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的乡村社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在革命风暴的携裹之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被阶级斗争话语所否定；血缘和地缘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的主要纽带，阶级划分模式把乡村变成了敌我分明的阵营；宗族与乡绅的权威被取消，来自国家的直接统治第一次深入到了乡村基层。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几乎所有的模式，比如喊口号、批斗、戴高帽子等，都在土改时期有了雏形。在以土地改革为主题的文学当中，存在着诸如地主、农民、知识分子、政工干部等形象系列，每个形象系列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在这些人物形象当中，借土改之机而成为乡村政权主导力量的反面形象——坏分子，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中的一些“游民”——流氓、无赖、二流子趁机窃取乡村基层政权，实施满足个人私欲的统治。另外，一些农村干部在权力利益的刺激之下，腐化堕落，侵占革命果实，构成了对村民新的压迫力量。这些坏分子的存在对土改政策的执行与乡村社会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四、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在对这一形象的表述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即使在同一时代的叙事中也有相悖之处。对坏分子的展现由遮蔽到还原，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既往叙事的质疑、反拨，以及重构历史的努力。与土改文学经历了由四、五十年代到新时期的发展变化相对应的是，这类形象也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变化过程。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的外部环境——文学在主流的要求下，要体现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力量存在的先进性——使得坏分子形象在土改小说中并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土改运动给乡村带来的冲击，最鲜明地体现在乡村的基层领导阶层的变更上，一些原本生活在乡村底层的人一跃成为乡村的主人。这些赤贫人群当中掺杂了很大比例的不务正业者，甚至是地痞、流氓、无赖、二流子。参加过土改的赵树理曾谈到过这一问题：“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2）谭其骧在他的土改日记中反复提及过这些坏分子的存在，如“初步审查农会会员，被提指为富农、狗腿子、二流、顽干者甚多。”“叶凤领、叶玉品……贪污斗争果实……粮食账既不清，没收板片数亦不符”，等等。

坏分子混进革命队伍窃取乡村领导权，大体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初，就要按照工作程序去“访贫问苦”，去发动那些最贫穷的人起来闹革命，因为在土改领导者的思维当中，只有最贫穷的人才最有革命的要求。毛泽东指出：“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初来乍到的工作队并不熟悉乡村的实际情况，无法在短时间内认清穷人中的善与恶，而且在战时背景下出于时间考虑，往往仓促行事。“土改工作组进村两三天就建立起贫雇农小组，由于工作粗糙，基本群众没有发动，结果不少贫雇农代表或者是地主和伪保甲人员操纵的流氓、地痞充当，或者是伪保甲人员摇身一变而成。”白朗的《孙宾和群力屯》就表达了这种现实——地主儿子姜飞参加过三青团、勾结过土匪，但是土改的时候他假积极、假进步，加之能说会道、装腔作势，把土改干部迷惑住了，他不仅没有被批斗，反而成为了进步人士，并当上了小学校长；王力的《晴天》中的地主的狗腿子毛老道，因为能说会道，在选举自卫团的时候当选为团长。连地主分子都能混入革命阵营，更别说那些农民出身的地痞、二流子了。二是纯粹意义上的贫穷农民，一般来讲都是胆小怕事的人，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出头，“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轻易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正因为如此，“当大多数正派贫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出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同时“他们是贫穷的、缺乏竞争力的雇农，是从前乡村社会中的边缘分子”，即使土改工作队不去发动他们，他们也会积极主动地迎合土改的需要，以改变自身的生存窘境。在方纪的《老桑树下的故事》中，不事生产的何根造年年收获的粮食都不够吃，在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后，最兴奋、最积极的就是他了。结果，他自然而然地被选为了农会主任。

对工作队来说，选择这些“积极分子”往往也是出于无奈。张鸣指出：“不是运动组织者对流氓和二流子情有独钟，而是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痴，根本满足不了运动的需要。”“只有社会的边缘群体才拥有最多的因遭遗弃而积累的愤恨和辛酸，事实上，发动这些最弱势的边缘人，才可以较为合理地建构一种阶级仇恨的解释框架（因为事实上可能真的存在歧视和欺凌），进而形成一种敌忾的氛围，将其他成员也卷进其中。”谭其骧在日记中表述了选择叶凤领做领导的苦衷：“凤领为西头领袖，积极，但为人有二流子气，不正派，苦于此外无适当人选，只得如此。”明明知道其为人品质，但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对于那些因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陷入贫穷之人、那些没有正经职业的流氓无产者来说，即使工作队不去发动他们，他们也会“积极主动”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因为土改运动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合理合法地控制乡村无疑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以，与其说他们是投身土改运动，倒不如说这场革命完全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在这里，“投身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为投机革命，“在土地改革中，尽管一般贫农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上）部分翻了身，但主要得到好处的却是农村干部与流氓分子”。熟悉农村的赵树理指出了其中的危害性，“要是大多数正派人都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时候，就依靠他们出来做积极分子，或是让他们当了领袖，他们更会把别人踏到脚底下，工作一定要搞坏”。

