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效应是政府为了平衡财政预算赤字，采取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向私人借贷资金市场筹措资金，从而导致市场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和支出因而相应地下降。这就是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和支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取决于私人储蓄和投资对市场利率的反应程度和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和卖出政府债券从而调整货币供给的程度。其影响因素为：1、支出乘数的大小政府支出增加会使利率上升，乘数越大，利率提高使投资减少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减少也越多，挤出效应越大。2、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函数L=ky-hr中k的大小，k越大，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一定量产出水平增加所导致的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越大，使利率上升的越多，挤出效应越大。3、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即货币求函数中h的大小，h越小，货币需求稍有所变动，就会引起利率的大幅度变动，因此当政府支出增加引起货币需求增加所导致的利率上升就越多，因而挤占效应越多；反之，h越大，挤出效应越小。4、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敏感程度越高，一定量利率水平的变动对投资水平的影响就越大，因而挤出效应就越大；反之越小。这四个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它一般被认为是稳定的；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取决于支付习惯和制度，一般认为也较稳定，因而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为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敏感程度。扩展资料对策：1、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2、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3、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4、长期看，解决供给型挤出效应的最有利措施，同时也是目前刺激需求的最好措施，就是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投资的规模和范围。这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通过产权改革使民间投资渗透到国有企业中去，增加民间投资在国有企业中的比例，使国有投资效率得以提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挤出效应骨骼的生物力学是研究骨骼在力学载荷下的行为和响应的科学。它涉及到骨骼的强度、刚度、韧性、弹性、塑性等特性，以及骨骼在不同力学环境下的变化和适应能力。骨骼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结构，它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各向异性，这使得它在不同方向上的力学性能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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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2 08:18
来源:
全景网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的问题，首先，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或带动的关系是肯定的。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如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方面，从而有可能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而且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做相关性分析来证实的。但是关于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我觉得仅仅做相关性分析是不够的。数据正相关并不能证明没有挤出效应。从宏观角度来讲，政府可以借债投资，可以搞赤字财政，但是政府投资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一个GDP总量的限制。因此从宏观上来讲，大量的政府投资会不会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无疑这个挤出效应是存在的。
举几个数字，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加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总额与GDP之比，1990年大约是15%，2000年为18%，2010年为25%，2017年为28%。从这几个数看政府投资是在不断扩大，而且相对于GDP而言，28%已经是非常高的数字了。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数据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个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该怎么解释？大致从2000年以后这个差距是敞口的，变得越来越大。2000年之前大体是1：1的关系，到2017年大概变成1：1.9的关系，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约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9倍。
固定资产投资中间确实存在数字虚增、不准确等问题，但是能不能用1.9的比例把固定资产投资压下来？这么做可能是冒险的。即便我们假定可以用1.9这个系数来折算，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28%，用1.9倍来折算，这个比例变成15%，也就是说政府加上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15%，而且这是最低限度，真实情况恐怕不会低于15%，很可能更高。从最近这两年的情况来看，这部分投资的内容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建设。过去还有相当多的产能投资和工业投资，但这些年它们占比越来越小，即便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投资也在减少。
日本、韩国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期也不过10%，而我国现在城镇化率才58%，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这不就意味着我们存在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吗？投资过多有效性会下降，而且会挤占全社会的可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中长期看，政府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恐怕对正常的民间投资会有挤出效应，而且这个中长期的效应是很难通过做相关性分析得出来的，因为它不同于短期波动。
此外，不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对消费也有挤出效应。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支出法GDP，2000年以前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60%多，资本形成率在百分之三十几。2000-2010年期间，资本形成率上升15个百分点，接近50%，而消费率由60%多降到50%以下，这十年间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恐怕主要是由于政策因素。我们持续以宽松货币刺激投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投资，产业政策在鼓励某些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为了GDP都在扩大投资。各种各样的政府行为都在鼓励投资，使得各级政府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导致消费率下降。因为支出法GDP中主要就是投资和消费，其余就还剩一个净出口。那么投资持续扩大自然会对消费造成挤压。尽管近几年消费率有所回升，但是和2000年以前相比，仍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无疑是存在的。
其实一直存在这么一个争论，有人认为政府扩大投资并不是政府主动要这么做，而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消费，储蓄率过高，所以政府把储蓄拿来进行投资。这是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你不消费而且储蓄率太高，我就拿你的储蓄进行投资来拉动总需求。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看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把资金流量表的总储蓄当做100%，再来观察其各个组成部分，其中政府部分在总储蓄中占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主要是2000年以后，而居民部分占总储蓄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因此，从数据分析上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总储蓄的提高和投资率的提高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政府在主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必然扩大政府储蓄，而并不是政府对居民高储蓄的被动应对。
过去政府持续的高投资，而且不惜借债投资，如果已经造成了过度投资，并使消费和民间投资受到挤压，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要从保增长的角度出发，继续把政府投资摆在其他的考虑之前？宏观政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是主要考虑当前经济增长率，保证其短期达到一定目标；另一个角度是把结构再平衡和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如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为了保证长期发展的动能，当前投资减速，也包括政府基建投资减速，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如果没有这个减速，那么过去形成的失衡恐怕是调不回来的。
今后有几年投资低增长，甚至包括政府基建投资较低增长都是必要的。短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一些，但风险能够降低，未来增长能够更强劲、更可持续。
（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5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二十七次月度例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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