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环保主义者反对用大量的塑料袋来包食物，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但这位经济学家说，塑料袋用得越多，食物保鲜的时间就越长，食物的浪费就越少。如果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破坏，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机器能更先进，那些没被破坏的资源和节省下来的时间与劳动力，原本可以用在生产其他更有效的东西上；而如果多用了塑料包装，是可以节省更多食物以及准备食物的时间的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思考题请举出一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在我们做决策时不容忽视的。那些敌人的思想，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的思想，我们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思想，我们比较难识别。阿尔钦就把写好的稿件投给了《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过了不久，《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回信说，文章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发表了。于是，阿尔钦这篇本来只是给学生准备的简单讲义——《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andEconomicTheory,1950），就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给经济学整栋大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经济学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那么，阿尔钦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万物存活看条件，和理性与否无关前面两位经济学家莱斯特和马克卢普，争论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行动有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一个说没看见人们在计算，人们做决定的时候手上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的那种供应需求表；另外一个说人们其实都计算了，是暗中计算的。而阿尔钦则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既对又错，但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的意思是，人究竟是否理性，这个问题不重要。他解释道：首先，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只要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就没办法算出所谓的最优解，顶多只有一个最优的概率区间。例如，有两套投资方案，一套是高风险高回报，另外一套是低风险低回报，哪一个更优呢？逻辑上它们可以是等价的，我们说不出哪个是最优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优。其实，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低回报，哪一个更优呢？逻辑上它们可以是等价的，我们说不出哪个是最优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优。其实，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阿尔钦说，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制度，是如何存活下来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些跟人是不是理性的没有关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能够存活下来，而如果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体面的绅士，听说遥远的中国发生了地震，伤亡惨重。这位体面的绅士会怎么做呢？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看看地震会不会波及伦敦。一看很远，伦敦是安全的，就放下心来。然后他会哀悼死难的中国人，感慨人的脆弱、大自然的无常。他可能会打开微博或微信，发两个蜡烛，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接下来他就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这时，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斯密写下了这样一段警世恒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天下熙熙攘攘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在实践中，至少会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缺乏反馈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则没有委托代理问题。许多负责行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所托非人问题。有很多地区的贫困，恰恰是由当地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机构却把钱交给这些造成贫困的政府。如果依靠这些政府去扶贫，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养懒汉效应。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们的依赖和惰性，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努力，也不愿意再去尝试和奋斗。相反，人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争取的是怎么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才能够持续获得援助。稀缺的含义非常广泛，不仅指矿产、森林和能源等有形资产的匮乏，还指空气、美貌、天资、注意力和时空等无形资产的不足。地理位置也是稀缺的。我们坐在飞机上往下看，茫茫大地，会发现土地是无限的。但所有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地球仪上却只有一个针眼那么大。既然土地有那么多，为什么许多城市还要填海造地呢？原因是：土地虽然很多，但地理位置是稀缺的。信任也是稀缺的，不是可以随便建立起来的。同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同学决定了你将来社交的圈子、工作的层次。许多人读书，不是冲着教授来的，而是冲着同学来的，与同学建立信任是一项长期投资。很多年前刚开始使用去屑洗发水时，我就想，我们真的需要去掉头屑吗？还是广告商刻意营造了这样一种需求？当然可以说，这种需求是被营造出来的。但是一次一次使用之后，我们就觉得，肩膀上看不到头屑是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标准。广告影响现实标准的普及周其仁老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两种治疗高血压的药，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这两种药在疗效上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国产药吃了以后手会抖，进口药吃了以后手不会抖。人们要治的是高血压，手抖不抖要紧吗？当然要紧。而为了研制一种吃了以后手不抖的药，我们就得消耗更多的资源。从古到今，我们所知道的疾病数量越来越多，说明人类活得越来越仔细，健康的标准越来越高了。人的需求是得寸进尺的，即便物质无限丰富，人类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日子也不会到来而每当要做选择时，都必须采取某种选择的标准；一旦确定了选择标准，就意味着存在区别对待，而区别对待就是歧视稀缺、选择、区别对待和歧视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一体的，只要有一个就意味着同时有其他三个。为了消除歧视，却产生了新的歧视，我们称之为逆向歧视。歧视不是问题，如何歧视才是问题这个案子，要是我来判的话，我会这么说：第一，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学校招生时，必然要对学生进行选择，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歧视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平权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的立场是中立的，每个人的立场都是有倾向的、偏颇的。第二，既然歧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谁进行了歧视，谁就要承担歧视的后果。第三，学校是招生的主体，学校有权制定任何歧视性的招生标准。学校可以多元化招生，招一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哪怕他们的考试成绩差一点；也可以招一些体育优等生，哪怕他们的考试成绩低一些，只要他们对整个群体有帮助。无论是明晃晃地规定照顾弱势群体，还是隐性地暗中照顾弱势群体，都可以，但学校要承担他们这样招生、歧视的后果。第四，除了学校以外，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这项招生政策的后果承担人，应该有权取得相关信息；某个学生是因为体育好、学习好，还是因为种族或肤色的特征而被录取的。用人单位应该有知情权稀缺必然导致歧视。我们不应该问要不要歧视，而是要问应该如何歧视。贝克尔在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中说，歧视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价。经常有人说，美国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韩国人怎么样。这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一种歧视。但了解陌生人是有成本的，以偏概全（歧视）能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一些初步的印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另外一个是得克萨斯州的偏远小镇。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歧视更严重？当然是偏远的小镇歧视更严重。因为在偏远的小镇，居民的同质性强，歧视外人不会有多大损失，而在纽约这样的多种族集聚的地方，如果歧视别人，就得蒙受巨大的损失。并不是人生下来就心胸宽广，人们不歧视别人的心态，是在竞争当中慢慢习得的。兰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她在小时候就发现，本地人经常有排华的行为，排华的理由之一，是华人做生意的时候排斥非华人。