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后美国与美国经济危机

翻遍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也无法给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找到一个哪怕是象征性解释的理由，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极具讽刺的事实，——就在斯蒂格利兹埋头撰写《经济学》的同时，世界经济正在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在斯蒂格利兹这部宏篇巨著中，我们找不见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名字，找不见金融服务业和金融衍生品，找不见信息产业的踪迹，找不见硅谷，找不见巨无霸的美国文化产业，找不见NBA，找不见好莱坞，找不见美国一嗓值百万的歌星，找不见哈利波特，找不见吉尼斯大世界，找不见美国的高尔夫球协会，找不见事实上存在的而且是规模巨大的美国司法产业、吸毒产业、卖淫产业和博彩产业……

这些各具特色又奇形怪状的产业，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近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思维和行为，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即便建设性的意见斯蒂格利兹都没有提出。所以我们既无法确切知道美国经济的真正模式，更无从知道这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美国式的经济行为，究竟要把我们带往哪里？是要给我们带来幸福，还是要把我们推向深渊？是要让人类共同富裕，还是要把人类一同毁灭？

倒是悲观主义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尽管莱维·巴特拉的分析并不全面，也不那么精准，但他的忧虑的确不无道理。1987年莱维·巴特拉发表了《1990年大萧条》，这本书的文字有限，却轰动了整个美国，并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广泛注意。《1990年大萧条》有两个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借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据社会周期率的普遍规律，分析和指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变化两者间的密切关系。他首先指出，社会周期率是客观存在，“财富与权力的显赫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社会的周期性运动。”然后他根据历史事实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支配阶级居于社会上层的时间至少占那一时代的三分之二。”这实际上等于说，支配阶级毫无节制的敛财，最终必将被被支配阶级推翻，进而以支配阶级的面貌现身历史舞台，然后是历史的周而复始。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货币扩张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总根源。莱维·巴特拉在书中以图表的形式，非常直观的分析了自1770——1990年美国货币发行量增长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因果关系。在200年的时间里，美国10年货币增长率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个历史峰值，美国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间隔大体上也是30年，这不是巧合，因为每一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就发生在那个历史峰值出现后不久。

比莱维·巴特拉更具体、更坦率批评美国经济神话的，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盛田昭夫不留丝毫情面的指出：“在美国，人们通过金钱游戏或兼并一类的方法，把资金倒腾一下，就会发大财。自己不去制造使用东西，只是摆弄金钱，舒舒服服的发财，并美其名曰‘后工业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坐吃山空，早晚有一天美国经济要变成空壳。”让盛田昭夫不幸而言中。盛田昭夫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89年，仅仅20年时间，就彻底应验了。当时的美国人并不服气，随后写了一本书《美国不许日本说不！》。在这本书里，美国人大谈特淡第三次浪潮、无烟工业，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日本，日本要更新观念，要用全新的视角看未来世界，千万不要有了点成绩就翘尾巴，要继续像小学生那样，虔诚的崇拜美国，虚心的学习美国经验，不要说“不”，这是不好的心态，要继续说“是”、说“yes”、说“嘿”。

实践至少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今天的美国人，如果重新翻开《日本可以说不！》，哑口无言之余，是无尽的酸楚和悔恨。事实上提醒和批评美国的声音不仅来自日本，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在他的《西方战略》一书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告诫美国人，“美国目前向外国债主支付的纯利息和他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润，数目比他自身在国外获取的利息、利润还多。如果美国不调整他的政策，他将不可挽回的没落，并影响世界经济，造成全面衰退。”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施密特没有使用“衰落”一词，而是使用了“没落”这样的词汇，看到这个词汇，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克思，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点不错，光明耀眼，正是他死亡的征兆。

沿着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藤蔓我们上朔，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之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必然联系。因为正是这次石油危机，才造成了美国人用以思考经济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那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便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整体性的外迁，经济逐渐呈现出服务化、信息化、娱乐化、概念化特征。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是因为油价的暴涨极大的增加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这个问题将在后边单独分析），这让美国人认识到，制造业是个很不划算的生意，投入大、周期长、耗时费力但利润却很低。相比制造业这种受累不讨好的生意，服务产业如证券业、信息产业如网络、卫星中继业务、娱乐产业如NBA、概念产业如金融衍生品，只需消耗很少一点资源甚或根本就不需要资源消耗，也没有运输成本，只要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把信息传输出去，白花花的银子就滚滚而来。这种经济行为，盛田昭夫称之为“象征经济”。

美国从来就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国家，一经尝到“象征经济”的甜头，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就被彻底征服了，随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工业的计划和部署，确定了17项需要加速商品化的新技术，22项重点开发的高新技术，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先进技术计划》，《美国技术政策蓝皮书》、《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 这实际上是一种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的哲学理念，曾经席卷世界的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事实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以后，根据美国人的观点以及美国社会美国经济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人们越来越相信，农业、工业制造业都已经变成了夕阳产业，在21世纪必将被人类所抛弃，谁能跟上并主宰“第三次浪潮”，谁就拥有了在世界上的绝对发言权。时至今日，当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根本模式，然而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被美国人美轮美奂的描述打动了，尤其是中国社会，仿佛有一种被开除“球”籍的自卑。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按照美国人当时的说法，美国经济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美国人骄傲的称之为“世纪现象”。在围绕有关谁来引领21世纪的争论中，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依靠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稳健而富有活力的金融产业、依靠符合市场机制的产业兼并、依靠经济增长的高质和高效，至少在21世纪的前半叶可以独占鳌头。然而同时我们却发现，就在美国开足舆论机器向全世界宣传第三次浪潮的时候，他真正关心是怎样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为此美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打击和征服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国，包括格林纳达、海地、巴拿马这样的芝麻粒，都能劳驾美国政府大动牛刀，而1989年以后，美国政府用兵的规模更是越来越大。

