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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的渊源由四大支组成：姜姓、吴回氏族、姚姓和姬姓。其中姜姓吴氏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第五支出自外族的改姓。当代吴姓的人口2400多万，为全国第十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93%。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广西、贵州、江苏五省，大约占吴姓总人口的34%，其次分布于安徽、浙江、湖南、四川、湖北、山东、江西、河南八省，又集中了41%。吴姓重要的郡望有浦海、延陵、渤海、濮阳、陈留、汝南、长沙、武昌、吴兴等八个吴姓的堂号除用以上郡望外，重要的还有三让、让德、种德、世德、仁德、至德、秀聚、忠义等。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亶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亶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亶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亶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亶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亶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吴亡后，大批的吴姓宗室被流放到偏远荒凉之地。其中夫差的新立太子吴鸿被流放到江西婺源，这支吴氏尊吴王诸樊为始祖，后世繁衍成江西历史上最悠久的吴姓宗族。
鄱阳吴氏、浮梁吴氏、余干吴氏、乐平吴氏、进贤吴氏等支都是吴鸿后裔。夫差家室的另一部分逃难到了安徽歙县，其后裔发展成安徽吴姓的重要一支——歙州吴氏，他们也以诸樊为始祖，其后分衍出江西南昌吴氏、江西德兴建节吴氏等支，其中以南昌吴氏最为兴旺，成为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吴姓，以苗族最多，最突出。苗族吴姓主要分布在湖南和贵州苗族地区，他们大部分是由苗民改用、借用汉字姓，而成为吴姓的，也有一部分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同化于苗族中而形成的苗民吴氏。
苗族吴氏，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如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一1368年)湖南靖州苗民起义首领，就是吴姓族人，名叫吴天保。明代苗族吴姓中还孕育出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得意门生吴鹤。
苗族原本无姓氏，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苗民借用汉族姓“吴”氏。清前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又有大批苗民借用汉字姓“吴”氏来作为自身姓氏，进行苗籍户口登记。在今日湘西苗族中，有“吴、龙、廖、石、麻”五大姓，而吴姓最多，排在首位。
在贵州苗族地区，吴姓也是七大姓之一。黔西北苗族汉字姓吴氏，是由苗族“孟恩路”家族中的一部分借用汉字姓而形成。只如贵州台江县方召“各务收”(即务收公)家族，在清朝末年领导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迫户口登记，将“务收”家族的“务”译成“吴”，其后裔于是变成了苗族吴氏。这些苗族吴氏，与汉族姬姓吴氏无任何血缘联系，就是苗族中不同地方的吴，有的也同姓不同宗，互相之间无内在的血缘关系。
在纯粹的蒙古族七大姓中，吴姓居其一。相传远古时代蒙古有七大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酋长名叫吴兰苏和，他的后裔就以他的汉译名“吴兰苏和”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这就形成了今日蒙古族中的“吴姓”，它与姬姓吴氏无关。蒙古人又有改为汉姓吴氏的。《续通志·氏族略》记载：明王朝政府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如赐“巴图特穆尔曰吴允诚，子额特特穆尔曰吴克思，玛噜曰吴成谔，勒哲特穆尔日吴良布，敦日吴守义，济兰曰吴克诚，多罗曰吴存敬，玛噜曰吴管”。
