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银币的伪造和反伪工作》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银币的伪造和反伪工作（8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银币的伪造和反伪工作ll_埃共和国国家银行_的伪造和反伪工作王宁】932年2月lH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岂并开业,中央根据地内的金融组织得到了统一,停止了各根据地前的货币发行权.1932年7月国家银行开始发行纸币,同时由地处瑞金洋溪的中央造币厂铸造金属辅币.贰角面值为银质,一分五分面值的为铜质.1933年继续铸造.由于苏纸币以通埔的银元为本位,贰角银币在金属币中占肯分重要的位置国家银行发行的贰角银币,直径23.6mm,重575g左右成色60%止面为文字,中央藏角面值,左右各一五角星,上下分别为弧形排列的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历一九二二年;背面寨为主.圆形的地2、球被嘉禾包绕+上下分别L|间加一颡五角早和贴一朵梅花,球内镰刀和锤子交叉.顶有一行文字.每五枚当一元l932年中毕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贰角银币后小久,大量的伪造假币也随之出现苏维埃共和国除r与敌人进行政治,军事:l_争以外,还要进行经济J争.为了防止敌人的伪造货币进人荨区扰乱金融,破坏苏【x的经济+对拒用和敞意贬低苏币的商人严惩.对伪造货币的人处以微刑=尽管根据地对制造假币的人实行了严时的惩罚措施.但仍然无法根除伪造苏维埃货币的行为.各级苏维埃政府与制造假币和使用似币的行为进行毛期不懈的斗争.f西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份1933年发布的江两省.:维埃政府通令第五号历L史文件(图1).正是专门针对贰角银3、币的伪造而提出反伪措施的.同时我们也见到了当年伪造的贰角银币,这些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33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第五号通夸全文如下:三工西省苏维埃政府通夸第五号关于戒南的银币的使用宙苏巴发布十一号布告.说I啊苏维埃的真银毫与敌人伪造的假银毫无论年字南字有无如何的不同点,只要铜的就是溉毫就通用是银的就是真毫.不论罡破的哑神,只要是真银干的,就须一律通用查近采有些地方从这布告玷出后+反革命份子更藉故造谣说.江西省政府己出布告要甩两由的银毫来欺骗群盘足见群盘对于右苏十一号布告的内容还没有理解.主要因为群盘的文化水平低藩.看布告不懂,以致被反革命恃于敷骗或自己发生误会因此:一,各主砬豉4、府必须经常派人在市场上去做宣传工作,详细向群众解释省苏十一号布告的内喜:二,收集一些敌人伪造的假银毫与苏雏埃的鼻银毫.实际告诉群矗辨别真假的办法;三.如果发现使用假银毫的应严格追究.要用各种方法彻底查出假银毫的来源.查出假造银币的拳人以及与其有是系的人交法庭严惩;四,如暴发现拒鲍不用式角银币的(假的伽j外),如果是贫苦工农对这问题确是不了解应向其详妇湃释使他了解只要分清真伪.如果是苏维埃的鼻银毫不但不能拒绝使用.并且应积极拥护采提高苏雏埃报毫的信用:如暮是豪绅地主富农奸商等阶级异己份子故意拒绝不用来破坏苏维埃金融应即拘捕.芟法庭严格惩办.船要时可处以死刑.?49.L甲圈钱;节f1.Nn.重萋b5、以上各项仰即遵艘执行.并将各地执行情彤报告省苏为要.此令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吴家俊公历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文件署名处加盖中华苏维埃共和捌#【西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红色圆形印章一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贰角银币后假币的出现,引起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史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重视.=毛主待特地找来r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l和业务处长谢里仁,细致地询问了有关贰角似银币的情况.敌人怎样造假?如何识别假币?谢里仁回答:敌人造的伪币是铜质不是银质,他在红铜j-面电镀丁一层银质:只要将伪币一磨擦,就可以看出铜质来这种伪币足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毛主席要求一方面安排部队剁匪.兄一方面发出布告,告诉群众识别真伪.堵塞E陶26、伪造假币在苏区的流通=实际上,伪造的贰角银币并不只是铜质的一种,还有银质的为应对伪造银币,各级并维埃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l933年2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曾专门发出密令,详细描述r假银币的特征,指出近来发现苏维埃银币有两种:一种年字有点,一种年字无点.经呈报财政人民委员会查验,发现其中一种角字头上一撇多一点,公所的公字一撇比较长比较弯,完全是铜质,属伪造的银币.密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查获这种反革命行动,保障国家银行货币的信J=,巩固苏维埃政权,严格执行以下办法:殉的.麓肼眼凡彝前糸十一参神圣m一舢土盏曲装如耳饭量童拳姜芟带:避Ii孳i.h.&.博谣A咎上晴截毒工肆-矗鼻田茹0,.