两个字“保密”，再就是嘱咐时刻等候通知。
　　方国俊说，被选人宇航大队时，要去做什么是保密的。不让告知家里人去哪里，当天的火车票，第二天必须到北京。首长说：“记住，不要和任何人接触，也不要与家里人联系，通信、打电话都不行。”
　　方国俊将军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大照片，这是他当时匆匆忙忙带妻子、孩子在照相馆的合影。“我预感到此次任务的艰巨。中午回到家，告诉妻子要出差，急忙带着全家到照相馆照了这张全家照，这照片饱含着我对亲人的深情，也饱含着我对党的忠贞，即使面前有再大的危险，那颗忠贞报国之心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军人，人人如此”。后来，这张照片跟随了方将军20多年，直到退休，他才将其放大，一直挂在卧室里。
　　1986年，又有消息传来，中国要搞载人航天飞行，方国俊十分激动，那时他已是中国空七军的副军长了，随后消息又沉了下去。
　　多年来方国俊一直保守自己当过预备航天员的秘密，对妻子也缄口不言，直到2000年这个秘密才被公开。那是一位了解内情的记者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第一代宇航员。
　　那天儿子拿着报纸满怀狐疑地跑回来问自己的父亲，这个方国俊到底是不是他，方将军反问一句：“你说是不是呢?”直到此时妻子、儿女才知道方老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儿子说：“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呢?”方将军笑笑说：“给你们说了我就没有党性了。”
　　今天，也许有人认为那时候就不该让宇航员上天，理由是那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和物质能力都达不到，上去了也会失败。方国俊将军的小儿子也怀着矛盾的心情说，作为他的亲人我们当然希望他越安全越好，但也理解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预备宇航员内心的遗憾。
　　随着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了解，笔者想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我们不是抓住了与苏联交好的时机，尽早地发展了地空导弹事业，新中国就不会赢得这样长久的和平建设时间，人家美蒋战机天天在头顶上侦察你，不把美国最先进的u
2侦察机打下来，我们又如何搞重点工程的建设?如果不是当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后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那我们如何能赶上今天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
　　他身后是一连串非凡的脚印
　　方国俊的父亲和爷爷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国家不强大，整个民族就没有希望。1950年，方国俊加入了志愿军行列。在准备赴朝作战的路上，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在鸭绿江畔狂轰滥炸，大家气坏了，盼着自己空军的强大。就要跨过鸭绿江时，空军到方国俊所在的部队挑飞行员。连指导员说：“小鬼，你去吧，让他们挑一挑!挑上了是我们的光荣。”
　　没想到，这一去就被选上了。临告别时，连长说：“别忘了，将来看到我们连队，就晃晃翅膀和我们打招呼，再给扔下点面包饼干什么的!”说得认真，回答得也老实：“好，我一定!”
　　经过一轮轮的选拔，方国俊于1952年7月进入长春第一预科总队3大队15中队当学员。接着又去了位于山西的空军第12航空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在苏联教官的带领下，三年后，方国俊获得了全航校第一批飞行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资格，随后，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中国第一批宇航员的选拔，全部是在空军中进行，而飞战斗机的飞行员又在首选之列。方将军说，宇航员选拔训练中的许多测试，在　常人看来很残酷，但在歼击机飞行员中很多项目都在实战中经历了，比如，飞机突然转弯，突然大幅度向下俯冲，向上拉升，与此同时还要看清仪表，判断敌情，这对人心理、生理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因而，在空军中，飞歼击机的飞行员技术最全面。
