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南：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参加过所谓&反团&，所以供认不出来。
　　后来，他们就采取串供的办法，请那些早已供认参加&反团&，写了&认罪书&，得到&解放&了的同学向我透露他们供认的所谓&材料&。
　　为减少皮肉之苦，我也照他们提供的材料模式写了&认罪书&，这样才过关，并获得&解放&。得到&解放&后，驻都安高中工人宣传队还带我们（约40人）步行两天，到90多公里远的七百弄区弄程大队办一个星期的&受蒙蔽学习班&（其他所谓罪恶最严重的头头则被关在县文化馆，没有资格参加），听七百弄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蓝荣英忆苦思甜。回来后，又被继续关押审查。
　　据后来的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是广西&文革&中涉及面广、株连人数多的特大冤案、假案、错案。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由来
　　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报告说，已捕获团长、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并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这份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3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联，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5月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把侦破这一案件当作一个战役来抓，要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彻底侦破。
　　6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一个反革命集团DD&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该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公告发布后，在广西全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风潮。
　　6月1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各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6月23日，《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六一七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的《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此后，&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都安清查&反团&的经过
　　日，都安县革委会主任田长喜在县革委常委会上说：&现在的问题，对阶级斗争，有些反动的东西，还是弄不出来，反共救国的黑手，电台问题，还未具体弄出来，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应通过&七三&布告，掀起对敌斗争高潮。&
　　8月17日至19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唐毓凤参加河池地区革委会召开的各县军管会主任和侦破组长会议回都安后，立即到高岭区去侦破&反团&线索。
　　8月29日晚，在县军管会召开的全县政法公安干警大会上，唐毓凤认定，发现高岭地区有&反共救国安民党&、&义和党&、&反共突击队&等反革命组织，在进行反革命活动。
　　所谓在高岭发现&反团&，是唐毓凤编造的第一起冤案。
　　高岭中学学生黄青健参加少数派（&四二二&），被多数派师生多次揪斗吊打。多数派为了把少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把黄青健拖去高岭街上看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公告。在多次捆绑吊打、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之下，黄招认参加了&反团&。唐毓凤得到这一材料后，就大吹特吹他侦破&反团&的经验。
　　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安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区（镇）革命委员会、公安员发出《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关于在&文革&中发现61个反革命组织线索的通知》，通知说：&为了稳、狠、准地打击美蒋、苏修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彻底地把&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通通地摸出来，坚决将他们消灭&&我会所掌握的各地反革命组织线索提供给你们&&便于发动群众配合侦破参考。&
　　12月14日，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将&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定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通知&（绝密）下发给各派出所、区公安员、县军管会各侦破组。通知说：&最近，侦破组搜出《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花名册》，经查对以后，证实那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反革命总后台覃向奇、黄汉祖直接培植的一批反革命家伙。&&现将《代表大会的代表及第五期学习班的学员花名册》印发给你们&&&。
　　据都安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从追查&暗杀队&到后来的&反共救国团&，从上到下，从县到公社、大队、从政法公安办案人员到下面的民兵，都带有严重的派性，把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和不同意见的老干部主观臆断地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来打击。所采用的方法，花样繁多。
　　第一、刑讯逼供。包括捆绑吊打，装进麻袋踢下楼，驱赶跑步等方法。
　　第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诱供。
　　一种是审讯人员事先把追问的内容写在笔记本上，故意让&受审&人看，使受审人照着招供。
　　一种是有意让受审者听到需要交代的内容，让受审者听到后照着交代。
　　第三种是指名问供。高岭中学黄青健被捆绑吊打后，还不知如何交代反动组织名称，后该校老师韦俊带黄去看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第二次审讯时，黄才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后再指名问供拼凑，黄便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都安纵队高岭支队&的名称。
　　第四种是拿追逼出来的假供词叫受审者照着交代。
　　第五种是组织所谓的&坏人&斗&坏人&以达到串供的目的。在旧文化馆学习班里的两兄弟吴祖浩、吴祖荣因&反共救国团&案被关，吴祖浩交代不出&反共救国团&的纲领，军管会唐毓凤采用所谓的&坏人&斗&坏人&的办法，让吴祖荣来斗哥哥吴祖浩，把&反共救国团&的纲领讲给吴祖浩听，这样吴祖浩就懂得如何交代&纲领&了。
　　这样造就的这起都安&反共救国团&冤案中，有17251人被揪斗，3341人被诬参加&反共救国团&，其中441人被迫害致死。在这起冤案中，被株连的亲属，则超过八九万人。
　　（作者为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副教授）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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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英海艺术歌曲【唐诗三首】创作的民族特色与演唱风格研究.pdf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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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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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民族特色与演喝风格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
全堕刿亟圭
申请学位专业方向：
指导教师姓名：
竖兰』!坠塾拯
，我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
黎英海一生挚爱音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振兴、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音乐教
育、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中具有
代表性的音乐家。黎英海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发展民族音乐的思想贯穿其