动辄以武力解决，美国政府究竟为了什么？这自然要跟美国的文化产业扯上关系。美国的文化市场很早就存在，但文化真正变成一种产业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几年前，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决定放弃日益衰落的制造业，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该市并没有举办重大体育活动的特许权，也没有获得这种特许的前景，但市官员们孤注一掷，投资85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6100个座位的印第安纳·胡齐尔体育场。……这次冒险获得了成功，印第安纳波利斯靠着这座体育场和向球队老板补贴银行利息付款的许诺，把原巴尔德莫‘小雄马’队成功的拉了过来。”这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又相继修建了大型的游泳馆、田径馆、自行车场馆以及一座容有24块网球场的竞技场。

除体育外，好莱坞（视听产业）和图书业也是美国GDP的重要来源。文化产业直接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80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就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一份可靠的资料说，在纽约市，能与华尔街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规模相抗衡的只有文化产业。显而易见，这是美国极力向全球推销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原因，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是否真就如美国人认为的那么好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十个中国人喜欢美国文化，这些人对美国文化的消费就可以让一个美国人食住无忧，当今中国至少有两亿人在消费美国文化，也就是说，至少有2000万美国人因此而成为直接受益者。有了这个分析，美国政府不惜动用军舰、飞机和导弹推销美国文化的秘密也就天下大白了，因为美国文化养活着美国人。

推销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另一大生财之道。我们知道，美国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美国政治和法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论，如果美国价值观得到全世界认可，美国的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就可以向外发展。至今没有一本书详细的阐述过美国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因为那是些除了天知地知就是你知我知的秘密，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跟吸毒、卖淫、赌博产业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五大污点，文明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分赃和损人利己。美国咨询行业的高参们就像中国大多数律师，与罪犯同流合污甚至教唆犯罪。一份公开的资料说，美国咨询产业的年营业额高达700亿美元，但有人分析，灰色的部分可能是这个数额的十倍。从克林顿竞选顾问迪克·莫里斯身上我们足以一窥这两大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迪克·莫里斯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就连身为房地产业高级顾问的他的父亲都望尘莫及。

最近20年美国的游说公司和咨询公司在全世界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兼财源滚滚，在中国也是大获丰收。与这两种产业有异曲同工之美妙，美国司法产业也是暴利惊人，有的律师提供一分钟服务就要几十上百美元。美国律师比中国的公共厕所还要多，全美国大概有110万律师，平均每350人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律师平均年收入10——20万美元。从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如果个人年收入总额是110——220亿美元，那么那些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总额至少不低于这个数额的十倍。美国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律师加竞选，假如美国价值观能在全世界普及，无疑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

纵观最近30年的世界经济，无论欧洲、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为美国经济、美国政府、美国人做嫁衣。美国手中有十二大法宝，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二是8000吨黄金贮备，三是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四是美国出产经济学上帝，五是有一个企业性质的美联储，六是有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三位一体的金融大鳄，七是美国有人莫能及的优秀文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价值观，八是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九是只有美国才能制定游戏规则，十是国际认证机构只有美国的最有权威性，十一是美国人控制着互联网，十二是超级强大的美国军事实力。

这12大法宝就是美国手里的12张牌。有时候，某张牌看起来很滥，但只要与其它牌组合使用，就会变成一张好牌。譬如美元贬值会降低美国人的国际购买力，这对进口和消费大国无疑是极端不利的，但美国可以借机以很高的价格抛售黄金，既可以从黄金交易中狠赚一笔，又能有效地回收美元。美国回收美元，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手里的货币，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别人手里的货币，一正一负，美国从中赚了双倍。同时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减少了，美元自然又坚挺起来，而金价必然走低，于是美国回过头来，在以低价吃进黄金。假如想让效果更好一点，组合牌多出几张就是了，金融炒家、经济学家、美联储从旁一配合，那就做的天衣无缝了。这就是美国和美国人敢于花钱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有这12张牌在，美国人可以什么都不干，只要创新理论研究出一些新经济概念，然后推销给全世界就足够了。耐人足够寻味的是，这一切，斯蒂格利兹在他长达百万字的《经济学》中只字未提。

第一章 美国为何要放弃制造业

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35%，美国是石油进口国，这种跳跃式的价格上涨，让美国一夜之间增加了1000多万穷人。在1970年代的美国，存在着四个阶层，富人、白领、蓝领、无业穷人，其中蓝领阶层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0%，蓝领阶层其实只是个泛称，这个阶层内部按收入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级的技师属于蓝领中的高收入阶层，这种工人知道在那里划圈，划个圈只值一美元，但知道在那里划圈值9999美元；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占中间，普通工人比如流水线上负责组装的工人都是低收入者，油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损害最大，一觉醒来后他们发现，平时买得起的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昨天那些高档消费品的价格。

1967以后的美国，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一直并存，美国的失业率乘美国的人口基数，恰好等于美国穷人的人数，大致上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但有工作的普通蓝领工人生活大体还过得去，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扩张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了物价上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通货膨胀是一种惯性，这是凯恩斯的一大发明，目的是为了制造需求拉动增长的效果。这种通货膨胀也可以称作温和的通货膨胀，两种因素相互一抵消，工人们多少还有一点赚头。但如果不加遏制，任由这种通胀持续下去，也是非常可怕的，美国恰恰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通胀增长率连续两年以、.org的顶级域名的分配。这等于告诉我们，ICANN认为它是在免费为客户们义务工作，虽然ICANN靠域名敛财是不争的事实，域名贩子瑞恩·杰克逊在他的《域名评论》一书中披露，2005年以后，域名注册每年给ICANN带来的收入不下3000万美元，而它每年收取的年费可能多达3亿美元。至于美国的网络运营商VeriSign，从COM、NET、ORG中更不知赚了多少，自VeriSign与ICANN签下了代理协议，股票的价格不到数月就从几美元冲过了200美元。