　　笔者看到舒云写的《“神六”背后的故事》，感谢他，将包括方国俊在内的19位参加秘密训练的宇航员的来历和下落一一找到。在他们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这些参训人员，全部飞过歼击机，有好几位是空军的战斗英雄，方国俊也是其中的一位。20世纪60年代，为打击台湾国民党飞机对大陆的骚扰，方国俊入闽“轮战”三次，战斗出动飞机300架次，他的战斗英雄称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
　　作为空军飞行员，仅有对祖国的忠诚是不够的，方国俊说，在空中，有时几分之一秒就会出现定局。
　　日，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上，上千人喊着口号、苦练杀敌本领的景象让人血脉贲张。当时方国俊还获得了“郭兴福式教练员”的称号。
　　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军事训练先锋连”连长郭兴福惨遭迫害，甚而被判处死刑。在那极其荒谬的年代，空军也成了重灾区。
　　预备宇航员培训队因林彪事件解散，方国俊从北京回到广东遂溪驻地，他晋升为空35师的师长，开始带队飞行训练。妻子的印象中，那是丈夫事业最艰辛的一段时间。她说：“军事训练停止了好长时间，恢复训练时，好多飞机往下摔。飞行员不敢上天，家属们也胆战心惊，一有飞行任务，家属们全跑到机场去等候，这更给飞行员加大了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敌人的侦察机一般都是夜间飞向大陆，为了闯入大陆空中“铁幕”，他们将机身也刷成了黑色，自命为昼伏夜出的“黑蝙蝠”。进入和平时期后，空军的训练课目重点还是放在夜间飞行训练上。
　　方国俊所在的空35师有四个飞行团，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飞行了。他把所有的飞行员集中到飞行现场，让大家观摩他驾机上天，然后让大家讨论。为了实战的需要，他还成立了“夜航飞行独立大队”。他带着飞行员白天、晚上往天上飞。有的家属担心了，说：“你这么年轻当师长，要是把我老头摔下来，我就拧掉你的耳朵。”其实方国俊曾经参加过两次击落敌机的战斗，成为一名战斗英雄和“特级飞行员”，到了1970年，34岁的他几乎飞遍当时我国所有先进的歼击机机型了。他认为，只要按科学精神办事，不断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自己带领的空35师一定能爬出低谷，他提出“奋战三年爬坡”，力争实现甲类团的口号。
　　夜间飞行，全凭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瞬间的经验判断，训练中会有飞行员从天上掉下来。飞行员心里没底了，于是，当时几乎每一架战斗机夜间升空，方国俊都坐在驾驶员后面，直到半年后，急火攻心使他腮帮子肿得老高，他向上级要人，空二师派来技术主任马昆。新帮手到任本该休息几天，但看到方师长已是疲惫不堪了，他很快就带飞行员驾机上天了。
　　“那个时候，妻子对自己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她是妻子，同时又是军人，他了解我的技术能力。”方国俊微笑着说。妻子说，的确是这样，在别人眼里，这样的飞行训练简直是不要命了，但她却没有这么紧张，因为她是放映员，师里经常会放映一些飞行员技术处理的录像，还会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其中她看到教学片中分析丈夫过硬的技术。1965年全军大比武时，作为中队长的方国俊就是空军的技术尖子。自己是飞行员的家属，更是一名军人，她需要做的，只有更多地承担他肩头的压力。
　　夜间飞行，星空是美丽的，尤其是机舱内光线暗，更容易看到星空的变化。虽然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尤其是夜间，全部注意力都在舱内的仪表盘上，但有时非常顺利地完成任务后返航时，方国俊偶尔会发现明亮的星星和月亮在身边飘过。他说，月亮里的山在地面上看是朦朦胧胧的，但在天空上看，上面的山脉十分清晰。有时一闪念会想到，我们的亲人也在看这弯月亮吧?
　　方国俊没有辜负亲人的信任，他创下了35师连续三年没有发生飞行事故的纪录，实现了进入甲类团的目标。
　　那时，技术最高的飞行员要能应对四种复杂气象，而这四种复杂气象中，雨雾中穿行是最危险的，因为云就在你身边缭绕，眼睛几乎对外界失去了观察作用。方国俊说：　“几年来我一直琢磨，究竟是‘艺高人胆大’还是‘胆大人艺高’?干别的不好说，但飞行员是要先胆大，才能在生死关头坚定沉着。”
　　在空中飞了40年，方国俊遇到的危险太多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驻上海时，毛主席到上海西郊开会，专机要在虹桥机场降落。为了安全，上级命令歼击机转场到杭州去。那一刻，大雨倾盆，按规定，能见度不到两公里，根本不能起飞，而当时能见度也就几百米。方国俊让所有的战机依次排在自己的身后，可以说，几吨重的战机在他手上，十几位战友的性命也掌握在他的手中。落地时，跑道成了一条河，庞大的飞机像鱼雷一样落在水里，刹车进了水，失灵了，全凭经验。
