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战略会影响企业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问题吗,企业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问题如何绿色低碳转型?

“聚焦产业前沿话题,联结社会创变力量,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双碳战略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之路”论坛活动于12月16日在广州成功举办。以合作寻发展,以转型谋破局,本期开放日活动通过主题演讲及圆桌对话模式,对“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背景下,中国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展开深度探讨。

中创集团董事长舒元、江门市新会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晟昊、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世清、暨南大学生命与健康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泽寰教授、广东利世康低碳科技代理董事长刘昊、埃文低碳科技负责人高国辉、墨影科技COO王萌、广州捷和电子科技CEO李一奇、浦发银行业务行长陈伟成、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王波、工控资本投资总监谢桂华、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红梅、松林建科董事长郑森林、君义资本合伙人周敏、江门市新会区工业园区团委副书记容光辉、深江产业园大泽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助理关锡虹、深江产业园大泽园区经济服务办副主任汤艳红、中大创新谷常务副总经理王晓荣等出席了活动现场。

舒元董事长向前来参加云珠沙龙第153期暨中大创新谷第205期开放日的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投资机构和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并衷心感谢大家能齐聚中创,共同探讨“双碳”的目标下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之路。舒元表示,中创集团将全力以赴,借助大湾区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巨大契机,为大湾区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打造专业化、链条化、集群化、生态化、全球化的创新交流平台,共同探索未来低碳创新发展之路,推动区域经济绿色、高质、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生物质能发展机遇

刘泽寰教授从国际低碳发展的历程,向我们展示碳达峰、碳综合实现的总体路径,以及在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催生的巨大的挑战、机会与投资市场,其中生物质燃料是唯 一可以实现碳循环和能量循环的选择,是具有示范应用效益的低碳环保能源,市场前景巨大。刘昊董事长基于刘教授对生物质能的发展应用思路上,进一步向在座嘉宾介绍了广东利世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项目——餐厨废弃物处理的联合生物加工技术(CBP),从项目团队、发展历程、示范平台建设与推广等方面,展示了从院士团队中走出的“城镇餐厨垃圾整体解决方案“,完成了从日处理100吨的示范线建设到全国大中小城市推广布局的新历程。

暨南大学生命与健康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刘泽寰教授

广东利世康低碳科技公司代理董事长刘昊

新会区打造“绿色”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潮起湾区、扬帆新会”,陈主任从交通区位、投资建设、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统与创新交融、产业与发展并进的魅力新会。新会作为珠西枢纽、湾区门户,以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主,在国家双碳与绿色制造的引领下,推出一系列好政策、好服务,营造绿色政企营商氛围,承接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中大创新谷·大泽项目落户新会,与新会政府共举力,为新制造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湾区新力量。

江门市新会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晟昊

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离不开高校产学研资源的支持与推动,暨南大学作为中大创新谷的重点合作高校,双方一直保持紧密的互动与合作。活动现场,暨南大学-中大创新谷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暨中大创新谷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授牌仪式正式启动,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黄世清、学院办公室主任王波及学生代表,中大创新谷常务副总经理王晓荣共同为暨南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双方后续将在校企互动、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产业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加强协同配合,有效整合资源,走出一条培育高端产业综合性人才的创新之路,共同为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暨南大学-中大创新谷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

暨南大学—中大创新谷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揭牌

数字化投资助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君义资本合伙人周敏女士从创投机构的视角解读《广东省-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为在场嘉宾开启了对新时代下制造业行业更全面的认识:随着国家对制造业的政策引领、基金投资、产业布局,中国已形成了以广东省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广东智能制造产业汇聚资本要素,未来发展欣欣向荣。响应“双碳”目标,大湾区制造产业发展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新高地。

颠覆式创新:MCR机器人铺就企业转型升级之路

重新定义机器人大脑,墨影机器人闪亮登场,墨影科技COO王萌先生在现场以视频演示的方式带我们走进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应用场景中,并阐述了MCR机器人背后的创新理念与设计思路。打破微创新,重新定义机器人,实现OTA升级,像人一样持续进化、成长与思考,王萌先生的理念,给现场嘉宾带来了全新的感官认识,在智能化时代,正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一样,制造业的发展还有更多的创新与想象空间。

