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中国“翻译”了大批的“西学”著作，其中《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被称为西洋解剖学“西学东渐”的代表作。

       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浏览这些“译作”就能发现，其核心内容基本是剽窃中国著作，经过改头换面后行诸于世的；而且，它们真正的作者即文抄公，全是中国人，如《几何原本》的作者就是基督徒徐光启；《同文算指》的作者就是基督徒李之藻。有关具体情况，我们以后慢慢说。

       今天，我们专门谈《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这两部书。这两部书似乎是迫不得已才编造出来的。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中透露出了缘由。他说，甲戌岁（1634年），他对汤若望说，你们翻译的著作说尽了天地之事，唯独没有涉及到医学。汤若望就拿出西洋《人身图》和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的《人身说》（即《人身图说》）给他看。

 《泰西人身说概》是“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 《人身图说》则是“远西耶稣会士罗雅谷，同会龙华民、邓玉函译述”，两部书都与邓玉函有关，而邓玉函于1621年抵达澳门，随后在嘉定学习汉语，又在杭州传教，1630年就去世了。《人身图说》的主撰者罗雅谷于1622年才抵达澳门。假设邓玉函专心学习汉语时间为2年左右，那么，这两部书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623至1630年之间。

       总之，《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出现较晚，是耶稣会士们在“翻译”了大批的“西学”著作之后，才冒出来的。尽管毕拱辰言之凿凿，但是假的终归是假的。

       中国古代有“解剖学”吗？这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不知怎么竟然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翻开字典的检字表，稍微琢磨一下这一个个以骨、月为偏旁部首的汉字，还会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解剖学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如果没有解剖学和相关实践，这些个汉字从何而来？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如果没有强大的解剖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中医关于五脏六腑的各自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又是从何而来？

       事实上，在《黄帝内经》中便体现出了强大的解剖学基础。如《黄帝内经·灵枢篇·肠胃》所描述的消化道的各器官及其数据，与当今解剖学的几乎毫无二致：

 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老实承认他们阅读过的中国专门的解剖学著作，而且说：

       按新莽时，捕得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又宋庆历间，待制杜杞执湖南贼欧希范与囚领数十人，尽磔于市，皆剖腹刳其肾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1]

       公元初的王莽时和宋朝庆历年间（），官方专门安排医生在处决死囚后立即进行解剖并绘以为图。

       自古以来，中医学从来就不缺少解剖图。宋朝杨介著于政和二年（1112）的《存真环中图》便是解剖学专著，他说：

       世传五脏图有道家烟萝子，专为神运朝真之说，大概存焉。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谓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则未完。崇宁中，泗刑贼于市，邓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细。介取之校之……

       杨介在撰写《存真环中图》时，远有广为传世的烟萝子五脏图，近有几十年前的欧希范五脏图。杨介认为这些都不完善，前者只得“大概”，后者“以书考之则未完”。这就是他创作该书的动力。杨介在获得了崇宁年间（）解剖死刑犯尸体的第一手资料后，完成了这部书。

       宋贾伟节“存真环中两图序”：都梁山杨君吉老以所见五脏之真绘而图，取烟萝子所画条悉而厘正之。

       杨介基于宋朝两次解剖实践，厘正了以前的解剖图书中的错误。学术就是这样进步的。

       中国古代，解剖学早已不再局限于看病，并诞生了法医学。早在千年前，中国的司法领域就有了专职的法医。宋朝法医宋慈（1186—1249）所著《洗冤集录》便是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宋慈在序言中说：

       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

       宋慈说，当时流传着许多法医学著作。宋慈基于前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见解，创作了这部著作。

       众所周知，当时的欧洲，城乡臭气熏天，死尸满地乱扔；王公贵族们终身不洗澡不洗脸不洗手，随地大小便。关于这方面，不再赘言。

       按照现行西方史，意大利、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如此记录当时法国的医学：

       是国（拂郎察，即法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每岁一日疗人。[2]

       ……又有沸泉，有温泉，沸泉……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内皆可疗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入某洞则汗至；欲除湿者，入某洞则湿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3]

       意大利人靠钻进不同的山洞治疗不同的疾病，靠喝温泉水治疗不孕不育。

       意大利、法国尚且如此不堪，欧洲如何能存在医学！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能够诞生医学！

       自唐朝以来，中国从朝廷到每个州郡，都设立了医学院。有趣的是，靠国王手摸治病的西洋，竟然和中国一样，也建立起了医学院：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4]

       中国的州县还广设免费为百姓诊断病情医院和贫民救治机构，欧洲也不甘落后：

       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5]

