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7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与前景 —— 从边缘到主流》报告。此报告主要介绍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基本概念、国际发展趋势、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与优势，以及政策的提出等方方面面，展示了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的广阔图景。上期我们探讨了在中国倡导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原因。本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中国社会责任投资现状。NO.1生态全景图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是指由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需求方、中介机构（资产管理者）、资金供应方（资产持有者）、政府和监管部门、赋能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相应的产品、服务、市场等共同构成的系统[1]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虽然社会责任投资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整个生态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尤其是政府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是社会责任投资走向主流化、专业化不可或缺的支持。NO.2制度优势奠定社会责任投资与实践的良好基础1. 政府通过投资和采购深度参与根据成熟市场经验，政府至少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参与社会责任投资和实践：直接参与投资、采购社会责任实践成果以及在采购中践行社会责任[2]。此外，一些由多国政府资助的多边开发机构也是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资金供应方。直接参与投资我国政府直接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典型渠道通常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直接投资于相关领域，实际受款方既可能是国有企业，也可能是民营企业、居民[3]。此外，一些由多国政府资助的多边开发机构也是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资金供应方。采购社会责任实践成果 一直以来，采购社会责任实践成果都是我国各级政府推进环境、社会项目的常见做法。例如，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成交公告中，2020年度，标题包含“扶贫”的采购项目为 1859 个，包含“脱贫”的采购项目为 445 个，包含“乡村振兴”的采购项目为 320 个，包含“污染”的采购项目为 472 个，包含“节能”的采购项目为 259 个，包含“养老”的采购项目为 393 个，包含“社会治理”的采购项目为 50 个，包含“保障性住房”的采购项目为 42 个。因此，政府采购社会责任实践成果也是我国政府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形式。既可以达到一些政府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这些领域。在采购中践行社会责任我国在政府采购中践行社会责任的做法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尤其体现在环境和社会领域。在环境层面，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为基础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初步建立了绿色采购制度框架[5]。在社会层面，我国政府采购的相关制度和机制主要着眼于扶贫攻坚、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2. 国有企业引领社会责任实践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国推动社会责任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大有可为的市场力量。一方面，部分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为了环境或社会目标而设立。另一方面，自 2008 年《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国务院国资委高度重视、持续推动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2021 年 4 月，国资委已经提出将开展中央企业 ESG 专项研究、推动中央企业加强 ESG 信息披露，国有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中的示范效应有望进一步强化。3. 银行贷款支持绿色与协调发展的历程久、规模大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创造环境、社会价值的企业或项目提供贷款支持，这些信贷资产会体现在其资产负债表内，因此属于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持有者（asset owners）。银行无论在参与历程还是资产规模方面，都是我国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机构投资者。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以来，绿色贷款[6]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增长趋缓，政策性银行占比七成。同时，产业精准扶贫贷款持续快速增长。4. 普惠金融取得瞩目成就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实施五年来，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瞩目成就，政府的广泛动员宣传使得普惠金融理念家喻户晓，大中小银行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投身普惠金融事业，金融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普惠金融服务的供应商既是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ing）中的机构投资者，也通过技术探索和商业模式创新向原本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了负责任的金融服务，充当了社会价值的创造者。我们认为，如果机构为提供公平、负责任的普惠金融服务进行了技术探索和创新，设置了相应的人力团队和运营机制，实际就充当了社会价值的创造者。NO.3政府和监管部门在市场促进和监督上尚有较大政策空间结合 OECD（2015）和 GSG（2018a）总结的政策工具包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用图 4-8 描绘当前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生态体系中政府和监管部门相关政策措施的发展现状。一、作为市场促进者之星火待燃1. 可供借鉴的市场促进政策工具政府中的管理协调机构是指在政府中建立一个专门的协调中心、知识中心，能够在相关管理者更替的过程中保持对社会责任投资的支持，持续地制定和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政策。国家战略是指制定和实施国家的统一战略、宏观政策来明确对社会责任投资和实践的支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从国家层面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生态系统的完善。ESG 股权交易所是指在原有股权交易体系的基础上，提供一个集中的数据库和众筹平台来链接投资者和创造 ESG 价值的企业。ESG 股权交易所的首要功能是汇集信息，其次才是为交易提供便利。投资者理念引导和教育是指对市场中的各类投资者进行理念引导和教育。在引导投资者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帮助投资者了解获取有效信息、寻求专业支持的渠道。