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大学毕业生进建筑工地的话题引发热议，一句“有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的自嘲引发共鸣，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严峻就业形势下青年心态的一个缩影。本文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多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农民工类似职业，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失、工作不稳定、心理认同模糊；虽然大学毕业，但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同样是处于城市的边缘。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现实压力较大，心理矛盾严重。文章指出，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出现，与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缺失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弱势传承等因素密不可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薄弱，在升学选拔中节节败退，进入二、三类大学，选择了非热门专业。又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和和文化资本的缺失，他们为了在城市生存，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非正规部门从事门槛低、起薪低、发展空间有限的职业。作者认为，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表明教育流动功能受阻，加速底层再生产。如果这一局面继续蔓延，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将不再发挥，将不利于社会合理流动，乃至禁锢社会发展活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原题为《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城市落户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已有所改善，同时国家提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都是对文中所论问题的回应。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当前中国多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大学生是如何“农民工化”的，这是教育分层与流动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农村学生获得的优质教育机会较为有限，他们更多进入二、三类高校，尽管能够获得大学文凭，仍然难以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这一现象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传统认知相矛盾。基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人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应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当前主导社会流动的机制从竞争性流动向赞助性流动转变，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强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中国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况近似于进城农民工，这群“外来者”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但受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排斥，无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遭遇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的经济排斥，无法实现城市定居的梦想，沦为城市的底层。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学界关注和研究。本文拟从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的视角，剖析大学生“农民工化”的镜像及其形塑过程，从系统、综合改革的角度寻求实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的功能正常发挥。▍理论视角（一） 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功能主义认为，学校教育是“精英式民主发动机”，可以打破原有的阶层壁垒，使所有学生能够凭借其获致性因素成功实现代际流动，从而铸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社会。众所周知，教育获得是人们获得阶层地位的主要方式。恢复高考后，“寒门才子”式的流动的社会事实激励了我国农村青年努力读书，因为“升学”是大量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农村青年升学流动的前提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的合适的职位。当下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渠道被阻塞，优质职位被社会中上层把守，而且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借助于所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维护其既得职位优势。对此现象，社会冲突论认为教育系统具有压抑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因为不同阶层的子弟在教育系统基于教育资源的差异所致教育机会的不同。优势阶层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设置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种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其子女与学校教育环境匹配起来，使他们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下层缺乏各种资源，其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也被剥夺，因而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因此，教育借助升学考试的选拔功能，具有一种传播知识技能和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功能。尽管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中下层子女实现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二）教育流动受阻：社会再生产的预演研究表明，教育流动中存在着代际传承。教育再生产的实现依靠于学校筛选功能的发挥。正规的学校教育通过赋予某些文化遗产以特权而贬低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来维持既存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学校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因为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个体出身的结构位置决定了其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在知识传授和价值观传递中，学校教育把社会上层的主流文化作为教育系统的标准文化，要求被“选中”的学子内化为自身的文化惯习。通过教育它不断地把原有的结构复制出来，以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学校教育反而具有维持并且“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阶层的作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使得教育收益递减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中国的阶层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质言之，教育的再生产推动着社会的再生产，使得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越来越无能为力。从整体上讲，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再生产，不利于社会流动。因此，教育具有双向作用，即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和实现阶层固化的双重功能。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部分农村大学毕业生并未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甚至处于城市社会底层，沦为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现象值得展开讨论和分析。