       当时的欧洲，播下一斤种子收获不过三五斤，全社会连吃饭都成问题。无论是国王的经济能力，还是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靠国王手摸治病的邓玉函等人，硬是给中国传来了欧洲的“解剖学”。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你就能发现，他们“翻译”出来的欧洲解剖学著作，是地地道道抄袭中国著作的产物。

       《人身图说》通篇使用中医穴位名称来描述人身各部位，而且进行穴位治疗。例如：

       至太阳（穴）又分为二肢……上至凤池（穴）……一下行至舌底及缺盆（穴），一升上于头厚皮及天庭（穴）之缝……并兰台（穴）、廷尉（穴）……西师云：如头疼及太阳（穴）痛，须于印堂（穴）血络即太阳血络开血即愈，屡试有验。[6]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身图说》把中医的穴位名称几乎用遍了。

       西医有穴位之说吗？当然没有。西医会以穴位来进行人体描述吗？当然不会。如果说这“解剖学”著作确实来源于欧洲，那么，在原著中，西医又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这一个个穴位所在的位置？

       尽管《人身图说》是“解剖学”的书，但是，邓玉函等人抄书上瘾，过于勤奋，一再不辞辛苦地抄下了全套的中医治疗方法。例如：

       环跳穴，系骨节凑合之处。受病，宜贴风痛膏，或打火罐，或九龙雷火针。[8]

       如果乳房发肿毒，就在乳房的左右旁及下面分别打火罐；环跳穴是骨节凑合之处，如果病了，适合贴风痛膏，或者打火罐，或采用九龙雷火针。

       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中医的十八般武艺尽数上场。只要不是睁眼瞎，都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货。

       如果穴位问题还可以狡辩的话，那么，这该是铁证如山了。除了抄袭中国著作，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就能找到许多源头。如《人身图说》：人之肝或止一，或有二，极多不过三。[9]

       显然，这就是抄自宋朝杨介《存真环中图》：肝则独片者，有二片、三片者。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说，中国古代解剖死囚尸体，“事与泰西颇类”，欧洲也是这样干的：闻西土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购之，层剥寸刲……故其著论致为精辟。[10]

 总之，中国医学有什么，西洋医学就有什么；中国医学是怎么建设发展的，西洋人也是怎么做的。邓玉函等人到底找了多少中国医书来寻章摘句，东拼西凑，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其全部真相。毕拱辰在序中说，本书是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出来的。以邓玉函的经历，当时，邓玉函至多是刚刚可以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不可能拥有翻译医书的水平，更不可能具备阅读中医著作的能力。因此，《人身图说》的真正作者很可能就是李之藻本人。

       李之藻是进士出身，明朝省部级的高级官员，无疑，其家藏书丰富。李之藻被耶稣会认定为最虔诚的基督徒，为耶稣会编造了大量图书。由于李之藻并不知道欧洲的真实状况，故而闹出了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的“西医”笑话。

       仅仅有解剖学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医学理论，才能算是有了较成熟的医学。

       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耶稣会士不好完全照抄，就编造了一个“阴阳”“四行”学说，但是套路是一致的。 

       所谓四行，就是假设世界是由火、气、水、土构成的，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相应的，人体也是由火、气、水、土所构成，进而产生热、干、冷、湿四情。利玛窦《乾坤体义》：

       天下凡有形者，俱从四行成其质，曰火、气、水、土是也，其数不可阙增也。夫行之本情，并为四也，曰热、干、冷、湿是也。四元行，每二元情配合为性而成焉。若冷与热，干与湿，直相背而不可同居，以为二行矣。[11]

       这个火、气、水、土的四行学说，显然是抄袭自佛教理论。耶稣会士当然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说：

       释氏，小西域人也。若已闻太西儒所论四行，而欲传之于中国，谓地、水、火、风，乃四大也。[12]

       利玛窦竟然反过来指责佛教抄袭了基督教。众所周知，释迦牟尼远远早于耶稣，只有耶稣抄袭释迦牟尼的可能，绝无释迦牟尼抄袭耶稣的可能性。

       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甚至胡乱解释中国历史：

       考之中国之史，当时汉明帝尝闻其事，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流传中国。[13]

       利玛窦竟然说，汉明帝因为听说了耶稣在中东传教，才遣使西域取经，但是使者误往印度，取回了抄袭基督教的佛经。

       根据抄袭佛教的东西编造了四行理论之后，要想成功建立起医学理论体系，就只能抄袭中医理论了。众所周知，天人合一学说，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便是中国所独有的东西。这套理论太复杂，耶稣会士不可能搞得明白，李之藻又出马了。“波尔杜曷后学傅汎际译义，西湖存园寄叟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

