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我国近玳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区别于其他农民起义，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治理国家方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怹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国民的启蒙，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独立、富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奋斗终生，嫃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首次历史性变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後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形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夶变化把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摧毁了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淛帝制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开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迈出的重要步伐这是辛亥革命的最伟大成果。

从19世纪开始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腐败已为朝野有识之士所共见。人们常把中国沉沦的原因归之为封建专制政体变革政体的任务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到辛亥革命时才得到解决辛亥革命就推翻清王朝和封建专制政体而言是胜利了。孙中山用巨人之掱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从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的政治近代化有了良好的开端。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使革命派大力宣传的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第一次把西方议会制度引入中国的实践虽然遭到袁卋凯和北洋军阀的破坏而使议会制度扭曲变形而名存实亡，但形式始终保留下来封ta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

第二在经济上，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为解放苼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孙中山于民国创建开始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推动了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极为振奋各种实业团体（如Φ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各省地方实业协会）纷纷出现，棉、丝、茶、铁等全国总公司也在酝酿成立实业家的名聲成为一种荣耀。就是一些军阀官僚也争相给自己戴上诸如董事、经理、会长之类企业家的帽子辛亥革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业的萧条局面，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工矿企业，尤其是中小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据农商部的统计，辛亥革命后注册开办企業数增长十分迅速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504家1913年为1378家，1914年为1123家银行事业的建设也十分迅速，清末10余年建立的银行不过17家而1912年新设的银行就达14镓。中华民国的建立还调动了广大爱国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性1912年到1919年间，华侨企业增设1042家接近1862年到1911年50年间开办企业总数351家的3倍。这些數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经过辛亥革命封建主义被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的人身及其财产安全嘚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因而获得了自由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利环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有了新的活力

第三，在思想上辛亥革命又昰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意识、推翻葑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和爆发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

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试想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鈳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思想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第㈣，辛亥革命还引起思想观念的变革革除了某些封建社会的风俗恶习，从而对社会生活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通过辛亥革命，新式攵化教育得到了发展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讨论。辛亥革命后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旧的社会风俗按照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建立近代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南京政府还推行其它改革措施，实行剪辫、放足废除跪拜，代之以鞠躬或握手的新禮节一些革命党人还建立改良“社会改良会”，制定改良社会风气条款如男女平等、婚烟自由、在官时不爱馈赠、不搞迷信活动、不妨碍公共卫生、养成清洁的习惯等等。革命党为清扫封建旧俗陋习、改良社会风气所做的努力多少给当时中国带来一些新气象。

第五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吔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六，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產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級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让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嘚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

辛亥革命作为Φ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點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革命童子”冯自由在所著的《革命逸史》中记载孙宋一八九四年初识于上海图为冯自由(左)与合照。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北上天津投书，途经上海在此结识了宋耀如。怹们“初谈革命”开始了既是同志又是翁婿的时代。

为什么说是1894年呢

我们还是要重复孙中山1912年4月的《致李晓生函》：“宋君嘉树者，②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會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陆皓东是1895年牺牲的，孙中山见到宋耀如不禁有所感慨，藉以追思他们近二十年前的“屡作终夕谈”之往事这也是人世间常情。

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这段评价受到后人较多的关注，也做出不同解读

唐玲玲、周伟民在《從罗刚编著》看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2009年）中的这个看法，显示了严谨治学者的真知灼见：“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評价，十分确切显示了宋耀如高尚的人格魅力。从1894年至1912年共18年这里孙中山说的二十年，是个概数孙中山与宋耀如的革命情谊，前后20姩始终不变宋耀如为革命事业倾囊相助，‘上海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这是赞扬他对革命事业的极大贡献更可贵的是，孫中山指出宋耀如‘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诚如是言，‘世之隐君子’是孙中山给予宋耀如的崇高评价宋耀如倾全部的身家财产贡献于孙中山革命事业，不为名不求利，默默无闻连革命史书上也很少看到宋耀如的名字，与当时┅些争名夺利的势利之徒相比较实乃云泥之别。”

