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思想理论界越来越集中认识到运用科学的历史胸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这种科学的历史胸怀，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和弘扬这种科学的历史胸怀理解和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条件。同时，这种方法也是超越各种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解释许多思想困惑的必要思想理论修养。一、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看作一个整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和规律性，有利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正是以科学的历史视野，进行宏观的概括，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的历史胸怀。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展现了宏大的历史胸怀：“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着眼“九十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肯定和评价了历届党中央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做的努力。这样的历史胸怀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报告在阐述我们党的重大责任时，也采取了科学的历史的视野进行阐述：“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回首历史的进程，立足现实的情况，展望未来的方向，这种联系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历史胸怀。对于这种科学的历史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做了精辟的界定和论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这种联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路，必然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看作一个整体，把其中每一个阶段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不仅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内涵，同时也拒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更是运用这种科学历史方法的典范。他科学地分析了新中国60 多年的历史，澄清了长期以来纠结思想理论界的一些思想混乱，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强烈共鸣和极大反响。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分析结论，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八大精神完全一致，从根本上防止了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两个不同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的错误倾向。同时也堵塞了借口肯定其中一个时期而否定另一个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的历史胸怀，还体现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梳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追溯和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从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一直追溯到我们党做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计6个时间段。讲话有力地说明，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讲话也使我们明白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前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看作一个整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和规律性。这不但对于新进中央的领导干部而且对广大党员群众是一次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育，同时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教育。二、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更加坚定地看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超越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和曲折，把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流和主线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的发展历程不可能是笔直、平坦的大道，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中，出现曲折和错误，甚至出现低潮，是丝毫不奇怪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必然运用科学的历史胸怀，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透过曲折、失误和低潮，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把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流和主线，拒斥一切否定和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和一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56年，西方各国借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而出现反共风潮之机，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以科学的历史胸怀，深刻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曲折和错误。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几个不同的阶级专政发展的纵向历史脉络，分析了作为新生事物的无产阶级专政出现曲折的原因。文章写道：“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又比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的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了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错误。