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蒋介石到底在干什么(图)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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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四年留学日本居然没上过正规大学
&& 蒋介石四年留学：一没上过正规大学，二没得到毕业文凭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炮兵纪实：中国王牌部队征战和兴衰实录》揭秘：蒋介石留学日本的痛苦经历：“四年学炮：三年学预科，一年养军马”DD留学日本，一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二没得到毕业文凭。
　　留学生涯十分痛苦，蒋介石没现在许多海龟潇洒，日子过得艰难、很不爽。根子就是腐败的大清政府。
　　拿破仑说：“大炮是战争之神。”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炮兵纪实：中国王牌部队征战和兴衰实录》记述了国民党炮兵部队征战和兴衰历程，以其参加的历次重大战役为主线，撕开人们对战争惯常的想象，以鲜为人知的史诗式的史实展现人类战争史上最宏大的战争搏杀和残酷的场面！全书全景解密20世纪这支中国炮兵部队的命运变迁，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蒋介石和蔡忠笏、陈诚、罗卓英、邵百昌、彭孟缉、王观洲、刘华伦、庄国华等炮兵将领的人生传奇，公允、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国民党炮兵被岁月遗忘的沧桑辉煌，尤其是抗日战争中炮兵将士为抗击侵略者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是大陆62年来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关于国民党炮兵的书籍。书中有不少的解密内容。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早年学习军事，就是从当炮兵开始的，并且是出国留洋学炮。《国民党炮兵纪实：中国王牌部队征战和兴衰实录》披露，蒋介石留学日本，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学炮的经历是惨淡、痛苦的：“四年学炮：三年学预科，一年养军马”，最后连张预科班的毕业文凭都没有混上。我很喜欢这本书，特地作了一些转摘，纯粹是出于爱好这本书，希望作者不要追究俺侵犯知识版权啊。摘录如下：
　　蒋介石去炮科学习，是他年轻时的奋斗史，是他的青春梦想，然而又充满了磨难和曲折，同时给他以深刻的心灵创痕。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溪口人，父亲是个盐贩子，在他8岁时去世。由于寡母的娇生惯养，蒋介石自小就养成了想干啥就要干啥的性格。1905年，由于带头闹学潮，19岁的他连续转了好几次学，最后到了宁波城进了箭金龙津学堂。学堂老师顾清廉同情革命党，向蒋介石第一次讲起了孙中山、《孙子兵法》、日本明治维新，并告戒说：“小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大清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日本肯定是个军事强国。既是军事强国，在军事训练方面，定有先进要诀。有志青年应该出洋到日本留学去军事。”于是，蒋介石立志学军事，并决心去日本留学。
　　1906年4月，蒋介石带着寡母凑来的费用，第一次踏上了日本国，满怀希望地准备进军校留学。谁知顿然碰壁。中国青年进日本军校，须要由大清国陆军部报送才行。蒋介石四处奔走，无奈始终被拒之门外，只好选了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折腾到年底，才悻悻地返回国内。
　　第二年春，大清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前身），在各省招考学生。为了实现去日本留学的梦想，蒋介石带病报名考试，竟然被录取。在保定军校学习不到一年，1907年冬，陆军部宣布从学生中选派人员留日学习陆军，但规定必须参加过在校日语班的学生才准报考。所谓日语班本是官家要员为安排子弟暗中设立的，蒋介石哪知这秘密班？并没有参加。眼看机会就要错过，于是向校方打报告，说明他曾在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请求准予报考留日生。报告送上去后，迟迟不见校方批准。就在蒋介石绝望的时候，临考试前一日深夜，一个教官提着灯笼来到他的寝室，喊道：“谁是蒋志清（蒋介石当时的名字），谁是蒋志清？”把他从睡梦中唤醒后通知说：“你明日可以参加留日生考试。”
　　蒋介石喜出望外。第二天参加了考试，并在放寒假前接到了考取通知。于是，他寒假不回家过年，高高兴兴地在保定玩了一个寒假。第二年春，他直接从保定启程出国，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
　　这一次他进入了东京的振武学校。
　　蒋介石满以为就此可以实现自己学习军事的理想了。然而，进了这振武学校，心又凉了一大半：这振武学校并不是日本正规军事学校。原来大清政府认为中国学生智力低下，就是到了日本，也不见得一下子学得了日本的东西，因此特办振武学校，作为留日生的预备学校；并且学生们须在此先学三年，毕业后再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到日本军队实习一年，实习合格后才能升入正式的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军事。
　　蒋介石为振武学校第十一期预备生，学的是炮兵专科。这预科学校天天学语言，他早就会了，还有啥好学的？蒋介石于是转而与上次在日本时结识的浙江吴兴老乡陈其美密切来往起来，并由陈介绍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成了拿着大清学费而进行反清活动的革命党。学了语言，振武学校也不讲什么军事，天天做操，练习步伐，蒋介石干脆跟着陈其美，专门在浙籍同盟会员同学中进行活动，什么发传单、发展会员呀，啥都干，忙得不亦乐乎。
　　191O年冬，蒋介石终于从振武学校毕业了。12月5日，以士官候补生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在这里，蒋介石当了个二等兵。
　　尽管实习一年合格后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为在预科学校没学什么东西，来到了炮兵联队，蒋介石又燃起了满怀的希望，认为这次总可以去参加军事训练，去学点开大炮的真本事了。谁知联队派他去喂养拖拉大炮的军马。蒋介石连大炮都没见着，就当了养马兵。以后，每天吃完早饭，就得到马厩里去。
　　因为天冷，蒋介石实习的任务，就是用禾草把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擦热，使马浑身的血液都流通起来，早、晚各一次。北海道的天气本来很冷，而他往往马还未被擦热，自己就已是全身汗水淋漓。这天天去擦马，连联队的大炮都没见着。
　　这还不算。日军实行“武士道治军”，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蒋介石是二等兵，上等兵可以任意使唤他，上等兵之上还有下士、中士、曹长、特务长，完了才是正式的军官。这么多的“上级”，官官兵兵都管着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天天除了擦马之外，就是为这些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擦皮靴、补衣服……成了男保姆不说，稍有不慎，上级们就会来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绑起来，吊在木屋梁子上饿饭。
　　蒋介石“咬定牙根忍耐着”，盼望有朝一日能学到真才实学，可在联队当了10个月的兵，只是喂了10个月的军马，连见到一门大炮都是遥遥无期。
　　这种窘境并非是蒋介石一人遇到，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所有留日生都是如此。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不自强，堕落到去别国学兵法，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而大清国拿出重金，派留学生出国，又糊里糊涂地送到敌国（甲午战争被日军彻底打败）去学，自然是把那些留学生害苦了。学生们眼看花着政府的钱，自己却学不到任何“东西”，着急了，急了也不管用，日军教官就是不开恩，有关军事的事儿，闭口不言。一些学生见在学校和日军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跑到图书馆去找军事书籍，希望从那里找到日军强盛秘密的蛛丝马迹，哪里找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一本也没有。一次，一位同学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巴尔克战术》，如获珍宝，拿回来众人竞相传阅，后来才知这是一本早在德国公开发行的陈旧军事论著，在国内都随处可见。这样的“敌国留学”自然是越留越烦人。蒋介石期待的东西没有，由盼实习到恨实习，满肚子是怨气，失望又变成绝望，对外表光鲜其中早已经烂腐透的大清政府深恶痛绝。
　　世袭制的大清政府对外软弱，在内腐败，酝酿已久的地火终于喷薄而出。日，武昌新军几个士兵几声吆喝，立即引发全城暴动，辛亥烈火随即燃遍全国，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大清国在一瞬间就土崩瓦解，天朝上下一片尖叫和混乱。垂死的大清政府挣扎着派重兵南下，进攻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急电，陈其美决定在上海举行起义，策应武昌。为此，他给在日留学的同盟会员发出急电，催促他们回国。蒋介石向日军师团长长罔外史打报告，要求请假回国。
　　“干啥子！”长罔外史一把就拒绝了。
　　蒋介石坚持要请假走人，长罔外史硬是不准：“大清国委托我们管理，没他们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
　　蒋介石遭到拒绝后，也不理他，转而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联队长有权给士兵48小时假。稀里糊涂的飞松宽吾倒准了他48小时假，但告诫说：“你必须在48小时内归队，否则就要以逃兵论处，宪兵要缉查你。”
　　蒋介石支支吾吾地应着。随后，他连夜从高田乘火车赶到东京，向同盟会浙江省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在东京，为躲避宪兵稽查，他脱掉了二等兵军装，换上日本和服，并将军服和军刀用邮包寄回高田野炮兵联队。
　　24名留日学生登船回国了。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整整4年，3年学预科班，一年实习养军马，实际上没进正式军校就回国了。在4年中，他没学到什么军事知识，甚至连大炮都没直接接触过，更谈不上放上一炮，对大炮几乎没入门。后来，他当了三军统帅，在大会小会上对手下的将领、军校学生讲述他的“军事学问”时，只能说些让人觉得搞笑的东西，比如当军人就要爱护军马；要服从长官，军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要节制饮食，有益身体；军营要讲卫生，不能随地吐痰；要用冷水洗脸；士兵要俭省，要善于废物利用……至于起码的军事常识，都说不来，再要说下去，就只能说军人还应另学会一种技艺，比如养马什么的，以备退伍后就业，等等。