一事=锯暨7、的辱.献.直器髦是牲璜们囊凳拳杆辩驻椎&蜘,|_,餐识一鼽茹耋正囊素肇彳瘩蕾.士蹙枣熏重且谯止繁本厦蕞采网镶衄人灸名趣.蛆啦地乖砌内帆带竹简装史霞舌膏一.峨牌乒扣妒簦越醴安分-器:1糠1.罄,中国钗带.,蝮他袁笔t1舢塘弛使瑚韭矗缸壤取童采张甜话着曲_鬟向薯簧誓扣蚺乖舟威蟹歌盘碧薮强,芰眷嚆j,碱雒袅乳行.矗时如地巩暂矗奇曩鼻-了I.各乡苏维埃政府立即动员负责人在群众中,市场中注意使用伪造银币的人.一经发现,应严密查究,以查出伪造银币的来历,但决不可公开.查实后,立即报告县苏维埃政府.2.各边区,各边乡苏维埃政府须调忠实同志一二人,专门负责在路VI盘查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行人,客商,特别需8、要搜查银币.如查到带有伪造银币的人,连人带钱捉送县苏维埃政府或政治保卫分局审讯.3.这是一件紧要工作和一项严重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艰苦耐劳继续密查下去,一个月没查出,再查几个月,只有在艰苦奋斗之下,才能破获反革命派的行动.4.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国家银行的货币,仍然要号召和领导群众使用流通,决不准有丝毫疑虑和破坏.从此文件中可以看出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对贰角银币的伪造极为重视,并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江西省博物馆馆藏苏维埃贰角面值的银币中发现了一枚铜币(图2),材质为红铜,表面氧化,蚀损斑驳,是一位钱币收藏家解放前从江西本地民间收集来的.它的形制,图案,大小与苏维埃的贰角银币基本9、一样,很难区分版式的差异.我们从上述文件中看出,苏维埃中央造铸厂的贰角金属辅币只有银质,绝无铜质,因此可以判定这是19321933年间伪造的一枚贰角银币.其表面原本镀银,时至今日表层镀银完全脱落,裸露出红铜.我们对有关苏维埃政府的贰角银币反伪文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苏维埃政府反伪工作的思路和对策.1932年贰角假银币出现后,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级县苏维埃政府等,都非常重视反假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首先充分宣传,发动群众,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反假防伪的斗争中来;其次是在反假币的过程中,对不同身份的人区别对待,怀疑拒用真币的普通百姓给予解释10、清楚,说服教育,而造假贩假币的,怀疑拒用真币的敌对分子则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再次是注意辨识伪造银币的方法,避繁就简,不认版式,以银为真,操作方便.苏区中央造币厂的工人都是从民间招集的银作工匠,冲压银币的钢模自己雕刻,工艺并不十分精致,铸造的贰角银币也存在多个版式,普通群众是无法从版式上来区别真假的.因而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十一号通令,告诉群众苏维埃真银币与敌人伪造的假银币无论年字角字有无如何的不同点,只要铜的就是假毫,就不通用,群众易于识别.维护和稳定了苏区货币.还有是充分意识货币反假防伪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贰角银币发行后,贰角假银币随之出现,假币的流通现象始终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从未停止过反假防伪的斗争,至1933年6月还再次发布通告,说明反贰角假银币的工作远未结束,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反假币的形势.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是可以从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中吸取到坚韧的精神和丰富的营养.注释:汀州市同时破获反革命案三起,红色中华1934年4月26日第五版.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陈毅,肖华:回忆中央苏区第36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密令(第一号),1933年2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第396页.(责任编辑:琛玉).Il目戗带o)6.0.一}

来源：第一财经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第一个红色国有银行的实践作者： 孙维维[ 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的第一个“国有银行”。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于瑞金，但也离不开闽西和赣南两地红色金融的实践。 ]1932年一天夜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称“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正在为苏区出现假币的事犯愁，突然一不小心，毛衣袖口在火上燎了一下，发出一股焦臭味。毛泽民受到启发，想到了在制造纸币的纸浆里加入细羊毛的办法。没想到，加入细羊毛不仅增加了纸币的柔劲和韧劲，在火上一烧还会发出焦臭味，在太阳光下还会发亮，很容易辨别真伪。