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胡风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可贵之处在于能把他的诗歌创作与其文艺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并互相印证。胡风的诗歌理论十分丰富，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第一义的诗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以及“主观战斗精神”等，最能体现其诗论的原创性和基本观念。1985年,胡风① 胡风(1902-1985),本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1941年《七月》被迫停刊。1945年1月另编文学杂志《希望》。1949年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55年5月被拘捕,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0年9月,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为胡风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获得彻底平反。主要著作有诗集《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时间开始了》,文艺评论集《文艺笔谈》、《密云期风习小记》、《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译文集《人与文学》等。临终之前,儿子晓谷曾经问过胡风“对自己成就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文艺理论,是翻译,还是作为诗人?”据说,胡风毫不犹豫地回答：“首先的主要的是诗人。”② 晓谷：《没有忘却的记忆——回忆我的父亲胡风》,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一)——中国文坛档案实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从胡风留下的作品、从胡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来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胡风首先应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但胡风最强调的却是自己的诗人身份。如果联系胡风对于诗与人关系的论述,他对“第一义”的诗人的尊崇,那么胡风称自己首先的主要的是诗人,就不单是指他的具体的诗歌创作而言,而是包括他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包括他的编辑工作在内的文学实践活动。实际上,胡风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一位抱着为真理献身的心愿而向前突进的精神战士。他是中国少有的能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并互相印证的诗人。胡风的诗歌理论不仅渗透在他的诗歌创作,也贯穿在他的编辑活动中,对中国新诗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风说：“我自己编刊物那是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影响。”①胡风：《胡风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这鲜明地体现了胡风编辑刊物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胡风是《七月》、《希望》的缔造者,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灵魂。诗人们团聚在这两个刊物的周围,不单是为了投稿,更是对胡风主编刊物的风格的首肯与对胡风人格的倾慕。绿原说过：“众所周知,胡风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对于诗的敏感和卓识,以及他作为刊物(《七月》、《希望》)编者所表现的热忱和组织能力,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壮大起过了不容抹煞的诱导作用。”②绿原：《白色花序》,《白色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他还认为“七月诗派”的形成“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多面体；以这个多面体为主焦点,这个流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缤纷的光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罕见的,可一不可再的,真正体现集合概念的群体；虽然如此,离开了胡风及其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将不复存在”③绿原：《胡风与我》,《我与胡风》,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一、第一义的诗人1942年,诗人王晨牧给胡风的来信中,有一句话深深地引起了胡风的共鸣：“对于诗,这个庄严的命名,我从没有轻佻地去走近她。”胡风在回信中说：“你的这声音,对于近来罩着湿雾似的我的心情,有如一道阳光的访问。我想,只有对于诗真正抱有庄严之感者才能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这样真诚的。”④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正是王晨牧对诗歌的高度尊崇,触发了胡风对诗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胡风认为：“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有人说,鲁迅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我们决不能用修辞学上的一种什么法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我以为,在真实含义上的圣者,在真实含义上的战士,即使是在真实含义上的诗人也应该为之低头的。”⑤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在这里,胡风谈的是所谓第一义的诗人,这些人是圣者,是战士,是有高尚道德并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奉献了一切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用笔来写诗,而是用他们高尚的节操、光辉的事迹来谱写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诗。这一点,其实与我国传统文论所强调的“士不立品必无文章”是一致的。唐朝诗人顾况曾对汉朝的霍去病与南朝的范晔(字蔚宗)做过如下比较：“昔霍去病辞第,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于国如此,不得谓之无文；范蔚宗著《后汉书》,其妻不胜珠翠,其母惟薪樵一厨,于家如此,不得谓之有文。”