  墨影科技COO王萌

圆桌对话碳达峰目标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之路

本次圆桌论坛汇聚了来自学术界、产业界、金融界、企业界的7位嘉宾,在中大创新谷常务副总经理王晓荣的主持下,嘉宾们开展了精彩的对话与讨论,既有对制造业行业的思考,如绿色建筑行业如何适应双碳政策下的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如何为产业发展赋能等;又有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包括碳汇市场如何做好碳交易、低碳行业中哪些企业可能将占据各个赛道的投资风口;也有对行业发展的规划与实效举措,如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工业互联网技术等促进制造业的节能减排、提质升级,如何实现制造业行业人才的储备、转型与提升……现场嘉宾从不同视角的精彩对话,为在场的制造业企业带来了不一样的思考和更全面的认知级。

此次,中大创新谷联合云珠沙龙主办的“'双碳战略'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之路”论坛在精彩的交流中落下了帷幕。低碳行业专家,优质智能制造企业,专业机构等行业力量汇聚现场,共同研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共同探索制造业产业未来趋势。

当来自各界的智慧在中大创新谷交融,持续构建“产学研用投政金媒”的创新生态平台,产业创新力量汇聚,将为湾区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持续赋能,推动“双碳”目标下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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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性机遇
北京能源协会节能减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亚军
厦门市国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  薛国强
首先,根据早在2012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水平很低。1949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仅为0.2亿吨标准煤,发电量仅有43亿千瓦时。七十多年来,我国能源生产由弱到强,一跃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表1:我国建国以来主要能源指标增长情况
1949年,我国火电装机容量仅有169万千瓦,发电量仅为36亿千瓦时。截至2018年底,我国火电装机已达11.4亿千瓦,比1949年增长了675.7倍,火电年发电量也由建国之初的36亿千瓦时跃升至2018年的49,794.7亿千瓦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超千倍,发电量增长超2,000倍。
1949年,我国仅有的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容量为16万千瓦水电装机。到2019年,我国水电、风电、光伏装机量分别达到3.26亿千瓦、2.1亿千瓦、2.0亿千瓦,均位列全球第一。核电装机4,874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三,在建规模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40%左右。
2019年,世界煤炭产量81.29亿吨,我国占全球产量的47.31%,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
图1:2019年世界主要国家煤炭生产情况(亿吨)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1年,我国的发电量达到了8,534.3万亿千瓦时,占据全球发电量的30%,排名全球第一。
表2: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发电量排名及占全球比例(%)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从建国初期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原煤占比96.3%,到2019年下降到69.4%,石油、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其他非化石能源合计占比超过30%。
70年来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达到39.7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总量中,煤炭占68.6%,石油占6.9%,天然气占5.9%,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18.6%。同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约20.1亿千瓦,全年发电量约7.33万亿千瓦时。
图2、图3: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及发电量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其次,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净进口国。
本世纪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国内供应无法完全满足需求,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9年,我国能源净进口量达到约10.1亿吨标准煤,整体对外依存度21%,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能源进口总金额约2,934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4.1%。原油、天然气、煤炭进口量均为全球最大。其中,原油进口量达到5.1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22%,对外依存度72%;天然气净进口量133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4%,占全球天然气贸易总量的14%;煤炭进口量3.0亿吨,对外依存度8%,占全球煤炭贸易总量的17%。我国能源无论进口总量还是对外依存度都较高,对国家能源安全影响较大。
图4:我国原油主要进口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图5:我国天然气主要进口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为什么生产量与进口量这么大呢?因为消费需求量大。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约为595.15艾焦耳,我国占比超过26%,占全球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强,位居全球十大能源消费国之首。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是美国的1.7倍、印度的4.45倍、俄罗斯的5.04倍、日本的8.89倍、加拿大的11.31倍、德国的12.47倍、韩国的12.54倍。
图6:2021年全球前十大能源消费国排名
为什么消费这么多能源呢?
我们认为有四大主要原因:资源禀赋特点、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
从资源禀赋特点看,在我国化石能源储量分布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占比88%、4%、8%,“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结构的基本特征,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资源禀赋长期决定着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因此,我国自建国以来电力建设一直以火电为主。在2020年我国发电量7.6万亿千瓦时总体结构中,煤电为4.6万亿千瓦时,占了60.7%;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等分别仅占17.8%、4.8%、6.1%、3.4%。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煤炭的生产与消费占比过高,天然气消费远低于全球平均24%的水平。