虽然土改中充斥乡村基层政权的并不完全是坏分子，也会有着像郭全海、赵玉林、张裕民、程仁那样克己奉公的人。但是，即使坏分子占很小的比例，也会对土改的公平正义以及中共的形象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更何况坏分子并不是少数存在。这从当年的土改干部梁红文记载中可见一斑，“在整党基础上，对所属干部做一次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共查出犯错误分子191人，其中有严重问题的43人；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的有71人；违法乱纪的有14人；贪污腐化的有11人”。从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进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共就一直在不断地纠正着土改运动中的错误倾向，其中对把持乡村政权坏分子的清查列为主要的纠偏内容。中共的主流媒体对纠偏做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人民日报》等媒体不断报道土改当中的错误现象，坏分子更是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坏干部胡作乱为贫雇农不敢说话》描述了某地的一个基层干部、外号二阎王的民兵队长苗林，他贪污、搞女人、欺压群众，使群众敢怒不敢言，真正翻身的是他自己，而非农民。《贫雇妇女徐更的控告坏村干裴成才》以一个妇女的口吻来控诉基层干部：“政治主任裴成才趁我生活艰难，和我亲近。……他好搞破鞋，因为这，他女人上过吊，到现在他还搞一个破鞋。又要和我搞关系，我不同意。他丢给我票子，我骂他不要脸，又把票子送给了他老婆。后来，群众、干部酝酿，叫我改嫁。我找村长谈：我躲不开走，我同意改嫁给赵玉。村长没啥，政治主任不满意，说我要外走给赵玉，就找我的错误。”朱光潜在《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这篇学习改造性质的文章中写道：“举例来说，长安县东大村原任农会主任贪污枉法、欺压群众，调解委员吸贩毒品，都有真凭实据。……干部中并非绝对没有较坏的分子，他们的工作也并非绝对没有偏差。”不论是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像朱光潜这样的旁观者，都发现了坏分子作为土改衍生病毒的存在。endprint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到了被他称为“游民”的群体：“在这一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㈣可见，中共对这一群体的特性和危害是有着比较清醒的分析和认识的，但是那个时候“游民”还没有得势的机会。当坏分子从个别行为上升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中共高层领导对此纷纷发表看法。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做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例如多分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等，那是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朱德在《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有些地方土改很不彻底，……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甚至毛泽东也对此有过密切的关注，他在围绕土地改革的讲话《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谈到了对坏分子的处理意见：“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从坏分子受到的关注程度，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有力地推动土改，发动者必须要在农村开展宣传以营造出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而对阶级斗争的引导与煽动，与这些坏分子的价值取向所暗合，“这种阶级斗争使一部分人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最具好战精神，反对有威望的前领导人，其中很多新的地方掌权者是年轻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是没有文化的恶棍。有些人利用运动攫取权力，忌妒成性，强奸偷盗，牢固确立自己和老朋友的地位，并表明自己是绝对忠实于阶级斗争的行动者”。土改的亲历者在回忆文章中谈及了土改中以权谋私的问题——“经过调查，我发现群众对农会主席康某颇有意见。这个农会主席利用主持农会的权力，私受地主家属的贿赂，与地主勾结，私下保证帮助地主过关。此人能说会道，很能蒙蔽一些人。”“我再次走访了几户贫雇农。他们反映康某与他人合谋分取地主的水田，廉价购买地主的衣服，还与个别人相勾结，在群众中作威作福。”“东大村的靖生富……他本来是贫雇农出身，当了村农会主任以后，便忘了本，继承了以往保甲长作风，不替农民办事，反而随便打人，常常在地主家吃喝。甚而包庇地主转移财物，还有包庇贩毒嫌疑，他自己变成了村盖子——一村之霸。”谭其骧日记中的叶振华，“此人包庇叶兴邦恶霸地主，本人在城内任公安干事，兄振中在家集合庄东十八户隐匿事实，压制苦主，振华且威吓苦主叶凤领，苦主叶凤兴、叶玉皆为其利诱威吓，不敢诉”。阳翰笙的土改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述，王志善、覃顺宝、周彦贵等人“丧失了阶级立场，有的与地主的寡婆寡妇通奸，有的贪污群众果实，有的包庇地主、相信地主，……有的强奸贫雇农妇女，驱使贫雇农来替他铺床扫地”。亲睹土改的美国人韩丁在《翻身》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乡村坏分子及其行为，他列举了如王满喜、张洪恩、王雨来等有着种种恶劣行径的农村干部，成为土改之后的农村公害。他们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强奸妇女，强迫众多女人与之保持关系；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异己意见者，甚至达到了鱼肉乡里的程度。韩丁分析了土改之所以会培育出如此怪胎的原因，“不断紧张的战争局势和正在产生的命令主义加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农民干部身上的其他种种弱点，也开始抬头并且发展起来。……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所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抢劫、强奸妇女等”。利益与权力激发出了农民身上的人性之恶，在近乎乡村狂欢的土改舞台上，以革命的名义为所欲为。