⑥顾况：《文论》。用胡风的说法,霍去病便是第一义的诗人,而范蔚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第二义的诗人了。实际上,在中外诗史上,历来是诗人品格的高下,决定诗歌的高下。屈原所以被后代尊崇,首先是因为他为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高洁品格；杜甫所以被人们赞赏,也首先是由于他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出身于贵族的拜伦,为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献出生命,闻一多称赞他：拜伦战死在疆场上,所以拜伦是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诗人郭小川,首先是位普通的战士,他的邻居说：“我喜欢小川的诗,但更喜欢他的为人。”这正像歌德所指出的：“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⑦《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页。当然,胡风所着重讨论的还是用笔来写诗的人。对这样的诗人,胡风告诫说：“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能有‘轻佻地’走近诗的事情。”胡风的结论是“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⑧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6页。。与这一观点相印证,彭燕郊还引用过胡风的另一句话：“胡风先生的名言：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我想,这两个对半该是平等的,平衡的。我们的时代,战士,是为一种政治理想献身的人,诗人,是用诗来为实现人生理想(广义地说也是政治理想)献身的人。为实现理想的斗争对这两个对半的要求是不同的。政治斗争,群体的,有最严格的约束,要忘记自我融入群体,等等。写诗,完全是个人的,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约束,尤其不能没有自我,不同于别人的个性,爱好,追求等等。诗人需要的只是做个诗人,做一个作为艺术创造者、一个精神劳动者的诗人,因为他毕竟是社会的人,他和战士都是一个神的化身,他也是战士,不同于一般的战士。”①彭燕郊：《学诗心悟》,见《彭燕郊诗文集·评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彭燕郊所引述胡风的“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也与第一义诗人一样,强调了诗人的人品与诗品的统一。正是基于这一要求,胡风对身处民族危亡时代的诗人发出了热烈的呼唤：“诗人,我们这一代的真诚的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应该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的前面。”②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当时的年轻诗人热烈地响应了这一呼唤,他们聚集在《七月》的周围,不仅在民族危亡之际,唱出悲愤而壮烈的歌,而且直接投入保卫祖国的斗争,在民众中寻找到真正的理解者和同道的战友。就胡风本人而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在万分激动的情绪下,用十天时间写了一部诗集《为祖国而歌》。而后,他用更多的精力,在前后十年的时间中,创办和主编了两个文学刊物《七月》和《希望》。他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拿起军事的武器对抗敌人的同时,还要以文艺作为武器开辟另一个战场。与此同时,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热爱文学、献身理想的年轻人。胡风通过发表《四年读诗小记》、《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风格》、《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关于“诗的形象化”》等一系列诗歌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以及“编后记”等方式,阐释了诗与现实、诗人与诗等相关理论问题,对年轻人的作品予以评介。一批年轻的诗人在他的周围成长起来了,如牛汉在给胡风的信中所说：“历史会认识你,爱你,保卫你的。在我们诗里和生活里有你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你的生命,假如我们这一些年轻的人能算作诗人,那么,首先你是一个诗人。真正的祖国的诗人!”③牛汉：《致胡风信》,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七月派”诗人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他们普遍接受胡风“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④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6页。的教诲,这些年轻人在民族危机面前,不仅是用自己的诗,而且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徐放在回顾他的诗歌创作历程时说：“如果说,在诗歌创作上,我在东北大学度过的,是我一生中‘充满着少年风怀和青春情调的黄金时代’,还带有一定的稚气,那么,到了重庆之后,我在诗歌创作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接近于更成熟的时期。胡风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重的,特别是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一和第二义诗人的理论。我总记着他‘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这些话。所以,在重庆这一时期,是我真正直面人生的时期。时间虽不长,但,充满着革命者的气概和英雄般的豪迈之情。”⑤徐放：《我的诗路历程》,蒋安全编：《徐放论》,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徐放的话在“七月派”诗人中是有代表性的。正是在胡风的做一个诗人,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影响下,许多“七月派”诗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首先拿起的是枪,直接参加了抗日队伍,与凶残的敌人搏击,并从中发现了崭新的诗情。彭燕郊最早的诗便是在新四军行军的路上和战地上写的。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诗自然带着怒火,带着苦难,带着高昂的斗志。彭燕郊在新四军部战地服务团期间,曾把一首诗《不眠的夜里》寄给《七月》,胡风亲自回信,决定采用。后来胡风多次发表他的诗作,并帮他修改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在抗战期间,彭燕郊首先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用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以雄浑、壮阔、厚重的基调,构成了民族危亡时代的多种音部的诗的交响。