为了探寻究竟，兰达在当地找了一个橡胶园，她发现这一带的橡胶园是由来自福建泉州和永春县的五大家族把持的。这五大家族分别姓陈、李、林、黄、严。她发现华人之所以强调儒家思想，是要用儒家思想来进行关系计算，其目的是要进行信用评级。当地的华人把人分成七等：第一等，直系亲属，也就是近亲；第二等，大家族当中的远亲；第三等，同族或者同姓的人；第四等，同村的人；第五等，同方言的人或者其他说本方言的中国人；第六等，说其他方言的中国人；第七等，非中国人，包括欧洲人、印度人，还有马来西亚本地人，等等。他们把人分成七等以后，做生意的时候，针对不同等级有不一样的条款，贷款收取的利息也不一样银行还相信一点，就是所谓的“大而不能倒”——欠债越多，影响就越广，政府就越不会让你倒，因而就毫无顾忌地这么做下去。当一个资源有若干个选项时，被选中的那个选项，它的成本就是所有放弃了的选项当中价值最高的那个。简言之，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Cost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egone.）凡是提到成本，我们一定是向前（未来）看，而不是向后（过去）看的。所以，沉没成本不是成本例如我们看电影，坐在电影院里15分钟、20分钟后，就能知道这部电影好不好看。虽然电影票已经买了，但如果这部电影不好看的话，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马上离开。因为买电影票的钱已经沉没了，不再是成本。但是有多少人会在电影播到20分钟的时候，就当机立断站起来离开呢？在餐桌上，很多人觉得被动了筷子的食物，就应该吃完才算不浪费。但其实桌上饭菜的制作成本已经沉没了，真正值得掂量的，不是饭菜的制作成本，而是吃和不吃的后果。它们配被你当场吃完吗？谈恋爱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大多数人谈恋爱，半年之后就过了恋爱的盲目期。这时已经能够理性判断，这段感情是不是真的适合。但又有多少人能够果断地提出分手呢？负面的感受不是成本将负面的感受当作成本，是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比如我们要在自家院子里修一个游泳池，修游泳池的过程，有许多负面感受：辛苦、劳累、一段时间的脏乱差等，但这些都不是修游泳池的成本，因为没有放弃什么东西。修了游泳池，这个地方就不能搭帐篷，那个放弃了的帐篷才是我们修游泳池的成本。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把这个概念说得更清楚：如果游泳池给我们带来的正面感受是100分，负面感受是70分，那么游泳池带来的净幸福值是30分；而搭一个帐篷，我们假设它带来的正面感受是50分，负面感受是10分，那么帐篷给我们带来的净幸福值是40分。这时候我们要比较的是，游泳池的净幸福值30分和帐篷的净幸福值40分。也就是说，修一个游泳池，我们放弃的代价是40分帐篷的净幸福值，而不是70分修游泳池的负面感受。同样，我们要搭一个帐篷，它的成本是我们放弃的游泳池净幸福值30分，而不是搭帐篷的负面感受10分。你的成本由别人决定其实，你今天能选择的职业，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这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认可而存在的职业范围。你在这当中要选择自己兴趣最大、付出成本最低，而且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总收入最高的职业。经济学的看法是：你拥有你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是怎么度过的，你的职业是怎么选择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上其他人决定的。货币成本并不是全部成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盯住全部成本，而不只是钱。比如，我们去淘旧货，买便宜的东西，货币成本就比较低，但货币成本只是全部成本的一部分。虽然钱少付了一些，但我们却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买到假货劣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些都是淘旧货的成本。所有这些成本加起来，才是淘旧货的总成本。义务征兵时，政府付出的货币成本确实比较低，但是他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重要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个青年，被征去当兵以后，就不能从事他原来的职业了。这时虽然多了一个廉价的士兵，但可能少了一位化学家、一个小提琴手，或是一位企业家。总的来说，义务兵制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放弃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有人会说，那兵源问题如何解决呢？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志愿兵制，政府出钱请士兵。政府说我出1元钱请人当兵，当然没人愿意干，出两元钱也没人愿意，出100元、1000元呢？最后可能出到2000元时，就开始有人愿意了。第一个愿意接受2000元去当兵的人，是在别处机会最少的人，也是认为当兵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人，这种人是最适合当兵的。也就是说，政府能够以最低的代价招募到最合适的兵，这才是我们解决兵源问题的好办法。给士兵发薪水比免费征兵更便宜中间商赚差价，让商品价格更便宜我们到快餐店买汉堡包，吃下第一口，这第一口的成本是多少？被吃了一口的这个汉堡包可能一分钱都卖不了，这时候，第一口的成本，几乎等于整个汉堡包的成本。Windfall loss，也译成“横祸”Windfall profit，也译成“横财”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在经济学里，都是意外发生的。每当发生意外，我们就重新调整资源的未来估值，而资源使用的成本，就要按照这个新的估值来计算。所以，一旦出现盈利，资源的使用成本就会提高；一旦出现亏损，资源的使用成本就会下降供需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决定资源成本阿尔钦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1987/2008）中“租”这个条目中写道：“正因为这块土地从事生产能赚取更高价格，才使它的租值被哄抬到这么高。人们通过高价取得土地后，却往往误会，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向顾客索取高价，是由于自己支付了较高的地租。”因为土地本身值这贵价事实上，不是政府想高价卖地，就能把土地以高价卖出去的。政府之所以可以高价卖地，是因为人们对住房的高需求导致了高房价，而高房价才使得高地价成为可能。原材料（土地）的成本和最终产品（房屋）的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不是前者决定了后者，而是后者决定了前者需求决定房价以前有位歌星叫猫王，他在当歌星以前，是一位卡车司机。卡车司机的收入，假设是10万元，当歌星的收入，假设是1000万元，那么这多出来的990万元收入，其实就是猫王赚取的租。也就是说，他当歌星的收入减10万元，减20万元，减500万元，减900万元，他都照样当歌星。这990万元是他白赚的，这就叫租。租是你旱涝保收的收入，是你白赚的收入。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政府给一些企业特殊照顾、给它们垄断权无伤大雅。有些企业得到政府的特别庇护，具有垄断经营的权利，照理说应该赚很多钱。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去调研，发现这些企业赚得并不多。例如，政府官员手上有一项优惠政策，它值100元。张三想要得到这个优惠政策，花了50元来争取；李四也想得到这个优惠政策，又花了70元；最后王五花了90元把政策争取到手了。对王五而言，争取优惠政策物有所值，但净挣的也不多。但我们要看到的是，社会上争夺这项优惠政策的竞争成本，是张三、李四和王五付出的总和，竞争的成本所造成的内耗，远远超过了优惠政策本身的价值。比如，一天到晚蹲在那里，看着路过的行人还要点头哈腰。如果行人给的钱多的话，还会吸引一群乞丐，这时候乞丐和乞丐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如果人们习惯把钱给遇到的第一个乞丐，乞丐们发现这个规律以后，会每天抢占最优的位置；如果钱最有可能给外表最惨的乞丐，乞丐发现后，就会互相比惨，不洗脸不洗澡，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如果这样还斗不过对方的话，他们甚至会自残。这就是图洛克了不起的发现：乞丐看上去好像能够凭空拿到施舍，但他们拿施舍的过程本身是有竞争的，而竞争本身也是要消耗资源的。只要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源都叫资产，而对资产的付费就叫租。在经济学界，“寻租”这个词则专指后者的行为，即那些向政府争取优惠政策，让自己得到好处，同时导致社会总资源发生耗散的行为。在很多国家，由于制度设计不当，寻租行为非常普通。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人们虽然每天都很忙，但整个国家却非常穷“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火星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挪开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我们必须用持平的眼光看待污染问题。因为这不是一方污染另外一方的问题，而是双方或者多方争用稀缺资源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代化生活和环境污染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很高，很多资源是没有办法落到使用价值更高的人手里的。因此，初始的产权分配、制度法规、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规范，就都变得很重要了。我们可以把社会上通行的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都看成为了减少重复商议的成本而逐渐固定下来的解决纠纷的办法美国政府征用私人土地，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被征用的土地必须用于公共用途，二是征用时政府必须给予公正的补偿。主观价值论由于有更好的解释力，能更好地指导生产，所以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大力支持。这些经济学家往往都声称自己是“个人主义的主观价值论者”那么到底什么叫边际？边际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例如，边际成本就是每新增一个单位产品所需要付出的新增成本；边际收入是每多卖一个产品能够带来的新增收入；边际产量是每新增一份投入所带来的新增产量；边际效用是每消耗一个单位的商品所能带来的新增享受。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边际平衡的高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在自己所能涉及的所有领域、所有活动、所有选项当中，根据边际平衡的规律来分配时间、金钱、精力和其他资源，从而使总效用达到最大我们的习惯是横坐标是自变量，纵坐标是因变量。但是经济学家遵循一个老的传统：在需求曲线上，纵坐标是价格，但它才是自变量，横坐标需求量则是一个因变量。这当中的剩余，我们通常称之为“消费者剩余”。