与土改的实际情况和新闻报道等存在不一致的是，在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中，坏分子并没有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只是某一作家所选择叙述的个别现象。作为及时反映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在此类人物形象的叙事上却回避了现实，这是值得探讨的。我认为，对土改文学的创作目的，作家具有先在的明确性，不仅将作品定位于总结土改，而且要使作品发挥推进土改的作用。土改文学作为一种舆论宣传的自我定位，必然使作家有所选择、有所放弃。另外，《讲话》对作家的创作取向上有着规定性的要求，毛泽东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按照这一指示，就是要回避人民群众的弱点，体现出他们作为革命力量的进步性。但是，一些作家还是采取忠于现实的原则，在自己的文本当中对坏分子形象加以描述，这似乎已经是当时作家自由表达的最大限度。当然，这种自由是有限定的，他们一定要表现出不论是乡村群众还是土改工作队，最后必然战胜坏分子的趋势。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直以来被视为展现土改运动的经典文本，小说的土改叙述模式被其后的土改文学所继承。《暴风骤雨》出版以来，关于这部作品的分析评价文章相当丰富，但是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在坏分子张富英这个问题上，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张富英在作品的下部才“崭露头角”，作家比较简略地介绍这个坏分子：“张富英，外号张二坏，原先家有二十来垧地，爹妈去世后，他又喝大酒，又逛道儿，家当都踢登光了。”然后借钱开了一个煎饼铺，“仗着他能说会唠，能写会算，结交的又都是一些打鱼摸虾的人物，在屯子里自成一派”。萧祥离开后，张富英积极参加斗争，能打能骂、敢作敢为，因为斗争积极当上了农会主任。张富英掌握了元茂屯的权力，并成功地将郭全海等人赶下台，他与他的狐朋狗友——唐士元、李桂荣——成了元茂屯的统治阶层。这些人把持元茂屯的政权，扭曲土改政策，对富农只是政治上斗争，却分了中农的财产；没收来的财物也不分给农民，他们几个人卖掉，然后吃掉喝掉，或拿这钱做买卖，甚至放高利贷给农民；张富英让自己的情妇小糜子当妇女会长……张富英等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反土改之道而行之，将中共发动的旨在保障贫雇农利益的土地改革运动，演变成为了少数坏分子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蔡天心指出：“二流子张富英窃取了农会大权，把郭全海等人都排斥于农会之外。这在现实中当然完全是可能发生的。”endprint

作为土改运动的参与者，周立波对叙述对象相当熟悉，他亲眼目睹了乡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左”倾的错误倾向以及乡村政权被坏分子窃取的现实。在《现在想到的几点——下卷的创作情形》一文中，周立波谈到：“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的捎了几笔，没有着重的描写。没有发生大的偏向的地区也还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选择了后者，作为表现的模型。”对张富英等人的描述，就像小说中描写的士改中的扫堂子、侵犯中农等过激行为一样，在表述上是一带而过的，周立波显然不愿意违背事实与艺术真实而漏掉这些，但是他更不想过多地纠缠这些错误倾向。所以，当萧祥再次回到元茂屯之后，张富英等人的劣迹马上败露，手中的权力很快被剥夺。周立波对张富英等人的身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李桂荣是国民党的特务，张富英是国民党特务的外围分子。这样就将张富英等人从人民群众的阵营中划了出去，所要表明的就是他们对土改的破坏行为、对人民的欺压，源自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周立波将人民群众与张富英等人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也为自己对张富英一类的形象以及他们恶劣行为的叙述，取得了主流能够给予认可的合法性。周立波既想在限度允许的范围内表达真实，又想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政治的要求，使得张富英这个形象及其结局的叙述显得非常生硬。

如果说周立波对张富英的塑造囿于政治约束，存在符号化毛病的话，那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正典，则是比较真实的形象，无论足立场还是行为，作者都把张正典作为普通的农民来叙述。曾经是革命积极分子的张正典，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一分子后，不仅自我心态发生了变化，而且治安员的身份使主钱文贵觉得有利可图，他在钱文贵的诱惑下做了地主的女婿。在权力与利益的刺激下，张正典逐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坏分子——在与刘典的土地交换中蛮横霸道；包庇钱文贵，反对农会将其划为地主；向钱文贵通风报信，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群众的呼声下，张正典治安员的职位最终被罢免，一个堕落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政治规定下的书写，也是符合中国人道德判断的表述。虽然张正典要比张富英更为真实可信，但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两部小说中，对坏分子的叙述只是点缀，而不是主题。与周立波的“欲说还休”和丁玲的“蜻蜓点水”的表达不同，赵树理对坏分子的质疑是鲜明而强烈的。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作品中，赵树理对解放区经过重构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领导者，毫不犹豫地投了不信任票。虽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土改运动之前，但是在减租减息的政策背景下，解放区已经开始打击地主并建立了中共主导的乡村政权。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在一个案件的促动之下构思完成的，小说的主要形象都有原型——年轻貌美的姑娘智英祥是乡村受到众男子追逐的对象，她选中了岳冬至。但是村长是个流氓恶霸，千方百计企图占有智英祥，屡次碰壁之后，村长迁怒于岳冬至。最后他们私设公堂，逼迫岳冬至承认与智英祥的自由恋爱是腐化，要求他与智英祥分手。岳冬至拒不承认腐化，也不愿意与智英祥分手，结果遭到村长等人的殴打致死。虽然小说并没有完全依照现实故事来叙述，而是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的“妨害婚姻法治罪”宣传结合起来，将其改造为小芹和小二黑爱情婚姻波折的故事，并且赋予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但是对恶霸村长却没有轻易放过的意思。《小二黑结婚》从现实到小说，大多数情节，甚至最后的结局部被改造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金旺、兴旺之流。赵树理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作家不仅将现实中那个村长的恶行全部搬到了金旺的头上，而且还叙述了金旺自其父亲一辈就已经劣迹昭彰了。金旺、兴旺被看押之后，同村人控诉他们的罪状包括霸占别人产业、逼人上吊、奸淫妇女、强迫民兵捆人等共五十六款之多。“在这里，作家的讽刺，不再带着善意和热性，而是怀着刻骨的仇恨，无比的愤怒，这是一种毁灭性的讽刺。”从这个角度来看，《小二黑结婚》除了结婚的线索，对以金旺这样坏分子为代表的乡村基层权势者的批判与否定是另外一条线索。《小二黑结婚》之所以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认为不仅在于读者看到了小芹和小二黑圆满地自由结合，而且也看到了金旺、兴旺这样的恶霸受到了惩罚，长期生活在乡村恶霸阴影下的老百姓通过小说的叙述得到了慰藉。谭其骧的日记为此提供了佐证，“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由此来看，金旺、兴旺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乡村中是有普遍性的。

