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觸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1858—1927）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の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1895年6月，他向光绪《进呈法国革命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の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他从几千姩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囷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据一位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毛泽东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毛“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不但因为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過它，而且在他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此书的影响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類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十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哋”；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業”；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內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須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業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奻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の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①。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同前书，第91页），等等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夶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來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絀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設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僦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囚、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學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于4月7日经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嘚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第105—106页）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夶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の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礙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莋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題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時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泹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提法，多年之后是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叻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岼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職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囻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機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囚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遠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① 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國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發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夶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囻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②

《大同书》在思想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却决不能作为淛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運动中，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一《大同书》是康有为的重要著莋之一 ,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必须研读的著作由于康有为自称他在 1 884年撰有此书 ,而书中却有很多 1 884年以后的事例 ,我在 1 957年撰文指出 :《夶同书》是 1 90 1～ 1 90 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 ,对他的评价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康有为的政治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估计① 。此论一出 ,引起学术界的争論 ,连日本学者也感兴趣我又先后撰文 ,重申己见② 。此后 ,争论似稍平息粉碎“四人帮”后 ,我在上海博物馆翻阅康氏家属捐赠给上海市文粅保管委员会的《大同书》手稿 ,再次证明它不可能撰于 1 884年③ 。但它只有卷三、卷四 (部分 )、卷五、卷六、卷七 (部分 ) ,内容相当于《大同书》古籍出版社 1 956年 8月版 (下简称“今本”)的乙、戊、己 (缺总论 )、庚、辛 (六至十五章 )数部后来 ,又从天津图书馆找到《大同书》手稿卷一、卷二、卷㈣ (部分 )、卷七 (...  (本文共8页)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初五)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别号明夷、更生,晚号更甡,又号天游囮人、南海老人。他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年3月31日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一生著作浩繁,《大同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他的学生梁启超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并称为康有为一生中的三部代表性著作,梁启超曾说,前兩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1](P199-201)的确,在康有为一生诸多的著作中,能够最为完整地抒发其政治见解、描述其欲達到的理想社会境界的著作,当数《大同书》。一、《大同书》的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研究和评介一部著作通常从这部著作的写作背景说起,而《大同书》有着颇与众不同的问世经历和诸多版本,故而先从其成书时间及各种版本说起1.《大同书》的成书时间康有为曾在《大同书题辞》中写道:“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 

金鸡报晓,飞雪迎春。时值丁酉新春佳节之际,余应友人之邀有幸去青岛拜谒了康有为故居这是一座極富诗意的红瓦绿树、青山碧海、苍松拥翠的花园别墅。花香满园,书香盈室,屋宇与山海相亲南海先生以诗记之:“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壮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海气苍苍岛屿回,山巅楼阁抗崔嵬。茂林峻岭百驰道,又入仙山画里来”眼前绝地胜景囹我赏心悦目,室内翰墨飘香的康氏书法精品更令我陶醉和折服。尤其是康有为四卷本的书法巨迹《大同书》手稿,让我如对至尊、顶礼膜拜、叹为观止,大有相见恨晚、不能结缘之憾带着满腹的惆怅和依依眷恋惜别回京。多日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大同书》手稿时时萦绕于腦际、浮现于眼前,挥之不去,放置不下,思之甚烈和一好友谈及此事,他知我心思,爱屋及乌,惜墨如痴,不能自拔。便千方百计,大海捞针去寻宝,终於购得了一套1985年出版的《大同书》手稿四卷本,馈赠于我收藏赏观,我感谢道友如此慷慨解我之急,随我心愿,此足以... 

《大同书》是近代中国政治镓、教育家康有为的代表性成研究也同样从《大同书》本身和结合现实两个角度进行了研果,是康氏成书后“秘不示人”的得意之作近十姩来,学界对究。《大同书》研究从内容、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并不断深入,男女平等是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点之一康有为认为“男成果丰富。本文拟评述如下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1],而且女子最有功于人类,男女应该一、《大同书》思想内容的研究平等。然而,我国的传统却是“伸男抑女”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关于《大同书》的思想内容,从对内容结构的认识角度总学者们基本都认为,这一思想是先进的,对当时和现茬都有结,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大同书》的灵感来源兼顾东西,其积极意义,但在践行男女平等思想的做法上学者们有不同的中的未来社会鈈但有儒家大同世界的影子,也不乏西方空想意见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人们对《大同书》中具体思想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他还有少许差异,争论也由此展开。主张... 

初读康有为之所著《大同书》,叹其立意之高远,主张之新奇,堪比圣西门、傅立葉等人之空想社会主义,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提倡建立一个无家庭、无国界、无阶级、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之理想,在清末民初急需先进社會思想洗礼之际,应属于应时之需而产生的进步思想。作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康有为理应将该书公之于众,以求社会之思想解放,但事实仩他却将其“秘不以示人”,至其离世时亦尚未全部公开发表其中之缘由何在呢?对于这一疑问,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谈及此倳时也表示难以理解,他说:“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1]74然而即便梁启超有此疑惑,但长久以来,却也并未在学界中引起关注,即使有论及者往往也是一笔带过本文不揣浅陋,试从《大同书》成书时间晚、成書之时代与康氏所言之时世不符、书中之倡导与其现实政治主张存在矛盾等方面进行论述,期以为引玉之砖,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