这个剩余是消费者的个人估值和他实际上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距。没有消费者的估值就不会有剩余，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者生产和提供商品，也不会存在剩余。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者剩余是容易产生误解的，更合理的名称应当是“交易剩余”，即只要有交易，买卖双方就都能够享受到剩余。其含义是：每当价格变化百分之一，需求量会变化百分之几。如下所示。例如，如果价格变化了2%，需求量因此变化了5%，那么弹性就是5%÷2%=2.5。弹性大于1，表示只要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变化，需求量就会有更大幅度的变化。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就是需求量随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的程度，它等于需求量的变化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其含义是：每当价格变化百分之一，需求量会变化百分之几。弹性大于1，指的是奢侈品；弹性小于1，指的是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弹性会越来越高人性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寻找替代方案，而且时间越长，它能找到的替代方案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弹性会越来越高政府征收房地产交易税，结果是买房人多付了钱，卖房人少赚了钱，他们的损失之和等于政府的税收收入。所以有人说房价太高了，建议政府通过收取很高的房产交易税来压低房价，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重税只会增加房屋买卖双方的负担。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开始提的问题：房产交易税到底是买房人付的还是卖房人付的？正确的答案由两句话组成：税负是双方共同承担的；双方各付多少，取决于需求者和供应者双方的相对弹性，谁的弹性低，谁对这份交易的需求更迫切，谁就付得多一点。而供需双方相对弹性的大小，跟法律与政府的规定本身没有关系。男生跟女生结婚的时候，男生要给女生买一个钻石戒指，这是风俗习惯，规定好了一定是男生买的。但今天你学了法律无效定律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戒指实际上是谁买的。正确的答案是，这个戒指是双方共同买的，谁付的钱多，谁付的钱少，取决于谁更迫切地想要结婚。精选品和普通品之间的价格本来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加上一笔附加费以后，它们的差距就缩小了，精选品显得便宜了。而附加费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显著，精选品就显得越便宜。每当消费者必须支付一笔附加费时，高品质的产品相对低品质的产品就变得便宜了，这笔附加费越高，高品质产品相对就越便宜。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定律叫作“好东西运到远方去定律”。人们会误导，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如，我们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如果人们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如果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户人家分宅基地，那么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边际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比如多花一元钱多带来的收益。边际平衡说的是，我们手上的钱有限，每一元钱应该花在给我们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上。钱一点点花出去，最后我们在每一种商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就是平衡的。这样，我们手上有限的钱，买到的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就是边际平衡的概念。价格的三个作用：（1）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2）指导生产；（3）做出奖惩，决定商品分配大家都批评发国难财的行为。但我们想想，国难是那个发国难财的人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借机发财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罢了。发国难财的人可能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生活中乘人之危来利用他人的现实，其实很多。比如，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无知吗？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但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主持人又跑去采访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他们发国难财到底对不对。这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是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第二位经济学家是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第三位经济学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被称为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个人，就被称为连环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万人呢？那他是个将军。暴力，只有当它失败的时候，人们才会谴责它；当它成功时，人们往往会膜拜它。暴力是古老而常见的竞争方式，在文明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然如此。【窃国者侯。换一种说法，为什么叛国行为长久不了？因为一旦它长久了，它就不是叛国了。】在过去的中国，辈分特别重要，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公认的界定产权的办法。谁的辈分高一点，谁的辈分低一点，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重申。吃饭的时候谁先夹菜，饭桌上鱼头对着谁，祭祖的时候祭品怎么分配，这些全都有讲究。这不仅仅是为了讲究，而是为了彰显和重申每一个人的产权、社会地位以及分配社会上稀缺资源的权利。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有很多商品，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例如火车的卧铺，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乘坐。我们选择不同的规则，就会有不同的人更容易胜出。如果用暴力做标准，那么身体强壮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用智力做标准，聪明的人就容易胜出；用身份做标准，那些出身比较好的、根正苗红的人就容易胜出；以先到先得为标准，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以出价的高低为标准，有钱人就比较容易胜出。所以，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机会就不一样。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词叫“短缺经济”，是指在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所谓什么东西都不够，实际上指的是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竞争。比如在苏联，人们非常习惯排队。每个人上街口袋里都放一个网兜，一看到有人排队，就先加入他们的队伍，至于排什么队不管，只要排上队最后得到了就是好的。时间不值钱，那些通过排队买到的商品才值钱。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资本主义很腐朽，牛奶都要倒掉，土豆都烂在地里。当时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没有计划性。今天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过剩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路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段话：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全盘私有化，听上去很过瘾，但这种主张看轻了制度变迁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中都寸步难行。”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中，政府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他们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例如住房、面包、牛奶等，实施价格管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穷人，原因有很多。第一，如果给穷人钱，政府自己必须先有钱。政府自己找钱的本事不大，只能印钞票或收税，但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自己不用掏钱，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就算把好事做了。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官员比较乐意干。第二，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怕钱给了穷人以后，穷人会乱花。因此他们就给穷人实物。政府知道穷人缺面包、缺牛奶、缺教育，就把实物发给穷人，觉得只要给了实物，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至于穷人深层次的匮乏和难题，政府官员很难深入体察和救助。第三，实物补贴可以假公济私。实施实物补贴，官员就可以优先让那些跟自己有关系的商人给穷人提供实物。例如给穷人牛奶，谁来提供牛奶呢？当然是跟官员关系比较好的牛奶供应商，它们能得到政府的订单。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张在美国实施教育券制度，其实质就是要从补贴学校改为补贴家长和学生。他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让家长自由择校，那些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由于教学质量更好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凭着家长交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教育经费。