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人类的文明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局？

我们邀请多位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学者，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期聚焦西方国家疫后经济的走向和面临的问题。▼▼

西方国家疫后经济的走向与问题

作者：潘诺（PHAN Nhay），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巴黎分行高级顾问

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国家已蔓延了三个多月，从各国先后采取“封城”措施至今也有近两个月的时间。美国仍处在“震中”，欧洲的抗疫正走近中场，生命损失惨重，经济陷入停摆。对全球而言，由公共卫生危机催生而出的经济危机相互叠加，为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的复杂性。

在这场抗“疫”中，尽管发达国家具备较好的医疗资源和手段，但仍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抗病毒的疫苗和药物尚未出现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对疫情掉以轻心。当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讨论“解封”问题。然而事实上，各国的基本情况则是，政府对疫情变化的判断比较谨慎，老百姓防疫的心理开始有些松懈，财经界面对经济前景忧心忡忡。抗疫和经济都要兼顾，这应当是共识，但天平已经倾斜，眼下呼吁重启经济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观察发达国家经济层面动态的三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支持重启经济的呼声变大？疫后经济将怎样启动？疫后经济将会出现哪些问题？

5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商店因新冠疫情暂时关闭。新华社发

一、发达国家重启经济的迫切性

疫情发生后，有些国家的首脑将抗“疫”比喻成是一场战争。两个月下来，人们发现，面对的这场疫战十分诡异，由于既不了解病毒又毫无准备，疫战的可怕程度不亚于一场硝烟弥漫的实战。而且，疫战与实战在时间性、破坏性和恢复手段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

—时间性。实战面对的是有形的敌人，交战过程可以灵活调整战术，把控进退的时间；疫战要对付的病毒则是无形的存在，人类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需依赖疫苗和药物的成功研制才能取胜，难以控制时间。

—破坏性。实战伤害生命，破坏财物、设施和生产机器，但只涉及战区，直接损失可见可估；疫情蔓延下，疫区范围不断扩大，病毒侵害大量生命，虽然不直接破坏设施和生产机器，却使人类的生活进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有人称之为“有组织的休克”），遭受的破坏是全面性和结构性的，次生损失更加难以估计。

—恢复手段。由于实战带来的破坏是可见可估的“硬伤”，战后推行重建计划，通过大建设可以推动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的出现；相反，疫情造成的是“内伤”，疫后生产能力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许多生产环节的重新链接比较复杂（以制造一架空客380飞机为例，需要来自30个国家、1500个工厂的生产链所提供的400万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一些生产机器在疫后可能被废弃，疫后经济的恢复与战后重建有很大的区别。

在经历近四十年快速和深入的经济全球化之后，此次疫情的冲击提出了一个疫后经济如何恢复的全新课题。有些专家认为，疫后经济面对的将是一个内外部经济重组和洗牌的问题。

5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处购物中心因新冠疫情暂时关闭。新华社发

今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基本已成定局，而且是集体性和整体性的衰退。不确定的方面是，衰退多深以及衰退的时间有多长。

4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发布报告，将年初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2.5%的预测调整为 –3%，疫情的影响可见一斑。该组织认为，此次的经济衰退堪比上世纪30年代。需要说明的是，此项预测是基于全球疫情得以在第二季度基本稳定下来，大部分国家实现“解封”为前提。报告今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涉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亚洲经济只能维持低增长局面，特别是中国。

迄今为止，世界经济的三大板块分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去年三者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21万亿美元、18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结合今年的衰退与增长的反差情况，三个经济板块年底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分别是，美国少于20万亿美元，欧盟略高于14万亿美元（英国已脱欧而不计），中国则预计为14.5万亿美元。从经济板块角度做比较，中国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板块，同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当然，数字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也能反映一部分的问题，大体上体现了不同经济体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

5月7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人们在草地上休息。荷兰首相吕特6日宣布了解禁“路线图”，共制定了四个时间节点。新华社发

疫情下发达国家动用了空前的货币与财政工具，起到了托底经济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政府担保再融资以及缓缴或减免捐税的办法，给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中的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尤其给予中小企业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对无法开工企业的员工提供保障措施，由财政发放补贴，要求企业不解雇人员。这些努力旨在保存生产力，作为疫后重启经济的基础。

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纾困措施拿出财政开支大约3万亿美元。如果疫情发展的时间超过夏天，开支还要进一步增加。

尤其是，目前的解困无法忽视疫后十分不乐观的就业状况。根据世界劳工组织4月中旬的估计，全球约80%的就业人口“在家隔离”，人数高达27亿人。与此同时，疫后将有2亿人失业，12.5亿人的收入显著缩水。国际红十字会认为，生活在发达国家城市的贫困街区里的人群，疫后更难以找到工作机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从而成为催生严重社会危机的根源。

抗疫至今对发达国家已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荷，但短期内仍要动用财政手段支撑消费，维持经济的低度运行，否则供应端会更加遭灾。然而，中长期如何走出困境呢?