　　这样的留学生涯自然是痛苦的。
　　蒋介石等人离开日本后，11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全田康哉照会大清驻日公使，公文说，由于这些学生严重违犯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学校，将他们全部“开除”了，所付的培训银两不予退还。驻日公使在国内是“巨人”，高傲蛮横；出了国就当“小子”。接到这份公文，浑浑噩噩的他还不知情蒋介石等人参加革命去了，跺着脚，又气又骂，然而行走于人胯下，他哪里有什么办法？大清的银子又打水漂了。
　　蒋介石等人回国后，参加陈其美组织的东南地区反清起义。蒋介石率领义军攻克浙江省会杭州，然后返回上海，在陈其美手下担任沪军第5团团长。
　　蒋介石虽然后来也称自己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文凭之事却一直不敢提，不过没有去当唐骏，没买假文凭，没有就没有。
　　(责任编辑：刘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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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文化中心毛骨悚然 早年台湾流行的关于蒋介石的鬼故事(1)
&&&&纠察队
&&&&同类型的还有卫生队和之前提过的交通队等。
&&&&小学中低年级时，都很羡慕高年级的能当纠察队。因为纠察队可以管人，而且，小学生每次迟到都会被纠察队登记，对纠察队充满了敬畏之心。好不容易等到五年级，可以自己当纠察队管别人了，也感觉终于熬出头来，扬眉吐气。每天早上，总是在出门前，就要把那黄布绣着红字的臂章别在袖子上；放学了，也不肯拿掉臂章，走起路来，特别神气，大摇大摆地回家。
&&&&纠察队除了早上登记迟到的人，平常也负责校内风纪，比如午休时有没有人不睡觉，走楼梯有没有乱跑、边走边吃等琐事。不过，有时候看到低年级的萝莉们被登记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忍心的。有一次，我为了登记一个人，抱着负责任的热情，跑到对方教室里把他揪出来，没想到他们级任老师也在教室里，我没看到，反而被那个老师骂了一顿。
&&&&现在看到小学生纠察队还是那副样子，就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可笑。
&&&&小学鬼故事
&&&&其实，小学流传的鬼故事也多少反映出，小学生所谓的&恐怖&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是恐怖的本质。比如说好像每一所学校，以前一定都是坟场、刑场之类的，要不就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半夜会自动传出琴声，贝多芬像的眼睛会转动等，或者是那几尊看起来很邪恶的动物雕像会吃人之类的。排在第一名的还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半夜会自动起来巡逻。并且，这类故事一定要配上&我朋友&来加强公信力，并且&我朋友&一定都是忘了带东西回家，晚上回学校去拿。
&&&&小学时，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是，前任校长的遗体其实都藏在校长室里，而校长常常在换，就是因为都被学校里的恶魔给吃了。同学在描述时，表情还十分严肃。后来长大问起其他人，怎么大家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鬼故事呢？小孩子的脑袋果然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大人们编出来要小孩晚上不要到学校乱跑的说法。
&&&&日本学校与美国学校
&&&&我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和洋人。马路一边是美国学校，马路正对面是日侨学校。虽然在一般台湾人的小学里，偶尔也会冒出金发碧眼的洋人或名字是四个字的日本人同学，但绝大部分的外侨还是读这两家学校。所以，从小学开始，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有着爱恨纠葛的关系。
&&&&先说日本学校。小学时每年都会跟日本学校学生做交流，他们每次都会准备很精彩的民俗才艺表演，而我们每次只不过唱个简单的民谣，什么《茉莉花》、《梅花》、《望春风》之类的。在台湾的日本人很低调，虽然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反日情绪，但偶尔被激起时，他们学校的墙上会被乱喷漆，而他们只是低调地将其清除掉。
&&&&日本的小孩在台湾，即使在冬天也常见他们穿短裤短袖的。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当然这跟家长本身也有关系。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在公园里面玩球，大家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美国学校前面的那片红砖人行道，以台北市的标准来说，显得异常平整。每到下午三点，那条马路一定会塞车，几乎都是来接学生的车子。与日侨学校的纯日本人相比，美国学校里的学生其实四分之三都是黄皮肤的伪洋人。在那个年代，台北市还没有禁街机，不管是哪一国的小朋友，常常都挤在机台前面玩着或看着。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是如快打旋风（街头霸王）、格斗天王之类的游戏，这时免不了有&国际友谊赛&的情况出现。当然啦！小学生不一定懂得外语，但是，诸如&干&、&Shit&、&Fuck&、&八嘎&这类国际通用语还是听得懂的。不过说来奇怪，跟日本人就是不容易吵起来，但是跟美国学校学生常常玩一玩骂一骂互看不顺眼，儿童版的街头霸王很容易就当场上演了。
&&&&也许，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懂得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吧！
&&&&有关蒋介石的鬼故事--无头部队
&&&&青岐村是小金门最大的村落 阿水伯是青岐村土生土长的老人了 阿水伯在村口开了个杂货店 门口摆着花式撞球台 店里出了卖日长用品外 还卖些小吃 令外还帮附近营区 烫洗衣物 老两口生活过的还算不戳
&&&&多年来金门流传着无头部队的传说 至于事情的详细情况 除金门地区外 鲜为人知
&&&&[以下的 我 指的时 阿水
&&&&那是民国五十八年 那时后八二三炮战刚刚打完不久，局势很紧张 两边的水鬼经长摸哨 一个班的据点 一个排的拒点 甚至一个连的拒点被摸走时长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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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中华网还原真实西安事变：蒋介石为何杀杨虎城不杀张学良
[摘要]《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是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在档案和私人文件的上完成，还原西安事变的本来面目，披露了关于西安事变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谈及为何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书封内容简介：日，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60天剿灭红军的美梦，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半年后的全民抗战新局面；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新的组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牵动了国际大局。西安事变研究卷帜浩繁，然仍有诸多未澄清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还原了西安事变的本来面目，记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之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关于西安事变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本文选自：《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作者：杨翰 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出事之因日凌晨，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发动“兵谏”，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视察、部署，准备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著名的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此事件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斯诺所说，它“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演出了一场“惊险的好戏”。张、杨两将军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联共抗日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到一起，不计较团体和地方利益，不计较牺牲自己，引发“兵谏”，扣押蒋介石，是非常冒险的，它试图用军事手段迫使最高当权者改变政治路线，具有了军事政变的性质。张付出了软禁55年的代价，杨尤为悲惨，以一家四口殉难。作为杨虎城的孙子，我有责任研究这段历史。这种做法，在中国一直不为当权者所容，还被一些推崇封建忠君思想的人视为作乱犯上。因此，在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宣传，特别是对事变的主要策划、领导人杨虎城的研究、宣传上一直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缺憾。一种说法是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归咎为“杨虎城被红军打怕了，才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介石要调十七路军离开陕西，触及杨虎城的核心利益”，等等。要还原历史真相，需要从杨虎城的思想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张学良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方能理出其中的头绪。1．