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家好几年了，总是很想家。2018年的冬天，我在湖南，提着台灯窝在宿舍里看这本书，看完了配着图发了条朋友圈：相见恨晚。
发布于 2023-03-18 21:26
人小的时候是多么天真烂漫以及快乐，总是能找到自娱自乐的方式，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探索，还不懂得那些复杂的事情，头脑很简单，但有时正因为这样，小孩们就会受许多不明就里的气，孩子反倒成了大人们一个情绪的发泄地。
我们从小的时候的地方来，走向不知终点的地方。小时候以为生活的天地就是我们眼之所见的空间，殊不知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发展，我们也会随之不停迁徙辗转，不知不觉就走了很远，去到了很远的地方，当我们一恍神，回头时才发觉，哦，原来我们已经走过这么多这么远的地方，它们组成了我们人生的不同部分。
读《呼兰河传》，我的眼前总是不经意间浮现出一个活泼灵动的小姑娘的样子来，她用她的眼睛和心灵观察和感受着周遭的世界。
她在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里面看每一年的四季更替，看花开花落，看花园里的蔬菜瓜果兴衰交替，与植物们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长的岁月。然而不变的是动植物的照常更替，变化了的是她的心灵和世界。
回想我的童年，有些东西还能见到一些从前的影子。时光流逝，人生流转，一代一代的人不停的生长和变化，终究离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生活远了些。
童年是一个个闷热的夏天，蝉鸣风吹日晒。一到暑假，是和乡村腻在一起的时候，那里有我爱的人和热闹，我们一起下河捕鱼，一起在地里收花生，一起吃煮花生，一起游戏和玩闹。那是一段悠长而浪漫的时光，我们好像活在一种梦幻里，转瞬即逝。
一代人比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好，就是一种传承的意义。那些过往的时光会提醒我们，不要重回那时，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吸取教训，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要为自己的生长提供更多更好更美的环境和条件，看见自己，然后生活。
发布于 2023-02-28 20:47（为什么？）}

张白桦，孙晓宇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呼兰河传》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小说出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呼兰河传》的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因翻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作品而走入公众视野，他曾在访谈中谈到：“我的翻译最早也是从萧红开始的，因为研究萧红，我要向美国汉学界介绍她，就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后逐渐就完全转向了翻译。”[1](P53)可见，对《呼兰河传》的译介，是葛浩文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呼兰河传》充满了许多东北民俗描写，而民俗因为其独特性和地域性，成为翻译的难点所在。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葛浩文从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出发，特别是在译介东北民俗文化时，进行了一些叛逆化的处理。系统地研究他在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将会更好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契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主旋律。
一、创造性叛逆的含义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2]当译作由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由于参照体系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作品的面貌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译者通过其努力，赋予了译作新的面貌，这一工作自然而然充满了创造性。
谢天振是最早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他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3](P137)尽管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忠实原文，但是出于语言、文化以及一些诸如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制约，百分之百的忠实原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原文与译文之间这种必然存在的差距，也就证实了“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
“创造性叛逆”跳出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桎梏，使我们将研究的重心从源语文化转到译入语文化，探究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契合了当今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大趋势。同时，“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中性词汇，无任何褒贬色彩，只是对翻译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创造性叛逆鼓励翻译行为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它通过在跨语言和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既参照原文本，又有所限度地叛逆来获得它的合法性。没有创造性叛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将变得步履维艰。”[4]