德国央行行长呼吁重视刺激政策可持续性。新华社发

二、发达国家疫后复苏经济的走向

如果发达国家的疫情能够在夏天结束，并且疫情不出现反复，估计今年内这些国家所能做的工作是，继续托底经济，使企业恢复生产，尤其是支持大量的中小企业复产，避免出现大面积倒闭现象，从而导致大批人员失业。

4月中旬，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卡恩就疫情做过一番系统的论述，其中谈到疫后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问题，指出应该做一次全新的设计和考虑。作为经济学家以及从政的经历，他认为，此次疫情带来十分强烈的破坏，造成发达国家的部分生产机器会陷塌，但也同时提供了出路，从中长期上应积极再造供应侧，大力增加公共投资，打造新的生产机器和能力，重振经济，摆脱阿尔文—汉森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担心的长期停滞的局面。

为此，卡恩提出使用四个工具来支持这个计划：

一是以税收及财政工具为基础，出台一项庞大的支持家庭和企业消费的计划，金额应等同于疫情造成的生产上的损失，因此会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数个百分点；

二是在欧元区内，欧央行以货币工具配合这项政策的实施；

三是发行长期债券工具，以补充财政来源，在欧盟区内推行合并负债，支持财政乏力国家的投资；

四是在全球推动政策工具协调，以增加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的流动性。

但是，卡恩没有测算计划的规模，也没有分析供给侧再造的内容。尽管如此，他的建议是对发达国家疫后经济比较有针对性的设想。

有关疫后经济复苏计划的思路

目前，欧盟委员会着手准备区内的复苏计划，各成员国也准备各自的国家复苏计划。从情况看，这些准备是为明年之后的中长期规划，理想状态是年底前见端倪。

美国仍处在疫情“震中”，重心放在拯救经济，今年又是大选年，考虑复苏计划恐怕要滞后一些。由于美国多年来忽视基础建设，未来的方向会是通过加强对“老基建”的投资来拉动复苏。

4月底，美国会通过4840亿美元援助法案应对新冠疫情。新华社发

从目前的讨论情况来看，欧盟地区的经济复苏计划是结合对全球化的再分析和重新审视。经过这场疫情的冲击，欧盟国家对全球化正在加深认识，会从自身战略安全的角度强调主权化。因此，欧盟的经济复苏计划会从供给侧再造的角度出发，对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做调整，针对公共卫生物质、制药、食品、能源、化工、电子产品、信息科技和其他的新技术，推动这些领域的生产回归本土和区内，或分散到附近的地区，形成重新安排全球化的势态。

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强调技术主权观念，投资人工智能和工业4.0，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再工业化。事实上，通过对全球化的重新安排以及加强投资新工业的努力，欧盟已经在设计其经济复兴计划的内容，形成了欧盟版的“新基建”。

而且，欧盟一贯重视环保和气候变化问题，未来再造供给侧过程会侧重于技术革新，强化能源转型，推出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业态，形成更完整的欧盟版“新基建”的内容。这也是本届欧盟委员会施政的重点方向。当然，欧盟区内的发展仍然不平衡，南欧地区此次受到疫情重创，是否能在这个方面跟上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三、发达国家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将出现的问题

很明显，发达国家的经济需要进行全方位治理，启动进入这个阶段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认识，二是手段。如果说，这次的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和消费两端，当前需要支撑消费以托底，中长期着力再造供给侧，这不失为切中要害的思路，手段则是找融资出路的问题了。

4月29日，美联储在召开了两天会议后宣布，将动用所有能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来支持就业与稳定价格，因为疫情令经济承受重压，中期风险加大，因此准备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呼吁，现在不应担心增加财政赤字，而是需要加大支出以确保美国经济的复苏。

为支持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自今年3月初至4月底已增加了2.4万亿美元，总额达 6.62万亿美元，是美国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3。欧央行的资产规模也大约 6万亿欧元，是欧元区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在不断萎缩，不可能直接支持经济的复苏。