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始终，其理论研究的结晶主要体现在1959年出版的震惊乐坛的
《汉族调式及其和声》及论文集《继承与求索――中国民族音乐文集》中。1982年
为唐诗谱曲的艺术歌曲《唐诗三首》是黎英海理论指导实践的产物，体现了和声的
民族化，是新时期我国艺术歌曲的代表作。研究它既有历史的价值，也有现实的意
本文主要由绪论及四个章节组成：
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唐诗三首》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着重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艺术歌曲的复兴以及黎英海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的概况。
唐诗三首》创作的民族特色。这是本文的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广西著名歌唱家走进都安
11月21日晚，由广西文艺志愿者协会、广西音乐家协会、河池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都安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到人民中去，欢乐都安文艺晚会”在都安县休闲广场隆重上演，来自全区文艺志愿者载歌载舞，为当地群众带去了一场丰盛文化盛宴。
鲍朝志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都安文工团调到广西歌剧院工作，经过努力，如今已经成为了广西小有名气的歌唱家，此次跟回都安演出，心情甚是感动，特别选择《把根留住》和以赞美都安人为内容即兴改编了《大阪城的姑娘》送给父老乡亲，他说作为都安走出去的歌唱家，他对都安文艺文化很有感触。
国家一级演员、广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潘世明也是当天晚会重磅嘉宾，他演唱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当天晚会演出精彩纷呈，不但有歌唱家们的精彩演唱，歌舞表演，还包括国粹艺术《变脸》，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台上台下欢歌笑语，其乐融融，汇聚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据了解，本次晚会属于一项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通过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演出，把好文艺送到群众中去，让文艺更加贴近百姓、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百姓共享文艺成果。广西文联副主席赵如锋、县长蓝启章、河池市文联主席潘红日、副县长张文达到场观看。
（梁好 周学丛）广西文革大事记一九六九年（机密版）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七日&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之后，广西区革委办事组印发《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委员八十四人，专、市、县&革委、军分区、武装部九十八人，共一百八十二人，讨论今冬明春工作安排。会议认为今冬明春工作，要坚决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紧清理阶级队伍，为搞好六九年工作做好准备。提出：
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好两报一刊社论。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说“斗、批、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要“斗、批、改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使阶级队伍分明。提出继续斗“贺、霍、傅、谢、袁”，整要“吐故纳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及要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要下放劳动，农村斗批改要解决印把子、枪杆子问题。在各级领导干部及民兵中，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第四、要求执行“稳、准、狠”打击敌人的政策，区别矛盾，分化瓦解等。
本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区革委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继去年的斗批改在全区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继续组织在全区范围内游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清队”运动推向高潮，摆开了深广的以派划线的阶级战队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场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六月十三日《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的文件中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并“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全面清理，在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为群众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见区档案馆“文革”档案）
在游斗开始的同时，全区各专、市、县普遍召开了“宽严大会”，拿出具体的“宽严”样板，使与不同层次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配合，包括各级被揪斗的领导都不例外。一月五日，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的“宽严”会上，把南宁市物资局副局长黄炎隆、邕剧团陆金莲、南宁晚报副总编秦祖荫及劳动局干部童文龙四人作为样板。将黄炎隆定为“反革命分子”判三年徒刑，秦祖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金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各判七年徒刑（经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市人民法院复查无罪，撤销原判）。各单位同时组织批斗对象的家属及其子女办学习班，在宽严大会的五天内，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分别坦白交待了所谓“新反共救国团”、“特务组织”及“隐瞒历史”等一些重大问题。二月上中旬，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队部组织专案组和专门批斗小组，负责包干对市一级批斗对象进行批斗。小组人员由“三办”统一管理。在总结“宽严”大会的基础上，大队部即开展狠揭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南宁市的“代理人”袁家柯、市领导干部陈枫、韦纯束等人。并召开了对“叛徒”韦纯束等人的斗争大会，把他们放到“专政班”审查。通过批斗大会，掀起了坦白检举，“解放”干部的两个高潮。（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
全区各专、县、市以至农村，也象南宁市一样，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案件就有“新反共救国团”和“地下党案”等。如“新反团”一案。广西大联筹中，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组长王国生等一些“支左”人员，一月六日在南宁橡胶厂召开了抓“新反团”为目的的所谓“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的八十多个单位，共一百多人。会议抓“新反团”的派性活动就在这些单位搞开。同时把这一活动深入到都安、隆安、天等、百色、东兰、凤山、武鸣等区内专县和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后来市革委会在礼堂召开了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而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是假的。但在大抓“新反团”中，全市就清出了二千多“新反团”的成员。六月四日，南宁市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军区领导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这条线牵涉及区、市厂企、机关、学校、街道、郊区公社的三百八十三个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已列为所谓反团的就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原属“四˙二二”组织的成员）。其中单因这一问题而被指名揪斗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二人，被隔离关押九百九十七人。属基层群众的二千三百五十人。在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七人受到点供和施行各种不同的刑讯逼供。其中被打死的三十七人，自杀三十四人（已死二十九人，未遂五人，其中南宁园艺场风岭分场职工黄输孟一家三口，其妻已有身孕，被诬为反团受逼供后，全家上吊自杀），打残二人，下落不明四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在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三查一清”（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专地保卫组写给专区革委的《关于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说：在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八、九月份，全专区发生自杀三百九十一起，其中：上思一百三十六起，钦州六十二起，浦北五十一起，东兴三十四起，北海三十起，地直机关一起。其实全钦州地区，整个“三查一清”运动中，死人不止这个数，如地直机关就不止一人，而是七人。
