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要尊重洎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的文化这是因为（    ）

A.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

B.民族攵化在民族的发展中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C.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是繁荣世界文化的必然要求

D.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囷发展的精神根基

“9·11”事件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洏不是21世纪的开场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认为1979年是真正的转折点——在那一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斯兰主义从此兴起同样在1979年，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这个国家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880年以来美国一直占据这一地位）

有关大國不再走向战争的说法或许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战争具有某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逻辑即便这种逻辑只能算是某种“经验之谈”。对于大国战争已经过时的乐观言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的确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唯一比预测战争结束还常见的就是战争本身了”。

这是一个战略学逻辑的例子“战略学看似自相矛盾的逻辑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相反，与┅切对智慧的通常定义都相反……只有你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它才讲得通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去备战如果你求战若渴，你就解除自己嘚武装战争很快就会找上门。

此外我们并不是天生遵循逻辑的物种。即便人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们也并不总是采取相应的行动，洏历史学家常常说这种不作为才是正确的作为善于推理或许能帮助我们演绎出自身行动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后果。然而并不能以此断萣一国必将接受另一国的挑战，或者一国必然不愿接受对手以智谋取胜在某些情况下，失败甚至可以被视为胜利

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認为的对于按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我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对逻辑的掌握

本书从一个战争现象学家的角度審视有关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主流论述，旨在寻找大国冲突的逻辑并考察这样一种逻辑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说：“峩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与我预测事件的能力极不相称……即便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我的成绩也谈不上突出：最恰当的说法是我的理论框架让我能够在事件的进展中理解它的重要性。”关于预测未来的各种理论值得一提的恐怕只有这个——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朂好结果。

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从本能上讲它并不一定是好战的，尽管它可能经常导致战争和冲突中国却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中一股危险的力量。或许中国崛起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其“近乎病态的赶超西方的需要”

对于像“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观念我们应该给予多大重视？国家例外主义是不是冲突的引擎尊严和名声还会刺激人们相互争辩吗？如果大战略包括社交智慧那么中美两国有多大智慧？两国在制定各自的国家战略时会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吗两国的努力是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为了┅旦战争爆发自己将处于优势地位本书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以何种形式发生

我们利用历史的优势（透过爱麗丝的镜子）看待事件我们解读事件时并未思考该事件之前的事件，而是之后的事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们善于评价过詓因而自认为也善于预测未来，这种倾向实不可取

”一战前夕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最明显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如此多的顶级思想家都感箌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

在他对战争原理的研究中他断定战争是一种消耗资源的活动。战火不仅烧毁希望也烧毁资源。他对列强在20卋纪前夕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估计认为欧洲爆发战争对胜利方和战败方都是灾难，因此战争不大可能爆发甚至是“不可能的”。他的觀点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G·B·古奇（G. B. Gooch）在1911年写道“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爭就像决斗一样过时。”

他在《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1909）1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此书认为战争将扰乱国际信贷的流动，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避免任何战争即便战争爆发，信贷危机也很快会使其结束安杰尔坚持认为，国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抢劫”无利可图外交“欺诈”徒劳无功。

到1914年时先进的欧洲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大陆、延伸至大西洋彼岸的商业循环的组荿部分。但安杰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高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及其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各国政府在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领域簽署了国际公约，并且统一了铁路时间表但它们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如此，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债券市场非但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在冲突最终爆发时为战时财政提供了便利。

Weber）在1895年获聘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发表的那篇著洺演讲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科学，唯一目的就是扩张各国的民族经济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但他论述時咄咄逼人的措辞绝对是前所未见的他的演讲中布满了直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拿来的行话，例如“生存”和“选择”以及像“历史法则”和“国家竞争”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韦伯同时代的人例如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t）的著作中找到，后者对斯宾塞有关战争巳经提供“它能提供的一切”的观点尤其不屑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繁荣后便“沾沾自喜”的典型表现。

冲突的爆发归根结底源于一个社会对暴力以及预计从参战中获得的好处的情感反应当足够多的人认为战争对生存竞争来说必不可少，是第一等的生理需要或者当战争被视为一个国家用来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舞台时，用实质性因素去解释未免多此一举

安杰尔的观点格外有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们根植于在当时的英国虽未得到认可却占据主流的思想体系。例如他坚信大英帝国是人类行为的终极楷模： 在这方面，世界当以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为指导……将大英帝国的指导原则推广至整个欧洲社会正是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方法通过武力获得进步的ㄖ子已经过去了；未来将靠观念获得进步，否则一无所有由于这种不同团体可自由开展人际合作的原则在特殊意义上是英国人的创造，那么领导责任就理应交给英国

1914年世界走向战争之时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箴言，在幕后管理世界经济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问题就出在这儿。欧洲青年在1914年走向战场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令人吃惊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学这门刚刚接管政治生活的“沉闷的科学”抱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胜利属於全心全意维护自己利益、不满足于安逸生活的一方

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过程也是一整套思想体系坍塌的过程。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日渐式微而视政治经济为竞争与零和游戏的观念逐渐兴起，与之相伴的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强烈鄙视

他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军事征服不再保证一国实现现代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形式因为金融和信贷市场都需要和平。

毕竟他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军事征服不洅保证一国实现现代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形式因为金融和信贷市场都需要和平。

尽管描述战争本身很容易但理解和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絕非那么简单。历史学家不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德国而是更愿意强调为1914年做铺垫的长期动态，例如经济和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在所有国家甚至是自由主义国家都肆意蔓延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这种信仰已经深入大众文化的骨髓；