葡萄牙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步入重启模式。新华社发

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财政并没有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时期，反而是更形恶化。美国的公共赤字已超过20万亿美元，今明两年还要加重，估计到2021年底会高达近30万亿美元，几乎是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倍半。欧盟区国家目前的公共赤字总和是12万亿欧元，估计今明两年赤字要增加2至3万亿欧元，届时赤字总额约为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0%。

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近期欧美两地广谈发债，鼓励有条件企业发债。美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资是个传统，欧盟企业今后的发债也会增多。美国的国债已超过4万亿美元，大头持有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而且相信美国接下来将继续增加发债量。

关键在欧盟区的发债问题如何突破。迄今为止，欧盟国家是各自发行主权债。但是，由于这次疫情对南欧国家经济冲击巨大，这些国家无力支撑各自发行主权债，所以要求合并发行“欧洲债”以支持各成员国复苏经济。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国家对此不同意，不愿意提供这类分摊财政风险的办法。所以，欧盟委员会的1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仍无法落地。

但是，如果“欧洲债”将来能推出，如何承担债务也是问题。为此，欧盟区有的专家提出发行永续债的可能性，索罗斯也公开建议欧盟发行永续债。其好处是，一方面发行金额可以较大，另一方面可以延长还债时间，减轻债务压力。以欧盟发行1万亿欧元的方案计算，每年息金负担大约几十亿欧元，本金可以等待到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出现后才考虑。对投资者而言，永续债不失为旱涝保收的资金投向。

由此可见，为推动疫后经济的复苏，发达国家所能使用的手段是，继续扩大负债支撑经济。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4月20日首次跌至负值。新华社发

实际上，发达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在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快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从此走上了“负债经济”的不归途。这个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加恶化。这次疫情的发生，使这些经济体更难以从“负债经济”中自拔出来，而且会越陷越深。

去年年底全球各种债务总和约255万亿美元，公共赤字总和约70万亿美元。今年还会急剧上升。全球股市市值当时为 90万亿美元，近月几次股市震动缩水后仍然达8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估计将是今年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

“负债”和“泡沫”可以成为概括目前全球经济金融局面的关键词。而且，如果疫后的经济衰退还将导致明年经济的不景气，将会加大三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财政赤字。有言道，赤字胜于崩溃。各国都采取了先救急，后解决赤字问题。发达国家除了寄望于未来经济增长提速，通过增加财政收入以便消化赤字负担外，剩下的办法就是当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时去稀释，再者就是走上增税之路。

二是央行扩表。近月来，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规模急速扩大，还考虑出手直接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这是此前已规范化了的货币政策十分非常规的操作，其后果将加速催生货币化局面的出现，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三是企业债务。疫情下许多企业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借助市场低利率的有利条件，不少企业纷纷举债。尤其是，大型企业依靠政府担保，借贷金额超出资产规模的数倍。这个现象会产生三个值得关注的结果：一是，今后数月，许多企业的信用评级将被下调，有的下调幅度将会很大；二是，有些企业因资不抵债而倒闭，企业债务风险空前上升，因而也带来新的兼并收购机会；三是，由于一些大企业出现困难，国家不得不注资干预，发达国家将出现阶段性的局部国有化现象。

目前，不少专家对疫后全球经济前景的分析是悲观的，并且没有找到解决负债和泡沫问题的办法。在当今越来越缺乏国际合作意识的大环境下，各国共同治理疫后经济的难度见大，全球走出衰退局面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发达国家还未摆脱疫情，可以预测其走势是：

一是将会更加强化主权观，包括公共卫生、经济、技术和信息等方面；

二是将会对经济全球化做新的布局，调整全球生产链；

三是将会视疫后经济发展为一次新的重组和洗牌，一方面要保护原有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寻求再造供给侧。

从乐观方面估计，在此次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将淘汰一些旧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借此走出经济长期停滞局面，并同时化解不断加深的内外矛盾。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是否会出现？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国际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学科。它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

　　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为代表的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 即以为代表的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贸易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汇率理论与制度、与政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要素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理论）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1、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的，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

　　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带来的社会将抵消收入分配（）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

　　根据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条件下的，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和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的凯恩斯在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包括：，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和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旨在通过减少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的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的模式。”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限制。

　　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和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和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对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 ，国内公司的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和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征收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合作发展了，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的调节政策和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的变数，财政和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中的表现）。由于的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所利用和滥用。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上巨额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冲击的对象。

　　其次，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 ②的发展不仅为国际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第五条“掌握”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所主导的国际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为核心的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金融霸权理论认为，的权力主要在于① 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

　　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和历史上的，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