有人指责ICANN与VeriSign联手敲诈消费者，但这又怎样？既然ICANN认为他仅仅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那么它就有权利自由寻找合作伙伴，同时也有权利随时中止与任何一家客户的合作关系，把这家客户的IP地址从主根服务器上删除掉。对于普通的网民而言，在一家网站上的IP被删后可以另择一家网站，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这个国家的门户网站的IP都被删除，这个国家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虽然客观上不存在ICANN封杀欧洲客户的可能性，但欧洲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一直要求ICANN与客户签订正式的商业合同，而不是目前这种既非商业性质亦非官方性质的无法律效力的草签。欧洲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的目的很明确，一是通过正式合同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伤害，二是即便因某种原因受到了伤害，将来也能通过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索赔。但ICANN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美国政府则明确指出，美国商务部对顶级域名清单有最后准驳权，美国政府绝对不放弃对主根服务器的控制权。

对于美国政府的强硬声明，有人指责美国是搞霸权主义，一是借助主根服务器控制世界，二是垄断性经营互联网。应该说这两种因素的确都存在，而且不特如此，在计算机的系统软件上，也存在着以上两种因素。除微软、因特尔、苹果等少数几家美国公司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开发的应用软件，都可能会因为缺乏系统软件源代码而发生与系统软件互不兼容的现象，譬如，河北省人事厅设计的计算机等级考试系统，与微软的系统软件就存在冲突，使用河北省人事厅的这套软件之前，就必须卸载微软操作系统。印度号称软件大国，全世界70%的软件都是由印度开发的，可是，软件的核心程序也就是涉及与源代码衔接的那一部分程序，都是由美国公司在绝对保密状态下单独完成的。这不由得会让人想到可口可乐那间密室，只有在饮料中勾兑了由这间密室里提供的“味精”，这种饮料才叫可口可乐。

2004年后，微软虽然公布了部分源代码，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可口可乐公开“味精”中的大部分成分一样，准确的说，只要其中一种成分不公开，那么部分公开与不公开没有任何区别，缺一不可。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获得源代码并非很困难的事情，一些天才的程序员完全可以破解源代码的秘密，但是，由于美国法律为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即便破解了源代码，也无法使用，否则就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源代码事实上就成了企业和国家最有价值的商业资产和战略资产，就这个道理说，微软出售的实际上是源代码。软件和源代码的关系就好比巫师与咒语一样，真正值钱的是咒语而不是巫师。假如先入为主的商业规则不改变，那么我们无论怎样气愤，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没有办法，因为互联网技术起源于美国，并在美国发展起来，除非我们不打算参与电子商务和网络生活，否则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另起炉灶，再下一代互联网建设上捷足先登。

辩证的分析，美国的做法虽然让全世界感到难以接受，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或则说，如果互联网技术不是起源于美国而是起源于俄罗斯、欧洲、日本或者中国，这些国家肯定也不会放弃既得利益，道理很简单，谁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与全世界共产。

以往我们讲知识就是财富，这只说对了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知识就是权利，谁掌握了某种新知识，谁就在该领域获得了主宰别人的权利。譬如美国率先掌握了信息技术，自然就拥有了在信息领域发号施令的权利，在商业时代，规则永远青睐先行者，比如中国人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目前第八代激光照排系统已经抢占了全球90%的华文市场，那么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中国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展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可能不会再由一家垄断，它可能会像电话网一样，不需要一个总的中枢控制系统解析，城际间就可以自由访问。

近年来，GPS已被中国人广泛的熟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无线电导航、定位和定时的多功能系统，但至于这个多功能的系统其功能究竟多在哪里，不要说普通的中国人搞不懂，就连美国政府也不一定都搞得懂。从理论上说，美国的电子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必须遵守美国法律，除了要完成美国国防部及情报机构交办的规定“动作”外，不得在芯片和软件程序中作任何手脚。而问题却在于，芯片上密密麻麻的电子管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程序语言，就跟众说纷纭的《红楼梦》一样，“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如果芯片设计者或软件程序员精神不健康，或者在电子管上做点手脚，或者在程序上做点手脚，美国的核武器没准会满天飞。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忧虑，早在十年前美国军方就发现，美国核武器实验室数据库里有黑客们留下的足迹，而2006年，5名15岁至17岁的少年干脆就大摇大摆的进去旅游观光，美国政府也许并不担心他们真的有能力开启核武器，因为破解开启核武器的程序比开着汽车上月球还困难，但美国政府却担心这样一些问题，一、那些电子管的作用是否真的就像设计者描述的那么真实，这些设计者会不会给自己留着暗道，既然他们可以帮助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做手脚，那么他们如果额外的再添加一点悬念，不也同样是神不知鬼不觉么？客观地分析，那些电子管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设计者本人心里最清楚，因为芯片跟人脑是性质完全相同的东西，每一个电子管就好比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除了表象外，没人知道其潜在的本性。二、这些电子管的集合，会不会像人脑一样，在外界某些特殊因素的刺激下突破理性界限，或者运行到某个生命节点就会自然变异。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福音，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子工程专家敢于否定这种危险性，相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他们对人工智能潜在的危险性越来越表现出不安。三、支持操作系统的程序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早在视窗“95”推出时，澳大利亚军方就发现了该软件有个神秘的文件包，会自动的向微软总部发送信息，而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黑屏”事件，则让微软恶意操控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秘密大白天下。

“哪有那么多和平，我眼中看到的都是危险和威胁，”张召忠将军在接受乌有之乡采访时说的一席话并非杞人忧天。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虽然有些国家已经能够自主研发CPU，但他们却无法摆脱互联网和GPS导航系统完全由美国控制着的现实：一、这些国家自主研发的CPU如果不能与互联网和GPS导航系统兼容，就必须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网络和卫星导航系统，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目前欧洲、俄罗斯和中国虽然都拥有了或正在构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但由于在转为民用时上这个导航系统更多的要借助互联网，这就使得他们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变成了纯粹军事目的的东西，否则一旦接入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不兼容问题。二、如果这些国家研发的CPU能够与互联网和GPS兼容，那就会在很多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纠纷。