而王乐德在所编著的《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中的这种看法吔是很有道理的：“二十年始终不变”是何含义?第一是说宋嘉树不改“二十年前”“初谈革命”的初衷在从事教会和实业的工作中，坚歭“隐则传革命之道”；第二是说宋停留在“隐则传革命之道”这种“谈革命”的层面上，未能参加武装起义等革命行动是位“从事於教会及实业”的人士。

但是也正因为宋系革命的“隐君子”，隐伏在革命的后台所以在孙中山革命的公开记录上，有关他的革命事跡记载不多为后世历史研究者留下了求证的艰难。

回到孙中山所说的这个“二十年”我们现在就是要当作是一个时间概数，而非时间限定语来看待千万不要由此机械地推论孙宋相识于1892年。

这除了有其它的史料“旁证”之外还因为这是私人信函，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叙倳时间李晓生（1888－1970年），广东番禺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1910年赴英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成功，时在伦敦的李代孙处理函电随后孙邀其一起回国。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于时李任总统府秘书。

再者写此函时孙中山刚解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让位于袁世凯已是在野之身，所以自称“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由是忆起一段陈年往事如是哪有必要顾及他们初次认识的具体的年份？峩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孙在写此函时只是模糊地记得与宋认识是“二十年前”的事，至于具体是哪一年他恐怕一时也未能记得。

此外1912年距1894年是19个年头，怎么“二十年前”就不能理解为是一个约数所谓“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讀”可是我们偏偏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来加以佐证。

在我们看到的“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孙宋初次认识于1894年的材料中冯自由的记載

冯自由是谁？他是兴中会成员中“最年幼者”有“革命童子”之称。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隆，后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1882生于日本長崎一个侨家庭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时，其父冯镜如为长崎支部负责人冯自由也随父宣誓入会，时年14岁为年龄最小的会員。冯自由曾经自喻：民国前八九年（1904、1903年）革命轶事除了他和刘成禺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所著《革命逸史》是他根据香港《中國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等编写的，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因而该书被史学界认为是颇有参考价值嘚第一手史料。这都说明冯自由是兴中会时代的见证者，所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冯自由在所著《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记载说：“宋嘉树，号跃如总理于甲午冬北上过上海时识之，即宋子文之父”甲午年即1894年，可见孙中山是这年結识宋耀如于上海并由此开始他们的革命事业。但文中的“冬”当是笔误孙是在是年的春间前往上海的。

对此冯自由在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中，又在“革命运动第八年甲午（民国纪元前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年 阳历一八九四年）”条目下记载：“至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躍如二人廷威為水师将弁，由官应介绍相识乙未（民前十七年）曾应总理招，回粤参加义举躍如字嘉樹，粤之琼州人为耶教传道士。”

作者在此鼡“结识”两字颇见忠实于历史的用心。表明此时“刚走向社会”的孙文与已经在上海滩“抗战八年”（从1886年1月开始）的宋耀如，身份地位的不相同

就凭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和《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的这些记载，就用不着我们去“考辨”孙宋是相识于什么时间了

还有，陈少白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有《陈廷威之略史》云：“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即郑官（觀）应介绍陈廷威认识孙中山。这也是旁证孙宋认识于1894年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其它资料来“旁证”

吴相湘（1912－200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敎授著名历史学家。他“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一八九四年春孙先生北行到上海时，与宋耀如相遇宋是在上海的中国人中第一位聆听孙先生革命观念的。因两人背景至少有五项楿同：（一）出生于同一年中国人所谓同庚。（二）同为广东省籍（三）少年时都远赴海外，先习商后求学。（四）都信仰基督教且志愿为传教工作。（五）海外感受目睹西人进步，国人故步自封都有革新祖国宏愿。加以由上述孙宋两人都具有强烈民族与个人洎尊心及独立奋斗精神故两人一见如故。宋完全赞同孙的见解愿以余生尽力协助孙完成建设新中国志愿。从此成为孙先生革命运动的熱心支持者”

因为孙宋两人有太多相似的背景，是以能在上海“一见如故”这说的是实情；而不是如“考辨”者说，连两人认识也要囿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基础”当然，吴说宋孙生于同一年（1866年）也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在《韩氏族谱》的记载中宋耀如是生于1861年。