参与或支持政策咨询是指政府参与或支持社会责任投资的政策咨询。2. 可以优化的市场促进政策工具在资金需求方能力建设层面，各地政府主要通过孵化器、加速器来培育、支持具有社会目标的企业。在发展资金批发商层面，为了真正实现引导与衔接功能，资金批发商（尤其是政府背景的引导基金）需要与企业及其服务对象、金融部门和政府等利益相关方保持交流，重视能力建设，持续优化社会责任投资的生态体系。在教育、研究和交流层面，目前政府和监管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教育、研究和交流活动的支持尚处在较为分散的状态，尚缺乏专门的支持政策来推动 “ 可持续共识 ” 的形成。二、市场监管政策尚未发展成熟1. 可供借鉴的市场监管政策工具建设特别法律形式是指通过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形式来定义影响力投资范围，着重明确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而不是创造利润的能力。国际经验显示特别法律形式与财政激励直接相关，因为明确的法律界定有利于激励政策的精准性。目前主要是韩国采取了此项政策工具。在受托责任中实现影响力是指通过强制资产持有者在其客户的投资决策中考虑影响力，为散户投资者提供投资影响力业务的机会。这种形式主要是应用于社保基金等大型资产持有者，目前美国的许多公共养老基金已经参与影响力投资，针对私人养老基金的指导政策也已经出台。零售影响力资管产品是指通过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创造可零售投资的解决方案，促进市场中的资金供应。2. 可以优化的市场监管政策工具在政策激励层面，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融资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如再贷款、专业化担保机制等。NO.4社会责任实践仍具较强公益慈善属性1. 创造共享价值的企业发展理念尚待普及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亿万企业运营层面，则是要对企业发展的根本理念进行重塑。一方面，企业层面需要意识到，社会需求定义了商业市场，而商业活动造成的社会危害会给企业带来内部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助推企业创造共享价值。好的政策和规则可以为企业创造共享价值设定清晰的目标、提供助推的舞台、鼓励不竭的创新。2. 社会企业仍处在边缘状态社会企业天生具备社会目标，正在一些社会责任投资发展较为成熟的市场中发挥重要价值。由于我国社会企业认证最初是由慈善行业引领，许多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是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因此，目前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公益慈善特征，商业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NO.5资产持有者参与度有待提升1. 保险业参与前景广阔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积极性不断提升。2020 年 9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次发布的《2019 年中国保险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除了绿色投资，保险业也积极参与了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展普惠金融、完善保险保障、服务防灾减损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投资或实践，但多以单个保险公司的形式呈现，缺乏较为系统的统计数据。从保险业开展社会责任投资的潜力来看，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我国保险资产总规模 22.4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保险机构还有非常大的参与空间。2. 社保基金尚未明确社会责任投资标准近年来，各国养老基金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的关注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尚未明确社会责任投资标准，但已经在积极筹备当中。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社保基金可以在明确社会责任投资标准的同时，促进资管机构丰富产品供给，发挥在社会责任投资市场中的示范效应。3. 机构自营投资初具规模从银行业来看，2020 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参与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助力绿色产业转型升级，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从证券业来看，其一大特色做法是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投资特色产业，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4. 基金会行业探路影响力投资国际上，基金会对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我国，由于基金会属于社会组织，具有明确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从前在投资上受到诸多限制。近年来，爱佑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 基金会都已经通过公益创投、与私募基金合作等形式探路影响力投资。由于公益创投对象的商业运营能力通常较为薄弱，基金会行业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学习如何通过影响力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时期。5. 调动个人投资者需要相对成熟市场近年来，虽然 A 股个人投资者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旧是相对较高的，这意味着个人投资者也有潜力成为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资金供应方。6. 年轻一代高净值个人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投资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净值个人正在快速增加可持续投资的资产比例，影响力投资的资产配比也在不断上升。实际上，国内高净值个人已经具备培养后代社会责任感的意识，希望家族持续地产生正向的社会影响力[4]。对高净值客户的调查[5]也发现，投资预算越多、越年轻的投资者，越关注 ESG 投资领域。NO.6资产管理产品较少、机构度量与管理能力待强化1. 概览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理财网、中国信托业协会、机构官网及 WIND 资讯[6]，我们梳理了近年来中国私募基金、基金专户 / 子公司、券商 / 券商资管、保险资管、银行 / 理财子公司、信托公司等受托管理机构发行社会责任投资相关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况（见图 4-9）2. 私募股权、创投机构试水 ESG 度量近年来，中国私募股权、创业投资机构已经开启了有益的 ESG 投资探索，但大多数基金管理人还不太了解或正在尝试了解相关的投资理念，一些基金的名称和投资范围虽然与环境、社会、治理目标相关，却缺乏成熟的度量体系和投资绩效披露机制。未来一段时期，我们预计市场规模至少有数倍提升潜力，主流机构将继续探索建立 ESG 度量标准，但行业整体发展状况还将仰仗于生态体系的支持。广义 ESG 私募股权、创投规模或有数倍提升潜力。从市场规模来看，当前我国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在广义 ESG 投资领域的规模尚小，发展前景巨大。根据基金业协会于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践行社会责任报告（2020）》，扶贫、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领域的 20 多个私募股权、创业投资案例中，投资规模从 100 万元到 200 亿元不等，中位数约 2.5 亿元。若按照经济总量和社会责任投资市场潜力来看，未来中国私募股权、创业投资进入 ESG 领域的规模至少可以提升至当前的若干倍。先行机构初步探索 ESG 度量。