这种补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给了家长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教育体系市场化。当然，弗里德曼的这个建议，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因为美国的中小学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对这种市场化的建议一直有着顽固的抵抗。很多一个方法虽好,但是因为现实阻力太大,也实施不了在大城市里，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不要以为非得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够在大城市里立足。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够互相服务要解决房价上升的问题，很多人想到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办法：限制人们购买。但人是有对策的：如果限制每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假离婚，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如果每个人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每套房的面积就可能发生变化，人们会买一个面积很大的房子，交付以后再把它隔开，变成两套房；如果一套房面积不能超过100平方米，有的人就会把房子建高一点，交付以后再把它隔成两层……一座房屋，不仅代表着不同的面积、格局、用料、装修、楼层、朝向、设施，更代表着不同的配套、地段、学区、医疗、交通、治安乃至周边未来的规划和发展等。这些具体的内容不仅不相同，有时甚至天差地别。其实国外也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分了廉租房以后，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就住在那里，结果子女也在那里受教育。当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善以后，还舍不得离开，本来子女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就读，但不得不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使得所谓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了，上升的渠道收窄了。因此廉价保障房不可能是免费午餐，我们需要看清楚这几个要点：房屋不是一种标准品，它是一种服务，是一种综合的服务；私人开发商是这种综合服务更好、更适合的提供者；如果让私人业主自由转让房屋的话，这些房屋的流动性会更高，也会鼓励人们积极上进，不同家庭上升的渠道也会得以拓宽。只要我们看清楚这几点，我们就应该坚持房屋服务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权利是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是别人授予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有就有，而是别人认为我们有才有；要别人愿意出来保护我们行使的自由，才能叫权利Rights from Wrongs: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直译就是“权利来自错误——关于权利起源的一种现实观点”权利也不来自法律。因为法律是有了权利以后对权利的一种体现，如果权利来自法律，我们又凭什么去评判一个法律体系的正确和错误、合适与不合适呢？权利来自人类的经验教训例如，胎儿的生存权就跟母亲选择堕胎的权利产生冲突；人生存的权利，就跟他要求安乐死的权利有冲突；一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跟另一个人不受别人冒犯的权利有冲突；抽烟的权利，就跟他人拒绝吸二手烟的权利产生冲突；同性恋结婚的人收养子女的权利，就跟儿童要求异性恋的夫妻收养的权利产生冲突。看得再广一点，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权利，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相反的权利。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各种权利，包括财产权、隐私权、污染权、征地权、申请破产权、同性恋结婚权等，都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博弈慢慢形成的德肖维茨也指出，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之间，本来就是有冲突的，怎么找到相冲突的权利之间的平衡点，才是我们要处理的关键问题。例如，胎儿的生存权就跟母亲选择堕胎的权利产生冲突；人生存的权利，就跟他要求安乐死的权利有冲突；一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跟另一个人不受别人冒犯的权利有冲突；抽烟的权利，就跟他人拒绝吸二手烟的权利产生冲突；同性恋结婚的人收养子女的权利，就跟儿童要求异性恋的夫妻收养的权利产生冲突。看得再广一点，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权利，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相反的权利。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各种权利，包括财产权、隐私权、污染权、征地权、申请破产权、同性恋结婚权等，都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博弈慢慢形成的为什么生命属于一个人自己所有，而他却没有权利自杀？事实上，世界上罕见——我是为了谨慎起见说罕见——有鼓励自杀的文化。没有哪个民族、哪个文化是鼓励人们自杀的。因为一个人死去，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他周围的好多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保存社会的人力资源，是几乎所有文明、所有社会的基本共识。哪怕是对重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的问题，大家的讨论也是极其谨慎的。政治上的自由并不等于经济上的免费。（Political freedom is not economically free.）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一个保护大自然的天堂，但它不是由环保人士，而是由铁路公司建立起来的。因为当时美国有《宅地法》，一块地谁占了，谁在上面耕作，它就归谁，大片的荒地就这样被人占有了。这时铁路公司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为很多人坐火车，在铁路沿途观光也是一大需求，如果所有的地都被人开发了，沿途美景遭到了破坏，铁路公司的生意就会大受影响。于是铁路公司开始不断向国会游说，说要保护沿途的自然景观不受破坏。最后黄石国家公园就在这样的目的下建立了。从产权的角度看，人们是不是真正拥有某件物品，最有效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有没有权利把它卖出去。产权保护有三个基本原则——财产原则、责任原则和不可转让原则产权的这三种保护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混合使用的。有人想要侵占我的房子时，我的房子受到的是财产原则的保护；当国家要建消防局，打算征用我的土地时，我的房子受到的是责任原则的保护，国家需要给我合理的补偿；当我喝醉酒不省人事签了卖房合同时，房子受到的是不可转让原则的保护，因为醉酒情况下签的合同无效。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有人侵权构成刑事犯罪后，不被投到监狱里，而是在外面继续工作，赚了钱赔给受害者，不就能减少无谓的损失吗？但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会这样做。原因是犯罪分子犯了两重罪：第一，他伤害了别人；第二，他改变了规则，把原来明明可以根据财产原则进行保护的资产，变成只能通过责任原则来保护。我们惩罚刑事犯罪分子时，其实惩罚的是两宗罪。我们也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刑事案件里，受害人受害后，不太愿意出来指证犯罪嫌疑人。这时我们采用由国家来追诉的方式，就是要阻吓犯罪嫌疑人，不让他们擅自改变游戏的规则，擅自把那些明明可以用财产原则保护的资产，变成只能用责任原则来保护。社会普遍认为一些买卖会威胁现存的道德观，例如卖淫、买卖器官，政府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来禁止这种买卖。例如在有的地方，农地虽然是属于农民的，农民有居住权、耕作权，但他们却没有权利把土地卖掉。有很多学者认为，一旦农民把土地卖掉，就会变成失地者，成为游民，会给社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我自己不赞成这种看法。那些生活在城里的人，生下来就没什么土地，但绝大部分都能独立生活。农民相对于城里人,生产力较低,收入低,易成为流浪汉。在文明的社会里，有一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买的，比如劳动力、爱情或生命。（There are in a civilized society somethings that money can't buy,be it labor,love or life.我们经济学上说价格能够刺激供给，那是有条件的。比如玉米的价格高了，种玉米的农民就多了，玉米的供给就会增加，这时经济学原理是对的。但是对于道路，收了拥堵费之后，出行的成本增加了，但不会因为收了拥堵费，上班的路就多出几条车道来。提价不能够刺激供给，所以不能随便提价。我回答说：收拥堵费当然不能够多出几条车道，但是收了拥堵费以后，那些需求比较弱的人就会被劝退，他们空出来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供给。我们在介绍需求定律时说过，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截然的区分，只要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原来的需求者就会变成供给者。这个道理，用在治堵问题上也完全适合。拥堵费越高，人们就越乐意把道路让出来。在经济学里，公用品和私用品有非常独特的含义。私用品最关键的含义是一个人用，别人就不能用；相反，一个人用的同时不影响别人使用的商品，叫公用品。在相同的时段和路段上，一个人或一辆车占用，别人或别的车就没法占用，所以道路是私用品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一个人能用，别人也能用，我们称之为“没有竞争性”；一个人用了别人就不能用，我们称之为“有竞争性”。有没有竞争性，是区分公用品和私用品的一个关键标准。灯塔之争的两大启发萨缪尔森和科斯之间的争论，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发：第一，哪怕是公共设施，私人也有积极性提供，私人也能够从中收费。第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私用品服务时，可以选择免费，也可以选择收费。如果收费，能达到两个效果：（1）可以筛选需求。政府提供的私用品，比如道路，一个人用的时候别人就不能用，如果收费，就能筛选出需求来，谁更需要谁先用。（2）能够进行经济核算。