图7: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百万吨油当量 / %)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图8: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1》
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长期以来,我国注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发展质量与经济效率,实行累积式发展,走高要素投入、粗放型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产业结构总体偏重。通常情况下,第二产业能耗普遍高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而粗放型经济相比集约型经济单位能耗则更高。
根据2018年的数据,我国第二产业万元产值单位能耗是一产的6.175倍,是三产的4.597倍。工业直接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0%,加上工业耗用的电和热,占比高达 60%-70%。2020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粗钢(10.65亿吨)、煤炭(39.02亿吨)、水泥(23.9亿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化工五大产业占制造业总耗能的85%。
在产业布局上,我国许多资源性产业产出转经数千公里运送到东南沿海地区加工成型材或成品,再折返数千公里返销回内陆及西部。在漫长产业链不断计算产值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及无效率生产耗费。
从能源消费结构看,同等标准量的不同能源热值利用程度不同。天然气热效率75%以上,石油热效率65%左右,煤炭的热效率仅为40%-60%。因此,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单位GDP能耗更高,除非在能源利用技术及装备水平上超过非煤国家,提高能源转化效率,降低单位GDP能耗。
表3:2021年我国居于全球十大煤炭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首(亿吨)
从能源生产结构看,2019年我国原煤生产总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68.6%,占比最大;原油生产总量仅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 6.9%,天然气生产总量仅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5.7%,水电、核电、风电生产总量合计仅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18.8%;
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化石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体结构中,占到81.4%。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碳排放量占比最高,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32.5%,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在所有工业大国中最高。
图9: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
从能源效率看,十年前,原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在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作主题发言时说:“我国能源效率总体仍然偏低。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十年来我国在调整能源结构,降低对化石能源依赖,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方面做了艰苦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差距依然较大。
表4:2020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
能源利用效率低造成什么后果呢?资源无效耗费多、排放多,污染多。
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大约102.85亿吨,中国排放27.77亿吨,占了27%;美国排放量14.42亿吨,占排放量11%;印度则以7.14亿吨,占了6.6%,中国的排放量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是第一大排放国。
从排放结构看,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与转换、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领域碳排放占能源活动碳排放比重分别为47%、36%、9%、8%。其中工业领域钢铁、建材和化工三大高耗能产业占比分别达到17%,8%和7%,碳排放的大户依次是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几乎贡献了全国碳排放量90%以上,这些重点行业降碳迫在眉睫。
高排放、重污染、低效率,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期处于一个重速度、重规模、重投入,忽视质量、忽视效益、忽视产出的粗放型较低端水平。
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4.4%。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强度高的煤炭所占比重过高,全年发电量7.6万亿千瓦时,煤电总量为4.6万亿千瓦时,占比60.7%,世界平均水平不足30%。而我国在碳排放几乎为零的核电占比较低,化石能源中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天然气占比较低,这种结构使我国的碳排放强度较高。
2020年,我国每万美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72吨,分别是美国的3.16倍,德国的4.23倍,法国的6.97倍,英国的5.70倍,日本的3.3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76倍。
我国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5%。在化石能源中,尤以煤炭碳排放占比最高,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2019年,我国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费比重约为58%,其中煤电排放了约40%的二氧化碳。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32.5%,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在所有工业大国(地区)中占比最高。
图10:2019年我国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相关领域构成(%)
据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汤广福院士介绍,全球碳排放的90%来自能源系统,能源系统碳排放的83%是化石能源。
目前,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煤炭到油气转型,正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变。2020年美国油气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60%,而油气的碳排放大约仅是煤炭的一半;英国和德国的风、光发电量占比超过40%,天然气发电量也接近40%。
“我国风、光发电量占比在11%左右,油气发电量占比不到3.5%,火电的发电量占比在2020年还是71.2%。”
2013年,国家气候变化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健坤教授谈到,化石能源消费是造成当前大气污染和无霾天气的主要原因。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世界1/4,并呈快速增长趋势。