       穷理者，比拟而释元行之为四也。一，谓人如一小寰宇，四液在身，如四行在大寰宇然，红液应火，黄液应气，白液应水，黑液应土也。[14]

       不仅强调人体是一个小寰宇，而且照搬中医五行学说，以四行对应四液。罗雅谷《哀矜行诠》：

       人之一身全赖元气充满，元气分为二：一湿气，一热气。二气均调，乃无疾病。[16]

       中医讲五行和肉躯安、元气充盈乃无疾病，罗雅谷也这么说。更加惊人的是利玛窦的一番话，《乾坤体义》：

       若四季者，春乃湿暑，则属气焉；秋乃旱寒，则属土焉；夏乃暑旱，则属火焉；冬乃寒湿，则属水焉。其岁二十四节，亦以四季分类……若人内四液者，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也。……人发病疾，盖四液不调耳已，古医家以四者分课，则先访审所伤者，后以相背药治之也。[17]

       利玛窦竟然将治病与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考虑！西医并不如此，而且欧洲不存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因此，欧洲绝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理论。

       四液相调，以成具魂者之异禀，四行亦各配合，以成万有之殊形。一，谓四季分应各行，火应夏，土应秋，气应春，水应冬，入多国古儒分别四行为二，就各所施，一谓之男，一谓之女，其义，似中土所谓阴阳者。[18]

       除了四行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傅汎际还搬出了“入多国”即埃及，宣称那里也建立有阴阳学说。高一志也说，西方自古就有阴阳学说：

       外内虽各有主，而女阴男阳妇必从夫，以为起居之表焉。古博学之士布路大尝曰：“妇虽贵且尊……又譬如日月，月主阴，泽下物，光力悉借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诸物乖乱。”[1]

       西医中有阴阳学说吗？当然没有。耶稣会士的阴阳学说和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一样，抄自中国文献。

       耶稣会士还宣称，欧洲医生根据时节看病下药：故医家治疗，常考月与列宿会合之次。[19]

       只有中医才讲究天人合一，将防病治病与时令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建立起了完善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素问篇·四气调神大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耶稣会士抄了一点佛教的东西，再抄袭中医理论，强行东拼西凑起来了一个阴阳四行理论，但是完全不能用来治疗实践。真的用这套来行医，无异于谋杀苍生。

       中医五行以木主肝，火主心，土主脾，金主肺，水主肾，相互间还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但是，耶稣会士只是搞了个四行，无法完全照抄，也得硬着头皮抄，傅汎际《寰有诠》：又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20]

       抄着抄着就忘了，以“木”代替了“气”，抄出了火、木、水、土的“新四行”，而且与中医一样：木主肝。即便如此，心、胆、肝、口与舌、首之外的如脾、肾之类器官，口与舌、首的阴阳又是怎么一回事，傅汎际也顾不得了。傅汎际《寰有诠》又说：

       月天之下，四行本所序次，亦各定有尊卑，火贵于气，气贵于水，水贵于土也，即居静天九品之灵，其次第亦然，位弥高者体弥尊……[21]

       这里，他似乎又忘记了“木”，回归了“旧四行”。胆（火）贵于气（木，肝），气（木，肝）贵于口与舌（水），口与舌（水）贵于首（土），以此来看，口与舌比脑袋还重要？四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谁比谁更牛的关系？凡此种种，只有神仙才能解释清楚。

       在耶稣会士笔下的四行，还是这么一个怪物，傅汎际《寰有诠》：

       霸辣笃谓火行属四面三角等边形，气行属八面三角等边形，水行属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行属六面四方形也。[22]

       傅汎际搬出了霸辣笃，即柏拉图。柏拉图是这样解释四行：火是四面三角等边形，气是八面三角等边形，水是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是六面四方形。

       耶稣会士所说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天知道。柏拉图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是只有天知道。这三角形、四边形的阴阳又是怎么回事，依然是只有天知道。如果谁认真对待，想要把他们的阴阳四行弄明白，十之八九会发疯。这样的阴阳四行理论，能指导出如何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我不知道谁能回答出来。

       如果不能诊断病情，解剖学学得再好也毫无用处——总不能凡是肝痛肚子疼的患者都拉开肚皮检查一番吧！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进入西医院，找医生看病，医生必然先开出一大堆的单子：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做出了结论，然后住院、打针、吃药。

        可是，如果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恰好整个城市停电了，西医该如何给你诊断病情？众所周知，人类使用电的历史，才百余年。用较原始的手段验血、验尿、验屎的历史，不过二百年。二百多年以前，如果一个人肝痛肚子疼，西医是如何诊断病情的呢？