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紧接着，发展苏区金融被提上日程。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的第一个“国有银行”。“根据地创办初期都面临着市面上流通多种货币且难以统一、 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苏维埃国家银行当时承担的第一个使命是取缔伪钞杂币、发行货币、统一苏区的金融。”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苏区研究中心主任钟燕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正式发行了苏维埃纸币。但纸币发行后不久，一批假币的出现扰乱了苏区的金融市场，也就出现了毛泽民巧计解决纸币防伪问题的故事。钱从哪里来?钟燕林向记者展示了自家收藏的一张五角钱苏币，这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传家宝”。钟燕林的爷爷叫钟文棋，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因为在战斗中腿部中弹，留在家中休养，后来救助过一名受伤的红军，这名红军为了报答他，给了他一张5角纸币。“这张纸币一直被爷爷珍藏着，被视为革命友谊的见证。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把爷爷的残疾军人证和这张纸币小心地放在箱子里。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常吵着要翻出来看，奶奶就说这是你爷爷留下的财富。”钟燕林说。记者看到，这张五角的纸币早已泛黄，除了细羊毛防伪措施外，几个“错别字”特别显眼。“比如第二个国字，少了一点，银字左边的金字旁写错了，这都是当时的防伪标志。”钟燕林说。为了防伪，纸币上还印有毛泽民和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特殊的亲笔签名，中央造币厂、印刷厂还采取了印制钞票和编号码分开操作的办法。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筹备建立之初，启动资金从哪里来，是毛泽民面前的一道难关。在毛泽东的协调下，陈毅将由其保管的20万军费暂时借给了毛泽民，作为银行启动资金。银行成立两个月后的1932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105万大洋，这笔钱对苏维埃国家银行来说是雪中送炭。“毛泽民当时调了200多个挑夫，从福建漳州把这105万现大洋挑到瑞金，这对苏维埃国家银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桶金。”钟燕林说。105万现大洋放到哪里成了问题，毛泽民和邓子恢商量，在邻近的石城县找了一个藏红薯的地窖作为“秘密金库”，派了两个警卫员乔装成小作坊的老板和伙计看守这批金银。这批珍贵的资金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重新启用，一路挑担到陕北，延续了红色金融的命脉。除了使用战争的“枪杆子”获得银行资本金外，有丰富经商和金融经验的毛泽民发现赣南盛产钨矿，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财源，毛泽民同时兼任了中华钨砂总公司的总经理。钨是稀有金属，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正在恢复军火业，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钨，当时赣南探明的钨砂储量位居世界第一。红军如何才能成功卖出钨砂赚钱? “红军和白区的商人交易，主要是靠私人关系，靠信用进行的。当时白区经商的都是本地人，也有从苏区逃出的地主，他们了解了苏区政府对商人的政策，就偷偷地做起生意来。”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树起抗日反蒋旗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十九路军占领龙岩，军需品——钨砂也可以从江西经长汀运到新泉，再经古田运往龙岩，钨砂由贸易公司进行贸易，每担50元光洋。苏区与十九路军交易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交易的过程中，对方把我方需要的紧缺物资运到河岸上，红军把钨砂装到船上，双方向天开枪，开几枪后，我方假装逃跑，把货留在船上，就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完成交易。”钟燕林说。据史料记载，直到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军通过钨砂出口赚到620万银圆。这笔钱支撑了中央银行的现金流。在运行过程中，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组织发行合作社股票，开办合作社，动员群众将余钱存于信用合作社；组织当地干部群众踊跃购买公债。从1932年起，苏维埃国家银行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分别是60万和120万的战争公债，300万的经济建设公债，所筹集资金促进了农业生产，活跃了苏区经济，支持了军队建设。此外，国家银行统一了财政制度，建立了国库制度、会计制度，为新中国财政金融秩序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并承担了今天财政部的一些功能，比如农业税、商业税的征收。“苏区前期主要是靠打土豪得来的资金支撑革命运动，后期靠农业、钨砂贸易等筹集资金，同时靠国家银行发行公债。