胡风是彭燕郊诗歌才华的发现者,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引路人。“七月派”诗人以他们在40年代的创作实绩,为诗歌史谱写了新的一页。胡风的这些努力不也足以表明,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位“第一义的诗人”吗?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一条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在诗歌来源于哪里这一问题上,胡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提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①胡风：《给为人们而歌的歌手们》,《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胡风的这一观点,既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也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有些理论家却一切从政治出发,把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活简单化了,在他们看来,文学所要反映的生活主要是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从而对胡风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革命作家所要联系的人民,并不是人民中间的任何一分子,例如作家自己的妻子朋友,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革命作家所需要深入的生活,并不是任何小房间里任何个人的生活,而必须首先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他们认为胡风“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看对待文艺问题,不是从阶级的根源去考察各种文艺的现象,而是离开了阶级关系去寻求文艺现象的原因”②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5年第2期。,对于这种庸俗地把日常生活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加以分割,区别对待的作法,胡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③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胡风的观点很明朗,他反对对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生活加以区分,因为生活本身是丰富的、复杂的、多侧面的,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也应该是多层次、多侧面地加以反映,根据政治需要,把复杂的生活加以过滤,限制作家哪些生活可以写,哪些生活不可以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胡风坚持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是他认为文学不是对生活的照相与实录,他说：“不要把作家看成是留声机,只要套上一张做好了的片子(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背书似地歌唱；作家也不能把他的人物当作留声机,可以任意地叫他替自己说话。”④胡风：《M·高尔基断片》,《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把作家看成是留声机,这本是30年代部分左翼作家受苏联“拉普”影响提出的观点,实践证明,这种观念完全取消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出现。实际上,在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特别是与诗歌这样的高度心灵化的意识形态之间,关系不是一对一地那样简便而单一,而是要经过多重折射,呈现一种复杂错综的局面。恩格斯说过：“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⑤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把特定的一种经济形态与具体的诗人诗作进行简单的类比,或随便地给诗人贴阶级标签,把复杂微妙的诗人的心灵世界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这对诗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七月派”诗人后来的遭遇就是明证。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等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七月派”诗人。牛汉认为：“胡风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的主要观点,据我肤浅的了解就是：诗应当从生活中来,不是从诗到诗,不是从艺术到艺术(他在《七月》上选诗的标准之一,就看作品是不是来自火热的生活)。他主张作者直接面对生活,与生活没有距离……他认为,一篇诗作(即使不成熟与粗糙的)既要真实地反映斗争生活,又搏动着诗人的心灵和时代的脉息……然而,这些观点如果没有作品来印证,那也只是一种理论形态,这里就得看具体作品了,就得从具体作品来检验理论本身的正确程度了。”“七月派”诗人坚持诗与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他们认同胡风所说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①胡风：《给为人们而歌的歌手们》,《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七月派”是由抗日战争的爆发所催生的一个诗歌流派,其与现实的胶着关系,决定了流派的创作面貌。“七月派”诗人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相信诗歌是诗人在现实环境中长期的生活积累受某种因素的触发而通过富有独创性的意象而迸发出来的。牛汉在1942年写《鄂尔多斯草原》时,并没有去过那片草原。但是在他早年的生活中早就有了相关的信息积累：“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雁门关里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经常看见从蒙古草地来的拉骆驼的老汉,背抄着手,牵引着一串骆驼,叮咚叮咚从村边经过,至现在我还记得骆驼队身上发出的那种特殊的热烘烘的气味。那种气味,凝聚在我的心灵里,一生一世不会消失。我的祖先是蒙古族,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明晃晃的七星宝剑,说是祖传下来的。我白天扮作武士玩它,夜里压在枕头底下。这口剑,用手弹拨,能发出嗡嗡的风暴声。它是我的远祖在辽阔的草原上和征战中佩带过的,剑口上有血印。我曾祖父曾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了半辈子,祖父也在那里呆过。