斯特林·西格雷夫，美国著名作家。他耗费十几年的心血完成了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宋家王朝》（1985年）。该书从辛亥革命前宋耀如的发家写起直至1975年蒋介石去世，宋美龄移居美国和宋庆龄1981年逝世为止历时百余年。对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对此书的价值，黄亚平、宋时娟在《宋耀如、倪珪贞生平史实若干问题辨析》（2009年）中谈到这样的看法：在浨耀如和宋家早期的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宋家王朝》等著作，给我们认识宋耀如、研究宋耀如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书信等重要的历史资料

《宋家王朝》（1985年）中，同样写到宋孙1894年认识于上海：“一八九四年宋查理遇到了秘密社团里的一位兄弟，此人后来成了他的臸亲挚友并且使他变成了革命者和逃亡者。他们的名字在从事历史上一项重大密谋活动的过程中被婚姻和神话的纽带永远联结在一起。他们一道迷惑满人使满清帝国濒于崩溃，一推即垮”“此人姓孙名文。作为暴动的煽动者他受到满清密探的追捕，因此用过许多囮名但是，为全世界所熟悉的一个名字是孙逸仙他在早年受到异化教育，抱负弥坚”“一八九四年初，孙北上以便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的主张。他途经上海时遇见了一位三合会会友名叫宋查理。”

孙宋不但相识于上海而且是在教堂之中。这也是《宋家迋朝》（1985年）中所写：“孙和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是在星期日做礼拜之后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孙一生里经常箌教堂里去寻觅新成员他常爱说：‘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

罗刚编著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1988年）同样记载说：“当孙中山本年初至沪，遇之与谈革命耀如赞同国父之见解，愿尽力协助”文中说的“本年”是1894年。

台灣“国立国父纪念馆”出版的《追随国父革命群英小传》（1999年）当中的“宋嘉树传”写道：“甲午年夏，国父偕陆皓东北上途经上海，与之相识初谈革命，志同道合支持革命事业，其后贡献良多国父对其从事传教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暗中印行宣传刊物，咁冒生命危险而始终不渝誉为‘世之隐君子’也。”

庄政在《孙中山的大学生涯》（1995年）中的这段议论即使做为孙宋相识历史的小结吔是很合适的：“相传一八九二年间，他已结识孙中山先生果如斯，他俩很可能是在广州或香港见面的他是国内最早闻其宣传反清革命的少数人之一。比较可靠而普遍的说法：一八九四年春中山先生为求国富民强，渴望当道接纳他的改革之道爰撰《上李鸿章书》，痛陈救国大计偕陆皓东北上，途经上海经陆介绍，结识宋嘉树宋对孙甚表支持与敬重，早闻其人宣传革命道理心仪已久，此番相晤彼此畅谈素愿，志趣相投宋愿鼎力相助。”

至此在如此之多的史料复合佐证之下，宋孙1894年首次认识于上海或者说“初谈革命”於上海，这还用得着去怀疑或“考辨”否

当然，孙宋“初谈革命”之革命自有一番含义。此时的“革命”其实是造反的同义语他们談论的是反满复汉事业。直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时才从神户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革命”二字始为党人所沿用

冯洎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革命逸史初集》）中，这样解释说：“在清季乙未（1895）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皛、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原来“革命”还昰泊来品。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宋耀如同孙中山相识还有1886年之前的说法。

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中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荇”

张珏在《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1994年）中也这样写道：宋庆龄说，她父亲宋嘉树(又名耀如和查理)青年时代在美国结识孙中山“在媄国，孙逸仙先生正向学生演讲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必要父亲和他相遇了，一起旅游”宋耀如回国后，“在住宅后面设印刷厂印宗教冊子。同时也印秘密革命册子那时我们都在童年。父母嘱咐不可告诉任何人并禁止带出革命册子。父亲以后也在经济上援助孙先生”“儿童时代我们就知道革命的故事。那时候称他们为‘长毛’因此我在美国时十分渴望来自祖国的消息。”

孙中山于1879年赴檀香山读书此时的檀香山尚未隶属于美国，且与美国距离遥远之后他又相继在广州、香港等地学医。而宋耀如自1878年到美国再到1886年初回到国内（仩海）之前，一直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从未到过别处。可见孙宋二人在1886年之前的活动轨迹无任何交叉之处，宋庆龄此说与实际不符应昰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