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微观主体来间接实现的。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等方式因金融科技的创新而发生改变，如大数据的出现促进了微观主体创造了价值，改善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新兴的众筹融资模式也因其自身特性致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了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利用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科技还可通过提供多元化投资渠道，增加投资资本，以延伸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尽管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但金融科技也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故为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变更其生产经营方式。同时，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对银行业也造成了一定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倒逼传统银行业的利率定价机制改革，使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而市场效率的提高又可以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助动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金融科技对利率市场的影响随着金融业转型的持续纵深推进，为了确保金融活动的安全性、防范重大系统性风险，我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不断加强对金融风险、利率水平等多个方面的控制。基于这一背景，凸显了货币流通缓慢、利率脱实向虚等问题，加剧了金融风险，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其技术赋能的特性矫正了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在金融活动的开展中，金融科技利用其技术特点帮助相关金融企业获取更多平台的资金支持、提升风控水平，降低金融活动中的风险损失，从而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路径。金融科技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大多体现在金融科技利用新兴技术对金融体系进行改进与优化，提升其服务经济的效率，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降低代理担保成本，针对市场中高新产业所面临的高风险、资金流通速度慢的问题，金融科技可通过合理的资金配置得到改善，推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二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使金融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三是金融科技让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能够在一个日益公平、合理和透明的市场框架中进行资产配置，这样一来，就更有利于达成令市场供求双方满意的均衡利率。该均衡利率会对投资和储蓄产生影响，其中储蓄可直接影响消费，而消费和投资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因此，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宏观经济的效率与作用，将资金更好地配置到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各个领域当中，推动经济良性增长。二、金融科技对消费市场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庞大的市场空间、有力的政策支持、巨大的消费场景优势，以个人信贷为主的消费金融依赖于金融科技，在金融界掀起了一阵技术化的革命风潮，在营销获客、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释放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潜力。为了对传统的消费结构加以改进，金融科技推动了消费金融市场细分后再分化，金融体系的进入成本和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以帮助更多的人享受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一国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通过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更优地服务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数据的实时动态抓取，对人们在浏览网页、搜索引擎记录、线上消费情况等过程中的痕迹进行及时分析，再根据己有信息结合技术推出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从而引领社会消费，通过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把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同信用制度相结合，能够使金融机构更加清晰地了解用户消费习惯、资金流水等，便于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从而精准地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因此，以金融科技为底层逻辑的征信服务与风险控制体系能够为消费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引导居民进行合理消费，从而以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三、金融科技对投资市场的影响作为传统金融行业的竞争对手，金融科技凭借着信息处理速度快，办理方式便捷简单，办理成本低等优势迅速占据了金融行业的一席之地。且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产品，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丰富了居民自身的投资理财选择，提高了社会金融产品的竞争，使得投资市场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科技为中小企业缓解投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一是金融科技为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融资方式，诸如互联网P2P贷款、众筹、供应链金融等创新融资模式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中的不足，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二是利用大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服务。金融科技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以较低的成本联合相关部门构建企业信用体系，通过有效评估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为对应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三是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人工智能技术能更为精准地为中小企业定制相关金融服务，这就降低了无效的宣传费用，使融资效率提高。因此，依托于金融科技的运用中小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得到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得以降低，促进实体项目投资的增长。四、金融科技对进出口市场的影响从金融科技的发展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使得数据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生产活动己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优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金融科技在进出口市场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也是促进进出口市场发展的推手。随着金融高科技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高效、透明、无界”的特性与外贸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为更多企业提供拓展市场业务的机会，也更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利率与汇率并非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变量，二者关系会受进出口额、对外投资规模等要素影响。由利率的一般传导机制和上文提到的金融科技对利率市场的影响可知，由金融科技引起的利率波动会影响汇率的相应变化，二者的联动反应会导致进出口市场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总结金融深化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发展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化。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深化过程，金融科技参与到金融市场的过程与之相反。基于金融科技的特性，其首先完善的是金融组织体系，随后逐渐渗透到金融本质，促进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融合，即经济货币化。以第三方支付模式为例，其作为对虚拟金融领域的有效补充和拓展，首先对金融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加快传统金融组织的转型升级。随着三方支付的广泛应用，其提高了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体系的交互协同，促进传统体系改善金融抑制现象，放宽金融管制，进而实现金融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在当下历史节点，原深交所副总经理、前国信证券总裁、现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胡继之表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资本市场波澜壮阔的30年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一个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正在来临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未来券商”的可能形态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5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是提升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采访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