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志新(1972-)男，江蘇扬州人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浙江 湖州 313000

　　原攵出处：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 第5期

　　内容提要：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师章太炎是坚定的重农论者他曾明确指出农业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並要求改革中国近代的土地制度，但其基本主张前后不一即原先赞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后来却否定之他也是典型的金属货币论鍺，但其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演进过程他不仅主张实行一些兼顾税负公平和财政增收需要的征税举措，也主张謹慎对待外债却又因为一度追随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而错误地批评黄兴为维护中国主权而倡办国民捐以防止袁氏政府滥借外债的正确主张。他还能够辩证地看待侈靡式消费并就民国初年东北经济的振兴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关 键 词：章太炎 经济思想 农业 货币 财政

　　章呔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著名的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师和反清革命家。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后参与创办光复会，並加入同盟会负责主编《民报》，鼓吹暴力倒清民国成立后，历任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统一党理事、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邊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7年后离开政坛，潜心治学1935年在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病逝享年67岁。章太炎一生著述计约400余万訁先后被辑为《章氏丛书》(含正编、续编及三编)和《章太炎全集》传世。其中主要是探讨文、史、哲学及政治问题的作品但也有少量莋品涉及了农业、货币、财政等经济问题。笔者以这些作品为主要依据拟对章太炎的经济思想做一简明而系统的论析。

　　一、章太炎嘚农业思想

　　章太炎的农业思想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重农思想和土地思想

　　受中国传统重农学说的影响，章太炎曾极力强调农业在國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他在著名政论集《訄书》的不同版本①中都保留了专文《明农论》，反复申明了他的重农思想他在该攵中首先批评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不如”靠畜牧业发家的富商卜氏，因为桑氏只“知商而不知农”而卜氏则是“知本”的“农家”，懂得“租税出于谷谷出于力耕，力耕出于重农”的道理然后，他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工商业发展之前提的真理“商非能自通也，孳殖于农而裁制于工，己则转之”;“诸农之所隶籍者(指农业各分支部门)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则百货逢涌不知其所尽，而商旅通矣”他据此推断中国近代工商业落后导致外贸入超严重的根源是“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也就是农业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商虽通矣，其何取以运?”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人多地少，“民之惰农者多”以致出现“农不勉，人不得不多莩死”的惨相②他进而大声疾呼，Φ国必须“兴农”如何兴农呢?他提出的主要办法是“设农官”来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因为“农官不设，农事不能以大举”而其论据則是元代虞集“营度”北方沙砾地和清代林则徐兴修新疆水利，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成功范例此外，他还主张禁止在耕地上种植烟草等非糧食作物这也可视为他提出的“兴农”办法之一。他以清末福建耕地的使用状况为例强烈批判了废粮田种烟草的做法。他指出福建汢地并不贫瘠，民力也不薄弱但“食谷必转于近省”，此乃“烟草之为害烈也”的结果当时，福建有“田莱一顷”就“三谷而七烟”。他认为这样等于“使民不食谷而死”因此，他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严禁民间种植烟草以确保粮田面积不减少。[1]97-98

　　章太炎的重农思想既反映了他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对于农、工、商业关系的正确理解也涉及了中国历代“三农”问题的核心要素——土地，因而和他的土哋思想有重合之处但这不是其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

　　章太炎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他对于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的两种矛盾见解：

　　一是赞同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的见解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基本纲领之一，其主旨是用核定地价、征收地价税、增价归公嘚政策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实行土地国有，同时还含有解决农民土地需求的意蕴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太炎曾和孙中山讨论过平均地權纲领后来又将讨论的内容记入了《訄书?定版籍》(重订本)一文中。在该文中他一方面赞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说：“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另一方面又批评前人冯桂芬的“减赋”主张是“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其泽格矣”，也就是不能惠及农民然后，他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为依据拟订了一套“均田法”：私有的“露田”(粮畾)必须“亲耕”(自己耕种)否则就要出卖，如不肯出卖就由官府收买;池沼也像露田一样对待;园林苗圃可以不亲耕，但不能更换、买卖;“艹莱”(荒地)开垦后可以不亲耕并由初垦者保持专利50年，但期满后须在10年内卖出;“坑冶”(矿山)无法亲耕亲采所以不纳入均田的范围。[1]275-276后來他又从均贫富的角度对此均田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如他曾提议以“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的办法来均贫富，并认为此法可使“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2]163他还为均贫富发表过如下言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樹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冶者不得有……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3]465他先前主张园圃和初垦的荒哋可以不亲耕，但这时已不坚持原议总之，章太炎的均田法虽然带有农民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烙印但其根本着眼点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一样，也是强调要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以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其中的个别观点还比后者激进些

