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人民公社为何会使农村致穷？　　高致贤　　　　人民公社为何会使农村致穷？一句话：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一是几千年形成小农经济思想，公社要在短短几年内使农民经济实现公有化不符合；二是极其复杂而悬殊的自然地理，公社想在山区实现机械化不符合。人民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以&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打击。　　一　　解放后，土地改革让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收入全归自己所有，于是，千百万农民积极主动地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和尚也参与种地了。　　可两三年就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立即将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分红全部取销，投入多而劳力少的农户的经济收入减少了，投入智慧也不多得收入，生产积极性开始受到挫伤。　　二　　1958年秋，又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就将一个乡以内的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与乡政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称为“政社合一”体制。公社刚把高级社之间的经济收入拉平不久，马上又扩为一区为一个大公社（当时贵州全省的县下面还设区，区为县的派出机构，一个区管着若干个乡），原来的乡级公社又改为管理区，再将乡与乡之间的贫富拉平。社员生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同样吃，富的失去积极性，贫的有了依赖性，平均主义成了“均贫主义”。　　公社统一核算，但并没有将收入分到农民手中，粮食全部由公社掌握，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个人就变为公社“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任公社书记个人摆弄！ 　　至此，在农业经济利益分配上，经初级社的半扯平，高级社的全扯平，小公社的大址平，大公社的更大扯平后，“一大二公”变为“一打二光”。即是不入公社的就打，至少打成“坏分子”；社员的私人财产分光吃光。　　〈一〉　　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使“一平二调”、“五风一化得逞。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公社对耕地实行统收统分，仍以各家各户自种自收，自负盈亏，区公所要把全区范围内的成千上万户农民的经济收支扯平办得到吗？长期无偿调用这些农户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办得到吗？ “一平二调” 就搞不成。　　一平二调搞不成，区公所就下能将农户的粮食产量虚报浮夸几十倍；也不可能将富裕地区和富裕户的财产任意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去“共享”；区、乡领导也不可能主观下达农户的生产计划，、对分散农户生产进行瞎指挥。　　 “一平二调”干不成，“五风”刮不起，“一化”也就“化”不了！“大跃进”也就“跃”不到农民皆穷了！　　〈二〉　　公社将私人财富“共产”后，不但迫使农民取消自有财产的保护意识，还助长了滥用公有财产的心理。如私有财产归公后，原有农户认为，与其让别人遭踏，不如自己把它毁掉！公社办办起公共食堂后，粮食全由公社统一保管，统一处理，家庭私有粮产彻底消灭，社员绝了自创财富之望。　　公社将历来分散的农民组成军事化的建制后，社员离开生产队也必须由公社批准，出具证明才能到食堂领取外出时间的粮票和伙食费，而且将你离开公社的时间、路线、食宿点都划定了，超出规定的时间、范围就要被外地作为“流蹿犯”押送回原籍处理。　　上述可知，“一平二调”和“五风一化”为什么能搞得那么厉害？就因有人民公社成为它们表演的最好平台，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国民经济元气大丧。全国饿死的农民太多了，中央于1961年下达“十二条”指示，开始整风整社：公共食堂下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方案，粮食分到户，吃饭可自行安排，尤其是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农村市场活跃，才使政局稳定下来。　　可是，随着又来了个巩固人民公社的“四清”运动，把农民扩展几平方尺的自留地视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民中打“暴发户”，划“新地主”、“新富农”，又一次打击了农民自主生产的积极性。　　〈三〉　　文化大革命把是否巩固公社的体制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高度，并把巩固人民公社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来批判，弄得农业生产无人管，地里的野草高过禾苗，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流传。　　1962年，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可划给农户一定的“自留地”，全队自留地不超过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5%。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在内蒙调查发现：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十倍于公社的收获。“自留地上亩产过千斤，集体的一百来斤”，他说，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可有的地方，当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孬地分给社员用作“自留地”。结果这些孬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赵修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　　尽管若干事实证明公社体制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政府还是要千方百计巩固它，且把农业单干定为“资本主义”来消灭。　　农民缺粮，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干薯片作口粮，但政府还是把缺粮的根源找在农民侵占公社耕地上，一些区、社将农民自留地全收归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压制到了冰点。　　〈四〉　　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双包责任制”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随之废除，结束了它在中国农村二十余年的桎梏。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对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给予了充分肯定。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件下发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就达到农户总数的95%以上。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从人民公社的诞生到结束中的许多劣行，到它垮台后农村经济的飞跃，可以说：人民公社体制不符和我国当时的国情。　　常言说：树大要分桠，儿大要分家。这分就是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公社之合，就限制和压抑了多种积极性，使农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　　　　2008.10.写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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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口号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喊口号恐怕更早了。
