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钱是你用来支付的东西。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金钱是任何可以为你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东西，无论是美钞还是简单的支付承诺(例如，无论是信用卡还是当地杂货店的账户)。当百货公司给你商品以换取你的签名时，在信用卡表格上，签名是钱吗？不，因为你没有完成交易。相反，你答应付钱。所以你创造了信用，这是一种支付金钱的承诺。美联储选择用总量(即货币加上各种形式的信贷——M1、M2等来定义“货币”)，但这是误导。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货币都是信用(即承诺交付货币)，而不是货币本身。美国的债务总额约为50万亿美元，现有的货币总额(即货币和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这是过去的数据】。因此，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数字作为指南，承诺交付货币(即债务)的金额大约是实际能交付货币金额的15倍。主要的一点是，大多数人用信用卡购买商品，并不太关注他们承诺交付什么以及他们将从哪里获得它，因此交付货币的金额比义务少得多。信用如前所述，信用是交付货币的承诺，信用和货币一样可以消费。虽然信用和金钱同样容易花费，但当你用钱支付时，交易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你用信用卡支付，付款还没有完成。需求增加有两种方式:有信贷或没有信贷。当然，有信贷比没有信贷更容易刺激需求。例如，在一个没有信用的经济中，如果我想购买一种商品或服务，我就必须用它来交换我自己的同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因此，我能增加我所拥有的和整个经济能增长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增加生产。因此，在一个没有信贷的经济体中，需求的增长受到生产增长的制约。这往往会减少繁荣-萧条周期的发生，但也会降低导致高度繁荣和严重去杠杆化的效率，即，它往往会在约2%的生产率增长趋势线附近产生较低的波动。相比之下，在一个信用唾手可得的经济中，我可以获得商品和服务而不用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一家银行将以我的还款承诺为抵押，以我的现有资产和未来收益为担保，向我发放贷款。由于这些原因，信贷和支出的增长速度可能快于货币和收入。因为这听起来违反直觉，所以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要求你粉刷我的办公室，并签署一份协议，我会在几个月后给你钱，你粉刷我的办公室将增加你的收入(我用信用卡支付给你)，因此它将增加GDP，并增加你的净资产(因为我的付款承诺被视为与我仍然欠你的现金一样多的资产)。我们的交易还会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一项资产(即我办公室的资本改善)和一项负债(我还欠你的债务)。现在让我们说，受到我给你增加的业务量和你想要扩大的改善的财务状况的鼓舞。所以你去找你的银行家，他看到你的收入和净值增加了，所以他很高兴借给你一些“钱”(增加他的销售额和资产负债表)，你决定用这些钱购买一项金融资产(比如股票)，直到你想花掉它。如你所见，相对于金钱和收入，债务、支出和投资会增加。这一过程可以是，而且通常是自我强化的，因为支出增加会产生收入增加和净值增加，从而提高借款人的借贷能力，进而允许更多的购买和支出，等等。通常情况下，货币扩张被用来支持信贷扩张，因为系统中更多的钱会让债务人更容易偿还贷款(用更低价值的钱)，而且它会让我收购的资产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周围有更多的钱可以出价。结果，货币扩张提高了信用评级，增加了抵押品价值，使得借贷和购买更容易。在这样的经济中，需求只受到债权人和债务人发放和接受信贷意愿的限制。当信贷容易且廉价时，就会发生借贷和支出；当它稀缺和变贵了，借贷和支出就会少了。在“商业周期”中，央行将控制货币供应，并通过影响信贷成本(即利率)来影响私人部门创造的信贷量【各位我们要记住了：利率是信贷的成本、利率也涉及到《资产的折现率》】。私人部门信贷的变化推动了这一周期。从长期来看，通常是几十年，债务负担会增加。这显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当它无法继续时，去杠杆化就会发生。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私人部门创造信贷的最基本要求是，借贷双方都认为交易对自己有利。由于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这句话非常重要，打个比方，你在某电商平台用信用卡购买商家出售的商品，7天后商品款项才能从你的信用卡账户上划拨给商家，在划拨完成之前，商品款项对你来说就是债务，对商家来说就是资产，当然如果我们懂点财务会计的术语，这其实就是应付账款（你的负债）和应收账款（商家的资产）的区别。为什么有人说：懂点经济学常识，人没有那么狭隘？假如看到周围的越来越多的人收入比你低，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减少债务、去杠杆，这其实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蔓延开来，最终一定会影响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资产，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共情能力马上就提升上来了？】贷款人必须相信，他们将获得的偿还金额大于通胀(即大于他们通过将财富储存在对冲通胀的资产中所能获得的金额)，扣除税收【这里大家能想起美国人对冲通胀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嘛？那就是《购买TIPS》，通胀保值债券】。而且，因为债务人必须抵押他们的资产(比如股权)作为抵押品以激励贷款人发放贷款，他们必须至少对他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有信心，就像他们对他们抵押的资产(即股权)估价一样。此外，投资者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流动性——即出售投资换钱并用这些钱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例如，如果我拥有100,000美元的国债，我可能会假设我能够将其兑换成100,000美元的现金，并反过来将这些现金兑换成价值100,0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然而，由于金融资产与货币的比率如此之高，显然如果大量的人试图将他们的金融资产转换为货币并同时购买商品和服务，央行将不得不要么生产更多的货币(冒着货币通胀的风险)和/或允许大量违约(导致通缩去杠杆化)。货币体系政府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是创造货币和信贷，他们通过决定本国的货币体系和控制增加或减少货币和信贷供应的杠杆来行使这一权力。所选择的货币体系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过去，存在着物物交换，即内在价值相等的物品的交换。这是货币的基础。