　　方国俊凭着过硬的技术，带领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十多架飞机安全降落，当时的险况不亚于与敌机空中面对面地交火。
　　段耐菊说：“他当团长时，师政委就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家属必须要有当寡妇的准备。’这话不是儿戏。在地面开车有危险，但可以施救，而在空中，几秒钟内就会机毁人亡。”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最担心的那段时间，就是方国俊练习歼击机“改出螺旋”。战机在训练中，如果是飞行员有意识地进入螺旋，那还好办，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就行。但如果是在无意之间进入了螺旋，飞机打滚，怎么都改不出来，情况十分危险，真有人在天上叫：“妈呀，我活不成了!”因为无线电开着，地面全听到了。螺旋状态假如改不出来，跳伞都来不及。
　　20世纪50年代末，空军曾进行过螺旋练习，但已间断了15年。为了帮助飞行员掌握“改出螺旋”的技能，方国俊就坐在飞行员身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天上带飞。每次丈夫去进行这种训练，段耐菊都在地面静静等待。这在今天看来，那是真正拿死神不当回事。有时到军里开会，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后，方国俊要立刻给飞行员补足课时。助手马昆来了后，即使方国俊没有上天任务，只要独立大队不结束夜间飞行，他也绝不会去睡觉。
　　段耐菊说，自己的丈夫为了训练“夜航独立大队”的夜间飞行，频繁地夜间上天，有一次，在上海虹桥机场，一个飞行员为了提高命中率，尝试缩小射击角度，但不幸打中了前面拖带着拖靶的飞机，虽然飞行员成功跳伞，但飞机坠毁了。这是个大事故，由于战斗机上都有照相设备，打中拖靶飞机的飞行员慌了神，怕自己再也上不了蓝天了，跑到暗房销毁了记录他操作失当的另一半胶片。
　　上级彻查，这个飞行员一开始不承认销毁胶片的错误。方国俊被关起来查事故、找原因。段耐菊买了中华烟和茅台酒送去，那时这两种物品都是单价四元。她印象中，当时的方国俊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敌军长，戴个大盖帽，叼着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是他第一次抽烟喝酒，可见压力之大。后来终于真相大白，那个飞行员停飞了。
　　段耐菊笑着说：　“今天飞行员的家属，就把围裙挂在那里，只等丈夫公休日穿上做家务。我们那时候要在丈夫公休日回来前，把家务料理得妥妥当当的，只等他回来享受家庭的温暖。
　　几次相处，笔者感到方将军很和善，但和善中自有一份威严，对使命的承担，对战友的关心，都让他形成了一种庄严与谦和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气质。
　　有一次，方国俊带新飞行员飞空战，他一架，那飞行员一架，两机保持一定距离。没想到重新编队时身后的飞行员没控制好，一下冲到前面去了，距离近得几秒钟内就可能两机相撞。作为飞行指挥员，心绝不能慌，方国俊立刻指挥前面的飞机拉起来，编好队，安全降落。从飞机上下来，方国俊先去安慰那个飞行员，不让他背思想包袱，再告诉他哪个地方没处理好，应该怎么处理。
　　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的上海，那天天气很不好，一架敌机离方国俊很近，可在云层里就是看不见。地面塔台指挥命令“开炮”，但在天上的方国俊根本不知道炮弹向哪里发，仅一秒钟的犹豫，敌机可能转晕了方向，把大海当天空了，一头向海面栽下去。上级两次说算他一功，方国俊都说这不能算，因为自己还没来得及开炮。
　　还有60年代初“轮战”在福建前线时，快要过春节了，上级命令方国俊带四架飞机战斗出动。机群升空后，他掩护战友在高空巡逻，两架战机打出的炮弹带着一溜的火星，哗哗地落在敌机上，眼看敌机冒着浓烟掉到大海里去了。方国俊说：　“空中打仗与地面不一样，生命是以秒计算的，快起来几十秒内就结束战斗。”上级要给方国俊记一等功，但他仍说，我不能要，我不是主攻。虽然没要这个功，但这些战绩为他入选宇航员增加了砝码。
　　方将军如今心里存着对往事的回忆，也珍藏着朋友的情谊。几十年来，他的朋友遍布天下，有许多人当年也许就是个普通战士或是基层干部，如今多已年过半百，但还不时地打电话，甚至不远千里来看望他，方将军说：　“每逢这样的事情，我的心情就会激动一次，甚至会落下高兴的眼泪!”
　　曾有陕西一个寺院的长胡子老人给方将军相过面，说他有一副长寿眉，耳朵纯厚大方，还说他心底宽厚，能活到99岁。衷心祝愿老将军和他的夫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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