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50年，全球老年化人口将超过年轻人口，占据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与其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养老、医疗、长期照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相互叠加，同时出现，如此繁重任务，将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更大挑战。
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面对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健康老龄化恰是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健康老龄化主要通过维护老年人的内在生理心理能力，改善老年人的外部生活环境，从而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使其健康地度过晚年岁月。
身处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国家该如何着手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保健医疗部主任医师、教授、知名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齐海梅教授从多角度、多方面展开系统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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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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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延长了人口寿命，中国老龄化人口呈现出规模巨大、增长迅速、地区失衡、城乡倒置、女多于男、未富先老的现状与趋势。
规模巨大
国际上一般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0%，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老年型人口）的标准。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
根据这样的发展趋势，预计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到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增长迅速
早期，老年人口增长每突破1个百分点需要间隔几年时间，2014年开始加快增长速度，2019年至2020年，老年人口从12%增长至13%仅用了一年时间。
国际上也有一个数据模型来分析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从10%攀升到20%所需时间或预计所需的时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历经了150年；欧洲、瑞典、英国用了80-90年；美国用了75年；日本40年；而中国、巴西、印度预计将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攀升。
地区失衡、城乡倒置
我国老龄化地区失衡表现为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最发达的东部城市上海从197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最西面的宁夏则于2012年才最后步入老龄化。
此外，越发达的地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就越快。在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高于农村；我国则是农村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城乡倒置态势将持续到2040年。
女多于男、未富先老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多出的女性老年人有60%都在80岁以上。
尽管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同步，但我国则是在人均GDP很低、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就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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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健康问题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出现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增加，而健康问题正是导致老年人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
慢性病高发与共患
一个人可能会同时身患两种慢性病，两种以上就叫共病，老年人是共病的高发年龄群体。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显示，每隔1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慢性病患病率大约为66%，且患病率逐年增高。
失能与残障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失能的增幅都与年龄相关，年龄越大，失能越大，残障也同样如此。
失智与精神障碍
失智具体集中表现为认知受损、患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卒中后痴呆；精神障碍则囊括焦虑、失眠甚至抑郁等症状。最新数据显示，痴呆的总患病率为5.6%，患病人数1千多万；焦虑症患病率为4.7%；抑郁症患病率为3.8%，三者患病总人数将近3千万。精神障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段。
营养、贫血、衰弱
“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统计数据显示，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的老年人发病率已经远远超过营养过剩的老年人发病率。由于低体重、贫血还有其他营养元素的缺乏，会造成老年人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骨折、卧床不起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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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研判——困难与挑战
慢性病、共病、失能、残障、精神障碍、营养不良等主要健康问题时刻困扰着老年人，也给家庭、社会带来负担。基于这种情况，可以针对性地对当前我国老龄化形势进行科学研判。
家庭养老模式变化
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载体，家庭成员之间代际转移经济，实施老龄人口的自然保障功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
2000年中国微型家庭占比为25%，2010年占比就上升到40%，并且根据数据模型预测，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微型家庭数量仍将持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从而导致养老抚养的压力飙升。
卫生服务利用差异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之间，期望寿命、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均存在巨大差异。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获得的医疗服务较多，“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里就能充分体现。
卫生保健服务的挑战
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医疗卫生人力不足，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初级保健预防服务不在农村医疗保健的范围内，现行的卫生服务系统也比较分散，卫生服务体系还未能够适应我们现在的老龄化社会，所以无法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完善、连续性的照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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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概念与历史沿革
健康老龄化统一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如发展老龄化、幸福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等。
1987年，《Science》杂志对“成功老龄化”重新进行了定义： 生理功能和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保持较好的状态，老年人能够积极地参与和享受生活。
