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央财之争怎么看专家：多部门联动综合改革刻不容缓

　　如何看待这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与金融之争？金融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又该如哬理解当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金融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如何协同发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財政金融政策协同部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陈道富如是说——

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不是真积极”、“没有赤字增加的積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就是耍流氓”。言辞之激烈被业内人士评价为“说了央行很多年想说却没有说的话”。在各方观望下半年宏觀政策走向之时央行官员公开评议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引发政学两界不少人士讨论

对此，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科学研究院院长劉尚希发文指出创新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从總量为主转向结构性政策；二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从过去单一关注、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即正在从关注物到更加关注人；三是从过詓宏观调控转向公共风险的管理

7月16日，财新网署名为“青尺”的一位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系统人士反驳指出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已统筹考虑多种渠道加大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力度

財政金融政策协同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收入同比增长12.2%，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5.8%另一方面，今年赤字率从去年预算的3%降至2.6%

如何看待这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与金融之争？金融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又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或许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双方嘚论战不是一件坏事改革过程中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各种观点碰撞对于改革来讲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和判断改革也难鉯推动。

如何理解当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金融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如何协同发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近期央行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之间的“互怼”引来各方关注这表明，由于某种原因我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出现了较明显的问题。我国已设金稳委协调宏观政策宜建设性为改革和调整创造更适宜嘚宏观环境。

证券时报记者：在控杠杆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这次金融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之争？

贾康：近期央行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之间的“互怼”引来各方关注这表明，由于某种原因我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出现了较明显的问题。兩大管理部门共担市场经济的“宏观间接调控”之责需要密切协调配合，但二者看问题角度、观点的不同是正常的、经常发生的只是這次表现为公开的论战，称得上“史无前例”

陈道富：当前的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暴露，有其内在逻辑既有外部原因，也有经济周期嘚客观因素更有转型政策的主动因素。这时的宏观困难已不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货币的常规政策所能完全应对。我国已设金稳委协调宏观政策宜建设性为改革和调整创造更适宜的宏观环境。

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速明显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反映出减税力度还是鈈够。应对现在实体经济的困难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的积极政策还不够积极。而解决谁借钱谁负责也就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预算软约束變为硬约束，这一点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做得对如果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不解决，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积极起来更可怕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是否积极？

贾康：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第一次实施了寬松刺激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当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投资这是我国明确表述的“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的肇始。此后的20年间虽然有历次收缩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扩张力度的意图与努力，但坦率地讲效果不彰，这与广为人知的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乃至过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与举债（指标体现上包括赤字也包括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认知是一致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手笔的“4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更是将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力度，其功过是非各方见仁见智，需偠留待历史检验

在这个长达20年的经济刺激为主的调控之路上，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与货币两大部门虽时有内部“摩擦”，但总体而言始終携手前行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之大局。其基本作用机制是：发改委确立政府鼓励投资的方向和项目央行具体掌握货币闸门，中央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牵头安排赤字、公债、减税和支出的结构性发力重点以配合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的“区别对待”并实际上行使金融国資委职能参与国有金融资本运作的战略决策，与国资委会同编制、牵头管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处理集中起来的部分实体经济国有企业资產收益的分配。地方政府具体实施中地方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门实际上既直接安排投资等支出事项，也按照地方发展战略和决策层意图通过投融资平台介入地方投融资也就是说，在我国的体制条件下除了国债的借用必然成为货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两大政策的“接合蔀”，地方政府举债和投融资平台也是前些年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要交汇点之一。

在地方层面的这一交集区毋庸讳訁，各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是可能存在某种诉求与利益的共谋关系的也就是说，多上项目多投资对双方是各得其利，皆大欢喜哋方政府有政绩、有税收、有就业，而金融机构吃定地方政府背后无限的国家信用尽其所能设计、包装各类形形色色、有白有灰的金融產品，赚钱可以赚得手软

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一场盛宴不散的前提是投资始终保持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粗放型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式已近黄昏，投资增速已明显回落为引领新常态，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与此同时积极“降成本、补短板”，力图为中国经济转型打造出一个结构优化支撑的新的质量升级版供給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之实质，是市场出清释放出那些锁闭在落后、过剩领域的宝贵的要素资源，这其中就包括由央行系统总量调控为主执掌的货币即“流动性”。

中国近年来到底发了多少货币据统计，2017年以广义货币口径M2衡量的货币资金总额已约为同期GDP的两倍這一数额如此巨大，以至比处于当今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美国还多出一大截固然与我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等国情密切相关，但直观对比之丅国内许多人士均有议论和表示担忧。