二、“创造性叛逆”在《呼兰河传》民俗翻译中的体现
钟敬文给民俗作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5]而民俗“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即物质民俗，以人们吃、穿、住、用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主要包括：家庭、家族、村落、民间组织、岁时及人生礼仪等；精神民俗，诸如宗教信仰、道德、禁忌、民间文学等。”[6]民俗不仅局限于“乡村”和“原始”这样的狭义概念，泛指任一群体所共享的传统的行为方式。
体现在《呼兰河传》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个性化翻译和误译，个性化翻译以“归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即翻译要照顾到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喜好，对一些异质性的元素转换为本族的常见文化意象。个性化翻译也包括“异化”，即向目的语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异质性的源语文化。在译介学中，“误译”也是“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包括有意识的误译和无意识的误译，且大多误译都属于无意识的，但在译介学研究中，误译被视作一种更为特殊的创造性叛逆，因为有些误译往往反映了某一特定的个体（译者）或群体（民族）在接受或解释外来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特殊趋向。[3](P14)正因如此，“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3](P151)
（一）物质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例1：马鬃，都是贵东西，那是穿绸穿缎的人拿着，腕上戴着藤萝镯，指上戴着大扳指。什么人玩什么物。穷人，野鬼，不要自不量力，让人家笑话。[7](P142)
Horse's mane is costly staff，reserved for people who wear silks and satins，with bracelets on their wrists and big rings on their fingers.Each person is matched with his own kind of stuff to
play with.We poor rootles souls must not become the butts of others'laughter by forgetting our place.[8](P232)
扳指，旧时汉族男子指饰，流行于北京等地，玉制大指环，原为射箭者所戴用，后渐变为装饰品，通常被壮年男子戴在拇指上以示气派。[9]因为国外没有这种配饰，所以译者直接翻译为big
ring，译为大戒指，虽然扳指的文化内涵被省略，但是基本含义得到很好地传达。而后面的“藤萝镯”，同样也是中国所独有，如果直译，外国读者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译者只抓住“镯子”的核心属性，省略了镯子的材料，将其译为“手镯”。
例2：只是有二伯一声不响的坐着。他手里拿着绳甩子，东甩一下，西甩一下。[7](P142)
Second Uncle You alone sat there without saying a word，flyswatter in hand，which he flicked from side to side.[8](P232)
“绳甩子”是“拂尘”的俗称，又称尘拂、拂子、云展，是一种于手柄前端附上兽毛或丝状麻布的工具或器物，一般用作扫除尘迹或驱赶蚊蝇之用。在道教文化中，拂尘是道士常用的器物，一些武术流派更视拂尘为一种武器。拂尘也是汉传佛教法器，象征扫去烦恼。虽然“绳甩子”作为一种道教法器，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但《呼兰河传》的发生背景是在农村，其用途也仅限于驱赶蚊蝇，国外却没有这种物品，所以葛浩文根据其用途，省略与原文语境无关的文化含义，将其直接翻译为“苍蝇拍”，简洁明了。
例3：于是人们说着，就把冯歪嘴子应得的那一份的两个肉丸子，用筷子夹出来，放在冯歪嘴子旁边的小蝶里，来了红烧肉，也是这么照办；来了干果碟，也是这么照办。[7](P184)
Then someone would pick up Harelip Feng's share of meatballs with his chopsticks and place them on a small plate beside him.The same thing happened when the braised pork was served and the
dried fruit was put on the table.[8](P267)
在《新英汉大辞典》中，“干果”有两种含义，一则为有硬壳而水分少的果实，一般指坚果；二则为晒干了的水果。《呼兰河传》故事发生于黑龙江省的边陲小镇呼兰河，在东北乡下的酒席上，没有供应水果干或者坚果类实物的传统，所以这里的“干果”并非指“水果干”，而是一种东北乡间酒席上的特色美食，是将面粉、鸡蛋、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经过油炸而制作出来的一种口感酥脆的小吃。由于没有东北农村的生活经历，葛浩文将其翻译为“水果干”。
例4：我还看见了一座小洋房，比我们家的房子不知好了多少倍。[7](P76)
I also saw a small Western-style house that looked ten times better than our house.[8](P171)
第三章第六节中出现的“小洋房”，即按照西方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和上文的“洋蜡烛”只被翻译为“蜡烛”不同，译者将“小洋房”翻译为“西方风格的房子”，十分贴切，因为这个“小洋房”是要和其他传统的房子区别开来的，“西方风格”是这座房子的独特属性，所以译者并没有进行省略。而且将后半句的“比我们家的房子不知好了多少倍”翻译为“ten times better than our