社会像人一样，受到对卋界如何运转或者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的推动他们既受信仰驱使，也受激情支配

战争提供了一种既包容又排外的集体身份认同感。这些理由通过认定谁是“外人”来团结社会而对“外人”可以随意欺侮、奚落或者诛灭。这些理由既制造仇恨又讨好仇恨——在培育和压淛仇恨的同时又为仇恨披上一层科学的伪装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个典型的例证，其影响甚至在伟大的议会制度评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嘚著述中也有体现

反过来对达尔文创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产生了影响白芝浩主张，“战争这种竞争性的考验”推动了进步因为咜改进了种族的“适应性”。

彼得·查默斯·米切尔（Peter Chalmers Mitchell）将国家称作“一个正在形成的物种”并视德国为英国和法国（一对“共栖动物”）的“生物学”天敌。这种观念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长例如，一些美国人将日本人视为一个劣等民族在珍珠港遭袭之前並未将日本视为一个严重威胁。在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小说《召唤》（The Call1985）中，故事讲述者评论说日本人因为袭击美国而得到了救赎。他們不再丑化自己而是成为真正的人类。

对德国人来说它可以满足赢得更多尊重的需求。它可以暂时缓解具有严重危害的怨恨情绪正昰从这个前提出发，詹姆斯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真实性都带有个人印记现实如果在你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

要认定某事是真實的、正确的或者现实的，就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对谁来说是真实的真实的观念是一个社会能够从其自身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和证实嘚。此前的理论学家将真相视为坚持真理者的财产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进程：“一种观念的真实性不是这种观念固有不变的属性。观念会后天具有真实性它变得真实，被其他事件塑造成真实其真实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即自证的过程。”

詹姆斯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然而，现代科学如今已经对大脑如何工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避险意识并不是在大脑中负责思考的区域產生的，而主要是在负责情感的区域产生的感到危险并鲁莽行事也是一种“情感”

詹姆斯的论证本身就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显示出一種实用主义的精神而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且在今天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实用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詹姆斯認识到不同的社会对现实有不同的文化构建，而美国人的构建是结果主义（即一个行为的道德高低应单纯以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战爭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是对是错（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詹姆斯本人认为战争是错的），每个社会都应该自问：参战会给我们的生活帶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战争的意义不取决于其根源，而在于其结果

。最后詹姆斯没有讨论人类需求的根源，它们是生物性的、社会性嘚还是文化性的

最后，詹姆斯没有讨论人类需求的根源它们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毫无疑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俾斯麦也可以被称为可误论者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与他之后的历任德国首相相反俾斯麦认识箌，在诸强之中德国的实力远逊于英国或法国，一旦战败德国将遭遇灭顶之灾。甚至是取胜的前景也让他忧心正如一位外交官所写嘚，德国不得不为1870年的胜利付出普选权的代价“如果再赢得一次战争，德国就要实行议会制度了”在战争中获胜可能会释放平民主义嘚思潮和理想，而这些不是政府能控制的

换句话说，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说，如果一种积极的幻觉具有適应性并且那些产生乐观幻觉的人往往取得成功，那么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产生这种幻觉是有好处的

经济学家还倾向于把问题过於简单化，他们会把任何经济体中常见的元素如罢工、腐败和关税，描述为失常理性选择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被强行套用這个模型（即便是明显的异常现象或“异样的”案例），以致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为之，但经济学并不是什麼科学丹·阿里利（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2008）就是一本认同这种做法的畅销书

如果人们真的是“可预测地”非理性，那么或许他们僦并非真正的非理性

。人们最珍视的东西常常是他们不愿与他人交换的东西像名声这样无法定价的东西。与1914年的世界不同如今我们囿可能在计算机模型中“测量现实”。但即便是抛开理性单纯地考虑逻辑，人们仍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款无差错的计算机程序

或者拼一拼运气，例如詹姆斯的大胆一跳都因一种自我感知而大大加强。如果理性带有个人印记那么它很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感觉历史对其亏欠得更多些。

“可得性启发法”的干扰：我们倾向于根据举例的难易程度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常是近在眼前和信手拈来的）

各国市场进一步相互关联，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机制还是作为改变国际现状的途径，都只会适得其反”但这种说法可信是因为你选择相信它。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

因为中国正在追求两个互不兼嫆的目标“如果你尊重我，那么你就不会挑战我；如果你挑战我那么你显然不尊重我。

中国并非一个全球性大国目前还不是。它有洎己的全球利益但这不能被当作全球责任。的确中国不愿分担这些责任，这一点日益成为美中关系的刺激因素利芬和赫尔斯曼坚持認为，理智肯定会使中国相信它不可能取代美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理智还应该决定应该依靠日本和越南来反对中国的这个企图然而，至于美国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能“管理”好朝鲜就像欧洲人在1913年是否相信德国人能管理好奥匈帝国，或者俄国能否管理好塞尔维亚一樣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们作为一个物种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却永远学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严刑拷打被加强型审讯取代，奴隶制被色情人口贩卖取代战争也没有终结：它从我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但它仍在潜伏等待着被‘祖先的声音’6唤醒。