爱国情怀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自幼聪慧，但因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私塾。少年时当童工，16岁时父亲被清廷杀害；在当地，他组织起济贫扶弱的“孝义会”，而后演变成对抗官府、为本乡农民撑腰的农民组织“中秋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陕西大地，杨虎城带领两百余名“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革命军。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了讨袁护法运动。1918年，陕西靖国军成立。杨虎城率领以“中秋会”为基础的一团人马参加了靖国军，在护法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坚持信念与立场，不向北洋政府投降，他率部转战千里到陕北蛰居。在此期间，他派人与孙中山取得了直接的联系。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杨虎城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孙中山在大会期间亲自为杨虎城办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积极拥护他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1927年，他与李虎臣率领不足一万之旅坚守西安，抗击了八万北洋军的进攻与围困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先解围后，他部纳入了冯玉祥的系列，东出潼关赴河南、安徽一带与北洋军作战。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时的杨虎城思想上非常苦闷。1928年春天，为解除思想苦闷、寻求出路，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先到神户，后转到东京，住在东京近郊的大冈山，后又移居东中野。此间，为了低调隐蔽，他化名“呼尘”。杨虎城到日本不久，1928年的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日寇的暴行，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敢抵抗，命令北伐军绕道离开了济南城。接着6月，日本人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这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日本期间，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断加大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日趋严重的矛盾。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他从这里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五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电》。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杨虎城：《杨虎城泣告全国电》，参见《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同时在沈阳失守后，蒋介石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此二则日记为笔者手抄录于《蒋中正日记》，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民国二十年 九月十九日 星期六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恃，而况天哭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持（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局在即，亦唯有鞠尽瘁死而后已耳。民国二十年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由南昌出发回京。从这两段日记中人们不难看到蒋介石的一片爱国之心，但同时看到他并没有爱国的举动。面对东三省的丢失，蒋委员长既没调兵遣将更未下达抵抗的命令。一个是要“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一个则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这是多么大的差异呀！日，杨虎城在十七路军国庆纪念会的讲话中进一步表明他对抗日问题的认识与决心，他说：“目前是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却值国庆纪念，实在无甚可庆，我们要努力报复国仇，誓雪国耻。第一要排除私人意见，停止内争。大家确实团结起来，认清对外目标，在中央指挥之下，一致的动作。第二要充实我们的力量，拿我们十七路武装的同志来说，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要准备随时可以和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本军十余年来，每次作战，多为打倒军阀，现在准备更进一步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国家如灭亡，我们个人，还能独立存在吗？况且保卫国家，尤其是军人天职，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是要我们每个同志要切记，而且要奉行的。”[ 贾自新：《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杨虎城是较早公开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也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他此后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他对陕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杨虎城为了弄清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1932年初，派秘书米暂沉到天津，找到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试图从张季鸾那里了解蒋介石对日的真实态度。张季鸾对米暂沉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蒋的利益划分上，东北原就不是他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削弱了张学良的力量，还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你去找清政府吧！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存亡的矛盾；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力量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三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矛盾。在蒋介石的政治天平上集团利益从来都是最重的那一头。在他处理三大矛盾的顺序上，首先是解决党内的反对派，次之是共产党，最后才是日本，概括起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从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后，他每天都要写“雪耻”二字。但是在1928年到1936年这八年里找不到他雪耻的计划与行动，而对其他力量的镇压与战争却连年不断，血流成河。2．积极行动杨虎城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他认准的事情就要一直做下去的。他下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他就对抗日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都特别予以暗中保护。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多人参加，先后到陕西省政府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 贾自新：《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12月18日陕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西安骡马市口举行扩大宣传周，到会5000多学生。学生捣毁阻拦抗日宣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碎党部负责人田毅安住宅之物。对于学生的行动，杨不但没有镇压，还让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出面与学生认真对话，满足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人民的支援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声援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当时战场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向南京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南京军政部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一方面他发出通电，表示声援；另一方面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 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在《通电》中他再次表示：“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此后，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回电，响应杨虎城的讨逆电。这说明杨虎城的举动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当权者中一批爱国者的抗日情绪。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自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介石，要求率部队参加对日作战。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给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凉水。