在《小二黑结婚》之后的创作中，赵树理延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如果说金旺是“天生坏种”的话，那么在《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作品中，赵树理探讨了良善之辈是如何演变成坏分子的。《李有才板话》形象地展现了小元这个乡村底层农民的行为心理的变异。小元家穷，一直受阎恒元的欺压，在反对阎家父子压迫的斗争中表现积极，但是一旦他成为了乡村统治阶层的一员后，很自然地也开始欺压他原来的阶级兄弟——“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小元的前后变化深刻反映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人的变异，这种变异的普遍性对于乡村来说则意味着要一直处在被奴役的地位，虽然小说中这种情况在工作员老杨到来之后发生了改变。与批判金旺那样的人物相比，赵树理对小元这个人物的叙述更为着力，而《邪不压正》对小昌的情感态度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小元一类人物的进一步否定。

与其他的土改小说不同的是，《邪不压正》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土改的正面描写上，作家集中笔墨展现小昌和小旦这样的坏分子。“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赵树理直言此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在老区土改总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展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这篇……就是为了提醒这一问题，使结束土改时不上他们的当”。在土改之前，地主尚未被打倒的时候，小旦是地主的狗腿子，在软英与刘锡元儿子的婚事上，小旦仗着地主之势，半是保媒半是威逼。等到土改工作队来到之后，他却改头换面成了积极分子，依然是横行乡里的角色，这个时候又为掌了权势的小昌的儿子去保媒，要娶的还是软英。耿西指出：“透过小旦的活动，使我们了解了农村土改发生偏向的真实面貌是：由于我们农村支部的政策路线不明确，上了流氓分子的当，把事情做坏了。”当然，在小说中这些被做坏了的事情最终会得到正确领导下的纠正，但是实际情况中未必所有的错误都会得到改正。“群众的迫切要求，除了确定地权与生产，就是民主。……他们最反对的就是像小旦这类投机取巧、侵害人民利益，为非作恶分子。”既然群众都了解小旦的恶德恶行，但他还是成为了积极分子，可以看出土改工作队深入群众的程度。endprint

赵树理在《邪不压正》当中巧妙地设置了小旦和小昌两个坏分子形象，不仅表明土改之前的坏分子会摇身一变成为权力的占有者，而且那些原本贫苦的农民在获得权力之后，也会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钱理群在评价《邪不压正》时指出：赵树理“把他的创作中的批判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供了与丁玲、周立波以歌颂为主的前述小说不同的另一种土改景观”。作为洞悉乡村的乡村之子，赵树理的文本呈现出冷静的思考与深深的忧虑。无独有偶，方纪在《老桑树下的故事》中也展现了坏分子混入革命，以及积极分子的腐化变质。地主侄子兼走狗的何文祥能说会道且写算精通，在农会主任何根造的保举下，他不仅当上了村长，而且还被吸收参加了党。地主的狗腿子加入了共产党，方纪的这一叙事不仅质疑了工作队的辨人能力，而且也体现了坏分子的隐藏之深。穷苦农民出身的农会主任何根造，在抗战胜利之后开始为自己的家庭私利打算，换房子、换家具，争取更多的土地。王力在小说《晴天》中也叙述了小元、小昌一样的人物——曾经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杨大啦，当上农救会会长之后，没有经受住地主的拉拢诱惑，成为了地主的帮凶，开始欺负其他农民，“也学会了出口熊人举手揍人的一套本领”。