……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这种科学历史的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凸显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应该历史地、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92年。在这92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接着，文章又将社会主义的初期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对等地、历史的比较，从而无可辩驳地说明：一切新生事物虽然经过曲折发展，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人们不能用一时的曲折和失败，否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今天之所以引用党中央1956年的这一段论述，是因为它的预见性竟然是如此强烈，针对性竟然是如此准确，简直就像针对今天人们的思想实际而言。只有以科学历史的胸怀观察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初期发生的这些失败或者曲折，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这些所谓曲折和失败与当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照一下历史的镜子，资产阶级统治者今天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指责和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况。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哪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超越低潮和曲折的迷雾，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高潮与低潮都是交替出现的。低潮反映了敌对势力的镇压和破坏，同时也反映了进步力量的弱小和缺乏经验。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冲破了一次次的低潮，在低潮中总结经验，积累力量，最终还是形成一次次新的高潮。历史地看到低潮与高潮交替的规律，就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把握事物的本质，建立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的20多年中，一些研究者竟然基本上或者完全抛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的甚至陷入历史发展的“不可知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次泛起。西方也极力煽风点火，妄图借助于其某些“基金会”的力量左右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极少数人甚至宣传苏联垮台是没有按照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改革，等等。也有少数人很别致地提出“从档案里发现历史真相”，似乎借助于某些档案材料的挖掘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推翻。固然，历史学家重视历史档案的作用，但是，仅仅靠档案研究历史是靠不住的。第一，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档案？选择哪些档案？你选择的档案全面吗？第二，你选择的档案真实程度如何？第三，对于同一个档案描述的事实看法大相径庭怎么办？第四，靠某些新发现的档案能够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吗？对那些新式的迷信考据材料的人，对那些看到一星半点的所谓新材料就大叫发现历史“新大陆”的人，有必要提出以上这样的质疑。近来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侯惠勤同志的自选集，其中一段论述令人很受启发。他说：“考据学不能代替历史学，考据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当然更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考据最多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即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存在着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从微观角度看，它们同为真，都是‘事实’，而从历史趋势看，存在的并非都是真实的，相当一部分现存的事物已经失去了客观必然性，成为偶然的、纯表象的实例。”“要区分最能表现特点的材料，需要正确的历史观，需要认识和叙述历史的科学方法论。”（《侯惠勤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6页）这番议论真是一针见血，揭示了那些常常以宣布发现历史“真相”来制造轰动效应的人们的虚伪。三、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捍卫革命导师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150页）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全面综合的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反对以今比古，把当下自己的思想挂在古人的名下；同时，也反对苛求古人，要求前辈知道今日的具体情况、要求前人符合今天达到的某些认识。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十八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向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默哀，表示深刻的缅怀。十八大报告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评价：“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乃至东欧国家的崩溃无一不是从否定甚至丑化自己的伟大领袖开始的。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正确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从沉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这体现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清醒和成熟。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领袖的态度和评价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更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一段历史的标志，一代人的精神归宿，客观上也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一切想继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人，都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领袖。