▍大学生农民工化的城市镜像从群体特征看，大学生农民工人数增长较快。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分别为15863万、16336万、16610万，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占总数的7.0%、7.8%、8.5%，据此推断，大学生农民工人数约为1110万、1274万、1406万，且集中于“北上广”等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这一群体主要来自农村，来自小城镇、县城的大学生农民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他们从事与农民工类似的低端职业，其状态表现为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失、工作不稳定、心理认同模糊等特征。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是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现实压力较大，心理矛盾严重。1. 职业获得低端化由于工作经验和技能水平有限，大学生农民工被限制在低端职业且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较长且经常加班加点、专业不对口且多为临时性工作。由于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专业不对口，导致他们发展空间小、离职率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沦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和新边缘人群：“没找到好工作就暂时先在超市做着，等有其他好的工作机会再辞职。超市导购员这份工作收入不多，挺累的。整天几乎都得站着，刚开始哪里能适应，我过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下来。我也就得先这样将就着干了，等以后有机会，我就换个好工作。”“毕业后，我来到这家公司做销售，负责卖酒。收入方面主要靠提成。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大学4年学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几乎没用。”大学生农民工留在城市发展，但其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较低，这些工作大多具有流动性较大、稳定性差、休息时间少、缺乏福利保障等特点，并且晋升空间有限，很难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与途径。大部分受访对象对现在从事的工作以及收入不满意，对找到好工作抱有希望的同时也心存焦虑。2. 生活世界半城市化随着房屋租金不断上涨，他们经济压力大，日益高涨的房价更是浇灭了不少大学生“买房落户”定居城市的梦想。他们在城市无法享受廉租房、就业培训、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很难在城市立足，漂泊不定。因此，他们被迫沦为城市社会新的底层群体，其生活世界呈现“半城市化”的状态。大学农民工由于收入低，他们居住状况堪忧。因聚居租住在面积狭小、租金低廉、卫生条件差的“蚁族”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也有大部分散居租住在城市或环境恶劣的边远郊区：“毕业后我到晋江工作3年后，辞了工作来厦门打工，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以前学的心理学专业，现在流水线从事生产，月收入3000至4000元，这些钱供我一家在城市生存比较困难，更不用说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我儿子还在老家，一家人都不能团聚。”“毕业后，先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实习期没做完我就辞职了，换到一家酒店(如家酒店)，目前做大堂管理。酒店包吃住，一个月2400元。毕业几年了也没女朋友，结婚是更遥远的事情。就目前的房价水平，我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我打算年底回老家，可能继续在酒店行业做下去。”“一个月挣2600元，除去房租和吃饭等方面的开销，根本剩不到钱。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像一阵风，吹到哪算哪，我们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啥区别。”上述案例表明，大学生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状态。“半城市化”反映了他们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只能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半城市化”表现为居住条件差、社会交往受限、对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3. 心理状态不良化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大学生农民工难以获得家庭、学校提供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支持作用，容易产生自卑、茫然、无所适从等不良心理。由于家庭对他们业期望高，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不敢跟家人诉说，只能找类似境遇的朋友交流，心理状态及其脆弱：“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独自一人在城市打拼，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只能与目前的同事、同学互相倾诉，缺少家人关心。平时我都不敢回老家，担心人们问我工作的情况。”“读大学时我希望能去大公司，毕业时却只能去一家小公司上班。我非常失望，不仅收入少而且毫无成就感。我就辞了工作，来到物流公司送快递，收入比以前高了一点。工作辛苦不说，我还得隐瞒大学生身份，担心他们嘲笑我、挖苦我。”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学生农民工原本身上承载着父辈更多的期望，渴望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但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体会到“边缘人”的感觉，使其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所以，比起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农民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为脆弱。4. 身份认同危机化大学生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比较认同，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愿望，但由于制度性障碍和经济条件制约，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这种身份与职业的错位导致他们产生了迷茫感和无助感。他们不愿意回归农民身份、但感到成为市民的道路受阻，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产生了强烈的漂泊感：“我之前在店里卖电脑，工资低，每个月都存不了钱，想自己创业，但是没有门路。就只好跟做饼的师傅学做手抓饼，已经摆摊14天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在摆摊，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XC13ZM24)“我毕业3年多了，自己还在城市漂着。之前做过物流管理，挣钱太少，生活开销也大。想找包吃住的工作，就辞职了，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下去。也许有一天会回老家，城市再好也不是我家。”大学生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希望融入城市，实现向上流动，但另一方面制度排斥和经济压力限制了其定居城市的梦想。像父辈一样，大学生农民工属于城市的“打工族”，从事低端的职业、收入较少，居住条件简陋、心理压力较大，导致身份认同模糊，对所在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换言之他们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城市社会的底层生活经历形塑了他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能量。质言之，大学生农民工趋近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即普遍面临着“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六大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化”的形塑过程大学生农民工化是怎样形成的?表面看来，在于市场经济竞争中，来自底层社会的大学生缺少获得优势职业的人力资本，无法参与这场“贤能主义”主导的公平竞争。而从实质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以内隐的方式、挤压自致性因素并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加速了底层社会的复制。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学生农民工遭遇了农民工体制的排斥，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保障体系，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民待遇。