事实上能够开发制作芯片的厂家并非只有因特尔一家，美国其它公司以及俄罗斯、欧洲、日本、中国都有这个能力，但由于因特尔公司奉行先入为主的市场战略，从进入市场开始就疯狂的申请专利，使得集成电路芯片布图设计几无潜力可挖，无论其他人如何绞尽脑汁，最终都难免要跟因特尔公司的专利擦出火花。因特尔公司不惜巨资供养着一支能言善辩的律师队伍，每天都在挖空了心思研究如何才能给别人制造个侵权罪名，心理上的忌惮，IBM、HP、摩托罗拉等宁肯放弃CPU这块肥肉，也不想自找麻烦。事实上业内人士都非常清楚，“p4”的微处理器并非就是最好的，它所以能够垄断市场，不是因为技术优势，而是因为从8086开始，X86系列的CPU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几乎尽数变成了因特尔公司的专利产品。有人或者认为，“至强”和“安腾”应该是对“奔腾”的升级换代，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所谓“至强”不过是四个或八个“P4”的物理组合，“安腾”么，就是将发动机的马力增大一倍罢了，或者说是把马换成了大象。

真正具有换代意义的处理器，应该说是太阳微系统公司正在研发中的硅光子芯片，这项技术如果能够成功，无疑将为计算机技术带来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因为使用的是光学元件，元件与元件之间、芯片与芯片之间的金属连线就可以取消了，使用这种处理器的计算机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体积超小，这种计算机可以不需要主机厢，在显示器里只要有个火柴盒大小的空间就足够了；二是速度极快，理论上说，速度可接近光速；三是能耗消耗很少，因为是激光在硅光学元件上通讯，电阻几乎不存在，所以不会有电能和热能的转换，那么也就不再需要排风扇。

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战略是对的，要想在微处理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必须有技术创新才行，要敢于突破传统技术的束缚。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成功经验其实是个绝好的案例，虽然当初死板的商业运作模式曾经给太阳微系统公司带来一次巨大的商业灾难，但一如既往的坚持发明创新的思想无疑是太阳微系统公司一次次振兴的制胜法宝，太阳微系统公司的专利芯片和架构具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它采用的JAVA编程语言是互联网的通行标准，2005年5月在公司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太阳微系统公司计划在两年内推出尼亚加拉芯片，但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这种芯片几乎颠覆了传统处理器的工作原理，硅谷的工程师们认为，尼亚加拉的性能比当今最强大的芯片还要强大15倍。同时放大的还有公司CEO乔纳森·施瓦兹的个人收入，由2005年的300万美元爆增到2280万美元。

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所以能够控制世界，不仅仅在于美国可以无节制的印制钞票，不仅仅在于美国有很多航空母舰，不仅仅在于美国有很多核武器，更在于美国人拥有积极的发明创新精神，其实细想，从爱迪生发明电报的那一刻开始，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已经注定了。

一份资料分析说，GPS卫星导航系统从研发到进入商业运营，美国总共投入了300亿美元，但获得的回报却高达几十、数百倍，单单美国国内汽车导航业务一项，GPS卫星导航代理公司每年就获纯利润30亿美元。欧洲航天局说，“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为欧洲创造了14万个就业岗位，从提供服务中每年经济收益高达90亿欧元，这还没有计算出售航空和航海设备终端和芯片的收入。同时他们分析认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交通管理、旅游、民航和测量等方面将会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每年至少会为欧洲节约2000亿欧元。

仅仅是在欧洲，卫星导航就有这么大的收益，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它蕴藏的商机又该如何计算呢？

虽然面临着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但在互联网由美国控制的情况下，在卫星导航领域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短期肯定是难以改变的，这是因为，天空可以由大家共享，地面上却是谁也离不开互联网。从提供服务这一块分析，GPS的市场占有率至少不低于70%，尤其是在中国，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GPS产值每年都在以90%的增长率提高着，2002年GPS服务年产值是5.14亿美元，2003年已经变成了9亿美元，到了2007年则高达50亿美元，2008年GPS的全球市场已经扩大到313亿美元。来自赛迪的一份资料说，2006年中国GPS手机销售量为10.5万部，2007年前九个月市场就销售了29.4万部。而2007年全球PND市场销售量则高达1896万部。但这些数字实际上仅仅是指卫星导航、定位和定时的收益，而GPS所能承揽的业务远不止于此。

GPS具有广泛的用途，凯立德的董事长张文星介绍说：“随着GPS生产技术的提高，GPS产品不仅可以以独立的产品（车载或者便携）形态发展，而且向PDA、手机、MP4、数码相机、游戏机等领域渗透，与各种消费电子形态融合，从而实现不同的应用。”

GPS产业显然已经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但最大的赢家并非那些GPS接收机制造商，而是装在接收机里边的芯片的制造商，这才是GPS的核心技术，一份资料分析，在全球GPS专用芯片市场，仅美国SIRE公司一家，市场占有率就高达70%，“SiRF主要的应用领域集中在4个方向：移动电话、车载系统、便携式计算设备和嵌入式商业设备。我们用的CF接口GPS、GPS-mouse以及蓝牙GPS接收器等等，这些设备大部分都是使用的SiRF公司的芯片和固件。”SIRE公司不过是在1995年才刚刚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一出手就令人乍舌的拿下市场份额的70%，其公司背景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