反之，一切国内外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必然把没落阶级的疯狂和复辟旧制度的希望化为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仇恨，否定、攻击和丑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所以，在当代，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创始者的态度，就集中反映了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态度。这是一块试金石。实际上，这是我们始终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上了敌对势力的当，就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命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切敌对势力常常抓住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某些错误或者所谓的“错误”，撕开缺口，掀起否定领袖的风浪，目的在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更加需要人们以科学的历史胸怀，识别真伪，避免上当。在苏联的所谓“改革”中，反共的敌对势力从否定斯大林入手，接着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统统当成所谓“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和批判。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当成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否定，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在斯大林遭到长期的否定和丑化之后，依次发生的事件是：列宁遭到粗暴的否定和批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遭到取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灭亡。这完全实现了西方敌对势力几十年分化、西化和颠覆的夙愿；也是混在党内的那些背叛者公开无耻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大暴露。当人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反对斯大林的全部真相时，社会主义事业大势已去！悔之晚矣！这个沉痛的教训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无不扼腕叹息！借口攻击斯大林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20世纪西方玩弄的大阴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再也不能忽视或忘却的教训。四、关键是培育党员干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修养，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在全党培育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的基本理论修养和科学的历史胸怀，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思想条件。只有这样，党才能有凝聚力，党和人民才能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和共同的逻辑，形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掌握科学的历史胸怀，本质上就是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科学历史的胸怀审视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从事物纵向发展的脉络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能够清晰地看清事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体现。这样观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更加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能不能运用体现科学世界观的历史胸怀审视历史和现实，能不能在理性层面上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能不能经得起严峻考验、能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命运问题。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党的干部队伍的理论修养是合格的，经得住考验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克服种种艰难曲折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现实。但是，这种合格的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现实的各种曲折中不断努力学习、思考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一直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干部的读书、学习和理论修养。他指出，一些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经不起考验，出现一些理想信念、思想观念和作风方面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唯物史观不牢固。有了唯物史观，眼界才能开阔，站位才能高，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这些基本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之中，内容博大、思想精深，需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深入钻研，需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领会得更加深透。”“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求是》，2010年第7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党的十八大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条件，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在治国理政中展示了一代新风，广大党员干部只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世界观的境界，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就能够使我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加胜券在握。