同时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位，强调家庭能力和市场责任，个体由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差及参与市场机会受限，缺少公共福利服务的机会。所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国家、市场、社会以及家庭等层面展开分析。(一) 国家教育政策城市倾向形塑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限制了农村居民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机会，造成了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缺乏升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机会。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优先发展目标导向。建国以后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在教育发展上城市优先，农村发展的目标落后于城市。诸如在学制改革、普及教育、外语教学、计算机及网络教学、学校设备和基本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城市明显优于农村，农村滞后于城市。其次是国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差异较大。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学校生均经费远远高于农村学校生均经费。最后是城乡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在课时数安排、科目的开设、实验课及实践课等方面，农村学校由于缺乏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和教学场地，一些能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科目和课程难以开设，即使开设教学质量也很差。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乃至中等教育，这种教育政策的城乡差异逐步累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村教育质量无法保证，农村学生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机会较少。与此同时，农村优秀师资力量向城市的流动使得原本薄弱的基础教育的质量更为低下。因此，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学生受教育机会远远少于城市学生，前者无力与城市学生在考场上相抗衡。教育场域中竞争的节节败退，使得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即通过教育选拔机制便完成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农村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少，意味着他们将来从事较低层的职业，沦为较低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在农村大学生身上的延续，贯穿着他们从学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到毕业求职及在城市生存的全过程。(二) 就业市场断裂致使大学文凭筛选功能弱化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和残缺。城市就业市场和农村就业市场被割裂。就城市就业市场而言也被割裂成三块:一是城市的正规部门;二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三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意味着完善的社会福利、较好的工作稳定性和较多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进入非正规部门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则工作辛苦、收入无保障、工作缺少稳定性。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导致城市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日益饱和，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户籍身份的歧视更加明显。这种户籍区隔制度导致同等学历、不同生源地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出现分流，城市生源向上流动的渠道较为顺畅，农村生源就业受到抑制。从现实来看，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多数大学生农民工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两类非正规部门就业会遭遇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困境，即难以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住房、保险、子女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务。所以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态较差，他们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多数从事工作环境差、需求量大或脏、累、险、差的行业。另一方面，学历、院校作为能力的象征信号发挥着作用，用人单位依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用人单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更倾向选择重点院校毕业生，导致一般院校大学生就业机会更少，职业层次更低，其结果妨碍了大学生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多数农村学生进入二类、三类院校，他们获得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属于劣势，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被迫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城市就业收入低、发展空间受限，沦为城市的底层，从事准入门槛较低、起薪低、发展空间有限的职业，导致生存压力较大、融入城市困难。(三) 社会资本匮乏导致就业排斥城市学生在城市有背景，而农村学生在城市有背影，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城市正规就业部门职位的获得不仅需要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而且更需要社会资本在职位信息获得、就业推荐中的帮助。一般而言，在拥有同等文凭条件下，农村学生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在社会职场中处于不利位置，相反城市学生利用家庭社会资源在找工作时能发挥作用，在就业竞争中无法与后者相匹敌。在就业场域中，家庭社会资源的网络规模、网络结构对个体就业信息搜寻、就业过程推荐及就业之后的职业晋升都能起到至为关键的影响。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包括家庭的强关系、单位成员资格、体制化网络关系的占有。城市学生，凭靠其父母原工作单位及其所在单位的人脉关系，在就业时能够获得先天的优势，诸如就业信息、推荐面试、求职及升迁。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由于没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其父母也缺乏相应单位组织资源和人脉关系，毕业时只能通过招聘会找工作，难以通过社会资本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村学生怀有定居城市的梦想，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匮乏，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改变向上流动的机会被限制，从而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趋于底层化。(四) 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弱势传承教育系统的筛选机制在于通过升学考试制度达到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的结果，从而实现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的再生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实施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而实现。不同出身的人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对应于阶级之间的文化资本分布情况的。文化资本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总体文化意识、关于学校系统的知识以及教育文凭。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付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处在不同阶层位置的家庭能够获得的教育利润存在差异，子女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家庭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源。