house”，这里涉及到了虚实转换，“虚实转换是指词汇抽象概念与具体意义的相互转换，抽象和具象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中往往导致两种不同的用词习惯，前者多用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语描述事物、说情道理；汉英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词语的虚实意义的相互转换，以准确传达原文中某些词语的语义，便于英美读者的理解。”[10](P50)“好了不知多少倍”的就是一种虚指，其核心含义就是“要比我家的房子好的多”，而葛浩文将其译为“ten
times better”译为“好数十倍”，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好”的程度。这种虚实转换的方式在译本中随处可见，译者将“笑了半天功夫才能够止住”翻译为“I'd laugh for the longest time before I could stop”，还有将“等了好久”翻译为“the longest time went
by”，其中的“半天功夫”和“好久”都是虚指概念，而通过虚实转换，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形象。
（二）社会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称谓语是社会民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早在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左传》中就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样的论述，且称谓语作为语言交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双方的年龄性别、亲疏关系、角色身份、社会地位、情感好恶等信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体系，中国和西方也因为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体现在称谓语上，也呈现了不同的特色。
例5：
团圆媳妇： Child bride
妯娌： Two daughters-in-law
二舅母： Second Maternal Auntie
三姨： Third aunts
二姑： Second aunts
奶奶婆婆： The old grandmother
大娘婆婆： Aunt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族制度，同性宗族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西方虽然也经历过封建社会，但是家庭成员居住较为分散，血缘观念比较单薄，亲属关系相对松散。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使得汉英语言在称谓体系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童养媳”是旧时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由婆家养育的幼女，等到成年时正式结婚，地位低下。《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只有12岁，旧时童养媳，所以译者将其意译为“Child
bride”，虽然是对原文的叛逆，但却在深层含义上达到了对等，使国外读者对这种封建社会的婚姻现象一目了然。
“妯娌”是指一家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妯娌”，所以译者将其直译为“Two
daughters-in-law”。在西方，“英语中的常用亲属称谓词只讲辈分，不分长幼”，[10](P56)没有中国如此之多的诸如“二舅母”、“二姑”、“三姨”和“大娘婆婆”这样的称谓语，他们统称为：“aunt”，所以译者对这两个称呼进行直译，将“排行+亲属词”译为英语的“序数词+亲属词”，但汉语排行中所反应的民情风俗，译入语读者还是难以感同身受。在丈夫的家族中，妻子的排行以丈夫的排行为准，而翻译“二舅母”的时候，译者采取了个性化翻译中归化的翻译策略，增添了“maternal”，指的是母亲这边的亲戚，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原文。
例6：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没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地下受你的管教来了，你娘的……[7](P49)
Your husband-stealing slut…screw your grandmother！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heard a harsh or angry word from anyone，and now you expect me to let you tell me what to do… up your
mother's…[8](P144)
这段话位于《呼兰河传》第二章第三节，讲的是在唱野台子戏时，戏台下发生的两位农妇的骂战，内容极其庸俗。“养汉老婆”是东北的俗语，指的是背着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和其他男人有婚外情的妇女，译者抓住了其精髓，将其译为“husband-stealing slut”即“偷丈夫的荡妇”，一则表明了这一妇女的已婚身份，二则指出该妇女品德不好，是个“荡妇”，简明扼要地传递了隐含的文化信息。
这样的处理也被应用于翻译“三年前他和一个妇人吊膀子”，这句话的前后文是在讲李永春药店的厨师，和一个妇人发生了奸情，被骗走所有钱财的事情。其中的“吊膀子”就是指“与别人保持不正当关系”，所以译者将其翻译为 “having an affair
with”，可见译者深厚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后面的“你奶奶的”，也是骂人的恶俗词语，译者在这里增添了“screw”，即“性交”，足以见得译者卓越的汉语水平。此外，译者将“一辈子家里外头没受过谁的大声小气”译为“Never in my life have I heard a harsh or angry word from