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以及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明知“涉外无小事”，但考虑，如将这三人交给南京政府，恐怕蒋介石对此事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此事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杨虎城以被土匪截杀，找了两个死刑犯枪毙搪塞了过去。1934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开展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同盟军在蒋介石的破坏下失败后，他将许权中又招回陕西，继续委以重任。许权中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变后仍坚决支持杨虎城的政治主张。杨虎城从张季鸾处了解到了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底，又经石家庄面见，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前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由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抗日决心。日，杨虎城在“国难”纪念日的阅兵活动中公然打出了“摒决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最早在国内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杨虎城与蒋介石杨虎城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是从1929年开始的，两者之间经历了一个由不识到合作，合作中由相互依赖到矛盾凸显，矛盾激化到最后决裂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两人的出身、理念根本就不同，合作的基础就是相互利用。当杨虎城执掌陕西政权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人的矛盾逐渐显现，暗中斗争逐渐激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两个人政治上的决裂——西安事变发生。1．乱世图存杨虎城在日本时与邓演达的代表连瑞琦，在日本箱根车站的候车室里商谈了他回国后的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是：（一）杨虎城决定回到部队，并约我一同回国去活动。（二）部队脱离冯玉祥，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以图扩充发展。（三）尽一切力量，使部队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部队干部，尽量吸收武汉政府退下来的青年干部，主要是未公开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五）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扩展革命势力，同时联络友军互相帮助。（六）部队中的共产党活动，一律采取秘密方式，万一暴露，设法送往安全地带。以上六条意见，作为我们回国后的计划和行动目标。”[ 连瑞琦：《箱根计划》，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2页。]杨虎城回国后，基本上就是按这个计划从事的。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前，与蒋介石没有任何政治关系，他那时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统。1928年底，当他回国到南京晋见冯玉祥后准备回部队时，一天意外地收到何应钦送来的一份请柬，约他吃饭。酒席间，何应钦对杨冠冕堂皇地恭维了一番，并谈到蒋介石对他如何关切及电促其回国的情况，最后送了一份密电本，让他以后与南京方面多联系。之后，杨虎城率领部队在山东“剿匪”，也没有与蒋介石联系。直到1929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濒于破裂，冯遂下达“时局不靖，集结兵力，缩短防线”的命令，要暂编第二十一师随孙良诚由山东向河南转移。这时杨虎城未听其命，没有向河南转移。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部队内部的大多数中上级干部，不愿跟冯的部队撤退。（二）胶东地方虽暂时得到安定，但原来的“匪军”残余以及张宗昌所属部队，仍在胶济路沿线日本占领区活动，希图伺机再起。（三）地方百姓也不愿意杨的部队离开。就在此时，何应钦来电谓：“胶东匪氛未靖，地方治安可虑，该部应即驻防原地，维持秩序，所有部队经费、番号等问题，中央当负责解决，诸希来京面谈。”据此，杨虎城便到南京见何应钦，然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面授杨部番号为新编第十一师（后因与四川赖心辉师番号相重，遂又由南京政府电令改为新编第十四师）。部队服装给养，统由山东省政府就近拨给。杨虎城径返莒县装备整编部队。按中央军三三制改编为一师三旅，每旅三团，人约一万四五千人，枪约万支。从此这支部队脱离了冯玉祥而附随到蒋介石部队的序列，参加了一年多的军阀混战。2．战中建功日，冯玉祥系的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将领通电指责蒋介石卖国，促其下野，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5月26日，蒋介石系唐生智、李品仙、何成浚等将领通电讨冯，数冯玉祥十罪。随着蒋、冯战争的准备开始，6月份，蒋介石为部署对冯玉祥的军事到了北平。6月23日，杨虎城由济南赴北平谒蒋介石，请示该师开石家庄的事宜。时为杨虎城部参议的赵鹏九说：1929年夏季，蒋介石到了北平，是准备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刀作军事部署，杨虎城为自己的生存也到了北平。蒋问杨如何解决西北军问题，杨告以“威逼分化”四个字，蒋惊异而吃惊，连说“虎城不是粗人”。杨虎城见蒋后又被改变了军事任务。蒋介石为了防备冯军由河南荆紫关东出切断平汉铁路，威胁武汉，就把守备老河口的重要任务交由杨虎城部来担任。8月间蒋正式下令：十四师半个月内全部集中于胶济铁路附近，乘火车直达平汉铁路花园车站下车，再徒步至老河口，所遗防务由陈调元派队接防；并邀杨到南京一见。杨虎城见蒋时，蒋对他倍加慰勉，说他在山东时的军纪好，当面密示调动他的部队是为了防备冯玉祥部由荆紫关东进，并问他的部队是否能与冯军作战？杨表示他才脱离冯的节制，马上就去打冯，不甚合适，但如果使他守一个地方，冯军来攻，激发了部下敌对情绪，就一定能坚守到底。蒋认为他的话很对，决定使他守备襄樊的前哨老河口。后经蒋的幕僚研究，认为老河口太靠后，不是挡住冯军出荆紫关的要路，乃使杨改守南阳。改守南阳决定后，蒋又当面问杨能守多久？杨说：“只要有米面吃，有子弹打，命令他守多久他就能守多久。”蒋闻之大喜，说：“你曾坚守西安八个月，我相信你可以守住南阳，至于粮食子弹，自然充分供应。”杨遵照蒋的命令，发电报给部队：到老河口后继续转向南阳进发。蒋为了稳固杨部，又给杨加委了“南阳守备司令”的名义。新十四师到达南阳后，蒋介石从汉口发来大米一万包，面粉一万袋，步机枪子弹一百万发及手榴弹、野炮弹和一些修工事的工具。新十四师以1.2万人计算，可足够半年之用。同时配给了杨部无线电一小队，报话机一部，队员十余人，杨部自此始有了无线电通信设备。1929年冬，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却被阎锡山软禁在了山西五台阎的老家，冯的总司令由宋哲元代理。双方主力在洛阳以西作战，宋哲元派刘汝明部由商雒出荆紫关东进。蒋的战略部署则很呆板，他令唐生智的第五路军在洛阳一带对付冯军主力，杨部则在南阳死守，等着对方。而杨虎城对这种布置不以为然，他派商雒籍的一些官兵化装回乡，侦察荆紫关以西的敌情。当他侦知刘汝明部并无后续部队支援，只是孤军出关时，断然改变坐守南阳的战法为“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在西峡口设伏兵，伏击刘汝明部。刘部由于无备，先头部队被打得大败，向西退去。11月25日，新编第十四师攻占内乡，俘敌500余名。杨部占领内乡后继续攻击前进，在淅川以东之三十里铺，与敌遭遇，激战一昼夜。刘部终于不支，撤退到磨泥湾、马蹬一带，两次组织反扑。所部因杨虎城亲临前线，军心鼓舞，勇气倍增。刘军则因屡败之余，虽勉强挣扎，但败势已无法挽回。交战不久，即全线动摇，大败溃退，窜回荆紫关，杨部继续追击，刘军弃关不守，一直溃退至陕西商雒一带。12月4日，杨部到达荆紫关，原计划将部队略事整治便打回陕西。当时，部队已将商雒地区的地图发下，准备继续向商雒地区进攻时，忽然接到刘峙电令，告唐生智倒戈反蒋，武汉危急，调杨部迅速回师南阳待命。杨虎城遂下令将荆紫关、淅川等地放弃，固守内乡，以巩固南阳地区防务，其余全部回师南阳。杨部回师南阳后不久，接到了南京政府的嘉奖令，新十四师改为陆军十七师。1929年冬，担任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的唐生智在洛阳以西刚打败了冯军主力，却又与冯玉祥携手言欢，自封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率主力由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总司令部设在驻马店。唐生智的讨蒋通电事先并未征得杨虎城的同意，却列入了杨的名字。米暂沉后来说：唐生智通电反蒋时，杨虎城正在淅川指挥部队追击冯玉祥部刘汝明，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你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你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你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我跟蒋是杂牌，跟你唐孟潇也是杂牌，你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连瑞琦：《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杨虎城虽对唐不满，但为了争取主动，也未通电否认，只是电告当时任杨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向蒋方表示否认。蒋介石对唐生智的突然叛变，十分惊慌，认为如果唐军进入武胜关，湖南的何键也会起来响应，会攻武汉。如果武汉失守，就丢了半壁江山。他派刘峙为江右讨逆总指挥，在河南信阳一带布防消极堵截。蒋令杨虎城留一部守南阳外，主力开赴信阳归刘峙指挥。一天早晨，杨虎城收到电台送来一封通过郑州电报局转来阎锡山拥蒋讨唐的通电，他听完电文后，立刻下令：留下第三旅守南阳，以第一旅附第二旅的一个团、一个游击支队为攻击部队；第二旅的两个团进驻方城和赊旗镇作为后方与前线的支撑；自己亲率直属队至前线督战。部队连夜向驻马店出动。第二天拂晓，杨虎城赶到了冯钦哉部的驻地赊旗镇。当他得知冯并没有按命令行动，冯钦哉还未起床时非常生气。当时，天上下起了大雪，道路已被大雪覆盖，冯钦哉以雪大为由不愿出发。杨虎城严厉地说：“你不愿意去，叫勉之把队伍带上跟我走！”说完马上就要出发。