政府修了一条隧道，如果免费，我们无法知道它在经营上是否合算；而如果收费，我们就能计算出修这条隧道合不合算，并由此推测是否值得再修一条这样的隧道。我们知道，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至少面临四种最基本的约束，那就是：东西不够、时间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人们更喜欢今天确定的消费，而不喜欢明天不确定的消费。费雪把人的这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称为impatience，中国最早翻译费雪《利息理论》的陈彪如老先生，把它翻译成“不耐”，不够耐心的意思。这个词我们今天读起来有点奇怪，但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翻译。其次，想象力也能够影响不耐。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老师跟几个小孩做一个游戏，老师把棒棒糖交给小孩，跟小孩说，如果你能坚持半小时不吃，老师会再给你一颗棒棒糖。结果有些小孩儿比较不耐，很快就把棒棒糖吃了；有些小孩儿能忍住，最后没吃，得到了奖赏。科学家还做了追踪，发现那些比较自律的孩子，他们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自律背后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想象力。那些想象力强的孩子，能够把以后得到的奖赏看得很大、很重，看得很具体、很明确，这种小孩自律能力就比较强。自律可能源于想象力。今天许多做出伟大成就的人，他们都是在黑暗当中坚持下来的，他们靠的是信念。信念其实就是对未来前景的想象。贷款利息越低，穷人贷款越难对利息进行价格管制，还有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比如很多政府为了扶贫，指明给穷人的贷款利息要低一点。这当然是好心，但实际上后果会怎样呢？我们知道，由于穷人还款的能力不高，有钱人是不太愿意把钱借给穷人的，这时如果收取的利息更低，他们就更不愿意借了。而政府规定的这种低利率，特别是低于市场标准的利率，实际上更容易被那些有钱、有势、有关系的人享用，穷人反而拿不到。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要借钱给穷人有一个办法，就是给穷人的利率要比市场的利率稍微高一点，这时那些有钱、有权、有关系的人看不上这些利率，这些钱才更容易落到穷人的手里。这种主张听上去不公平，细想是有道理的。贴现率就是未来价值（期值）转化为当前价值（现值）的打折程度。我和周其仁老师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政商关系的研究，研究官员和商人贪腐的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好多人当年发生贪腐行为时，并没想到自己的官职或者生意能做这么大。当时觉得做这些事情无所谓，眼前能升上去或者活下来是最要紧的。那时他们对未来看得还不够远。等到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官做得很大时，就挺后悔当年做过的事情。当年做过的事情就被称为“老寒腿”，就是早年积攒下来的一些隐患。一个人越是能把未来看得远、看得重大、看得清楚，他对自己的自律就会越强。投资是时间维度上的平衡消费。（Investment is the balancing of consumption over time.）今天的年轻人有很多时间，今朝有酒今朝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这是可以的。连续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直这么玩下去，将来的日子可能就没这么好过了。反过来，他们今天稍微吃点苦，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将来的日子会更好过。这是一种平衡消费的观点。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费最大化，也不是明天的消费最大化，我们要追求的，是终身每一个时间点的收入之和最大化。最新版本严格地检视了以前各版本一直持有的有关股市“随机漫步”的基本观点：股市对股票的定价非常有效，连被蒙住眼睛的猴子朝报纸股票行情版投掷飞镖，完全随机地选出的投资组合，也能获得和专家管理的投资组合一样的业绩。经过40年，这一观点一直颠扑不破“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资产的价格最终是由资产本质的、内在固有的价值决定的。一个女孩儿最终能不能赢得选美大赛，取决于她本身是否漂亮。资产的价格不取决于资产内在的价值，而仅仅取决于人们认为它是否有价值。一个女孩儿最终能不能赢得选美大赛，取决于人们觉得她能不能赢得选美大赛。知识、规律一旦被人们掌握，就会融入他们对新的消息的消化过程当中去，这就是保险公司之间展开竞争、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办法：细分（segregation），把不同人的风险做精确的划分。除了细分，保险公司还会做另一件事，那就是加总（aggregation），即在每一个细分的组里，增加每一个细分组成员的人数。同样风险的人越多，根据数学定律，他们之间产生风险的数学期望就越准确，离差就越小——这是大数定律的原理——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所要交的保费也越低。这样，保险公司通过双管齐下，同时运用这两招——细分和加总——就能够使它的保险产品性价比更高，吸引更多的顾客，而保险产品因而也就能成为一种适销对路、满足市场需求、能够自我维持的商业产品。一个人在被解雇的一刹那，不是自愿的；但是紧接着他没有一看见工作就做，那就是自愿的了。他在自愿付出搜寻成本，寻找下一份值得干的工作。因此，失业保险本质上不是保险，是一种社会补贴，政府用来补贴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很多人认为，炒期货的人都是坐在电脑前、在交易室里工作，从事的是一种虚拟经济，没有参与真正的生产，所以应该将这种虚拟经济跟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实体经济区分开来。在他们眼里，虚拟经济不值得我们鼓励。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完全误解了期货的作用。期货市场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在期货市场里，我们总能见到那些赚大钱的人，如果仔细问问他们，他们也曾经有过一次甚至多次大亏的经历，但他们喜欢那样。期货市场不是赌博，它只是重新分配了本来就不可避免的风险。而赌博是制造了本来并不存在的风险，期货市场跟赌博是有本质区别的。期货市场对佛罗里达州未来气温变化的预测，比国家气象局还要准确。其实他的研究结果一点也不奇怪。仔细想一想，气象局的专家预测天气的变化，气温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要紧的。但是对期货市场里的当事人来说，气温的预测直接影响对农产品产量的预测，直接影响对期货商品价格的预测，准确率高一点可能就是赚大钱，准确率低一点也许就血本无归。期货市场的这个特点，鼓励了人们系统深入地研究相关信息的活动。思考题比较优势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不仅有亲和力，能够很自然地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很善于把不同的故事编织起来，形成一个合理的整体。用他的话说，就是能够把事情缝起来。我说真佩服你这种能力。他说很简单，干一万个小时就可以了。他是说，专业化可以促进熟能生巧。分工使机器替代成为可能亚当·斯密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分工能够使机器替代成为可能。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看着很复杂，但是经过分工变成很多道工序以后，有些工序就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这么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工匠，即使竭尽所能，一天也做不成一根别针。但是把整个工作分成18道工序，配备十多个工人，抽铁线、拉直、切断、削尖、磨平……每道工序都可以用机器设备来辅助工作。工人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能够做出12磅别针，相当于每人做出4800枚别针。两位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加上亚当·斯密，为我们今天的分工合作、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的核心，讲的是自己跟自己比，总有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生产项目然后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而个人的财富也能够增加。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原理的核心是：哪怕是天生禀赋一样的人只要专注某个细分领域的生产，就能够减少在工作当中切换往返的成本，能够熟能生巧，能够让机器的替代成为可能。以比较优势为指导，分工合作一定是对双方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资本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跟那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确实被后来居上者排挤甚至替代了。他们该怎么办？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不断自我迭代，而不是故步自封，企图通过阻止竞争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我到欧洲旅游时，发现有些景点规定必须让当地人做导游带游客参观，但这些当地的导游其实什么服务都没提供。很显然，这是一种保护当地人就业机会的规定。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对当地人有好处，但从长远看，实际上把当地人自我更新、自我迭代的机会给剥夺了。过去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大量的外地人涌入上海，上海为了保护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就曾经规定，在餐厅里跑堂的必须有上海户口，在后院洗碗的可以是外地人，因为跑堂的收入要比洗碗的高一点。这种规定，短期看对当地人是有好处的，但长期看，反而把当地人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给削弱了。你不找竞争，竞争会来找你。不断迭代，不断学习，才是长久之道。思考题“完全竞争状态”（perfect competition）和“不完全竞争状态”（imperfect competition）。“歧视”在经济学当中是个中性词，它讲的只不过是“区别对待”而已。觅价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使得产量变得过低、价格变得过高。而他们有一部分生产能力，本来可以发挥，却没有发挥，结果被白白浪费掉了，成为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dead weight loss）。这就是觅价者在定价的过程中所犯的“罪过”。图书图书出版也常有价格歧视的安排。在欧美，一般新出的书都是精装，精装的书比平装的书成本要高一点，但定价却高很多，它的目的就是向那些特别热心、特别渴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收取更高的价格。