（摘自：红旗文稿2013-9-9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中心 刘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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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制度是把全部落的人一共分成贵族、世族、与平民三个阶级。贵族阶级是特权阶级，地位非常尊贵，是农田、土地的地主。他们把土地提供给平民耕种，再向平民收取租税。世族阶级的地位是介於贵族与平民之间，与贵族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他们有可能是平民出身，透过能力的表现，或勇士的事迹而由贵族授权，成为世族。世族阶级可享有免税及若干纹身及名号的特权。平民阶级则是付出劳力以换取生活所需的阶级。平民向贵族取得用来耕作或建造家屋的土地，然後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纳贡(即缴交一部份收获)给贵族做为取得使用权的租税；而贵族则必须代表属下的平民主持仪礼或处理纠纷等，并负责处理部落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等级之分。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开始出现社会分层现象，伴随着阶级的萌芽，也萌发了等级的胚芽。进入文明时代后，等级分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于是在古代国家中便出现了各种社会等级制度。古代国家社会等级制度产生的根源，归结起来主要有：社会分工、血缘关系、财产分化、人身依附、征服战争、移民和宗教活动等等。然而，从历史实际情况看，在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些根由并非单一地起作用，而是多种根由起到主导作用。另外，在这些根由中，血缘关系、社会分工和财产分化属于社会内在因素，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自发过程；而由征服战争、强迫移民和皈依宗教所划定的等级制度，则是外来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等级制结构的多样性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状况的不同，以及等级制度根源的区别所造成的。印度种姓制是最具典型性和最为完备稳固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源于世系社会的社会分工，又有财产分化以及其他缘由，才逐渐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印度种姓等级森严，结构稳固，表现出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特征：等级的封闭性、高等级享受特权和等级身份的世袭继承。在古代西亚地区，社会分工和财产分化，也造就了古伊朗的种姓制和两河流域城市国家的等级制。中国先秦时代的宗法等级制虽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但也和征服兼并与分封制相关联。古代日本的身份等级制和越南村社等级制，同样是社会分工和财产分化的结果。古罗马贵族和平民等级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我们主张综合起源说，即认为是和血缘关系、社会分工、财产分化、征服兼并和强迫移民都有干系的。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封建等级制度固然源于日耳曼人部落的征服，但也离不开血缘关系和财产分化等元素。阿拉伯帝国的封建等级制明显带有军事征服和宗教色彩，然而，血缘关系和财产分化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总之，尽管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各式各样，结构特征各具特色，但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些等级制的共同特性。阶级是指在生产关系中由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所决定的社会集团，是以剥削劳动者为其特征的，因此属于经济的范畴；而等级则是指在社会分工和劳动组织中人们所占的地位序列，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其特征的，因而属于社会和政治的范畴。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阶级和等级制度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表现有所不同。　　阶级的形成晚于等级的形成，这是因为原始社会母体中虽然同时孕育了阶级和等级的萌芽，但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发展迟缓，奴隶制发展不充分阻碍了阶级的形成。由氏族部落首领转化过来的氏族贵族等级与普通公社成员为主所组成的平民等级的划分，是早期国家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后来，等级分化进一步加深，等级结构日渐复杂，在古代国家产生了各种社会等级制度。等级结构与阶级结构犬牙交错，混杂在一起，造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体系。往往是在一个阶级中，包含着几个不同的等级，一个等级中掺合着几个不同的阶级；也可能是同一阶级的分子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同一等级的成员归属于不同的阶级。尽管等级和阶级的构成不尽一致，但在古代国家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高等级结合而成奴隶主阶级或封建主阶级，而低等级则沦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前者居于统治地位，垄断政权，经济富裕，享受种种特权，而后者地位低下，财产贫乏，生活困苦，只有有限的权利或处于完全无权状态。只是在古代少数国家中，在低等级中尚可见到剥削阶级的踪影或高等级者沦落到贫穷的境地。这种错位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成员兼有阶级和等级双重身份，阶级成分总是流动变更，而等级身份相对稳固滞后的缘故。出现这种现象，是由征服战争、强迫移民和宗教信仰划定等级所致，即由于社会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等级自发产生和发展的正常现象。至于低等级中的个别成员偶遇机缘，地位上升，甚至经济暴富或把持权力，实属特殊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古代国家中的等级具有阶级属性，等级是阶级的特殊表现形式，反过来说，古代国家中的阶级则是等级的阶级而已。古代社会的等级问题，归根结底，也就是阶级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不同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认识。从洞穴文明走向广场文明的征程中，中国人彻底打破了部落式的社会组织模式，建立了以王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家族宗法文明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政治上以代表权贵意志的贵族文化为主导，在个体社会生活方式上以家族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主导。二者都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个体家庭生活的基础和支柱。这种制度的形成与中国式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等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思想家们试图打破这种社会组织模式，如墨子提出的兼爱论、庄子提出的齐物论，等等，都是对于等级制度的反抗，但他们提出的理论，都不能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等级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但在2000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撼动等级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平等的思想观念几乎弥漫于一切形态的中国文化形式之中，或潜或显，或明或暗，没有人不受到它的影响。