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挑战

能源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资料表明,欧美日发达国家大多在1970年—2013年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如:瑞典是在1970年,英国在1971年,瑞士在1973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均在1979年,葡萄牙在2002年,芬兰在2003年,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和美国均在2005年,希腊、挪威、克罗地亚、加拿大均在2007年,新西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则在2008年,日本在2013年。目前全球已经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
图11:2010年-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及其占全球排放量的走势(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山西潇河产业金融研究院
我们也注意到,发达国家的碳达峰大多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因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主要措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燃料替代、能效技术进步、碳密集制造业转移等。
2017年11月,由加拿大和英国共同发起成立的“助力淘汰煤炭联盟”目前已吸纳104个国家、城市、区域和国际组织成员。英国决定到2025年全部淘汰煤电,北欧国家大都在2030年左右淘汰所有煤电,德国2038年淘汰所有煤电。同时,国际主要金融机构陆续退出对煤电的投资。这是全球逐步将减少煤炭生产和消费的大趋势。
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三项呼吁:取消全球所有计划中的煤炭项目,敦促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致力于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其他国家则在2040年前淘汰煤炭;停止对煤炭发电厂的国际资助,将投资转向可持续能源项目;启动全球努力,所有煤电厂逐家过渡,最终实现公平转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年均增长9.2%。但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而这一切,必然要求我们用更高的代价回馈与补偿。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当前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生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能源服务智能化。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究、储能、输送等技术进步,将快速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化。
但现实情况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能耗还会继续增长。比如去年总能耗是49.8亿吨,标准煤增长2.2%,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增加,这是由于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的国情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减低增速,让增速趋近于零,让绝对量达到峰值,然后变成负增长。
实现向世界承诺的“双碳目标”是倒逼我国加速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技术升级,淘汰传统落后产能,由粗放的资源依赖型向技术升级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型转变的历史契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以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抓手,促进我国能源技术进步和全社会生态系统性变革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动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相匹配、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容量相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技术进步相对应、可持续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人文生态、自然生态相协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完成“双碳”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标志、高效低能少污染、资源循环利用、产品与服务技术附加值高、经济链条生态化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强调社会生产在顶层设计下的有序化、专业化、集约化、系统化、智能化的资源有效配置,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无效资产沉淀。
我国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转型一是要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大幅度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的依赖;二是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集约农业、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国民经济产业布局;三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大力扶持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先进制造业、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制订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列示的方向和领域;四是加快构建绿色转型所需要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科技环境、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产业链环境等空间生态系统。
表5:2020年我国与美国三大产业各占比例(%)
资料来源: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1》
表6:三大产业能源消费总量与效率对比(2018年)
资料来源: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1》
近年来,国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二产;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到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为7.5:37.5:55,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提升,二产则稳步下降。
图12:我国历年三大产业占GDP比重趋势图(%)
我国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2010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年,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速度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数据来源: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1》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改造,推进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很大成就。从2014到2019年,全社会单位GDP能耗、电耗都有显著下降,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断攀升。据能源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测算,“十四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幅每扩大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能源消费0.5亿吨标准煤以上,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亿吨以上。
图1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
其次,必须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首先是高智能、高效率、高产出,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我国人口占世界1/4,常规能源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水平。但我国却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2021年我国GDP17.7亿美元,是世界的18%;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占全球26.5%;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19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3%。