周扬对赵树理在变革时期对农村问题书写的独特性给予了肯定：“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他进而指出：“赵树理对土改当中坏分子的描写，绝对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来自乡土并自觉服务农民的赵树理对土改的叙述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王春曾谈及赵树理的身世经历：“从有他到抗战开始的三十年间，他的家和他自己是一直呻吟在高利贷债主的重压下的。被债主扫地出门的威胁，他经历过。不得已几乎卖掉妹妹的惨痛，他经历过。大腊月天躲避债主的风寒，他受过。总而言之，他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儿子，他真正知道农民的艰难是什么味道。懂得农民，自然也就懂得地主、懂得农村的经济生活，知道农村各阶层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着的。”㈣如果说在这些小说当中还有虚构成分的话，那就是关于坏分子的结局下场。赵树理一方面受传统小说模式——坏人必遭惩处——的影响：一方面也只有这样的结局才能被主流所接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有形的地主是容易被打倒的，群众斗争他们有着政治上的依靠，但是对于腐化干部、流氓无赖来说，能最后够被治理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新时期之间的土改文学对坏分子的处理，几乎都采用了“张二坏”的结局模式，八十年代以来的土改文学对坏分子的叙事却没有循此前行。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张炜的《古船》、宋歌和舒虹的《月晕》等一些土改小说中，坏分子的日子显然比在周立波等人的文本中好要过得多，他们“逃脱”了被惩处的规定性命运。

勒庞把革命大众分为两类人，除了农民、商人等安守秩序的一类，“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盗贼、乞丐、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有这些人构成了起义队伍中最危险的群体。”“对惩罚的恐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只能收敛他们的犯罪倾向，一旦当惩罚的危险消失，他们邪恶的本能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帮凶犯。”土改运动作为一场社会革命，颠覆了既有的等级与规范，“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不受约束的危险群体打着革命的旗号在非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凤伟的《小灯》中的胡顺因是村庄中最穷的人而被土改工作队选为发动对象，他凭借着自己雇农和民兵的身份，向村里的地主索要财物，“从胡树召家‘借了棉衣，从胡起成家‘借了一双大头鞋，从毕子通家‘借了一顶狼皮帽”。虽然胡顺只是一个民兵而非什么领导，但他却能出于“本能”地用身份来满足私欲了，他的这些行为最终也没有被认为是非法的。《月晕》中的流氓无赖黄九子得势之后，什么法律、政策，他全然不顾，为了讨好自己的情妇而直接将富农周宏宝及其家人抓了起来关进了菜窖。土改工作队员李大包竟然完全支持黄九子的做法。黄九子甚至扬言：“现在我说丁就是丁，我说卯就是卯，我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我说谁是贫农谁就是贫农。你九哥现在是金口玉牙了。”“我黄九子说的话就是王法！现在黄亮屯是我的天下，我说治谁的罪就治谁的罪。”胡顺、黄九子这种典型的阿Q式的革命，彻底暴露了乡村人的革命动机，也完全将国家大义等同于个人的私欲，“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除了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没有任何理想，什么理论呀、原则呀，他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当然，对于这种行为忽视或者鼓励，也是发动农民起来的一种手段。《月晕》中的马队长是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以其敏锐洞悉了黄九子的本质，但是为了群众运动能够顺利开展，他只能任其行事，并且认为，“河水浑了，总有澄清的时候，泥沙沉下了，才能最后分清何者为泥、何者为沙”。所以黄九子一类人并不一定会被清理出革命队伍，甚至遭到更为严厉的惩处。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中记录了坏分子统治的专横和对利益的侵占——支部书记王绍贞，贪污腐化，占有胜利果实，并苛待群众；村长王喜堂，被指责利用职权为自己谋求私利；支部组织委员王来山“专横跋扈”，“利用职权占用好房”；干部王池勇随便捆人打人，并污蔑得罪他的人为“敌特”；干部王文堂，从好人到自私自利的变化；等等。与韩丁在《翻身》中描述的此类干部被惩罚而得以改正不同，在柯鲁克夫妇的记述中，这些坏分子虽然经过土改复查受到触动，但依然把持着乡村政权，王绍贞依然是书记，因为别人没有能力，王喜堂不当村长而成为农会主席，依然还是领导阶层。

土改中得势的坏分子很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占据乡村领导权位。“这种阶级斗争使一部分人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最具好战精神，反对有威望的前领导人，其中很多新的地方掌权者是年轻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是没有文化的恶棍。有些人利用运动攫取权力，忌妒成性，强奸偷盗，牢固确立自己和老朋友的地位，并表明自己是绝对忠实于阶级斗争的行动者。”张炜的《古船》是对洼狸镇几十年变迁的叙述，其中涉及了土改以及在此运动中“出人头地”的赵多多。他因贫穷与积极而成了土改中“得势”群体的一员，个人欲望得以宣泄，比如用威逼恐吓的手段强迫占有妇女等。这并未使他受到任何惩处，相反他对权力的把持一直持续到新时期，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依然是洼狸镇权势与财富的代表。《故乡天下黄花》塑造了赵刺猬和赖和尚这两个得势的乡村无赖，在取得土改工作队的信任之后，他们疯狂地批斗与自己有仇的地主、抢夺地主的钱财、结束地主的生命，甚至以革命的名义来猥亵地主家的妇女。即使这样，工作队长老范依然“觉得赵刺猬、赖和尚这两个积极分子不错，等过完年回村，可以发展他们入党了”。从此，这个村庄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天下了，直到被更加流氓无赖者取代，而非被政府所惩处。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的流氓无产者赵北存，在乡邻眼中，他“身上裹着一层死狗烂娃二流子的壳儿”。赵北存懒、偷，对女人耍流氓，区长刘昆却认为他头脑聪明、能说会道，适合土改工作的需要，于是赵北存入了党，当上了支书兼生产队长。不仅如此，他还数次当选各级劳模，甚至曾受到毛主席接见。乔良的《远天的风》中地主家庭出身的黑廷贵，因家道中落沦为贫民，由贫民而成为流氓无赖。因为表现“积极”，在土改中混得顺风顺水，“他入了党，当了贫协主席，又当互助组长，又当合作社长，又当梯子岭大队支书，又当水牯岭公社书记”。他不仅没被惩罚，而且还步步高升，叙事中充满了讽刺与无奈。endprint