       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著作告诉我们真相了。“极西高一志撰，虞城杨天精、河东卫斗枢、段衮、韩霖较”的《齐家西学》说：

 三家（笔者注，指法律、医学、格物穷理之学）者，乃西学之大端也……其二家谓之修疾治命之学……故吾泰西古俗，医有公学，诸名士释古医之遗经，发明人性之本原，辨外体百肢之殊，内脏诸情之验，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设其所当用之药方，亦大约六年中，师教弟子以切脉及疗治之法，后严考试，而非领考司之命，不得擅行医也。[23]

       高一志说，欧洲办了很多的医学院，学制6年，学生需要学习很多的医书，通过考试之后才能从业。在这六年时间里，学生主要学一些什么呢？答案是：切脉及疗治之法。

       艾儒略证实了这一点。基督徒李九标主要记录艾儒略言论的《口铎日抄》：先生（艾儒略）曰：“……何异医者按脉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疗之。”[24]

       原来，在来华耶稣会士笔下，当时欧洲的“西医”，是靠“以手印手”切脉诊断病情的。西医靠切脉诊病吗？当然不是。君不见，今天有的西医每天都在指责中医切脉诊病不科学！

       以耶稣会士的“阴阳四行”学说，及其“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之类的胡言乱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诊脉的。

无疑，耶稣会士之“按脉治病”纯属编造。

       至此，也许有人仍存在这样的疑问：如果欧洲完全没有医学，耶稣会士怎么可能会凭空编造出解剖学著作？

       蚕桑，是中国特有的东西，至少，西欧是没有的。尽管当时欧洲人正在进口中国丝绸，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桑、养蚕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西俗，多于池外道旁，树桑供蚕，益倍于诸树之利。夏月，桑子既熟，取种播之……[25]

       服不服？不服的话，我再举例。欧洲人种植过黍、粟、稻之类吗？至少，西欧人不仅没种过，而且没吃过。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黍、如何种粟、如何种水稻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黍有长茎、短茎二类，短者良，种时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频灌……粟性热于黍……稷于百谷中最粗……豆有多种，大率喜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稻各地可种，地硗则加壅溉，冬前后翻治既平，依形画区，内外立垄，开渠备溉……[27]

       这些，是不是抄袭剽窃中国著作？不用怀疑了吧！耶稣会士撰写的种桑、养蚕、种黍、种粟、种水稻的文字，与他们的“解剖学”著作一样，是揭示“西学东渐”本质的最典型的代表。

       直到明朝末年，欧洲尚处于“手摸治病”阶段，根本没有医学，既无医学理论，也无诊断方法，更不存在医生。来华耶稣会士“翻译”的“泰西医书”，实际上通过有组织地抄袭中医著作，东拼西凑编造出来的；具体的执行者是皈依耶稣会的李之藻等人。