我家有不少乌黑发亮的黄羊角,还有厚厚的有图案的毡子,像拇指大小的铜佛,处处遗留着民族的痕迹。我们村子里,有一半人家都有走口外的人,有经商的,大半当牧羊人,不少人死在草原上,不少人临死之前才拼死拼活返回故乡。我的姐夫在外蒙古草原上为庙主牧放了十年牛羊,中年回乡娶了我姐姐；他信佛,极会讲故事,为我讲过他的许多神奇的经历。我的邻居每年冬天总有从口外回来的……有一个我叫他‘秃手伯’的,双手从手弯处齐楂楂冻落,他把两只变黑的手从草地上带回家,埋在祖坟里。‘秃手伯’为全村挑水,他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许多草地上的情景。说黄昏的沙漠像血海,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②牛汉：《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牛汉的自述表明,尽管没有到过鄂尔多斯草原,但是他的生活中已有了相当多的关于这版草原的信息贮存和情绪记忆,1942年初,在他想投奔陕北的理想的驱动下,他写出了《鄂尔多斯草原》,诗中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他自小神往的鄂尔多斯草原。历史的和现实的情感在他的心胸里交融,潜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诗的情愫被引爆,一篇杰作诞生了。类似牛汉的创作体验,许多七月派诗人也曾有过。曾卓说：“诗人敢于面对现实,即使是严峻的或惨淡的现实；他也热情地仰望未来。现实不仅内涵着过去,也孕育着未来。如果不孕育着未来,那现实就不成为现实了。如果在现实中看不到孕育着的未来,那么他们也并没有真认清现实。”③曾卓：《诗人的两翼》,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曾卓胸怀对未来的向往,勇敢地面对现实,写出了他的名篇《门》,《母亲》、《铁栏与火》等。三、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文艺理论中一个原创性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他提出来以后,就受到当时某些文艺理论家的批评,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出来后,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然而是金子不管被掩埋多久,还是会发光的。当历史还了胡风清白,我们再从胡风的著作中搜寻出这个当时被批过无数遍的概念,我们还是不得不向这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人认识世界的时候,一般把认识者称为主体,把被认识的对象称为客体。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与主体相对而言的。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因而从理论上承认整个世界都可以成为认识的客体。但是从现实的认识过程来看,只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与主体发生功能联系,成为主体认识的具体指向的对象,才成为现实的客体。人只有在同这种现实客体的互相作用中,才能实现其主体地位。有可能进入人的认识领域。在同一个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构成一对矛盾,谁也离不开谁。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尽管在字面上没有涉及客观对象,但是从胡风对这一概念的具体阐述中可以发现,胡风总是从主客观的互动出发来讨论问题的,客观对象始终是胡风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的不可分割的内容。胡风认为,创作是作家主观与生活客观相化合的过程,也就是创作主客体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是使世界变形了的主观精神,渐渐地由自我燃烧状态落向客观对象,伸进客观对象,开始要求和客观对象结合了。原来是无我状态的客观精神,渐渐开始要求主观的认识作用,生活事件更强地更深地现出了在全体联结上的潜在的内容”①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化合、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现实不能以“原生态”的形式进入作家的主观,必须在“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下,将生活素材加以分解、提炼、重新组合,才能形成新的飞跃。实际上,“主观战斗精神”起了一种强力的“催化”的作用,如胡风所说：“尽管题材怎样好,怎样真有其事……但如果它没有和作者的情绪触合,没有在作者的情绪世界里面溶解,凝晶,那你就既不能够把握它,也不能够表现它。因为,在现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造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②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主观战斗精神既体现了对客观世界的尊重,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张扬,适宜于各种类文学作品的创作。但由于诗歌把握世界方式的特殊性,主观战斗精神对诗歌创作和诗人的人格建构尤其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科学与诗,作为两种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即最大地发挥主体的能力,从而最大地扩展客体的范围。它们的不同在于科学要求最大地扩展物质世界——从宏观宇宙到微观宇宙的范围；诗则要求最大地扩展精神世界——人的内心世界的范围。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仪式上曾讲过：“在混沌初开的第一天夜里,就有两个天生的瞎子在摸索着前进：一个借助于科学的方法,另一人只凭闪现的直觉——在那个夜里,谁能首先找到出路,谁的心里装着更多的闪光?答案无关重要。秘密只有一个。诗人灵感的伟大创造无论哪方面都不会让位于现代科学的戏剧性发现。宇宙在扩展的理论鼓舞着天文学家；但是另一个宇宙——人的无限的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不论科学把它的疆界推得多远,在这些弧形境界的整个范围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听到诗人的一群猎狗的追逐声。”③圣琼·佩斯：《诗歌》,《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1-482页。诗歌创作的主体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用胡风的话说,就是有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点,对诗歌创作的指导意义就更强。胡风在评论诗人创作的时候,就是看诗歌中是否体现了这样一种主观战斗精神。田间是胡风最早发现并一直予以追踪的诗人。他在《田间的诗》一文中说：“诗人底力量最后要归结到他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在他底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用抽象的词句来表现‘热烈’的情绪或‘革命’的道理,或者是,没有被作者底血液温暖起来,只是分行分节地用韵语写出‘豪壮’的或‘悲惨’的故事——在革命诗歌里最主要的这两个同源异流的倾向,田间君却几乎完全没有。