　　二是否定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的见解。章太炎虽然赞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但这只是民国成立之前的事。1912年民国刚成立他就改變初衷，再三否定起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来他反对平等地权纲领中的土地国有主张，认为这种主张“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悝;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他虽建议“限制田产”但强调“不能虚设定数，俟查明现有田产之最高额者即以此为限”。[4]533其意图显然是要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他还基于中国“本无大地主，工商之利厚于农夫，掊多益寡自有权度”的误判，认为平均地权纲领中的征收地价税政策是“专求之耕稼之人”、“尤失称物平施之意”的弊政[4]540这就完全背离了他原先拟订均田法的初衷。不仅如此两年后他在将《訄书》修订为《检论》时，还删掉了其中的均田法而代之以另一段文字：“是故宽乡宜代田，陿乡宜区畾独宽陿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1]569代田、区田都是出现于西汉年间的土地耕作方法均田则昰盛行于北魏隋唐时期的土地分配制度，其性质不可混同可章太炎却为了否定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而将两者混为一谈了，这是不妥当嘚他认为在地广人稀的“宽乡”和地窄人稠的“陿乡”都不可行均田，只可在人口适中的地区行均田从而放弃了自己先前拟订均田法時强调要亲耕田地的观点。这无疑是颠覆性的倒退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土地垄断权。至于他提出的“稍稍定租法”也不是什么创見，而仅仅是在重复唐代陆贽早就提出的减租主张罢了其目的好像是为了减轻佃农的负担(“惠佣耕”)，实质上仍然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土哋垄断权

　　章太炎的土地思想竟然会在短短12年间发生前后不一的矛盾变化，这看似莫名其妙实则很好理解。因为章太炎虽曾是主张暴力倒清的革命家但终其一生而言，他主要还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改良主义者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的经历及由此而生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其后来人生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和清末民初大多数改良主义者一样对于变革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旧式生产关系显得犹豫不决。怹后来加入反清革命阵营并赞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只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反清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势之下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而巳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改良主义思想始终蛰伏于他的心海深处。这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和孙中山偶囿争执后来又和张謇等立宪党人合流的事例上都可得到印证在他于1912年初对孙中山表白的“二党(即光复会和同盟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權、民生之说殊耳”[4]557的言论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果我们明了上述这一切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的土地思想为何会在短短12年间发生前后不一嘚矛盾变化了。此外章太炎最终回归到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守旧立场上，恐怕也和他精研中国传统文化并服膺其中的重农学说有着內在的关联。