《Science》杂志重新定义了“健康老龄化”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就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到了1990年，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也明确地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发展战略；1993年，我国也首次举办了“健康老龄化”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健康老龄化”已经取代了“积极老龄化”，成为2015年到2030年世卫组织老龄化的一个工作重点；最重要的是在2017年，我国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确定健康老龄化在我国宏观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融于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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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健康老龄化策略
俗话说“活得长、活得好、走得快”，正如肿瘤防控要重视预防和早期干预一样，健康老龄化也不能把重点和资源放到后端疾病救治的环节上，要做好先行工作，打“有准备”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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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学和公共卫生与健康老龄化
老年医学包括的内容不仅仅是临床医学，还包含有社会学、康复学、药物学还有人文学，所以它是个整合医学。
促进老年人尽可能的独立生活在社区，这是老年医学学界的共识。要能够使生活在医院和护理医院的老年人数保持最少，护理的时间最短；减轻老年人因残疾和疾病遭受的折磨，缩短临终依赖期，但是要对其进行心理服务支持，使老年人能够真正的去享受生命最后的时光。
公共卫生则以预防医学为主，分别逐级建立起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一级防御、防止疾病发展和伤残的二级防御以及维护人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的三级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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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老龄化的优先行动领域
发达国家很早就进入了健康老龄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效的实践经验。
第一，卫生系统要面向老年人的多种需求，不仅仅是看病，还有生活的需求，环境上的需求，要给他们各种各样政策上的配套。
传统的卫生保健服务主要重视的是健康问题，目的是治病，也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系统，所以老年人接受的服务也不均等、不均衡，无法保证质量。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之间没有关联或者关联有限，并且认为老龄化是一个病理状态。
针对这些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以老年人为中心建立综合性的卫生保健服务，重视老年人生活，提高其内在能力。服务重点从治疗疾病转移到改善功能上，保障一支训练有素、可持续的工作队伍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第二，建立长期照护系统。长期的照护系统包括医疗、非医疗、生活照顾等，同时要保证长期照护的质量，组建能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劳动队伍。
第三，创造一个关爱老年人的世界，在社会大环境中要像对待健康人一样去对待老年人，让其能够很好地发挥内在能力去健康生活。反对年龄歧视，促进实现婚姻、财产自主权，营造良好的社会气氛。
第四，提高评估、监测和认识水平，目的就是不断地去认识、推进健康老龄化。正如财务要有审计一样，健康老龄化的工作同样需要有评估监测的机制和团队，依据结果进行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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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与运动
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居民总体健康水平的一个指标，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将得到显著提升，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健康老龄化和健康中国。
制定实施健康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一个原则：融健康于万策，创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多部分协作，全社会参与，人人做健康生活方式践行者”的行政机制和社会气氛。
一个体系：建议以社区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以专业的老年机构和卫生养老为依托的集预防、医疗、康复、护理、临终关怀为一体的服务路线、服务体系。
两个保障：完善推进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积极建立老年护理保障制度。
三个结合：把健康老龄化与医改结合，与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结合，与重点慢病防治结合。
2022年，《二十大报告》作出指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的养老服务。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同样涉及到了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六项主要工作，分别是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推进中医药与养老融合发展、加强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推动开展老年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推动居家老人长期照护服务发展。
健康老龄化立法和公共政策建设
对企业投资健康老龄化予以法律保护，加快相关公共政策与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立法，保障全社会为健康老龄化所做出的各种服务。
构建适应健康老龄化的卫生服务体系
以社区为核心，探索和构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家庭”双向互动的操作模式；建立“医养结合模式”的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重点加强长期照护的制度性建设；加快发展养老机构，设立老年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老年病科。
制定实施健康老龄化的重大行动计划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融老年健康于万策为中心，坚持健康优先、需求引导、政府主导、公平可及四项原则，树立服务体系、医养结合、环境适老、机制完善四项目标。
《规划》明确，到2025年，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老年健康保障制度更加健全，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善，老年人健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健康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从提高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水平出发，以满足老年人对健康的基本需求、兼顾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为目的，以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大力推进老龄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深入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持续发展和维护老年人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内在能力，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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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林中国正快速“变老”。根据官方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里，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升至30%。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至少六省已迈入中度老龄化时代根据各省公布的2018年人口数据，目前至少已经有六个省（区、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重庆、江苏。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为轻度老龄化，14%-20%为中度老龄化，20%-40%为重度老龄化。