等级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这就是说，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是天下通行的普遍原则。等级制度植根于中国式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之上，它能够更有效率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提高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全面提升人类的生存能力。从儒家文化最终从百家文化中胜出，进而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形式这个历史进程来说，在人类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似乎有着相比较的优势。等级制度的基本原则来看，等级制度正体现了权贵意志。等级制度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它体现了权贵意志在社会组织模式上的系统化、制度化。按照儒家文化等级名分的思想观念，全社会的人组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荀子学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是按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等分类的，大致可分为圣人、大儒、君子、劲士、雅儒、小儒、欲儒、俗人、众人、鄙夫，等等。在荀子学说中，人的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其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相应处于高位；处于金字塔底座的人，其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也相应处于低位。“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荀子·儒效》）大儒这种人，能当天子的三公；小儒，可以当诸侯的大夫或士；民众，只能当工匠、农夫、商人。荀子认为，人的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是一体化的评价标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社会活动中的一切方面都要通过礼制来区分开来。比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仅俸禄不同，而且连衣着都应该有所区别。“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所谓礼，就是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不同的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别，贫穷的和富裕的、权轻势微的和权重势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规定。所以天子穿大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德行必须和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能力相称。其实，人的政治地位、知识层次、道德状况、社会职业、财富多少代表着不同的方面，它们有着各自的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是很难一体化的。比如，一个人的道德状况与其身份地位就很难一致，社会地位高的人，未必是有道德的人，相反亦然。对于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通过将不同的人强行压缩为金字塔式的板块式结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权贵阶层的利益，从这一点上看，儒家文化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在等级制度所明确的各类关系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就是荀子从孔孟学说中所继承下来的君子与小人之分——亦即贵族与平民之分是最为核心的关系。荀子从贵族文化的立场上，十分详细地论述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荀子·富国》）所以说：“君子靠的是德行，小人靠的是力气。干力气活的小人，是为有德行的君子所役使的。”百姓的体力劳动，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有成效；百姓组织在一起的群体性生活，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安稳；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长久。父子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亲密，兄弟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和顺，夫妇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会欢乐。青少年依靠君子的治理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君子的治理得到赡养。有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样一对最为核心的关系，等级制度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狼”与“羊”之间“吃”与“被吃”的关系确定之后，荀子还进一步明确了居于等级制度塔尖的君主——狼群中的“领头狼”才是真正的“天下之本”。这就是荀子所提出的明显区别于孟子“民贵君轻”说的“贵君论”，从中可以看出孟子与荀子学说的本质区别。“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主，是掌管等级名分制度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权力是社会各类资源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君主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君主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有国家，任用百官，鱼肉人民。