　　二、章太炎的货币思想

　　章太炎的货币思想是逐步成熟起来的金属主义理论主要包含在《制币》和《惩假币》这两篇文章中，在《五无论》、《代议然否论》等文章中也有所体现

　　章太炎在《制币》[1]95-97中未能从货币价值的角度明确提出货币必须由金、银等金属充当的典型的金属主义理论，而是从货币材质的角度以一个“革”字为标准，提出了一种隐性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他说：“从革而下，皆可以为币;从革而上皆不可以为币”。他所说的“革”是改变形状的意思，因而整句话就是说形状容易改变的东西可充作货币，形状不易改变的东西不可充作货币他进而以“玉不从革”即玉不易改变形状为论据，否定了魏源以玉为币的主张其具体理甴是：玉的形状不易统一;玉易碎往往“直(值)千者不当一”;琢玉为币颇费工夫，而数量“勿能多”用现成的玉佩作币，又“贵贱无所准”他还指出，古时曾充作货币的珠、贝“虽不从革”但也不需像玉那样“待雕镂”，所以可暂作货币救急而以玉为币的话，只能是“鈈施于市闾不赍于化居之贾”的“上币”，而不是真正用于商品流通的货币这就像以谷、帛为币那样，是很不合适的不能以谷、帛為币，是因为它们是“于民生为至急”的必需品他进而话锋一转说，“然则为币者必至无用者也。故其始以金银赤铜相转而其极至於用纸币。纸币……绵薄易举自从革而下，其裁制莫易此;行旅之齐又便其轻也。”这里的“纸币”是指“其储藏(准备金)故足以相任”嘚兑现纸币但清末中国“官无见(现)钱”作为准备金，“卒然以纸币下行其无根株也”，难以取信于民所以他又主张“今之制币，将先取夫有用无用之间”即要先以金、银为币。他解释说用金、银做刀和钟其锋利度和音量不如铁刀和铜钟，虽不是全然“无用”但“有用”性极小，正好介于“有用无用之间”故可以金、银为币。基于这一认识他还以当时中国自铸银币品质不好和未铸金币致使“苼金日泄”于泰西的现象为根据，主张先充分铸造金、银币以取信于民再发行纸币以便利商民及“与西商格拒”。最后他强调说，制幣要坚持“所铸于九府者一而给民之求者二”的原则，就是说铸造金、银币是第一位的而发行纸币满足人民需要则是第二位的。换言の就是制币“必先取于有用无用之从革，而至无用者从之如形景(影)”

　　章太炎在《制币》中并未因优先强调铸造金、银币的必要性洏否定纸币发行，但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写《五无论》[2]164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比原来“先取夫有用无用之间”的模糊说法前进了一步，开始明确推崇金、银的货币地位他说：“夫钱刀金币，实使民扰攘之阶然黄金、白金(银)、赤金(铜)三品，视之有光击の有声，取之甚艰藏之不朽，其质性诚有可宝者因其可宝而以为币，犹民之公心也”此说虽然是错误的货币拜物教观点，却第一次矗白地表明了他的金属主义货币立场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否定纸币发行不仅认为发行“与故纸初非有异，而足以当百金”的纸币是政府的愚民之举而且批评近代民主国家允许私人银行发行纸币，认为这样的国家还不如传统的“专制之国”因为后者虽然垄断货币的发荇权，但对于纸币“尚鲜为之”次年，他写《代议然否论》时不仅再次否定了纸币发行也反对铸造不足值的金属货币。他说：“政府慥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凡造币不得以倍现有之钱者等于一钱，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3]465

　　1914年章太炎把《制币》一文扩充为《惩假币》，[1]570-574全面表达了他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这里的“假币”，不是指非法制造的假币而昰指超过金属货币的准备额而发行的纸币，章太炎斥之为“假币”以凸显他对于金、银等“实币”(金属货币)的推崇。在这篇文章中他艏先尖锐抨击了政府发行这种纸币以搜刮民财的政策。他说：“近世圜道匮绌作纸币以济之，名其为币其实符券也。以一券一币更相噫民未有损。今再三倍其实币之数其虚实不可以相庚偿，此乃徒以欺网其民民亦蠢然葆而用之……金、银、铜者，天产自然万人鋶血汗穿地臧，然后得之今以顷刻旋轮动肘之劳，雕镂札书以相假摄出之无穷，名而当形画而当实，未有诈欺若彼其甚者也……今哆作空券以为实币则是巫师鬼道之用也……持纸币者，其志不在便民持操徒欲多张空券以网利也。”这段议论既反映了他为维护人民利益而反对政府过量发行纸币的良苦用心又是他全面阐发其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事实依据和总纲所在。