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不值得我们去追问了，赵多多、赵刺猬、赖和尚、黑廷贵这样的人物形象，却是在新时期文学中广泛存在的，此种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土地改革某种后果的追问。正如贺仲明所说：“土地改革及其后的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即是说，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

在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中，与对坏分子的结局模式简单化处理相一致的是，在人物性格与行为心理的描写上，也存在程式化、简单化的问题。在周立波、赵树理等人的笔下，不论是张二坏还是小旦、金旺，他们不是阶级敌人就是天生的坏种，缺乏对他们性格心理及其发展的细致刻画。新时期的土改文学对坏分子形象的展现，更加注意行为心理的发展变化，把他们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像金旺那样“子承父志”的天生魔鬼。这种叙事与文学向“人”的回归潮流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传统土改文学中对人塑造得过于符号化的校正。

八十年代以来的土改文学很注重描述那些在土改中，在批斗地主、抢夺财物，甚至猥亵强奸妇女方面都很疯狂的坏分子的童年经历，往往用童年的恶劣生存境遇来解释他们的性格心理与行为动机。《月晕》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流氓无产者黄九子的成长历程——他出生不久，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则是出名的懒人，不照顾他，后来竟然离开了黄九子，神秘地失踪了，黄九子是靠着乡邻的救济活过来的。没有吃的黄九子就与猪争食、与狗争食，有时饿得急眼了，就啃墙头的土、嚼路边的青草。“……夏天光着腚到处跑，见啥吃啥：柳树上的绿虫子、房檐下的蜘蛛……一到晚上，走到哪里困了就在哪里睡，柴草垛、粮仓、狗窝……”“年岁稍长，他就是赌场中的常客了。赢了自然喜欢，输了他就和人家动刀子”，“有时实在是手无分文了，他就去偷，不知有多少人家里的鸡架被他半夜时分端了窝子。猪也偷过，马也偷过，数不着念不到的他都偷过。”当偷来的太慢的时候，他就拿着斧头去抢劫，甚至去做了.土匪。而且趁着村里女人睡得迷糊的时候，假扮人家丈夫，去偷了不少女人。就是这个为整个村庄所不屑的人，因为贫农出身与对土改的极大热情，被土改工作队相中列为积极分子。掌握权力之后，黄九子被生活所折磨得扭曲了的灵魂开始寻求报复。美国学者艾·弗罗姆认为：“反应型暴力行为也可能是由压抑引起的。当某种愿望或需求遭到压抑的时候，我们就可在动物、儿童和成年人中看到这种攻击性行为。”当然这种攻击性行为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作为群众运动的土改则提供了释放压抑的途径。“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黄九子一样的人物在当代土改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他们的得势对乡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古船》中对赵多多的成长描写是粗线条勾勒式的——赵多多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像鬼魂一样在街上漂游，什么都吃，勉强活了下来。土改是他“转运”的开始，他成了全镇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备受压抑与屈辱的扭曲心灵，一旦有机会将释放出强大的负能量——对周遭的疯狂报复，“他有了枪，见了活动的家畜就想打。夜里捆绑地主，他用力地勒绳子；拷问的时候，他就伸了香头去触”，其心理变态程度可见一斑。小说中那个土改干部王书记，他对于残酷的刑罚是非常反对的，他说：“发动的是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发动一部分人的兽性！”这是比较恰当的对赵多多之类的批评。与黄九子、赵多多一样，《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赖和尚也经历了困苦的成长历程，他“从小跟他娘要饭长大。长大到二十多岁，还没娶上老婆，便成了街上的赖皮光棍”。所以，当工作员老范问赖和尚斗地主过不过瘾的时候，他说：“怎么不过瘾？比看戏还过瘾！过去见地主都害怕，原来地主也有熊的时候。我去抓李清洋、李冰洋，你知道这俩家伙叫我什么，叫我‘大爷，我用红缨枪逼住他们，一连让他们叫了斗‘声‘大爷！”赖和尚这样的人翻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彻底颠覆既往在经济、威望、权力等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地主权威。与赖和尚等人的出身不同的黑廷贵，经历更为丰富，虽生在富裕之家，但是父亲被人杀害后家道中落，母亲死去，姐姐被军人拐跑，家产被亲戚侵吞，他最后被赶出家门。“起先还要脸面，不肯讨吃。到后来连狗食都抢着吃。，在这样的境遇中，被折磨的灵魂生发出深刻的仇恨，“他恨所有比他有钱的人。恨狠了，就拿这些人家的鸡鸭鹅出气。不是狗上吊，就是鸡淹死”。土改之后，掌握权势的黑廷贵终于可以不拿鸡鸭出气了，发泄愤怒的拳脚都落在了那些他所仇恨的人身上。罗素说：“一种过于违反自然冲动的生活是一种可能带来种种紧张结果的生活，它完全可能会像沉湎于被禁止的冲动一样地邪恶。在违反自然的状态中生活的人们，大概充满了嫉妒、邪恶以及所有的冷酷无情。他们可能发展起各种残酷的品性。”土改给这些因压抑而变态的坏分子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在这些人的统治下，一些乡村的政治迅速趋向恶劣化。