冯钦哉看情势不对，马上改口说：“我马上出发，不过你总得把任务交代清楚，究竟去打谁？”杨虎城听此言方改变了脸色，拿出阎锡山的电报让冯看，并对冯说：“本来我看见蒋家的天下不稳了，因而决定同唐孟潇（生智）合作。可是昨天我接到这封电报后，一想是由郑州电报局转来，你想郑州是唐孟潇的后方，阎锡山讨他的通电，能由他的后方电报局转到各方面，证明他的方寸已乱，还能成什么气候！先下手为强，因而我决定奔袭驻马店，给他个冷不防，戳穿他的心脏。” 冯钦哉听了杨虎城的这番开导，笑着说：“不用说了，你同青苑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叫子恒归我指挥，我给咱打头阵。我们经春水、牛蹄之线前进，你们在后边打接应就是了，咱们来他个‘李愬雪夜袭蔡州’。”[ 李振西：《1929年冬蒋、唐战争中杨虎城雪夜奔袭驻马店的经过》，《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页。]当时，大雪覆盖了道路，人马行军十分艰难，经常发生人或牲口掉到沟坑的险情。就连杨虎城也连人带马掉入了雪坑，费了好大劲，才拉上来。部队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日下午先后到达距驻马店30华里的沙河店地区。日的午夜时分，杨虎城部趁敌不备两个旅的主力混进了驻马店城区随即发动攻击。一时间，枪声四起，火光冲天，驻马店内乱成一片。唐生智的前敌总指挥晏勋甫不知去向，指挥机能完全破坏，部队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战斗力，只有到处乱跑，束手待俘。早饭时分，杨虎城率师部到达驻马店。杨虎城径直在市内到处巡视，一方面检查军纪，另外调整部署，做好战斗准备。唐生智得知杨虎城部袭击驻马店后，立即部署部队反扑。但他错误地认为攻进驻马店的，只是杨部的少数人，因而仅以一营一团的兵力反扑，结果日上午至3日早晨连续两天的进攻，均被各个击破。当他们发现判断错误，集中兵力准备总攻时，为时已晚，杨虎城部已全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1月4日拂晓，是反攻最激烈的一次。龚浩集中了两个旅的兵力，由驻马店西南猛攻，偏碰上早已做好准备的杨子恒部。同时，在驻马店俘获的中央炮兵团也全部加入战斗。虽然龚浩、刘兴两师的战斗力并不弱于杨虎城部，但徒以疏忽在前，自大于后，才使杨虎城部得以从容部署，反客为主，因而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只好知难而退，集中到驻马店以东地区，形成对峙的局面。杨虎城占领驻马店，给唐生智以致命的打击。当蒋介石、刘峙初接到杨虎城告捷的电报时，都不信杨虎城建了这么大的奇功。据说刘峙还疑惑杨虎城与唐生智设立圈套，诱歼第一师的主力，迟迟不进，因而一再电询进入市内的是否正规部队，进去了多少，龚浩、刘兴两师是否动摇。直到唐生智部与杨虎城部激战一昼夜后，龚浩、刘兴两师离开平汉线转移到驻马店以东地区时，刘峙才派铁甲车到确山来联络。第一师与十七师在确山会师后，决定将龚浩、刘兴两师包围于驻马店东郊而歼灭之。根据以上的决定，杨虎城当即下达了攻击命令。夜间11时攻击开始，杨虎城于1月7日夜10时左右，亲到驻马店东寨前沿指挥。攻击开始后，战斗很激烈，刘兴师几次将第二旅韩寅生团压迫到驻马店东寨墙根，杨虎城的手枪营也参加了战斗，杨虎城还亲到寨墙上指挥，他的秘书王菊人紧跟在他的身后，连帽子都被子弹打穿了，卫士好几个负伤。由于杨虎城坚持在前线指挥，部队没有退却，继而转危为安。与此同时，郑州附近的魏益三部也落井下石，将唐生智后方的郑州仓库没收。长葛洲一带的徐源泉部亦通电讨唐。龚浩、刘兴虽系唐生智的基干，但面对四面楚歌，无心恋战，与杨虎城部激战不到5小时，即向遂平、西平、漯河一带撤退。1月8日上午，刘峙乘铁甲车来到驻马店，代表蒋介石慰勉杨虎城，同时与杨虎城商定：第一师、第十七师与四十八师共同对唐生智部形成包围，将其歼灭在漯河、郾城一带。当天下午杨部即按照指定的路线开始了追击。在几支部队的合围下，先是唐生智化装出走，后来龚浩、刘兴也丢下部队悄悄溜了，剩下群龙无首的部队在漯河车站全部缴械投降。至此，讨唐战争因杨虎城发动驻马店战役的胜利而结束。杨虎城部俘获唐部官兵四五千人，缴获野炮六七十门，步、机枪三千多支，其他军用物资极多。1月9日，唐生智通电下野，表示悔过。1月13日，刘峙通电宣布，“讨唐任务已告完毕”。在讨唐战争中，蒋介石原来把杨虎城当陪衬用，计划只要求杨部能侧击唐军的右翼，协助刘峙主力作战。不成想杨虎城竟独挑了大梁，用奇袭战法一举解决了战争的关键，实出乎意料。当收到杨的报捷电后，蒋除复电对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叙奖外，立即批发了奖金10万元；接着明令把十七师扩编为第七军，由杨虎城任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冯钦哉为了邀功，在攻入驻马店后用缴获的电台，用明码越级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他率部已攻占了驻马店。蒋为了拉拢冯，战后亲自召见了他，当面给予夸奖。由此，蒋、冯之间建立了直接关系，为冯钦哉在西安事变时投蒋叛杨埋下了伏笔。为了表彰杨虎城在讨唐战争中所立奇功，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1月和2月先后授予杨虎城二等、三等宝鼎勋章各一枚。驻马店战役是杨虎城军事生涯中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自从军以来，独立策划发动的规模最大、缴获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例。杨虎城率部返回南阳，因缴获甚多，负责看守的手枪营转运了数月方才运完。蒋介石对此役的缴获也十分垂涎，几次去电，要走了绝大多数的大炮。杨仅留下少数补充了炮兵营。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在太原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宣布率军陈师中原讨伐蒋介石。同日，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司令职。历史上的蒋、冯、阎大战拉开了帷幕。蒋介石7月发表杨虎城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令他担任平汉铁路以西广大地区的作战任务，即向西防守荆紫关，向北协同平汉铁路正面蒋军的进攻。李志刚回忆说：“平汉路方面蒋方部队，除杨部外还有徐源泉、上官云相、萧之楚等军。阎、冯方面有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作主力，配合一些河南土著部队。不论是从蒋介石还是从阎、冯看来，双方的这些杂牌部队，都是不可靠的，但也是可争取的。因此，双方对这些杂牌部队都进行了秘密争取工作，互相争夺。”“蒋介石知道这些杂牌军不易指挥，他对症下药地派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指挥，指挥平汉铁路方面作战。他来做平汉线方面的总指挥官，怎样指挥呢？我记得1930年5月间，他由武汉进驻漯河，先把吃、喝、嫖、赌、吹搞个全套，杨虎城不会打牌，请人代打也得奉陪。何的参谋长朱传经对我说过：‘何老总这一套是高明的，起码把他们牵住不去打别的主意，平汉路根本不是决战的方面，只要内部不发生变化，能在对峙中顶得住，就是胜利。’事实上，平汉路双方杂牌军队谁也没有卖力气，就这样对峙了几个月。7月间，阎、冯联合汪精卫等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政府与南京政府抗衡，这时双方更是造谣离间，秘密勾结，已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北平开扩大会议开幕时，北平报纸就登出杨有代表参加。一次我由汉口到南京，于右任、邵力子都问我杨的真实态度如何，何成浚的几个重要幕僚陈光祖、杨揆一等也常用玩笑的口气向我探听杨的态度。所以办事处不但要宣传作战胜利，还要随时辟谣。在四五月间，冯玉祥先后派徐维烈、赵燕卿密来拉杨反蒋。杨用优待方式把他们软禁在南阳。但杨还是十分注意探听蒋及阎、冯双方的军事、政治变化。当陇海路主战场胜负未分的时候，杨要我切实注意该方面的战况，随时密报。”[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日，国民政府令，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八九月间，张学良率奉军入关，介入蒋、冯、阎大战。冯、阎在山东和陇海路相继失败。蒋介石要求其在平汉路的部队，分五路向陇海路西段挺进。杨虎城部为最西面的一路，任务是攻占洛阳。杨虎城纵观全局，认为冯、阎必败。接受命令后于9月初留下第三旅和第三、五补充旅三个旅留守南阳。自己亲率主要兵力出发，从叶县、鲁山、宝丰、临汝等地的冯军防御间隙中挺进到了龙门以南。在龙门与冯军宋哲元部发生激战，龙门为洛阳屏障，地形险要，过此即直达洛阳，地平衍，无险可守。时宋哲元驻洛阳指挥作战部队，派重兵扼守龙门。杨虎城率部抵达龙门后，面对强敌，他将部队分作三路发动进攻。他将部队的两个主力旅分置左右两路，自己只率少数部队居中。战斗激烈时，他尽量分拨正面部队加强两翼，仅留手枪营两个连在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力。当时有人顾虑正面兵力太单，恐为敌所乘，他固言无妨，只尽力督催左、右两翼加紧攻击。战七昼夜，终将敌军击溃，双方伤亡均极惨重。事后有人问杨虎城，当战激烈时，尽量增加两翼兵力，弃正面不顾，何以必然取胜？杨说，龙门为攻占洛阳必争之地，敌人正面配备兵务必厚，但因处于防御地位，不敢贸然出击，两翼仅为掩护正面，兵力不会太强，我军蹈以乘虚，以我之强，攻敌之弱，且我不在此面还留有佯攻部队，知人不明真相，此即兵家虚虚实实之计，必可克奏朕功。战斗结果证明了杨虎城这一军事预测的准确性和指挥的卓越性。杨虎城攻占龙门后，即迅速向洛阳围攻，他进驻西工，指挥攻城部队。这时宋哲元已退驻孟津，与刘汝明、冯治安部会合，洛阳仅留葛云龙师和警备司令徐俊卿部驻守，杨将军为了减少作战损失，改用政治方法解决，他派人入洛阳城面见葛、徐等晓以利害，葛、徐等见大势已去，亦允归城，唯于各项条件未恰当，往返磋商，历有旬日。 这时，蒋介石电令杨虎城部迅速向陕西进发，杨虎城遂将围攻洛阳的任务交给了其他部队。随着蒋介石在战场上的胜利，占领陕西后由谁执政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日，蒋介石给胡汉民发去了“拟先提杨虎城为陕西省府主席以鼓杨勇气”的电报。[ 笔者抄录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013号。]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决议。蒋介石之所以将陕西省交其管理，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因素：一、蒋介石系统发源于中国的南方，其本人又是南方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而西北特别是陕西曾是北洋政府近年又是冯玉祥的大后方，这些力量都需要清除。二、陕西地方文化沉淀太厚，知识层面非常敏感，地方人士本身不团结还排外，外籍官员不易统治。蒋嫡系的陕籍将领关麟徵、杜聿明、张耀明等资历太浅，不孚众望，在地方没有号召力。三、陕西自民国以来一直战乱不断，加之灾荒接连，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刚刚遭遇了特大旱灾，饿死百姓无数。经济上问题很大，绝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四、杨虎城是冯玉祥的叛将，用他来对付冯在西北的残余力量比较适宜；杨在陕西征战多年，特别是西安守城后在地方享有一定的声望和社会基础；杨本身没有文化，人虽“不粗”，但还是一介武夫，打仗可以，治省未必可以，搞得不好了随时撤掉即可。