当你用金币支付时，交换的是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物品。然后信用发展起来——即承诺交付具有内在价值的“钱”，然后是承诺交付没有内在价值的钱。【纸币的内在价值就是一张纸的价值，几乎没有内在价值】放贷者期望他们将收回一定数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转换为购买力，比他们最初贷出的资金能购买到更强的商品或服务，即他们使用信贷来交换今天的商品和服务，以换取未来同等或更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自信贷开始以来，债权人基本上是在问那些控制货币体系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印很多钱，而这些钱在未来我用它们来换取商品和服务时不会给我买到很多东西？”在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货币体系:1)以商品为基础的体系——由一些商品(通常是黄金)、货币(可以以固定价格转换成商品)和信贷(对货币的要求权)组成的体系；【这里可以延伸出一个大家常见的概念叫做：金本位，它是一种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度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含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值－金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但在20世纪初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国家贸易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颇多的好处。金本位制度被废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本位制度下，货币总量受到黄金储量的限制，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经济危机发生时，金本位制度会导致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就业率下降等问题，而政府又无法通过扩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因此，许多国家在20世纪初期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转而采用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直接使用信用货币。大家了解这小段历史后，纸币时代没有了实物黄金的锚定，是倾向于超发还是少发？超发能带什么“隐性福利”，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2)法定系统——仅由货币和信贷组成的系统。在第一种体系中，创造信贷扩张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公众会将货币和信贷返还给政府，以换取他们可以兑换的商品，从而抵消政府增加货币和信贷的努力。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其价值下降；或者换个角度看，它所兑换的商品的价值上升了。当它高于固定价格时，持有信贷(即货币债权)的人出售其债务以换取货币，从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从政府购买有形资产，这是有利可图的。出售信贷和收回流通中的货币导致信贷紧缩和货币价值上升；另一方面，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总水平将下降。其效果将是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减少经济活动。由于货币的价值相对于几乎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已经下降，我们可以将货币与任何东西联系起来，以展示这个货币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例如，由于1946年一磅白面包的价格是10美分，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把美元和面包绑在一起。让我们想象一个货币体系，政府在1946年承诺以每磅10美分的价格购买面包【等效于金本位下的黄金】，并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天，一磅白面包的价格是2.75美元。当然，如果他们使用这种货币体系，价格就不会涨到2.75美元，因为我们都会以10美分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购买面包，而不是从自由市场购买，直到政府用完面包。但是，在我们的例子中，假设面包的价格是2.75美元。我当然愿意拿出我所有的钱，以10美分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购买面包，然后在市场上以2.75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他人也会这么做。这一过程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降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增加流通中的面包量(从而比其他价格更快地降低其价格)。事实上，如果面包的供给和需求没有受到其与货币的可兑换性的巨大影响，这种联系就会大大减缓过去50年货币和信贷的快速增长。【各位，我们好好理解下这个小例子，是个不错的益智游戏，其实背后道理很简单：金本位下，你有多少黄金，就做多少货币的事情！这里还提到“无风险套利”以及套利行为消灭套利空间】显然，货币可兑换成什么对这一过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选择将美元与鸡蛋挂钩，而不是与面包挂钩，因为1947年一打鸡蛋的价格是70美分，而今天大约是2美元，那么货币和信贷增长的限制就会少一些。理想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基于大宗商品的货币体系，那么他希望将该货币与不受供需大幅波动影响的东西挂钩。例如，如果货币与面包挂钩，面包店实际上就有能力生产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历史证明，黄金和(在较小程度上)白银比大多数其他货币支持更稳定，尽管它们绝非完美。在第二种货币体系中——即货币数量不受商品交换能力限制的法定体系——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影响以及借贷双方创造信贷的意愿。政府通常更喜欢法定系统，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权力来印刷钞票，扩大信贷，并通过改变货币的价值来重新分配财富。人性使然，【美国】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官员)倾向于看重眼前的满足而非长期利益，因此政府政策倾向于通过允许自由信贷创造来增加需求，这导致了债务危机。