等过了一段时间，出版社再出平装版，让那些需求不是那么强烈的读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在较晚的时间读到这本书，这也是一种价格歧视的办法。柠檬就是我们吃的水果柠檬，它在美国也是个俚语，是指那些成交以后买家才发现有问题的汽车通俗来说就是，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性价比越高越好。一分价钱一分货，对用户而言是值得的，这才是好的。美国医学院毕业生去医院面试，一身行头就要几万美元，这是向别人发出信号，我的手艺、我的本事配得上这一身行头。除了上一讲介绍的重复交易、第三方背书、增加附加成本发信号外，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办法，那就是实施质量保证。以品质三包替代品质检验厂家除了实施三包以外，有的还会提供延保的服务。延保就是延长保质期。为了促使双方都尽力把事情做好，出版社通常会和作者签订收入分成的合同，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上就是人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三种办法：质保、延保和收入共享合同。通过质保，我们可以让消费者帮助发现质量问题，有效降低质检成本；通过延保，商人也可以把那些对产品质量要求比较高的消费者甄别出来，让他们承担更高费用，从而让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收益更加接近；而收入共享合同，则可以鼓励合作各方尽力保证自己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还有三种非常接近的建立信任的办法：付出沉没成本、给出人质或者给出抵押。在中国的酒文化中，下属会对上司、晚辈会对长辈说：“您随意，我喝三杯。”这里的喝酒显然并不是享受，而是自残。这时上司、长辈心里就会想，这个人自己无端地自残三杯，付出了一定的沉没成本，说明他的表达是有分量的，他将来会好好地珍惜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否则他今天付出的代价将来是收不回来的。越是愿意自残的人，越是容易取信于人，所以中国人才有所谓“感情深一口闷”之类酒桌上的谚语。除了交出人质以外，付出抵押也是同样的办法。如果既没有人质，又没有抵押，那该怎么办？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办法，就是互相分享一点秘密，互相交个底，说点自己以前见不得光的事情，那也算是一种无形的抵押。任何时候，只要总店不满意，总店就有权随意终止合同（terminationatwill）。这种“随意终止合同”的条款，经常出现在各种商业合同中，它往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专门制定的。比较一下奶粉和鲜奶，午餐肉罐头和生鲜猪肉，其中的规律就是：如果半成品或者成品的检验成本比较低，换手的次数就可以多些，就可以进行更细的分工；相反，如果品质检验的成本比较高，就需要更多地进行垂直整合，减少中间环节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产品品质检验和保障的角度出发，这种垂直整合、大企业垄断的趋势，恰恰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问题产品带来的风险。因为只有这样的大企业，才有足够的研发能力；只有这样的大企业，其沉没成本才足够大；万一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只有这样的大企业才能赔得起。我相信，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越来越注重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品质，也由于这些商品的质检成本非常高，不确定性非常大，信息不确定的障碍非常多，人们最后会宁愿放弃产品厂家的多样性，而在为数不多的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当中做选择。损失掉一部分品牌的多样性，换来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么做可能是现代社会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的一种趋势名字叫《结婚、离婚和准租》，他说题目也可以叫《我把最美好的年华给了他》（Marriage,Divorce,and Quasi Rents;Or,“I Gave Him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1987）。如果一位女生在大学期间就跟同班同年龄的男生谈恋爱结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位女生就会先对家庭做出各种投入：养育孩子、照顾家庭、扶持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位丈夫会逐渐积累他的人力资本，走上事业的高峰，取得越来越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此对照，女生生理上的价值，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这时候男生就增加了背叛女生的概率教育、修养、见识都是男人和女人越来越重要的品质。波斯纳法官在他的名著《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2014）中清楚地指出，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成功男人限购的政策，它的效果是财富转移。它让女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了，让成功的、更有吸引力的男人的选择减少了，而让那些年纪较轻、收入较低的男人处境变好了。汉德公式中有三个变量：避免意外的成本、产生意外的概率、意外所产生的损失。针对责任的强弱不同，还存在一些典型的不同比例的责任分摊类型，包括疏忽责任、严格责任、连带责任等。他认为只要产品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无需证据就可以判企业疏忽，企业应该对自己的产品负有严格的责任，顾客不需要提供关于疏忽的证据就能够获得赔偿。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叫“严格责任”。也就是从这个案件开始，“严格责任”的概念在产品安全案件中越来越被人们广泛接受，厂家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担负严格责任就成了常态强制披露（mandated disclosure我的看法是：垄断性的监管机构很难在信息高度复杂的社会里，为情况多样的消费者做出正确决定。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为监管引入竞争。监管机构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应该多家竞争。不同的认证机构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风格、不同消费者的偏好给出认证，消费者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知识，他们只要选择不同认证机构的品牌就可以了。让监管机构之间也形成竞争的态势，让它们的专业判断成为一种商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互相比较，供消费者选择。这是让“专业知识”和“选择自由”得到协调的好办法。为什么人们会进入企业工作呢？因为市场有交易费用。为什么企业不会无限做大呢？因为企业内部有管理费用。这就是科斯的企业理论团队具有一种神秘的功能，它把东西加起来以后，就会无中生有地产生一些新的效用，使得团队能够带来比每一个要素所能带来的效用加起来还要大的效用。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资本家所投入的无论是厂房、生产线还是资金，他的脑袋无法安在这些资本上面，他不可能24小时看着自己的资本；而劳动者付出的刚好是劳动力本身，他的脑袋长在他的身体上，随时可以掌控他所提供劳动力的品质和数量：偷懒很容易，假装卖力很容易，多吃多占也很容易。因此我们说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资本往往是弱者，劳动力往往是强者。当我们把资本和劳动力做比较时会发现，资本是更容易被欺负、被滥用的；而劳动力则更容易偷懒、更容易滥用资本。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劳动力剥削、滥用、操控资本，而不是相反。大量关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劳动力的利益向资本的利益看齐。经济学家把那些高度依赖于所在企业平台的资源，称为企业的专用资源（firm specific assets）；而把那些无论放到哪个企业平台都能发挥差不多的功能、获得差不多收益的资源，称为企业的通用资源（firm independent assets）。绩效考核（KPI）每当这个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了8元钱，这8元钱先支付外面那个工人——那个提供的劳动力很容易被监督、衡量、计算的工人——的工资，赚了8元钱后先分给他5元钱。外面这个工人的工资，是按照他的投入来计算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投入容易观察、容易衡量、容易被监督。赚来的8元钱，付完这5元钱的固定工资以后，剩下的给黑屋子里的人。在黑屋子里工作的人，被经济学家称为“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剩余索取者的收入不根据他们的投入来计算，而根据企业产出——剩余的利润——来计算。企业剩下多少他们拿多少，他们越努力企业剩下的就越多，他们得到的就越多。因此不需要再有人监督他们的工作，监督他们到底卖不卖力。他们自己监督自己。（1）我们看哪种资源更容易欺负别的资源，让那种容易被欺负的资源的所有者当老板；（2）我们看哪种资源是企业专用的资源，我们让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当老板或者管理者；（3）我们看哪种资源的投入容易观察、衡量与监督，我们对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先给予固定的回报，而对于那些不容易观察、衡量与监督的资源，我们对其所有者采取剩余分配的方式，让他们拿企业剩下的利润。员工在一个企业里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他在别处的机会越多，他在这个企业里议价的能力就越高，因为他随时可以选择离开。而如果一个人在别处的机会已经用尽，目前的收入已经是众多选择里最高的了，那么他就没什么议价能力可言，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这个企业里工作。任何个人在团队里得到的回报，跟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边际收入应该相称工资是由市场的力量、市场的规律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老板的慷慨或者贪婪决定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的职业，它们的工资支付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有些工作叫小时工，是按小时计算的；有些工作叫计件工，是按产量来计算的。还有一些工资支付的时间要长一点，工资按月支付；再长一点计算的就是年薪。时间跨度越大的薪水，给人的空间就越大。空间越大，人的灵活度就越高，就越有机会做一些新的尝试，眼光也越长远。例如，教授拿的是年薪，就不需要每天都有贡献，这样就有机会做一个周期长一点的科研和教学计划。