anyone”，译文中省略了次要信息“家里家外”，且抓住“大声小气”的核心含义，即“a harsh or angry word”，虽然从形式上叛逆了原文，但却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忠实。
（三）精神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例7：请了和尚道士来，一闹闹到半夜，所来的都是吃、喝、说、笑。[7](P76)
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were brought over，and the commotion of all that eating，drinking，talking，and laughing lasted late into the night.[8](P170)
“和尚”和“道士”都是中国所独有的，因为西方人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monks”指的是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修道士，而中国的“和尚”所信奉的是佛教，当中西方文化出现差异的时候，译者采取了个性化翻译中的归化翻译策略，增添了缺省的信息，让西方读者知道这些僧侣所信奉的是佛教。同样，“道教是中国固有宗教之一，与佛教、儒教并称中国三大宗教，其形成于东汉时期，奉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吸收了包括巫术和神仙方术、古代鬼神思想等在内的诸多中华传并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影响可见一斑。”[11]在英文中也找不到和“道士”相对应的词，英文中只有“priest”，译为“牧师”或“神父”，所以他增添了“Taoist”，指出这些人所信奉的是道教，意在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宗教文化。
例8：“回家”这两个字，她的婆婆觉得最不详，就怕她是阴间的花姐，阎王奶奶要把她叫了回去，于是就请了一个圆梦的。那圆梦的一圆，果然不错。“回家”就是回阴间地狱的意思。[7](P128)
In the eyes of the girl's mother-in-law the words“go home”were the most disquieting of all，for she imagined that the girl might be a reincarnated daughter who was being summoned home by the
Queen of Hell herself.And so she sent for a reader of dreams，whose explanation was just as she'd feared：“Go home”did，in fact，mean return to the nether land.[8](P221)
原文中是说，小团圆媳妇自过门以来，就多灾多难，他的婆婆担心她是“花姐”，“花姐”是民间封建迷信的说法，又称“花仙”，指被贬下凡的仙子。她们大多聪明美丽，而且从小多病多灾，命运多坎坷，花仙都不能出嫁，一旦出嫁，必会夭折，如果直译为“flower sister”，则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而且其封建迷信的含义也无从说起，于是葛浩文将“阴间的花姐”译为“a reincarnated
daughter”，即“转世的童女”。“轮回转世”是佛教、道教还有一些印度宗教的主要观点，强调人有前生来世，生生死死轮回不断。而西方主要信仰的为基督教，人们并不相信转世轮回，而葛浩文采用了这种译法，更向西方传递了来自东方的异质化的宗教内容，借此传播了东方文化。
此外，在早期佛教神话中，阎罗王是地狱唯一的王，民间俗称“阎王爷”，“阎王奶奶”作为“阎王爷”的妻子，被翻译为“地狱的王后”。“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特有的地狱学说与华夏本土的冥界信仰产生碰撞融合，诞生出一种兼具樊汉特征的宗教意识”，[12](P158)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寻常百姓心中的地狱观的来源。而直到基督教文化成为主导西方社会的时候，基督教的地域观念才成为绝对正统，主导者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虽然中西方宗教文化中对于“地狱”这一概念有着观念上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演变过程，但是在“地狱”观念上有着极其类似的起源，总而言之，“中西方所宣扬的地狱都是人死后会去到的一个刑罚之所，给人之第一印象是无际的黑暗与罪恶”，[12](P159)所以译者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求在中西方文化中取得平衡，将“阎王奶奶”翻译为“the
Queen of Hell”。
原文中“请了个圆梦的”，其中的“圆梦”亦称“占梦”，旧时汉族占卜方式之一，我国其他民族也有类似活动，认为梦中的事可以预示祸福，通过对梦的解说，附会人事的吉凶。圆梦者一般为僧人、道士、祭司、巫觋、算命先生等。遇有吉梦，则喜；遇有凶梦，则设法祓除。”[9](P532)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周公解梦》，西方也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不同于我国有许多占梦的方法和许多注意点、忌讳，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释梦的方法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在《梦的解析》里，弗洛伊德一直在强调这么一句话梦是愿望的实现”。[13]尽管中西方关于“解梦”的方法论上有诸多差异，但是中西方在“解梦”这一传统上是存在相似之处的，所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译者将“圆梦的”翻译为“a
reader of dreams”。
三、结论