诗不是分析、说理,也不是新闻记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这是诗底大路,田间君却本能地走近了,虽然在他现在的成绩里面还不能说有大的真实的成功。”④胡风：《田间的诗》,《胡风论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这里是从诗人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也就是是否激发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出发,来评价田间的诗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其意义不限于为诗的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对诗歌理论的建设亦有重要价值。在胡风之前,视文学与政治为一体的左翼诗论家,强调诗歌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要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保持同一步调,要用诗歌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斗争。他们关注的只是当时的革命斗争的现实,以及如何用诗歌反映这种现实,激发人们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至于诗人的主观世界,是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的。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则认为作家的主观与生活的客观同样重要：“因为,形成作品的材料、印象,不但须是最令作家‘感动’的,而且还得‘跟一种基本的思想、观念起了某种化学上的化合’。不过,这种基本的思想、观念,却是和一切社会人一样是活的、斗争的、有爱情快乐的、以及痛苦的作家‘在自己的心中早就孕蓄起来的’。换句话说,作家用来和材料起化合作用的思想、观念,原来是生活经验的结果,也就是特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①胡风：《创作之路》,《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胡风在这里所说的作家身上已有的“基本的思想、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认知结构”,对于从事美的创造与欣赏的人而言,就是“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是人们在审美实践中由多种心理因素组合而成,直接影响审美过程与审美效果的主体的功能结构,是人类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遗传、环境、生活经验、文化素养、艺术观念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群体超越动物的明证。一切审美活动都要从现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出发,都是审美心理结构功能的体现。就诗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来自客观世界的信息,只有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才能被接受,被加工,否则就往往被忽略。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既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审美实践通过遗传而积淀的结果,又是个人的连续不断的审美实践的总和。审美心理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来自客观世界的新鲜的强烈的刺激面前,通过同化与顺应,使自身得到调整。同化与顺应的概念,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来的。在皮亚杰看来,人的认识结构具有同化与顺应两种对立统一的功能。所谓同化就是指主体作用于客观环境时,能够运用已有的认识结构说明和解释环境,把新的刺激纳入已有的结构之中,予以过滤、改变与吸收。同化可以不断地加强结构,引起的是结构的量的变化。所谓顺应就是新的刺激不能被原有的结构所同化,那么就要建立新的结构或对原有的结构加以调整,从而适应环境。与同化相反,顺应不是对原有结构的加强,而是对原有结构的破坏,引起的是结构的质的变化。没有同化,人的认识结构就不会得到丰富与加强；没有顺应,人的认识结构就不会获得新的内容,也就很难得到发展和更新。同化与顺应如鸟之两翼,从心理上保障人能在客观环境中自由地翱翔。由于时代的限制,胡风没有机会接触到现代认知心理学,也没有接触到皮亚杰的同化顺应理论,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诗人在客观世界面前心理结构的变化：“如果说,真理是活的现实内容的反映,如果说,把握真理要通过能动的主观作用,那么,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情表现结合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②胡风：《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这里提到的和对象搏斗、向对象深入,以及胡风反复提及的主观与客观的“化合”、“融合”,不是非常清晰地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客观世界的外部刺激面前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提出,确实是“超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能显示出这一理论的夺目的光辉。胡风的诗歌理论极为丰富,诗歌本质论、功能论、创作论、欣赏论、传播论等都涉及到了。我们上述的“第一义的诗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以及“主观战斗精神”,最能体现胡风诗论的原创性和他的基本观念。胡风的诗学理论曾影响与造就了一代诗人。牛汉晚年对胡风有充满深情的回忆：“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现象,不仅限于文艺界。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他给我最初的感应近似一个远景,一个壮丽的引人歌唱的梦境。那时我在荒寒的陇山深处读中学。即使到了后来,我结识他并经常有来往,虽然后来又有二十多年天各一方的阔别,这最初在心灵中形成的庄严的远景或梦境的感觉,仍没有消失和淡化。我一直感受着他穿透我并辐射向远方的魅力和召引,他就像罗丹的‘思想者’,是个发光体。”③牛汉：《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7-109页。牛汉说得对。胡风的独特的诗学理论也正是诗歌星空中的一块“发光体”,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永远放射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