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记载，哈尼族中有吴氏，自明初洪武年间(14世纪下半期)吴蚌颇而宗族始盛。吴蚌颇居云南临安府左能山下，因率哈尼族众开辟左能山有功，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之职，世领其所垦土地，准其世袭。从此，哈尼族吴氏蚌颇一支，就世袭为左能寨土司副长官。吴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杰骜不听道府铃束，后除职。清朝初年平定云南，吴蚌颇的第11代孙吴应科率本宗族投诚，清王朝因授给他土舍之官。吴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弟世标，世标传子吴义，义传廷辅，廷辅之子吴俟，嘉庆三年袭职。至民国时，左能土司仍为哈尼族吴蚌颇家族后人吴忠臣世袭。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如侗族、壮族、白族等，都有吴姓。又据《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在满州旗分内的高丽人中有吴姓。民国《奉天通志》也记载有吴那海，是高丽吴氏，归旗，居海州地方。朝鲜族吴姓许多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到高丽族后形成的。
明清时期，吴姓的分布更为广泛，自上古保持世系传承不乱，代有显贵的世家大族几乎绝迹。这时期吴姓望族大都由唐宋时期的单家发展而来，并从地区分布上呈同姓异宗交叉分布，吴姓的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荒、析居、任官、政府组织移民等诸多原因引起的。例如，明清时期的江西南昌吴氏虽号称诸樊、夫差后裔，但其先祖却是来自安徽歙县的流民，定居南昌后，繁衍成当地大族。江西德兴建节的吴氏则是唐末为避黄巢兵乱而迁来的。江西戈阳吴氏在五代战乱时，从金陵(今南京)迁来的。湖南益吴氏主要有三支，九都冲吴氏其先祖吴世春、吴永鉴叔侄二人自江西清江来湖南益阳经商，从而定居益阳，后裔繁衍成益阳九都冲吴氏。泉峰吴氏，其先祖在元初游学湖南，而定居益阳，后世繁衍成益阳泉峰吴氏。夹流溪吴氏则是明初从江苏、江阴县迁居湖南益阳夹流溪，据其家谱记载，到清乾隆时，这支吴氏已传了13代。
吴隐之，字处默，祖籍濮阳鄄城，是吴质六世孙。吴隐之还有一个胞兄吴坦之。吴隐之家境贫寒，其父母早逝，兄弟俩相依为命。
吴隐之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以孝著称于世。相传，他和哥哥吴坦之为去世的父母哭丧时，其悲声惨切，不但令行人为之流泪，而且出现了双鹤哀鸣、群雁不飞的情景。
后来，吴隐之兄弟因孝名远扬，被朝廷征召做了官。吴隐之兄弟间感情真挚，东晋大司马桓温专权时，袁真对其不满，起兵反叛，最后失败了。吴坦之因支持袁真受牵连而被桓温逮捕，即将被除死。吴隐之听说后，急忙赶去面见大司马桓温，情愿替兄赴死。使桓温被感化了，从而赦免了吴坦之，吴隐之也因此受到大司马桓温的赏识。吴隐之官职屡次升迁，后来出任为晋陵郡(今江苏镇江)太守。在太守任上，他勤于政事，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平时穿布衣，出门不坐车子，他的妻子虽贵为太守夫人，也是亲自纺纱织布，就连到集市上买的劈柴都自己背回家。相传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时，他的朋友谢玄不知道他家拮据，派有名的厨师前去帮忙操办婚事。厨师到他家后发现他家几乎穷得一无所有，家人正牵着一条狗准备去卖钱，换取嫁女的费用。后来吴隐之升为秘书监，生活依然清苦。所得俸禄大都接济了贫穷的亲戚朋友，冬天到了甚至连棉被都没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贫苦。
吴隐之到任后，严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简朴。起初，人们认为刺史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可是一年过去了，吴隐之仍一如既往，时常以贪泉的事来警诫自己。一天，随从送来一包剔骨的鲜鱼，他立刻警觉起来，拒绝接收这份礼物，并严厉警告说：“一定要以身作则，不吃请，不受贿。如再发生此类的事，必定要严加惩罚。”在吴隐之的感召下，广州地区风气为之一变，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民风也淳正了。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的行为，不但受到东晋皇帝的嘉奖，也备受后人称赞。唐代名臣魏征编修《晋书》时，为清官吴隐之写下了“晋代良能，此焉为最”的评语。如今广州越秀博物馆内，仍竖有一块刻着“贪泉”两个大字的石碑，这是广州老百姓为纪念清官吴隐之的趣闻佳话而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