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文化、沟通世界文明的方式，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独特的民俗文化更是一国文化的瑰宝，是一国民众生活的精华所在。同时，因其地域性和独特性，民俗文化的翻译也成为了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本文系统考察了《呼兰河传》英译本中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分析了制约民俗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译者葛浩文在沟通中西方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采取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保证忠实的基础上，适度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通过“创造性叛逆”试图求同存异，在西方文化中寻求一种平衡，出色地将《呼兰河传》译介到英语国家，虽然其中有少量的误译，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要想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学，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关注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我们要更多地把视角转向到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来，才能翻译出更多迎合目标读者的作品，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

概括 小说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成功描绘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壮举;揭露批判了地主乡绅无恶不作为非作歹令人发指的罪行。《呼兰河传》是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关于这部书的故事,但并未完全看懂,后来上初一读课本才知道这是著名女作家萧红写的自传体小说
“严冬已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呼兰河传》开头，作者用诗歌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她的故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河小城冬天的严寒。
《呼兰河传》就从这个严寒的冬天写起，以作者童年生活为背景，用童年的视角打造出呼兰河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揭露了封建陋习对人们生活造成的毒害和不幸，体现了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复兴希望，对穷苦人民的深刻同情，以及对爱与温暖的美好向往。
作者萧红，1911年出生，1942年于香港去世，享年31岁。她被誉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1940年12月12日，萧红完成《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她的作品还有《跋涉》、《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
本书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一、 呼兰河人的众生百态：卑琐平凡、麻木不仁，对鬼神的精神依附倾注巨大热情
呼兰河有三条街道：十字街、东二条街和西二道街，还有一些小胡同。三条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磨坊学堂、染坊扎彩铺、寺庙大泥坑等。小胡同里有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卖凉粉的、卖豆腐的。
呼兰河人生活得卑琐平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们天黑了睡觉、天明了干活，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住的是乱茅草屋。
问卖豆腐的儿子长大了干什么，5岁的儿子回答：“开豆腐房。”问扎彩铺的人生是为了什么？答：“人活着就是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
呼兰河人生活得麻木不仁。卖豆芽菜的王寡妇，独子掉河淹死，王寡妇疯了，经常到庙台哭上一场，哭过以后就平静了。街坊邻居议论一阵也都忘了。
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下雨变成河，天晴招蚊蝇，车马陷进去，行人掉进去，大家的办法是：把泥坑两边院墙拆了让出一块地，沿墙种上一排树攀爬着过去，唯独没有一个人说用土把泥坑填平。
于是这泥坑就接连不断地淹死猪、狗、猫、鸡，于是这泥坑就给小城居民带来两条福利：常常抬车抬马、淹猪淹鸡，让人热闹非凡、颇有谈资；还经常能吃到经济而不是很不卫生的“淹猪肉”。
呼兰河人还自发举办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会、唱秧歌等各种活动，乐此不彼。
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都是为鬼神而做。跳大神是为了驱鬼，戏是唱给龙王听的，河灯是放给鬼的。
呼兰河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卑琐平凡、麻木不仁地生活着。对鬼神的崇尚和精神追求，给他们带来快乐，让他们充满巨大的热情。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兰河人，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的萧红，又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呢？
二、萧红的童年记忆：孤独寂寞、孤苦无依，祖父的陪伴是唯一的幸福源泉
萧红的童年孤独寂寞。她是父母的长女，没有什么同伴。
萧红的童年孤苦无依。祖母用针刺过她的手指，还经常骂她。母亲对她恶言恶语，父亲对她冷漠无比。
祖母过世那天，她完全不知道，顶了一顶缸帽子找祖父玩耍，被父亲一脚踢翻，差点滚到灶口的火堆上去。
母亲在她不到9岁时去世，父亲当年续娶，后母对她更加刻薄。
只有祖父是唯一亲近她的人，陪伴她度过童年时光，成为她唯一的幸福源泉。
祖父是一个身材高大、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性格和善的人。