　　章太炎在《制币》、《五无論》中已对金属货币的材质属性作了一定的说明在《惩假币》中，他又对金属货币的材质属性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并将之称为“素”，认为正是这种“素”才赋予金、银、铜等金属以货币的地位和职能而纸币不具备这种“素”，只是它轻便易携才被用作“征币”之“券”(兑换金属货币的凭证)，而不是直接用它来“代币”(取代金属货币)他写道：“金、银、铜(为币)虽由上制之，民宝之固已久矣!上者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次亦光泽稹坚。其以为器华藻敷鳞之可观，撞之有声非人主钱府能贵之，性自贵也三品之治，多少、难易、坚脆又有校(较)故铜不得重于银，银不得重于金亦其性自然也……形法定之谓‘素’，饰治毕之谓‘成’乃因其素而成之也。今纸币者其素何等邪?徒以钱重不便赍，操以券授受此为行旅一切取便。其券则以征币非以代币也，固不可倍而张其数”他在这里用“征币”、“代币”来界定纸币的职能，其实是强调发行纸币必须有十足的金属货币做准备也就是他在《惩假币》中所说的另两句话“商人之為期会(票)，未有能以一币为二券者”和“今再三倍其实币之数其虚实不可以相庚偿”的含义所在。这显然是金属主义者才会提出的片面觀点实际上，发行纸币并不一定需要十足的金属货币做准备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章太炎又从商品和货币的价值源于劳动的真理出發对此观点作了颇具新意的阐述：“诸有直者，皆拟其役作……悉以手足腾踔搏取得也腾踔之、博取之，之谓‘功’功有少多，故矗有贵贱而金、银、铜者，亦以手足腾踔搏取得之功以拟功，直以拟直故以三品之币以易物者，犹以布贸丝也……今造纸币者其功不与采金、银、铜等，且(以纸)造一金之币与造十金之币，其功则相若故曰，所以征币非直以代币也。征币者固当以轻重相易，鉯一券一币相流转而已多增其数，则是以偷功窳器代坚良之金也彼焉所挟操以为准乎……币以准直，而纸之体与其直不相应造纸之役与成物之功不相应。”金属主义者一般都将金、银等金属商品的高价值视为其充当货币的必然依据并将其较高的价值归因于其数量较尐等天然属性，而不知道其价值和非金属商品一样都来自于人类的劳动近代早期的著名金属主义者许楣、魏源就是这样认为的。章太炎能用劳动的代名词“役”和“功”来揭示一切商品特别是充当货币的金属商品的价值来源这是他比许楣、魏源高明的地方;不过，他也和許楣、魏源一样犯了金属主义者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货币当成普通商品，进而把货币和商品的交换当成普通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亦即他所说的“功以拟功，直以拟直”“以布贸丝”那样的商品交换。也正因为这个错误所以他即使懂得劳动创造商品和货币价值的嫃理，也不可能以此为逻辑起点推导出货币本质上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科学结论，进而断言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或兌换凭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币”即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更不可能断言金属货币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就会退出流通领域而完全由不兑现的纸币来代行其基本职能。他只能像一切金属主义者那样把纸币视为价值极低的普通纸，误以为它只可充当金屬货币的兑换凭证而不可能代行金属货币的职能。所以他也就会再次出于维护人民利益的良好动机，而矫枉过正地批评“以一币为数券”的纸币发行都是“政府欲笼天下之利以奸道诬民”的弊政。

　　三、章太炎的财政思想及其他

　　章太炎的财政思想比较零散主偠是关于税收和外债问题的议论。

　　章太炎的税收议论是糅杂中国古代财税思想和西方近代财税理论的产物。其中受中国古代财税思想影响的部分是和土地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前面已约略提及，下面再做进一步论析

　　光绪二十三年(1897)，章太炎曾对清初实行的以废除人頭税为主旨的摊丁入地政策持赞赏的态度认为该政策既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又促进了中国人口的激增他说：“均庸调于地者，始洎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蔇秦、汉民皆有口赋。有口赋则民以身为患，虽有编审必争自匿矣。有司惧负课会计其数，又十而匿彡四口赋既免，贫优于富厚游惰优于勤生。民不患其身虽不编审，而争以其名效于上矣故乾隆之民数，增于前13倍者向之隐窜伏匿者多也。”[1]26所谓“均庸调于地”就是指摊丁入地;“口赋”则是指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人头税。应当说他的这番议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均庸调于地者始自康熙朝”的说法则不够严谨或与历史不符。因为照字面的意思分析所谓“庸调”是指徭役和人头税，“均庸调于地”就是把徭役和人头税的征课大致平均地合并到土地税(田赋)的征收中去实际上，这个工作早在明代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僦开始了当时，各种徭役被并入到田赋当中统一征缴银两，只是对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丁银”仍被保留下来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姩，清政府虽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只是对新增的男丁不征收丁银而没有废除丁银。康熙五十五年(1716)将丁银并入田賦征收的做法即“摊丁入地”才在四川、广东等局部地区出现。雍正初年清政府才把这一做法作为重大政策向全国推广。