政府通常只有在被迫应对货币价值严重贬值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基于商品的体系，因为政府“印刷”了大量货币来减轻其不受约束的货币体系所允许的过度债务负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很多国家，发行货币有一个锚定物就是国债，比如美联储发行货币，它的锚定物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它印发货币下场去购买美债，相当于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然它还包括很多方面的措施，可以先简单这么理解，也就是货币发行越多，背后需要支付的国债量就越多，如果实在债务重的受不了，可以直接印美元来还，这里可以延伸出一个时髦的词就叫“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部没钱了，央行直接印点钱给它。】当货币创造的约束在债务危机中变得过于繁重时，他们就会放弃基于大宗商品的货币体系。因此，纵观历史，【美国】政府在基于商品的货币体系和法定货币体系之间来回转换，以应对各自的痛苦后果。然而，他们不会经常做出这些改变，因为货币体系通常会运行多年，通常是几十年，央行会改变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以足够好地控制信贷增长，因此这些拐点很少出现。好的，本次的分享到此结束，如觉有用，点个在看，分享一下，这里是经济数据解读系列【WXGZH杨梅看趋势】，感谢观看！相关拓展：《1》、《2》、《3》、《4》}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中央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则是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题中之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追责，倒查责任。”(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80页)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上来，真正把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之战。下面，结合湖南实际，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政府债务有多少
这恐怕是各级地方政府看似说得清、实则难以说清的一个问题。据省内有关部门统计，全省政府债务总数9000多亿元，占GDP比例约30%，低于国际平均警戒线(占GDP60%)，似乎还没有到需要作为风险来重视的程度。笔者曾参加几次政府债务的核查，对此有多个口径，起初是把政府债务分成三类，即政府直接债务、政府具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政府具有一定偿还责任的债务。此后有关部门又将政府债务分为“系统内债务”(政府直接举债)和“系统外债务”(各类政府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最近，又分为系统内债务、系统外债务和政府具有中长期支出责任的债务(如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政府融资租赁项目等)。如果按政府直接举借的债务，即系统内债务，则前面所说的9000多亿元可以说基本准确，但如果将其他政府性债务(主要是政府性平台公司用于基础设施、公用市政建设和民生类债务)统统包括进来，则超过系统内债务的2至3倍。如果从风险上看，政府债务总数已接近GDP的80%-100%。当然，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市县与不发达市县自然不会一样。
二、怎么考核与评价债务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就必然要有一个追责依据。但目前为止，省内还没有因债务高而追究党政负责人的先例。这其中，除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不够统一以外，也与我们对债务率的概念还模糊不清有关。据了解，当前作为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比较权威的提法至少有三种：一是负债率，即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二是债务率，即政府债务与各级政府可用财力之比，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数据，政府可用财力包括政府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上级对该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加，然后扣除政府用于人员工资、教育开支等刚性支出;三是偿债率，是指政府每年收入中扣除各项必要支出后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与政府债务之比。这三个数据，一个比一个复杂，所以不管用哪一个概念都难以精准，因为难以精准也就难以考核，更难以追责。
三、政府债务主要用在哪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地方政府原则上是不能举债的，尤其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但当时在政府预算时，可列入一定的赤字(即支出可略大于收入)。1995年《预算法》实施后，除中央之外，各级地方政府都不能有预算赤字。如果按当时财政收入来讲，多数地方政府收入只能用于“吃饭”，而要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则主要靠争取上级政府拨款，于是争项目、争拨款成为地方政府的“要务”和“政绩”。不知在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举债了，或者政府可以成立公司、以少量的注册资本融到银行的大量借款，于是一哄而起、愈演愈烈，许多脍炙人口的口号也由此而生，如“小路小富、大路大富、高速公路快富”，如“善用祖宗的钱(土地)、巧用当代人的钱(发行股票)、敢用子孙的钱(银行借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谁敢放开胆子借钱、并能借到钱，谁就是思想解放、有本事，谁不敢借钱就是保守落后。这一思想转变，只是经历了二三年，而这一路径则已经走了30年。不可否认，当年这的确是一个突破，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伴随中央事权的下放，地方干成了许多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事。如果没有这个突破，中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城市面貌的大变化，乃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大提高不可想象。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也不实事求是。但凡事都有个度，过度了，矛盾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陈云同志强调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那个时期，但从政府支出的排序上来讲，还是这个道理。前面我们讲了政府举债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它的消极作用。首先，它往往不受预算约束;其次，它也容易冲撞“底线”(财政可承受能力);其三，它是各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物质基础。笔者更担心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就此养成了“大手大脚”“奢侈浪费”、不讲科学、不惜民力的坏作风。