她家有个后花园。祖父戴着大草帽，在花园栽花、拔草、种菜、铲地，她戴着小草帽，跟在祖父身后栽花、拔草、种菜、铲地，经常把菜籽踢飞，把韭菜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巴草当谷穗留着。
祖父非但不生气，还哈哈大笑，教她什么是草、什么是谷。
她在花园里摘一大堆玫瑰花插到祖父草帽上，毫不知情的祖父顶着满头红花回家，还以为“今年雨水大、玫瑰花开得香，二里路都能闻得到”，引得全家大笑。
冬天后花园被雪覆盖，她的玩耍地点转移到两间小后房的储存室，她从储存室翻找出不少好玩的小玩意儿，祖父和她共同玩耍。
她跟着祖父念诗，祖父耐心给她讲解意思。
祖父把井里吊上来的小猪、鸭子用黄泥裹起来，放在灶坑里烧好，蘸上盐、韭菜花给她吃，我吃得香极了，有次把井沿边的一群鸭子往井里赶。祖父抱住她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
童年记忆里还有租住祖父西边房屋的几家邻居：养猪的、开粉坊的、拉磨的、赶大车的。
养猪的租了三间破草房。猪槽猪食猪贩子，连人带房气味都很难闻。
草房顶长着青苔长出了蘑菇。采蘑菇的不小心把鞋从房顶破洞里掉下去，恰巧掉到漏粉条人的开水锅里，鞋底的黄泥把漏下去的粉条变成黄颜色，他们也不从锅里捞鞋，说粉条是卖给别人的，不是自己吃的。
草房在下雨后，窗子歪斜成菱形，房脊上的椽杆一头垂下来成为危房，他们也不修缮，继续住。原因是贪图便宜。
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养猪的拉着胡琴唱着秦腔，漏粉的唱《叹五更》，赶车的半夜打鼓跳大神。
这赶车的老胡家老少三辈，老太太、两个儿子儿媳，一个孙子娶了媳妇，另一个孙子年纪尚小还未娶妻，但已经定好一个8岁的童养媳。
但自从娶回12岁的小团圆媳妇，时间不长，竟被他们活活打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三、封建社会的施暴者与受害者：愚昧无知，逆来顺受，只有自救才能唤醒国民沉睡的灵魂
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用浓墨重彩的笔调刻画了三个主要人物：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
被活活打死的小团圆媳妇。12岁的小团圆媳妇刚娶回来时，走路快，人大方，见人不害羞，吃饭吃三碗，这就成了不守规矩不像媳妇的理由。
于是没几天就开始遭受婆婆毒打，婆婆打了一只碗要打，丢了一根针要打，有事没事想起来就打，吊到梁上打、烙铁烙脚心，非打得她守了规矩不可。
自己的儿子舍不得打，猫、狗、鸡、猪，统统不能打，唯独要打没有娘的小团圆媳妇。
打得她不敢哭叫了，开始给她夜夜跳大神。折磨的她有了病，又听上江湖骗子、云游道士开各种偏方、野药给她吃。
病还不好，就让她洗澡，滚烫的热水澡，扒掉衣裤当众放进澡盆，烫晕后抬出来用冷水浇，缓过气来继续放热水里洗，连洗三次，直到洗的她一命呜呼。
周围的人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感觉，帮忙下葬的人说的是：“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蹬腿就完了……”
只有祖父叹息着说：“好好的孩子让他们捉弄死了！”
怕被人骂“绝后”的有二伯。有二伯是在萧红家工作30年却不挣钱的长工，光棍汉，性情古怪，不爱和人说话，喜欢和小动物聊天。
有吃的不给他吃，他就骂，给他递上去，他又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吧！”
走路的时候，踢到一块砖头，把砖头捡起来骂，叮嘱砖头：“下回往穿鞋袜的人脚上碰。”
喜欢听人叫他：“二掌柜的”、“二爷”、“二东家”，听到小孩子叫他“有二子”、“大有子”的，追上去就打。
喜欢偷东西，但缺吃少穿、衣不蔽体，像耍猴的、又像讨饭的，想看跑马戏表演，又买不起票。
听人骂他“绝后”，就难过地哭，哭完又嘻嘻哈哈生活。
被萧红父亲打后，他又哭又骂，又要上吊、又要跳井，等邻居闻讯赶过去救他，他却安安稳稳坐在柴堆上、井边，原来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
受尽冷嘲热讽的冯歪嘴子。磨坊里住着的冯歪嘴子，会拉磨、会打梆，还会做年糕。
悄悄和邻居王大姐自由恋爱成了家，生了孩子，被东家王四掌柜赶出磨坊，善良的祖父让他们一家三口到磨坊南头草棚子里居住。
本来被全院人喜欢的王大姑娘，成了被众人热嘲冷讽的对象，以前的优点全部成了缺点。
大家接二连三地去草棚子里探访，看热闹，等着看冯歪嘴子“上吊”、“自刎”。
冯歪嘴子不但活得好好的，还把孩子养得好好的，两三年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出生。
他体贴媳妇、疼爱儿子，可惜王大姑娘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去世。
看热闹的人又开始准备看冯歪嘴子的热闹，感觉他养不活孩子，没想到冯歪嘴子带着大的，喂着小的，竟然也把孩子一天天养大了，养得会笑、会拍手、会摇头、小牙也长了出来。
全书到此，戛然而止。
被封建思想毒害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愚昧无知，相信迷信，毫不手软地向一个孩子施暴，在他们眼中，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生命还不如鸡鸭猪狗来的珍贵。周围的人不是“帮凶”就是“看客”，漠不关心，毫不怜惜。
小团圆媳妇刚开始还哭叫着要回家，到后来也甘于被虐，逆来顺受，可见呼兰河旧社会的女性有着多么惨淡的命运。
有二伯虚张声势、恃强凌弱，只敢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动物开骂，在强大的掌柜面前却卑微低贱，不敢反抗。
只有冯歪嘴子是清醒的，进步的，敢于追求想要的幸福，能够顶住世人的嘲讽，努力、勇敢、乐观、顽强地生活下去。
作者在本书最后的安排，也是一种对呼兰河人打破现实，追求自我精神的一种希望和寄托。作者认为，只有和冯歪嘴子一样勇敢、坚强的“自救”，才能改变悲观的现实，唤醒沉睡的灵魂。
茅盾评价《呼兰河传》说：它是一部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作者萧红从童年开始，就身处极端苦难和坎坷之中。祖父去世后，生活没有依托，她离家出走、异乡漂泊、身处战乱、身患重病、情感又极其不顺。
所幸得到鲁迅的帮助与照拂，使她能得以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她一生都在追求爱与自由。《呼兰河传》，正是她对爱和温暖的一种深切渴望与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