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可能不到1.2%，中国产芯片的优势在于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50%，但是，对于这种高技术产品，仅有价格优势显然是不够的，技术才是决定市场占有率的关键因素，核心芯片性能的优劣，不但决定着GPS产品的性能，也决定着接受终端是否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2005年，美国AMD公司很大方的向中国无偿受让X86架构微处理器的核心技术，一时间让中美两国内媒体轰动，美方媒体多是反对，中方媒体多是欢呼，而事实上，X86架构微处理器的线路布图在欧洲、俄罗斯或者日本早就成为历史垃圾了，大家所以还在使用它，不是因为这项技术没有过时，而是因为其低廉的市场价格还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同时也让人怀疑AMD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就在2005年，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龙芯一号问世了，而X86架构微处理器无疑对龙芯构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这是因为，X86架构微处理器虽然已经是过失技术，但比龙芯还是先进一至两代，同时龙芯还存在侵权嫌疑。龙芯的架构和MIPS架构非常接近，能95%兼容MIPS。国内有专业人士说，我们可以通过正式渠道，与专利人协商，支付一定的使用费获得许可。从法律上看是这么回事，但从技术上讲，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专利人在转让技术时会不会有所保留，对于微处理器这种高智能产品，随便在一个电子管上打点埋伏，就会给一个国家埋下致命隐患。

买来的孩子谁敢保证没有外心？

《非诚勿扰》中葛优与徐若萱有一段对白堪称精彩：

徐若萱：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吗？
葛优：孤儿我认可，父母双全是另一回事，宝马车头放一奔驰标，这不太合适吧，出了故障，奔驰零件配不上，宝马又不管修，咋办？

徐若萱：能开不就行吗？
葛优：这娶老婆生孩子的事情，我还是自力更生吧，不接受外援

电子技术跟生孩子就是一回事，中国一定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一定要坚持高起点，绝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否则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永远都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命运。然而现实却让人很无奈，中国的PC产业，看似做得很大、很了不起，实际上只是一个个来料加工的组装厂而已，方正也罢、联想也罢，都是从美国进口芯片。尤其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因特尔和AMD争夺市场份额，吃亏的却始终是中国，中国的PC企业哪一方都不敢得罪，哄完这个在给那个赔不是。

所谓CPU，说白了，就是一点石头加几根金属丝罢了，然而就这么点成本的东西，开价高达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十几万元，仅此一项，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每年至少从中国赚走一两百亿美元。

与美国企业家和科学家比较，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实在是缺乏国家和民族责任感，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赚钱上，这样的国家就算再有钱，就算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充其量是跟阿拉伯国家划等号罢了。甚至都不如人家，人家至少还有本拉等。中国人应该效仿犹太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心里永远装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第三章 现代经济成分和一些变量分析

市场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世界市场至少还有基本的贸易自由，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总体上看，这种保护无关自由贸易的本质。缘于这种自由，经济行为中的各种元素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元素与元素之间能有机的整合并彼此影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比较好地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如他所言，消减税收就能刺激经济，而增大开支也同样会给经济提供动力。这两者是有机的统一，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消费能力，消减税收是为了让工人和企业有更多的钱，工人敢于花钱，企业敢于投入；罗斯福的成功经验说明，在经济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增加公共开支，在价格水平相对低位运行的同时，总需求与总供给会激增，这是因为，一、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业人数骤增，可以有效的快速的拉动消费，二、公共项目投资巨大，这种超级的政府采购，能够快速激活整个产业链条，对经济的拉动有立竿见影的收效。

二是买卖公平。所谓买卖公平，是指在世界市场中，虽然某些产品可能存在价格垄断，但这种垄断对经济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极小，远不足以改变经济行为的生态平衡。比方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汽车的价格可能被垄断，但汽车不是生活必需品，虽然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很高，平均每六人拥有一辆汽车，产值高达全国总产值的8%，但在世界范围来讲，能够消费起汽车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已，也就是说，损失掉美国总产值的8%对全世界来讲是无足轻重的。反过来讲，假如这种商品不是汽车，而是粮食、棉花和石油这些对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商品，这种公平交易的原则就会被彻底破坏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所谓市场经济就不再是真实的市场经济，而是被人为操控着的经济行为。比方说，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农牧业连续数年遭遇天灾，农副产品价格应该暴涨才对，但结果却正好相反。由于少数几家大公司恶意操纵市场，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农副产品向市场倾销，导致国内小麦价格跌落到每蒲式耳五角以下，玉米价格跌到每蒲式耳两角八分，棉花五分钱一磅。这个现象，显然是市场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贸易自由和买卖公平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任何一个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学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无论是凯恩斯的理论，还是斯蒂格利兹的理论，都不能适用于被人为垄断着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规律，它所体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垄断者的个人意志。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与供需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其一、房屋需求总体上是由投机行为来决定的，这种规模巨大的投机交易，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需求。真正的需求是要由消费来体现的而并非投机，房地产投机不是消费，而是隐性的供给增加，因为这些房子最终要投入市场，与正规的房地产商们争夺市场份额。从2005年开始，中国房屋销售总额中每年至少有25%落到炒家手里，但由于这些年房价节节攀升，炒家拿出来出售的房子很少，绝大部分其实都被囤积起来。这一方面给房地产市场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从而误导了地产商，盲目的购进土地，盲目的扩大规模，最终导致资金凝滞。另一方面也误导了银行，盲目的放贷，最终有大部分都变成了不良贷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地产商手里积压的房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消化掉，国家统计局显然没有考虑到炒家手里积压的房屋数量，如果加入这个因素，这个时间就不是两年了，而是三至四年。其二、中国的房价就跟中国式官员一样，只能升不能降。只升不降的商品价格显然不是市场行为，因为市场经济中，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任何一种商品其价格走向都是波浪形的，而中国的房屋价格逆市上涨，显然有悖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行为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把投机也看作自由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否认，某种程度的投机行为能够活跃市场，可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比如说1980年代，中国靠着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的长途贩运，即搞活了城乡市场，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还给国家带来了税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投机行为只能在个别领域存在而不应该是无限的和全方位的，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和重大指标意义的领域中，就必须坚决遏制投机行为，比如说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能源市场，放纵投机行为就会给经济带来致命的伤害。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中投机泛滥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其中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不能简单的看作个体性质的投机，而必须看作美国政府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赤裸裸的出老千。在东北的麻将桌上，有一种牌被称作“惠”，“惠”牌什么牌都能顶，所以东北人打牌都喜欢做“七顿”，因为有了“惠”，叫牌就特别的快，倘或手气好的时候，连坐数桩“七顿”自摸也是有的。但“惠”毕竟是有限的，一幅麻将中只有四张牌是“惠”，而问题却在于，有些时候当输家突然验牌后却发现居然多出两张“惠”来，毫无疑问，有人出了老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输赢统统都不能算数。美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就与此类似，美联储明明只发行了5万亿美元的纸币，然而市场上流通的“惠”居然是这5万亿美元的10倍，结果全世界都被美国“惠”顾了。