　　对对,　　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人民公社为何会使农村致穷？一句话：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依我看，不仅仅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根本就是不适合地球的球情！　　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来治理国家，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火星撞地球。　　秦始黄就算再派遣八亿人去寻仙求丹，一样是徒劳无功。因为世上本无仙药，何处去寻？人类社会诞生至今，何曾有绝对的公与平。一言以蔽之：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梦想和现实那是绝对有差距的“。
　　　　　　作者：wqx4524　回复日期：　16:30:53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要搞清谁是谁非，必须要搞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事实“文革”是“大跃进”运动的延续。对“大跃进”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分成了两大派系。以毛为首的一派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一派坚持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目的的务实的道路，两大派一直斗争不断。从“大跃进”的发动开始，先有毛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左”，他要“反反左”，迫使周陈二人作检讨，以至58年“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但很快饿死人的灾难就出现了，“大跃进”的中途，59年庐山会议上毛坚持错误，将上“万言书”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灾难继续，至61年底中国也造成几千万人死亡。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与毛产生分岐。毛退居二线后，刘邓开始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才结束了“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但使毛刘的矛盾激化，毛泽东于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置于死地，邓小平靠边，还伤及许多无辜。　　　　 坚不坚持毛提出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毛将它定为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根椐以上脉络，两大阵线十分清楚。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卷入了不少人。但总离不开一点，对58年“大跃进”的态度。因此，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认为赞成“大跃进”，走“人民公社”化道路，坚持“公共食堂”的就是走“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走“资本主义”。毛泽东掌权期间，看似斗争不断，纷纭复杂，但看清楚了，事实上都为了那“大跃进”产生的分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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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还有联系的!!
　　以前我也未将公社、大跃进、文革联系起来想过。只是客观地写。
　　杜润生谈农业包产到户（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胡耀邦与农业改革　　　　记者：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您担任副主任，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　　　　杜润生：农委刚成立时，我是副主任之一，另外两个人是张平化、张秀山，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其他委员多是兼职。　　　　为什么调我回归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主席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你们知道，1955年，我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在万里和赵紫阳的支持下，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当时，中央怎么看？你们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　　　　杜润生：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的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他们办了几件好事。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地区减免了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是有帮助的。但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我刚到农委工作时，也面临着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局面。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遵从当时中央的总体意见，拒绝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的确应该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　　　　杜润生：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有志之士的意见，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　　　　记者：胡耀邦当时有什么意见？　　　　