[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20页。

[2]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82页。

[3]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86、87页。

[4]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69页。

[5]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71页。

[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8页。

[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7页。

[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页。

[9]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0页。

[1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页。

[1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6页。

[12]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页。

[1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96页。

[1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页。

[1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9页。

[1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页。

[17]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页。

[1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页。

[19]《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页。

[2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页。

[2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1页。

[22]《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71页。

[23]《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52页。

[2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21页。

[2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7页。

[2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04页。

[2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4-495页。

最近很多朋友都给我推荐很多所谓的黄帝内经针灸，灵枢针灸，部分人推荐的是相对靠靠谱的，还有很多是各种营销课之下的灵枢针灸，真是末法时代，群魔乱舞。 引用这篇文章来表达我的观点吧。 观点一：西学东渐，针灸没落，新针杂陈，学者心态浮躁，能潜心中医的人少，能潜心钻研经典的临床者人更少，纵观近几十年来大陆新发明针灸种类繁多，可谓百花齐放，或取经典一角，或取人身一部，或全息之，或八卦之，或平衡之，或对应之，或结合神经刺激等等不一而足，此类新针之术，在某些疾患方面确有非凡之效，但以吾之感觉，这些总有捉襟见肘之感，绝非岐伯之针，绝非岐伯原意。 但是目前针界，没有一个总的原则和理论来提纲挈领去指导临床者行针。岐伯之意已失，面对复杂的人体，面对生命科学，面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像一群盲人在摸象，一群人在挖一座看不见大小的金山，我们也不知道山里有没有，有多少金银财宝，挖到一个珍珠，就好像挖到宝库、找到金钥匙一样。 造成此现象原因甚多，一则我们所见之经典，并非周秦之经典，经过战乱、政治、人为、又或岁月流失，经典中的经典，经过传承千年的过程中，各种原因的整订和修缮，已失去了经典本身的面貌，使后世学者读经之后，常有落空之感，针灸在传承过程中，经过上述各种因素一起作用下，加之在传承中，或有断代期，造就了目前针灸的现状。 观点二、若不是有付标题《灵枢》铨用，我不会对此书有兴趣。根据这些年研读《灵枢》而有的一点领悟及鉴别力，直觉上很难将<一针疗法>与《灵枢》划上等号。尽管如此，几天前还是买来此书，并一口气读完。然而，心情之沉重远过于预期中的失望。从引言看出，这是一个对针灸有热忱、有追求的针灸医师；从书中"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中﹕ 要学好中医必须要读几千年前的经典著作吗？"，(原文:凡是跟我上门诊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知道，我要求每人都要带四大经典，至少必须带一本《灵枢》。 近几年我经常说，我在专家门诊看过的所有病人的疗法，都在四大经典著作上，尤其是在《灵枢》上，不信你们可以 找一找，看看那一个的针灸治疗的方法不是本于《灵枢》？) 看出这是一个自许为推崇经典，尤其是《灵枢》的针灸医师。对此，我深有感慨。亦让我动笔写此评论时深感沉重 。 