最后的结果是企业之间由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去雇用女员工，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女员工就越吃香，女员工的收入就会节节上升，最后接近男员工的收入。哪里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哪里就存在廉价的优质员工。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雇主寻找廉价优质员工的积极性就越足，结果会使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会趋于减少和消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针对同工同酬法做三点评论：（1）市场竞争能尽量消除由于性别歧视而引起的同工不同酬现象；（2）男女工作绩效是否相同，必须从多角度进行评估；（3）硬性的同工同酬法会剥夺弱者与强者展开竞争的最强武器，从而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这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具有的共识。能够失得起业、能够挑三拣四、能够付得起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成本的人，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积蓄比较多的人、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今天很多人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年轻。今天收入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群，10年前、20年前也是穷人。收入不平均与收入不公是两回事仅仅通过基尼系数的高低，来判断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还会犯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忽视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一个社会如果仅仅看见基尼系数上升、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距增大，就执行所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那就不仅不能准确地打击那些不公的行为，反而会使得那些造成合理收入差距的因素，受到不正确的抑制。人们通常认为，不上班就是罢工，但事实上，不上班，叫旷工；大家约好一起不上班，叫集体旷工；大家约好了再也不干了，叫集体辞职。那么什么叫罢工呢？罢工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在关键的时候提出不干活，也叫敲竹杠；第二，是自己不干活的同时还阻止别人干活。研究工会的经济学家——包括其中公开支持工会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工会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它们通过限制公司和企业的劳动力供给，来获得高于竞争市场的工资水平。例如，在美国，理发师就要经过培训，拿到执照才能够给人理发。有些州规定，理发师必须先到美容美发学院学满1600小时的课程，考完试才能拿到执业的资格，而且每年还要进行年审，还要再交费。现在人们采取的是一些更迂回、更隐秘的做法，其中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实施执业资格准许制度。每一个行业都要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通常都是由这个行业内已经获得执业资格的人来设定的。他们设定的考试标准越来越难，能够通过的人越来越少。例如，在美国，理发师就要经过培训，拿到执照才能够给人理发。有些州规定，理发师必须先到美容美发学院学满1600小时的课程，考完试才能拿到执业的资格，而且每年还要进行年审，还要再交费。竞争者之间会有意利用法律来提高对方的竞争成本。实际上美国各州有大量类似的法律，不仅要求执业者是美国人，有些甚至还要求他取得绿卡5年、10年后才能执业。这种法律除非有人起诉，除非法院受理，否则不可能被废除。如果没有人起诉，它就仍然在那里发挥着作用。曾经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各种考试的不及格率跟当年的失业率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工作越不好找，这个行业允许新人进来的门槛就越高。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钱是无用的，翻译成英语就是“Money is barren”。barren是贫瘠的、没有价值的意思。货币非常有用，而它之所以有用，在于人人都觉得它有用，人人都觉得别人愿意接受它。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钱多只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500多年前，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铸币局局长格雷欣（Thomas Gresham）发现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这个定律讲的是，一旦一个社会确定了用某种商品作为货币，这种商品在流通当中的质量就会发生变化。质量较高的品种会被人们保存下来，质量较低的会留在流通当中，质量不高的货币会把质量较高的货币驱赶出流通领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Good money is driven out by cheap money.）问题是，货币之所以有用，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有用；而只要人们相信它有用，它就不需要用那么高质量的商品来充当。选用劣币就行了，选用劣币才是有效的。因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对的，但人们还应该补充一句“劣币就是有效的货币”。（But cheap money is efficient money.）实际上政府对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规定：它们在收到储户的存款，再把这笔钱贷出去以前，必须留下一部分作为所谓的“法定准备金”。流动性困难”（convertibility problem）“资不抵债的困难”（insolvency problem）商业银行同时可能遇到两类困难：一类是整个银行系统本身所固有的“流动性困难”。如果有了挤兑的传言，大家只有携手来帮助它，才能挽救整个银行系统。但同时，它又面临另外一类困难，即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资不抵债的困难”。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就应该让它接受市场的惩罚。如果连经营不善也不用倒闭，那就不会有人负责任地经营了。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持续增长。这里的“物价”指的不是某种商品的价格，而是指一般的物价总水平。通货膨胀的概念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它指的是总的物价水平；第二，是持续的增长，不是暂时的增长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恶性通货膨胀指的是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的情况。由于理解通货膨胀的成因不同，这两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付通货膨胀的措施也就不同。根据第一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通货膨胀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要抑制通货膨胀，措施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是进口货物造成的，我们就要限制进口；如果是农产品的收成不好造成的，政府就应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如果是年轻人买房买得多造成的，我们就得限购；如果是餐厅老板故意提价，那我们就要实施物管制，政府就要发文规定不得随意涨价。另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发多了，解决的方案也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少印钱，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经济生活当中，每个个体很难分辨物价的上涨究竟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还是物价整体水平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发生、扩散和人们采取对策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相对得益，有些人相对受损。通货膨胀与商家涨价无关人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判断出通货膨胀效应的，这一点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某些人、某些行业、某些企业会对已经来临的通货膨胀率先做出反应。有些企业先涨工资，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卖的楼盘先涨价，有些人会先借一大笔钱来买房，他们这么做是要对一步一步逼近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调整自己资源的定价，调整自己资源的组合方式，从而减少损失，甚至增加收入。英文有句谚语叫“不要枪毙信使”。（Don’t shoot the messenger.）枪毙信使并不能改变坏消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通货膨胀是一种无形的税收在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在私人和政府之间也会产生财富的转移，政府多印钞票，政府的购买力就会增加，而民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这实际上是政府向民众征收的一种无形的税。每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新增货币的扩散和人们对通货膨胀来临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会被迷惑，做出错误的决定。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如果政府反复地使用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失业率就降不下去了，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滞胀——既存在通货膨胀，又存在经济停滞的现象。错误的投资决策一旦做出，要修改就得花费很大的工夫，就要付出代价。尤其是短期内出现的失业问题，这时创造需求、制造就业机会就是政府的责任。