城市里的中上层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父母文化素质高，子女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有较高的起点，从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占据优势地位;而底层家庭的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援助有限，父母很难为他们的学习提供额外的帮助，这让子女的各种教育需要很难得到满足。城市中上层的子代们所拥有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为丰富，他们可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好的教育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保持与父代同等的阶层地位，或进入更高的阶层地位。大学生农民工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他们从出生那一刻就接受了“先天不足”的教育，在学校系统的层层选拔中处于不利位置。即使获得二、三类大学的高等教育文凭，但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预期逐步降低，甚至转为对外出打工的期待。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对自我的期待也降低，并认为外出务工是自己的“正业”，这种认识反过来质疑“知识改变命运”信念，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改革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因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屡见不鲜。另外农村大学生缺乏继续求学的家庭经济支撑，他们迫于分担家庭责任，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类似农民工的职业。囿于教育费用的压力，农村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倾向于选择那些低收费、比较冷门的院校和专业，限制了其将来的职业选择和就业机会。综上所述，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薄弱，在层层升学制度的选拔中节节败退，进入二、三类大学，选择了非热门专业。这一教育积累的弱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竞争弱势延续。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和和文化资本的缺失，他们缺乏继续求学的信念支撑和家庭经济支持，为了在城市生存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其大学文凭的功用在贬值。当然不可否认，极少数农村大学生突破城乡教育制度和家庭因素的不利约束，成功跨越“农门”，获得具有较高经济社会的职业地位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了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大多数农村大学毕业生向上流动的道路愈来愈曲折，由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影响、城市就业市场割裂的束缚、社会资源缺失的就业排斥、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限制，农村学生通过升学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跌落至城市社会底层。▍结束语虽然大学生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未来的就业期望较高，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定居城市的梦想强烈，但是他们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城市的艰难生存状态，使他们心理矛盾重重、极度脆弱，难以改变现实处境。这一困境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体制，体现在社会排斥制度、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决策的无权化等方面。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不禁使人们质疑“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而且会助长“知识无用论”的势头。如果这一局面继续蔓延，那么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将不再发挥，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流动，禁锢社会发展的活力。因此，如何使中国教育更多地促进社会流动，关乎中产阶级的壮大、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未来发展。从行动取向来看，消除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需要法律和社会的多重保障，如消除制度性的障碍、创造公平竞争型的环境和拓宽平等竞争的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尤其加强对农村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帮扶措施，赋予每一个人上升流动的机会，实现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就教育的未来发展而言，无论高等教育的收益如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修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的角度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的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及价值，这才是关键。作者：孙文中来源：文化纵横【版权声明】本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在30天内联系删除}

一、社会分层的理论（不想看理论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部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他的阶级划分是建立在经济系统中群体与主要生产要素之关系的基础上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日益分化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共产党宣言》韦伯韦伯从“经济、权力、声望”三个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即名-利-权。这种划分方法看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更加多维。涂尔干涂尔干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问题，注重社会分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层状况直接由社会结构形式所决定。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而工业社会是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团结，以同质性为基础；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以异质性为特征。社会分层现象完全是职业功能造成的，是社会有机体运转的必要条件。索罗金索罗金社会分层理论有三个基础：经济、政治、职业。社会分层有两个重要标准：横向标准和纵向标准。使用横向测量能判断个人在群体中的特点，使用纵向标准能判断个人在内部的位置。比如某人在横向测量中，是天主教徒、民主党人、意大利人、医生，在纵向测量中，医生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工人，而执政党党员的地位要高于在野党党员。布迪厄布迪厄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他区分了四类资本：1.经济资本；2.文化资本；3.社会资本。4.符号资本。现代社会分为三大阶级：支配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支配阶级占有四种资本的数量最多，中间阶级占有的数量相对少些，下层阶级占有的数量极少。三大阶级内部又分为三大集团，在阶级内部的三个集团中，四种资本的配置是有差异的。赖特赖特发展了马克思的分层理论，提出了多元的阶级标准。他认为有四种资产并由此产生四种剥削关系。四种资产：1.物质生产资料；2.劳动力；3.组织资产；4.技术资产。赖特对其模型进行了实际应用分析，发现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比例最高的阶级。（笔者认为这些西方分层理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是单薄的或者过时的，马克思阶级划分的核心概念仍在被广泛使用，对其他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喜欢马克思单维度二分法的朋友也不必故步自封，可以多了解一下其他的分层理论。个人认为这些多维度分层理论在认识层面更为重要，而马克思的分层理论在行动层面更为重要。