本书从临床每篇开头及病例分析讨论皆有引用一些《灵枢》，作者更视《灵枢》为<一针疗法>源头，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并在《灵枢》的指导下，应用一针疗法于临床。" 由于作者的背景以及文中所列举的大量临床病例。对于大多未读过《灵枢》或读过《灵枢》却不甚明白的医师和读 者，很容易将<一针疗法>中所论视同于《灵枢》针灸。 若非<一针疗法>一再地强调与《灵枢》的特殊渊缘，也许我会置身事外。 作者在此书中开头有如下之言﹕ 让喜欢针灸的人了解针灸 让学习针灸的人热爱针灸 让从事针灸的人享受针灸 让中国的针灸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 这也是我的理念。这些年来，我不仅推崇、实践《灵枢》，更以阐明、辩护纯正的《灵枢》为己任。因此，我不得 不直率的说 :<一针疗法>不是真正的《灵枢》针灸！因对《灵枢》针灸理论的认识浮浅，<一针疗法>中的临床实践完全偏离了《灵枢》。 以下各篇我将会以《灵枢》为依据，对<一针疗法>一书，逐一详细的加以分析。 第一问：<一针疗法>是源自于《灵枢》吗？ 什么是<一针疗法>呢？"'<一针疗法>'也是用一个穴位治病，但仅局限于在这个穴位上扎针，是针灸的神奇和精妙所在，一针下去，就可以治病，岂不 妙哉！"--摘自<一针疗法>第7页。 这里很清楚，<一针疗法>的核心或关键就是治病只取一穴。 "下面再简要说一下历代针灸的发展和应用一针疗法的情况。"。--摘自<一针疗法>15页。作者在15-17页列举了历代经典中有关应用一针治病的记载，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到《针灸大成》。 但是，读者只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这里独缺《灵枢》中的应用一针疗法的相关论述。 此部分论述中唯一提到《灵枢》只有，"要想真正成为一名高水平的针灸医师，如果不研究《内经》，特别是不研究《灵枢》，那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下功夫真正把《灵枢》读懂了，就可已一通百通，左 右逢源。我的这本小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对《灵枢》部分内容的现代解读。"--摘自<一针疗法>第15页。但这不是《灵枢》原文。 所以，说<一针疗法>渊源于《灵枢》，单就这里的论述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灵枢》中治病取几个穴呢？换言之，《灵枢》中的针灸处方又是如何呢？ 《灵枢终始第九》中有"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 这是足少阳经实证的针灸处方，即泻足少阳经上两个穴，同时，还要补足厥阴经上一个穴。这里清楚的指出经脉病 变的取穴数目为三。终始第九中记载的各经病变取穴均为三个。 再来看藏腑病变的针灸取穴。《素问藏气法时论第二十二篇》﹕"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巟巟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这里清楚的指出治疗肝病，针灸需从厥阴与少阳两经取穴。即便一经一穴，也需两穴。 所以，无论是治疗经脉病变还是藏腑病变，《内经》中的针灸处方都不少于一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直觉上很难将 <一针疗法>与《灵枢》划上等号。 那么，关于经筋病变的针灸处方呢？ 《灵枢经筋第十三》论到﹕“以痛为腧”。即痛点就是穴，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阿是穴。这里未说取多少穴，因为，临床上有多少痛点，就要取多少"穴"，因病而异。可能一穴，可能几十个穴。所以，<一针疗法>即便局限在讨论经筋病变的治疗，仅针一穴之论也不完全。况且，根据书中讨论，<一针疗法>应用于各种经脉藏腑的病变。 《灵枢》中关于针灸处方原则的论述非常之清楚。然而，却为我们这些后世针家所漠视至今。今天临床上，对同一个病，十个中医学校毕业的针灸医师会开出十种不同的针灸处方来。不要自喜自欺这是"百花齐放"，这只说明了我们理论上的混乱、蒙昧。 因为，我们失去了《灵枢》中针灸处方原则。 《灵枢》之后出现的各种针灸学派，都是因为偏离了《灵枢》这个源头。正如马莳门生金一龙在其"刻马玄台《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引"中所言﹕自诸书出，而《内经》之旨晦；自针法繁，而神圣之针亡；自后学宗诸书不宗《内经》，而《内经》之书不行。..."这些年，当我在许多讲座中强调《灵枢》针灸原则的重要性时，总有一些人拿"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反驳我，这里暂且不论是否捉住老鼠或只是捉住老鼠的影子。 单就这些受过中医高等教育的人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灵枢》理论，针灸不亡也怪。 《灵枢》是什么书？《灵枢》对于针灸医师就象圣经之于基督徒。 《灵枢》中的各种针灸原则不是来自冥想、假设。而是，临床经验的结晶。 我不知道，我也不敢想象那一个针灸名家敢夸口他的临床经验能超过那发现经脉循行的歧伯。 只有不认识《灵枢》的人，才敢说什么自己的东西；只有不认识《灵枢》的人，才敢自立与灵枢不同的理论。 第二问："绿色疗法"观念下的误区及其后果 "应用针灸治病有很多优点，因为针灸疗法通常不用任何药物，避免了内服和注射药物所带来的毒副作用，所以，在当代，针灸被称为'绿色疗法'"。摘自<一针疗法>第14页。 把这一段拿出来讨论，是因为灵枢之后，对于“针灸没有副作用，疗法安全"，针灸界以及病人已无异议。而且，这也成了高举、推广针灸，尤其是到国外的一大法宝。但是，针灸“没有副作用”并不等同于针灸“疗法安全”。 《灵枢玉版第六十》论针之“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也。”