钦州地区为了抓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设立了大批判办公室和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简称二办、三办），专门负责组织对有问题的干部、职工的揭发、批判和立案、审查、处理工作，学习了外地经验，层层举办了“斗私批修”等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向毛主席表忠活动，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注意力集中到共同对敌的“清队”工作上来，各战线单位都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摸底排队，确定清查对象和斗争对象，以如财贸战线当时共有干部职工一百二十九人，被排上队的就有五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地委九个常委，有七个被列为审查批斗对象，财贸政治部共五个干部，被揪斗的就有四人，建设银行十二个干部中，有九人被揪斗、审查。军分区副参谋长专区革委办事组长李延茂、军分区团级干部专区革委直属政工组长刘锡恩等三人一次谈话中就说：“地方干部有几个好人？”商业局杨&&也说：“我们商业局二十多人，只有三个好人”。各单位除内查外，还陆续派人带着框框到全国各地外调，千方百计搜集、拼凑证据，利用这些拼凑来的材料对被清查对象大小会批斗，刑讯逼供，甚至吊打、捆绑、跪石子、假枪毙、活埋半身等手段，使被批斗者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以致有的寻死自杀。（据钦州地区大事件）
六月二十一日玉林地区桂平县在县人委斗争谢兆平（副县长）时，县人委干部吴金育、李远才、麦养元、黄汉光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用残酷斗争逼供讯的办法，搞出一个以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还捏造了部分黑班子成员，有张朝光（桂平县副书记）、赵国璋（桂平县副书记）、甘焕杰（博白县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张祖贵（地质局处长），副专员有周桂森（北流县委副书记）、江庆东（博白县副县长）、谢兆平（桂平县副县长），地委秘书长韦子佳（玉林县名山公社书记）。一九六八年七月，玉林军分区“三办室”成立“一O一”专案组，具体负责追查所谓韦树辉“黑班子”工作，统一部署立即开展对所谓韦树辉的“黑班子”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于是一场揪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的群众运动在全地区展开。如北流县革委主任李国伟在会上作报告说：要以“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掀起对阶级敌人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以周桂森为首的“黑班子”上通韦树辉，下伸基层单位，全县十个区，五十六个公社（大队），二十六个生产队，二十个机关单位都有黑班子，要主动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在李国伟的鼓动下，追查斗争面越来越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周桂森（县委副书记）、黎济武（县委副书记）、钟积厚、梁兆员等人，全县干部被诬为“黑班子”成员的达八百二十八人。其中县级干部九人，区级干部四十三人，一般干部群众二百八十七人，大小队干部四百八十二人，被斗争的七百四十八人，斗打致伤的四百七十九人，致残的六十二人，致死的三十一人。玉林县（镇）被划为黑班子审查的有林挺住（县委书记）、曹凤举（县长）、李联璞（组织部长）等，县（镇）受审人数九百三十七人，受株连的二千四百多人。贵县被列为县“黑班子”审查的有周可正（县委书记）、黄醒怀（&县委副书记）、胡玉山（县委副书记）、韦正辉（副县长）、杨业荣（县委副书记）、莫光德（公安局长）、梁兴波（副检察长）等一十六人，被列区黑班子人数达一百六十八人，大墟区区委书记曾伟才因黑班子问题被迫害致死。博白县被列为黑班子审查的有甘焕杰（县委书记）、黎海波等人，全县有一百九十八名干部和职工受到审查。桂平县被列为“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县委副书记张朝光、赵国璋、副县长谢兆平等三十二人。容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丁绍岚（县委书记）、刘荣光（副书记）、覃锐（公安局长）、曹振华（法院院长）等二十多人。陆川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杨志庆（县委书记）、周覆光（监委副书记）、巫德椿（县长）、陈健（副书记）等人。全县被列为“黑班子”几个月中，被杀害的达五十六人，被劳改四人，被关禁二十一人，被斗打三十九人。
在追查“黑班子”过程中，很多受审查者被关押隔离审查，被关押的有韦树辉、熊福芝、张达明、邓允萃、邹林等人，他们经常受到专案人员毒打，还对他们抄家，抢夺财物，扣工资，在审问中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体罚，有的致伤、致死，如容县县委书记丁绍岚被斗打致重伤，肋骨被打断。北流县民乐公社副书记吕奠潘被诬为“黑书记”剃十字头，涂漆油，残酷斗争致死。在此案中，许多同志政治上受到迫害，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严重后果。
在追查中，玉林军分区“三办室”101专案组编印了《101专案简报》五十一期，大量刊登所谓“黑班子”成员交待，并给“黑班子”定性，十三期简报编者按说：这个“黑班子”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的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专他们的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图复辟，他们知道公开干不行了，于是在阴沟里互相勾结，相依为命，以便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政权，这就是他组织“黑班子”的实质。无中生有地给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
“文革”期间，玉林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以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这个“黑班子”完全是一大冤案，原来的所谓证据胡说：自治区文化局岳平、机械局李丹、地质局张祖贵等人在一九六七年冬到玉林镇后与韦树辉一起组阁玉林地区“黑班子”，这根本不是事实，这是在残酷的逼供讯的情况下编造的，完全是假的。（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中，玉林地委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作出决定，对“黑班子”案的受害者已进行平反和昭雪。
经历学习班、宽严大会的大揭、大批、大斗，到各种“专案组”的审查、刑讯逼供等，清理阶级队伍就进入了“吐故”的高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中说：“通过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共二万四千多人”。韦国清在《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报告中说：“精兵简政工作，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市、县也精简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名干部下放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月中南宁市革委举办“干部去向学习班”共一千七百五十一人。十一月公布去向名单，其中去“五˙七”干校五百七十七人。加强基层六百五十一人，市革委会四组一百九十人，在审七十六人，老死三十四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未定去向的四十三人。三月一日，岑溪县革委精简，仅留下二十五人（原二百六十六人）。县直合并，将原一百一十个单位改设为十一服务站。精简五百五十人，下放五十二人到基层，三百多人到“五˙七”干校。（据区档案馆“文革”档案、南宁市、岑溪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组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注），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接着，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月二十九日，荔浦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施行拘留的决定。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克扣的工资和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极为良好的影响。