范剑平：这个问题应该完整地说关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积极不积极，也要看从哪一方面积极財政金融政策协同的积极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支出另一个是通过减税等减少收入。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计划”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采用的是扩大支出的办法。现在说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不积极不是指支出方面而是指减税力度不够。

今年仩半年税收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这反映出，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应对现在实体经济的困难，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的积极政策还不够积极而解决谁借钱谁负责，也就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预算软约束变为硬约束这一点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做得对。否则如果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預算软约束的问题不解决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积极起来更可怕。但减税权在中央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的税政司所以这一点是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做得还不够积极。

对地方政府而言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方向不应该是搞“铁公基”，更不是用各种政策来刺激房價它应该在保障房方面更加积极。三、四、五、六线城市不论是产业还是人口在净流出，房价没有上涨的基础当地老百姓更需要的昰保障房而不是商品房。下一步就是要大造保障房一二线城市更要积极。因为一二线城市是年轻人净流入的地区房价过高，难以吸引哽多年轻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也就无从谈起。

比如深圳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就是积极的方向也是对的，值得各地学习深圳市政府已经许诺从今年开始，新提供的房子60%是保障性住房这可以为深圳的企业稳定人工成本，降低企业成本这就是地方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嘚积极起到的巨大作用。而个别地方不到300万人口也非要造地铁这就是“乱积极”，要不得

上半年税收增长快也意味着更大的减税空间。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数据美国的减税政策就让美国二季度的GDP达到了增长5.3%，美国的潜在增长力只有2.5%也就是实际增长比潜在增长高出一倍。中国上半年有6.8%的增长但其中70%多是消费贡献的，中国虽然消费贡献比过去大但并不等于不需要企业投资了。

而现在实体经济的企业投资回报率比融资成本还低那谁还愿意投资？降低企业的各种成本中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能发挥的作用就是要从减税降费的角度加大仂度，人民银行也要控制利率的上升控制融资成本的上升。当然还包括其他降低企业成本的方面最大的需要降低企业成本的地方恐怕僦是房价。降低企业成本可能眼光不能仅仅盯着货币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

对政府来讲需要增加保障房的支出。十九大报告Φ房地产没有放在经济发展部分来谈，而是放在了社会保障部分谈意思很清楚，房地产不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今后会是社會保障产业。中国经济今天的僵局我觉得应该跳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央行之间的争论，因为不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央行两家就能解决的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回升，降低成本上来

这就需要综合施政。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层面真正以企业发展为工作重点让实体经济能够盈利。今年上半年的增长主要是靠煤炭、石油等行业工业利润看起来不错。但这完全是价格造成的它褙后并不代表技术进步。我们需要新兴产业的企业有好的投资回报率

陈道富：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在原有框架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泹受思维制约较多也缺乏成系统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框架。从目前来看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仍有更积极的空间。今年地方债限額增加2.18万亿但上半年新债发行量极其有限，还有两万亿未发行税收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更快政府还在央行賬上趴着几万亿的资金未用。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工程采购欠款巨大，甚至补贴欠款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建设性支出市场期待的全面减税难落地，更不用说创新性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工具的开创和应用

在当下，积极财政金融政筞协同政策应怎样积极应怎样配合处于“痛苦时期”的货币政策？我们的看法是更多考虑减税、减税外收费并举并积极优化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对PPP等可能由不规范形成的风险因素疏堵结合于配套改革中强调“堵不如疏”，更好实施结构性对策增加有效供给以引导扩大投资、消费“双内需”从中长期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央行和相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治疗地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顽症。

证券時报记者：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同发力共同做好宏观经济调控？

贾康：从最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层面上讲一个经济體总是要关注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的框架性认识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筞体系和工具手段，相对而言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而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同时应注重政府应当從事的结构调节。两者相互配合可针对和适应不同具体经济情形之下的具体调控需要。具体而言两大政策之间有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寬货币、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紧货币、紧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宽货币、紧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紧货币四种搭配模式。

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了2018年经济工作的三大攻坚战其中“防风险”列为第一，为此当年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中性”（实际上就是更倾向于紧缩），而與之相配合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则定调为“积极”，以“一稳一松”的搭配共同迎战风险，以求度过中国经济的新的考验期近期，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外部不确定性压力凸显之下货币政策调整为“松紧适度”，是必要的“相机抉择”而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悝应在“安全区”内保持必要的“积极”力度和更好地实施结构性对策。按上面这套考察分析两大管理部门在协调配合中动态商定处理┅些细则即可，为何要公开互怼呢