一国之中，任何人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得与权力相应的利益，因而，如何更多更大地拥有权力，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荀子对于官僚主义制度的维护与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中国式官本位思想长盛不衰的思想与文化根源。中国封建制的等级是按品级、身分、地位、门第来划分的。在居民的等级分立上，封建法律规定着有特权和无特权的两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中间，又各有若干不同的级别。即以无特权的劳动农民来说，其间也有各种不同的人身隶属关系：下焉者近于奴隶；上焉者居于有若干财富的“良人”的地位，但他们的人身权一般是不完全的，还只能说是“半自由民”。一般来说，在史国封建的等级制度下，品级、家族、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亲疏等等，都从法律上规定了章服和爵位的不同名称，这是一种“婚姻关系”，用中国的史实讲来，即所谓“宗绪之情”。从唐代社会等级“整个阶梯”的构成上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一）皇帝是最高的地主，同时又是封建国家主权的代表者。在这里，如序论补所论证的，国家主权即是皇帝这一最高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法律的虚构”即由此出发。唐代的户婚律即以法权形式把土地权利按照等级来划分，规定：“农田（即受田）百亩。其官人永业准品（即品级）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级”（唐律疏议卷一三）。唐太宗更从政治形式上规定：“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或“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在有关中国封建制社会田制的史书中，往往在文章的前段对农民讲所谓“授田”，在文章的后一段对品级性的贵族讲土地占有的等级层次。这种等级的层次，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有特权的品级和不完全自由的“常品”（以至完全丧失自由的“贱民”）。从这两大类的划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等级层次掩盖下的阶级集团之间的对抗形式。（二）依身分、品级、官爵等等特权而形成的剥削阶层，包括了五花八门的等级。这些等级程度不同地享有着对土地占有权、对劳动者人身隶属以及因优越于“常品”而来的免租、免役、免罪刑的特权，程度不同地具有因军权、行政权、司法权、管理权和章服特殊权而来的非法横夺的特权，因而他们的占有权和特权是随法律的规定而时有变化。他们是皇室亲属、勋贵功臣、各级官僚以及因袭传统势力而不得不追认的品级性豪族地主和法律上所特许的僧侣阶级、工商业者庶族地主以及不入清流的吏胥等。最特别的，还有在官制规定以外的、不属于官阶的所谓“宦官”以及与皇权矛盾而自作法律的藩镇，特别在唐代后期，他们的特权已凌驾于其他等级之上，并左右皇权、废立皇帝，以至割据一方，“土田名器，分划大尽”（新唐书卷二一○）。这些等级的身分是不齐的，所以地位权力也有区别。最高层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代表皇权。最低层则接近于律例上一般所称呼的“庶人”、“良人”和“凡人”。后者这样的土地占有者，要负贡纳形态的各种职役。封建特权的取得，也有不同的途径，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第一系：有的特权是由于皇帝恩赐而得的。如唐高祖赐裴寂“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太宗赐李勣“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也有单赐缯帛的，动辄万千匹，史例甚多，不胜枚举。有的是按照常规而封爵的，如上至宗室亲王一百顷，逐层下降，按品受田不等，按等级、官吏地位而受田有差。有官田的地方，取官田受给，无官田的地方，取百姓地充（参看通典田制下）。这里还有“实封”的和“非实封”的区别：实封的是土地之外还连带以劳动人户并赐，所谓“皆以课户充”，一万户至千百户不等，其中租调归贵族，惟“庸”有例外的规定。这种接近于合法的占有，都可传及子孙。封赐的土地，除了可以追回并籍外占田时可以括收之外，一般是稳固的垄断（参看唐六典卷三）。所以唐会要卷九十缘封杂记说：“景龙三年（公元七○九年）敕：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产。其安乐、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户，不在损免限。百姓著封户者，甚于征行。”这样，食实封的贵族在和国家争夺客户的问题上是严重的。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八载，崔融加相王封制条说：“汉、晋以来，宠锡弥盛，或食邑五万户，或连城数十。………宜于相州加实封满一万户”；张九龄庆王等食实封制条说：“既申开国之典，宜崇‘书社’之数，可各食邑实封二千户。”同书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列举加实封的，有二万户、二千户、五百户、二百户、一百户不等。这里有历史意义的，是所谓“书社”和“实封户”的对题。按中国古代的“书社”是氏族贵族所支配的公社农民的家族组织，能够享受“书社”的是贵族阶级，其被赐的“书社”数目是依贵族的身分而定的。既然“书社”可以和“实封户”相比，那就可以看出因实封而转移来的农户的地位相当于农奴。第二系：有的特权是因既成事实而加以追认的。前代的豪族和勋贵，潜在的势力很大，除一部分占有权收夺外，大部分都为唐律和诏令所承认。如前面所引唐王朝对隋代勋贵的特许占有权，即是例证。至于唐代皇权对传统豪族的斗争是史不绝书的。实行均田制虽可以限制豪族，然就历史总的演进看来，这不但不能否定豪族的特权，而且有时还要依仗豪族的支持。有些学者把唐代在这方面的政治设施称为“政治革命”，是不对的。豪族地主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过农民一度的摧毁，但在唐代，他们的特权仍然保存下来。例如“帝（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顾其世衰，犹恃旧地，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等，班其书（氏族志）天下。”（节引旧唐书卷六五、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当时门第族望的品级和勋官的品级是社会上同等重要的等级标志，因此争取姓氏的高下，虽唐太宗也要眼红。因为，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家族的历史，门第的历史等等，把土地占有个性化起来。新贵们对旧豪族的品级虽不满，但至多采取降级的办法。在降级之后的等级依然成为公认的，如氏族志重修之成为国家大典，便可知道其中消息。反之，旧豪族们对新贵因了获得官品级位而加入牒谱的等级，同样指为社会的莫大耻辱，所谓“缙绅耻焉，目为勋格”，可见“勋格”还不如族望在等级的标准上有历史传统的依据。“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历史传统的门第标准，虽然在唐代有些破坏，但不论通过选举，或通过科举，旧式的宗法世家依然可以适应新的情况而保障他的固有的特权。唐代统治阶级的内讧，便暴露出这一形势，即谁是不称制度的，谁是合于制度的，这种争吵，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土地占有权以及与之相随的特权的斗争。另有一种比较不稳固的土地权力，它既是由于既成形势而从九等户加以法律许可的权利，又是在等级地位上仅具备和一般农民的同等占有权。在唐代的新情况中，值得提出的是工商庶族之家，我们把他们专称为“庶族地主”。这里的“庶”，在身分上区别于勋贵的“爵”。所谓“削爵为庶”，“爵”、“庶”二者是相对待的。这也区别于世族、士族的“士”、“世”，所谓“士庶不类”，在牒谱上也是相对待的。在唐代社会，庶人还是低下的等级，但在某些方面也有些提高。