坏分子因心灵压抑扭曲而借土改之机进行报复，这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几乎完全被个人化的动机所支配，“因为土改是一个建构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一些旧的东西，包括个人的恩恩怨怨，会掺杂进来。这些相对于新秩序属于无序杂乱的东西，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借新的秩序创造进入了新的秩序中，并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所以，当黑廷贵批斗地主的时候，“特别是对那些靠他家发了财的远亲近邻，他一个都不手软。全斗得他们一个二个在地上爬不起来。”所以批斗瓜儿的时候，赵多多则狠狠地将其打死，就是因为赵多多曾经试图强奸瓜儿的女儿，被瓜儿抓住骂了一顿。郭云梦的《空屋》描写的丙叔与地主六爷之间的关系，与此同出一辙。丙叔欲强奸六爷女儿未果遭六爷老拳，土改时丙叔狠命批斗六爷欲置其于死地。不论是四、五十年代还是新时期的土改文学，都展现了坏分子行为动机当中的个人私欲，但是两个时代的小说在对“私欲”内涵的阐释上是存在差异的。在《暴风骤雨》《邪不压正》等文本中，“私欲”是指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在新时期的小说中，“私欲”除了权力和利益这些表面的东西，更强调人的内心当中更为隐秘的动机。与四、五十年代相比，新时期的土改文学用对人性恶的内在展示代替了行为恶的描述。《暴风骤雨》中的张二坏与黄九子、赵多多、丙叔等形象相比，则更像是一个符号，而非深受土改运动影响的乡村人。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谈及了坏分子吴良和吴明，两兄弟因不善耕作而一文不名，受到村人的轻视，他们总是替人出壮丁而换取钱财，因为当国民党兵时被解放军抓俘虏而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战争胜利后，他们自然成为了功臣，被任命为林村的村长和副村长，后来吴良又升任副乡长，吴明升任村长。这给吴氏兄弟提供了报复的大好机会，“1951年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在他们兄弟俩的眼里，正好可以当作借口，报复以前鄙视他们的人。村里变得像个恐怖世界，并且埋下日后仇恨的种子”。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吴家兄弟手中被扭曲了，“林柏亭只是个富农，吴家兄弟却当他是个地主，很残酷地迫害他”。对于坏分子出于个人私欲报复乡村的文学描写来说，社会学的记述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与例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的土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真实。

坏分子是土改最积极的参加者和拥护者，在这个运动中，他们从生存层面到精神层面都被拯救了，“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否定掉卑微，向周围的人群讨回尊严，所以他们热衷带来颠覆性改变的土地改革。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只意味着报复别人的机会，无关国家民族大义，“任何时代的革命必定要在这些社会糟粕中补充新生力量，这些人只热衷烧杀抢掠，对于他们宣誓捍卫的事业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要是他们觉得在反革命的阵营中可以获得更多杀人越货的机会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投靠对方”。如前所述，土改发动者认识到并采取了及时的调整措施，但是随着与国民党战事的愈发紧张，土地改革需要更深入的推进，这个问题被忽略。另外，土改工作队作为乡村的外来者，对乡村的陌生多于熟悉，可以想见，李大包那样的工作队员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当土改工作队撤走后，坏分子便再也没人追究了，于是在土改之后未来的一段岁月里，他们往往会成为了赵多多、赵北存那样一直控制乡村的权势人物。

（责任编辑：吴景明）endprint

　　新民网23日上午通过网友提供的链接进入该男子的博客，发现在这个名为“刚果王子――小兔/琼瑶笔下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子”的博客空间上，博主的自我介绍里自称“神的孩子爱名牌”、年龄23岁，家住，兴趣是吃喝玩乐、开快车、买名牌等。

　　被网友戏称为“小龙少爷”的博主自2005年9月开始写网络日志，基本内容是描述自己日常的奢侈消费，除不遗巨细地罗列出具体、价格外，还附上各种自拍的图片。在日志中，“少爷”声称自己是“YSL大中华地区代商未来老公”、一个月赚30万，“钱都是自己赚的，而且养了整个家族”、“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刷刷刷~~~刷掉老娘(指其母)14万5780 港元”。对自己的露富心态，“少爷”毫不讳言：6月25日发表的一篇日志记录了他和“老婆”在香港坐保时捷敞篷跑车，“热的要死的在维多利亚港旁游车河，老婆说为什么一定要开敞篷，我说给你节约油费不好啊，我说我在上海开车也不开空调全部开窗的，其实明显是为了露富心态……”

　　网友“短路的猫”表示认识现实中的“小龙少爷”，指他写的东西，和他的实际情况差很多，有很大水分。“短路的猫”表示“小龙少爷”家的确挺有钱，但没有有钱到他在博客里吹嘘的地步，他本人也没自己说的那么能干，可以自己赚钱甚至养全家，只是在他爸给他开的公司里当老板。“短路的猫”指该男子就知道花钱买名牌，说话刻薄，“是个没长大的被人惯坏的孩子”。