国家银行充当了国家钱袋子的重要角色。钱袋子和枪杆子之间形成了互为输血和造血的关系。”钟燕林说。化解金融危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广大农村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内部，农民长期受到传统租佃制度与高利贷的双重盘剥，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为了了解赣南和东固地区(永丰、吉水、吉安、万安、兴国县一带)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1930年5月和10月分别进行调查，并写出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寻乌调查》对“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的情况这样描述：“寻乌县占人口总数7.4%的地主富农阶级拥有全县70%土地，而占人口总数92.6%的农民只有30%土地。”《兴国调查》的数据悬殊更大，地主富农的人数不过6%，却占80%的土地。当时的剥削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高利剥削中又分为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当利6种，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尖锐矛盾。中国人民银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描述，当时的高利贷分为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货币贷月息至少三分至五分(相当于年化36%~60%)，其中以“滚滚利”和“筋斗利”最凶狠，滚滚利是上个月或上年的利息，下个月或下年度又生利，1元钱10年变成1024元。筋斗利是按3天一计息，借10元3天后需还20元。“实物借贷有谷利和油利等形式，5月借谷一石，8月需还谷两石；油利也要翻倍地还。借了债的贫苦农民，家里的房屋或者劳动工具，比如耕牛都被地主拿去抵债，实在没有资产偿债的农民，只能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别人，女儿卖为童养媳。”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为解决高利贷对苏区老百姓的剥削，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当月就颁布了《借贷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取消和废除一切形式的高利贷，要求今后利率“最高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超过一分”，且不得利上加利，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借贷利率上限。“毛泽东当时明确指出，发放高利贷都属于剥削阶级，以反革命罪论。苏维埃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严禁用高利贷剥削群众。国家银行同时也发放一些低息贷款，促进农业、小工业、小手工业的发展，解决农民生活和生产上的问题，苏区高利贷剥削的问题得到了治理。”钟燕林说。苏区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国民党针对红色革命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封锁条例十余种，明文封锁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企图将红军和苏区“饿死”“冻死”“憋死”。1934年，根据地反“围剿”的情况比较严峻，老百姓兑换需求突然增大，苏区纸币挤兑风波发生，苏币面临一次金融挑战。有一天，毛泽民从外地回来，看到银行门口挤满了人。他听有人说：“现在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了，纸币不值钱了，我留着它干什么，赶快给我换银圆。”当时毛泽民立刻意识到银行业最忌讳的挤兑风波出现了，他赶紧找来邓子恢商量对策。毛泽民提出，一定要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誉，按照一元现钞兑换一块现大洋，不能失去苏币的信誉。几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的人越来越多，邓子恢询问毛泽民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毛泽民表示暂时不用。第二天，苏维埃国家银行门口来了十几名士兵，每人挑了一担大洋，前来兑换银行的老百姓看到感叹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洋，我们苏区银行的实力很雄厚。”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实这些担子里上面是银圆，下面是石头，毛泽民用这一办法赢得了群众对苏币的信任，稳住了金融秩序。就在这一关键时刻，1933年2月，红军在黄陂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大量现大洋和物资，时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亲自护送这批钱财物资到瑞金。红军开始在各个合作社销售苏区紧俏的食盐、布匹等物资，并要求只能用纸币购买。老百姓一看这种情况，大家纷纷道：“谁说纸币不值钱，谁说纸币要垮了，纸币不仅能按照现大洋来兑换，还能买稀缺物资。”