弗里德曼的名言是：“通货膨胀到处以及永远都是一种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everywhere and always a monetary phenomenon.）—在时间维度上平衡消费，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办法。如果社会上的失业率高涨，政府就去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率，那么第一次、第二次人们会真的以为经济变好了，开始增加投资多雇人，但试过一两次以后，人们就会形成更明确的预期，知道这只不过是政府对付眼前问题的花招，他们再做投资和雇人决策时，就会格外小心。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政府的政策就会失效。观念越宏大，就越不清楚，既难以被证实，又难以被证伪。这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第一个原因。凯恩斯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记者、政府官员和投资家世界上不仅存在风险（risk），还存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第五，政府试图微调经济周期是做不到的。我们前面说过，要调节经济周期，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时间滞后。从发现问题到提出方案，到具体实施，到这些具体措施能够奏效，存在着一连串的时间滞后，微调是不可能的。第六，大家普遍接受了“人是有对策的”这一观点。这其实是物理世界的研究方法，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样大家就从过去的控制论角度（觉得这个社会是可以通过政府来控制的），转化为博弈论的角度（觉得政府只不过是众多玩家中的一个）。学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怎么控制这个社会，而是怎么让社会达到更好的协调。自从中位数投票人原理被清楚地提出来以后，人们对政治选举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政治家的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满足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满足中位数投票人偏好的政纲，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持这种政纲的候选人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阿罗不可能定律预测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果、议而不决的结果，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每一次人们投票决定一件事时都有一个会议召集人或者议程设计者。他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这时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一分钱要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这么做。而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全体人民的特点正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控选举结果的理论。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既然有人能够通过占每一位选民的一点点便宜，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形成利益团体，那为什么就没有另外一些人，同样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形成另外一个利益团体，跟那些现有的利益团体做抗争呢？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非中间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影响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的知识、时间、精力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不屑于过多替自己说话，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一点税收。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选举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办事。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我们先举个例子。好的大学，拿到大笔的政府资助后，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甚至免费教育，这时候，谁能得益？是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么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而那些极其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的选择很广泛，不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结果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往往帮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赤贫家庭的孩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2012）。这两位学者分析了大量的实例，总结出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国家采取了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y），有些国家采取了汲取性的政策（extractive policy）。所谓包容性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够惠及所有的人，在社会中保持公正、公平，使得发展能够持续，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发展自我的政策；而所谓汲取性的政策，就是那些通过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等方法，把社会上的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经济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波普尔开创性地指出，有可能错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这些理论，陈述的内容越丰富、越准确，它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它被证伪的可能性也越大。不可能错的理论，则不是科学理论。这并不是说只有科学才是有价值的，非科学就没有价值，而是说在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我们应该分辨它到底算不算科学，是否要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学。在现实生活当中，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经济学都是科学，而文学、艺术还有逻辑和数学都是非科学，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非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慰、思想的启发，带来推理的工具。非科学表达的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愿望、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没有对错之分；或者是一个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符号体系。它们是永真的。麦克洛斯基说，真正推动近两百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是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商人节俭、遵守合约、精益求精、服务用户的美德。而这些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体系里，根本找不到位置有大量的实例颠覆我们过去既有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能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往往是人们成功了才去找理由，这是对因果关系的一个颠覆。有大量的实例颠覆我们过去既有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能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往往是人们成功了才去找理由，这是对因果关系的一个颠覆。例如，我们在讨论成本的时候说，在会计课上我们学到的是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售价，在时间上看往往也是这样。但是经济学的逻辑却相反，是供求关系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售价，而最终产品的售价又倒过来决定了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整个价值产生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又例如，有人把那些本来是商品的商品不当作商品来对待，以为把这些商品宣布为不是商品就能解决产品的稀缺问题。那是犯了事实和语言之间混淆的错误。学区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否认了学位的商品性，就只能把人们对学位的追逐改变为对住房的追逐。本应是家长付给学校和老师的费用，现在变成要付给房地产开发商了；本来家长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付不付得起学费，现在变成买不买得起房了；学生和学生的区别，本来只不过是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现在变成了主要攀比父母的财富水平了。把商品不当作商品来对待，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更难以解决。我们要重视那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做那些顺应这些规律的人，不论提出什么样的说法、理论、口号，语言都不重要，语言所包装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才是重要的。钱对个人的福利和发展是重要的。每个人都缺钱，都想多挣钱，其目的是增加自己拥有的货币量在全社会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但国家并不缺钱，或者说仅仅增大货币供应量，并不能使得国家变得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