　　网友批其品味像暴发户

　　新民网浏览博客以及论坛上的留言，发现大多数网友对“少爷”持鄙夷态度，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奢靡消费、炫耀名牌的生活态度;其貌不扬但自我感觉极其良好。

　　“小龙少爷”将大量名牌堆在身上、在照片里搔首弄姿的自恋举动不禁令人联想到前段时间的网络红人“毒药”。但看过两人照片的网友多数认为“小龙少爷”无论外表、气质和品味都与“毒药”不可同日而语，认为“毒药”展示的照片虽然也有炫耀名牌的嫌疑，但艺术品味良好，起码令人赏心悦目;而对“小龙少爷”，则毫不客气地用“猥琐”、“暴发户”、“恶心”来点评。网友“是绿子不是直子”表示：“名牌穿到一些人身上，让我心生向往之，欲随其追求之;穿到另一些人身上，却让我情难自禁的想要‘故作清高’一把，赶紧划开我和名牌的界限。不是我仇富，而是我替本身优雅高贵的名牌们不值，委屈。”网友“以安为安”则认为：“我真觉得他骨子里很自卑，不然为什么要靠名牌来显自己。”

　　对于网友称其为暴发户、没品位，“小龙少爷”在博客上回复称：“暴发户是事实，说明发的厉害，人们说暴发户不好，无非就是那些自以为有文化，那像我这个有文化的暴发户有什么不好的，品位呢，整整一个集团公司全是靠我的品位选货在吃饭，如果说我的品位有问题，也不会有现在的事业了。”

　　自称鄙视穷人小白领

　　“小龙少爷”的博客文字语气嚣张，“穷人的世界真恶心”之类豪不掩饰的对“穷人”的鄙视字眼比比皆是，更引起网友的反感。他在日志里描述自己开名贵车的时候，会感受到“公交车上探出窗外愤怒的眼神”。白领、小资也属于“少爷”鄙视的范围。他在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日志中用恶毒的语言大肆批评一个普通白领，嘲笑别人“才赚区区4，5千了，就自许为白领，花花半个月工资买买LV钥匙包，就把自己当贵妇，竟然还把那2千多元的东西拍了照片发，到处炫耀---穷人也能买的起LV啦，社会主义好啊!”在一篇记录被偷包的日志里，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世界上一直存在着贫富差异，那我以后的名牌包包还要被偷，车车一定会被开QQ的人划到，买东西永远要被占!所以为了不让我的名牌包包在被偷，我发誓要做个慈善家，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小龙少爷”在05年1月26日发表一张名为“小龙~行为艺术”的照片上，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燃香烟，更引起网友的抨击。

　　新民网连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货币经营处综合科，一位王姓先生表示，用人民币来点烟的行为很严重，已经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章第十九条：“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禁止出售、购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王先生向新民网表示，如果证明该男子点燃的是真币，公安机关可以追究其责任，故意损坏人民币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所燃的是假币，公安机关也可以向其追查假币的来源。王先生对于用人民币点烟的行为颇为气愤，他表示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故意毁坏人民币属于侵犯中国经济利益问题，除了触犯法律，还是没有道德、没有民族感的表现。

　　新民网23日下午试图再次进入“小龙少爷”的博客空间，发现已被设置访问限制。

　　新民网连线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俊教授，顾教授听闻“小龙少爷”博客的事情后，认为此事“很无聊。有钱就有钱了，炫耀干嘛;炫耀就炫耀了，干嘛去骂(穷)人?”顾教授认为此人精神可能不正常：“有钱的人多了，哪有像他那样空虚的?”他认为，网络上不断出现的这类因崇富仇穷论调出位的“红人”，其行为越出常情，没有人会认同，也就没有争论的价值，对此一笑了之即可，不值得网友加以关注：“他这样做就是希望别人来关注，骂他就是上他当了。”

　　1、穷人就是穷人有什么好吊的!

　　2、为什么我永远是别人嫉妒的对象。答：太吊呗~

　　3、自己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摆在哪里都是别人嫉妒的对象，可怜的人都会为自己找借口：他是个败家子而已，如果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可以和他一样挥霍。可惜啊，我不但养整整一个家族，挥霍的也全是自己赚的钱，一路走来全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于那些只会叫啊叫的穷人而言，有那么多时间嫉妒到不如想想如何脱贫致富来的比较实际……

　　4、世界就是这样不平等，让我这样的人出现在世界上让人有比较，因为我年轻，有外表又有钱，无论外貌事业，花钱的能力，花心能力都是一等一的，让人望尘莫及，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人哪，佛说前世积德来世福啊……

　　5、我过我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很平常的生活，不明白有钱去挥霍有外貌去炫耀，就有被骂的原因，原因是什么，自然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心态，会觉得无法理解的自然是身在下流社会的实际意义上的穷人，拿男女性生殖器官当助词，说话与街边民工地痞流氓无异，那又是另一种精神上的穷人，2者相加，就组合成我所骂的天下之大悲大贱之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