2019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表了题为《从三个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的文章,指出,从宏观层面讲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区域发展的均衡性、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从产业层面理解是指规模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教授说:高质量发展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现有对高质量发展的讨论,更多的是强调高技术、高效率、产业升级、高附加值,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等,或者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视为高质量发展。这种意义上的高质量,当然非常重要,但却未能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现有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本质上仍不可持续,其福祉效果也不如人意,更多只是“传统效率”意义上的高质量,并不能完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发达国家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彻底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型,用生态文明思维对高质量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
再次,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由对传统黑色能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清洁能源型发展,必须依靠理念创新和技术进步。发达国家七十年代前后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由工业化、后工业化向智慧、智能、信息化迈进,而我国仍未完成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在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还将增加,对化石能源需求仍有一定强度。预计2030年后,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我国最终能源消费将进入递减下降阶段。
第四,历史证明,任何一次工业或产业革命都是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所驱动。在后工业化基础上的新科技革命和绿色低碳技术变革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替代燃料、可再生能源,逐步减少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我国能源安全系数,不仅仅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和引擎,本质上是抢占全球气候治理竞技场中的制高点,拿到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增强国际竞争力,争取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系统性变革进程中掌握更大的未来发展空间。
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举措。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庞大,在清洁能源替代过程前期,势必还将增加产能、能耗与排放。但因“双碳”战略目标是刚性约束,时间有限偏紧,无论是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低碳转型等各个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只有加大在核能、水能、风能、光能、地热能、氢能、生物质能、废弃物能、建筑节能等新能源、储能技术以及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科技创新,才有可能实现赶超和引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创新与领先是抢抓“双碳”战略历史机遇的聚焦点。
第五,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技术升级、全面改善能源体系,对接全球发展链条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将极大、快速、从根本上促进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与布局、社会生活方式等几乎所有领域内的基础研究、应用技术、法律、政策、文化、管理、材料、市场、储能、运输、应用以及相关行业的连锁式变革。从我国水、大气、土壤、海洋、植被、草场、农作物、生物链条等自然环境生态保护,到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相匹配、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容量相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技术进步相对应、可持续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人文生态、自然生态相协调等等庞大的系统工程,才是完成“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双碳”目标不仅是我国对世界承诺的“大国担当”,而且是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生态、安全各方面的全球治理发挥影响作用的需要。
IPCC),负责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因、影响和应对措施。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联合国发展大会上共有154个国家签署,1994年《公约》生效。目前有189个国家加入公约,并召开了25届《公约》缔约方大会。1997年第四届缔约方大会参与各国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了发达国家整体减排和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的目标。2015年,在缔约方召开的第21届大会上,签署了《巴黎协定》,提出了到21世纪末将大气温升控制在2℃,并为控制在1.5℃而努力的目标。
其他如1987达成的联合国《臭氧层保护条约》、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1994年达成的《联合国荒漠化条约》等相关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增长方式、能源系统和社会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型,降低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损害,促进了能源技术革命。
2019年12月,欧盟宣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其后美国宣布将不迟于2050年实现全经济净零排放。我国、日本先后宣布碳中和。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加拿大等约占全球GDP75以上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已宣布走向碳中和。截止2021年,全球已有191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联合国发起的“联合国气候雄心联盟:净零2050”运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广泛进行国际科技交流,共同促进在绿色低碳技术、绿色生态经济、绿色金融市场、绿色产业体系、绿色排放交易等方面的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面临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科学家预计,未来20年地表变暖将升高1.5度或1.6度。人类活动是更频繁和强烈的热浪、冰川融化、海洋变暖和酸化的主要驱动力。地球气候正接近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在2021年7月国家举办的“2021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 国际水资源学会执行董事凯伦·克兰奇先生、法国水资源国际署国际合作部主任史蒂芬妮·拉罗德女士等国际著名专家都指出,“越是深入研究,越了解现实,越接近真相,就越感受到危机与恐怖。地球自然生态已经愤怒,留给我们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或许是已经为时过晚了。”不排除气候系统的突然反应会给人类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更是我国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400亿吨,约有46%残留在大气层。顺应时代潮流,已有10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欧盟则引领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国要支付的转型成本和要付出的艰苦努力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但是,要拿到21世纪迈向下世纪的头等舱位票,避免发展滞后造成的被排挤在主席位之外的被动局面,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全球引领者,我们没有其他选项,必须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勇于迎接全球能源发展重大变革的挑战,抓住倒逼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努力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沿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低碳轨道,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有序、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
作者1:刘亚军,男,1953年出生,北京人。现任国际水生态安全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生态环境监测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北京能源协会节能减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智慧水利分会专家组副组长。
作者2:薛国强,男,1976年10月生,福建莆田人,厦门市国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水利天下】公众号主编,水利水运双专业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暨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会员,科普中国专家库专家成员,中国水利文协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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