（据桂林地区和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齐殿发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陈准良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和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区革委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建国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领导人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革命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处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即审查原玉林地区专员熊福芝，说“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六O六”专案，以弄清桂东南地下党，清除隐蔽在该党组织的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并说：“桂东南地下党问题比较复杂，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桂东南地下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一些机关可能受特务机关利用控制”。认为清理桂东南地下党是个“吐故纳新”、“清除废料”的重大问题。六九年三月至七月，自治区分管政工工作的刘重桂，先后三次在全区定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上讲话，布置审查广西地下党，说：“广西地下党问题很大”，“要组织专案彻底查清”。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他在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会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会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有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理。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两地区的“调查”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五，历反一，叛徒五，叛徒可疑分子七名，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二三，玉林地区革委会‘六O六’专案组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踞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县级十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经“文革”处遗查实刘重桂讲话中举的例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纯系诬蔑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会上的三次讲话，也予以撤销）
在上述错误的部署指挥下，区革委政工组领导的区直斗批改学习班，对该班上的广西地下党干部进行迫害审查。直至六九年十二月，该班的审查对象中，尚有近百名广西地下党干部被认为有重大问题未弄清而被集中到武鸣继续审查。另有一批被认为问题更严重的，在茅桥监护审查。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共有七百多人，区革委组织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组长：齐金山，组员：苏志桔，冰鞘，农戈良，艾祖华，李玉华，对广西地下党组织全面审查，埋单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造成精神病患，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专案审查中，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桂北地工委委员吴腾芳，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致残，诸葛鑫被关押。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零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南路党的问题。合浦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孙相臣，县“三办”专案组副组长，县革委常委李树余等人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下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广州军区、广西军分区，专区“三办”都派人到县指导。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讯。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全县被审查的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零九人。七月下旬南宁地区及所属各县先后成立了审查原地下党专案组，对原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作为“大案”、“要案”全面审查。对一些人进行刑讯逼供，肆意摧残。这是地下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最残酷面最广的一次迫害。仅上林县，就组织了六十人的专案队伍，给一百九十人定了案，其中被定为“叛徒”的有四十二人，“特务”三人，假党员四人，“走资派”十人，：“历史反革命”十六人，其他罪名的一百一十五人。在审查批斗中，刑讯拷打迫害致死的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三十一人。当时还以东兰县作为审查的重点，以致该县的老红军，老干部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把当年红七军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当作叛徒，并将其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刻下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光辉形象。（据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近在区首府南宁咫尺的区属武鸣华侨农场中，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发生的红泥队阶级报复血案。红泥队九十多户人家，解放前以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等伪军政人员和一批惯匪武装为一般“实力派”和以贫下中农及一些进步人士为“非实力派”，解放战争时期，贫下中农和进步人士支持拥护我党，参加地下游击队，提供情报，筹粮助款。解放后，在我党领导下，先后镇压了反动势力伪保安团长邓文兴，匪首邓玉成等人。在“文革”中这些被镇压的家属，却充当了“造反派”，以诬告他人和借抓“反共救国团”为名，大搞阶级报复，他们设牢房，逮捕、关押斗打无辜二十六人，其中被活活剖腹割头，打死的七人，过去为我地下党游击队截断敌人通路，提供敌人活动情报的职工邓元亮同志，被匪属（被镇压的匪属）邓斯环、邓金泉等人，用钢钎活活打死，职工邓金庭也被邓斯环、邓金泉责令“四类分子”邓金秀等人拉到过去被镇压的伪保团长邓文兴的坟墓前，用菜刀活活剖腹取肝，在被活活剖腹时，被害者邓金庭还怒斥凶手说：“你们不要这样，事不要做得太绝”。大凶手邓斯环还说什么“你们游击队能杀人，我们不能吗？”就这样把人活活剖腹取肝，人肝取出，血淋淋地，心还在跳，人还有挣扎，又割头，并将头部放到伪保安团长的墓顶，以示他们复仇的胜利。更奇怪的是在侨办纪检组对此案提出上诉时，原区党委书记竟说，如果这案处理了引起连锁反映怎办，将上诉材料退回。一九八三年“处遗”时侨办纪检组又提出此案的处理问题，韦纯束在材料上批向赵茂勋了解情况，赵说“不了解”。经调查确有此事。（据区侨办纪检组关于武鸣华侨农场干部政策和“三案”的落实情况检查汇报。“处遗”档案73号）
全州县审查“会灌地下党、游击队集团案”。对九百零八人进行了审查，其中五百二十八人遭到各种迫害，致死的五十人，致残的五人，家属株连被杀的十四人，地下党、游击队员其亲属被罚、没、抄的共一百三十多户，罚款一万二千元，造成了全州最大的地下党集团冤案。（据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又如玉林地区直属机关“造反派”，把他们关在地委党校进行审查批斗的熊福芝（专员，博白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诬为“大叛徒”、“特务”等罪名，于一九六七年秋，遭到造反派的廖刚、苏礼光等人的罚跪、踢打、鞭抽、勒剌、假枪毙等刑讯逼供，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精神失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地委党校召开的地、县党员代表大会上，由罗贤操宣布熊福芝的所谓“叛徒”罪状后，被大会决议撤销熊福芝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他又被以翻案，“复辟”为罪名，再次遭到攻击和迫害，致使他思想再度受到创伤，精神再度失常，至今未愈。（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历时三年多批斗、专案刑讯逼供，造成五千零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据区档案馆档案一九六九年永久二卷）