杜润生：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主要是搞水利。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表示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历代朝廷都提出“重本抑末”。人多地少不免过度开发坡地、林地、湖面，环境会造成破坏。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需要另行讨论，发出专门文件。此次所发文件只能就水利投资问题做文章，看来水利也不能忽视，现时要靠它提高单产。　　　　耀邦同志同意给文件加点内容，转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修改后发出。这时他很兴奋，说：要立志从现在起，改弦更张，首先把“农业”内涵说明白。　　　　记者：由于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重要贡献，在全党威信很高；现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意见分量很重的。　　　　杜润生：是的。这期间，胡耀邦对植草造林、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发展小工业，不断提倡，不断宣传，不赞成投资大搞水利。因此水利部门对此有些意见，并引起李先念的不满。一方面，我对耀邦说：灌溉和防洪不能不搞，问题是如何搞。另一方面，我提醒水利部门同志：新搞大水库要慎重，北方水库不出几十年变成泥沙库，要搞科学论证。当前应重视改善和提高现有设施的效益，实行有偿用水，节约用水。现在看来，耀邦同志对过多的水库设施提出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待明确的大问题。　　　　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一时间，内蒙古的书记周惠也请中央同意把土地借给农民，让他们包种。我批复周让小农经济恢复是不利的。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搞“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张根生、余国耀等人去内蒙古、甘肃、宁夏考察，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我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他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渡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包产到户的酝酿（续前）　　　　　　记者：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农村改革的县。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我们看到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您能讲讲吗？　　　　杜润生：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当然可以讲的。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开个会来讨论一下。　　　　　会议由我主持，我的开场白很简短：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记者：从时间上看，这次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地主摘帽，“右派”甄别，干部落实政策;经济方面提出三年调整方针，同时准备经济体制改革。许多认识问题很不一致，会上是不是争吵很厉害？　　　　杜润生：是啊，当时的确是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大家思想准备又不足，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主张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认为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　　　　记者：你们在会上进行争论的同时，社会上也在争论，当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张浩来信，对包产到户提出指责。　　　　杜润生：张浩来信能成为一个事件，当然代表一种倾向了，但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还是由于王任重的批示。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正好在会议期间，于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　　　　记者：这对你们会议的讨论有影响吗？　　　　杜润生：有影响，但不大。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向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记者：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你们是不是都及时地上报中央？中央对此怎么看？　　　　杜润生：在会议期间，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的。3月22日，王任重　　　　
　　　　为什么要取消公社体制？　　——兼答抱定公社体制者　　高致贤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它实在不符合中国国情，长期压抑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中央才正式决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中央为什么要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上层决策我们不很清楚，但作为公社从始至终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亲身体验，和从改革开放的总政策的学习中，我感到中央取消公社体制的正确性。为什么呢？公社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总政策精神。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很快发展经济？全面解放了生产力！我以为中央改革开放总政策的精神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打破一切束缚生产力的枷锁，让每一个个体的聪明才智和体能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把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充分调动起来，变少数人的积极性为多数人的积极性，变光有领导的积极性为群众与领导均有积极性，将整个国内建设搞活，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促进整个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不取消公社体制，这个目标就难以过到。　　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束缚农业生产力？本人在《公社体制使农村致穷》一文中举了许多实例，只是尚未将问题挑明。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人民公社就是放大了的私有制。