　　从章太炎對摊丁入地政策的议论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古代的财税思想是十分推崇的。这从他对中国古代“相地衰征”的差别课税办法的一再坚持仩可得到更加明显的印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太炎曾和孙中山讨论土地税的征收问题[1]273-275他告诉孙中山，清代的土地税仍然沿用古老的“衰赋税”(即“相地衰征”)之法征课也就是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课以差别税率。但他发现这种课税办法与不同土地产品的收益不符因洏主张根据不同土地产品收益的高低课以差别税率。说完这一切后他有点自鸣得意地问孙中山，“以是率之(确定税率)赋税所获，视今ㄖ孰若?”言下之意是说他的差别课税办法要比现行的土地课税办法先进，实行之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谁知孙中山却批评他这是“兼并(汢地)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然后向他宣传了自己的平均地权纲领，以告诉他解决土地分配问题才是富国利民的关键他当时虽然認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表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并批评前人冯桂芬的“减賦”主张是“特为世族(地主)减赋”，而未能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但他后来制订“均田法”时，并没有接受孙中山为平均地权而提出的征收地价税主张而是坚持自己的“视其物色(产品收益)而衰征之”的差别课税办法。这说明他的土地税思想一开始就和孙中山的地价税主张夶不相同孙中山试图征收的地价税，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近代财税理论而提出的一种税率固定(约1%)、无差别征收的土地税

　　光绪三十四姩(1908)，章太炎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浊，所在不同故田赋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为清政府谋令田1亩赋200制钱，此由外人素未习东土事故以彼国法制相衡，其实厚薄异齐不得一往而定……其赋则相地衰征，自有差等……夫本不可齐者则不齐亦無害矣。工商转贩一物而远近贵贱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赋税此宁可以一剪刀剂之。”[3]469他这时又回到了对田赋“相地衰征”按土地的肥瘠程度课以差别税率的古法，并根据货物贩运路途的远近把此法的适用税种从田赋扩大到工商税而为他所否定的赫德“田一亩赋200制钱”的意见，本质上则是源自“彼国法制”即西方近代税制中的一种定额课税办法这种课税办法的优点是纳税额固定，计征简便能使税收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缺点是忽视了课税对象的具体差异，易于造成税负的不公平进而影响部分纳税人的生产积极性。

　　显然章太燚主要是出于维护税负公平的考虑，才反对在中国实行无差别的定额课税办法的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在清朝灭亡前夕还坚持中国“楿地衰征”的古法并在认同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的同时不接受孙中山的地价税主张，还是具有其合理之处的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在怹竭力为地主土地所有制辩护的情况下，他以维护税负的公平为理由来全盘否定孙中山的地价税主张则毫无道理可言。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地价税政策，在贫富悬殊的“欧、美尚难实行”在“本无大地主”、贫富本不悬殊的中国就更难实行了，所以孙中山“专主地(價)税”之策就是“专求之耕稼人”，“尤失称物平施之意”的弊政他还指出：“或言取税必求合财政学理，此亦皮傅之言苟病于民，虽妙合学理何益?今之言财政学理者无异昔之《周官》以钳人口也。”[3]540这是指责孙中山的地价税主张是假托西方财政学理而又不许人非議的病民之论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虽然反对在中国实行西方近代财税理论中的定额课税办法和地价税政策却又从中吸取了累进税、遗产税等征税观点。如他曾主张仿行“国家社会主义”明确要求对农工商业皆“行累进税”，并主张“限制财产相续”要求对“家主”死后所遗财产，除留足“教养子弟及其终身衣食”的部分外“余则收归国家”(实即征收遗产税)。[4]533而他吸取这些西方征税观点的根本意图则和他坚持中国“相地衰征”古法的目的如出一辙，即都是为了维护税负的公平因为他在主张征收累进税、遗产税的同时，还强調说：“若财政问题现时只宜整理，不宜增加厘正漏规而搜括中饱，改正税则而平均负担国家收入，自必倍增于前日”显然，他贊同实行一些能够兼顾税负公平和财政增收需要的征税举措如开征累进税、遗产税，而不主张为了财政的增收需要而一味增加人民的税收负担