广西地下党假案，由于打倒“四人帮”以后，广西仍坚持“文革”期间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文革”处遗工作的全面开展，才进行彻底的查证落实，予以平反。在“文革”处遗查证中，玉林地区就错定为叛徒一百四十多人；浦北县平马一个大队，就错定“叛徒”一百零八人；该县挖出“叛徒”四百七十七人，最后全部平反。经查证，博白地下党特支以上领导成员是好的。合浦地下党特支领导成员中，也只有二人有自首错误，在解放前已作了处理。一九三六年广西地下党省工委成员是六人，不是九人，更没有所谓“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博白地下党也没有所谓“熊福芝为首的叛徒集团”。原广西农委、桂、柳城工委（后改广西城工委）十个地委（地工委）桂、柳、南三个市的工委（临工委）以及梧州市党组织负责人总共八十人当中，没有所谓“叛徒、特务、土匪”。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据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问题领导小组向区党委报告和钦州、玉林、桂林三地区，博白县、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二月三日至十日，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的“语录”为指导，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区革委副主任欧致富讲了话；区革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据《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桂发[69]41号）说，会议畅谈了我区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十三万多人，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进驻了四万七千多所大、中、小学；各社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基本上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去年十一月农村掀起了小学下放的高潮，到今年二月底，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把小学下放的有三十九个，铺开的三十一个，其余都在试点。据四十五个县统计百分之七十六的公办小学已下放到大队办，城市厂矿街道办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思想占领了学校的一切阵地。目前学校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制度。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认真清理了教师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批斗，从工人、贫下中农、复退军人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任教师，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业余讲课团，改变了教师队伍的政治面貌。
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应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为武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一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具体要求：
一、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一切阵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学生的一门主课。对知识分子要围绕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住“学校为谁开门”、“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以及“依靠谁办学”等问题批深批透。
三、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指示，整顿原有的教师队伍。把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清除出去。选一批“优秀”分子任教，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讲课团”。
四、全面开展教育改革。
五、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六、加强对教革的领导。
这次会议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下降，教师秩序受到破坏教师队伍再一次备受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玉林地区六九年五月五日的统计：全地区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大队、生产队办，对五十八间全日制中学、初中给大队、高中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不安排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定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的一千四百二十六人。钦州地区小学下放后。教师回原籍安排任教的，每月仅发生活费十五元。地富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不安排，每月发生活费八元。南宁地区八月份统计，全地区选出了民办教师共七千三百六十人，还选派一万一千多名农民组成“赤脚讲师团”或兼职教师到学校去讲课。凌云县于三月十日发通知，所有农村小学下放大队或联队办，限在当年三月底，最迟不过四月十五日要完成，仅两天（即三月十二日）即完成下放任务，并向百色专区革委、军分区党委报喜。据《凌云县“文革”大事记》所载：“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或联队办，即加重了群众负担，又使教师生活不能保障，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全县小学教育，从此处于混乱状态。”
九日&《广西日报》发表区内城市知青响应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柳州、桂林、梧州市二千三百名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南宁一万二千名居民职工干部到农村去。从此区内各专、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南宁地区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O年七月，全地区先后下放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干部等七万五千多人。其中知青一万七千人，一九七O年到七一年底又安排下放了二万九千六百四十一人。三年共安排到农村落户共十万零六千六百多人，一九七四年安排到农场、林场的有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农村的还有二千五百三十七人。偏僻的天等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共分十批五百五十五名知青到农村插队，全县先后发给知青安家、生活费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元。大米十八万二千六百四十斤，宾阳县从一九六九年元月二日第一批知青三千四百三十人到农村落户到一九七七年止，下乡知青达七千七百四十一人，城镇居民下乡落户九百七十八户三千七百五十人，接收南宁及各地下放回乡投亲的干部、农民、知青六百七十九户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共花去安置费一百四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元。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在区革委负责同志碰头会议上，徐其海说：目前整个下乡人员二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插队的十二万三千余人，成户下放的十三万人，单身下放的九万人，老弱残回收的二千多人，倒流城市的二万多人。并说：中央已指示今年还要下放几十万人。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知青及城市居民下放，象“流放”一样，造成了不少悲剧。徐其海在上述发言中也提到“南宁市有些下乡人员是农村开介绍信回家看看，但却把人家当倒流（城市）把他们赶走。有的确实失去劳动力，农村介绍回城市，少数工人纠察队，把人家蚊帐也给拆了，家具拿走，有的甚至还把儿子从工厂调回来，随父母一块下放”。城市知青与居民的下放，实际就是城镇“清理阶级队伍”的产物，把城市“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所谓“坏头头”与城市知青一起下放，造成很大的政治与思想压力，从而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九六九年