从专业化发展进程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境内机构中，已有高瓴资本、星界资本、毅达资本发布了可持续 /ESG 投资框架，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绿动资本发布了影响力投资度量模型，禹闳资本推出了影响力投资的分级主题图谱。一些投资于中国影响力资产的国际机构，如 TPG旗下的睿思基金、淡马锡旗下的 ABC World Asia，也宣布采用了量化的影响力度量方法。此外，红杉中国等机构发布了环境领域的专题报告。3. 主流公募基金应推动 ESG 投资专业化目前我国广义 ESG 公募基金的市场规模也还较小。相较而言，近年来，随着投资者愈加认可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发达经济体 ESG 公募基金规模持续快速提升。以欧洲为例，截至 2020 年末，ESG 公募基金达到 2873 只，占所有公募基金数量的 10%；ESG 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达到 1.2万亿欧元，占所有公募基金净值的 6.5%，占欧盟和英国 GDP 合计值的7.7%。如图 4-11 所示，中证指数、WIND、国证指数、华证指数发布的 ESG 指数均超过 10 只。当前 ESG 实践信息还较为缺乏，度量体系尚待完善，主流公募基金应着力推动 ESG 投资的专业化发展。4. 银行理财产品 ESG 投资策略尚待明确商业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的广义 ESG 理财产品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由于当前银行在我国金融结构中依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预期银行 ESG 理财产品还会继续迅猛增长。如图 4-12所示，目前存续的广义 ESG 公募理财产品由 14 家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但四分之三的产品（62 只）都是由华夏银行或其理财子公司、农银理财三家机构发行的。从可以获取的相关理财产品说明书来看，“投资对象”只是提出了“重点投资于”ESG 相关产业和金融工具，而未对投资比例、流程以及 ESG 度量方法进行介绍。因此，作为我国资管资金的主要来源方，银行理财产品需进一步明确 ESG 投资策略。5. 信托业提供差异化资管服务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管机构，信托业可以为社会责任投资提供更多样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如收益权信托、融资租赁信托等。近年来，信托业已经在绿色发展、扶贫支小方面探索了一系列的资管服务，但相较行业管理的 21.6 万亿[7]总资产规模而言，信托业还有很大的参与空间。在绿色发展方面，2019 年末，信托业制定并发布了首部自律公约《绿色信托指引》，成为绿色信托向标准化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国内关于绿色信托的实践多以绿色信托贷款、股权附回购、应收账款附回购等模式为主，随着行业的不断探索，各类创新模式也在不断涌现，如绿色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慈善信托等模式都发展迅速，为绿色产业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在扶贫支小方面，2019 年，全行业设立包含扶贫目的的慈善信托共计 78 单，规模 1.92 亿元。面向小微企业，信托业继续发挥信托制度优势，为小微企业提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租赁财产权信托、创业投资等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托服务。2019 年，信托业共向小微企业提供资金 6866 亿元。NO.7信息披露和评级基础设施待夯实1.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机制亟待完善作为最直接受到公众监督的企业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上市公司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总体依旧呈现出披露主动性不足、标准不一、缺乏可比性等特征，尚不能为潜在的社会责任投资方提供准确、高效的参考信息。结合国际经验来看，统一披露指引、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范围或许是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机制的必经之路。截至目前，中国香港、欧盟、日本、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都已出台了适用范围较广的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则。相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性披露范围仍然较小，主要针对重点排污企业[8]。自 2006 年以来，交易所、监管部门、相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近20项针对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汇报指引、意见甚至法规。2. ESG 评级实用性待增强如上所述，近十年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从 501 家增加至 1019 家，但披露率仅提升了 2.6 个百分点，目前占比仍约四分之一。相应地，ESG 评级可以作为社会责任实践信息的重要补充渠道。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第三方 ESG 评级结果的有效性还需时间的检验，对于投资决策的实用性也有待提升。3. 发债主体披露和认证机制待优化近年来，中国 ESG 债券的发行量快速增长，但由于部分绿色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绿色绩效尚不明了，社会债券、可持续债券的评估认证指引还未落地，使得投资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不利于吸引潜在投资者。因此，完善发债主体披露和认证机制有必要提上政策议程。根据 “ 十四五 ”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未来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领域可能成为社会债券的重点主题。NO.8发展瓶颈截至目前，我国社会责任投资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首先是缺乏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框架。其次是缺乏宏观政策的引导。再次是缺乏有效的社会责任实践信息披露机制和社会责任投资度量体系。最后是缺乏与我国文化价值观相适应的社会责任投资理论框架。参考文献1. 参考 GSIA(2016), GSG (2018a), OECD (2019)。2. 比较而言，采购社会责任实践成果是政府有目的地通过政府采购来推动一些社会责任实践项目；而在采购中践行社会责任，则是指政府在日常的各种采购行为中考虑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责任。3. 例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受款方既可能是民营房地产企业，也可能是居民。4. 福布斯，中国平安 . (2020-12). 2020 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 . https://forbes-web.oss-cn-hongkong.aliyuncs.com/2020 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 .pdf5. 王浩宇 .(2021-1). 资本市场 ESG：“ 拜登新政 ” 进 行 时，ESG 恐成投资新趋势.https://xueqiu.com/1820599974/1696116616. 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所涉及的资管产品数据均来自以上渠道。7. 数据来源：中国信托业协会，2019 年末数据。8. 中国证监会 . (2017-12-26).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17 年修订）.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