由于有这些考虑，陕西的政权就交给了杨虎城。蒋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进入“蜜月期”。杨虎城对整个形势认识很清楚，他对蒋的基本方针是，在其不危及根本利益时，以服从合作为主；政治上表面保持一致，实地里自搞一套。杨虎城亦自言“蒋介石之所以把陕西政权交给我们，是形势所迫不能不如此”。[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3．走向决裂杨虎城凭在中原大战中的战功执掌了陕西的军政大权，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可谓进入了“蜜月期”。不料，好景甚短，就在杨虎城刚抵达西安的第四天，11月4日，蒋介石即派郑州行营主任何应钦飞抵西安进行视察。表面上，蒋介石因为杨虎城替他打败了冯玉祥有功，特派何应钦为代表到西安来慰问杨。当时受杨虎城指派负责招待何应钦的连瑞琦回忆说：“何对杨说：‘蒋总司令希望杨在西北整理五年，就是在五年之内，不至有什么变动。过去冯玉祥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设施，一律由杨负责接收整理，中央决不插手干涉。’”[ 连瑞琦：《箱根计划》，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2页。]陕西机器局是由冯玉祥遗留下来的六个兵工厂改组而成，六个厂共有五千多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大革命时代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制造武器的品种是捷克式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和炮弹等。何应钦来陕西时视察了陕西机器局，并同意机器局划归省办。杨听说后很高兴，对连瑞琦说：“这与咱们的计划相吻合。但是蒋介石一贯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对于这种人要随时提高警惕。”何回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来电：“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杨接电后，十分愤怒地说：“蒋介石欺骗我。”在陕期间，何应钦召见了陕西民军总司令甄士仁，许诺为甄编几个师，直属中央，目的是想与杨对抗。何应钦的言行不一致，当然也就是蒋介石的言行不一致了。杨虎城对何召见甄甚为愤怒，很快以“甄寿山扩充武力，存心叵测，与统一前途，殊为障碍”为罪名将甄枪决。送走何应钦不久，1930年11月，蒋介石在陕西潼关设立陆、海、空总司令部西北行营，派顾祝同任主任，指挥陕、甘、宁、青的军务。顾祝同率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和陈继成的第三师驻扎在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让杨虎城最不能接受的是，蒋介石曾一度打算把陕西人民深恶痛绝的刘镇华的残部，由其弟刘茂恩带领再度进驻陕西，对杨虎城部形成监视、遏制之态。杨虎城则将十七路军布置在临潼、高陵、大荔、朝邑一带，对顾部形成半包围势态。1931年春，蒋下令杨虎城部裁减一师的番号并即停发一个师的经费。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第五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由陕西省承担经费。由此，马对杨心怀怨意，1932年调往天水时受蒋介石方面挑拨，最后叛杨投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弄清蒋介石的今后企图，杨虎城派长期负责与中央联系的李志刚两次去见蒋介石，代他向蒋表示：目前，甘、宁、青、新疆等省还是由地方军阀割据，自己愿将陕西军政大权交给中央，而率部西进，作为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杨虎城这种以退为进的谋略发挥了作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杨虎城还将对蒋介石的表示告诉了顾祝同以示自己的心迹。到1931年6月，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等在河北举兵反对张学良，蒋介石为了剿灭石友三，不得已将顾祝同部的中央军调离陕西，并将洛阳行营主任遗缺由杨虎城接替。1931年夏，杨虎城接掌了潼关行营后，对西北各省的地方军事力量积极进行了联系与收编。经过先后联系由蒋介石委任青海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陇东的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陇西的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甘肃河西走廊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天水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陇北的石秀英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一时间，甘、宁、青三省的军队都派有代表常驻西安，表示服从和进行联系。当时，甘肃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原大战前军政大权由冯玉祥控制。中原大战中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往日受冯军压迫的回汉地方武装，纷纷起兵，各据一方。冯、阎战败后，1931年元旦，蒋介石先后发表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企图利用回族力量控制甘肃，并以回汉制约以利驾驭。不料马鸿宾到任后，根本无法领导雷中田和高振邦。雷是西北军吉鸿昌的旧部，虽接受了蒋的番号，但始终忠于冯玉祥和吉鸿昌，念念不忘如何恢复旧日西北军势力。在冯玉祥和当地不服回民统治的一些人士和政客的策动下，雷于日将马鸿宾扣留，自行改组了省政府，由马文车担任临时省政府主席，雷中田自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之后雷积极扩充势力，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一变化当时被称为“雷马事变”。杨虎城在接掌了潼关行营后即派赵晚江代表他到甘肃与各方联系，不料赵一到甘肃就与雷中田勾结。“雷马事变”前未曾报告，事变后他居然当上了临时省政府委员。杨得知后十分震怒，即电撤销了赵晚江的代表身份。派行营参议杜斌丞、蒋听松入甘调查了解事变情况。杜、蒋了解后得悉甘肃政局相当混乱，既有集团利益冲突，又有深刻的回汉民族矛盾，而且各方都在积极备战，蠢蠢欲动，一旦战争爆发，定陷百姓于水火。鉴于此情，杨虎城要求出兵甘肃平息混乱。而蒋介石在甘肃大肆收编地方武装就是为了在自己力量还达不及时，让他们相互矛盾，互相制约，以便于控制，特别是可借此关上陕西的西大门，防止杨虎城势力进一步向西北其他地区发展。甘肃的混乱符合蒋的战略安排，他就将杨的出兵要求搁置不复，默许了甘肃政局混乱的继续。1931年8月，在北伐战争中被打败的北洋军直系头子吴佩孚，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护送下，自称兴国军总司令，率领八大处几百人的队伍由川北进入甘肃，受到天水甘军马廷贤的欢迎。马接受了吴所委任的“兴国军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头衔。继而又受到雷中田、马文车的欢迎，11月初进入兰州。吴佩孚抓住当时甘肃政局混乱的机会，首先出面调解了“雷马事件”，恢复了马鸿宾的自由，取得了当地势力派的支持。于是吴佩孚再展威风，一面让雷中田宣布独立；一面让四川刘湘、田颂尧、邓锡侯与甘肃、青海的雷中田、马步芳等18位连衔发出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杨虎城认为进军甘肃的时机到了，将有关情况和出兵要求一并报给了蒋介石。蒋也生怕这个好不容易才打败的吴佩孚东山再起，遂同意了杨的请求。杨即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领所部（缺赵寿山旅）并以潼关行营参谋长的名义指挥甘军陈圭璋、鲁大昌等一起协同平乱。孙部在甘军陈圭璋等军的支援下，经过定西、会宁的激烈战斗，消灭了雷中田、高振邦、王省三等三部，于同年12月初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等经宁夏逃往了北平。赶跑了吴佩孚、雷中田等，甘肃无人主持行政。杨虎城就电令孙蔚如暂代甘肃省政府主席并报蒋介石备案，意在试探蒋介石的意图。果然蒋很快复电，仅明令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表明他不同意孙主甘的态度。杨虎城为了维护已经在甘肃取得的军事利益，向西继续发展，无奈之下向蒋介石保荐了蒋的亲信、一向作为蒋杨之间政治桥梁的邵力子。这样一来，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头一天，杨的电报发出，次日蒋即复电照准，于1932年4月下旬正式对外公布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邵5月上旬到兰州上任。同时撤销了甘肃宣慰使署，免了孙蔚如的甘肃宣慰使，升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孙交出政权后移驻平凉。蒋介石通过杨虎城图甘的过程，看到了杨的发展企图，于是想方设法削弱杨的权力与力量。先是于1932年5月将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限制了杨经略西北的权力，接着10月策动陕西警备师马青苑在天水发动叛杨兵变。马青苑在杨的亲自剿灭下失败，只身逃到南京，蒋介石先安排他进陆军大学深造，以后又派任平汉铁路警务署署长。1933年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建立川陕边区根据地，陕西汉中情势紧张。蒋介石先调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汉中。2月间又下令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这样，蒋一下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将杨虎城军事力量平稳地移出了甘肃；二是将自己的嫡系揳进了西部，看住了杨虎城西进的通道；三是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进一步削弱杨的力量。三十八军主力调汉中后，杨虎城仅有两个补充旅和一个炮兵营留驻平凉，由杨渠统以陇东绥靖司令的名义统领。杨渠统将部队由原来的每旅两个团扩编为每旅3个团，还收编了当地土匪成立了骑兵，另外增编了工兵、辎重营连同原来的特务营形成了一个整编师的规模。杨渠统看到蒋介石对杨虎城的限制，认为自己在十七路无再发展的空间，于是向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蒋的嫡系）表示希望向外发展的意向。