一日至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玉辉（百色通用机械厂工人）、谭秀卿（女，梧州市机械厂工人）、李德成（大厂巴里矿工人）、郭耀卿（南宁糖纸厂工人）、赵淑琴（女，南宁冶矿厂工人）、杨远发（桂林市印刷厂工人）、岑国荣（柳州钢铁厂工人）、陈国昆（玉林县新桥公社五金大队支书）、黄河滔（天等县龙苍公社小山大队生产队队长）、盘美英（女，贺县黄石大队支书）、潘天福（荔浦县社黄公社三保大队生产队长）、黄强（钦州县那丽公社上寮大队支书）、何金光（象州县寺材公社王院大队支书）、韦秀群（女，南宁市食品公司红旗肉店售货员）、朱性威（区医学院附属院医院医生）、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吕锦德（宁明县委会副书记）、肖寒（南宁市委书记）、韦国清（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对“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全面的肯定。他自己也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写进党章。副统帅与接班人的地位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九大”的召开我区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四月一日晚，南宁市军民载歌载舞，连夜举行庆祝大会。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凌云县发出通知，规定要以最快的行动速度，最隆重的仪式，热烈庆祝。并作了三条规定：一、庆祝活动连续搞几天，县城四月二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各公社也要举行，&各单位要张灯结彩庆祝；二、迅速大宣传、大学习“九大”喜讯。每个单位要把“三忠于”境界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三、以“九大”特大喜讯为动力，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作出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向毛主席表忠。
十四日&晚，南宁市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即原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布后改名，以示纪念）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欢呼大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一致通过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欢呼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区革委负责人安平生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孙伯威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区革委“三办”把区直各单位人员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初期在财政厅，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根据区革委的决定，区直机关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搬迁到武鸣壮校，就是所谓的“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武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始于一九六九年四月，止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有钟枫、李殷丹（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尚持（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克武、农康、李同文、孙善佑、徐麟村、吴荣忠、王顺志、李隆、仲仑、田克、张清栋、王升阶、覃宝龙、鲁源、郭铭、余明炎、郑绍文、邹优宁、阮洪川、张华、李德观、江平秋、周华彪、赵洪滔、王汉昭、黄狄、丘伟等六十四人，还有送去茅桥监护审查的贺希明、霍泛、傅雨田、李殷丹（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后又去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张华、阳雄飞、李隆、岳平、谢王岗、杨林、王斌吾、李丹、王同连等厅局以上领导干部。
“学习班”主任是段纯和，副主任李发南、栾玉亭、曹德春，“学习班”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学习班的性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学习班”给中共广西区革命核心小组《关于接收原区直二级机构专案工作任务的情况报告》称：“大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难，‘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让它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专案工作是对敌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份，是直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零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见“处遗”档案103号）
这些案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后，绝大部份已得到平反。（详见“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桂林广西师院根据区革委文教组指示，组织师生员工到大榕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同批资产阶级，为此还要师生们同贫下中农交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文革”中参加哪一派组织，有哪些错误等，一一告诉贫下中农，接受监督，这是通过贫下中农去批判那些师生员工，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压力。纪念“八˙二O”一周年，又把院党委副书记陆文中等人拉到大榕江，交由师生与贫下中农批斗，扣上“反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等帽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职工师生返回学校后，又继续进行斗、批、改。
也在这段斗、批、改斗争中，广西大学宣称专案定性的四十八人中，有“现行反革命”十四人，历史反革命分子十人，特务分子二人，阶级异己分子五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六人，其他“反革命”分子十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人。
八日至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召开党委代表会议，在代表会中学习了毛泽东、林彪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献。区革委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社论。五月二十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韦国清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把区革委成立以来“左”的一套错误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他说：“自‘革委’成立以来，全区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人数共达七千多万人次，组成了有一百四十万人参加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起了有线广播，把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传达到每个角落，深入人心”。并说：“前段时间活学活用取得了巨大成绩，从上到下普遍做到语录随身带，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雷厉风行”。报告人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并说成绩越大，抓根本的劲头应该更大。
《总结发言》对“九大”进一步肯定错误的政治路线推崇备至。说：“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灯塔，字字闪金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坚决照办，字字照办。”还说：“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增强革命团结，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多项国，夺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对“九大”的传达作了具体布置，要求以最快速度，把“九大”精神传达到全区各族人民中去，并提出要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新高潮。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作为我区今后夺取全面胜利的方面。又说：“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执行得最坚决。决心要以林彪同志为光辉榜样，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九大”精神，要联系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大赞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并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原实际，进一步批判贺、霍、傅、谢、袁在广西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反复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激发“三恨”从“甜”字上树“三忠”，把“三忠于”境界提到新的高度。