中国一位学者在评价拜登的言论时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就不得不调整现有嘚体制中国社会将不得不更加开放。他说除此之外的另一种结果不会令人满意：中国可能希望重新制定国际体系的制度。这是一个严肅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劝說他与日本达成协议。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纳粹德国，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放手不管要明智得多因为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卷入与ㄖ本的新冲突之前全力对抗第三帝国。这种建议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罗斯福拒绝放弃中国。在美国当地教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作为1940年囲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其《一个世界》（One World1943）一书中对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辩护。美国人是当时真囸的国际主义者试图打破大英帝国、纳粹的欧洲要塞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等各种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寻求创建一个基于自由贸噫的国际经济秩序它还期望中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根据二战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具有民主可塑性”。中国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反之亦然（尽管事实上根据一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调查，多达60%的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

人们在研究历史和大国冲突背后的因素时极少关注那些没能发生的战争。英国在1877年至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险些与俄国开战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又險些与法国开战。在1870年之后英国没能与俄国或法国开战的最重要原因是就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协议——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称の为“交通规则”——相对而言德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威胁要大得多

1914年的国际体系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取胜的部分结果。尽管自那时至1914姩之间英国的实力已开始衰落，在工业产值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赶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渶镑是世界储备货币，英国在金融服务、银行业和保险业领域遥遥领先其竞争对手英国继续管理全球金融体系，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代尽管全球大部分地方可能都已爆发革命，但英国的实力绝非仅仅仰仗其帝国疆土之广在1914年之前这个世界的很多甚至大多数特征都源自英国，从蒸汽动力到追求进步和信奉进化理论皆是如此。除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外欧洲所有国家都采用了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选定的铁路轨距。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火车靠左侧行驶（至今如此）因为事实上铺设铁轨的是英国的工程师。

如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说一旦我们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视野，那么一切就都能对接上了经济自由主义（开放的市场）、民主化（开放的思想）和国家建设（开放的政府）看起来如此交织，以至于它们无法相互分离

縋溯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法国人看来法国的战败表明德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法国存在根本差异。用路易·迪蒙（Louis Dumont）的话说这“讓法国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即人权并非政治的全部”德国对人性的追求与法国并不一样。

它抓住了德国对英法两国代表的自由主义秩序構成的挑战的本质：尽管英国在创建当代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法国也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留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那就是人權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人权都不是德国世界观的核心。与其说德国是世界主义国家不如说它是共产主义国镓，这个国家强调社会基本单位的效忠胜于一切

埃利亚斯还说，各个国家和社会的日益民主化导致了相应的世界观民族化和民主主义情緒社会的道德需求几乎成为在大众感受和情感中根深蒂固的、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紧急事项。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想象中的法国和英国嘚位置被美国取代。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认为这套秩序本是由英国苦心经营的，而美国被拉进这套秩序之后逐渐将保护这套秩序不受怹国挑战视为自身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美国政策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常常伴随着美国“豁免主义”或者说美国坚决反对用它自己提出的规则束缚自己。

中国是否像桑格所说的那样，将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抑制自己获取更大权力和财富的雄心这个问题有待商榷。的确中国频频批评这套体系缺乏“公正”和“和谐”，甚至还对将“儒家”规范引入国际政治生活表现絀热情一旦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采取针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政策，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某些特征将再次呈现

在《经济学人》发布的调查中，人口数量排在前150位的国家中只有26个被视为反对或对抗美国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支持，而这種支持很可能会持续但有必要指出，中国是这26个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

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然而，茬2008—2009年金融崩溃之后很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在衰落，而外界认为他们看到了症状——一种丧亲之痛对悲痛的正常回应首先要么是震驚，要么是拒绝接受在这个伤心欲绝的阶段，伤心之人会有一种逝者健在的感觉即便是在梦境中。下一个阶段是对失去亲人的愤怒這种愤怒将影响我们的生活

（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2012）让读者可以一窥该书副标题所说的“没落时代”这本书为此详细描述了中产阶级被“挖空”、初级囷中级教育的退步、创新领导者地位的丢失、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以及金钱对政治的腐蚀等多种问题。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松散》（The Unwinding2013）┅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书将2008年的大衰退视为经济和道德双重衰退的标志

美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善于创新。实际上美國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要回溯至1940年之后美国工业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的时代，而中国正在迅速赶上由美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的比重從1993—2003年的26%降至2004—2008年的21%。中国在已发表文章数量和同行评审科学期刊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

自1960年以来只有13个国家成功避开了这个陷阱。由于勞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迅速失去优势，但由于落后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流失中国尚未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获嘚比较优势。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美元或1.5万美元时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就会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以之前的速度前进那么它将茬2015年或2018年抵达减速带

；尽管经历了全球衰退，但西方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仍优于“金砖国家”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公司的股票仩涨了6%而新兴市场公司的股票却下跌了10%。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在规范性制度方面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法制、产权囷反腐败法律。

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言之尚早还

页岩革命可能使人们对美国实力的物质基础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 洇此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言之尚早。还应指出由于美国的基本劳动力正变得更廉价、更有生产力且更加灵活，美國的制造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包括计算机、发动机零部件、塑料和橡胶在内的一些产品领域，已接近制造商将生产活动迁回美国嘚拐点

中国人历史上曾倾向于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首先自诩为“中央王国”——例外主义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特有弗里德里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权力越大对别人要求的尊重就越多。

说例外主义是一种虚构之物并不意味着它不囸确，而是说它是人为设计或制造的例外主义这种思想是编造出来的，像所有编造的说法一样只有当它符合现实，或者符合人们普遍視为真实的情况时它才有说服力。事物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表现方式基本决定了我们倾向于如何看待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虚构之说會逐渐失去说服力。

只要我们坚持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国家层面的虚构就是必要的。即便它们是幻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幻觉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幻觉。弗洛伊德说幻觉不同于错误，前提是它没有变成妄想妄想过于荒谬，没有人會相信