四、当前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原因
把政府债务控制在适度规模之内，这是多年来中央反复强调的要求，为此国务院组织过多次全国性的清理和审计，但为什么这些年来越“清”越多、越“压”越高。原因比较复杂，但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来。
一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靠铺摊子抓投资唯GDP的老路子、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依靠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等，这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不少人还是满足于喊口号、搞形式，从传统的路径依赖、惯性思维、老路子老办法中走不出来。
二是指挥棒不灵。我们可以看看多数地方的绩效考核，基本还是重显绩、轻潜绩。所有考核中，干部考核是核心中的核心。人们看到的是一些“大干快上”“贪大求洋”的人上得快，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人有时反而上得慢。怎样真正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变成一个可以衡量的要求，还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
三是各种“利益”的绑架。政府债务要投入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所以不少从事建筑、设计、施工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对此趋之若鹜，通过各种“影响”推动政府高强度、高规格、高负债建设，有的项目往往成倍超概算、超预算;各类银行、基金受盈利、风险控制等指标驱动，也愿意将钱借给政府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项目公司，以图稳定的收益。再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内部高息集资等形式，推动负债搞建设，以谋取小团体“福利”和个人利益。
四是政府化债举措被“异化”。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债务，2015年国家以“置换债”的形式发行15万亿债券，这本是一件好事，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利息1.2万亿元(摘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由于没有更严格的对政府举债的限制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因利息负担降低而引发了新的举债动机。一些银行以借新债、补旧债的方式，把因发行“置换债”的利息损失又拿了回去。政府大力推行的PPP和政府购买服务，初衷是为了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有投资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垃圾焚烧处理、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领域。然而就像国际上一些惯例到了中国“水土不服”一样，由于一些地方各种规范限制条件没跟上，引发了各级更加强烈的投资冲动。据对一些政府PPP项目的分析，绝大多数是没有现金流和稳定投资回报的项目，合作方也多为政府、银行和大型国企。一些地方的学校、医院、办公楼、地下管网、非收费公路都成了融资租赁的“标的物”。
五是约束机制缺失。对各种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政府约束机制严重缺失，甚至一些地方的人大向金融部门出具担保函，政府放宽了对各级地方投资项目审批限制，使一些超越自身能力和超越发展阶段的项目获得了各种许可，拿到了“路条”。文件规定中的检查、审计、追责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甚至成了一纸空文。
五、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几点建议
1.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城市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和历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原原本本学、对照问题学，切实转变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遵循经济规律，树牢“功成不必在我”的正确政绩观。
2.摸清底数、设置底线。通过严格的检查、审计、督查，彻底摸清政府债务的底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负起主要责任，各级国有银行要增强大局意识，积极主动配合。对政府类平台公司要加强清理，严格控制增量、减少存量。对各类土地要严格用途管理。什么是“超越自身能力”和“超越发展阶段”，要尽可能明确界限和底线，对债务率的规定和考核要化繁为简、清晰明了。
3.对政府性大型公益性投资要设置负面清单管理。列入清单的要上收权限、从严审批，以体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4.启动追责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对债务问题，我们不能“击鼓传花”“新官不理旧账”。要启动倒查机制和追责机制，对一些不顾需要和可能，严重脱离实际且可能对今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要终身问责。对此，我们要从法律、制度、考核、奖惩上予以具体明确，坚决克服一方面债务缠身、一方面却“风光得意”，让债务重的地方过上“紧日子”，增强危机感。
5.要开“前门”、堵“旁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要适当扩大政府专项债的发行数额，并明确适用范围和审批权限。要把债务额度与地方收入挂钩，与中央转移支付挂钩。要进一步明确地方事权与财权，增强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各级政府应当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各级人大要切实加强对预算的监督。在处置政府债务风险中要分清轻重缓急，慎用“急刹车”，防止“硬着陆”。
（文/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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