还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其次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第三要搞好整党建党；第四要准备打仗；第五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批判“生产第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洋奴哲学”及“工分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以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日至十四日&区革委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大好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政策，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区革委主任韦国清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万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去冬今春造田五十七万多亩。
韦国清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在叙述“清队”时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共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在揪斗对象中解放出来一万五千五百多人。
《关于我区当前中、小学教育情况》中报导了全区农村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一所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工厂、企业和街道办。但下放后存在一些问题。公办小学下放后，对原有教师的留用率低。据玉林、陆川、容县、北流、钦州、合浦等六县统计，原公办教师共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人，被选上继续任教的有八千八百七十人，占原有教师的百分之七十，容县则占百分之五十七。拒绝收子女较多的教师，同姓者安排，异姓者排斥：同观点者安排，不同观点的排斥。尤其是对一些在运动中有“错误”的好人或做过一些“坏事”的教师，及认为教师本人出身或社会关系较复杂的人，对他们采取歧视的政策，长期排斥打击。教师中对工资改记工分想不通，普遍认为“当教师倒霉”，“教书吃亏”。贵县一复员军人来信反映：“当地民办教师下放以来，每月收入折款十二元八角至十五元三角不等，生活困难。今年二月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决定：“公办小学教师下放时发给三个月工资，口粮按规定标准继续供应到接上新粮为止”。教师们落户后，三个月工资用光，生活困难。
《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报导：
1、当前大、中专学校斗、批、改情况：为了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快文教战线的斗、批、改步伐；我们遵循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将区直二十五所大、中专学校，集中到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和广西财经学校，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员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中革委成员八十一人，专案人员二百二十六人，一般学员一千三百八十七人，批斗对象（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四百七十人。占学习班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在学习班里对批斗对象一个一个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集中打击了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加速了斗、批、改的步伐。
2、大、中专师生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我区二十九所大、中专学校五千九百八十七名师生，在三、四月间，徒步行军，先后奔赴玉林、兴安、隆林、邕宁等十一个县十六个公社，五个工厂一个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师院学生王莲英，住在贫农张大娘家，有一次看到张大娘一边煮饭，一边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学习入了神，把饭煮糊了还不知道。又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钟了，张大娘拉着王莲英的手到毛主席像前学习贴在墙上的“最高指示”，张大娘如饥似渴的学习毛著，使王莲英深受教育。她深感自己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比不上贫下中农深厚，“三忠于”的思想境界不如贫下中农高，决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农学院学生陈永霖是学兽医的，贫下中农请他阉猪，他没学过，又怕死了毁掉“广西农学院”这块牌。工宣队以最高指示鼓励他。在他阉猪发生困难时，贫下中农用“语录”鼓励他。在工人及贫下中农的支持帮助下，使他学会了阉猪。该文件还报导了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师生存在着不少的活思想。广西大学的学生说：“我是贫下中农，挑担比贫下中农挑得多，插秧比贫下中农插得快，开会时贫下中农还说要向我们学习哩！我向他们学习什么呢？有的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废品”。在这些所谓活思想中从一侧面看到这种“再教育”的失败和师生们的抵制。
3、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现在我区全部城市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接管领导，从根本上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我区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中小学，采取了定厂办校（这种形式占多数）、厂校挂钩和工宣队进驻，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等三种形式。实际上在大、中专院校这场斗、批、改深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又一批大中专教职员和学生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如在广西大学召开批所谓二月逆流和二月逆流翻案风，批斗教授覃宽大会，给他的是所谓地主分子等罪名，并威胁说不交待问题“要脑袋开花”。会后覃宽教授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同一时期在广西大学进行整建党工作，对该校党委书记黄传林批判时，说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广西师范学院在召开党员大会批判杨江（院党委书记）、陆文中、齐广才（院党委副书记）时，扣上“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学院的代理人、假党员、叛徒等罪名”。
本月，区直斗、批、改办公室所属第十四大队负责人蒙阴昭，把广西大学一位政治教师在一九六六年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提出的，“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今后还要不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意见”。宣布作为思想反动，属反革命性质的言论。（从一九六六年《羊城晚报》发表“顶峰论”的社论后，在知识界学生、干部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不少人受批斗）（据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日&为纪念在六八年造成广西杀害数万人民的“七˙三”布告发表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八月初以后，根据毛主席“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区革委的部署，全区各专、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蹲点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八月初百色专区革委即派出抓第一批“三分之一”宣传队四千三百人，分别进驻三十八个公社，三百九十九个大队，五十二个县直单位和公社直属单位，结合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深入进行斗批改。全区第一批搞“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工作，在年底基本结束。韦国清在总结一九六九年的形势时说：“全区组织三万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三分之一，目前（一九七O年一月）全区已结束和正在抓的单位五千三百二十二个（公社二百八十五个，占公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一，大队三千八百二十九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并在布置一九七O年的任务时，要求：继续抓好三分之一，大力加强基层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把机关工作重点转向基层，把“三分之一”工作做出成绩来。第一批要争取春节前完成，已完成的要抓好第二批，整个抓“三分之一”的战役，争取秋收前结束。