社长相似（请注意：相似不等于是）于大地主，且似官僚地主；大、小队长相似于大、小管家；广大社员就是任他们使用的工具。社员只有劳动的任务，毫无管理权利；社员本身不够吃，公社还要硬下指标交余粮。过去的地主的土地还是自己花钱买来的，而公社的土地则是令社员无偿交给的。不管是土改时才分到的，还是土改前就自有的土地，一声令下就无偿地全交公社，不交就被打下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社员只能成为任人摆弄的“木头头人”，谁要稍有自我主张、不顺公社干部之意，便会惨遭捆绑吊打。这种生活是迄今还念念不忘“人民公社好”的“公”人们所想象不到的。旧社会的地主虐待，还可以向政府去告他，不是官僚地主的，伪政府也会管管他们。而公社则是政社合一，相似于官僚地主，你告谁去？地主官僚合为一体，叫社员有苦难言。这种体制怎能不被取消呢？这不是为地主辩解，而是说，我们要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讲述他们，从中看出封建统治思想的内在沿袭。如果用大跃进时的思想和所报政绩来衡量公社，那就只有呼它万岁了，哪个还敢取消它呢？　　有位作家说过：再现历史，使我们变得聪慧；凝视往事，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本来只是说说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引起上层对三农问题决策时的参考。可有的人却硬要批评我主张私有化。哈哈，余乃普通职员退休，古稀老头一个，还能在中国大地上主张一种体制？也太抬举我了！不过，我想问那些迄今还死死抱住“一大二公”的僵尸不放的先生们一句：倘若把你们现在的经济收入与那些“低保户”和农民工们一起平均分享，你会持什么态度！　　
　　　　一条评论揭示三文的内在联系　　高致贤　　　　去秋以来，我先后写了《我亲历的“大跃进”》、《我亲历“文革”中的小故事》和《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致穷》等三组拙文，姑且称之为“跃进篇”“文革篇”“公社篇”吧。我将它们分为短章先后在网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我并未将三组文章联系起来分析、思考过。每写一篇小文，我均是以见证人、参与者等过来人的思考与回忆顺其自然写出来的，先未刻意构思，后未精心写作，想到哪写到哪，随时记住写实，不敢也没有虚构半句，不讲文采，只求朴实，旨在留下我的那段记忆！　　网友们的许多评论也是针对各篇的。可我于上周在“公社篇”的回复中发现一位网友《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附后），提出了一种我看是新的见解，读来令我眼前为之一亮：他这篇短评竟然将我的三组拙文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这便是评论家的锐利眼光与高明之处。他的评论篇幅不长，却使受评论的文章主题得以升华，文章的社会价值得以提升，让网民们更好解读这三组拙文。现将该评论附后，以供网友们赏析！　　　　　　附件：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作者：wqx4524　回复日期：　16:30:53　　　　　　　 要搞清谁是谁非，必须要搞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事实“文革”是“大跃进”运动的延续。对“大跃进”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分成了两大派系。以毛为首的一派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一派坚持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目的的务实的道路，两大派一直斗争不断。从“大跃进”的发动开始，先有毛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左”，他要“反反左”，迫使周陈二人作检讨，以至58年“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但很快饿死人的灾难就出现了，“大跃进”的中途，59年庐山会议上毛坚持错误，将上“万言书”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灾难继续，至61年底中国也造成几千万人死亡。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与毛产生分岐。毛退居二线后，刘邓开始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才结束了“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但使毛刘的矛盾激化，毛泽东于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置于死地，邓小平靠边，还伤及许多无辜。　　　　 坚不坚持毛提出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毛将它定为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根椐以上脉络，两大阵线十分清楚。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卷入了不少人。但总离不开一点，对58年“大跃进”的态度。因此，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认为赞成“大跃进”，走“人民公社”化道路，坚持“公共食堂”的就是走“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走“资本主义”。毛泽东掌权期间，看似斗争不断，纷纭复杂，但看清楚了，事实上都为了那“大跃进”产生的分岐。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由毛泽东发起的，借他人之手打到那些“功高盖主”的功臣。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有着封建君主的思维。
　　祝愿贵州会越来越好!　　
　　走弯路，摸石头过河。明明有座大桥在那里不走，老高同志说说为什么呢？？？？？、
　　　　从陈独秀发起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情的讨论，和最终被党内排挤为起点，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运就已被注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90年代以前，中国无处不有苏联老大哥的影子，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模式。我们缺少文明根基的政党，从革命到建国之初，面临当真要治国安邦的时候，在束手无策之下，做了被迫的选择：走捷径，傍一个现成的大款，苏联老大哥，并且是主动的脱光衣服去傍的，结果就是傍来了“人民公社”---苏联叫“集体农庄”这类的模式；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大款可以选择，美国，并且美国大款已经公开示好，只不过我们的领导人们，放不下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也就是面子，去傍而已----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了几十年和几千万的血肉之躯来阐明一个简单的政治道理：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这就是陈独秀发起那场讨论的原因。　　　　