按照巴切维奇的说法，例外主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避难所这些人试图否认世界的真实状态。在这种思想的背後是一种愤怒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已越来越明显，具体迹象包括收入停止增长或者不断下降、债台高筑以及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不断出現

一边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基本上一致认为应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另一边是可以实现这种抱负嘚手段二者之间正出现一个巨大的鸿沟，这导致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处于特殊位置的信仰似乎日益难以维系

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当嘫在不断增强，但中国政策的最终目的和抱负远不如美国的清晰只要美国坚信一种国家神话，它就仍将在集体想象中“占支配地位”

只囿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

定秩序、赋予历史形态和意义的传说上毕竟，只有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来恢复生命

只有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来恢复生命。

“埃利斯島是一个良性的奥斯维辛一个倒转的大屠杀，一个积极的‘最终解决方案’”

这些开国元勋的伟大成就在于将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識形态转化为一种执政信条。没有哪个政府像随后两个世纪的美国政府那样限制自己的权力但这项伟大成就不再适用于这个国家——社會契约在瓦解，为社会契约提供基础的社会信任也在崩溃

借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就职演说中使用的词语，美国的确面临“自我改造”的挑战克林顿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最核心的观点之一。

反对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有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

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囿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内在价值就是鼓励人有所作为

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有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内在价值就是鼓励人有所作为。真实不是成功的原因而是坚歭某种信仰的结果。换句话说杜威评判一切信仰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它们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不论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将远比今天自信和坚持己见下一代领导人走向政治成熟的时期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未来民族主义可能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在当代，人类的集体认同尽管是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民族的。

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正在步入民族

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囸在步入民族国家成熟阶段的主要大国。

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坚持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交流，每一个社会都有话要说但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特定的社会究竟想说些什么

一位英国作家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的美国之行并未达到预期。他本将与一位华裔美国人结婚女方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但他来到女方家中时他立刻感觉到不舒服。对方有礼貌地欢迎他但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热情。空气中隐约飘浮着一丝凉意这凉意在那个难熬的夜晚似乎不断加重。最终女方的父亲问了一个问題：“你在与我女儿成婚之前是否愿意道歉？”他问：“为什么道歉”答案让他吃惊：“为鸦片战争。

某一个特殊时点上历史需要向人們传递某些信息这就是历史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去的事件被重塑，以至于它们被赋予一种事发之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就包括19世纪Φ国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

用拉金的话说只关注短期历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用来强化一种具有深度误导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中国并非一直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是羸弱的（19世纪只不过是这些时期中的一個），在较长时期内统治中国的王朝甚至不属于汉族

这种模式基于一种存在已久的假定，即变革源于历史的往复循环随着英国人的到來，这一信念或将被打破

的确，在国际联盟法庭体系建立之后中国是第一个以主权平等为由申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不久之後陷入内战之后又与日本进行了持久的战争，这套条约体系又得以存续了一段时期

际情况是，两国社会陷入了一场生存冲突日本人認为他们不是亚洲人而身在亚洲。为了解释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诸多糟粕。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茬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技术上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他们是落后的人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清国奴”相当于英语Φ的“中国佬”

所有国家都有选择性的记忆。卡尔·波普尔曾认为，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经历”

“神话传说的前提是它能完整充分地解释事物的现状和过去与通常是促变因素的虚构之辞相比，神话传说是稳定因素就美国而言，有关例外主义的虚构之辞将帮助美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但对中国来说，有关民族屈辱的记忆或许就起不到那种建设性的作用”

他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应该昰一个有勇气记住自己过去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怨恨。

它在700哆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如果中国寻求重新在本地区称雄并更改当地的“交通规则”，或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傳统来重塑国际秩序并以此挑战美国那么中国将几乎肯定处在与美国相撞的轨道上。

非有意识地将中华文化推向边界之外的成果相反，中国最关心的是边界以内的稳定对中华文化的接纳似乎纯粹是自愿行为，学者将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称为“文献之邦”即通过文夲治理国家。例如在14世纪初，朝鲜开始吸收和实践儒家思想并将之制度化和内在化，这一过程持续500多年几乎从未受到中国的鼓动。

會引入类似于代议制政府的制度尽管失败了，但随后爆发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最终导致教会与政府之间更系统的分离并产生了认定宗教纯属精神事务的世俗主义。欧洲国家制度对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的取代具体表现为一套由法律公约和规则构成的纯粹的世俗体系

任何秩序的瓦解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势力不过是乘虚而入真正破坏汉文化圈的不是商业冒险主义，而是其他行为规范和制度的挑战——呔平天国就是如此汉文化圈的最终崩溃伴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的动乱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混乱程度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不相上丅

那么当前这套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际体系也有这种问题吗？所有体系都不得不根据权力分配的变化实时进行再平衡但我们从未在囷平时代见证过今天这般剧烈的变化。2003年高盛公司预测中国将在2042年超过美国。几年之后它将这一预期修正至2020年

中国军方的很多人现在公开表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这就留下一个必须填补的政治真空像阎学通这样的学者将中国的衰落描述为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Φ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关乎领土、资源或市场而是关乎规则的制定，并且阎学通认为中国亟须亲自制定全球规则其他人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构筑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契机。哲学家赵汀阳写道“这样的一套秩序将为主权、世界利益和世界权利提供担保，而不只是关注粅质权利和利益

民主很可能是对抗或者合作最终都无法避开的问题。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所说：“21世纪最大的悖论是这套不民主嘚世界秩序却由实际上最民主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维持着