其中，个人最喜欢赖特的分层理论，他的理论很好地发展了马克思分层理论，小企业主、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在二分法下不易划分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恰当位置。）二、中国社会的分层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阶层划分可以参看毛泽东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对中国阶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为了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具有政治目的导向。毛泽东指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有三亿九千五百万，而敌人最多才五百万，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的阶级体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极大地缩小了社会不平等。但是这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实现了平等，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取代财产成为新的分层标准，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他称之为“身份制”，重要的是人们的身份地位，而不是经济地位。这时期较为突出的是户籍分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干部分层、工作单位与身份。可以说从阶级分层转向了政治分层。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提出了“十大阶层模型”，提出阶层划分的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从而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拥有组织资源） 第二，经理人员阶层 （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 （拥有经济资源）第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拥有文化资源）第五，办事人员阶层 （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第六，个体工商户阶层 （拥有少量经济资源）第七，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八，产业工人阶层 （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九，农业劳动者阶层 （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基本没有三种资源）2005年李强采用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对我国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倒丁字型结构”。发现我国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金字塔的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倒丁字形的，或者说图钉型社会，即这个大头钉的钉面是大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钉杆是所谓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又和中国的权力集团扭结在一起）。64.７％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见下图）第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２％，其中大部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根据中国政府网，2015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增长，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温铁军书中有提到，实际比例应为6:1，而非3:1）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语重心长地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其中包括就业人口及老人、儿童等非就业人口，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分布在农村地区。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贫富差距越大，一般视0.4为警戒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指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但是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三、中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也颇具争议，但不必刻意回避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兴起这个事实。中产阶级还没有统一定义，这里介绍一些学者的观点：李强提到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有新旧之分。旧中产阶级是指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20世纪初以来, 中产阶级 的主体地位却逐渐被新中产阶级所占据。所谓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商业、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阶层。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一直是中国比较典型的中间阶层。21世纪商业人员的比例增加，国企职工逐渐退出了中间阶层，新中间阶层是由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周晓红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改革开放后30年间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能算作“中等收入的阶级”，因为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影响还很小。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西方中产阶级产生的背景，而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中国中产阶级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培林和张翼在2008年的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比重很小，而且群体边界不清晰，以收入、教育和职业为维度，三个维度都符合的中国中层阶级比重只有25.8%，而仅符合一项维度的中产阶级仅占13.7%。实际上，除了职业分类和收入分层外，“主观认同”也是中产阶级界定的一个重要标准。中间阶层的发展需要这样三个条件：第二产业正向第三产业转型；现代职业结构取代直接操作劳动生产的传统职业结构；大多数人受过大学教育，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有两大特点：1.政治后卫；2.消费前卫。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作社会稳定器，是社会高层与底层的缓冲层，在政治参与上具有动机功利性、方式多样性、主体个体性的特点，但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性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比如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学潮、性解放运动乃至苏联解体都和中产阶级有重要关联。有学者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中认为相比中国的上层阶层，企业主阶级力量有限，应归入中产阶级。具体结论见下表：中国中产阶级发展面临的三个难题：1.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冲击；2.意识形态的考验；3.农村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压力。（马克思也多次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并预测了现代白领的兴起。笔者愚见，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失效，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主要是回应一百多年前那个两极分化、矛盾尖锐的时代，而且资本主义的调整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光辉并未衰弱。马克思预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再好的良医也很难为未来才出现的病症提供灵丹妙药，所以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显得有些过时，但我们应该明白，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时俱进，洞悉时代风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四、中国的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义语。