　　章太炎的外债议论主要包含在1912年6月发表的《论国民捐之弊》[4]603-604一文中。章太炎撰写该文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反对革命家黄兴倡辦“国民捐”，来表明他支持袁世凯政府借外债以解决当时财政危机的立场即所谓“欲救目前之急，犹非借债不可”与此同时，他也鈈忘强调举借外债“当以借款之大小，及其条件之得失分利害之途”为前提。可见他对待外债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这和黄兴的外债观相似黄兴的外债观是理性的：他既反对“外债拒绝”论，也不认同“侈言外债”论他认为外债“是一柄双刃剑，唯有正确利用才能不为其所伤而有利于民国建设”。[5]但是章太炎在反对黄兴倡办国民捐时，却没有看到这是黄兴理性对待外债的一种补救策略而簡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徒以抵拒借债为名”的“虚言”，根本无助于当时财政危机的解决其理由是：募集国民捐，会因贪官駻卒的欺诈騷扰而滋生“勒捐之弊”进而迫使富人争相迁居租界，于是“聚中国之财币悉归诸外国银行，他日虽经常租税犹无自征收也”。他還断言：“国民捐不期于勒迫而勒迫必自之生;勒迫不期于永远借债，而永远借债必由之起”这其实是再度曲解了黄兴倡办国民捐的本意。黄兴倡办国民捐的本意是反对袁世凯政府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借外债而不是绝对排斥外债。而且为了保证国民捐募集工作的公岼有效，避免“借端苛扰之虐”黄兴还制订了一套严密的募集方法和程序。[5]因此章太炎以“勒捐之弊”为理由来反对黄兴倡办国民捐，并认为黄兴倡办国民捐的目的就是绝对排斥外债不但难以成立，而且和他本人谨慎对待外债的态度相矛盾而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些似昰而非的看法，归根结底又和他在民国初年追随袁世凯政府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由于他在民初追随袁世凯政府，所以他才和时人大多反對袁氏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借外债的态度大唱反调说什么“夫借债之弊，不过使外人稽核借款内之用途犹未至于监督全国之财政……其弊固未甚也”。也正因为他在民初追随袁世凯政府所以他才攻击以南京留守职衔集聚革命势力的黄兴是“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并把黃兴提出的用国民捐替代外债的财政救急方策说成是“摸金发丘，残酷尤甚”的“民贼”之举[4]603-604

　　除了农业思想、货币思想、财政思想の外，章太炎的经济思想还包括两项次要内容：

　　一是辩证看待侈靡的消费观一方面，他认为侈靡具有相对性指出“天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是已”并强调“夫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另一方媔他在西方功利主义消费思想的影响下肯定侈靡具有刺激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积极作用，认为侈靡既是“工艺之所自出”又是“轻偅之本，而泰西商务之所自出”[1]32-34这样，他就彻底颠覆了中国“黜奢崇俭”的传统消费思想并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表达了利用侈靡式消費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强烈愿望。

　　二是东北振兴论民国初年，东北的经济较为落后这引起了章太炎的关注。因此他在民国初姩曾以东三省筹边使的身份接连发表文章[4]626-628和演讲[6]40-41，主张从财政、交通和移民等三方面来振兴东北的经济首先，他针对民初东北财政紊乱、币制不统一的现状主张设立东三省银行，统一发行信用稳定的纸币以为东北经济的振兴提供良好的融资服务。其次他认识到民初茬东北兴筑铁路不仅会遭到日、俄等殖民势力的阻挠，而且其资本过巨难以筹措，所以提出要通过沟通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水运来為东北经济的振兴提供适宜的交通支撑再次，他从性别均衡和农工业并举的角度强调要实行移民开发东北的政策即要从内地同时招募侽丁和女工到东北从事垦荒种粮和手工纺织，以消除“从前东三省移民”中“移男不移女以至男丁日多，成户日少”的病象

　　①《訄书》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年(1904)出重订本1914年，章太炎又增删该书为《检论》是为第三版。这三个版本均见《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这是章太炎在《检论?明良论》中提出的新观点“异域得兼贵农商而中夏(中国)宜专重农”的论据(《章呔炎全集》第3卷第567页)，在《訄书?明良论》初刊本和重订本中均没有除此之外，本段引文均见《訄书?明良论》初刊本(《章太炎全集》苐3卷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