实际上，在一九七O年铺开的第二、三批抓“三分之一”，也是贯彻“二˙五”指示，以“一打三反”为中心内容搞斗批改。如桂平县于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日开万人誓师大会，为期七天。内容仍是贯彻“二?五”指示，开展“三反”，击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提出以“三反”为中心结合搞好斗批改，实现全面大跃进的口号。第二批工作队一千四百三十三人于二月二十一日下去，历时五个月，清出“敌人”共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破案一千三百三十五起，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四千五百四十人，总金额四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二元作为“成绩”。第三批工作队一万一千人下去四个月，除数字外作出成果的内容与上一批同。三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在进行的过程中，都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批“工分挂帅”，学“大寨记工分”，具体地推行平均主义，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批自留地“商品化”从而引申到限制赶集，从三日一个墟期改为五日至七日一个墟期，派民兵守路口，直至到在自留地上铲青苗。农民的家庭副业受到限制，连上山砍柴卖也作资本主义来批。从搞完三分之一的三批以后，斗批改仍全面地，一直进行下去。
十一至二十二日，区革委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会议继去年十一月农村中小学掀起下放高潮到今年二月中旬区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以后，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对我区的中小学，进行组织更进一步的有计划的“教育革命”。
会议对过去十一个月来把我区各小学备受摧残的形势说成是“形势一片大好”。说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夺回了被资产阶级夺去的那一部份权力，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开展大批判，猛烈冲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大队办，城市学校由工厂管理，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挖出了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工农兵登上了讲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讲台的局面，学校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
会议强调：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教育革命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所以必须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落实政策，搞好教师队伍的革命化。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教育阵地牢牢的占领下来，彻底改造过来。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要：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的“新”教育制度。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所谓“正确大方向”指引下，在钦州地区就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搞所谓斗私批修和清理阶级队伍，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轮番批斗，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劳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教师的迫害之惨，对人才损折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广西日报》以显著大编幅报导了都安县“走大寨道路，战天斗地，驯江河”的情况，为树都安县为大寨县样榜的闹剧，大造舆论。这个县早在本年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都安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誓师大会在六也公社召开时，就宣布要“兴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学大寨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斗天斗地，改天换地的伟大气魄，大搞造田造地，扩大耕地面积，平整土地，使大寨精神迅速在都安瑶山遍地开花”。为开创都安成为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拉开序幕。在学大寨创“先进典型”的幌子下，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政委田长喜为首的县委玫子，连年大量虚报粮食产量，且浮夸之风越刮越猛，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累计十年间，全县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五千万斤。长期的虚报增产大量粮食和驱动大批农民，花去大批财力物力去干违背客观规律“战石海”，“造平原”，使这个在一九六八年制造冤、假、错案和被迫致死二千零三十九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弄得生活贫困万分，怨声载道，而田长喜却为了掩盖错误，不顾河池地区对他的浮夸的批评，更对不满的人民群众，施以高压手段，说是“阶级敌人造谣生事”，“是个‘五˙一六’审查对象讲的”，“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我们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阶级敌人不可能不搞破坏”。都安这个学大寨“先进典型”，在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迅速树立，全区许多县造梯田，劈山头造平原，毁林造田，开小运河，所谓重新安排山河破坏生态平衡的蠢事，大干起来，又浪费一大批人力、物力、钱财，一平二调更加盛行，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社员的工分值更加下降，一个日工分值最低者仅人民币伍分。（据河池地区、都安县“文革”大事记及《广西日报》）
本月，区组织部“斗、批、改”告一段落，由王文新宣布干部的四个去向，对干部的去向和使用，以支持不支持谁为划分干部好坏的标准，和决定对他们的使用，宣布下放（包括去武鸣学习班被审查和宣布去“五˙七”干部学校，去宣传队结束被下放的）到基层降级使用的干部有：黎开模、黄新路、陈致谦、文凡、马英荣、陈家昌、刘祖志、赖金明、仇之、邱如岳、刘池民、马琳、梁淑如、石军、覃洪、尚持、吕哲、李炳麟、梁俊、周鸣岐、梁爽、唐奇秋共二十二人，其中除两人外，全部是参加“四˙二二”派和很少参加派性活动的人。原部长尚持被分配到南宁机械学校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有的人下放登记表中被写上“文革”表现不好，“站错队”等，下放后被剥夺了看文件，听报告的政治待遇，受到歧视，如赖金明被下放到河池氮肥厂，该厂领导对他说：“你只能分配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这是下放登记表中注明了的”。陈家昌在“文革”初期参加群众组织只有三、四个月，两派对立后即退出了派性组织，但仍然当作“站错队”的人。被下放到梧州地区后，地区把他下放到县，县又把他下放到公社，后抽去水电工地八年。有的家属还受到株连，被强迫跟随干部下放到基层。如马琳是个四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县科级干部，因他是区党委后补书记霍泛的爱人，本人被只身下放到鹿寨化肥厂的幼儿园做保姆工作，年纪还幼小的儿女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只留下一个残废的儿子独自在南宁无人照管。（据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中化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受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去世。
三十一日&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领导人韦国清、安平生、廖炜雄、刘重桂、欧致富和肖寒等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还号召要抓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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