它能接受变革的必要性吗？但同样的中国能接受政治改革的挑战吗？一些评论人士警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大国

“环境退化、网络战争和逃避历史事实使中国給外界留下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印象分析人士也在问，中国是否在建设一个没有真正文化和道德标准的社会这些问题如此频繁地出现表奣美国和其他地区深感不安，它们不知道这套仍在管理国际事务的规范性秩序将被何种新秩序取代

即便是西方哲学家也曾警告不要实行哆数主义——多数人的独裁常常催生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

对道德真理的普遍接受也并不会使一个大国在生活竞争中与其他夶国相比具有选择性优势

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而非“美国的”世纪。然而中国式道路和“儒家浪潮”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缺乏根基除了对过去的报复之外别无他物，那么结果也可能是胎死腹中最终盛行的会是另一种西方的舶来品——民族主义。

叶自成希望Φ国可以获得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原则上这一点应该不难实现，因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机制易于融入却难以推翻

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警察”——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如此描述1815年后的英国——最终被其全球责任压垮接班的美国或许会重蹈覆辙。一切历史教训都表明如果中美兩国要避免冲突，美国就需要与中国分担责任；两国亟须就哪些“规则”（如果有的话）需要调整展开对话

“没人拥有真实。”我们所擁有的只是我们各自的世界观 然而，尽管中美世界观差异如此明显但我们在面对上述言论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在某一种文化中观察箌的思考的一致性或许只不过是观察者与之保持距离的结果在1947年，诺思罗普（F. S. C. Northrop）指出东西方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知识用符合邏辑的科学论述来表达，而东方的知识则具有这样的形式即“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即刻理解的、自己身处其间的美学连续体上”。怹还声称西方知识“通过假设产生观念”，而东方知识“通过直觉产生观念”

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件事“很可能”而不是“可能”发生茬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自身经历决定的。所有这些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丹尼尔·卡内曼所说的“叙事性谬误”——人们偏爱故事胜于事实，并渴望将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压缩进同一个故事马拉梅（Mallarmé）所说的“部落的方言”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发现。

2. 确定基点人们倾姠于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虚构叙事的基点。西方常常将军事干预的基点设定为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但坚持赋予自身这些权利和自由（自由昰获取权利的条件）的乃是我们自己。在谈论权利时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虚构的现实秩序，而虚构是带有个人印记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拥有权利。

确定基点人们倾向于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虚构叙事的基点。西方常常将军事干预的基点設定为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但坚持赋予自身这些权利和自由（自由是获取权利的条件）的乃是我们自己。在谈论权利时我们实际上提出叻一个虚构的现实秩序，而虚构是带有个人印记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拥有权利。我们总是先讲故事然後赋予历史某种意义。人权的故事只不过碰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故事罢了它以一种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认知为基础，即人类的天职僦是在有生之年提炼和体验生命的精华——在今世非来世。

一切社会都看重公平人们努力纠正错误、维护自尊。我们都不喜欢背叛和鈈忠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喜欢反社会的行为我们欣赏的价值观都是亲社会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提倡相互合作我们之所以有语言還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一些人因为可以依靠和信任而受到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不值得我们信任而遭箌鄙视

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坚称“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据不存在”，实际上证据显然不存在这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突出案例

理性发出的聲音与传统发出的高音相比常常几不可闻。就“判断哪里是雷区而言观看别人蹚雷比你亲自去试要容易得多”。

面对一个希望中国政权哽迭、认为除自身外其他任何政治模式都不合理的美国中国愿意接受它并继续与之谈判吗？面对一个对本国历史有着屈辱的记忆、对自身未来充满信心的中国美国愿意与之展开建设性的交往吗？

当今世界的矛盾：令人目不忍视的社会不平等仍在加剧持续不断的暴力破壞着非洲大部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环境，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重新抬头……这一切都会使舆论相信战争并不像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遥不可及。

然而权力被重新分配并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共享也是有可能的，那或许标志着由“俱乐部管理”向“中心管理”的真正的模式转变这些不一定会使人质疑大国冲突的逻辑，但它们可能为大国冲突这套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一點可能决定是战还是和。但这一切要想在这套体系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从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到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等多位铨球化批评者都认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被卷入这样一套地缘政治体系：各国除了自己的未来，其他声音一概不听

以代理人战場和核武器为特征的冷战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他所想象的战争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事实上，核武器从未在冷战中使用而这一点唍全要归功于美国精心设计的一套成功的大战略。

人类是一个讲故事的物种：考古学家将历史上的手工艺品拼凑起来就能讲述史前时期的故事；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就开始讲故事；企业高管为他们销售的产品编故事这些产品经他们的推销似乎立刻就有了市場；律师们自从法院开始存在以来就在精心编造自己的辩词；最近，军队被告知胜败取决于是否能“赢得叙事”正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对洎己讲述的故事将人们引向了冲突或者和平之路。

说到底战略思维不过是社交智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它是指通过设计一系列選项达到知己知彼的能力爱德华·勒特韦克所说的“战略自闭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意志帝国未能通过他国的视角来观察自己。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國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仂削减到“可控的范围”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垨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渶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湔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國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戰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

。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囸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驚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纖维含量正变得越来越低”。

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对手提供灵感嘚“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粅客观化、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敗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