美国所以能够“惠”顾别人，原因就在于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就没有了衡量美元的价值尺度，换句话说，美元究竟值多少钱，旨在于美联储的需要，当美联储需要美元贬值的时候，就暗示炒家把油价拉高；美联储需要美元升值的时候，就暗示炒家把油价砸下来。无论如何都让人接受不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几天前买1桶石油还需要147美元，但眨眼间，147美元就可以卖4桶石油了，这样的美元哪里还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样子呢？不然我们再来看一下金本位时期美元与油价的关系，从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桶2.5美元至3美元区间。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后来美元虽然略有贬值，38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因素，产油国每售出大概11.7桶石油，就可以得到1盎司黄金。目前黄金的最新价格是930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油价是60美元/桶，也就是说，产油国要售出15.5桶石油才能得到1盎司黄金。与那时比较，产油国显然吃大了大亏。而油价147美元/桶的时候，则又让石油进口国吃了大亏，因为1盎司黄金才能买到6.5桶石油，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美国动用了石油储备。惨的是那些没有石油储备的国家，买同样数量的石油，要付出两倍的黄金才行。这无疑背离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在这里，市场经济学成了一摞废纸。

客观地分析，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刻开始，经济学就开始淡出历史了，及至国际金融炒家走进国际期货市场，经济学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一、由于价格受到人为操控，那只影响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然就失去了作用，那么经济走势跟经济学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以石油为例，欧佩克的调查结论是，石油的日产量与日消耗量大体相等略有剩余，这意味着油价应该稳定在某个价位上才对，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影响价格的真正力量是国际炒家，而面对国际炒家们炒出来的价格，谁还敢相信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呢？其二、由于美元的购买力忽大忽小，指望用经济学原理导出货币供应的数量无异于痴人说梦，各个国家最为明智的选择，大概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感觉着要硬着陆了，就把银根收紧一点；感觉这是要软着陆了，就把银根放宽松点，否则就得像中国这样才行，有很多很多钱，白扔三、两千亿就当花钱买教训。其三、美国泛滥成灾的金融衍生工具使经济学变成一种非常荒谬的东西，它甚至根本就理解不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什么是一位数，而不是两位数或者三位数。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纸币供应每增加一倍，通货膨胀就翻上一番，而美国各种货币供应的增加量都快追上阿富汗尼了。

与传统经济学冲突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彩电、冰箱、计算机、小排量汽车等商品，并不像经济学分析的那样，价格会随着需求的扩大而上升，而是与此相反，需求量越大，价格就越低。所以出现量价背离，是因为这些商品有潜在的利润空间，价格下降后，生产厂家虽然在一个购买者身上赚到的钱少了，但由于消费群体迅速扩大，总利润却大幅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是，经济学家没有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作具体分析，他们只是泛泛的谈论消费，而企业家不是这样，企业家是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生产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在企业家眼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所以聪明的企业并不依赖高价位赚取利润，而是通过挖掘各种各样的新的消费群体来增加利润。典型的例子就是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它并没有跟正规厂家争抢客户，而是把眼光瞄准低收入人群。与山寨手机相比，中国的地产商算不上合格的商人，他们的眼光紧紧地盯着高档、豪华、大户型房屋，而忽略了50、60、70平米户型的市场需求。中国总体上说是个穷人的国度，大户型住房需求有限，有巨大需求空间的，是小户型住房，地产商如果推出50、60、70平米户型楼盘，即便价格不低，也会被抢疯的。其中50平米的住房肯定倍受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的喜欢，60平米的住房对进城打工的家庭极具诱惑力，70平米的住房则不但是低收入家庭的首选，同时也能受年收入三、五万元这样的三口之家的欢迎。中国地产商的问题在于他们既不懂经济，也不懂社会和人。可笑的是，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也跟地产商们一样糊涂，虽然心里想给地产商们帮们，但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以其昏昏使地产商昭昭。

文化产业对经济学家来讲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可能永远都搞不懂，怎么“超级女生”就能给湖南卫士带来三亿元的短信收入。而哈利波特居然比中国式煤矿还赚钱，《福布斯》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哈利波特的作者罗林收入高达1.6亿英镑。比罗林赚钱更省事的是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她连笔墨都不动，对这镜头就靠嘴巴，在一年时间里净赚了2.6亿美元。

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甚至可以这么说，凯恩斯有关“边际消费递减”的三大定律已经完全过时了。

凯恩斯所以作出那样的假设，是因为他对消费群体的理解有误，他仅仅把消费群体划分成富人和穷人两部分，也许在他的那个时代，这样划分是正确的，但在今天来看，这样划分就有很大局限性。从世界范围讲，美国的消费群体大体上应该三分，即：很富很富的人、中产阶层、穷人；美国穷人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很富很富的人，符合凯恩斯的理论，“在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远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但美国很富很富的人也很少，也可以忽略不计；美国真正的消费大军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另一种情形，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水平以倍数增加。总体的看，随着中产阶层收入的增加，美国中产阶层的储蓄就变得越来越少，进而变成负储蓄，2005年12月《第一财经日报》披露，美国中产阶层负债率高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三分之二。我们知道，美国的中产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分析，美国不应该发生经济危机才对，因为作为消费主力军的美国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但事实上与凯恩斯的观点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危机恰恰不是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而是放纵消费所致。