　　土地入股集中经营等于恢复人民公社？　　　　高致贤　　　　按：下面是一位网友对拙文《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致穷》的回复，仅从管理上看，很有道理；但体制与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仅从管理上看，就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股民与社员的权利差别。股民与社员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有无土地入股权。　　　　作者：geaxxx　回复日期：　18:22:22　　毛主席是有远见的，因为只有人民公社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土地才能进行农业现代化的机械大生产，邓是短视的，土地分散了再想集中，那成本是很高的。现在要开的三中全会，就是在讨论如何集中土地耕种的问题，以土地入股，全村人公有出租，以便集中土地，要实现新的人民公社。在理论上，现在的国营厂也是很好的，由国家支持办企业，应该可以办得比私营企业好多了，但可惜由于人的自私心理，缺乏真正的肯对企业负责的人，所以问题一大堆。　　　　毛时代的人民公社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土地发展农业也遇到了现在国营企业的管理问题，个个有份的东西却没有一个真心实意肯负责任的人。　　　　现在的“三中全会，就是在讨论如何集中土地耕种的问题，以土地入股，全村人公有出租，以便集中土地，要实现新的人民公社”方案是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老板或董事会去管理的，否则还是会遇到以前的老问题。　　　　我们家乡有两家公司。　　一个建筑公司，招用不少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干一天活儿拿一天的工钱，公司的人事、财产、管理、分配等他们无权过问。　　另一家农产品公司，由农户志愿入股，入股农户当公司员工，也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但他们除干活拿工资外，还参与公司的人事、财务、生产管理、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的监督管理，年终还要按股份进行分红。　　两个公司，两种员工，同是干活，权利天渊。　　那家建筑公司就有些像人民公社体制。说有些像，是指干活取酬方式。说它不完全似呢，当建筑工还有自己的意愿。而人民公社的社员呢，在我家乡，入不入社毫无自己的一点选择权利，愿不愿入你都得入，不入便打为坏分子。而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完全无偿充公，只靠劳动工分吃饭，利润（剩余劳动价值）归老板享受；产值低了，社员还要掏钱向公社买口粮。等于自己出资办公社来剥削自己，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确是如此。　　而那家农产品公司呢，就较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的社章规定入社志愿，退社自由。而且农户的土地、耕畜、农具还要折价入社，由社里每年付给固定租金，秋后先付农户固定租金（农民称为死租），上交公粮后再行按劳分配。其中的折价入社就相当于今天讲的入股。可惜初级社的分配尚未兑现便转入高级社，取消“定租”，接着下令入公社，贫富共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村受穷。具体事例和基本道理，拙文《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致穷》中很多，这里不再冗述。　　综上所述，土地入股集中经营与人民公社不可类比。如果简单地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土地入股集中经营理解为恢复人民公社体制的话，那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科学的。　　　　
　　元宵节快乐！
　　解放前的土地私有与现在的承包到户性质相同吗？　　　　　　作者：ede31415　回复日期：　22:18:37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　20:56:13　 　　　　　　包产到户也只是好方法之一，但效果比人民公社好是不争的史实！　　　　==========　　　　解放以前一直是土地私有　也算包产到户了　怎么没见粮食增长　你的事实根本不成立　　　　在拙文《人民公社体制使中国农村致穷》的讨论中，ede网友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且用平和的语来讨论，这是很好的，我很欢迎这种讨论。但对其将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和改革开放的土地包产到户等同起来的观点我又不敢苟同。为什么呢？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制，是将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作为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从农村划阶级成份对土地的控制使情况来看：地主全出租，富农出租部分，中农自耕自种，贫下中农租地种。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内，绝大多数农户，抑或全部农户没有自己的耕地，全向地主、富农讨（租）地种。　　我村上寨村民组（解放前叫苗无基）几十户人家全都地种，可又没有一户有地的，全都讨地种。讨地首先必须向地主交“顶银”才能租到土地耕种。种出的粮食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有几种交法：一是实收实分。秋收时现场与地主分成。一般是下等土地平半分，中等土地四六分，上等土地三七分，特等好地二八分。即地主分八成，农民分二成。除下等土地农民与地主平分外，其余土地均为地主分多农民分少。另一种就是交定租，讲定每年交多少租子，增产了地主要加租子，不加就收回土地，减产了农民必须交齐租子。没有粮食交租子的，所欠部分作为佃户借贷，次年偿还，借一斗还二斗，甚至有还三斗的。借了再还不起的便为地主帮长工来偿还。这“也算包产到户了”吗？　　改革开放的土地包产到户呢？生产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后，国家未免公粮之前。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和村提留外，收入归农民所有。国家免交农业税和制止“三乱”后，对农民还有一些补贴，这能与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制相提并论吗？　　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制和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到户有着本质的不同，绝不和相提并论，也不能混为一谈。看问题的前提错了，其道理就不需赘述了！　　　　
　　元宵节快乐！　　请问贵州老高：　　贵州农村有什么发展前景吗？我已经失去信心了。
　　　　桃园村夫的评论：　　高老师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功德无量。对大跃进有直接认知的人至少已经75岁以上了，我们科室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事，有几个55年出生的人还矢口否认有饿死人的事。看来抢救这段史料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了。　　恭喜！您这篇博文在圈子“兴义博客圈”由“桃园村夫”加精　　　　简单二点的评论：　　这是一个我们80后永远无法理解和触摸的年代！　　它触碰着那个年代，所有人心中最柔软的那根筋。　　感谢博主，让我们有了解那个年代，真实历史的机会。　　---------　　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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