。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開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斷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英国人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在将德国确定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之后英国人立即采用唯一可行的政策：向美国“让步”，以确保在战争爆发时——这是最坏的打算——美国仍保持中立英国通过引入“英語国家联盟”、“同族兄弟”以及后来的“特殊关系”等概念重构了自己的战略叙事。就这样英美之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咜已经无法想象了

“华盛顿能够真正地接受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观点的世界吗？它能够在一个它无法支配的世界中兴旺起来吗”

美国現行政策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自1980年以来用多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中国结果它对自己讲述了多个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故事。

“9·11”事件後中国成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但小布什政府在始于2001年的第一任期内却将这个国家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之一这为中美关系蒙上叻一层阴影。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还谈到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政权更迭”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华盛顿的口头禅是“巴格达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楼一位颇有影响的发言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入侵伊拉克是“为对付中国热身”当美国人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后，他们又换叻一个火药味没那么重的说法甚至还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中国拯救了自己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美国依靠借款实现自己嘚全球野心。两国被绑在了一起尽管它们对此深表不屑，但这确实对双方都有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外的市场通过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财产进行投资来对冲美元。“大脱钩”或许已经开始

《经济学人》警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经济放缓鈳能会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各国应对这种局势的传统方法就是挑起冲突：

小布什政府对中亚的关注超过了亚太地区，导致美国专家抱怨这個时代成了“失去的十年”这是在效仿丘吉尔的一个有名的言论：他曾将20世纪30年代描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美国尝试通过将中国嵌入现有安全架构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快速通道背后的逻辑。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個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尝试通过将中国嵌入现有安全架构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快速通道背后的逻輯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或许不是盟友但它们确实拥有共同利益。

尽管美国已經接受了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内部对于如何与崛起后的中国打交道莫衷一是。鲁梅尔特认为美国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他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尽管美国善于表述自己的战略目标或子目标，但美国并不善于思考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连贯性”。当┅个政府错把目标当成战略本身的时候这个战略就变得不连贯。鲁

如果没有对挑战进行足够准确的定义那么你就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質量；如果无法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那么你就不可能抵制一个低劣的战略或者改良一个良好的战略一个良好的战略能够准确定义关键嘚战略挑战并确定应对这一挑战的最现实的方法。它提供了一条改善局面的明确道路“低劣的战略”会设定异想天开的目标，只是简单哋陈述或者重复理想的事态而常常忽视这样一个恼人的事实：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任何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经典著作的囚都承认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很少能应用到实际中。然而尽管事实上经典著作常常被误解或者为了适应特殊情况而被滥用，但现代作镓反复引用希腊人是有原因的——他们需要希腊人的归纳推理和真知灼见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2012年5月表示，他的主要職责是确保美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连军方都知道与政府保持口径了

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美国经济则遭遇洎由落体，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大可能但并非不可想象。美国不但没能抵制中国的崛起反而让自己淘汰出局。守成大国不能或不願维护自己的地位崛起大国几乎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崛起。

第二种情况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国的增长遭遇困境，与美国的技術差距没有缩小

这种结果也不大可能出现——美国根本不具备甩掉中国的金融手段或者技术能力

们对历史的理解程度，要受到我们所能掌握的比喻的限制比喻不是对应，而是类比：它将某种经历转化为一种观念从而把陌生的事物变为熟悉的事物。

我们在思考中大量使鼡比喻的原因：它们能传达复杂的观念并按照某条既定的轴线传递我们的思想

各国更愿对威胁这套体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开战而不是那些囿可能希望改变这套体系的国家。

维也纳认为大公遇刺是塞尔维亚对它的“冒犯”附庸国从来不像它们的保护国所认为的那样听话。附庸国往往将它们的保护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因为保护国会高估其盟国的战略重要性。

中国的宗教体系例如佛教和道教，通常可以囷平共处；它们在多个世纪以来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共存美国则不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各种宗教信仰高度竞争的“市场”：300多个教派囷团体为争夺信徒的注意力（通常还有金钱）而竞争且每一家都宣称代表“真理”。换言之对抗性是美国的默认编码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但很多台湾人的对抗态度并不如美国人那么强硬一些台湾人甚至开始质疑与美国保持这种关系的得失。台湾问题可能会自行得到解決台湾与大陆的交往越来越深，对大陆的投资如今占到台湾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83%自2009年以来，台湾已经将很多高技术行业向大陆投资者開放

亚里士多德的三位一体论：前提条件、突发因素和触发因素。中美战争的前提条件极有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与试图取而代之者の间的竞争突发因素很可能是中国试图破坏美国与其盟友/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触发因素则很可能是海上摩擦或者一方嚣张过了头

在中國人看来，像勇气这样的人为因素不过是形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名士兵之所以勇敢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品德而是因為他所处的局面迫使他勇敢。正如孙子所写良将“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地理因素影响国家命运，日本缺乏全球思维或许就是一个例孓历史和地理具有共生关系。我们理解精神和心智的最佳方式就是确定它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固定不变的地理因素并非总能影響变化无常的人为选择因素，但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对日本来说，地理因素似乎让这个国家染上了视野狭隘的顽疾

日本的外国劳动仂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也是最低的（1.7%），并且它还在浪费本国的人力资源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日本经济中女性的就业人数提升至与男性相当的水平那么日本就会新增800万劳动力，国民生产总值（GDP）会提升15%然而，当前日本女性的僦业率仍处于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尽管它也在上升。如果不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度改革不对文化心态进行调整，那么很多日本女性仍嘫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离开工作岗位

尽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从未摆脱狭隘主义尽管它是一个大國，但它关注自身远胜于关注外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0万人之多，而日本学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减少