这是歧伯论针极其严肃的一句话。可是，今天有多少针灸医师会拿这话当真。 事实上，后世针家以及现今的针灸教材除了提醒避免针刺过深损伤内藏或导致出血，对其它针灸误针之害的认识几乎空白。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泻；不中而去，致气。精泻则病益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疡。”这里的中是指针刺后“气至”“气调”即应出针，过早或过迟都是误针。今天临床上习惯性留针或是将“气至”误解为“酸麻重胀感觉”的针灸，都是误针之害。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这里谈的是应用九针于不同的病变。那些临床上强调或只用浅刺或深刺的医师，也是在误针之列。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谓甚病，病益甚。” 今天临床医师针灸时可有做补泻？若有，如何判断病变的虚实？又如何观察补泻的结果？若不是根据《灵枢终始第九》判断病变的虚实以及观察补泻的结果，那针灸结果只能是“病益甚”。 《灵枢》关于误针之害的论述及警言，比比皆是。《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亦详细记载了四时针刺深浅不当而导致的各种临床症状。 《灵枢》关于误针之害的论述，正反映真正针灸的科学性。因为，任何一个医疗方法若是应用不当，都是不安全的。如果以《灵枢》看之，在针灸“疗法安全”的错误观念下，今天临床上针灸医师天天在不自觉的行误针之害！而在同样的错误观念下，一些从未学过医的人，凭着市面上的一些针灸小册子自针、针人亦是在不自觉的行误针之害！而病患则是在无知之与误解中身受误针之害而不自觉。这绝非耸人听闻，除非你不信《灵枢》。'绿色疗法'"之说，是一点也没有摸着歧伯话语的感觉。 第三问：何谓之“终始”？ 《灵枢根结第五》也说﹕“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也就是说，用针的玄妙之处，关键是要知道经脉的终和始，知道了经脉的终始，用针的道理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如果不知道经脉的终始，所有用针的道理和方法也就无从谈起了。--摘自<一针疗法>第22页。 作者将“终始”理解为经脉的终和始，即经脉循行的起止。(其后的临床论述中作者也重复此一观点)不要说知道经脉循行的起止，即使熟记所有经脉的循行，亦非难事，记忆力好的一天就能做到。这样就能知道“九针之玄”？这样就可在临床应用灵枢针灸？那临床上岂不个个都是扁鹊、华佗了。灵枢也实在是太简单、太容易了。过去二千年来，针灸医生大概都没悟通这二字的意思吧。 《灵枢根结第五》中的“终始”到底是指什么呢？只要慢慢的多读几遍灵枢，或是读读前人注释，就不难发现，这里的“终始”是指《终始第九》这一篇文章。 换言之，是指《终始第九》中所阐述的针刺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经脉循行的起止。《终始第九》论述了人迎寸口脉临床应用的各个方面﹕ 1.正常脉象；禁用针刺的脉象；各经病变实证的脉象即手足经脉病变频率象的差别； 2.治疗各经病变的针刺处方原则；治疗各经病变的针刺频率；如何从脉象上观察针刺补泻的结果；针刺补泻的顺序；针刺深浅的基本原则；“得气”与“失气”的内涵以及各个经脉之终的临床症状。一言以毕之，《终始第九》基本上概括了针刺临床中的所有关键。这就是所谓“九针之玄，要在终始”。“玄”意指玄奥，隐蔽。“九针之玄”即指针刺的奥秘。 所以，只有真正明白了《终始第九》中的这些针刺理论，才能了解“九针之玄”，也才有可能临床上应用灵枢针灸。望文生义式的浮浅解经，其结果必是“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第四问：这不是完整的灵枢经脉辨证？ 在<一针疗法>经络辨证部分，作者提到了一个病例。 “我以病人最主要的症状是肾经病候'心如悬若饥状'，辨证属肾虚，针灸当针肾经太溪穴，用补法... 2004年又有一年近80岁男病人来诊，有冠心病史10余年，主要症状也是'心如悬若饥状'...我为其针太溪补肾，针中皖、内关、足三里以和胃化湿，针一次后，病人即觉好转，针完四次，症状基本消失。”--<一针疗法>第30页。 不错，<经脉第十>中足少阴肾经是动所生病的临床症状中有“心如悬若饥状”。所以，据此而辨为足少阴肾经病变也对。但是，接下来的“辨证属肾虚”，就离开灵枢了。 这里我将<经脉第十>中足少阴肾经是动所生病后，接下来的论述抄录如下﹕“为此诸病﹐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热者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之。灸则强食生肉﹐缓带披发﹐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与人迎也。 ” 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此经辨证的虚实依据是“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与人迎也”。 也就是说“心如悬若饥状”可出现在虚证，也可能出现在实证，必须经过人迎寸口脉的检查来确定。而文中显然没有人迎寸口脉诊。 所以，“辨证属肾虚”不是依据灵枢，而其后的针刺处方也不是依据灵枢(请参考终始第九)，言十年之病，四次而愈，也是违背灵枢的。(请参考寿夭刚柔第六中关于疗程的论述) 辨经按照灵枢，辨虚实、组处方祛又不按照灵枢，这样的临床实践能称为灵枢针灸吗？ 有人也许会问，即然此病例辨虚实、组处方都不符合灵枢，为什么“针一次后，病人即觉好转，针完四次，症状基本消失”呢？请注意，这里的针灸后疗效评估是根据病人主观感觉的。这也是不符合灵枢的，灵枢针灸的疗效评估不是根据病人主观感觉的。 今天，针灸临床疗效评估基本上都是根据病人主观感觉的。这也是我们针灸疗效最为人质疑之处。 虽然我们针灸界自称针灸对许多疾病有疗效，但是，今天美国联邦医疗管理局祛只承认针灸对某些痛证有缓解作用。