例如，隋唐科举制度就是适应着财产关系上的某些变化，即由于庶族地主的兴起，而订定的属于政治权利的一种法制。经典作家告诉我们，品级性地主是束缚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的，其顽强的特权形式使土地难于进入流通过程，到了封建制社会瓦解的时候，在农村中才出现了富农式的非品级性地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这里说的庶族地主则是仅仅带有非品级性的色彩的等级，而尚不是非品级性地主。在中国悠久的封建主义时代，品级性豪族地主始终据有特殊势力，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即文献通考所谓“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邛然以门第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第而用之，……其起自单族匹庶而显贵者，盖所罕见。”然而祗要在一定时候，封建的商品生产有些进展，过去地位低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必然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原来是寒庶或单族（或如王充讲的“细族孤门”），其地位和一般庶人或自由农民相同，不享有免租免役之权，一般要对封建国家负担课役，特别是贡纳形态的职役。在唐代，这一等级是列在国家的“课户”之中的。他们在法律上按“凡人”地位讲来，有土地占有权，也有支配奴隶和招引客户的势力。他们虽是带有非品级性色彩的地主，但难转化成典型的非品级性地主，我们有时可称他们为“半非品级性地主”。因为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取得某些特权，就可改易先祖族望的传统而攀高结贵，转而成品级性地主。如上文所述，工商业者之被许可参与土地的权利，即给予庶族地主以合法的发展机会。九等户创立之后，他们的等级当在上等户的地位。玄宗开元敕令曾提到“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返，递相凭嘱，求居下等”的话。天宝敕令把他们的地位和“贫乏之人”加以区别，防止他们改易户等，逃避户课。代宗大历敕令更有对他们加税二等的话。因此，从他们的户等，一方面可以看出对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所负课责之重，他们的地租权被分割之多，即户婚律疏议所说的“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一般农民和“贱民”具有一定的奴役的势力。到了唐代中叶以后，他们和其他特权阶级都逾制地荫附“客户”了。两税法所说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带有所谓浪漫的空想性，即误把封建制社会的法律当作形式上平等的东西，误把财产的多少当作平等法权的标准。但我们从这一法律背后的秘密来分析，就可以了解，所谓“以贫富为差”，实质上只是反对旧传统的“以身分为差”的代用语罢了。这反映了庶族地主集团在唐代后期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总之，封建统治阶级的结构是一种“对直接生产者统治的品级联合”。隋、唐之际等级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前面所讲的，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皇帝之下，有皇室亲属、贵族勋旧、官僚、门阀豪族、庶族地主、寺院僧侣地主以及豪商富贾等，所有这些品级，构成了封建的统治阶级的联合。在均田制之下的农民、佃户、农村佣工以及国家屯田或营田上的屯兵和佃农等，构成了直接生产者阶级。所谓浮户、逃户、客户都是从农村中游离出来的农民。至于官户、杂户、太常音声人以及公私奴婢、部曲、客女等，他们的身分比农民低，文书上称为贱口，也属于生产者阶级。而户等制正是由于这样对抗阶级的某些等级阶梯发生相对变化，才从法律上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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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等级制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划分社会集团的制度。其划分是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中国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都曾在"名分"的原则上建立起区分贵贱尊卑的严格等级制度。周代天子以下有诸侯、卿、大夫、士等统治等级和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等被统治等级。其后历代制度各有不同。到了清代，除最高统治者皇帝外，还有拥有不同特权的宗室贵族、缙绅、绅衿等级，以区别于凡人等级和被奴役、被歧视的雇工人、贱民等级。法律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不同法律地位展开全部法兰克王国在采邑制度下，国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实际权力有限。法兰克王国后期，采邑渐渐变为世袭领地，封建领主势力坐大，王国陷于分裂割据状态。此为欧洲封建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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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一个金字塔体系。从上到下，随着人数的增加，掌握的财富和智慧却成倍地减少。越是通向底层之人，他们的人数越多，其智慧也就越倾向于无知。越是通向顶层之人，他们的人数越少，也就越倾向于有知，并且工作轻松，享受着人类文明的成果。大自然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依旧适用。丛林法则，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需要某种秩序。狼群进食有先后顺序，头狼先吃，剩下的按照顺序依次进食，捕食的时候，狼群群体出动，捕食的成功率比老虎、豹子单打独斗的猛兽要高很多，这是狼群生存之道。无知总是受控于有知，而有知永远统治着无知。即便人类早就明白并且对此不满，也不会在可见的未来对这一点做出任何卓有成效的改变。在金字塔结构中，或者说在今天的社会，在任何人那里，信息都是发达的。然而，“是否真实”却不一定，它取决于你所处的阶层，以及信息的来源、目的和你的判断力。最有效的洗脑手段是国家教育、媒体宣传和专业洗脑。在行动上，统治阶级制定种种刑罚，高位者严惩那些试图背叛和造反的人。在思想上，精英阶层帮助高位者统一民众的思想，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符合于道德和利于“个人功名”的。他们共同努力，让民众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整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背后，这一洗脑原则始终被牢固地贯彻下来，每一种文明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固化的社会中，上层阶级没有改变的动力，下层阶级没有改变的实力。当今社会的反抗越来越难以成功，因为上层与下层越来越驱离，弱势群体跟上层阶级的实力差别越来越大，因此基本不会出现什么成规模的、行之有效的反抗了。诚然，我们国家的14亿人口中，按万分之一的阶层晋升率算，确实有十四万人通过个人努力和机遇实现了比较大跨度的阶级晋升，但或许他们因基因突变具备了与生俱来的天赋，而这些偶然性因素基本上都是其他人凭借“努力”“奋斗”达不到的。分享点亮生活，欢迎加关注，感谢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