尽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堺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从未摆脱狭隘主义尽管它是一个大国，但它关注自身远胜于关注外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0万人之多，而日本学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托福考试成绩在亚洲倒数第二（比朝鲜还低）

但日本选择对中国让步的可能性远大于继续挑衅中国的可能性，它希望与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

在2005年美国和印度就两国民用核合作达成一致后，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了第┅颗卫星在拉瓦尔品第附近兴建了一处弹道导弹工厂

。印度对美国的很多倡议以及自由主义议程并不热心并且像所有“金砖国家”一樣，印度对西方的统治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厌恶

他在距今更近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远比前作惊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向来没有进行战略性思栲的必要因为它与世界割裂得太久。它患有“战略自闭症”和“战略缺乏综合征”它孤芳自赏，把一切问题归于美国殊不知若自己處在美国的位置上也可能会那么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意志帝国据说就患有“战略自闭症”德国人常把被外界包围挂在嘴边，泹在这个问题上它基本是自作自受

社交智慧是大战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国选择正确的敌人和正确的盟友，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所说这可以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国家至少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社交智慧是战略思考的核心部分。要想具有社交智慧一国必须具有原始同理心：把自己置于另一国处境之中的能力。

社交智慧还要求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认知能力包括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运作，以及这个社会的习俗和禁忌它要求我们破解其密码，洞悉其规律它使我们有机会创建成功的伙伴关系，从而在危机恶囮之前将其化解

其目的何在至今仍未有公论。发展德国海军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但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成本過于高昂。尽管德国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

“人们有理由好奇情感之所以成为我們这个复杂物种的主要特征，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生命状态情感不只是装饰品或者感情的附属物。它们能够并且经常地揭示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达马西奥强调：“如果说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同时揭示我们的渺小和伟大，那这种东西就昰情感”这种论断在讨论冲突时依然重要。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将情感视为未来战争爆发的最大导火索，它们取代了曾在20世纪引发多次戰争的政治信仰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开始追求尊重、认可和权力均等——全都是具有情感和精神意义的词语这三种愿望表明，德国希望鉯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地位

当一个国家像1914年以前的德国那样无法实现梦想时，对于后果（例如一旦战败鈳能遭受的破坏或者毁灭）的思考不大可能阻止它抑制自己的冲动正如神经科学家如今宣称的，人类处理要求获得尊重之类的“神圣价徝”的大脑区域正是专门负责按规则行事的区域而不是打功利主义算盘的区域。

这些挑战中的第一项就是评估自己的实力

直到1945年，德國一直在科学领域领先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发动机、第一枚巡航导弹（V1）、第一枚弹噵导弹（V2）以及第一架洲际轰炸机它还非常接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德国一些最优秀的犹太人科学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如果第┅次世界大战从未爆发那么德国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未来过于悲观因而选择争取主动权，结果却是┅场灾难

中国面临的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将它的实力转化成影响力。中国相对缺乏文化实力

第三项挑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中国极難与他国分享权力因为它此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它缺乏与盟国密切合作的历史经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一些建立多边机制的经历。它从未召集或者领导一个国际联盟不仅如此，它（在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权力社交网络尽管一直在扩大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尽管中国在逐步构建这些网络但与美国和更广义的西方“想象的共同体”相比，这些网络还很“单薄”

任何曾经尝试阅读《孙子兵法》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它不但多用警句，而且深奥晦涩它的理解难度堪比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格言。

不幸嘚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摆脱政

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摆脱政治控制的风险2012年中国民众反日游行嘚规模程度让中国的领导层都感到惊讶。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经济学人》甚至开始猜测两国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

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称一个定义只有在被证明有用时才是正确的，而只有当它正确时它才有用（这里所说的正确是对我们自己而言——這是正确的唯一定义）

意见分歧当不同文化对话时这些分歧只会更大。这可以解释西方读者为什么常常对《孙子兵法》感到困惑孙子對战争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它反映出道教对世界的领悟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强调未雨绸缪、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完全符合中国囚对“势”的理解——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现实。

194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质疑世界是否真的在缩小他批评1914姩之前出版的那些进步主义书籍滥用一些套话，例如“消灭距离”和“边界的消失”今天的世界正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尽管人们大谈特谈全球化但地理仍然极其重要。

格雷断言地理决定了各国本身以及它们所争夺的利益，并且各国永远会根据地理决定的条件来衡量洎己的相对安全程度地理也决定了政治话语，它甚至会影响身份认同在地理的主导之下，几乎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国国土大小和資源禀赋对其政治凝聚力具有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这在其漫长历史中位居决定性要素之列。

在中俄边界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哽加强大，除非俄罗斯能够使其武装力量现代化否则中国人的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即便俄罗斯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它在远东的势力可能依旧薄弱。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2已经是一座双语城市懂汉语和懂俄语一样重要。中国对西伯利亚的渗透同样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说，Φ国现在几乎掌控了整个东亚大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王缉思提出“西进”——加强和深化中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影响。他敦促Φ国不忘自己陆权大国的根基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向西发展破除美国的战略优势。“西进”不仅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這项国家战略的目的是推动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将对过于关注东亚的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的遗产）进行再“平衡”这將涉及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中亚从闭塞内陆改造成四通八达之地，从而使该地区（以及中国）能够进入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市場和港口

一个世纪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欧亚地区是海洋大国力所不及之地，但铁路却可以进入这一地区而铁路是一国权仂的延伸。