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广义的社会主体范畴，既不同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又不同于没有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权的传统无产阶级，而是以社会所有的名义平等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并凭借体力和脑力劳动为社会作贡献，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领导集团。大致包括我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一般工人阶层，可以认为是工薪阶层。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些发展变化：1.首先，当代工人阶级出现了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2.其次，普通工人阶层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3.另外，当代工人阶级参与了利润分享，工人阶 级的个体既可以是企业的劳动者，又可以是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据中华总工会，2018年中国职工总数为3.91亿左右，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根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5064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6271 万人，全国农民工总数28560万人。这里需要注意职工和就业人员的区别，职工必须是在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内工作。这里的职工包括广义上的工人，需要留意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由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整数据还在陆续公布，我们可以先看一下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程度已经达到初中以上，这和百年前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同。从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工人可以自行联合发起对抗，工人群体中的精英分子可以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表达利益诉求。以中国打工者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中国已是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国际经验表明，劳工群体仍然需要在长期斗争中和知识分子参与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形成经典理论意义的自觉的 阶级（温铁军，2013）。五、中国的农民阶级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农村带来巨大收益。1988-1990年中国爆发经济危机，危机向“三农”转嫁，乡镇企业在城市企业的排挤下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发展受挫，农民收入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1992年取消粮票，农民工进城挣钱不担心没有饭吃，次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陡然增加到4000万以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大头上交中央，地方财政困难，转向卖地，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社会矛盾严重。基层农村在80年代的“以地兴企”到90年代改为“以地生财”，卖地收入大部分归政府，少量归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也由村干部掌控），农民只得5%-10%。2003年实施的新《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思想。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缓和了尖锐的的官民矛盾。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2001年，中央开始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大大改善了农民状况。“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发展主义”的教育思想，使得农村地区年轻人在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都呈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向。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9亿人，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约5亿人，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农民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构成，“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到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0.6元，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根据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农村抽样调查，仅有11%的农民感受到生活不幸福。但农民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的困境，每年已有2亿多农民工在流动，大量流动的农民工仍处在城乡双元的困境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农民工主要向东部地区输出，但其数量呈减少趋势，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比55.4%。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六、中国的教育分层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2亿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亿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4.9亿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3.5亿人，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约为3800万人。根据中国社科院2021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我国教育型人力资本持续提高，大学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高到2010年的26.5%，2018年达到48.1%，我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毛入学率反映了大学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2020年在校大学生有3285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约2%。其中本科生约1825万人，专科生约1460万人，除了普通本专科外，在校研究生（含硕博）约314万人。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上图来看，中国的高校近五年来在不断扩招，扩招规模超200万。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整体上也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普通高中招生87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4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仍面临着收入水平和社会观念的挑战。（☆标为985高校，图片来自必应。注意北京有8所985，图误。）我国教育在地区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教育资源多，升学率高，而中西部省份则存在上学难现象。（下图为2021年全国各省市985录取率，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除了地区分层外，我国教育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层。根据学信网转载报道，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2005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寒门难出贵子成为社会共识。七、中国的富人阶层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隔离，对社会上层的研究远比其他阶层困难，笔者简单找了一下有关中国社会上层的研究报告，但相关文献寥寥无几。