于是大家又纷纷把现大洋换成纸币，就这样，没几天，红军收回的现大洋，比当初兑出去的还要多，一场金融风波就这样解决了。突破经济封锁的斗争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于瑞金，但也离不开闽西和赣南两地红色金融的实践。1929年的8月，在江西吉安东固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起源；1930年11月7日在福建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也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立提供了制度基础。1929年1月井冈山斗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突围下山，到了江西中部的东固根据地。到了东固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吃饭的问题，建立银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根据地的迫切需要。东固平民银行第一任副行长邱有文的孙媳、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原馆长夏淑英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东固平民银行创建的过程。1927年，以赖经邦为首的几个东固青年知识分子，在吉安城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他们秘密回到家乡东固，创建东龙党支部， 恢复组建东固农民政权东固农协会，成立东固山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东固农军，并且发起了“东固暴动”，开始了根据地革命斗争。“东固暴动的胜利，震撼了东固周边的县市。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多次派兵对东固进行征剿，并对东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东固的生活物资、医药物资紧缺。”夏淑英表示。为了粉碎经济封锁，1928年春，东固党组织委派黄启绶在此创立了东固平民借贷所。同年10月，中共东固区委、红二团以借贷所为基础，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苏区第一张纸币。“当时正在书院任教的爷爷参与筹建东固平民银行，晚上挨家挨户动员群众集资办银行，一共筹集了4000银圆，后来红二团又捐助4000银圆，这8000银圆成为办银行的启动资金。”夏淑英说。当时，东固面临着油、盐、药品等生活物资的封锁。东固平民银行隔壁就是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人员轮着去吉安挑封锁物资。“他们用带隔层的木桶，下面放封锁物资，上面盛着大粪。他们用的扁担也不是通常那种竹片做的扁担，而是竹棍，把竹棍里的节打通，里面还能塞下封锁物资。”夏淑英讲述道。东固平民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发行货币、兑换纸币、收存现金、借贷。“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在当地比较受认可，筹集了各个地区的资金，解决了经济封锁的问题，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 活跃了东固经济，为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开创奠定了基础。”钟燕林表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固平民银行也不断扩大规模，1930年7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其改组为东固银行；11月，为解决红军战争经费问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东固银行的基础上筹集100万元资金创办江西工农银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随后各主要机关都在瑞金安家。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以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为基础，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因工作需要，爷爷邱有文奉命调到瑞金中央军委印刷厂工作，并担任副厂长、总务主任，同时改名为丘金山。当时印刷厂中有大批东固籍工人。”夏淑英说。1933年冬，邱有文奉命调离中央军委印刷厂，到“中华钨矿公司”担任经理(第三任)、中央贸易局局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和中央军委印刷厂也被解散，苏维埃国家银行留下一名副行长在苏区坚持革命，其他15名工作人员编入“第15大队”，200多名挑夫挑着几十担苏币、几担金条和几十担印刷苏币的原材料踏上长征征途。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战火中仍然坚持运转， 被称为“扁担上的银行”“马背上的银行”，伴随两万五千里长征，薪火相传。}