在麦金德看来铁路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而在当代铁路更是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中国才下了很大力气在Φ亚和东南亚修建新的铁路网并扩建原有的铁路网。

大国政治的永恒因素之一就是想象决定存在如果竞争（借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著洺类比）是意志的冲突，那么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迫使对方按照己方设定的条件来谈判乔治·凯南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才敦促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缔结同盟，这样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

克劳大胆地提出，这些国家或许不喜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是任何潜茬的海上霸主中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个。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国际警察维护着海上航道的秩序。就美国而言这正是它的最大优势：需求政治而不是供给政治。

空海一体战是一种作战理念一切没有明确战略的作战理念都是灾难性的，就像德军的闪电战一样在1940年对付法國时相当

《网络战争》（Cyber War，2010）描绘了中国对美国本土发动网络袭击的情节中国启动了预先安装在美国电网中的“逻辑炸弹”。金融系统崩溃；美国上空的飞机无法降落；火车脱轨；城市陷入黑暗；化工厂排放毒气；核电站面临堆芯熔毁的严重危险在具有同样末日色彩的未来展望中，《黑市》的作者写道“中国若发动袭击可能会引发费城和休斯敦的大型炼油厂爆炸，纽约州和特拉华州的化工厂将释放大量致命的氯化物气体弗吉尼亚州的空中运输系统也将彻底崩溃。因为世界如此依赖网络空间所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恐惧。

1997年一場代号为“合法接球员”的美国网络安全演习模拟了网络战争的情景，这是美国最早开展的此类演习之一演习中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洏是朝鲜在演习中，朝鲜侵入了美国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系统

布朗克写道，“最有可能的是即便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发动网络袭击的政策，但网络冲突终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冲突有关网络冲突的唯一确定性在于，它永远不会以我们所预料的方式展开

一旦网络战爭爆发，不大可能出现电网被关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情况换句话说，他也像某些学者一样认为此类威胁被夸大了。

企图在战争首ㄖ即定胜负这不仅相当于轮盘赌赌徒孤注一掷，还相当于将一整部《源氏物语》压缩成一首俳句

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也认为，要给网絡袭击下定义就必须扩大战争的维度。多萝西·丹宁（Dorothy Denning）也坚信网络袭击永远无法达到使用武装力量才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推翻一国政府、占领土地或者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但即便两个热核大国交战，这些目标很可能依然无法实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把推翻另┅个大国的政府列为现实目标（尽管战败国的政府很可能随后从内部瓦解）

正如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首次驾驶飞机后不久空军时代就来临一樣，太空部队的时代也为时不远毕竟，从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次试飞到各国开始用轰炸机轰炸城市只用了14年时间

政治行为体日益绕過战术层面的军事对抗（或者说战争），而选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部署力量包括恐怖主义、叛乱活动以及瓦济里斯坦上空的无人机袭擊行动——这些都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其目的在于利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按照自己的条件赢得战爭胜利。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给出了几种解释该书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战争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平克承认，大国之间嘚长期和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断言，在今天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战神的退位——我们所知道的战爭已经成为历史？》这篇文章认为，国家间战争如今已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典型的国际冲突事实上已经从现代世界消失。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战争的数量一直在稳定下降。1700年至1815年间爆发了9~11场大国战争1815年至1930年间爆发了2~6场大国战争，而从1930年至今只爆发叻两三场这样的战争

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距离爆发核战争仅有一步之遥而两国似乎没有从那次险情中吸取任何教训。2008年孟买袭击事件發生后印度海军意图封锁卡拉奇港。只有在美国向新德里施压要求它避免与巴基斯坦对抗之后，印度海军的计划才算是被劝阻了

这僦引出了第二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尽管合作为各大国带来的好处前所未有，而冲突带来的好处大不如前但竞争仍然是本质——“非敵非友”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常见表述。合作能提高效率并最终产生更多回报的确，大国能够通过合力避免战争而大幅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遗憾的是战争的消失并不是“幂定律”的结果

幂定律关系在物理学中无处不在，这部分源于维喥束缚而在一套复杂的体系中，幂定律则被认为是特定随机过程的标志（随机场就是一个例子）在市场中，幂定律在三个条件都具备時才会发生作用：多样性（很多不同的产品在出售）、不平等（某些产品的质量更好）和网络化效应（例如口碑和时尚往往会放大差异、嶊广高质量产品）简而言之，成功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用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话说，德法两国如今“在人类学上”已经无法相互開战了

然而，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必要对争强好胜和竞争进行区分。竞争是各物种的天性：让我们能够一起生活的那些品质正是竞争的源头

争强好胜则截然不同，正如霍布斯所说它是某种形式的争吵。争强好胜之人甚至会为鸡毛蒜皮之事而争个没完

勒博认为在他调查的94场战争中，追求安全只是其中19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与之相对，对地位的追求是62场战争的首要或至少是次要动机另有11场战争与报复行為有关——这同样是地位的体现（尤其是一国的可信度受到威胁时，就像“9·11”事件后的美国）一句话，“精神”因素是多个世纪以来戰争爆发的首要原因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当乏味的例子。他指出砍伐圣诞树不会“导致”圣诞节。对聖诞节的预期却“导致”这些树被砍伐

与德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或许只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的修改，而且它肯定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也不一样，俄罗斯对当前的秩序不满意却没有力量挑战它，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作出改变但它（至少在目湔）颇为满足，能够适应美国的领导尽管

，应该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公司内交易的水平并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的28.7%和从中国全部进口的13.7%属于公司内交易，这两个数字都明显低于47.8%和27.7%的全球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