美国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高收入导致低储蓄。这个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导致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一份资料分析，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月收入2万元的家庭，负债都不低于100万元。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经济危机对这些家庭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中国与美国的不同是，很富很富的人与中产阶层的总和只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消费主力军是占人口总数80%的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这些家庭收入偏低，边际消费的能力更低，由于对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的担心，基本生活资料开支之外的有限结余，通常会被这些家庭存入银行。所以中国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低工资导致高储蓄。中国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月入10000元至20000元的家庭是负储蓄，月入6000元至10000元的家庭几乎没有多少储蓄，月入3000元至5000元的城市家庭以及富裕一点地区的农民有储蓄。

高收入导致低储蓄和低收入导致高储蓄，这个现象经济学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因为这里边所涉及到的是经济学以外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对政府的信任度，信任度越高，居民消费水平就越高，储蓄就越少，反之储蓄就会增加；二是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消费者信心，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缺失，低收入人群就会有危机感，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多的储蓄；三是对国民经济的预期影响着消费信心，比如现在的美国人对经济不看好，消费水平随之大幅度下降；四是消费者对个人能力的理解也影响着消费信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虽然赚钱很少，但花钱更少；五是与工作的稳定性有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花钱时胆子就相对大些，否则工作朝不保夕，花钱自然就要仔细掂量。

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中美两国驱动经济的模式正好相反，美国是靠消费驱动，中国是靠投资驱动。这个问题下一节将有具体分析。

这一节重点阐述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构成形式在社会学和哲学层面的抽象概括，换一种形式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经济的发展思路或设计，它不涉及经济行为中那些带有技术操作性质的东西，它只泛泛的提供一个巨大的运行脚本，但这其中不可避免的涵盖了经济建设的动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经济建设的动机从根本上说，是要保障自己拥有足够的战略威慑直至战胜别人的军事能力，所以美国经济带有浓郁的战争色彩。比较客观地做个评判，最近三十年，美国所谓的“新经济”走的就是一条“军转民”的路子，也就是说，“军转民”就是最近三十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美国“新经济”中随处可见“星球大战”的影子，虽然这有歪打正着的嫌疑，但的确成全了美国，不但使美国摆脱了长达15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同时也把美国推上了一个发展巅峰。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当某一个纯粹军事目的的科研项目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后，在保证核心技术不会泄漏的前提下，转入商业化运营。

为了给那些新兴产业开拓准确地说是制造市场，美国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法，对于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美国大肆兜售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以至伊拉克、北朝鲜、利比亚威胁论，通过这种无事生非的、幻化多端的威胁，诱使欧洲和日本上钩，自动纳入美国平战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是这样对他的欧洲伙伴和日本跟班讲的：以因特网和其他任何数字技术为根基的产品，是对传统武器和传统战争观念的巨大颠覆，它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快的生产、交易和通讯速度，它甚至不需要火器配合，只要几十个字节长度的逻辑程序，就可以让敌人的武器在瞬间失去用武之地。如果宣传不起作用，美国就找个合适的对象给自己的新产品轰轰烈烈的做上一番广告。让许多欧洲人感到难为情的是，美国的广告“秀”有时候“秀”过了头，像征服格林纳达、海地这样的弹丸之地，美国都要动用高科技武器，让人怎样看都觉得，这跟用喷气式飞机进攻印第安部落等同。

虽然有大材小用之嫌，但美国通过战争推销产品的目的却达到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在陆地拥有雄厚的战争实力，5000辆坦克、3000门火炮、3000辆装甲运输车，直接作战兵力120万人。然而在美国雄厚的科技实力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仅仅42天，伊拉克就被彻底打趴了，43个师中有38个被重创或全歼，12万人失踪、6.2万人被俘，4000辆坦克、1500辆装甲运输车、3000门火炮被击毁。而地面进攻从开始到结束，总共才用了100小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方面的损失，比之伊拉克方面的损失，则可以忽略不计。

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动用了科技成果的全部家底，预警机、电子战飞机、无人驾驶飞机、智能炸弹等等，其中具有不同用途的卫星就动用了60颗，这些卫星可以为美国提供有关战区地形、气候以及伊拉克军队的几乎所有信息，同时有效的保障了己方通勤、通讯和人员、物资、机械的调动。美国的红外扫描技术，不分昼夜的实施全天候监控，美国巨型电子计算机每一分钟就可以向战区指挥系统传输一次更新后的信息……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经验说明，在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面前，单纯的数量优势已失去意义，战争不再是钢铁和人数的比拼，而是数字技术和硅晶技术的较量。战争结束后，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科技实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订单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新兴产业。然而不久后这些用户们就发现，随着美国新兴产业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就得不停的买新汰旧，否则跟美国手里控制的核心技术就配不上套。

频繁的更新换代，让欧洲吃了大亏，同时也让欧洲清醒过来：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永远是挨宰的角色，于是欧洲人团结起来了，撇开美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空客、阿利亚娜、伽利略等等。但对于互联网，欧洲却万般无奈，因为市场已经彻底被美国垄断了，想取而代之，除非能开发出下一代互联网。欧洲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实力，或者说，就算具备了技术实力，也不具备那样的经济实力。因为欧元没有美元那样的本领，不管金库里有多少黄金，只要纸币印出来，拿到市场上就能花。

因为欧元缺乏美元那样的神通，欧洲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相对保守了许多，欧洲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弃制造业。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层面却有相同点，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社会三方合作”模式，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必须经由政府、资方和工人代表协商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制定措施，这实际上就是共同受益，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欧洲经济发展的模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相比美国资本家，欧洲资本家更具平民精神也更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欧洲社会和欧洲各国从对立到融合，从战争到合作，从强霸到文明，无疑是接受战争教训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双重结果。尤其值得赞美的是斯勘的那维亚半岛，他们不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代表着人类文明模式的未来，北欧诸国不追求经济的高速度，也不追求美国式的消费，他们更喜欢那种有人文气息和平民气息的轻松和谐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欧洲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经济行为不过是政治行为的特殊表现，这意味着，欧洲人对经济行为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们不再把经济看成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看成严肃政治问题，因此，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成了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社会三方合作”模式。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不会给经济带来高效益和高速度，但却把欧洲社会带进了政治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快车道。股市中有句话非常辩证：不赔就是赚。这句话对欧洲非常合适，60年的和平，这是多少钱能买来的呢？欧洲经济是无法简单的用经济学来分析的，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学来计算，那么欧洲的经济收益应该有五项：1、战争开支被节省下来；2、战后重建的费用被节省下来，一正一负，欧洲从中赚了双倍；3、资源被节省下来；4、人口没有受到损失或者说劳动力没有损耗；5、人才没有流失。