来源：央视第一套苏区货币，咋防伪？就靠这个“土方法”→百件企业“传家宝”，致敬百年风华！5月11日起，央视财经频道重磅上线百集微纪录片《红色财经·信物百年》。由百年兴业以来，百家企业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亲自出镜，他们将各自企业的“传家宝”带到演播室现场，讲述信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追溯红色财经印记、探寻中国经济脉络。今日第十六集为您讲述“第一套苏维埃纸币”信物名称：苏区纸币信物传承者：中国农业银行信物年代：1932年信物印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第一套纸币信物讲述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谷澍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西，宣布“复兴隆”钞票作废，印有“复兴隆”字样的钞票大部分变为一张张废纸，人们对发行的纸币，也丧失了信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苏区货币流通异常混乱，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由于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劣币及杂钞不断贬值，旧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利用这些贬值的货币掠夺根据地的物资和现金，另一方面还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剥削。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统一苏区金融和货币。红军将漳州战役筹措到的105万大洋首先存入国际银行作为货币发行准备金，同年7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次发行的第一套统一货币，当时被称为苏区货币、苏币或者苏票。半年内印制并发行纸币共计65.61万元，包括5分、1角、2角、5角和1元5种币值。但纸币发行并非易事，如何取得苏区百姓的信任，才是最为重要的。“复兴隆危机”可万万不能重演于苏区。想要取得苏区百姓信任，纸币必须能够兑换银元或生活物品。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赶往前线，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并贴出布告，按照一比一的比价公开兑换苏区纸币。闻讯后的百姓立刻带着纸币前往兑换处兑换。例如，在其中壹元纸币上，主图案是列宁头像。在上面有12个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面还有着一行小字，“凭票即付银币壹圆”。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苏区社会各界的信任，民众纷纷拿出旧币，兑换新币，有的人虽然不需要购买货物，出于对苏区银行的信任，也把手中的现洋兑换成纸币进行保存，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从那一刻起，苏币信誉大增。就在苏区纸币发行过程中，还发了一件趣事。五角纸币曾被印刷成两种颜色，绿色和红色。同一面值为什么颜色却大相径庭，难道其中的一张是假币吗？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缺少印币的专用油墨，红军只能用其他颜色的油墨代替，所以才出现了这样有趣的现象。而这件事情，却被国民党拿去大做文章。他们利用苏区造币遇到的困难，企图用制造假币的办法，来破坏苏区的经济和金融，降低苏区纸币的信誉。面对国民党的货币战争，行长毛泽民犯了难，他苦思冥想数日，依旧想不出解决的办法。一天深夜，毛泽民的毛衣被油灯点燃。羊毛的烧焦味给予了他灵感：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细微之处，一览无余。通过这种土方法，真假苏币轻松可辨，既解决了防伪问题，又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对维持苏区货币的稳定流通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次巩固了苏区货币的信誉。而在红军长征中，始终贯穿着这样对苏币信誉的维护。1936年，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贵州毕节县的当天，一个老乡就拿着一张苏币，来到了他的面前，想要兑换银元。然而部队刚刚到，未曾在此地发行过一张苏维埃纸币，那么这张纸币又从何而来呢？原来一年前，中央红军曾在毕节驻留，这是当时购物留下的纸币。部队的粮草、弹药、医药物资都需要银元采购，一旦为老百姓兑换苏票，已经吃紧的经费必然要再度紧缩。一万多人的军队，物资跟不上，还怎么打仗？供给部部长天天跟总指挥贺龙为此争吵，而贺龙回应的，只有一句话“红军部队有很多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最终，贺龙用一万多块银元，再次守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的信誉。对于那些没兑换仍流散在群众手里的苏币，包括中央苏区时还有一部分流散在江西、福建的苏币，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发行新币时，仍然规定以一比一比价进行兑换。货币的信用支撑并非只有金银，在贵金属匮乏的革命战争时期，当革命政权面临着被经济封锁的困难时局下，成体系的信用才能经受得住考验。红色金融就从那时埋下了种子，而今天，这份从第一张苏票签订下的红色契约，依然保障着这信用体系下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