因为，我们除了凭着病人主观感觉，拿不出任何客观依据。 仅凭病人主观感觉而断定疗效是难以说服人的。所以，针灸医师人人都能自夸自己的奇穴奇技，针灸界也可以自满于所谓的“百花齐放”。 十年前，我读针灸书，多是被其中所举的临床病例以及神奇疗效吸引，甚少思索其中机理或是完全接受作者所说。我曾花费大量时间，将历代针灸名家的针灸经验逐一应用于临床。但是，疗效皆非书中所言，祛又不明其故，困惑之中只有一再重复老路而不能自拔，及至我读到、进入灵枢，眼睛才真正得以开启。 <一针疗法>与多米诺骨牌效应？ 关于<一针疗法>的取穴方法在灵枢中找不到理论依据。同样，其疗效或机理也无法在灵枢中找到理论依据。在“<一针疗法>与多米诺骨牌”一篇中，作者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来解释其<一针疗法>的疗效，而不是从灵枢中。当然，灵枢中也找不到。在这篇结尾时，作者又引用“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和“宁失其穴，勿失其经”来为其论做一点背书。 这两句均非出自灵枢；后世针灸医生常引用的“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是对经脉功能的浮浅认识。(这一点我会在以后再谈) 而“宁失其穴，勿失其经”的后世说，则是完全背离灵枢中腧穴与经脉的理论。 几年前，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兴奋的来到我的诊所，告诉我他在韩国找到一个实行灵枢针灸的医师。这位医师在韩国很有名，病人很多，开了许多诊所，还有日本医师去那里学习。“他临床治病只用三个穴，我记得你在课堂上曾说过灵枢针灸处方只取三穴。”“这不是灵枢针灸。”看完他带来了这位医师的临床DVD,我告诉他。 因为，他的针灸处方原则不是出自灵枢。例如，一个治疗肝病虚证的处方：补曲泉和阴谷；泻尺泽。这是一个典型的按照难经“补母泻子”原则的处方。我翻开灵枢 终始第九，让他看清，肝病虚证应是补二穴(肝经)，泻一穴(胆经)。所以，不是因为凡病取三穴，就是灵枢针灸。 我的回答使他很失望，即使我把灵枢中白纸黑字的论述(中文的，他能读懂中文)摆在他面前，可惜他眼中看到只是外面的东西。 历代以来，灵枢在针灸中的绝对重要地位已是无人敢质疑。论针者无不以灵枢为源头，即使提倡经外奇穴这种与灵枢格格不入的人，也无法不承认灵枢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个人或一本书是不是出自灵枢、符合灵枢。不是光看他怎么说灵枢好灵枢重要，也不仅仅看他引用一些灵枢字句，更不是看他名气或是一些自以为傲的经历，而是要用 灵枢来检验对照，看他是否真正按照灵枢理论实行。 这就需要我们花代价进入灵枢，对它真正有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对任何自称与灵枢有关的针灸有一个清楚、明确的鉴别，而不是人云亦云。 <一针疗法>中最吸引人的大概是临床病例部分，具体的病例，一针的神效，再加上从灵枢来的理论依据。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医、病易读。 然而，对于认真读过灵枢的人不难发现，这里突出的只是一针一穴，而不是灵枢。灵枢不过是牵强附会地被用来为一针疗法背书的。 例如，关于一则应用头维穴治疗经前头痛的病例，作者用上古天真论中冲脉与月经的关系，再结合海论中论血海于阳明经关系，最后再根据经脉第十中阳明“主血所生病”以及卫气第五十二中标本理论来铨释其用头维穴治疗经前头痛的理论依据。(详见)<一针疗法>38页),这样的大费周折的解释不仅让我想起人们常常所讥讽的“中医论病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作者在这里用了三篇灵枢以及一篇素问来解释这个成功病例的理论依据，实在是“用心良苦”，人们大概也不能不相信这确是一个读过灵枢的人。然而，却也让我百思不解的是﹕作者读过灵枢”厥病第二十四”吗？这可是灵枢中唯一讨论头痛辨证与治疗的专篇，篇中论述了十种不同类型头痛的临床辨证与治疗原则。 论头痛，论灵枢针灸，而绝口不提此篇，能称之为“灵枢铨释”？我想，对从未接触过灵枢的人，或是只读过中医学校灵枢节选本的医生来说，读完这个病例，留下得的大概就是头维穴治疗头痛的“神效”，而不会想到还有厥病第二十四，还会去读灵枢吧？ 我相信作者一定读过厥病第二十四，恐怕只是未能消化罢了。辟如说，此篇开头有“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这是阳明头痛还是太阴头痛？还是阳明太阴合病？主要症状为什么不象今天教材中所说的阳明头痛为其经脉循行所过的“前额痛”或“额痛”，反而是“面若肿起而烦心”？ 再来这里“取之足阳明、太阴”是什么意思？是二经上任何腧穴皆可吗？那末，一次要取多少穴呢？还是如有些后世针灸医生，尤其是有些西学中的医师所认为的这里针刺只要“离穴不离经”即可？ 还有这头痛要不要辨证，有无虚实之分呢？“取之足阳明、太阴”是补还是泻呢？任何一个稍有素养的临床针灸医生应当都会提出这些问题。那末，答案在那里呢？厥病第二十四前的二十三篇。 大家都知道读经不能够有急功近利的思想。 但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就把握不住了。或是带着临床问题读经找答案，找不到就放弃了；或是坚持个几天读经，越读发现不明白的地方增多，感到不耐、乏味而放弃了。 这些年，我碰到的中医师有将素问灵枢认真地读完过一篇的，屈指可数。常有人问我读经有什么秘诀。我说，完全没有。一句话，就是每天坚持读经，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不懂的地方先记下来，不用着急，答案也许在后面，答案也许在你再读这一篇的时候就明白了。若是我们真能实行“旦暮勤服之...讽诵弗置”，灵枢中似乎隐秘的话必向我们显明。 今天临床针灸医师中肯花时间读经的人太少了。所以，即便临床做了几十年，看病水平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