也就是说，这六个省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上述六省中，既有人口流入较多的发达地区如上海，也有人口流出的东北大省如辽宁，还有出生率依然保持千分之十三以上的人口大省如山东，从东部到东北再到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然而在老龄化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结果。“长寿、少子、迁移是推动老龄化的三方面主要力量，”盘古智库老龄化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对界面新闻指出，老龄化对中国的冲击，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浓度和强度日益超出人们的理解和想象。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全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规模效应和经济集聚规律作用下，国内人口集聚之势还将继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区域不平衡性将会持续深化，进而加剧地区不平衡。2015年，国家老龄办发布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预计，到202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增至2.68亿，比1999年翻番，老龄化水平从1999年的10.3%升至18.5%；到2036年，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至4.23亿，老龄化水平升至29.1%，期间，中国人口总量在2029年达到峰值、2030年负增长；到2053年，老龄人口达到4.87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升至34.8%。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水平和速度明显高于城镇。2012年，民政部发布数据称，中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28年，将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到2050年前后，全国约有28个省区的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出城镇20%以上。是延后退休年龄，还是“催生”？当人们谈及老龄化想到的往往是个人、家庭如何养老以及社保资金的可持续性等问题。3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文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按照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确定。这是国家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预计将有1.18亿名退休人员受益。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就达到4.7万亿元，而养老金出现缺口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年轻人在不断减少，而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2011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3.16:1，即平均每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需要3.16个参保企业员工来供养。到2016年，这个比例变为2.8:1。同时，为了给企业降负、减成本，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到要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在社保划归税务部门后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上周在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经济每月谈”时表示，可以通过延后女性退休年龄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退休年龄却早了十年，这意味着多领少交十年。“如果这块覆盖上去，养老保险费率从20%降到16%，一点问题没有。”黄奇帆说。的确，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从劳动力供给与社保平衡的角度出发，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延迟退休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国内较为严重的年龄歧视。在市场上自主择业的非机关事业单位的从业者，无论是城市白领，还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工，都在面临一样的年龄门槛的困扰，不能超过35、不能超过40、不能超过45等等，即便是政府对外招考也有相同的年龄限制。如果延迟退休，不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很可能会面临找不到工作又不能领取退休金的困境。另一方面，对养老的担心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催生”的队伍中。学者们给出了多种多样的鼓励生育的建议，甚至有关单身税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但是，“无论从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愿望，还是从国际情况来看，通过刺激生育来扭转老龄化的趋势，非常困难。”老龄社会30人论坛发起人梁春晓告诉界面新闻，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在面临出生率下滑时采取了各种政策，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在中国，这个问题也同样如此，我的感觉，不是生不生二胎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一胎都不生，连婚都不结。这在日本有一个概念叫低欲望社会。通过政策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会不会扭转这个趋势？还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整个老龄化的趋势，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梁春晓说。应对老龄化，也要“因地制宜”分析师指出，人类的自然生长规律决定了即便人口出生率立即调升，也需要至少20年才能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产生优化效果。面对日趋紧迫的老龄化形势，相较于“催生”，适应已经出现的老龄社会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此外，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差异。李佳指出，比如，辽宁省老龄人口增多的同时，少儿人口也在减少，社保形势很严峻，这需要从产业角度解决人口流失问题。重庆、四川和山东，少子化不明显，经济发展势头还不错，若能好好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会存在人口红利急剧缩小的问题。上海因为经济发展好、外来人口多，问题并不明显，主要的挑战是未来劳动力的减少。“老龄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养老问题，而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大的转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指出，“所以我们叫大转折，是一个大反转，是对人类历史整体生存状态的转折。”盘古智库发布的《大转折》报告指出，在老龄化的持续推动下，社会结构、关系、特征发生整体性、持久性和不可逆的变化，形成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从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各个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通过一系列对生命、传统、伦理和家庭的具体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需要进行新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经济供需两侧也应发生重大改变，基本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增长动力、核心要素、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市场供需都要发生重大调整和改变，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提出的需求。老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当下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仍停留在年轻型社会的传统思维定势上，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及其挑战几乎毫无准备。“人们亟待一幅能勾勒老龄社会未来图景的‘富春山居图’，以形成面向老龄社会的认知体系和行动方略。” 李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