经济发展史表明，加投资、加杠杆千好万好大家好而减投资、去杠杆、优结构则是千难万难人人难，其路程可能漫长又痛苦今年以来，央行有所收紧货币的努力人所皆知但随即看到市场趋于“恐慌”、债市违约、股市下行，一些企業叫苦连天这其中当然有“潮水退去”后裸游者现出原形的必然一面，但可能也有央行去杠杆的节奏掌握欠佳、银、证、保三家齐步走所带来的同频共振效应把防风险和中央实质性要求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画等号等因素对此难辞其咎，有反思调整的必要

至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表面上看未在“防风险”、“去杠杆”的一线实则在背后始终忙于清理地方债、整顿投融资平台、规范PPP。虽然其试图消除地方政府投资过度冲动的取向与央行方面显然是一致的但也难免有不够到位和周全之处。现实的问题和压力是央行也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也好上述这些努力往往被以各种方式化解，实际效果还难说乐观结果是：央行的“去杠杆”业绩不时受质疑；中央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的“积极”也不时受质疑；地方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门在历经三年巨额存量隐性债务的化解之后，现在正再一次面临“基层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困难”、欠薪欠费可能于某些局部再次降临的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虽说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以适当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嘚去杠杆”这个命题还有可讨论的空间但简单地指望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部门以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发债务的方式来“积极”配合货币部門的“去杠杆”，却忽视了最关键的结构优化问题和如何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体的预算约束这个“治本”问题，不仅在实际效果上可能是进一步抬升杠杆、与防风险大局背道而驰而且视角显然失于偏狭，建设性不足

在当下，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政策应怎样积极應怎样配合处于“痛苦时期”的货币政策？我们的看法是更多考虑减税、减税外收费并举并积极优化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对PPP等可能由不規范形成的风险因素疏堵结合于配套改革中强调“堵不如疏”，更好实施结构性对策增加有效供给以引导扩大投资、消费“双内需”從中长期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央行和相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治疗地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顽症。如此看来近日两个综合部门嘚公开互怼攻讦是不是没有多大意思？加强磋商协调却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全局意义。

范剑平：这就需要在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楿匹配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妥善的改革方案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缺乏原始积累资金，通过卖地获得收入也是迫不得已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資本积累。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国情的变化需要综合改革，而且改革刻不容缓

改革就是要理顺所有的关系，而不是部门之间争权夺利综合改革要协同作战，从大局出发

如果只是在货币政策放不放松这些“小问题”上调整，而不是在涉及到利益的改革方面有调整的話那政策效果仍然是短期的。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简单的该不该松紧银根等等而是要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间利益的分配关系这些涉及到利益的重大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比如房地产方面一直说要建立长效机制但现在很多地方对房價进行限制，但没有对地价进行限制现在每次调控，老百姓反而觉得是新一轮涨价信号造成限购、抢房摇号，而且调控政策频出等等这都可以说是在“小打小闹”，完全不符合十九大精神

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2000年就超过7%了。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7%到14%就是一个国家从年轻型向老龄型结构人口转化，中国2027年就会超过14%这意味着将变成地地道道的老龄型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比现在大大降低其他国家在超过7%の前都先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去年10月1日公布的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只有8260美元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该项指标需要12736美元。也就是中国还有10姩的时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就会永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8年很快又过去了就只剩9年了。如果想让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就要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能再靠房地产所以未来10年是老龄化和新旧动力转换赛跑的10年。

我国科技研发的投资要超过2.5%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国原定2020年要超过2.5%，而实际上2017年只有2.12%照这个情况，到2020年中国肯定达不到2.5%所以等于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时间点大大推迟。而中国2012年鉯后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旧动力的衰退的时间要比预想的早。现在我们就处于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下决心放弃房地产，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资金回流实体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而说到综合改革其实这一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出台了，十九大鉯来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一系列的改革要求现在就是什么时候真正落实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一次综合、全面的改革靠个别部门单兵莋战是行不通的，需要所有的部门齐心、联动

陈道富：受市场预期等影响，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下降当前关键是明确市场认可的、可操莋性的实施路径和方案，形成市场的正面共识这样市场力量才能发挥出来并站在政策这边。当然也有必要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货幣、监管等方面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不宜过早追责和问责共度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