他没有采取公然叛变的举动，同时向杨虎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朱绍良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将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从杨部肢解了出去，调到河南归刘峙领导。随着杨渠统部的东调，杨虎城的军事力量彻底退出了甘肃。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1月整整三年时间，他企图掌握甘肃军政大权，建立西进基地的计划遭到了失败。随之，马仲英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在新疆被盛世才消灭；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都被蒋介石用金钱和地位拉了过去。1934年4月，蒋介石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邵力子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这是自1930年以来蒋对杨最重的一次打击，从此，蒋介石的政治势力正式进入了陕西。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也由紧密走向决裂。1934年10月，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战争的胜利，红军开始长途转移。蒋介石逐渐关心起西南、西北地区来。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他为了拉拢杨虎城，在到西安的第三天就专程到杨虎城家中，看望杨的母亲孙一莲。经过是这样的：刚到西安不久，蒋的侍从室就通知杨虎城，说委员长要到杨家谒见杨的母亲。杨虎城感到很突然，遂诚恳致谢，再三劝阻，但劝阻无效，只好通知红阜街家里做些准备。杨虎城自1930年11月率领十七路军在中原大战中打回陕西就任陕西省主席，可谓荣归故里，但他始终与部队住在一起。当时他自己偕另一妻子谢葆真住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新城里。而在西安城内的红阜街为其母亲、妻子张蕙兰偕长子长女、弟弟杨茂三一家租赁了一个院落居住。为了迎接蒋介石，杨家着实忙了一阵子，将院落、房间打扫清洁，正在上学的长子杨拯民、长女杨拯坤也都向学校请了假，等在家里候驾。杨拯民回忆：蒋介石到西安后天气连阴，接着又下小雨。10月15日那天下午三点钟，在父亲和葆真娘的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大驾光临舍下。在大厅里向我祖母行三鞠躬礼后，即延请至客房坐下。蒋和祖母分别坐在方桌的两旁，宋美龄和新娘坐在床上，父亲坐在祖母旁边一把椅子上。后由叔父领着我和坤妹晋见。我们进客房后，先向蒋、宋行鞠躬礼，蒋笑问我们年龄、学级，我和坤妹一一作答。蒋介石说了一句客套话，夸我们聪明；宋美龄则奇怪地询问客房里为何设有床铺？父亲解释说，若有客来可以在此住宿，床是为备用而设。蒋连声说：“好！好！这样很好！” 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脸形瘦削，那天穿着长袍马褂，披着斗篷；宋美龄年轻美貌，穿着高雅，头发后边有一个小发结。蒋在我家前后待了约有一个小时。也许有人会认为蒋的莅临是父亲和家里人的殊荣。其实，蒋介石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他到西安后就听说父亲是个孝子，于是才萌生了谒见祖母之举。他用这种方式向父亲示宠，进行拉拢，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父亲拥护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杨拯民：《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另外，蒋介石每次见到杨虎城都在金钱上施以恩惠，随手就给一个信封，里面装的不是5万就是10万元的支票，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之道。尽管蒋介石对杨虎城是又打又拉，但终究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基本政治立场。蒋、杨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和东北军入陕后日趋尖锐。结交张学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后，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在陕西的北部找到了一块可以栖养发展的地盘。随着红军的北上，蒋介石将“剿共”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北移。为了完成“剿共”大业，1935年11月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由此开启了杨虎城、张学良合作共同推动抗日的新阶段。“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行军过程携带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地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纠纷不断，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里，双方经常动手互殴，有时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安置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因此，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也发生许多纠纷。这些矛盾与问题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反而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更便于他操控。同时他还以惯用的手法，分别对张、杨当面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人分别对张、杨进行挑拨。他们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企图扩大矛盾，制造混乱。1．少帅特性张学良小杨虎城七岁，有着与杨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在其父张作霖的宠护下，他拥有优异生活和良好教育，形成聪明、敏捷、任性、自负和放荡不羁的性格。皇姑屯事件前，作为“东北王”的长公子，他有条件接触、了解当时各种先进知识和哲学思想，有机会交往当时代表各种思想和政治倾向的社会人物。同时，优越的生活又使他成了追求享乐的花花公子。于是，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想追求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同存于一体、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和西方的价值观混融于一身。这应该是青少年时的张学良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形成既能有“荒唐浪漫、任情放荡、无所不为”，又有“忠义豪爽、国家至上”的社会实践之双重行为表现的内在原因。他27岁，皇姑屯事件发生，子承父业成了主政东北、统率三军的奉系军阀首领。他牢记国仇家恨，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面前，他毅然与南京政府合作，实行“东北易帜”。之后，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维护统一、实施新政，大力发展教育，兴办工商业，试图实业救国。1930年，他反对内战，武装干预“中原大战”，他派20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使得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军失败。同年，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虚名炙手，可谓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日，日本侵略者炮击并占领东北军北大营进而占领沈阳。根据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系列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奉行了“不抵抗主义”。很快，吉林丢失。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虽率部在黑龙江组织了一些抵抗，张学良也私下给予一定支持，但还是由于总的政策上的不抵抗，1932年2月底黑龙江沦陷。此时的张学良，从感情和利益上他是应该抵抗和收复失地的。但由于他开始时对日本侵略的误判，后又要从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维护“领袖”的形象。他只能说一些“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之类的话。面对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他说出：“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由此可见其内心所受的煎熬！由于“国联”的纵容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不到四个月，东北军退到了关内，东三省沦陷，举国哗然。少帅丢了自己的祖基地，东北军成了丧家之众。东北沦陷后，张学良想要用抗战的实际行动洗刷“不抵抗将军”的奇耻大辱，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一方面，他支持组织抗日的义勇军；另一方面，他公然对抗蒋介石的特使汪精卫要他“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的阴谋。他积极联络各方，力主热河抗战。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江西“剿共”，面对张学良的请战，只好做做姿态，让张学良自己去抗战。日，因日军进攻而起的热河抗战终于打响了。但由于南京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支持；阎锡山也是阳奉阴违，不服调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日军128个骑兵就占领了承德城。这样，尽管张学良做了很大努力，但仅仅十天，热河失守。“不抵抗”失去了东北，指挥热河抗战又遭失败，国内舆论大哗。南京政府为了推卸责任，摆脱困境，在蒋介石“当前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你我两人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的“暗示”下，张学良通电下野。