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财富 “蛋糕做大”的背景下，财富分配或者说“蛋糕切分”正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当前，我国之所以应将财富分配与财富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拉大，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是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刺激经济所做出的策略安排，而“共同富裕”是中国促进经济增长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先富带动后富”则是连接“工具-价值”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实践中“蛋糕切分”的不均等意味着“先富”对“后富”的带动机制存在障碍，带动效应尚不显著，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影响到“蛋糕做大”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持续性。在起点公平的意义上，由于禀赋条件和努力程度的差异，不同群体之间存在 “先富”与“后富”的差别是正常的，这种差别通常也是激励人们展开经济竞争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然而，从群体关联和市场对接的角度看，“先富”与“后富”的差异在成因上应主要源于市场竞争，而不是“身份”或“权力”配置差异，在后果上应形成“先富”对“后富”的带动机制，而不是“先富”利用其资源优势挤压“后富”的成长空间。从理论上说，“先富”带动“后富”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市场自生的“涓滴效应”。从要素组合的角度讲，“先富”者通常具有资本动员和集中的优势，而“后富”者通常可以提供劳动力资源。在要素市场有效(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健全)且商品市场拓展(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规模扩大)的前提下，“先富”者就具有足够动力将资本要素投向实体经济，由此形成的就业创造将与“后富”者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资本形成、就业扩展和要素组合效率提升正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不同要素所有者依据各自贡献从“联合生产”中获取报酬，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的主导性方式。二是政府作用的“转移效应”。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看，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据此，政府有必要依靠经济手段将“先富”与“后富”的“偏差”保持在适度范围。其原因是，“先富”和“后富”的群体固化或偏差拉大，将会通过影响社会秩序和内部消费而对长期发展产生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源在群体之间的再配置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通过公共产品的相对均等化配置，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形成对“后富”者的“社会保护”，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次生性方式。显然，市场有序和政府尽责是 “先富”带动 “后富”的基础要件，涓滴效应和转移效应是 “先富”带动 “后富”的两种方式。这个判断的引申含义是：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拉大，很可能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秩序演化和政府职能发挥的现状紧密相关。在市场秩序层面，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改善了我国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但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和消费改进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组合程度和收益切分仍然存在改进空间。例如：民营企业在资本获取、行业选择和税收负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农村劳动力囿于身份转化困难而影响到其职业选择，劳动者也难以依托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来增强市场谈判能力，这些很容易导致 “先富”者将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后富”者的劳动要素与 “先富”者的资本要素难以有效组合。分配制度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目标相联系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强调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以矫正此前的 “绝对平均主义”，从而在增强激励效应的前提下促进财富增加。然而，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而且面临着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以及社会正义与和谐的重大使命。为此，必须对改革开放初期的 “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行适宜性调整，从市场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两个维度来提升 “先富”对 “后富”的带动绩效，依靠 “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必须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应赋予不同类型企业相对公平的资本获取权利，切实拓展民营资本的行业进入范围，坚决抑制资本的过度投机化和虚拟化，同时在放松户籍管制的基础上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者以工会等自生性组织开展与资方的对等谈判，以此形成资本-劳动两种要素之间的充分对接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增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控职能，尽快改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激励方式，促使地方政府的追求目标从 “亲近资本”更多转向 “亲近民生”，同时深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扭转社会财富从 “后富”流向 “先富”的 “逆转移”，增强地方政府对社会成员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如果这些举措能得以切实执行，那么经济增长就会产生涓滴效应和转移效应，而 “先富”就能有效带动 “后富”，中国经济也就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持续化发展。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