如果把十年之痒看成一个特殊现象的话，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跟法、德模式大体相似，发展是硬道理，强国强军是硬道理，满足人民需要也是硬道理。俄罗斯是高福利社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俄罗斯民族是个浪漫的民族，同时非常自恋。俄罗斯经济有点像普希金，虽然家道中落，却不改贵族气质，花钱总是那么大方。让人叹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于那些底层社会的生命而言，不求能像美国人那样不怎么干活还能大把大把的花钱，也不求置身斯勘的纳维亚半岛凭海临风，但求能有俄罗斯政府免费提供的住房，那么这样的人生，百年后也足以瞑目了。

韩国与日本大体上是同一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实际上，只要讲效率优先，公平就很难兼顾。人类社会细划一下，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匮乏文明阶段、文明初始阶段、准文明阶段、文明成熟阶段、高级文明阶段。北欧诸国处于高级文明的初期；英、法、德和俄罗斯处于文明成熟阶段的初期，俄罗斯可能偶尔会有反复；韩国和日本属于准文明阶段的中期，美国大体处在准文明阶段的后期 中国刚刚进入文明初始阶段，印度则属于匮乏文明阶段。中印两国之所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中国社会至少在法律上不允许种姓制度存在，而印度法律公然为种姓制度提供保护。一个存在种姓制度的社会，无论它的中产阶级群体外在的文明多么好看，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印度与非洲一些奴隶制与民主制并存的国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古罗马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别称叫——野蛮。

在批判印度社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精英知识群体和富人阶层，其实非常羡慕印度社会，而那些如今已经风烛残年的旧贵族子弟，则不加掩饰的流露着对49年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留恋。暴富起来的奴隶，虽然不曾经验过贵族生活，但他们无师自通的践行着贵族式的行为方式，他们管家中年老的保姆叫李妈、张妈，吩咐她们称自己的儿子为大少爷、二少爷，女儿为大小姐、二小姐。听到这样的称谓，无法不让人想到“复辟”这个词汇。

正如富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相同一样，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颇为一致，——靠原始积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

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策略与对欧洲采取的策略恰好相反，美国对欧洲散布中国威胁论，但对中国则渲染美国威胁论。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和不同渠道暗示中国并让中国确信，用高科技术武装起来的美国军事力量，最多七天时间，就可以打败中国。如果中国打算避免这个可怕的结果，唯一的办法是用中国的市场换取美国的技术。

市场交给美国以后中国发现，购买美国技术就像上贼船，上船容易下船难。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接入互联网以后中国发现，上了互联网就必须买美国的计算机，买了美国的计算机，还必须买美国设计的操作程序，买了操作程序又发现，如果不安装美国的杀毒软件，所有的钱都白花了，但安装完杀毒软件美国人说，你们的电脑过时了，要换下一代计算机才能跟我们新开发出来的程序配套。

如果说此前的美国是靠战争发财，那么这一次，美国和美国人则靠兜售现代战争理论搜刮了全世界。

从战略和技术层面分析，美国的“军转民”模式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星球大战”计划并没有真正的落实，但效果是相同的，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赚钱。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就拿个虚拟的“星球大战”虚晃几下，兵不血刃赚了大钱。

我们当然承认美国的科技实力领先世界，辩证的看，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所以大把大把的购买美国国债、次债，所以把市场拱手相让，无非是想跟美国换点高新技术罢了，不然要是美国没有科技优势，就算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面对美国寅吃卯粮的经济形势，也没人会拿真金白银换他的纸币。

可是这些国家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技术是美国赚钱的工具、看家的法宝，岂会卖给别人。除非是他们用旧了的技术。事实其实也正如此，美国卖给别人的技术无一不是过时的东西。卖给欧洲的技术比美国自己用的技术要落后一代，卖给日本的落后两代，卖给印度的落后三代，卖给中国的基本上是美国准备找个地方扔掉的东西，比如X86架构的集成电路。

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让美国盛极一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决定了美国“新经济”的局限性，它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1、国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个人有较多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资金，能大量购买精神或类精神需求的产品。2、国家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美国的高技术，更新自己的军事指挥、作战、通勤、通讯和后勤保障系统。3、美国必须有足够的市场，一般规模的市场根本不足以支持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高技术产品虽说是本小利大，但前期投入动辄就是天文数字，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没有几十年时间，别指望把投资收回来。这正是美国绞尽脑汁开发国际市场包括中国市场的原因。

在经济陷入低迷的时期，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信心较低，消费会变得格外谨慎，许多与基本生活需求无关的商品，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趋之若鹜，在经济低迷时期乏人问津，比如电脑、软件、GPS接收机等产品，就被从个人消费菜单上划掉了。文化产业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吃饭、穿衣、取暖、照明都不敢做过多的奢求，谁还有心思听明星演唱会、看大片、看体育比赛？谁还有心思上网冲浪？包括民事诉讼案件，这一时期都急剧下降了。而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从1929年开始，每出现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就会经历一次恐怖的兼并。

综合多种因素，最终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长期衰退，美国将会像当年的英国、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古代中国、古罗马帝国一样，从超级大国的椅子上跌下来，从此混入二流国家的行列。在后面将会谈到这个问题：“Z”型，——永恒的帝国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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