在全国人民一片反蒋声浪中，年轻的少帅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欧洲，他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他被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所迷惑，信奉法西斯主义，迷信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搞法西斯主义；他积极支持蒋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把东北军带向了“剿共”的前线。2．莫逆之交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政府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东北军的主力都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剿共”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部队。西安城里与周边都驻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军事控制权掌握在杨虎城手中。东北军初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把杨虎城根本不放在眼里，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刚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长官架势。对杨，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面对张学良的傲气，杨虎城动了一番心计。有一天，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大会一开始，杨首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杨说，讲到这里，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当晚，张学良仅带了一两个警卫人员，亲自到杨家，表现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副傲慢的样子了。一天，宪兵营长向杨虎城汇报，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居民发生争执，宪兵营出面调解，东北军不服反而又与宪兵营发生了冲突。杨虎城对这位营长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后，杨虎城原想依靠自己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之目的，必须先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他和高级幕僚深入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后认为：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得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九一八”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使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沛流离，力量逐渐削弱。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上来看，蒋将“九一八”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杨虎城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强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弱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随之，杨虎城改变了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开始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秘书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后来张与杨又一次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的问题了。[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3．以诚相待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战前，杨虎城看到张学良的作战命令。他认为张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这样一来二往，杨与张的个人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最后促成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政治同盟的关键还是蒋介石和他的“剿匪”战争。东北军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部队损伤惨重。当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得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学良虽仍叫“副司令”，但已不是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而只是一个地区的战地“副司令”了。他在南京，已没有当年的荣耀与神气。许多人对他的态度由阿谀奉承变为了敷衍应付，甚至鄙视、讽刺。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杨虎城很清楚，要抗日，不反蒋是不行的。为使张能认清蒋介石的本质，1936年初的一天，杨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张学良说着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了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尽管几十年后，张学良否认了蒋介石曾给他有过“不抵抗”的指示，但当时确给杨虎城出示了相关文件，博得了杨的同情。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1936年2月间，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开展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费没有及时汇到，王很着急，杨便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先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后，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1936年春季的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家中回来，对秘书王菊人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这时，他们两人共同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指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在一起秘密地研究了好几次。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关系确定后，便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这也使两支部队的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特别是1936年4月初，他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竟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恩来过人的才智所折服。在那个时期里，张学良的思想和行动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甚至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张学良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后，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印书馆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暗示杨要有所注意，他指出“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人证。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发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他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西安到天津去躲避。4．风雨同舟日，发生了两广事件，即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从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容的谈话中得知，广东、广西要联合起来反蒋，但如何行动弄不清楚。为了掌握局势，杨派了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两广的情况，同时了解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的动向。如果两广反蒋，他们将会如何行动？崔孟博从天津回来报告说：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很快将见诸行动；韩、宋反蒋也是真实的，但抗日是不可靠的；阎锡山极靠不住；西安方面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虎城听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援。杨虎城拿着两广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张对杨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的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同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时未作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第二天的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