目前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富领域，缺乏权力领域分析，这一部分难以勾勒全貌，仅提供一些数据供读者有所了解。根据瑞信研究院《2021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最富裕的前1%人口所占全国财富份额，从2000年的20.9%增加为2020年的30.6%。此外，2020年中国财富中位值为每位成人24067美元（约15万元人民币，注意财富≠收入），这意味着中国有一半的成年人个人财富在15万元以上，另一半在15万元以下。《2020 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 501 万户（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约4.9亿户），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 180 万户。具体如下图所示，注意资产和可投资资产的区别，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家庭，其中住房资产占很大比例，不代表有600万储蓄。（左侧是“拥有资产”家庭数，右侧是拥有“可投资资产”家庭数。）在这些富裕群体中，拥有千亿人民币的企业家约60人，拥有百亿人民币的企业家约1250人，拥有20亿人民币的企业家约7200人。这富裕家庭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等东部地区。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多数为企业主，此外是金领、炒房者和职业股民。调查显示，高净值人群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信心明显增强，2019年为34%，2020年为32%，而2021年为47%！据2021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钟睒睒以4,244亿元财富成为中国内地首富，其次为张一鸣、曾毓群、马化腾、马云等。参考文献：李强《中国社会分层十讲》，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2013，东方出版社.《农村社会学》，2019，高等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李兰君. 谈欧洲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J]. 沈阳大学学报,2011,23(5):59-60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02):17-20.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06):37-46.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02):1-19+220.沈瑞英.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J].学术界,2007(04):106-111.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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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大家都说阶级，现在说什么？你就拿称呼来说，教员时代人人称同志，区别是男同志女同志。并不是农民地位降低的，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在以前被教员提高了。农民历来地位就是最低的，教员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国情改变了地位的定义。教员在文中将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改革开放以来阶级越来越模糊，只说职业说收入。就教员阶级划分是不是真理以及还要不要说阶级讨论一下（个人理论储备不够，见谅！）：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教员说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生存和发展都是附属于帝国主义，他们代表了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现在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拿着大把资源，他们占有绝大部分财富，掌握着生产资料，就像地主兼并土地，不都一样树大根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一些所谓的互联网大佬捞够了就跑，本质上就是帮助外国人剥削本国人，联想甚至搞P2P网贷收割国人。2、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改变。3、中产阶级教员说他们要么向左跑入革命要么向右跑入反革命。说白了就是骑墙派，也分为两种一种俗称公知一种寄生于资产阶级所谓的中产。公知是中国落后就吹捧帝国主义，中国哪天复兴了他们就连夜绣红旗，他们不管谁赢，只要保住自己的位置。所谓的中产就是，骂资本家的时候，他们跳出来反对，他们受到剥削了，骂的比谁都狠。第二种不说是敌人，但是至少不是朋友。4、小资产阶级教员把他们分为三种，第一种发财观念极重，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属于这阶级里的右翼。第二种也想发财，随着被压迫和剥削会感觉是世界已经变了，往往采取中立态度，但不反对革命。第三种他们精神上痛苦极大，因为他们的从前和现在是相反的比较，属于这阶级里的左翼。第一种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越来越多了，常常把国内几个资本家的话挂在嘴边，当作至理名言。认为自己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资本家的垂青，纯属个人臆想。在某店拍各种照，几十块能做的东西偏要花几百块吃。于他们而言精神享受绝不能少，不惜借钱也要去维持这样的生活。他们时刻准备着拥护资本家，一旦意识到是个人臆想，也会骂的比谁都狠。第二种是这阶级的中立派，在工作中能感受剥削同时有一点权利。想发财但看不到希望，只勤勤恳恳的工作，手里的工作于他们而言极其重要，就怕被辞退。心甘情愿的加班（而且不要加班费），导致上下没法正常作息。疫情期间很多这样的人抱怨不能工作抱怨防疫过度balabala。第三种，是勤勤恳恳的工作，生活水平还是没有提升甚至是下降，因为第二种的对比，可能会降薪可能会被辞退，薪水降低了，由于房贷车贷这贷那贷原因只好更多的透支信用或者牺牲业余时间做副业，从而导致精神极为痛苦。感觉这种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网络上越来越多人怀念教员（包括我）。说实话我也希望有一场变革，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教员结合国清，把这类后两种分到了小资产阶级。不过就现在而言个人认为都是无产阶级只是自己不自知而已，因为大家现在都说收入职位不说阶级了。4、半无产阶级教员说他们其中一部分能够自给自足，另一部分则需要出卖劳动力换取酬劳。教员把小贩也归到了这阶级。我们现在感觉很多小摊主挣的挺多的，同时也要看见那些卖菜的老奶奶老爷爷，他们都是自给自足。而我们大部分人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出卖劳动力换取酬劳。如果只看收入那么阶级就永远不会在提。5、无产阶级教员说他们都是除了双手别无长物的穷苦人，这是我见过最多也就是题主现在说的农民或者农民工（包括工厂的工人）。去年（可能记错了）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我国收入不足一千元的人高达六亿之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说明第一类和第二类做的很成功。他们就是我们，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抛弃。如果只是争取个人权利，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今天给的，明天照样能拿走。就像美国铁锈带的工人或者部分中产生活质量下降，苏联式的威胁一旦消解了就会加倍拿回给予你的，同时贴各种标签让人民群众无限内斗。平等不该是现在这样，所谓领导能力强所谓有人脉，他就能只吩咐不干活，并且拿走十几倍甚至百倍于累死累活的工人份额。这是平等吗？这不是，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才叫平等。（能力强的干活多拿是应该的，分工不同责任不同。但绝不是像现在这样累死累活的入不敷出，躺着睡觉的盆满钵满。）说回到农民地位降低了，种地的农民、环卫人员、工地干活的农民工（虽然我不像这么叫），码代码的程序员，办公室的文员等等。本质上没区别吧，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换取酬劳。但有很多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之前（可能现在）农民都被污名化成那个样子？再说有些程序员文员看不上环卫工人、农民工，难道就因为他们在室外出卖劳动力？我觉得就是媒体舆论放出各种收入信息、职业标签以及以偏概全的社会信息，然后自己带入进去，臆想着自己地位比他们高甚至变成了网友常说的精神小资，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这样内耗？人和人没有除阶级以外的任何差别，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一样，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如果多了一个资产阶级，那被剥削的又得多几万人。如果题主还是会问为什么农民地位降低了，那你该问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和农民有分别？或者说和农民的分别在哪里。如果还是觉得只有农民的地位降低了，只能说你自己相信了淡化阶级的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